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饶事件当事人的命运
毛泽东——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高饶事件中最终最权威的决策者和裁判者。高饶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没有流露过对毛泽东的不满，他们也从没有敢把矛头对准毛泽东。但是，毛泽东直到去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打倒高饶的必要性。只是，他没有料到高岗会自杀身亡。为此他感到可惜和遗憾。 查档案资料，毛泽东在1953年12月10日批示的一份文件中还有高岗的名字，到 22日批示的一份文件中，高岗的名字就消失了，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以后的20余年里，毛泽东多次提到过高饶事件。 1956年11月158，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讲到“里通外国”问题时说： “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曾经宣布说，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斗争，二帮助，使他有一条出路。“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 1959年庐山会议上， 8月16日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毛泽东回顾历史讲团结，多次讲到高饶。他谈了王明的狭隘，随即谈到高、饶：“高饶也是狭隘得很，两个摊摊，都想打倒，剩下的不多。那时我也犯了错误，信任高岗。”他对着彭德怀说： “三十几年的关系难道就拉倒了？ 印度话说‘巴依依’，英语GOODBYE。我们不要告别。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过去张国焘、高岗告别了。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已经同他约了。那时高岗想去陕北，回老家，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还没有来得及讲，他就自杀了。竟是这样一个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现在习仲勋表现很好，还有贺晋年、张秀山，也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他们也表示愿意搞好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 中，毛泽东更是多次提及高烧事件。1671年8月中旬毛泽东南巡，部署解决林彪问题。在南巡讲话中，他把党内大的路线斗争归结为十次，把反对高饶反党联盟归结为第七次路线斗争。“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毛泽东一直肯定他所领导的反对高饶的斗争。尽管当年高岗、饶漱石所要打倒的刘少奇最终也被他所打倒了。 刘少奇—— 作为高岗、饶漱石所极力反对的人物，刘少奇的威信曾一度受损。但是，随着高饶的倒台， 刘少奇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了。 后来，刘少奇果然如高岗所说搞起了 “议会” 。在1954年9月高岗自杀身亡一个月后，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之后，刘少奇的地位和受毛泽东信任的程度不断上升。1956年9月党的“八大” 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毋庸置疑的二号人物。虽然“七大”后刘少奇就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当时他还排名第三，他前面还有朱德。“八大”后，党内的排名成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1959年， 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在这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他的委员长一职由朱德接任。这样，刘少奇就和毛泽东并驾齐驱地做起了“主席”。之后，在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 这样，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毛泽东在回答蒙哥马利的提问时明确指出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不过是把党内人所共知的事实公诸世界罢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将刘少奇打为 “叛徒、内奸、工贼”。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当年高岗、饶漱石攻击刘少奇的罪名和刘少奇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自我批评，竟又成了“文革”中批判刘少奇的炮弹。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69年11月12日，以加强战备为名被疏散到河南开封的刘少奇在冰冷凄惨的气氛中溘然去世。直到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才作出了为刘少奇平反、恢复名誉的决议。那已经是1980年2月的事了。 周恩来—— 同刘少奇一样，周恩来也是高岗、饶漱石极力要打倒的人物。然而与刘少奇不同的是，周恩来始终没有被打倒。 高岗想取代周恩来任部长会议主席，亦即总理，不但没有得逞，在以后的23年里，周恩来始终没有离开国务院总理的位置。在世界范围内，就任政府首脑前后凡 26年，时间之长，地位相对之稳，周恩来是第一人。 周恩来同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比任何人都坚决。这不但是因为周恩来曾被高饶视为仇敌， 更因为高、饶的所作所为令周恩来所深恶痛绝。1960年7月，周恩来在谈到斯大林的错误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斯大林总是用那种传统的做法，特别赏识高岗，不是把我们党的领导看成是一个整体来做工作，而是把高岗特殊化。”周恩来这话当然有其确凿的根据。 比如，1949年7月，高岗跟随刘少奇访苏，苏方全部以高岗的名义发布消息， 甚至斯大林还向刘少奇建议苏联接华的3亿美元贷款由高岗代表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协议。斯大林的理由是：“由于你们访苏是秘密的，可以公开高岗，不要公开刘少奇。”与此同时，高岗则极力靠拢斯大林，向斯大林献媚邀宠。有一次，斯大林问刘少奇：“我们的海军可否去青岛访问？”没等刘少奇作出反应，高岗就急忙回答：“苏军不仅可去访问，而且整个山东半岛也可驻兵。” 斯大林对高岗的满意，可想而知。 大约高饶破坏党内团结的教训给周恩来的印象太深了，周恩来毕生都在竭尽全力维护党的团结，有时甚至到了忍辱负重，不得不违心地说话办事的地步。高饶事件之后，在党内接二连三发生意见分歧、冲突和斗争的情况下，有几次周恩来也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甚至一度岌岌可危，然而他最终都能安全过关。个中原因，除了他的才能、处世艺术之外，就是他对毛泽东的忠诚了。他是真正的拥戴毛泽东，真正的没有个人野心，只想当第二小提琴手的有威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陈云—— 陈云在高饶事件中起了证人和揭发人的作用。由于陈云和高岗一样，都是政治局委员，又由于两人在解放战争中是黑土地上的战友，彼此熟悉。感情不错，因而高岗才敢于在陈云面前直言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满，并说出“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的话来。但是，高岗低估了陈云的原则性，高估了他和陈云的交情。结果，陈云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作了反映，这才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陈云的原则性和斗争性，深得毛泽东赞赏。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露高岗之后，又派陈云到杭州，向林彪传达中央精神，做林彪的工作。毛泽东让陈云转告林彪：“不要再支持高岗了，否则，我们就和你决裂！”后来的事实表明，林彪听了陈云的意见，至少，再没有公开支持高岗。 揭露高岗、饶漱石后，陈云在党内的地位上升了。1956年党的“八大”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陈云评价甚高。毛泽东说，陈云同志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这个评价为全会所接受。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确增设了4名副主席， 陈云排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之后，成为党中央副主席。 在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上，陈云均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他以善理财、善管经济而著称。但是，在195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陈云和毛泽东几次意见相左，被毛泽东视为“右”。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受到错误批判，虽未彻底打倒，但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等于靠边站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才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邓小平—— 完全可以说，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邓小平的政治敏锐性和党内斗争才干，是他调到中央工作后的首次重要显现。邓小平将高岗和他正式谈判，要他和高岗联手拱倒刘少奇、周恩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反映。正是邓小平和陈云的反映，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高饶问题。在解决高饶的过程中，尽管邓小平不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毛泽东还是对他委以重任，让他参与了解决高饶的许多重大活动，如同高饶谈话，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等。 高饶倒台之后，邓小平被任命了两个重要职务，一个是填补任弼时逝世后留下的空缺，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另一个是取代饶漱石，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 在宣布开除高岗、饶漱石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1955年党代表会议之后即召开的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同林彪一道，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了党的总书记，成为一颗新的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当年高岗是竭力反对刘少奇担任党的总书记的，恐怕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两年后担任总书记的，竟然不是刘少奇，而是邓小平。 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的罪名仅次于刘少奇，被打。成“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毛泽东始终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对待。1971年发生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后，经毛泽东批准，邓小平复出。后邓小平又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发生尖锐斗争，经毛泽东批准，再次被打倒。直到华国锋、 叶剑英、汪东兴领导粉碎“四人帮”，邓小平才于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共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领导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陈毅—— 粉碎高饶反党联盟对于陈毅个人来说，意义是十分重大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它决定了陈毅后半生的命运。 陈毅长期和饶漱石对立，由此引起刘少奇对陈毅有误会，又由于陈毅历史上确实与毛泽东有过冲突、矛盾，加上饶漱石的挑拨，陈毅和毛泽东之间总有那么一点不和谐。揭露了饶漱石后，压抑、纠缠陈毅十年之久的公案，终于大白于全党了。陈毅放下了一个大包袱。 在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中，陈毅表现得十分成熟。他一方面坚决地对高岗、饶漱石进行揭露，另一方面又不忘作自我批评，防止给人以自己“一贯正确”的印象和感觉。他的几次发言，包括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毛泽东屡屡表扬。1954 年6月的一天， 毛泽东又邀请陈毅到玉泉山别墅叙谈。毛泽东拿出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发言的记录稿，称赞此文言之有理，概括正确，有理论味，同时也指点几处欠妥帖。毛泽东说全文他赞成，只提个别意见，希望今后多搞理论工作。陈毅当即表示接受毛泽东的修改建议，并说学理论多年有志于此，当勉力去做。陈毅琢磨毛泽东的话，试探着要求最好能派他去马列学院工作。毛泽东并没有这个意思，他听了陈毅的要求，摇了摇头，说不要去搞学院工作，希望今冬与谭震林同来中央工作。 1954年9月，陈毅调到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仍兼任上海市长。 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时，陈毅特地把自己的发言稿送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审阅指正。陈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送上我的发言稿，如你能加以审阅指正，会使我获得进益，并增加发言的勇气。本文对高、饶的罪恶作了揭露，又引申到批评党内现状，是否需要是否过火，我在这点上是有些犹豫感的！另外关于路线检讨，我是把我入党三十多年的思想演变过程作了概括叙述，既不护短也不是哗众取宠，力求适当，即做到有更大的妥当性。这个问题我所用功夫是很多的，但是否够格，是否有毛病，尚不敢完全自信。你昨日说反革命有规格，我想自我检讨亦有其一定的规格，我开的规格只此而已，故热望指正。”毛泽东收到陈毅的发言稿和信后，认真审阅了发言稿，第二天即复信陈毅：“你的发言稿，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可以和应该那样说，不算过火。在第二十一页上，我加了几个字，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 此后，陈毅的党内外职位不断上升。 1956年党的“八大”后，陈毅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兼任外交部长，成为著名的“元帅外交家”。 以陈毅的历史和性格，他躲不过“文化大革命”。“文革”中他不畏权势，’ 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一度被打倒。1969年党的“九大”上，仅为中央委员，成了靠边站的人物。陈毅于1972年1月6日病逝，可堪告慰的是，他目睹了林彪的垮台，对林彪进行了揭发，并在临终前听到了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的指示，他曾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黑干将”。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对陈夫人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这也是毛泽东对同陈毅的关系最后的评价。 彭德怀—— 在高饶事件中，彭德怀处于一个比较复杂的境地。一方面，主要是由于抗美援朝中高岗的配合较好， 彭德怀赏识高岗的工作才干和泼辣作风。 因此，当彭德怀 1951年10月被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一级国旗勋章后，他托着金光闪闪的勋章说：“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指高岗），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指洪学智），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彭德怀还曾到毛泽东那里举荐高岗担任共军总参谋长。彭德怀对刘少奇、周恩来又确实有些意见，在高岗、饶漱石暗中策划反刘、反周的时候，彭德怀也到毛泽东那里谈了对刘、周的意见，客观上和高岗有了共同之处。 这就使得彭德怀在高饶问题上一度处于被动。1954年1月下旬，邓小平向彭德怀谈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活动，引起了彭德怀的反思。在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彭德怀就高饶反党问题发言，检查了自己在一些问题上受高岗迷惑的错误。 但另一方面，彭德怀又确实不了解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而且彭德怀也是从根本上反对分裂党、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的。这就使得彭德怀从本质上不可能和高、饶同流合污。 正直无私、襟怀坦荡的彭德怀，从不讳言自己的缺点错误。1955年2 月，为准备自己在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他在办公室先后两次同身边工作人员谈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第一次，他首先谈了对高岗问题为什么会导致党和国家变质的认识，接着回忆厂从1932年打赣州开始，直到抗美援朝各个时期中的不正确思想和认识。第二次，他谈了主要是从抗美援朝开始，直到回国以后与高岗接触和交谈的情形，并对照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所作的增强党性和党的团结的决议，作了自我检查。在3月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 彭德怀发言说：“在对待高、饶问题上，特别是高岗的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党中央对高、饶问题的揭发和处理，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我个人有特别重要的教育意义。”接着作自我批评说： “高岗1951年1月到朝鲜时，就开始散播对中央同志的流言蜚语，挑拨同志间的团结”，“我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高岗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未加说明，我是犯了严重的自由主义错误的。”“高岗的自我吹嘘和散布谣言，我为什么能够听得进而又信以为真呢？首先是由于我马列主义水平低，嗅觉不高，对高岗个人主义野心家和阴谋家的本质没有认识。由于我自己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未能肃清，对马列主义学习不够，因而对问题的看法存在着成见和感情的成分，是我在高岗问题上犯错误的基本原因。” 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之后，彭德怀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西北局书记马明方依照中央指示，领导召集西北地区代表和在京的有关同志，就高岗问题进行座谈。会议共开了8次，到会的47人，对高岗在西北的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和清算。 尽管彭德怀的错误和高岗、饶漱石的阴谋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并且彭德怀在高饶问题上多次作了严格的自我解剖和自我批评，但在毛泽东和有些人的心目中，仍是个“把柄”。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为反“左”而给毛泽东写信，被毛泽东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猖狂进攻”之后，彭德怀和高饶关系问题的历史旧账又被翻了出来。在小组会议上，康生、贺龙、李井泉等要求彭德怀讲清和高饶的关系问题。彭德怀再次诚恳地检讨了在高饶事件中的问题，但并未获得通过，因而在8月12日， 他痛苦地对人说：“现在要我彻底交代高饶问题的错误和军事俱乐部，就是这两个问题难过关。”在批判彭德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彭德怀说：“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你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能摇过来。这一次又可能摇过来，要看环境形势。”并说当年粉碎高饶反党联盟时对彭德怀是“保护过关”。刘少奇也批判彭德怀说：“高饶事件前，你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毛泽东插话：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作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为好。有人要求彭去党校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会，也势必作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40天娘。），账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召开的庐山会议， 其实是两个会议的合称。先是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本意是反“左”，但彭德怀于7月14日给他写了反“左” 的信，16日毛泽东批示将信印发给与会同志讨论。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批判了彭德怀的信，会议形势急转直下，开始了反右。8月2日，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主要议程有两个：一是检查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二是继续揭发批判彭德怀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议》说：“八届八中全会所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 “决议”的上述判断，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错误的。 八届八中全会决定解除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林彪取代彭德怀当上了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彭德怀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仍然保留。 彭德怀被罢官一个多月后，举家从中南海永福堂搬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居住，开始了赋闲。然而两年多后，彭德怀相对平静的生活中却又起了波澜。1962 年1月11日至2月7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报告和讲话一方面说，彭德怀同志 “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问题，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另一方面又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有国际背景”，“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并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这时毛泽东插了一句话： “只要不是里通外国。”彭德怀看到刘少奇的讲话后，气愤地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转报主席和刘少奇，申明我没有此事。”随后写出《评刘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说刘少奇新加给自己的“里通外国” 的罪名“完全是无中生有”，“真理只有一个，事实已经作了结论。少奇同志对客观事物作了歪曲的分析，即凭空推测动机的错误结论，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再次证明是错误的。我没有任何反党小集团，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这对我是诬蔑。”从2月底，彭德怀开始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申诉信， 6月中旬写完，这就是著名的“八万言书”。 这封信共分5个部分， 第二部分是“关于高饶联盟的问题”。彭德怀回忆了自己从1936年西征认识高岗，到抗美援朝前后同高岗几次来往的情况。承认自己“由于感觉迟钝和政治上的落后”，对高岗认识不清，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但“以上我同高岗来往的经过和谈话，是抱着对党忠实的态度回忆和写出来的，自问是真实的。”“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我认为少奇同志这样来强调这个问题，未免有点过分，同时与事实也是有出入的。” 彭德怀的信起了作用， 中共中央于1962年9月22日成立了审查委员会，主要是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彭德怀的政治待遇问题又出现了曲折。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前，中央文件照送。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什么文件也没有了。彭德怀自己说：“我现在就像是个脱党分子，组织生活也没过。但我不会像高岗一样去自杀， 我这个人不会开小差。”原来，9月24日至27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全会揭发、批判了习仲勋等人利用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进行反党活动”的问题。形势又变得对彭德怀十分不利。但是，后来审查的结果，表明彭德怀根本没有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在高饶问题上也未发现什么新的问题。 1965年9月11日， 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怀谈话，宣布中央决定彭德怀去三线当副总指挥。彭德怀希望中央重新考虑任命，他想到农村搞调查，而不去三线工作，因为没有经验。 9月23日，毛泽东约彭德怀到中南海谈话，在座的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毛泽东希望彭德怀到三线去，并说他诚心诚意地支持彭德怀出来工作。毛泽东还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然而，毛泽东在送别彭德怀时忽然问道： “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 吧？”毛泽东的问话令彭德怀迷惑不解——为何又来了这样一个大转弯？况且并无此事。彭德怀在一份材料中写道：“反反复复回忆了两天两晚，睡眠时间很少，实在记不起有这样的事情。即或说过这样的话，也不能说这就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11月28日，彭德怀踏上了前往成都的列车。 然而，此时已经是“文革”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了。1966年12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陈伯达私自决定，让红卫兵将“海瑞”彭德怀抓回北京。 12月23日凌晨，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红卫兵”6人，冲入成都永兴巷7号，劫走睡梦中的彭德怀，随即押回北京。从此，彭德怀失去了人身自由，多次被揪斗，甚至惨遭殴打。在关押中的彭德怀，多次被逼交代他和高岗的关系，他不屈服淫威，实事求是地承认他在高岗问题上的错误，有一次甚至主动向专案组谈了高岗的成绩，被斥为“为高岗翻案”。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终于被迫害致死。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 林彪—— 林彪本来是支持高岗的，和高岗来往密切。1953年10月，高岗借休假为名到杭州，和林彪多次密谈，商量中央人选名单、军队八大代表团名单。林彪怕自己出面太显眼，几次派叶群代表他到高岗住处谈政治问题。林彪和高岗两个互相吹捧，林彪吹嘘高岗政治上很强，将来是党内了不起的人。高岗吹嘘林彪是常胜将军，在军内外、党内外有崇高威望，可以担当重任。然而，高饶反党事件被揭发后，林彪竟然没有受到任何触动。相反，他在党内的地位却上升了。 如果要分析原因的话，林彪的善于伪装是重要原因。比如，1953年11月末，林彪在杭州交给高岗妻子李力群一封信，要她亲自交给高岗，不要丢了，也不要和其他人讲。高岗被揭露后，到1962年叶群又对高岗妻子编造说：那封信是林彪批评高岗搞地下活动是危险的，不让别人知道是想让高岗偷偷改了。说当年在杭州给林彪看中央人选名单，林当时曾批评高岗说这是非法的活动。实际上，林彪、叶群的用意是害怕中央进一步追查高岗和林彪的关系，授意高岗妻子统一口径，编造情况欺骗中央。 毛泽东对林彪参与高岗的某些活动也是有所察觉的，曾派陈云到杭州专门做林彪的工作。林彪隐瞒了他和高岗共谋的许多重要情节，高岗自杀后又死无对证，加之林彪是毛泽东的一员爱将，于是中央未予深究，这样林彪便滑了过去。 1955年的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和邓小平一道，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政治局委员，标志着林彪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成了一颗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 1956年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林彪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增选为中央副主席。 1959年开庐山会议时，林彪本来有病，一开始并未参加。毛泽东下定批判彭德怀的决心后，特意请林彪上山。林彪是毛泽东搬来的“救兵”。林彪果然不负重托，批判彭德怀调子极高，不遗余力。这样，在彭德怀被打下去之后，林彪便合乎逻辑地取而代之了。 林彪上台后，大搞突出政治，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和欣赏。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决心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之后，林彪成了毛泽东所倚重的最主要的人物。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给了林彪大显身手的机会。全会进行了中央领导机构的补选和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主席和副主席，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原来的副主席职务，以后即不再提及。林彪排名第二，取代刘少奇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加上他原来就是副主席，不久被称为“林副主席”。这样，党的主席就成了一正一副，是为“毛林体制”。 林彪上升到顶点是在中共“九大” 上。1969年4月召开的这次党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主席，林彪为惟一的副主席。林彪的名字还被写入党章，规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然而，仅仅两年多一点，毛泽东即和林彪发生了尖锐矛盾。为设国家主席问题两人针锋相对， 水火不容。1971年9月13日，林彪携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乘三叉戟飞机外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机身亡。 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在对林彪的揭发批判中，林彪和高岗的关系问题终于被提了出来。1972年6月6日专案组提审彭德怀，审讯关于高岗与林彪的关系问题，并要彭德怀写揭发材料。专案组走后，彭德怀对人说：“他们要我写林彪和高岗的材料。我不清楚。”彭德怀不清楚，但总有人清楚。于是，林彪被批判为“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分子”。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林彪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薄一波—— 薄一波是高饶事件中的直接受害者，而且是第一个受害者。全国财经会议后，薄一波被免除了财政部长的职务，由邓小平兼任，但仍留任中财委副主任。毛泽东并没有对薄一波完全失望。1953年12月24日揭露高岗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薄一波接到通知参加了。次年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通知薄一波说，在会上大家都要作自我批评。会议开始揭发高岗、饶漱石的篡党夺权阴谋，刘少奇出于保护薄一波，不使问题复杂化的考虑，建议薄一波不参加为好，薄一波就没有参加后来的会议。 七届四中全会后，毛泽东意识到财经会议对薄一波的批评过了头，曾经示意一些同志找薄一波谈谈心，帮助薄一波轻装上阵。 1954年6月3日，毛泽东通知薄一波和刘澜涛、安子文到他的住处参加书记处会议。薄一波一进门，还没有坐下，毛泽东就说：“财经会议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一波同志是有些误会的，现在这些误会解除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同志是个好同志。”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如果高、饶问题没有揭露，这些误会可能还没有解除。”薄一波表示自己确有错误，今后还会犯错误。毛泽东说：“错误都会犯，改正了就好；以后再犯，当然还是要批评的。”薄一波从毛泽东的语气中已经感到，他的问题算是完全解决了。 此后，薄一波在党内和政府内的职务不断上升。1956年“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 “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因“六十一个叛徒”案受到残酷迫害。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六十一个叛徒”案被彻底翻了过来。薄一波在 1979年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副主任。 安子文—— 安子文同薄一波一样，也是高饶事件中的受害者。所不同的是，安子文没有被免除职务。在1956年党的“人大”上，安子文首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他就任中组部部长。此时邓小平成为党的总书记，已经不可能再担任中组部部长的职务了。 “文化大革命”中，安子文同样因“六十一个叛徒”案受到残酷迫害。被平反后，安子文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同薄一波一样，也是在1979年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后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陶铸—— 以刚正、直言著称的陶铸，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0年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工作中颇负盛名。1966年“文化大革命” 开始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一下子成了一颗仅次于林彪的政治明星，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成了第四号人物。然而，仅仅半年，他就被作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而被打倒了。 关于陶铸被戴上“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大帽子的政治沉浮，他的女儿陶斯亮有这么一段回忆： “这事得从父亲调中央说起。父亲由广州调中央，还是邓小平向毛主席推荐的。前几年，我听邓毛毛说过：‘文革将要发动时，邓小平觉得，‘中央文革’那帮人干不了好事，有陶铸这样一个实干的人来中央，可以抵消一些他们的影响，多做些实事。便向主席推荐了陶铸。’而那时，江青与中央文革认为，陶铸与邓小平是解放后才认识的，渊源不深；过去曾受高岗影响，与刘少奇意见不合；历史上又曾是林彪四野的政治部副主任，完全是个可以利用的人。所以，父亲刚到中央时，‘中央文革’着意拉拢他。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父亲即将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江青亲自出马，找我父亲密谈，要我父亲在全会上打头阵，放炮攻击刘少奇、邓小平。但父亲却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断然拒绝了江青。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后，在批判刘、邓的‘政治局生活会’上，父亲仍然一言不发。那几次‘生活会’，始终不发言的，只有我父亲和周总理。” 陶铸的悲惨命运是对那个内乱年代最有力的揭露。他的被打倒同他的跃升一样，极为突然，令人连惶恐都来不及。他仅凭江青的一句话就被打翻在地，并于1969年 11月在囚禁中含恨去世。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陶铸的追悼会是同彭德怀的追悼会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两位在解放后最重要的历史关头挺身而出，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却蒙受巨大冤屈的忠贞战士，一起接受了党和人民的隆重悼念，当时在政治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饶漱石—— 饶漱石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各种职务后，不久，又因犯有“包庇反革命等政治问题”，于1955年4月1日由公安部按照法律程序予以逮捕审查。 1965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他有期徒刑14 年， 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65年9月23日，饶漱石被假释出狱，“文革”中的1967 年被重新收监。 饶漱石的余生是在狱中和管制中度过的，他活到了“文化大革命”，目睹了刘少奇的遭遇和林彪的结局。1975年3月2日他死于中毒性肺炎，终生无子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