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决策内幕重探
早先读中国近现代史，凡涉及到国民大革命时期北伐的起因时，大部分史书大都只是讲述外部有利的形势条件，即北方军阀相互混战，无力南顾，但对于影响如此深远的重大事件，在国民党内部究竟由谁发起北伐倡议的，谁拍的板，决策过程又如何，却都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观点和证据，要么是完全置之不理，要么模棱两可语焉不详，更有甚者，存心愚弄读者，把此事归功于中 共的审时度势和英明决断。直到我读过《李宗仁回忆录》，方悟道，原来北伐战争是由李宗仁一手策动的。
据李宗仁回忆，当初湘省政局变动，唐生智意欲赶走赵恒惕取而代之的时候，李就意识到这正是出师北伐，统一全国的良机，遂电请广州国民政府速定北伐大计。接着不待上命就遣桂军一部助唐生智抵御吴佩孚然后又专程赴穗策动北伐。到广州后发现广东政府根本没有一点北伐准备的迹象。李宗仁遂向各方要员陈述北伐之必要性和紧迫性。蒋介石对此唯唯否否，十分踌躇，苏联顾问态度冷淡，既不赞成又不反对，而中 共机关报《向导》周刊发表社论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在一次政治会议上，李宗仁就北伐提议慷慨陈词，粤军司令李济深则强烈响应，其他人不好再说什么呢，北伐竟这么戏剧性的获得通过。但在具体计划部署方面依然迟缓，直到四七军在前方告捷，蒋介石方才就任革命军司令，誓师北伐。
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李宗仁才是这场北伐战争的发动者，对国民革命功不可没，而作为北伐战争最大的受益者蒋介石则是无意北伐，完全跟着形势走，徒享其成。至于苏联顾问和中 共，根本就是北伐战争的反对者。
然而事实是否如此，李宗仁的回忆是否可以完全相信呢？当然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李宗仁的回忆录多处夸大和粉饰自己。读第一遍的时候觉得此公真是淳朴厚道，一心为国，再读第二遍，就发现李宗仁矜矜自夸，很不诚实（当然了这是政治家的通病）。例如桂系搞地方割据，和蒋介石长期对抗，明争暗斗，对此造成的恶劣影响和后果，李对于自身何曾有半点反省和忏悔。再者象台儿庄战役，李宗仁把指挥之功完全据为己有，对白崇禧的作用只字不提。所以我们为求真相，必须对国共两党要员对北伐的态度，重新审视一番。
首先我们来看蒋介石。孙中山在世的时候，曾经举行过三次北伐，但皆因违背天时和人和，终至获败。孙死后，其北伐主张作为未完成的遗志传给了国民党，国民党党内对进行北伐皆无异议。蒋介石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自居，理所当然的把北伐大旗抗到了自己肩上，更何况北伐对他本人的政治利益有百利而无一弊，我相信蒋介石是真心拥护北伐的。
1926年年初，在铲除陈炯明这些威胁广州国民政府的军阀势力之后，蒋介石就已经有准备北伐的念头了。这年1月4日在一次演讲中，蒋介石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既不难统一中国。”3月18日，蒋介石在中央学校开会，力主北伐。24日，蒋介石“往别伊万洛夫斯基，言中国革命之现势，非速定出兵北伐大计不可”。而苏联顾问季山嘉则主张北伐从缓，应先致力于内部团结，而招致蒋介石的强烈不满。蒋介石在日记中记道，“季山嘉就谈，极陈北伐之不利，力辟其荒谬”。因为北伐问题与季山嘉的矛盾冲突越来越白热化，多疑的蒋介石以为季山嘉将对自己不利，3月20号遂发动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季山嘉被撤回国内，国民政府最高首脑汪精卫以病不视事，权力出现真空。蒋介石虽然忙着攫取政府大权，但并未因此而把北伐抛诸脑后。
4月1日，唐生智向广州国民政府告急，蒋介石“意先令其服从政府，然后约期赴援”。3日，蒋“建议中央，整军肃党，准期北伐，主张六七月间开始北伐”。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在会上，蒋介石正式提出北伐提案，宣布“两广决于三个月内（即本年六月底），实行出兵北伐”。21日军委会发表时局宣言，表示北伐。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记道，“余历来主张之北伐，至此始得贯彻
由此可见，对于北伐蒋介石一直是坚定的支持者，而且早就开始酝酿计划了，并最终施行之。而绝非《蒋介石评传》（汪荣祖和李敖合著）中说的那样，“被绑鸭子上架”。而李宗仁跑到广州去游说北伐，被蒋介石浇了一盆冷水，对于蒋介石模棱两可的表现，我更多认为是蒋阴沉深刻，城府很深的性格所致，而非无意北伐。
而李宗仁和李济深唱双簧，一唱一和的儿戏一般竟使北伐获得政治会议通过，由口号进入了准备部署阶段。但此决策内幕仅见于李宗仁的个人回忆，缺少其他旁证，既不能证明其有，亦不能证明其无。这或者可能是桂系和蒋介石长期明争暗斗，功绩为国民党宣传部门给人为的压抑埋没。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李宗仁即使没有说谎，但肯定对自己的表现过分夸大了，把别人的贡献置之不提。以常理推测，中山舰事件事后，苏联弃汪联蒋，蒋介石逐渐掌控了广州国民政府的军事行政大权，并且其本人又是强硬的北伐支持者，竟在这样重大决策的重要关头，毫无表示，殊不可解。由于关于北伐决策过程的资料甚少，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搞不清楚，但根据蒋介石的历来表现，我认为可以推出蒋起码应该是决策者中的一个。
蒋在北伐提案中预计，国民革命军至少须准备四万之五万只枪，“方得与敌相敌也”，并希望三个月内北伐准备完毕。但筹备工作显然十分艰难，所以李宗仁对蒋介石责怪出师延缓，蒋气得在日记中骂李不识内情，并叹道“良可慨也”。之后的日记中又这样记道：“知我者谓我艰难，不知我者谓我消极，政治军事有如此难忘之苦衷。”以广州政府内部之派系林立，财政拮据，单方面责备蒋介石筹备工作迟缓，实不近人情。
我们再来看苏联和中 共。苏联顾问加伦和鲍罗廷都赞成北伐，加伦还就北伐战略拟定了详细计划。但此时苏联由于面临严峻而危险的国际形势，唯恐资本主义世界结成反苏联盟，为了维护东部边境的安全和中东铁路的利益，故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多次决议，强烈反对广州国民政府进行北伐，以免战火延及自身。但对广州国民政府则不能实话实说，而是建议他们，目前应该集中精力于内部工作，进行土地政治财政方面的改革。接替加伦的季山嘉，反对蒋介石进行北伐，招致蒋的强烈不满，遂发生后来的中山舰事件，季山嘉被撤回国内。5月1日，鲍罗廷为贯彻苏共主张，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谈，以为北伐是根本错误，但最终以妥协告终。鲍考虑到CCP和国民党左派实力过于弱小，只能支持北伐，在北伐中暴露蒋介石的右派真面目，然后把他清理出革命队伍。
而中 共最初是支持北伐的。4月5日，共产国际致函中 共，认为北伐是根本错误。为此共产国际远东局主席跑到中国，，根据莫斯科的决议，劝说陈独秀放弃支持北伐的主张。6月30号，陈独秀还致电共产国际为北伐辩解。但7月7日，陈独秀又在向导周刊发文，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公开反对北伐，显然是受了共产国际的影响。陈文一出，在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招到它们的强烈谴责。
根据上文我们可知，李宗仁跑到广州策动北伐，的确有功，但只是推动促进的功劳，北伐的计划一直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头脑中酝酿着，有没有李宗仁，国民政府都照样会进行北伐的。蒋介石是既是国民政府的掌权者，又是北伐计划的坚定支持者，对北伐的进行起了旁人都无法代替的作用。而苏联，和唯莫斯科是从的中 共，则鉴于CCP领导的人民力量之弱小，是不赞成北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