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社会民主主义vs“警察民粹主义”:“人民专制”以及列宁的转向 民粹派讲“专制”:先进者必须强迫落后者 如前所述,马克思讲的“专政”是一种内战时期以暴抗暴的临时措施。在健全的民主国家一般用不上。而即便在像俄国这 样的专制国家,以暴抗暴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为马克思一系的社会主义者所坚持,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从未设想过在和平时期作为正常政权无产阶级可以用“专 政”来进行统治,更不用说以“专政”来“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因此毫不奇怪,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时,首先就与民粹派的“人民专制” 理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
http://www.tecn.cn ) 与西方市民社会背景下形 成的“西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按: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鼻祖普列汉诺夫的用词)不同,在俄罗斯村社-皇权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俄国民粹派思想传统中“人 民专制”的主张源远流长。这种思想虽然也有以暴抗暴之意,但本质上却是其“英雄驾驭群氓”理论的衍生物。以传统村社为思想资源的民粹派虽然号称崇拜“人民 ”,但这“人民”却是个抽象的整体,只能由少数英雄来代表,其余人等则通常“落后、僵化、思想一贯保守”,只是“1”后面的“0”,没有了“1”“0”便 失去了意义,于是就有了“少数人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迫使’多数人实行社会主义”的特卡乔夫理论。这就是所谓的“人民专制”国家。 (
http://www.tecn.cn ) 这种“人民专制”除了俄 国本土文化的渊源外,它在西方的相似物就是前述布朗基的“优秀分子专政”。但在俄国,它的社会土壤比在西欧深厚得多。从民粹派的先驱车尔尼雪夫斯基起,直 到特卡乔夫、涅恰也夫、吉霍米洛夫等很多俄国民粹派思想家都以这种“人民专制”论来抵制所谓“西方民主”。 (
http://www.tecn.cn ) 早在农奴制改革前夕,车 尔尼雪夫斯基就指责当时“西方派”所争取的自由只是一种“极狭义的和纯粹形式的”“抽象的权利”。他认为穷人“一点也不珍视这种权利,而愿意以一个银卢布 或甚至更便宜的代价把这一权利出让”。因此争取宪政毫无意义,对于人民来说重要的是以“无论什么手段”来实现均贫富。 (
http://www.tecn.cn ) 这样的思想逻辑后来便发 展成了那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从19世纪60年代起,许多民粹派认为,人民唾弃了那“ 虚伪的”“资产阶级”自由,他们对“沙皇专制失望之后”就“只会走向人民专制”。这个专制将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 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民粹派把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视为他们理想中“人民专制”的标本。他 们当然不认为专政只是临时的。在他们看来,雅各宾专政在法国不幸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立宪制度击败了,“在那里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专制的人民统治 事实上没有建立起来”。而俄国将不同于法国,因为俄国资产阶级很弱小,所以“人民专制”一定会取得胜利。 (
http://www.tecn.cn ) “人民专制”:从极左到极右 显然,民粹派所说的“人民专制”之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倒不在于“人民”不同于“无产阶级”。虽 然后来苏联的官方理论批判说民粹派崇尚的“人民”主要是农民,不如“无产阶级”进步,但其实这两者的区别并不重要。这是因为:实际上特卡乔夫也并不认为广 大庄稼汉可以成为“专制”者,他其实还是指“人民”中的少数“先进分子”来“专制”。而列宁也明确讲过无产阶级并非自然就“先进”,它必须经过少数先知的 “灌输”,“社会民主党要把向工人灌输政治觉悟”作为最主要的任务,“阶级政治觉悟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 (
http://www.tecn.cn ) 两者真正本质上的区别在 于“专政”不同于“专制”:在马克思那里,“专政”的理由是统治者不给无产阶级民主权利,他们必须以暴抗暴。而在特卡乔夫那里,“专制”的理由却是“多数 人”顽冥落后,先进的少数必须对其实行强制。前者意在以暴抗暴,所以强制只是短暂的战时状态即所谓“专政”,而后者意在“改造”多数,所以哪怕是和平时 期,只要多数人被认为还很落后,不配享有权利,就应当一直维持强制,因此“专制”成了正常状态。 (
http://www.tecn.cn ) 显然, 这种最“ 革命” 的“人民专制”理论距离真正的君主独裁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是很容易跨过去的。事实上,在反沙皇的“极左”恐怖行动失败后, 许多“ 人民专制” 论者很快滑向“极右”。他们认为“西方民主” 是最可恨的, 而“ 人民”中的多数又如此愚昧,既然他们没有响应“人民专制”的号召,那么宁可让他们在沙皇领导下抵制“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吧! “ 警察民粹主义” 的大腕Л·Α·吉霍米罗夫宣称:西方政党政治“有害于人民群众本身的利益”,立宪制只是“资产阶级组织的工具”,它产生的代议制政府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代 表机关”。而“依照人民的意见,最高政权是全民的,而绝不是阶级的代表机关。只是靠了这样的信念的牢不可破的稳定性,沙皇们的政权才得以维持” 。所以“对于人民来说,在两害中间,专制的沙皇毕竟比立宪的沙皇要好些” 。另一位著名的警察民粹主义者Г·Π·萨宗诺夫,后来的黑帮分子,则干脆连“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幌子都不要,赤裸裸地为沙皇捧场,认为沙皇专制比只能为“ 富人” 效劳的、“虚伪”的西方式民主更加“公道”。在他看来,西方的“统治机关是选举的,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们欺压穷人。俄国的统治机关 不是选举的, 一切都由专制沙皇来管,沙皇高于一切人,既高于穷人也高于富人,⋯⋯沙皇对一切人都是公道的,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 (
http://www.tecn.cn ) “ ‘ 自由主义’ 的‘ 抽象权利’正是人民发展所必需”: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驳斥民粹派 俄国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与这种民粹主义的“警察”理论进行了坚决斗争。众所周知,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从民粹派阵营中决裂出来的,而当时决裂的标志就是以争取宪政民主来驳斥“人民专制”论。被列宁称为“教育了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的“老三 篇”中,除了《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讲的是哲学外,其他两篇即《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和《我们的意见分歧》都以批判政治上的“人民专制”(以及经济上的 “村社社会主义”)为主题。 (
http://www.tecn.cn ) 针对那种所谓“抽象的权 利”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无论什么手段”来实现均贫富的观点,普列汉诺夫旗帜鲜明地提出:“‘自由主义者所忙于争取的’‘抽象权利’正是人民发展所必需的 条件”,而西方的议会政治“不仅‘是’资产阶级的‘组织工具’,而且也是另一阶级(按:即无产阶级)的‘组织工具’”。普列汉诺夫指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 所处的1850年代,欧洲之所以出现宪政民主进程的一度倒退,人民之所以出现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这并非因为穷人把自由权利看成是一钱不值的“允许用金碗 吃饭的权利”。恰恰相反,正因为这种权利极其重要,反动势力才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肆摧残民主,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所谓“抽象权利”,“人民被反动势力 打击得晕倒”,失望与颓废情绪滋长,因而陷于“暂时的麻痹和对社会问题缺乏兴趣”。但这恰恰说明这种权利其实一点也不“抽象”,争取政治自由是社会主义者 的当务之急。 (
http://www.tecn.cn ) 针对所谓“金权政治下的 虚伪民主只能使资产阶级称王”的民粹观点,普列汉诺夫批驳说:“不是金钱,而是工人阶级的不发达状况给它(资产阶级)创造了在这一解放运动(按即反专制的 民主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而恰恰只有在自由民主条件下工人阶级才能在政治上“发达”起来。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指出,由于贫富分化使劳动人民缺乏行使民主 权利的物质条件,当时西方的民主的确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社会民主党人要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以使劳动人民不但拥有法理上的民主权利,而且有条件真正开展民主 参与。但是法理上的权利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
http://www.tecn.cn ) 所以,针对所谓“人民专 制”可以均贫富、因而优于“富人的民主”之说,普列汉诺夫们的反驳是:与其说贫富不均条件下的民主是虚伪的,毋宁说在缺乏民主条件下的“平均”或专制条件 下的“公有制”、“社会主义”更要虚伪得多。因为“‘人民的政治上的专制’绝不保障他们得免于经济上的奴役”。专制下的所谓村社“平均”和劳动组合,所谓 “共耕制”,无非是那种最反动的普鲁士式“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尼古拉一世时期靠刺刀和鞭子强迫农民实行的‘共耕’”,或者甚至古代印加帝国式 的“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俄国人在这种制度下分裂成“两个阶级: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的个人”。因此普列汉诺夫说,如果拿有民主但贫富 不均的英国和专制但有“公社”的西伯利亚相比,毫无疑问英国要比西伯利亚进步。早期的列宁也同样驳斥过那种均贫富比民主更重要的妄言,认为“那种为了虚幻 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实际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 (
http://www.tecn.cn ) 针对所谓“政治自由只能 使资产阶级掌权”、议会只是“资产阶级的工具”、高居于穷人和富人之上的沙皇比“选举”出一些富人来统治穷人要好等谬论,马克思主义者更是痛加驳斥。在这 方面早期列宁比普列汉诺夫还要积极,他曾经严厉抨击“西方民主虚伪论”和“俄国公道论”: (
http://www.tecn.cn ) “这种话完全是撒谎。哪 一个俄国人都知道,俄国统治的公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里,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也都能参加国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 贫苦生活,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比较好的生活。谁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讲这种话,没有一个警察敢动他们一根毫毛”。 (
http://www.tecn.cn ) 总之,当时俄国马克思主 义者的基本态度是:“资产阶级民主”是有局限的,而“人民专制”则是“反动”的。社会民主党人与自由主义者有区别,但可以结盟反对专制(沙皇专制和“人民 专制” ) —— 普列汉诺夫说是“ 分开走, 一起打” ( в р о з ь и д т и , в м е с т е бить);而社会民主党人与民粹主义则完全敌对——普列汉诺夫引克雷洛夫名谚“敌人的主意一定是坏的”。社会民主党人把是否为自由、民主而战看作分别真 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普列汉诺夫声称: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不会说为了实现“平均”和“人民统治”“无论用怎样的手段都是一样的”,争取自由民主是我们“ 完全确定的政治纲领”,“社会主义如果反对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就失去了它那种迂腐的天真,而成了政治的与社会的反动势力的工具”。普列汉诺夫尤其痛斥了 那种只有“先进阶级”乃至“领导革命的先锋党”才能享有自由的民粹派主张,他大声疾呼:“在自由的国度中,每个人都应当有爱怎样想就怎样想、怎样想就怎样 说的权利,而⋯⋯在社会主义的政党中间,这种权利竟被人怀疑,这是可能的吗?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既在原则上承认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并把这样的要求列入自己的 纲领,他们就不能只让那一自命为在当前革命运动时期有领导权的‘党’派来享受这一权利”。 (
http://www.tecn.cn ) 列宁把马克思的“专政”偷换成了民粹派的“专制” 然而,在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列宁可以说是个另类。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各种理论都能掌握而且娴熟地见机而 用,很少考虑学理上的一贯性。因此他早年一方面跟随普列汉诺夫对“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会使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观点”进行过口诛笔 伐,大讲议会民主的好处,并把民粹派的“人民专制”理论斥为“警察民粹主义”。但另一方面,列宁深受其兄、民意党烈士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影响,与民粹 派传统的决裂是很不到位的。他对民粹派“亲农民”的倾向确实深恶痛绝,但同时对民意党的集权倾向情有独钟。在“英雄-群氓”说的启发下,列宁很早就提出“ 灌输论”,不时表露过先进者应当对落后的“多数”实行强制的观点。早在1902年他就曾明确地说:之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俄国是个农民国家,而落后 的农民、即俄国国民的大多数是靠不住的。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得到农民的支持,“那就用不着说‘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绝大多数,以至专政大 可不必要了”。亦即:俄国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因不是沙皇的专制使革命者需要以暴抗暴,而是因为多数人即农民的“落后”使民主不利于无产阶级。 (
http://www.tecn.cn ) 列宁在这里把“专政”和 民主(“获得大多数”)相对立,这是合乎“专政”一词之本义的。但他因此认为我们应该实行“专政”,却是此前马克思主义者从未有过的观点:尽管“农民落后 论”是马克思以来的传统看法,并非列宁首创,但是此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农民落后论得出的结论只是在农民国家搞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行不通,必须先经发达 的资本主义改变农民国家、使无产阶级成为多数后才有可能。而列宁的说法隐含的结论却是:可以用先进少数强制落后多数的“专政”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观点显 然与特卡乔夫的“人民专制”论一脉相承。 (
http://www.tecn.cn ) 应该指出, 把“ 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引进俄国的不是列宁,而是普列汉诺夫,正是他把这个词写进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个纲领草案,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一系的左派政党正式文件中出 现“专政”一词的先例。但是普列汉诺夫这样做的出发点仍然是俄国作为当时欧洲最专制的国家无产阶级不能不以暴抗暴。因此,可能为了使纲领更有长远性而不仅 仅是谋划革命的一个策略性文件,普列汉诺夫又把这个提法从第二个纲领草案中删除了。当时讨论者中只有列宁坚决抗议这一删除,他说:“在草案中,把初稿中原 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字样漏掉了。即使这是由于疏忽而偶然发生的,但是,有一点毕竟还是不能怀疑的,这就是‘专政’这个概念同肯定地承认他人支持无产阶级是不 相容的。如果我们的确肯定地知道小资产阶级(即指农民)⋯⋯一定支持无产阶级,那就根本用不着谈论‘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如此压倒的多 数,以至专政大可不要了——正像‘批评家’(指普列汉诺夫)想要别人相信的一样。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是同《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 革命的阶级这一原理最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
http://www.tecn.cn ) 列宁为此引了《宣言》中 关于农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等语,并断言:从《宣言》发表至今的半个世纪中其他情况有了重大变化,“然而恰恰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变化”。在对草 案的又一处意见中,他对“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提法不满,认为它对“小生产者的不彻底性和半反动性只字未提,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要想有权谈无产阶级运 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甚至阶级专政,必须首先把这一个阶级划出来”(以上着重号为原有)。 (
http://www.tecn.cn ) 可见,在当时的列宁看 来,能够获得多数人支持就不需要“专政”,需要“专政”就是因为他认为无法获得这种支持、至少是无法保证这一点,而这又是因为占俄国人口多数的农民落后、 保守和“半反动”。当时有人批评这种观点为“恐农症”。这的确是列宁“专政”观念的鲜明特征。 (
http://www.tecn.cn ) 这样,“专政”就不再是 从古罗马到马克思时代的战时状态、“一到局势比较稳定就重新让位给民主制度这样一种具有过渡性的紧急措施”,而变成不仅延续到和平时期、并进一步延续到“ 永久”的做法:“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就是无产阶级和贫农永久专政的典型。”“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永恒斗争。” (
http://www.tecn.cn ) “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 尽管主要由于列宁的坚持,“专政”的提法最后还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中保留下来,但他那种由于多数人落后 所以需要少数先进者实行“专政”的想法并未写进《纲领》,显然也不为许多人接受。当时列宁在修改意见中声称:如果农民不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那么“我们在 ‘专政’的情况下就会对你说:在应当使用权力的时候用不着讲废话⋯⋯”,曾与马克思通信的老资格革命家维拉·查苏利奇当即在页边批驳曰:“对千百万人民! 你试试看!” (
http://www.tecn.cn ) 显然,列宁的观点实际是 把马克思的“专政”变成了特卡乔夫的“专制”。民粹派是主张“人民专制”的,但他们并不赞成“恐农症”。而许多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普列汉诺夫、孟什维 克乃至卢那察尔斯基那样的“温和布尔什维克” —— 认同“ 农民落后论”,但却不同意特卡乔夫理论,不支持用“专政”来对付哪怕是“落后”的多数。只有列宁是既有“恐农症”又热衷于“专政”。 (
http://www.tecn.cn ) 当然,直接说少数人要对 多数人“专政”并不好听也不利于“逆向”创造社会主义的前提,所以列宁一般不那么说,他在公开场合说得多的还是“民主”,讲“专政”时也常说是“无产阶级 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是不信任“多数”,准备用“专政”对付“民主”的想法他是一直就有的。他在野时为了宣传和争取人心经常指责他人拖延立宪会议妨 碍民主,执政后也不能说他不希望在立宪会议的民主选举中取胜,但一旦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发动“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 ”(这是他后来对苏联内战的定义)是毫不手软的。 (
http://www.tecn.cn ) 1917年后列宁多次说 “民主”与“专政”、哪怕是“一人专政”可以统一:“苏维埃——即社会主义民主——和一人行使专政权力之间不可能存在本质的矛盾”。而到了内战时期,他便 公开强调“专政”与“民主”的对立。1919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就叫《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此后这对对立概念便频 繁、广泛地出现在苏俄公共生活中。有趣的是:尽管官方理论总说“民主”与“专政”是一回事(“资产阶级民主”等于“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等于 “无产阶级民主”),但是文献中只出现“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对举,而几乎没有见过“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对举。流风所及, 这时往往连两个词组前面的“阶级”定语都省去,而直接强调“民主”坏、“ 专政” 好:1 9 1 8年,布尔什维克发表《在俄国专政时期的任务的提纲》; 托洛茨基声称“ 民主机构的笨重机制” 不适合革命的需要; 1 9 2 0年, 列宁声称“ 过渡时期, 即专政时期, 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 ; 同年列宁还发表了重头文章曰《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而这一时期“民主反革命”、“立宪反革命”的说法广见于报刊,并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时期”、“民 主反革命缓冲地带”、“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一系列术语。“专政”就是“革命”,“民主”就是“反革命”,两者的对立乃至于斯! (
http://www.tecn.cn ) “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 列宁讲的“专政”并非马克思设想的以暴抗暴,而是“先进少数”强迫“落后多数”的民粹派“人民专制”传统之发展。这在前述俄国社会民主党初建时的纲领之争中已经滥觞。而到1917年以后更是明白不过了。 (
http://www.tecn.cn ) 在内战中列宁强调“民主反 革命”的威胁。而内战行将结束时他又指出,苏维埃政权还面临着一个比任何数量的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和他们的军队加在一起都更加危险得多、也比外国 资本和官僚制度更危险的敌人,那就是农民或“小资产阶级”。农民之所以“最危险”,并非因为他们是意识形态所说的“剥削者”,不,他们完全可能是“被剥削 劳动群众”,但是他们愚昧、不听话而且人又多,因此就得这么办:“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 0个工人的决定。” (
http://www.tecn.cn ) 然而那“10个工人”是 不是就那么可靠?未必。正是在内战末期,列宁多次、突出强调了如下观点:由于战时工业衰退,工人不得不在厂外谋生,成了“一个从事投机倒把的无产阶级”, 因此俄国无产阶级已经“丧失阶级特性”。这个说法显然给反对派抓住了把柄:“他们说无产阶级既然丧失了阶级特性,就应当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然而根 据那种英雄驾驭群氓的“人民专制”逻辑,这种反问难不倒列宁:“我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只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党所能 联合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于是情况变成:60个农民“无条件地服从”1 0个工人,1 0个工人又“无条件服从”两三个“本阶级的少数”精英,而根据同样的逻辑,这两三个“少数”最后还必须“无条件服从”一个人——列宁说的很清楚:“在革命 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 (
http://www.tecn.cn ) 1920年代的苏联曾特 别流行以所谓“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组织劳动、用“阶级斗争”和“专政”手段对付“落后工人”的说法。苏俄理论家布哈林在他那本极有影响的《过渡时期经 济学》中就专列一章曰“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他指出,“专政”决不仅仅意味着对“阶级敌人”的强制:“用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新型的主要强制形式之 一,是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所以,必须用“无产 阶级专政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来取而代之。这种“专政下的生产管理体系”,可以是有偿的“劳动军”,也可以是无偿的“义务星期六”, 但都以军事化的强制为基础。在另一章中,布哈林还驳斥了那种认为布尔什维克将增加罢工自由的“资产阶级教授的谣言”,他说:“在实行劳动军、星期六义务劳 动和劳动纪律的年份还发出这种叫声,难道不可笑吗?”而列宁的说法更有过之无不及。他称工人罢工是“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即使在苏维埃印刷所的排字 工人中间,在索尔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工厂(按:这两家工厂是著名的“红色堡垒”,“十月革命”时工人赤卫队的发源地)的工人中间,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 吗?”据说这些人视国家为雇主,按照革命前工人的“习惯”,“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从‘它’那里捞钱则多多益善”,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 是要反对”这些“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吗?无怪乎读到这类话的人说:列宁实际上是“以劳苦大众的名义对劳苦大众使用暴力”。 (
http://www.tecn.cn ) 显然,抛开那些意识形态 的和云山雾罩的繁琐论证,列宁的逻辑其实简单明了:在俄罗斯,“人民不爱,党爱”的事很多,所以要“专政”。我们是少数,不能得到、或者说不能保证得到多 数票,因此民主对我们构成危险,我们需要“专政”。对手搞暴力我们当然要“专政”之,对手搞和平民主我们同样要“专政”之。而我们是“先进”的,多数人是 落后的,所以我们也有理由对他们实行“专政”。在1920年的一次未发表的谈话中,列宁把这个逻辑讲得很清楚: (
http://www.tecn.cn ) “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 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它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因为俄国本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只是(俄国人中的)少 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其他的社会成分还没有服从于共产主义所要求的经济条件,这一专政就将延续下去。” (
http://www.tecn.cn ) “农民从心理上是反对我 们的制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首领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就在他们当中找到了拥护者。⋯⋯我们对农民说:或者你们服从我们,或者 我们将认为,你们是在宣布要跟我们打一场国内战争,那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将以国内战争作为回报。” (
http://www.tecn.cn ) “过渡时期,即专政时期,不瞒你们说,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可能要有四五十年的时间。”这些话不是对此后几十年历史的生动概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