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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国民党100年

ZT国民党100年

不代表本人观点


 


  在败逃台湾之前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中,它从一个仅二十余人的秘密小团体一举成为推翻清王朝的巨大政治力量、经过种种曲折终成统一全国、拥有最强大武装的执政党。但在权力达到顶峰时,它却轰然坍塌、黯然离去。


国民党,作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当从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算起,至今已有百年余(如果再往前可追溯到1894年孙中山创办的反清团体“兴中会”)。如果按活动区域分,国民党这一百年主要经历了大陆与台湾两个时期。

    在败逃台湾之前,国民党在大陆度过了55个春秋(1894~1949年)。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中,它从一个仅二十余人的秘密小团体一举成为推翻清王朝的巨大政治力量、经过种种曲折终成统一全国、拥有最强大武装的执政党。但在权力达到顶峰时,它却轰然坍塌、黯然离去。回首这段沧桑往事,不禁使人想起《桃花扇》中的名句:“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革命党”与“执政党”

    1894年深秋,年仅28岁、可说一无所有的孙中山与二十几位同龄人在远离中国的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这在当时只被少数与闻者认为是几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的“痴人说梦”,没有几人会认真看待。其实,这却是中国近代历史舞台的主角——国民党的开端。

    在某种意义上说,“革命”的成功与其说是革命党人的“制造”,毋宁说是统治者统治无方、使社会矛盾长期积累酿成社会危机,而面对危机又处置不当的结果。兴中会成立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惨败。不久,希望在体制内改革、变法的维新派又被以慈禧为首的清廷顽固派血腥镇压,这就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体制外的革命党人推上了近代历史舞台。其后,各种革命小团体大量涌现,终于在1905年汇集一处,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的政党中国同盟会。

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中华民国的成立,民主气氛高涨,“政党政治”一时成为热潮,在很短的时间内竟出现上百个政党。同盟会一些领导人甚至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在宋教仁的鼓动下,同盟会在1912年3月通过了新修订的《总章》。其核心精神就是将同盟会从过去秘密的“革命党”变为公开合法的“政党”。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党”就是西方那种在议会中通过选举取得执政权的党。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将“革命党”同盟会改造成“政党”国民党。当年8月,以同盟会为骨干、联合其他四小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的国民党在北京组建。但历史表明他们确实过于天真了,在袁世凯的统治下,政党政治终成幻影——当国民党在1913年3月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赢得胜利时,袁世凯暗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宋教仁遇刺引发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但只两个月即告失败。这宣告了中国初试“政党政治”的失败。

    事实说明,在革命刚刚成功、一切尚未稳定时即匆匆取消“革命党”确是革命党人的重大失误。不过,他们提出的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到掌握政权后成为“执政党”这种转变的意义,却不能忽视。

    “一党治国”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召集国民党员组建“中华革命党”,进行反袁斗争。在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孙中山认为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徒以组织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耳”。“至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此,他强调“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之要件”,党员必须绝对服从他一个人,入党时还要按手印。

    对此,他的战友黄兴认为党员在誓约上写明服从孙中山再举革命已是不平等,而还要按手印则是对人格的侮辱,因此坚决反对。平心而论,孙中山本意是为扭转国民党的涣散、软弱,出于公心,不如此确实很难取得革命胜利。然而黄兴等人的反对也确有道理,因为誓言规定只服从领袖,当领袖是出于公心时固无问题,但当领袖变质或更换时,领袖究竟仍是大公无私还是抱有个人野心则无法保证。或许,这是“革命党”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

    对于未来的治国方式,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纲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党治国”模式:“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这种治国模式对今后中国历史的影响之深之远,当时恐无人料及。

    但如何将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革命党”付诸实行,孙中山毕竟毫无经验,因此“中华革命党”不仅无法夺取政权,本身亦渐式微。从1916年到1922年,中国政治一片混乱,陷入军阀割据之中。孙中山两度联络部分军阀“护法”,却都因军阀背叛而惨遭失败。在极度困难之中,他在1919年10月将越来越不景气的中华革命党改建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虽对中华革命党的章程做了一些修改,但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仍与中华革命党一样,规定:“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时,以极富组建革命党经验的列宁为首的“第三国际”和刚刚诞生的中国CCP,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和作”。在共产国际和中国CCP的帮助下,国民党开始了自上而下较为严密的组织建设和党军建立。

“一党独裁”

    1927年初,随着国共合作的北伐不断取得胜利,两党的矛盾空前尖锐起来,这一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始“清党”,国共合作破裂,血雨腥风的“十年内战”开始了。

    在这十年间,国民党建立起了一党独裁的政体。1928年,国民党就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虽然规定“五权分立”(五权,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人事权与监察权),但各部门组成人员全部为国民党员,并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初步确定了国民党对政权的控制和垄断。而《中华民国训政纲领》规定国民党总揽一切权力,公民和其他一切政党事实上不得享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所有政治权利。以后的各种条文、法规规定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是“非法党”。1929年国民党“三全”大会对国民党“一党治国”的解释是其独裁的基本“理论”:“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故训政纲领开宗明义即以中国国民党依照建国大纲,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因此,国民党要“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规定“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强调国民必须服从国民党、拥护“三民主义”。

    从1929年到1931年,又进一步确立了“领袖”蒋介石的独裁地位。总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五权”都归国民党独有。

    国民党的这些规定,通过特务体系和保甲制度得到贯彻实行。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产生、组成,以后发展成为“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特务活动延伸到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系统,造成全面恐怖。同时,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从1928年到1934年,保甲制逐渐严密。“保甲”成为全国普遍推行的基础政权组织,对国民实行“管、教、养、卫”,即清查户口、监视居民,一户犯罪、各户株连,实行“党化教育”,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并以“自卫”的名义进行军事训练。

    坚持独裁,失去良机

    虽然国民党为了维护“一党独裁”采取种种办法镇压“异党”,但以CCP为主要代表的“异党”一直未被消灭。而且,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严重,要求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共同抗战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36年年末“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再次合作,也为中国结束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政治提供难得的契机。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停止了对异党的镇压,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党派实现了局部合作。国民党释放了一些被捕入狱的CCP员和一些因反对蒋介石被捕的民主进步人士,允许各地成立抗日救国团体,放松了对新闻出版物的查禁,《新华日报》等CCP报刊可在“国统区”公开、合法发行。特别是1938年7月国民党邀请各党派人士“共商国是”的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成立,更表明国民党受到抗日民主浪潮的影响和冲击。

      虽有此种种变化,但国民党并不想放弃“一党独裁”的基本政治模式。因此,它实际拒绝了中国CCP在1944年秋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因为这一主张是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制的彻底否定。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中,中国CCP仍把反对一党独裁专 zhi、争取民主政治作为谈判的重要内容。

    以后的历史表明,这可能是历史给国民党提供的“一线生机”。然而,国民党被抗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将这难得的历史机遇白白丢失了。

    “胜利的灾难”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这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基本废除,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澎列岛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在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与美、苏、英、法等世界强国比肩的“五强”之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万分,也不能不使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威望陡然高涨,达到空前的高度。抗战的胜利,确使国民党得到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政治资本。然而,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国民党的威望却一落千丈,并就此埋下了几年后失败的祸根。

    日本的失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大的财富。但国民党党、政、军各级机构和各级“接收大员”将接收敌、伪产变成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当时,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也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更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贪污腐败,使国民党民心尽失。

    国民党既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突然面对巨大财富,它就无可避免地更加腐败,加速其走向失败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失尽的国民党,在随后的“大决战”中注定“在劫难逃”,只能仓皇逃到台湾,失去大陆无限江山。

    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笔堪称丰厚、至为珍贵的政治资本,就这样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此诚国民党的“悲剧”,更是历史的吊诡。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历史不是没给国民党机会,而是国民党自己一再拒绝了历史的赐予。


总理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前身为中国同盟会,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兴中会的基础上合并小党于1905年8月在东京成立。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1919年正式称为中国国民党,由孙中山担任总理。孙中山执掌期间,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在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后,坚持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并在中 共的帮助下,国民党实行改组,并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展开北伐,直到1925年3月去世。
 

总裁蒋介石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背离宗旨,排除异己,并在1938年3月被推举为国民党总裁。此前,国民党中常会党主席由胡汉民和汪精卫担任。1927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蒋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大搞“清党”排除中 共;尽管完成北伐统一全国,但新老军阀混战、派系斗争不断;尽管十年经济发展,加速现代化进程,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内剿杀红军,发动五次围剿;对外向日妥协,东三省沦陷;尽管西安事变后被迫联共抗日,但制造摩擦不断;尽管八年抗战赢得辉煌胜利,但其后坚持内战,最终败逃台湾。

    国民党逃台后,经过深刻反思与改造,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成为亚洲“四小龙”的新星。然而,李登辉出任党主席后,政治路线发生偏离,黑金政治日盛,在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党内斗争不断,分裂持续上演,终于失去了在台湾的执政权。李登辉被赶出国民党后,国民党进入“连战时代”。如今,国民党又进入“少帅”马英九执掌时期。未来国民党能否革新奋起,再造辉煌,重新获得执政权,尚待观察。

和平土改,稳固政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然而台湾光复时,经济一片萧条。当时有报刊写道:“战后日本留下的已是一个洗劫一空和断壁残垣的台湾。”日本人离开台湾前也曾狂言:“三个月后,台湾将一片黑暗。”当时的蒋介石正忙于内战,尚无精力治理台湾,战后重建缓慢,甚至将岛内有限的粮食与物资运到大陆,这进一步加剧了岛内粮食与物资的匮乏。结果有“粮仓”之称的台湾在1946年发生了“抢米风潮”。

    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失败,蒋介石率200万军民逃台,进一步加剧了岛内物资供应紧张,物价飞涨。此时,美国也不看好败逃台湾的国民党,有意抛弃蒋介石,计划与中 共修好。恰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台湾蒋氏集团的态度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美国的军事援助与经济援助,不仅让国民党得以苟延残喘,而且也造就了国民党的另一新生机会。

    蒋介石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进行了深刻反思,于1950年成立“国民党改造委员会”,进行党纪整顿,鼓励党员归队,淘汰不合格党员,重建党的组织体系,同时推动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四大“改造运动”,尤其是国民党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开始重视农民问题,推行和平的、渐进式的“三阶段土地改革方案”。

    由于土改的成败关系到国民党在台湾的存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此蒋介石授权他非常信任的省主席陈诚主持。经过“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与“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实施,农民获得了土地,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土改政策的实施,使国民党获得了农民的好评与支持,而且政府可以将有偿的土地出让金转为工商资本,为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应该说,土改奠定了国民党在台湾后来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经济奇迹”,赢得肯定

    如果说土地改革是国民党在台湾的第一个成功壮举,那么走外向经济、实现经济起飞、创造“经济奇迹”,则是国民党在台湾最为辉煌的一页,也由此赢得世界的关注与尊重。

    1979年,台湾与香港、韩国、新加坡等被国际经济组织列入新兴工业化社会,被世人称为亚洲“四小龙”,“台湾经济奇迹”威名远扬。到1992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亿美元,跃居世界第20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居世界第25位,外贸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高居世界第十四位,外汇储备9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到国民党下台的2000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4万美元,对外贸易进出口额双双突破1400亿美元,总额达2800亿美元,外汇储备达1067亿美元。

  台湾经济成功发展原因众多,但最为关键的还是国民党当局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与采取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

    在台湾经济恢复不久,面对经济资源与外汇不足局面,国民党当局首先采取了“替代进口”的经济发展战略。数年之后,岛内市场趋于饱和、部分工业生产能力出现过剩时,国民党当局又通过一系列的外汇外贸改革方案,确立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道路。台湾知名经济学家王作荣在《壮志未酬》一书中写道:“不要小看这项改革,这是一次改变台湾经济前途、脱出困境、使台湾经济起飞、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起跑点。”

在外向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成功的是在出台“奖励投资条例”、鼓励外商投资的同时,国民党当局创造性地设立了三个加工出口区,极大地推动了台湾加工出口工业与对外贸易的发展,建立起以轻纺与电子工业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体系,进而实现了台湾经济的起飞。

    此后,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冲击后,蒋经国又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开始采取第二次“进口替代”政策,特别是大力推动“十大建设计划”,台湾的重化工业得到发展。这十项建设工程至今仍是台湾经济的重要支柱。

    国民党经济建设中的另一重要创举是仿效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率先创建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工业园区集中了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体的台湾高科技企业,信息电子硬件产值一度排名世界第三位,目前仍居世界第四位,十多项电子产品在市场占有率高居世界第一。

    可以说,台湾经济发展成就,是国民党最引以为豪的地方。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最肯定的也是经济的成功发展。特别是在民进党执政后,台湾经济形势的逆转,更加强了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经济执政能力的肯定与怀念。

    民主与专 zhi成败之辩

    国民党在台湾的新生与成就,不仅表现在经济上,在政治制度与民主机制建设上也是有贡献的。

    国民党在政治制度建设上采取“地方自治与半自治”与“中央高度集权”的双重模式。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台湾各县市政府议会、省议会逐步实行直接民选,从而让地方政治精英可参与地方政权,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台湾本地政治精英对国民党政权的怀疑与不满情绪,而且通过党的提名制度,将这些地方政治精英转变为国民党权力的拥护者与支持者,从而结为政治利益同盟体。不过,蒋氏父子却长期不开放“中央”民意机构。这一制度的设计,虽可保证“党国一体”、“党政一体”,实现国民党的“一党独大”统治,但也受到知识精英的批判。特别是在经济成功发展之后,台湾长期的“戒严体制”与威权统治体系,成为国民党的另一大挑战。在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蒋经国离开人世之前,做出了开放“党禁”、“报禁”、开放各级权力机构的全民普选等重要决策,新的现代民主制度就此建立。

    尽管台湾的政治转轨较为顺利,但台湾的民主化发展,却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走入了误区,与“民粹”、“台独”、“人权”等混杂在一起,引发了岛内的国家认同与身份认同问题,也引发了省籍矛盾与冲突,致使台湾分裂成为一个对立、对抗的社会。民主在台湾变调,民主的价值被扭曲。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国民党当权派在推动民主化进程中,国民党内的民主化进程却未能与时俱进,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党内民主机制,反而在特殊的历史结构下,造就了李登辉在民主的外衣下新的专权与专 zhi,国民党变为一言堂,扼杀了党内的精英与人才,也埋下了国民党走向衰落的必由之路。

失去政权——台湾“世纪之变”

 
1988年1月,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去世,蒋家王朝在台湾的统治宣告结束。李登辉依法继任党主席,从此揭开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序幕。

    同时,由蒋经国启动的民主化改革迅速展开,岛内政治格局由国民党原先支配性的“一党独大”转化为多党竞争并存,以民进党为首的反对阵营不断挖走国民党的传统票源,国民党江河日下,执政危机警讯频传。

    在2000年台湾领导人选举中,由于李登辉的阻挠,国民党内实力派政治明星宋楚瑜被排除在外,被迫退出国民党独立参选,最后由连战与萧万长搭档代表中国国民党参选,陈水扁代表民进党参选。结果因国民党分裂,连战只获得不足30%的得票率,创下历史新低,国民党不仅惨败,而且失去了在台湾五十余年的执政权,震惊海内外,成为台湾五十余年来的最大政治变局,也使“百年老店”国民党陷入崩溃的边缘。

    败于黑金之下

    国民党失去政权不完全是国民党分裂所致,究其原因,腐败与黑金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国民党因腐败丢掉大陆,也因腐败失去在台湾的执政权。

    国民党到台湾后,曾就过去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检讨,因此在蒋氏父子时期,政商勾结与贪污现象虽有,但并不严重。然而,李登辉执政后,为了适应选举需要和保住政权,大搞黑金政治,让许多有黑道背景的人纷纷进入各级民意机构,各种官商勾结、黑白勾结、以权谋私现象日趋普遍,腐败问题日益突出,引起台湾民众的普遍不满。特别是在民进党的大肆宣传攻击之下,国民党成为黑金的代名词,支持国民党就等于支持黑金,让国民党的选票迅速流失。

    国民党黑金问题的另一特别现象是国民党拥有庞大的党产或事业,一度拥有七家投资控股公司,投资数百家企业,拥有数千亿新台币资产,一个政党变为一个庞大的财团,造成党企不分,党政不分,“党产”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党产问题也成为反对党不断攻击国民党的把柄。每到选举,民进党就会打“党产牌”、“反黑金”,让国民党陷于被动。


  党内分裂之痛

    国民党在台湾建立起庞大的组织体系,也因经济成就吸引许多优秀人才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曾号称有十多万基层组织、270万党员、3700多名专职党工干部。然而,国民党的组织体系在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大而不实,多而不精,向心力不强,忠贞党员非常有限。在李登辉被赶出国民党后的党员重新登记中,虽有105万党员,但真正交党费的只有30多万。特别是,因腐败与黑金问题,国民党再也吸引不了优秀的知识分子与青年人,使国民党日渐老化与衰败。

    更为严重的是,这样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政党,自李登辉出任党主席后,随着党的路线走入歧途,国民党就开始走向分裂,而且越分越多,最终四分五裂。因反对李登辉搞“台独”而于1993年8月成立的新党,其成员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率先从国民党出走的一批政治精英,这是国民党分裂的开始,也是国民党失去中生代精英的重大损失。在2000年台湾大选中,宋楚瑜独立参选,不仅直接导致国民党失去政权,而且逐渐发展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亲民党(2000年3月成立),此乃国民党第二次重大分裂。同时,国民党内一批追随李登辉的本土激进势力也纷纷出走,成立了台湾团结联盟(2001年8月),成为一个新的“台独党”,是国民党的第三次大分裂。此外,陆续有一批国民党人士投靠民进党或离开国民党。就这样,一个曾有辉煌历史、曾取得重大经济成就的国民党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嬗变为包括左、中、右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谱写了国民党在台湾衰落的历史。

    能否再度中兴?

    国民党失去政权后连战力图进行党的改革,发起国民党新的改造运动,特别是提出重视培养青年人、制订“排黑条款”等措施,但阻力重重,路线之争、权力之争激烈,改革进展并不顺利。

    国民党为了东山再起,曾努力重新实现泛国民党势力的整合,而且在2004年的大选中,实现了国、亲、新三党的团结,由连战与宋楚瑜合作,角逐2004年台湾领导人,但因诡异的“319枪击案”,东山再起功败垂成,国民党又一次遭遇重大挫折。

    不过,在岛内社会与政治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国民党经过失去政权后五年多的改革,衰落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在去年“立法委员”选举中,国民党是各政党中成绩与表现最佳的政党,而且是多年来首次打了一个胜仗。在今年5月的“任务型国大代表”选举中,国民党也基本上维持这一趋势。更重要的是,在李登辉被赶出国民党后,连战成为国民党新一代的领袖人物,但也是一个过渡性的国民党领袖人物。为了能在离位前,确立国民党正确的政治路线,连战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抉择,在委派副主席江丙坤赴大陆之后,亲自访问大陆,在开拓两岸关系发展新历史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战略考虑则是,要通过祭拜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的创建者孙中山,确立国民党未来掌舵者能够坚持“九二共识”与反对“台独”的政治路线。此举不仅使连战的个人声望创下民调新高,超过台湾其他政治明星,而且,国民党的支持度大幅上扬,让国民党党员与支持群众感受到国民党重生的希望。

    2005年7月16日,台北市长马英九当选为国民党主席,表明国民党完成代际交接,中生代正式接掌国民党。然而,岛内社会与政治生态复杂,党产问题棘手异常,泛蓝整合困难重重,马英九能不能带领国民党延续连战确立的政治路线,能不能高度团结、彻底扭转衰退的趋势,并夺回执政权,仍存在变数。

    国民党台湾时期领导人及主要事迹

    总裁蒋介石败逃台湾后,蒋介石深刻反思并改造国民党,效法中 共实行土改,坚持一中,反对“台独”,但始终声称“反攻大陆”,后期“外交”挫折重重——“赶出”联合国,日、美相继背离等。

    主席蒋经国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但国民党的领导重任却加到了“行政院长”蒋经国身上。1975年4月28日,蒋经国被推举为国民党主席。期间,大力发展经济,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晚年开放党禁、停止戒严和部分开放台胞回大陆探亲等。

    主席李登辉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副总统”李登辉继任党主席。期间,大权独揽,大搞黑金政治;推行本土化政策,制造族群对立;纵容民进党和“台独”势力;制造“两国论”和“一中一台”(1995年5月,李登辉公然访问美国);肢解国民党。2000年3月20日,民进党赢得“总统”大选后,国民党失去51年的执政权,李登辉辞职。

    主席连战李登辉辞职后,连战出任代主席,于2000年6月当选党主席。期间,坚持一个中国与“九二共识”,怒斥台湾当局的绿色恐怖,力图整合泛蓝阵营,但力不从心。2005年春天,他率党团访问大陆,并与胡主席主席进行时隔60年的历史性握手,在海峡两岸同步掀起了大陆热与台湾热。

    主席马英九2005年7月16日,马英九击败王金平当选国民党主席。



[ 本帖最后由 白衣卿相 于 2009-10-19 23:45 编辑 ]
吃不到葡萄可以吃葡萄干,但是一定要说葡萄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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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事务者为俊杰
俺金家媳妇也不是好惹滴....我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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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像是共产党写的历史,国民党在在战火纷飞的内战时期都在努力推行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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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章不太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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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4# geohuskyer 的帖子

哪里不可信了?
吃不到葡萄可以吃葡萄干,但是一定要说葡萄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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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为版主原创还是转载?应该是旧文吧。因为从文中没有看出马已执政的信息。

   文中没有提到中山先生建国的“三部曲”---军政、训政、宪政。以笔者的渊博和功底独独遗漏了,很是令人诧异。孙先生提出的这个理论是为了最终实现建国的大纲和方略,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不是一党独大的一党永久专政,它们有本质的区别的。
  1905年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中将同盟会政治纲领的顺序分为三时期:第一时期为军法之治,军政府总摄地方行政,以3年为期限,第二期为约法之治,以6年为期,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军政府解除权柄,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召集国会。这是孙中山的宪政发展三阶段论的起始形态。
   1914年孙先生在“中华革命党总章”里明确说:“本党进行秩序,分为三时期:一、军政时期:此期以武力扫除一切建立民国的障碍,奠定民国基础;二、训政时期:此期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立地方自治;三、宪政时期:此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起,即为革命成功之时。”至此,军政、训政、宪政已具雏形。代替军法、约法、宪法之说。
   1919年的“孙文学说”对“三期”有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完善,其中明确提出了“五权宪法”。
   我们再看看“维基百科”是怎么记述“三期”的:
军政时期:
    民国成立之后内战不断,各地军阀割据,没有统一的政府,当初革命所倡导的主义无法顺利推行,民众亦处于战乱之中。于是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规划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直到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于是1917年成立广州军政府,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才结束了军政时期。

训政时期: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二次北伐,全国归于统一。于是国民政府订定《训政时期约法》,此时的“约法”相当于国家基本法。由当时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实行“一党训政”。在1928年至1947年间,即为训政时期。

宪政时期:
  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拟定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即“五五宪草”)预备正式立宪。这是中华民国宪法的前身,它本来应该由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制宪国民大会未能召开,立宪遂向后拖延。直到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12月25日制宪国民大会议决通过《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1日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1948年5月20日,国民政府改组为总统府,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也改为中华民国总统,中华民国正式进入宪政时期。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宪政”的时间表其实并没有完全实施。期间应该是军政到训政的过渡期和训政时期的延续,是因为中共势力日炽,长存推翻国民政府为己任。国家战乱未平,实难真正推行训政以及宪政。其中必有军政以辅之,也就是勘乱时期吧。蒋公退守台湾,也是做了深刻的反思,太早行宪也在其中,过于宽松的限制给了中共极多的可乘之机进行全方位的渗透和宣传。也是蒋公在台湾推迟实行宪政的原因之一。直到了台湾的蒋经国时代,才真正意义上开始了宪政。在台湾实现了中山先生的梦想。
   蒋先生其实是在山河破碎,内乱纷扰,外辱侵入的多事之秋,艰难的推行和实践中山先生“三期”理论,以期在中华大地全面实现“三民主义”!没有这个理念的执着坚持,就不可能有台湾的今天。“100年”文中,丝毫未见“三期”的踪迹,只是洋洋洒洒的痛陈“军政、训政时期”是为了“一党独裁”、“一党治国” 。也罢,就算是“100年”文中说的“独夫民贼”,那么高唱“民主”笼络人心,混乱民众认知的中共怎样呢?要想知道中共做了怎样的承诺,请看“历史的先声”这本书。
   在这里我们暂且用言论自由作为注脚:中共建政初,刘少奇曾与毛泽东谈起承诺的言论自由。毛说:“难道忘了我们是怎样利用国民党的言论自由,打败了国民党?”。听后,刘沉默不语。
随后,所有报纸电台等等的媒体全部收为国有,全面由党来控制,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
不知当初附和中共的宣传,摇旗呐喊痛斥“独夫民贼”的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做何感想?俗话说,“记吃不记打”。在日后的“双百方针”的引诱下,又有多少人中了“阳谋”呢?!一场“反右运动”波及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群!其苦况不在这里复述了。至于历次的运动,也不赘述了!不只是能用“血的教训”来形容了!
   就拿蒋公实践的孙先生的建国大纲和方略与中共的建政宗旨做对比,就拿这近百年来的血和泪的事实来做对比,到底谁是彻底实现了“一党治国”、“一党独裁”呢?
   本人认为:抛开、割裂了中山先生的“三期论”,片面的论断“军政、训政”时期的施策为“一党治国”、“一党独裁”是不公正的,是错误的。以“100年”文者的广博知识和深厚的文字功底不会不知道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和方略的,不会不知道蒋公是怎样艰难的实践之!因为文中也叙述了,产生“三期”论的原因和背景。至于为什么出此论断,只能是选择性失明的解释了,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奉旨”之作。
   现再将文中的数个观点作我个人的澄清:
   “这时,以极富组建革命党经验的列宁为首的“第三国际”和刚刚诞生的中国CCP,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和作”。在共产国际和中国CCP的帮助下,国民党开始了自上而下较为严密的组织建设和党军建立。 ”
    第一次所谓“国共和作”,实际上就是“联俄荣共”政策。这里我就转载维基百科的解释:
联俄容共或称联俄联共是孙文晚年所推动,引入外援改造中国国民党、建立党军的政策。

由于国民党军事力量不足以抵抗军阀,两次护法运动均以失败告终,孙文认为必须建造自己的军队。在西方列强拒绝给予孙文援助的情况下,新成立的苏俄却口头宣布废除前沙俄与中国的部分不平等条约,利用中国国民党发展起来的组织输出共产革命。1922年8月,越飞到北京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首先致函正在洛阳的军事实力最强的吴佩孚将军,希望建立合作关系,但遭到吴的拒绝。然后在上海与孙中山会面。与孙中山会面后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越宣言),开始国民党与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的中国分部)的合作关系。孙越宣言俄方表示会从外蒙古撤军,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承诺不在中国进行共产革命,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孙文与苏俄的关系才日益密切。

孙文在1923年(民国12年)与共产国际合作,苏俄方面给予孙文大量武器和财政援助,并派出军事顾问帮助孙文建军北伐。隔年,黄埔军校成立。在苏联的影响下,孙文同意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史称“联俄容共”,共产党在后来将其称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单方面称孙文的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而这与国民党人对“容共”政策的理解并不一样。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中共党员;在17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三人,廖仲恺、戴季陶为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国民党各级党部。国民党的“一全”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孙文逝世后,共产党人受苏俄指使在国民党内部发展迅速,控制了国民党的诸多重要职务,引起国民党内激烈的政治斗争。在蒋中正率领的北伐军占领上海后,国民党在财政上不再需要苏俄的援助,在南京的蒋中正随即发动清党;武汉的亲共派首领汪精卫在偶然获得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行动策略的文件后,也开始清党。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到此结束。

中国共产党在同时针对国民党在上海、广州、南昌等地组织发起暴动叛乱,失败后进入农村地区发展,继续接受苏俄援助,进行颠覆当时国民政府的活动。
    从以上史实来看,这叫帮助吗?连协助都够不上!应该是中共借助国民党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而实施中共高层日后讲的“挖心战术”---彻底颠覆国民政府而取代之,建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这叫什么帮助?此其一。
    “一党独裁”、“坚持独裁,失去良机”。上述已做叙述,此其二。
    对于国民党的台湾史,本人才疏学浅,甚是模糊;在这里无法评述,并不代表本人赞同其看法。此其三。
   由于认为“100年”文中的“独裁”从立论、论证、论断,不仅选择性的取材,已失公正,而且皆与中共官方的定论惊人的“巧合 ”,所以对其“台湾论”深感不安,不敢轻易苟同。疑是“奉旨”之作。
   此帖也算是替4楼的回复版主了。就写这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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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王败寇规则吧。
我们这个时代,存在大量误导的、片面的、歌功颂德的虚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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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同的党服务当然就要为他们说说话了!回避应该回避的,强调应该强调的,修改可以修改的!忽略应该忽略的!欺骗能够欺骗的!国民党共产党都是这样子的!
借我三千虎贲,复我浩荡中华。
凡所汉旗指处,无不望尘遁逃。
剑指天山西峰,马踏黑海北岸。
贝加尔湖张弓,库页荒岛赏雪。
晨赴恒河饮马,夜抵碎叶揽月.。
中南半岛访古,东京废墟祭祖。
敢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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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xmj855325 于 2009-10-14 16:58 发表 为不同的党服务当然就要为他们说说话了!回避应该回避的,强调应该强调的,修改可以修改的!忽略应该忽略的!欺骗能够欺骗的!国民党共产党都是这样子的!


告诉你!共匪是这样不要脸,但国民党未必跟共匪是一路货色!国民党再无耻都没有你共产党那么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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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邱之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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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0# incoming 的帖子

一个是包含,将之收容,另一个是接么结盟联合。
吃不到葡萄可以吃葡萄干,但是一定要说葡萄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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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文中的“独裁”从立论、论证、论断,不仅选择性的取材,已失公正,而且皆与中共官方的定论惊人的“巧合 ”,所以对其“台湾论”深感不安,不敢轻易苟同
有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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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之见;自从十九世纪末西方的民主理念来到中国大地之日起,一场集权暴政与民主自由便展开了殊死的搏杀,
进步与落后的抗争,光明与黑暗的较量,复辟与反复辟无时不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争斗。
呵呵,,,今天的社会现状乃是国人一百多年早已料到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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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后期,老兵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这么一段报道大意是;在1949年当毛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问世后,
在台湾的许多国民政府政客大佬们竟然跪在孙文像前痛哭,嘴里还喊着;“总理在天之灵,中国民国有救了”。
当时报刊编辑也可能是当做笑料来刊登,老兵读后也很纳闷,被人家都赶到孤岛上去了,解放台湾乃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竟然还说什么中华民国有救了?这岂不是天方夜谭,,,,无怪乎尽打败仗,原来国民政府里都豢养些是些饭桶。
呵呵,,,后来才明白到,这些人的雄才大略目光之犀利,真可谓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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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与落后的抗争,光明与黑暗的较量,复辟与反复辟无时不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争斗。
在中国这么一个具有古老传统的封建专制的国度里,复辟的邪恶势力暂时占上风是很正常的事情,否则,国人永远则感觉不到;民主自由的价值与人权法制的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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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经济还是国民党比较在行
原来台风君你这么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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