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汉释放张群之谜
1949年4月,共军跨过长江后继续乘胜进军,11月先后解放了贵州、广西、重庆,云南已处在三面包围之中,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云南省保安司令卢汉,看清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于12月9日毅然宣布起义,投向人民一边。但两天后的12月11日,却做出了一件惊人的举动,即释放了被扣押的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对于此事,尤其对张群于变局中的态度,至今仍只有一些零碎片段报道面世,令人有扑朔迷离之感。
远在抗日战争期间,云南便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统治的大后方。1949年南京解放后,国民党统治已濒于土崩瓦解之势。至11月,四川又将全部解放,但是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妄图利用云南作为负隅顽抗的最后据点,决心保持住这一通向国外取得帝国主义援助最方便的基地。正当国民党中央军事机关大批向昆明准备迁移之际,中 共刘、邓大军已兼程向大西南挺进,11月15日攻克贵阳,22日占桂林,30日重庆又告解放,白崇禧的十几万大军几乎不战而溃,只有黄杰所部逃入越南。而最为蒋介石欣赏的战将、黄埔一期的宋希濂的精锐部队亦在重庆南部被歼,宋本人做了俘虏。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当时国民党内怨声四起:党国摩擦,失尽党心;币制改革,失尽民心;编遣军队,失尽军心。陈立夫误党、吴铁城(政学系)误政、陈诚误军、孔宋误蒋、蒋误天下。由此可窥国民党内部人心之一斑。
为了掌握锐减的军力,更为了巩固后方“以守待变”,蒋介石不得不一改过去排挤地方势力的做法,对卢汉予以笼络,尽量满足云南地方势力所提出的军资需求以为安抚。并批准成立有四个保安总队的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后又扩充),卢汉任保安司令。还改组了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改组后的警备总司令部及新建的云南保安司令部均受卢汉节制指挥(此前卢汉虽是云南省政府主席,却没有指挥警备司令部的权力)。
但此时整个战局势态逆转急下,卢汉认清了形势终于毅然易帜,接受中 共领导。对于卢汉及当时云南的情况,嗅觉灵敏的保密局云南站早有觉察,1949年8月,他们在一份呈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即有提醒:“滇情概要一、卢汉主滇四事,初对中央恭顺,继则恃其出兵东北作战微功,先后排除李宗黄、杜聿明、霍拨章。迨何绍周入滇,应付无方,能力有限,又值东北国军失利,卢汉遂萌割据自雄之念。二、卢欲扩充武力,苦无借口,乃纵容匪谍在境内活动,迨匪势燎原,乘机要求成立保安团队,不数月扩充至15个团,于是并排除何绍周(何庆钦侄、云南警备司令———笔者注),接收中央在滇之机关……五、卢汉心存割据,对全局认识不清,反共立场,并不坚定……目前之计,中央似宣安其心畏其权,不时派大员抚慰,徐徐诱导,使其毅然反共,坚决剿匪。”客观上来说,这份报告比较近实情,而保密局人员在报告中建议“派大员抚慰,徐徐诱导”也得到蒋介石的接纳与实行。
针对卢汉的“投降主义”,蒋介石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命李弥的第八军和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驻守滇边,箝制云南。同时以子弹、银弹和政府大员极力劝喻予以笼络,西南军政长官张群便于这种背景之下出使昆明。选派张群出使,除因他早在北伐之初已经成为蒋介石的说客代表和代言人,而有“华阳相国”之称,张本身为四川人,与西南有地缘关系。尤其在抗战期间,透过组织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及在重庆时期的川康兴业公司、与西南的一些军政大员有直接接触,并曾经通过他们的支持,继任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主席,更得以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四川与邻近省份之间的关系。而张群本人当然也意识到云南卢汉对整个危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任西南长官期间,张群和卢汉已建立了相当的情谊。这是缘由毛人凤从1949年9月12日赴昆明,直到10月13日止,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已发觉卢汉不可靠,有反蒋投共的可能,他曾向蒋介石建议及早撤换卢汉,但张群在蒋面前力保卢汉,认为卢汉不会投向CCP,蒋介石听从了张群的意见。所以张、卢二人私交甚厚。张群既是当时最受蒋介石信任(老同学、老同事关系),又对西南军政人员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人,再者,他也要为自己支持卢汉的言行负责,所以成为蒋介石与卢汉之间最佳桥梁,他曾数次入滇。
卢汉终于在1949年12月9日晚10时,通电全国,举行了起义,并同时扣押了包括当天刚到的张群在内的8名国民政府军政大员:张群、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二十六军第×师师长石补天、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宪兵西南区指挥李楚藩、宪兵西南区指挥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官沈延贲、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兼云南省绥靖公署保卫处处长沈醉。对于卢汉的反戈,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以蒋介石日记为底本,所编的《蒋中正总统事略稿本》1949年12月9日条中,是这样记载的:“……张群与彼(李弥、余程万、龙泽汇等———笔者注)等同机飞赴昆明。下午二时后,忽得飞机于昆明被扣留消息,乃知变生肘腋。公初尚能与张群通话,知其尚未与卢汉晤面,乃至夜间,渝昆电讯已不复通矣。又得报:刘文辉、邓锡侯尚逗留于成都北门外,公甚疑其另有诡谋,如卢汉叛国降匪,必与他们互通声气也。”
张群被扣押后,单独住在卢汉新公馆内,生活上很受优待。当天夜里,他写了一封信给卢汉,详述了近几年来,他维护云南,维护卢汉深厚的交情,表示今后不再过问政治,希望卢汉让他去香港侨居。卢汉见信后,派省政府委员杨文清去做张群工作,希望张和他们一致行动。张群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所做所为,连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作俘虏看待,交给CCP,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让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后也不再做甚么事,到海外做个寓公算了。”卢汉经过考虑,同意释放他去香港。于12月11日上午把张群送走(搭乘一架英国飞机)。张群对卢汉的关照特别感谢,一再托送行的杨文清代他致意,并和送行人员一一握手道别。
在张群获释离滇前,卢汉曾给他一封短信表明心迹:“此次明公来滇,任务至重,大势已去……以是公情私谊,唯有送公赴港,无以报德。”此函现存于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案”第54048号。这是张群抵港后休息了几天即转船去了台湾,在他所呈的汇报中附上此函的。如此看来,虽然卢汉决心脱离反动阵营,投向了人民,但其内心仍残存着传统道德思想中的袍泽之谊,充满着一个“义”字。(这一点似与张学良相同)
对于卢汉义释张群一事,周en来就有自己的看法,1950年,千家驹到北京时,周en来在对他谈起此事时曾说:“卢汉未与我们商量,便把张群放了。如果不放的话,我们可以当作筹码与张学良交换。”
摘自：《文史春秋》2005年01期 作者：赵子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