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壓倒民主——《歷史的先聲》(港版)序
看完這本書就像做了一場大夢一樣。說它是夢,是因為夢到了過去;但它又不太像夢,雖然長長的五六十年給它蒙上了一層惝恍迷離的薄霧輕紗,它畢竟還是太真實了。收在書中的上百篇文章和幾十幅圖片幾乎都是我自己曾一字一句看過讀過並且宣傳過的。這些文章、講話、文件都發表在1941年到1946年,正好是我上大學到參加工作的時代。我領導當時的抗日民主學生運動時,這些文章就是我們的口號和綱領。抗戰勝利後我到了《新華日報》,由於是新手,那時還輪不上我寫這書裡所收的文章。我現在已無法辨認這書裡的哪篇文章是誰寫的了,但我還能記憶起這些文章的作者們的音容笑貌來,他們大多已經過世:范劍涯、鐘穎、陳馳、鄒適今……;且不說名氣要大得多的領導人潘梓年、章漢夫、張友漁、夏衍……;當然還有至今還活在中國人民記憶中的毛澤東和周恩來。
我自己當時是個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積極分子,是學生運動活躍的組織者。我完全信奉毛澤東、共產黨提出的一切口號、一切理論,雖然我在國民黨統治下並沒有經歷過什麼大的危險,然而主觀上確也是捨生忘死地願意為其實現而奮鬥的。現在重讀這本書的時候,簡直不知道心頭是什麼滋味。是我騙了人嗎?從這本書上所寫的一切和我當時的言行來看,對比後來的歷史事實,我無法逃避騙人的責任。但又是誰騙了我呢?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這難道也是我幹過的事嗎?不錯,我是向我的同齡人或者行輩稍晚於我的人宣傳過“黃金世界的預約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難道敢說自己曾作了莊嚴的承諾嗎?這樣說不是自我膨脹得沒了邊了嗎?我倒是想懺悔,但是我配嗎?
有一個老朋友,是六十年前的留美學生、中共黨員,1957年在駐外使館工作。使館本來是不划右派的,不知怎麼他忽然在夏天回國一行,結果當上了右派,受的罪比我大得多了。七十年代末與我重逢,我問他是不是感到委屈。他說:“我在美國把那麼多留學生都動員回國了,他們紛紛被劃為右派,我自己要是逃脫了,怎麼對得起別人呢?”我只能說,我的心情也同他差不多。我也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而且是極右分子。
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個著名的論點:抗戰壓倒啟蒙。這是得到許多人讚同的,我也曾以為此說近乎情理。戰爭總是要限制一點人民的自由,民主如英美,凡事關軍事機密的新聞,也要送審,何況民主意識十分薄弱、自由權利十分脆弱、而專制主義又根深柢固的中國。但是讀完這本書後卻發現事情未必如此簡單。收在本書中的文章,從毛澤東的正式講話起,幾乎都強調:“只有民主,抗戰才能有力量”;“中國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1];“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2]。類似的言論充塞在這本書中。其實,就整個抗戰時期而言,毛澤東和共產黨主張民主的言論,本書失收的還有很多。最重要的如毛澤東1937年5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指出的:為了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沒有國內民主不行;“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的一環。看不清民主任務的重要性,降低對於爭取民主的努力,我們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抗日民主互為條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予民主運動發展以有利的條件。 ”[3]照此觀點,怎能得出結論說抗戰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呢?
當然,這是共產黨方面的要求,如果執掌全國政權的國民黨不理,也還是沒有辦法。但是,國民黨好歹接受了共產黨的意見而決定對日抗戰了。抗戰開始前夕,武裝對抗國民黨十年之久且自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共產黨即已取得合法地位,從“匪黨”變成“友黨”了。八年抗戰使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類似於兩黨並立的局面,人民言論自由的空間有了相當的擴大(主要是在國民黨統治區)。這就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開頭所說的:“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4]不過這個比喻實在不大恰當,因為國共兩黨歷來都是擁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其實是很表面的,內裡都是極力想擴大自己的勢力、甚至吃掉對方,雙方的合作因此幾度瀕於破裂,總算勉強拖到1945年日本投降。 1946年舉行了中國歷史上代表性最廣泛也最民主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如何實現中國人民的百年大願──民主憲政,連《和平建國綱領》都協議通過了,但就因為國共雙方在軍隊國家化和各自實際控制區的劃分上相持不下,而使會議的結果歸於流產。雙方都是相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於是中國的命運還是要靠武力來決定。
事實上,整個二十世紀里中國曾有過六次民主啟蒙運動。第一次是十九世紀末(1898年)的戊戌維新。第二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推翻了清朝,使傳承了兩千多年的皇帝從此退出中國的歷史舞台,但卻不能阻止更精密嚴酷的專制主義捲土重來,而且變本加厲。第三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樹起了“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給中國的現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在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打倒了軍閥,重新統一了中國,把“五四”精神最粗淺的觀念推廣到了全國各地。第五次始於1937年抗戰開始之時,後來因為軍事上失利,抗戰越來越艱難,國共兩黨的矛盾也越來越大,終使民主運動趨於消沉。直到1944年末日本失敗的徵像已露,才又出現了第六次民主運動的高潮。抗戰勝利後,百年國恥已洗盡,租界收回了,不平等條約被廢除,領事裁判權撤銷,中國以世界五強之一的身份,不但成為聯合國的發起國,而且成為握有否決權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那時人們多認為,1840年以來中國最大的民族願望──實行憲政民主──已經伸手可及了,因而熱烈參與討論起“民主建國綱領”來。這場運動一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军推翻了國民黨在中國大陸二十年的統治、召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共同綱領才算結束。人們完全沒有料到,這次抗日戰爭勝利帶來的民主啟蒙運動的結束,也是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民主啟蒙運動的終結。 1957年還有一次為響應偉大領袖毛澤東的號召而進行的一個多月的“大鳴大放”,然而那不過是以前歷次民主啟蒙運動哀痛而淒厲的迴聲而已,凡是鳴放了“一聲、兩聲”的右派分子的悲慘下場已是盡人皆知的了。
整個二十世紀一百多年中國民主運動幾起幾落而迄無成就,不但說明在這個有兩千多年專制傳統的東方大國里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說明樹起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的 “五四運動”其實並未使二者在中國紮下根來。中國人從根本上說不懂得什麼叫民主,特別是作為製度的民主;誰都不明白民主的前提是什麼,必要條件是什麼?上面所說的歷次民主運動過後,根本就沒有人進行認真的啟蒙教育。八十多年來民主之說充盈中國,其實不過是一句時髦的邀買人心的口號而已。
首先證明這一點的就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第一個把“德先生”與“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請進中國來的陳獨秀,就根本沒有搞懂什麼是民主。雖然他的先驅之功永不可沒,但就在“五四運動”次年、也就是他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之前,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反對資產階級民主而鼓吹起無產階級民主來了。他說:“民主主義是什麼?乃是資本家階級在人前拿他來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現在拿他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從前政治革命時代,他打倒封建主義底功勞,我們自然不能否認,在封建主義未倒底國里,就是現在我們也不絕對的反對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錯而特錯。資本和勞動階級未消滅以前他兩階級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從那裡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國民都化為資本家或都化為勞動者,才真有全民意這件東西存在,不然無論在任何國家裡,都只有階級意、黨派意,絕對沒有全民意。民主主義只能夠代表資產階級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階級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勞動階級底意,他們往往拿全民意來反對社會主義,說社會主義是非民主的,這都是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5]
由陳獨秀這樣的雄傑之士來提倡無產階級民主,其價值與影響當然是非同小可。他是中國左派的開山祖師,此後中國所有左派的民主觀都受他的影響,直到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他本人倒是經過二十年的磨煉閱歷而重新覺悟回歸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來了。但他當年反對一般民主而產生的影響已非後來的他所能挽回的了。他在 1940年11月的《我的根本意見》中說:民主主義是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於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 “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辭,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和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在同年9月“給西流的信”中,陳獨秀還列舉了他認為的民主政治的幾個必要條件:“(一)議會由選舉產生;(二)無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殺人;(三)政府的反對黨派公開存在;(四)思想言論出版自由;(五)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為。”他還說,“無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只能是領袖獨裁” 。陳獨秀的二次覺悟是有深度的,但是他二十年代的思想已經過擴大宣傳而在“廣大進步知識分子”的心中牢牢紮下根了。晚年覺悟了的陳獨秀以其“刑餘之身”僻處江津小城內,貧病衰老,他的話已不可能被人知道;即使為人所知,以他當時的“托派”身份,也只會被認為是“叛徒的囈語”,只有當年與他並肩戰鬥過的老朋友胡適才加以重視,加以露布,然而連死水微瀾也已引不起來了。
若仔細地研究《歷史的先聲》的內容就會發現,當年中國的左派其實並不真懂民主,甚至連民主的常識都沒有。當時有一位名望很高的著名民主人士張申府先生,這位清華大學的哲學教授是中共最早的黨員、羅素的朋友,在他寫的《民主原則》中對民主原則的解釋實在是混亂一團[6],然而他卻據此算定,“在客觀上,中國的民主前途已絕對可以斷言而完全無可懷疑了”。可笑的是,當時我們這些左派學生的水平更低,但信心卻反而更足;尤其是當蘇聯於1936年搞出了一個“斯大林憲法”,在1941年因為納粹的進攻而以民主國家的一員被吸收入反法西斯同盟之後。那時許多共產黨和左派人士的模模糊糊地鼓吹民主的文章中經常提到蘇聯的民主,把它看成是更新式的、更理想的民主。例如,何思敬在其“出版法應是民間出版事業的自由保障書”一文中稱“蘇聯──真正人民的國家──尤其是人民出版自由的最高典型……”。 [7]蘇聯最嚴密的意識形態控制與封鎖竟使這位可敬的長者根本看不見蘇聯已從肉體上消滅了一切被認為是不順從的人、除黨的報刊外根本沒有任何獨立的出版物的事實,反而主動地為它作義務宣傳。尤其突出的是,當時被認為進步的立法院院長孫科1944年5月14日在軍政座談會上說:一個民主國家要有三種自由,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德日法西斯國家只講民族自由,英美加了一個政治自由,只有蘇聯還有經濟自由。這話在今天看來真是淺薄之至,但當時的我們卻把它奉為至理名言,把他的這篇發言抄成大字報廣為宣傳,《新華日報》社論還專門引用了這段話。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