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的面临的内外形势是国内被打倒的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旧贵族、沙皇时代的军官组织白军从军事政治等方面对苏维埃政权进行破坏和进攻，对外德国利用俄国国内政权更迭机会以政治军事手段对苏俄施加巨大压力，向苏俄提出了包括各地赔款的媾和条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可谓内外交困。面对这种形势，对于对德战争，苏维埃内部有主张继续战争的（布哈林），有主张拒绝德国媾和条件对德国不战不和的（托洛斯基），列宁则在不同场合一贯坚持接受德国媾和条件。按着列宁自己的说法，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段时间使社会主义首先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并做好组织群众的工作，这种现状是苏维埃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础。只有签订和约，才能在一定时间年腾出手来继续推进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加强苏维埃国家力量，为强大的工农红军建立巩固的经济基础。很明显，对德国妥协，接受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是为了“有一段时间使社会主义首先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在一定时间年腾出手来继续推进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加强苏维埃国家力量”。也就是说，首先安定苏维埃政权，巩固政权，加强国家力量，才能最终“使社会主义俄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打退德国进攻，把德国军队赶出其所占领的俄国领土，“攘外”不是当时的首要任务，当时的首要任务是“使社会主义首先战胜本国资产阶级”是“继续推进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加强苏维埃国家力量”，是“安内”。
面对德国的政治军事压力和国内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旧贵族、沙皇时代的军官组织白军从军事政治等方面对苏维埃政权进行破坏和进攻，列宁的苏维埃政权选择了先“安内”然后在“攘外”。
20初期历史给予了布尔什维克巨大的垂青。
1918年3月苏德签订了不列斯特和约，苏维埃接受了德国提出的割地赔款。随后苏俄红军全力投入到打击白匪的斗争中。1918年11月德国对协约国投降，旋即苏俄宣布废除不列斯特和约，仅仅8个月的时间，苏维埃俄国借助国际大战，没有费任何政治和军事周折，在尚未完全“安内”之时，实现了“攘外”的目标。
先“安内”，再“攘外”，列宁的正确决策成功了。
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也给足了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面子。
然而在这一问题上，历史却没怎么给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面子。
1928年张学良宣告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形式上实现了中国的国家统一。中国终于结束了长期的军阀割据，国家历史总算掀开了新的一章。然而这个统一还需要蒋介石国民政府倾力维护。一方面，国民党新军阀争夺地盘争夺中央权力的斗争并未止息，另一方面，CCP的残余力量日益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刚刚实现的统一正在走向新的分裂。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战争中原大战，考量着蒋介石的政治手腕和军事谋略。而在江南地区日益壮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越来越成为一只严重的威胁力量。1930－1931年间，蒋介石国民政府先后发动三次围剿企图消灭燎原中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此时刚刚实现国家统一的国民政府面对这两大潜在的或已经成就的割据力量先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政治和军事上的困境可想而知。然而就在此时，日本已在此前的东方会议上确定了占领中国满蒙的政策。1931年，乘蒋介石国民政府对CCP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之机发动了9－18事变，悍然发起了吞并中国东北地侵略战争。
当此之际，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是倾力抗日“攘外”，还是首先剿共“安内”，政治上不得不作出抉择。
918之际，蒋介石率其主力进剿中央苏区，能够在东北担负起抗日重任的只有张学良的东北军。事变前，9月12日，他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蒋介石的政策就是力避中日冲突。然而，两国交兵事态发展不是一方可以决定。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整个事态发展判断失误，基本执行蒋的力避冲突政策。东三省迅速沦于日本人之手。
918前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已经明显表现出她在“攘外”和“安内”的问题上事实上已经执行了一条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嗣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明确提出水到渠成了。
当时的日本执行的是东方会议的政治路线，目标是我们的满蒙，当此之时，尚未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让出东北，不与日本发生正面的直接冲突，避免发生中日战争是国民政府的选择。
这个选择，与当年列宁的苏维埃接受不列斯特和约并无二致。其一，二者都是先“安内”后“攘外”政策抉择的结果，其二，二者都是两国政府出于安定国内形势巩固既得政权而做出的政治选择。
然而，对于苏俄，1918年一战在短期内的风云变幻迅速帮了苏俄的忙。蒋介石国民政府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但是，30、40年代中国内外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按着先“安内”后“攘外”的路子发展的。一切，并没有超出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政策规划。只是这一切经历的时间更长，情形更加复杂。
日本即已占据东北。中日战争由于国民政府的妥协迟延发生了。蒋介石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步骤加快“安内”步伐。1933－1934蒋介石几乎倾其全部精兵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然而，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极其不均衡，加之国家刚刚实现统一不久，国民政府在一些偏远地区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地方军政管理机构，第五次围剿中失利的红军得以成功的战略转移，蒋的“安内”目标并没有最终实现。此后，前往西北剿共的少帅张学良，在军事上没有什么大的才能，国民政府拿西北的红军也无之奈何。
时至1935，日本在华北接连制造事端，中日形势渐趋紧张。首先中 共改变政治策略，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这使得国民政府的“安内”大计出现了新的变数。1936年底，张学良发动了对蒋介石双十二兵谏，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主张。至此，国民政府终于看到了“安内”的成果。不过这个安内的成果却不是蒋介石最初想见的。他没能消灭CCP。最终不得不以国共合作形式实现国家的“安内”大计。然而，这个国共合作的“安内”局面的出现，却是嗣后中国面对日本大举侵略能够惨淡保全国体的重要基础。
内先安，是中国抗战攘外的必要条件。３０－４０年代中国解决国内外困局所实践的依然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此后，中国进行了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而最后能够赢得抗日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风云的变换。中国得以收复被日本占据的领土。这和当年苏俄借助一战的风云变幻废除不列斯特和约如出一辙。
历史再一次证明：“攘外必先安内”，没有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