白衣卿相

1941年初发生的皖南事变确实震惊中外，皖南新四军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事变后国民党在政治和舆论上的处境也十分被动。历来关于事变是怎样发生的及事变前的一些相关情况史学界都有个不少的讨论，现在大多都已盖棺定论，而笔者近来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重新分析对比，提出一些浅薄之见。








—，中 共与项英



在事变发生前的犹豫不决，耽误时机的右倾错误是比较明显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关于中 共在事件中的失误也是比较明显的，这里我们不再讨论已被大家讨论得过多的策略性失误，而是组织管理和用人方面的失误。事变前中 共已觉察出项与中央在路线和策略上的不一致，针对中央的态度项也表明了自己看法“为保证中央方针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我郑重请求中央立即派政治局委员到四军及东南局负统导之责……应公开宣布撤我之职是属必要的”（1），在1940年5月12日的报告中，项再次表明“不能继续领导而且无法领导，为党的利益应公开宣布撤职，为便利更能团结全体军队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变领导不可 ，只有改换领导为有利”（2），针对这一系列的报告，中央并未采取免职或其他果断措施以保障政令的畅通和军队胜利北移，反而在1940年5月23日中 共又发出一份关于项英错误的性质及东南局及军分会仍由项领导的指示，在中称“……在执行这一路线时犯了个别错误……应继续担东南局及军分会书记之责……时局严重转变关头全党同志应团结一致……项英同志的领导下亲密团结……”（3），在这份批评报告中的‘个别错误’措辞模糊，很难有说服力和震慑力，这一点就连项在1940年5月29日对中 共批评不满的报告中谈到“我认为对一个较负责同志（就是一个老党员吧！）有错误应公平批评和指斥，不要含而不言的曲折婉转……如若不了解错误均无法改正和转变，对领导是极端有害的，但我公开说对于领导已无信心，而事态变化无穷，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请求改换领导……”（4）。



总上，我们不难看出，中央在人事指导策略上的严重失误，针对项的多次请求，中央未准。依我看来在当时撤职或接受辞职未尝不可，一是新四军内部不乏优秀领导人才，二是此时是1940年5月离期限还有好几个月，即便换将也不会对军心有太大的影响。虽未准，但中央对项的批评含混其辞，不利于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改进和革命的发展。








二，关于时间和路线问题



在1940年12月9日的蒋介石展期限新四军北移手令中“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5），当时北渡的路线有两条，“一是经马头镇，孙家埠，郎溪至水西地区，然后经苏南敌战区北渡长江至苏北。另一条是从铜陵，繁昌之间北渡长江至无为”（6），中 共最早的原备北渡路线是第二条，后由于被桂军占领，且沿江有日伪据点，后经两军相商走第一条路线，但12月25日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铜陵繁昌渡江。最后在新四军北移的前夜即1941年1月3日，蒋在指定新四军北移路线的电文中“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掩护”（7）。新四军北移的实际时间为1月4日夜，分三队从云岭出发，先向东南方向的泾县移动，再打算从苏南渡江，这条路线也是得到毛，朱的肯定的，在1941年1月3日朱毛关于皖南新四军立即开往苏南致叶挺，项英电中“你们全部开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8）。



综合以上我们不难看出 ：在当时的国共合作情况下，共军承诺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接受统一领导，而这次行动在时间和路线上明显地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虽然毛及中 共对当时的形势估计严重失误这是不争的事实（9），但是这种对国民党军令闻而不睬的态度未免太轻率，说严重一些是把近万名新四军战士生命作为赌注。








三，事变发生的偶然而非必然



关于事变的发生传统的大部分人的观点都认为是蒋集团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标志，是有预谋和有计划的，而笔者通过对史料的探询和对比得出此事的发生偶然而非必然，不是国军蓄意要消灭在这一地区的新四军，更不是共军要存心进攻国军，现将理由阐述如下；先说共军是否是有主动袭击国军的意图呢？我想能推翻这个假设的理由谁都能讲一大堆，只要他稍微懂点历史。那么在这里我就只举一个关键的事实，我们都知道当时共军的总体兵力与国军病房里相比一牛毛而已，在皖南的新四军军力是国军部署在这一地区的十分之一左右，若主动攻击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陆军一四四师唐明昭部在皖南围击新四军部战斗详报（1941年1月5日—20日）中的战斗终结中分析共军败因有一条是“非战斗员随军者太多，行动迟滞，无武装非战斗人员约占三分之一左右，行李不但增多，给养亦所不资……”（10），从中也可看出主动攻击不可能。



那么是不是国军蓄意的呢，当然如以往所认定的那样，1940、41年的国际形势对蒋发动又一次反共高潮很是有利，但是人们在研究历史，在为自己心里早已有定论的论点寻找论据时。往往人为地夸大有利于自己论点的一面而忽视或缩小另一面，不管这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这将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大打折扣，阻碍对历史真实性探究进程。其实这种有利因素有限且受国内因素制约，西安事变改变了国内局势，使蒋在以后处理国共关系上不得不着重考虑社会舆论和自己执政威信削弱的压力，国难当头，我想蒋不会有大规模剿匪的强烈愿望和计划，即便有也不会自己动手，他会借刀杀人（当然抗战胜利后又应当别论）。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在事变发生时，国军在这一地区突然集结了众多兵力，难道这不是早就心存预谋吗？问得有道理，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作为中央军的国军在当时命令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谨慎甚多，也要防止共军北上途中的不臆之举（因为此前已发生个多起双方有争议的类似事件）是有必要的。以下略引三个国民党内部文件，以资作证，在国民政府军令部制订的‘防制皖南新四军具体意见’中，“为防制中 共在皖南利用固彼等军事之意外……”（11）；何应钦关于‘解决江南新四军亲笔函（1940年12月3日）’“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N4A（笔者注：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军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12）；陆军一四四师唐明昭部在皖南围击新四军部战斗详报（1941年1月5日—20日）“师受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刘指挥二十九年十二月下旬以防止该军万一反动之目的，分向云领，戴家汇方向严密搜索警戒方是以一团兵集结太平，防匪南窜……”（13）。



那么既然双方都没有谁吃谁的意图，事情又是怎样发生的呢？我认为这是由于新四军军委的错误决定导致的偶然事件，在皖南新四军出发前九千多人编成三个纵队，一月四日晚移动，在这里就涉及到三队的行动方向和路线问题，据事变的亲历者叶超同志回忆“一纵队为左路纵队……准备五日晚上通过球岭，向榔桥河地区前进。二纵队为中央纵队……准备五日晚上经高坦，丕岭向星坛前进……。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纵队部率五团到达茂林附近地区集中，其特务团四日晚到铜山地区集中并前去占领樵山，大麻岭，徉攻太平，这样一个态势目的是使敌人产生错觉，以为我们要向黄山、太平地区前进”（14）。这一点也可从陆军第四十师方日英部在皖南围击新四军部战斗详报（1941年1月4日—15日）中“元月六日，复以其全力兵分三路，（一路榧岭山口，一由屯仓徐源岭，一由人坑双家洲）向我进攻，欲将本师主力击破而达到阴谋之企图”（15）中得到证实。从地图（下注）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四军徉攻的的路线和国军一直担心的（并在此布防）最后真的不期而遇地吻合，由局部引起的战斗牵一发而动全身。还有一点，因为国军的兵力都部署在安徽东南部的宁国，广德，青阳，太平一带（下注地图），若这次事变是有预谋的，那么照理说国民党方面给新四军规定的北上路线应该也是这同一方向，但事实确不是这样，不论在早些时的1940年12月10日蒋密令顾祝同‘解决’江南新四军电“（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路线亦可（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16）中，还是在前面 我们已说过在最后1941年1月3日，蒋在指定新四军北移路线的电文中“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中可明显地看出规定路线和布防地区是不一致的，我想论述到这里事实已很清晰了。



总上几点我可以得出战争本可避免，这个事件的发生没有必然性，在那时那地，双方都没有谁主动吃掉谁的意图，也就是说若新四军不‘违反’中央军在北移时间和路线上的军令的话，事件不会发生，在这里时间是次要，路线是诱发的主因。








注：关于文中涉及的路线请参见《皖南事变回忆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中国CCP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中 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 两书中的附图








【1】 （5）（7）（12）分别参见《皖南事变资料选》第71，74，111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



【2】 （6）（14）分别参见《皖南事变回忆录》第3，6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年。



【3】 （1）（2）（3）（4）（8）分别参见中央党史资料丛书，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66，67，66，68，127页。 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4】 （9）参考《走近真实—中国革命的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 杨奎松
2001年 第288页 【5】 （10）（11）（13）（15）（16）分别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464，345，488，429，42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66989

LEA大哥说的对...被掩盖的史料太多...无法判断..从事实看太祖又少了个对手

hussarkoala

少了个对手           精辟,佩服

～驴马驯～

66989

有意思的是彭将军是打扫战场登高欣赏胜利果实被长眼的流弹击中沁脏..吭都没吭就.....也好..免了日后生不如死....天意不可违

chuchu238

其实 毛也要付很大的责任 形式判断有失误 记念项英100年的会议上发出了信号 事实上以给他平了反 他只付应该的责任 但gmd是有预谋的豪无疑问 而且这也是一关键的事件 人心向背的关键 中外舆论都不赞成 蒋被迫发表讲话"以后绝无剿共的军事"但也留了一个伏笔 表示只会剿匪 不会剿共 以后就成立了形形色色的"剿匪司令部"(以前称剿共) (汤恩伯、李品仙、王仲廉、韩德勤等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 别人问起来 蒋就说我是在剿匪啊 到底是青红帮出生的 2楼的可笑的很人家是向北走啊 国军大后方在那 在四川 大西南啊 gcd的武器都是从别人手中夺来的 日本人会允许gcd在自己的占领区建立根据地吗?倒是gmd留下来的军队42年后很少有坚持下来抗战的 大部分成了伪军 gmd有56个中央委员投降 带过去军队100多万 其任务是"协助皇军维持治安" 枪口对准了祖国人民!

chuchu238

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共军正在进行百团大战时，蒋介石忽命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向共军首领发出皓电，指责共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不打敌人而并吞友军。据此限令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非奉命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线外。蒋介石真正的心病则是，新四军所占地盘是苏、浙、皖三省的战略黄金地区，一旦战争结束，华东重镇很可能落入中共手中，当然严重关切，一再跟驻渝中共代表周恩来交涉，要新四军搬家。（参阅孟绝子《蒋介石的报应——顾祝同大屠杀的结果》，页一至十）一个月后，朱德等共军将领发表佳电，一面揭露反共阴谋，向国民党做政治攻击；另一方面表示愿将新四军开往长江以北，向国民党做军事让步。蒋遂于十二月九日以委员长命令发布手令，准予宽展时限，令江南之新四军限于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江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开往黄河以北地区。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则限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往黄河以北。（手令原迹见《苦心孤诣艰苦卓绝》，页二二四）可见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把所有共军都赶到黄河以北去。到一九四○年十二月下旬，江南的新四军十万人马已大都北移。

然而当剩下的新四军军部及三个支队共约九千余人准备北移时，如按照顾祝同画好的路线，就会走入日军重炮的虎口，于是周恩来向蒋要求改变路线，蒋佯允之，然而于一九四一年元月六日行至茂林一带时，突遭蒋介石嫡系部队，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所辖的八万余众围歼，血战七昼夜之后，仅二千余人突围，其余四千余人或死或俘。军长叶挺被俘，参谋长 （应是副军长、政治委员——编者）项英遇害。斯即轰动一时的“皖南事变”。

本来在二年多前，毛泽东从军事和政治上大处着眼，早已指示新四军尽快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周恩来还于一九三九年二月亲自向新四军传递“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一九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望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增援皖东”。三天之后，朱毛又再度电催。但项英舍不得已经建立的根据地，一心想“株守皖南”。当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急电如火、磨刀霍霍，毛泽东更促叶、项尽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皓电发后，毛更明言：“如留皖南，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望考虑。”（引自黄开源等撰《皖南事变及其历史教训》，《安徽师大学报》 （一九八一）三，页二十）叶、项虽于十月中旬派一个挺进团北上至无为，但仍下不了北移的决心。项英仍屡向中央列举北渡的困难。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延安又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开动完毕。”十一月三十日，毛又电令叶、项：“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底移完。”新四军到十二月三日才开始移动部分非战斗人员，完全不知情况紧急，还梦想要国民党发饷弹后再开动。最后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复电中，严厉批评项英，才于两天后立即北移，但又选择了错误的北上路线（详阅同书，页二十一至二十二），更加延误时机，并坠入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之内，于一九四一年元月十四日被歼。

蒋介石本来就想借故消灭新四军，于发布限期北移手令之翌日，即密令顾祝同部署，若该军“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见《皖南事变资料选》，页四○二）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密令顾祝同、上官云相：在行动中要特别秘密、迅速，彻底消灭新四军，不使漏网。一月八日，顾祝同又密令上官云相，“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十二小时内，一鼓而歼之”。（原件藏南京二档馆）叶挺、项英不明形势，犹豫不决，不仅坐失突围的时机，保住实力，而且正中蒋计，惨遭歼灭。

蒋介石原估计需经三个月战斗，才能歼灭新四军，不料前后不过一个多礼拜。论功行赏，三十二集团军司令上官长官独得奖赏法币五万元（当时一个上校的月薪大约是一百二十元）。一月十七日，蒋兴奋之余，断然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一月三十日，对此事仍感满意，在日记上写道：

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也。见《蒋总统秘录》，页二七一七。

他把此事与中山舰事件相提并论，甚有意思，有助于理解中山舰事件的性质，原来都是自我导演的反共狠招。不过，对他而言，皖南事变还不如中山舰事件成功，并没有把共产党压下去，甚至损人损己，完全得不偿失。蒋介石自以为得计，却忘了他以领导抗日的主帅，歼灭了一支于抗日有功的部队，于理已经有亏。他的军委会发言人说新四军叛变，因他们要开往被敌人占领的京、沪、杭三角地区建立根据地，更是自失立场，被毛泽东讥为“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被扣上外通日寇共同反共的帽子（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七三四至七三五），给延安提供了一个向重庆做猛烈政治进攻的大题目，令蒋处处被动，一面要钳制国内舆论，另一面又要向苏、美、英各国解释，弄得焦头烂额。特务不准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发表新四军被团歼的新闻，已见心虚，而周恩来在一月十八日报纸第二版开天窗处，仅书：“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在第三版开天窗处，题了四言四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反而轰动重庆，引起对中共更广泛的同情。国民党特务查禁报刊、捕打报童，反而愈描愈黑。蒋介石撤销新四军番号，更是失策?选撤销有什么用？反而把新四军“解放”了，不再隶属以蒋为首的国民革命军序列。毛泽东于撤销后的第三天，就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命令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该军虽被歼灭六千余人，但在华中与苏南总共尚有九万余人，蒋介石完全管不着了，也不再提调往黄河以北的事了。事实上，毛泽东于皖南事变后，将江南的新四军加上黄克诚部编了七个师，于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正式发布命令。不久又在华中建立三个战略地区，正好让红军在华中地区尽情发展。一九四九年五月，陈毅率领第三野战军攻占上海，并出任上海市长，谭震林出任浙江省主席，都是原新四军人马。即使在军事上，蒋也是绝对得不偿失的。

在政治上，毛泽东更是针锋相对，攻势凌厉。指责国民党亲日派策动反共高潮，欲与日本联合剿共，“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七三一）这是相当严厉的指责，在这样严厉的指责下，难怪蒋介石对日和谈常常有心无力了。而毛泽东更进而提出十二条相逼，不仅要求认错、取消“反动命令”，还要求释放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最有趣的是，毛还要求蒋“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表示蒋既未实行，亦未服从。

在中共强大的政治攻势以及中外舆论压力下，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七日公开表示，“绝不致因制裁叛逆而引起内战”，意思是不会为此与中共决裂，并强调不会像汪精卫那样破坏抗战，出卖民族，口气已经改攻为守了。三月一日国民参政院将开幕，中共参政员七人声称皖南事变善后办法未定夺前，拒绝出席，又给蒋介石出了难题。蒋于三月八日会上保证“以后绝无剿共军事”，并“诚恳地向毛泽东、董必武等参政员劝勉”，并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员，以及释放被国民党第十六军扣留的八路军李华等二十五人。三月十四日蒋还特别请周恩来夫妇吃午饭。（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九八）此一发展促使毛泽东于三月十二日致电周恩来时，径骂蒋介石“这个大流氓，实际是欺软怕硬的”。中山舰事件使蒋介石的反共潮得逞，但新四军事件不仅未得逞，反而更加倒退，他想统一的军令、政令，更加无望了。

很多人认为皖南事变终结了国共合作，甚至说毛泽东因共产国际压力才同意抗日统一战线，正好乘此机会终结，真是笑话?选蒋不要决裂，毛为何要决裂？难道希望蒋日和谈成功，联合起来剿共吗？毛因皖南事变对重庆做猛烈的政治攻击，抓住“理”字不放，然而攻击之余，他不指名蒋，只称“亲日派”，而且以“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以及保卫民族国家为说，显然留下余地。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有理、有让、有利”，确是高招。江南一叶的凋零，给延安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此一政治资本的利息也滚滚而来。

http://www.tushucheng.com/read/jiangjieshipingchuan/144533.html
自己去看 gmd军事上有小得逞 gcd政治上收获更大 是长远的利益 对中国政局影响深远 2楼的可以看这一段:如按照顾祝同画好的路线，就会走入日军重炮的虎口，于是周恩来向蒋要求改变路线，蒋佯允之，，“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十二小时内，一鼓而歼之”。（原件藏南京二档馆）中央电视台有节目 大家可以申请看原件(影印的)

batistuta

项英是携财太多而亡的！看来是GCD的贪官！

linux07

项英不算什么好鸟；毛权力斗争的几个祭品，只有瞿秋白，陈昌浩，彭德怀这几个是比较冤的，人品也算不错的。林彪算半个；陈昌浩最冤，完全是因为跟错了人被整；其他的像刘少奇张国焘什么的，被整之前害过不少人

honecker

项英一死  老毛肯定偷着笑呢~

=Era=

新四军其实是被自家人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