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联从东北撤军与中国内战的开启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苏联在东北(还有蒙古)的独占地位,这就是说,是否援助中 共,如何援助中 共,完全取决于形势是否对苏联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有利。因此,苏军在1945年底准备撤离东北,把政权交给国民党的时候,仍然与中 共保持着联系并秘密给以帮助。12月2日,随苏军行动的周保中等人报告:苏联远东军指挥部“愿意知道我全满实力及对东北方针,苏军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内一定给我物资帮助,但是讲究方法,并尽量制造困难给顽”。看来,即使在压制中 共时,苏联人还是留了一手。
果然,当东北局势的发展使莫斯科感到威胁时,苏联的态度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关于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副外长洛索夫斯基在蒋经国访苏前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作了全面论述:第一,中国政府必须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第二,中国必须保证长春铁路沿线的安全,在目前的混乱局面下,应提议苏联“铁路护卫队保留二至三年”;第三,“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满洲”,“我们不能允许满洲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第四,必须在苏联“积极参与满洲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实现与中国在东北的经济合作,为此就要控制一批合资公司,特别是船舶公司、航空公司和中长铁路。但恰恰在这些问题上,1946年初呈现出一种对苏联的危险局面。
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中,为了及早撤军,减缓国际舆论压力,苏联代表一再表示愿意让步,只要中国同意对所有重工业公司实现双方合资经营,苏方就会进一步采取行动,帮助国民政府尽快解决东北的接管问题。而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态度却愈益强硬。1月26日他告诉中方谈判代表张嘉璈,对经济合作谈判采取“紧缩”态度。于是,尽管苏方代表斯特拉科夫斯基一再声称,莫斯科急于签署合作协议,并非要在东北“霸占利益”,而只是“不愿见有第三国再卷入”,但张嘉璈始终坚持强硬立场:战利品问题中方不予考虑,航空公司和轮船公司的问题也不讨论,一切非金属矿业不在合作之列,即使在合作企业,中方亦要求占51%的股份。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苏方坚持尽快签订经济合作协定,方能最后撤军,中方则强调没有顺利交接行政权,故无法谈经济合作,以至经济谈判陷入僵局。此时,美国也不断向苏联施加压力。2月11日美国同时照会苏联和中国,对中苏经济谈判感到“不安”,认为这“与门户开放原则会有矛盾”,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和威信“是一种明显的损害”,并表示美国有意参与谈判,在经济合作方面采取“共同行动”。这无疑更加刺激了斯大林敏感的神经。
不仅与政府的谈判步履维艰,中国民间的反苏情绪也突然高涨起来。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2月11日,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了有关远东问题的秘密协议。苏联同意公布协议,大概是着眼于对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占领的合法性,而美英这样做显然是针对东北问题的。为了进一步逼迫苏联撤军,美英在报纸上公开指责莫斯科违背雅尔塔协议。这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舆论哗然,广大市民、学生纷纷涌上街头,张贴标语,示威游xing,发表演说,抗议苏联在中国东北、新疆和内蒙的行为,要求苏军立即退东北。3月5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
3月6日,中国照会苏联,撤军期限已过,苏军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苏联政府饬令“即行撤退”。4月1日,蒋介石在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公开推翻东北停战协定,宣称“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东北的局面更加复杂,据苏联驻东北当局报告,国民党与土匪勾结,煽动反苏情绪,捣毁中苏友好协会甚至苏方的机构,苏联军人和侨民不断遭到骚扰、袭击和杀害等等。马利诺夫斯基还认定,张莘夫被害一案,就是土匪“精心策划的,目的在于破坏苏中关系”。面对如此局势,莫斯科只得再次打出中 共这张牌。
2月1日彭真报告:“辽阳、鞍山、本溪三处苏军已正式将政权交与我当地民主政府,并由双方签字。该区以南(包括安东)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对外暂不公布。”除旅顺、金州完全归苏军长期驻兵外,大连的副市长、区长及公安局长也都由中 共干部担任。原因在于,该地区的煤铁业及若干大工业,已由苏方接收并开始经营,大连的工业也完全在苏方掌握之中。不仅如此,在2月22日与外蒙领导人乔巴山谈话中,斯大林甚至同意外蒙“可以悄悄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以准备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显然,斯大林现在还是希望把政权(无论在东北还是内蒙)交给CCP控制,以此来保证苏联的远东利益。
有史料证明,此时中 共中央已经了解到情况的变化,并考虑了新的方针。3月3日周en来作为军调处的中 共代表,与马歇尔、张治中(国民党代表)来到太原视察。当晚,周召集当地高级将领开会,传达了“党中央对当前情况的估计和战略意图”。周“压低了声音,把手攥成拳头向下挥着:中央决定现在谈不了了,要锤!”不过,这离采取实际行动还有一段时间。莫斯科显然有点迫不及待,看到中 共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便提出了更加直接的建议。3月12日,东北局电告中央,苏军通知将于13日撤离沈阳,希望中 共军队“迅速攻入沈阳”,而且“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
然而,考虑到停战协定已经签字的背景以及军事力量的对比,中 共中央决定,不仅不去进攻沈阳,沈阳至哈尔滨铁路沿线苏军撤退时亦不去占领,甚至准备让出已经到手的抚顺、本溪、鞍山、辽阳等地,以交换蒋军从热河撤军,并承认中 共在东北的地位。看起来,此时毛·Z·D还没有改变“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倚靠苏联、外蒙建立根据地,通过和谈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这种稳重的态度与此前莫斯科的立场变来变去大概不无关系。
苏联对于中 共的犹豫不决、行动迟缓颇有不满,因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3月中旬东北局报告:苏军批评中 共对美国人太客气了,更不应该同意让国民党的5个军开到东北来。又表示,凡苏军撤离之地,包括沈阳和四平,“我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为此,东北局要求在征得苏联同意后夺取四平街、哈尔滨,并进占其他大城市及长春路支线小城市,逼迫蒋介石谈判,甚至可以考虑夺取长春。与此同时,马歇尔给东北停战小组的指令规定,“小组只能随政府军前进,政府军有权进驻东北之主要地区,长春路两侧各30公里以内,政府军单独管理,苏军撤出地区中 共军队不得开入占领等”,而对中 共在东北的地位既没有提及,也不愿讨论。毛·Z·D对此极为不满,当即建议周en来在谈判中提出:“承认政府军进驻沈阳至长春”,长春以北应为中 共军队的驻扎地区。对此必须坚持,即使谈判“全面破裂”,“亦绝对不屈服”。
在这种情况下,中 共的方针开始发生重大转变。3月17日中 共中央致电彭真和林彪:“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的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的条件,时间愈快愈好。”同日,毛·Z·D在批转周en来关于商谈东北问题的报告上加了以下两段批示:“请东北局速与友方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东北协定即将签字,请彭、林速即布置一切,造成优势,以利谈判。”又在批转周en来商谈东北问题三点意见的说明时指示:“请彭、林按照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与有理、有利、有节之方针,准备与执行小组进行谈判。”当天,东北民主联军一部即收复四平。
3月18日东北局再报:苏方“曾一再谈北满甚为重要,决不能允许国民党接收整个长春路与矿区”,故提议进占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 共中央当天回复表示同意。第二天,彭真又请周保中去长春直接与苏军交涉,“要求他们于最近期间缩小驻区,尽量将次要地点让我军驻防,特别如延吉、敦化、吉林、牡丹江、佳木斯等地”。3月20日,苏蒋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已陷于僵局,中 共中央则又进了一步,通知东北局,“如果友人谅解,即可进占长春”。 23日更要求林彪“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同时立刻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
一切准备就绪,苏军开始了撤退行动。此前,苏方曾以发生瘟疫、冬季交通不便等种种借口延缓撤军,且迟迟不告知撤离时间,从而造成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和接收的困难。3月22日,苏联使馆突然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撤军完毕。莫斯科的目的,当然是尽可能将东北政权交给中 共,为此,双方的配合日益紧密。3月24日中 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说明现在的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因此要求速与苏军交涉,在撤退时允许中 共军队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及长春。苏方则通过周保中转告,一旦条件具备,立即通知中 共接管长春,同时告诉东北行营接收人员,因要“防疫,不允许办理长春交接手续”。25日中 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局,因停战小组将于近日到达东北,需即刻与苏方联系,请他们“速从哈、长、齐等市撤退”,中 共军队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并以长春为首都。
3月底,苏联因重开经济谈判且似有进展而再次出现反复,以至中 共在接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周折。但事情很快就过去了,莫斯科在撤军的最后时刻采取了两面手法。4月3日,这边是苏联政府答复国民政府,可先行通知各地撤兵日期,并协助中国接防部队;那边是苏军代表接连通知东北局,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 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就近占领。苏方代表还解释说,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来反苏,蒋介石利用美国来反苏反共,苏联目前因谈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但希望中 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
为了让中 共顺利接收长春,苏联对国民党继续采取麻痹战术。4月13日苏联使馆还信誓旦旦地向中国外交部重申,将通知具体撤离时间,并尽量协助中国政府完成接收任务。第二天,苏军就突然撤出长春,同时用事先约定的密码通知了周保中。早已做好准备的中 共军队随即发动总攻,当天便占领了机场两处、市区一部,并于18日控制了全市。4月19日,中 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应迁长春,并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同时,一方面向四平增兵,再打几个胜仗,一方面“用全力夺取哈、齐二市”。
苏军原计划4月25日撤出哈尔滨,但毛·Z·D考虑到马歇尔可能在此之前到达沈阳,故于16日电告东北局,速与苏方交涉,让其尽早撤离。18日再次要求陈云和高岗,“速催友方从哈市立即撤去,以利我军马上占领。此事万急勿延。”20日与苏军代表会面,高岗被告知,哈市苏军已定于25日撤离,无法再提前,但中 共所需武器已经留下,进城后即可得到。此后,按照计划,东北民主联军25日攻占齐齐哈尔,28日进驻哈尔滨。一则占有了相当的地盘,二则得到苏军提供的武器援助,中 共此时的决心是:“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4月26日与苏联大使会谈时,周en来告知,“以前CCP曾同意在满洲问题上对国民党作出一系列让步,但是国民党不愿意停止反对中 共军队的军事行动。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CCP不会再作出让步。”
然而,此时国共在东北的实力对比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由于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2月上旬和3月,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以及第七十一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九十四军一部,都相继投入东北战场。东北国民党军正规军的兵力,已由1月份的13.4万人增加到28.5万人。3月13日,国民党军队进占沈阳,随后兵分两路,向南进攻本溪,向北增援四平。此时,林彪的主力部队“已苦战三月,急需休整补充训练,并适当调剂武器”。四平中 共守军虽作战英勇,但能够指望的增援部队只有一至两个团。所以,尽管毛·Z·D这时提出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雄壮口号,但私下里却与林彪商议,争取尽快停战和谈。
正在春风得意的蒋介石当然不愿再给中 共提供喘息的机会。就在5月3日苏军宣布全部撤离中国的这一天,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抵南京。两天后,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显然是对中 共的前途没有把握,看到形势逆转的斯大林此时又回过头来向南京展开微笑。5月8日,斯大林命驻华使馆武官转告蒋经国,说去年蒋介石曾表示愿赴苏访问,现在斯大林欢迎蒋介石前往莫斯科或边境某地进行会晤。蒋介石现在想的是立即消灭共军,对此当然予以拒绝。5月14日,新六军攻占本溪后,大举北上增援四平。18日林彪下令四平守军撤出战斗,国民党军队进占四平后继续北进,23日不战而进入长春。虽然此后国民党军队因战线过长,力所不及,而止步于松花江,从而形成国共两军隔江对峙的局面,但是在关内,蒋介石却命令河北、山东、山西和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向中 共军队大举进攻,中国的内战于1946年6月全面开启。
简短的结论
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利用CCP,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CCP,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在蒋介石和毛·Z·D那里,所谓联合政府和停战谈判,都不过是为积蓄力量以利再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他不得不把重心向CCP一方倾斜。笔者同意这样一种分析:“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 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不过,苏联关注的中心毕竟在欧洲,而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所以,莫斯科对于中国的内战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只要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能够保留在CCP的控制下,其他问题斯大林恐怕一时是顾不上,也不关心的。
从上述历史过程还可以看出,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确实是多变的,不确定的。有学者用“举棋不定”来形容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认为:“1945年秋天,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同他的欧洲政策一样,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缺乏内在的一致性。”笔者不能同意这个判断。表面看起来,苏联对东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复无常,但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贯作风:目标始终确定而手段经常变换。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当时在北满工作的陈云有很深刻的认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
至于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共美苏四方在东北问题上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他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应该说,如果战后美苏之间存在真诚的合作,那么他们是有能力制止中国内战爆发的。另一方面,中 共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无疑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不过,如同文安立所说,“就冷战观念的形成而言,中国的国共两党始终落在大国的后面。毛·Z·D和蒋介石直到1946年还相信,同两个大国中的一个结盟并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个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和毛·Z·D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争斗在亚洲打开了通向全球冷战的大门。
《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第115-131页
苏联对于东北共军的支援明细
论语1972.2
【*】 *
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的失守,原因很复杂,我认为主要有三:
A、 美苏地缘政治战略的较量结果,美国为了日本(和台湾)而放弃了中国;
B、 蒋介石对于情报工作的敏感性不足,而戴笠的过早殉难加深了这种恶果;
C、 蒋介石过于忠于三民宪政,在现实军政条件尚未具备的前提下仓促行宪。
因此我们在近代史研究中,应该对某社团设置三大疑问:
A、 苏俄军援,还是“小米加步枪”?
B、 间谍渗透,还是“蒋光头无能”?
C、 金融暗战,还是“国民党腐败”?
第一条在杨奎松和沈志华的努力下,已经逐渐曝光;第二点其实是第一点的延伸;第三点的讨论尚非其时,研究结果也没有发表条件。如果这三点都被草民知道了真相,那么“民心向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和“因贪腐而丧失政权”这20世纪东亚三大谎言自然就不攻自破了。
内战前夕,东北林罗军取得之的外援,分“人”和“物”两端。我们分别简单讨论一下:
一、 人
所谓“人”,不是指普通兵员,因此我们这里先不讨论那些被八路收编的40万伪满洲军(详见后文),而是指援助林罗军作战的外军之专业技术、战术人才,这方面,似乎有前关东军、苏俄(东欧)军人和北韩军人3部分来源:
1、 日军:苏军向出关八路总共移交战俘(含妇孺)59.4万名,具体留用人员有以下几个说法:
① 日中经济贸易中心理事兵头义清1943年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时在38军112师335团。他透露日本有个38军战友会,大概10000多人,仅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335团的有好几十人。兵头义清说:共军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差不多10万日本人。四野一般一个连编有一个日军步兵班,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体战斗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② 根据当时日军官员回忆录:八路在60万关东军中搞了个百分比,要求日本人用留下小部分人的代价换取大部分人的遣返。日本人在同胞之间是重视责任感,他们误认为留下必死,因此很多团队中的精英分子和骨干便要求留下,换取大部分袍泽的平安归国。
③ 有官方报道表明,近万名医护人员在林罗军中服役。
④ 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公布:日本前关东军官兵及其家属,一共有14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军中服役,或滞留在××控制区内生活;加藤局长肯定地认为,据他们周密调查,起码有6万名日本军人直接为××军于前线工作,有教授士兵开炮打枪的,有教授飞行技术的,有跟随部队做出战术指导的,也有驾驶坦克和国军直接交战的。以上记录见诸于《纽约时报》,1948年9月29日。
2、 至于苏俄(东欧)将士,以坦克、飞机和火炮操作员为主,其来源主要是当时军统之情报和事后国军参战人员之口述回忆,不过白种人参与之人数不多;
3、 还有说有北韩将士参与南满之征战的,但是至今仍有是北韩朝鲜人还是中国朝鲜族之争,因此存而不论;
二、 物
所谓“物”,是指大规模之枪械弹药供应,主要有以下物品:
1、 关东军仓库中的战备枪械弹药,目前完全可以确证的1945年10月之前交付之具体明细如下:
野战炮:2662 门
机关枪:13825 挺
步枪:30万 支
弹药及补给库:742 所
手榴弹:11052 颗
2、 苏俄缴获的日军之飞机、坦克、汽车、战马等等以及军需物资:
飞机:920 架
坦克:360 辆
装甲车:350 辆
卡车:3078 辆
战马:10.4777万 匹
补给车:21084 辆
特种车:815 部
指挥车:287 辆
汽车:2300 部
拖车:125 部
骡马:17497 匹
无线电机:133 座
(由于战舰未见使用于内战,因此忽略不计)
3、 大连等地源源不断地武器弹药生产;
4、 苏俄、捷克等国制造之军械;
5、 苏俄剩余之二战美援战略物资;
三、 史料来源
以上枪械弹药之提供,数据各异,因为各方的回忆和档案各有不同,现罗列如下:
1、 最早是中国政府外交部在东北之调查报告;
2、 前线作战国军普通士兵之见证;
3、 安东火车站之铁路运输详单和工作人员见证;
4、 前线军统特工之调查报告;
5、 美国1950年代之国会调查报告;
6、 联合国1952年认可之调查报告;
7、 林罗军高层将军之回忆录;
8、 苏俄1971年之解密档案;
9、 毛×东和米高扬1949年之会谈记录。
在当年那种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势下,苏军一会儿把一些武器库交给中×,一会儿又把一些武器库收回来;今天将一批武器交给中×,明天又将一批武器搬往北方;在察哈尔、热河这样做,在东北诸省那样做,在北韩又是另一种做法,如此等等。再加上初时苏军纪律松弛,实际负责看管或上报的单位五花八门,一些人责任心不强,甚或有心邀功,上报数字与实际有较多出入并不奇怪。
我仅仅是在做一个历史研究,既非对这一边定罪,也非为另一边宣传;诚如很多网友所言,革命军北伐和抗日也有苏俄的襄助,因此彼邦之军械并非生来邪恶,只看使用者之目的以及最终结果,而这便是价值判断问题,和历史无关了。我只要求“慎终追远、正本清源”,仅此而已。
我们民族、国家和个人目前的种种境遇,其基本原因便是60年前南京政府输掉了那一场战争,因此输掉的原因我想海峡两岸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去探索究竟。任何战争,饷械供应永远是最为关键之因素,相信大家也认可,而国军崩溃的原点便是东北,因此,东北交战方之军械弹药之供给问题极为重要,这也是我开这个并不成熟的帖子以激发讨论的唯一动机。
四、 关东军
关于日本关东军,有人认为:“关东军顶峰时期的精锐在45年已经被抽调一空,剩下的都是一些临时组建的垃圾师团,番号如下:39,63,79,107,108,112,117,119,122,123,124,125,126,127,128,134 ,135,136,138,139,148,149师团。”
——但我觉得,这些番号罗列得不太专业,比如,如果上面将79师团算作是关东军序列,那么就是将下辖79师团的17方面军北韩驻守部队也算作了关东军序列,因此可别遗漏了101混成联队。到了8月苏军正式进兵,17方面军的南韩(和济州岛)驻守部队也划做关东军序列,于是,我上面所说的“24个师团和9个独立混成旅团,共计75万人”还必须加上17方面军、34军和直属120师团。内蒙守备部队(蒙疆晋绥)还有两个师团、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一个警备大队;库页岛地区还有88、89、91师团和129旅团,他们都也算作向苏俄投降的日军。
关东军的巅峰时期是1943年下半年,而并非上面所言的1941年,到1944年夏季最为衰弱,但到了1945年6月重新充实建制。这些师团并非都是“临时组建”,像39、69、117师团都是1945年6、7月份从中国派遣军调来满洲,既非临时整编,也绝非“垃圾”,还有,和这三个师团同时调防满洲的还有59师团,直属于关东军部,驻防咸兴,不料被遗漏了。59师团原本驻守汉口,为冈村宁次手里最为精锐的部队之一,这次为防止苏俄在南满的进攻,跟随34军司令部来到咸境南道。该师团作战任务除了保卫平壤,还负担起训练新组建的137师团和133旅团的任务。很奇怪的是,以上番号罗列又缺了这两支部队。
大本营计划中还将充实关东军,下一步就是征调10个师团和10个旅团进入满洲对抗美苏,以确保南满的持久抗战;再加上刚才我们罗列的番号,此时关东军仓库中存有70万枝步枪绝非不可思议。
五、 伪军
关于伪军问题,根据老东北军军官王铁汉的估计,满洲国正规军是30万人,地方部队是15-20万人。国军进入东北以后事实上基本没有收编到伪军,因为没那个条件,根据我的资料(今后有时间我会陆续写出),满洲国伪军主要是由苏俄红军远东方面军88旅负责收编的,一个月之内就吸纳了7万人,至于“红军远东方面军88旅”的另外一个番号,相信大家也一定很清楚吧。
当时东北伪军的中下层军官有句俗语:“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老爷投八路”——这很能反应此时的乱象和实情;而高层军官则普遍有“明八路,暗中央”的想法,因此很多投共的伪军后来又陆续反叛,大概有10万人之多吧,后来这10万人有部分编列进了国军序列。
总之,抗战末期,满洲有至少40万伪军是可信的,其中基本被共军收编也是可信的,但后来又有几万人投向国军,这也是有据可查的。我们谈论这个问题,至少要考察1945-1947年这两年多的变迁,一时一地的数据当不得真。
“原伪满洲国军在光复后被改编为东北保安部队的4个保安总队”是对的。根据军政部1946年3月的训令《东北部队整编办法》,每个总队下辖3个团,也就是一共国军改编了12个团的伪军,这几乎就是国军在满洲的全部收获了。当然,这仅仅是南满,至于北满等地,抱歉,国府势力完全无法到达,最多就是派人秘密给那些尚在犹豫,共军也没来得及收编的伪军将领送去个番号笼络一番而已。
到1946年10月,国军中被认为是前伪满军的,共有15万人,“并在其后的1947年被陆续改编为正规军,有14个暂编师”——问题是,这15万人中的军官或许还是老伪军,但兵员早已是新入伍的民间青年了。比如有人所说的“长春伪陆军军官学校及长春周围伪军编为东北保安第4总队”其实在1946年4月就被共军在长春歼灭,后来国府在10月重组,除了军官以外,士兵全是当地青年,改番号为独9师,明年7月改称暂58师,师长王家善。由这个小例子可以看出,这15万人真的属于1945年8月前伪军的,实在只有那“4个保安总队”而已。
冈村宁次给何应钦的备忘录认为,满洲国伪军“装备精良,战力与关东军一样坚强”,因为苏俄占领以前伪满所有档案都付之一炬,因此其具体人数目前只有各方估计。戴笠认为伪军共有50万人,而王铁汉认为满洲正规军是24个师(和特种部队)共30万人,在国军出关时,至少有16个师被共军收编。而陈家骥认为,一万名精锐伪满军就足以保卫如沈阳这种大城市,而如此精锐的满军共有16个旅,其中被共军收编了1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