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国家化”的首次尝试与失败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代表割据东北的北洋军阀奉军系统发表了易帜通电：“先大元帅（注：指张作霖）临终以力主和平、促成统一为嘱。……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本日的上午7时，奉天、吉林、黑龙江3省的天空，同时都迎风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张学良在奉天省府大礼堂举行了典礼，由中央政府派来的代表方本仁监誓；欧美各国领事都应邀参加，唯独日本领事未到。张学良于宣誓之后，引述日本“大政奉还”之例作了演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作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害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
此时，除了台湾等一部分地区尚为日本所占据外，中国全土终于统归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飘扬之下。自辛亥革命暨中华民国诞生以来，实则已经流逝了17年的苦难岁月。数年以后，蒋介石为之叹息道：“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本来我们革命党所产生的国旗，就可以正式采用的，但是因为当时反革命势力浩大，……如袁世凯、章炳麟、谷春暄等则主张用五色旗。所以，我们革命党虽流了无数同志的鲜血、费了多少气力来争，还未能达到目的，……因为我们革命党在总理领导之下，百折不回，始终拥护现在的国旗，而一般反革命分子，亦始终集在五色旗之下，来破坏本党的革命；因此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就成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与过去的五色旗的斗争。为此国旗之争，我们革命党不晓得牺牲了多少党员和将士的生命，不晓得流了几多先烈的鲜血！”
蒋介石在好不容易终使全国统一跻于完成之后的感慨，这样留在了东北易帜当天的日记上：“自本年5月以来，日本用如此强暴横蛮之压力，尚不足以阻止我东北军民同胞归附中央之赤忱。北伐誓师，未及3年，卒使统一事业克底于成，岂非三民主义战胜一切之效乎！日本侵略者野心虽狂妄无已，无奈我中华民国何！总理与诸将士，先烈在天之灵，幸得告慰矣！”
1929年元旦，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军编遣会议”，商讨裁兵方案。裁军可资借镜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兼任编遣委员长的蒋介石在最初的讲话中表明如下：“要造成现代式国家的条件是什麽？即是1、统一，2、集中。德川幕府的末叶，……以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诸藩为中坚，组织联合军，……苦战恶斗的结果，幕军惨败，幕府遂倒。这与我们各集团军一致协力打倒积恶的北洋派颇为相同。……讨幕大功告成，照日本历史的先例，长、萨二藩应代德川氏而兴；可是，长州藩士木户孝允、藩主毛利敬亲、萨摩藩士大久保利通、藩主岛津忠义皆深明大义，……毅然决然奉还大政，归命中央。”
蒋介石继续说道：“幕倒了、藩废了、全国统一了，可是日本朝廷依然没有一兵一卒，各藩的藩将，对于藩主久结君臣名分，……维新诸杰到了此时，绝不畏难，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即主张化除藩兵，改编国军。第一、先限制各藩兵力；……第二、设拱卫首都之亲兵；第三、化除藩界，混合改编；分设镇台，集中训练。……国军的基础树立，反动势力镇压下去——全国统一，才能名实相符，中央政府才能着手改良一切政治。……此种惨淡经营的成绩，尤其值得我们模仿的。”（蒋介石：“北伐成功后最紧要的工作”，1928.12）
蒋介石的该次讲话还强调：“日本的军人，在60年前，已经是能打破封建制度的；中国的军人，反充满了封建思想。已往带兵的都是想扩私兵、拓地盘，有了一省地盘，又想兼辖数省；有了数省地盘，又想武力统一中国，把持中央；等到把持中央后，便扶植一人一派之势力，想用武力来剪除异己——这是北洋军阀老祖宗袁世凯的先例，段祺瑞、吴佩孚等承受他的衣钵，……所以每次政变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忙于地盘的分配，把中华民国当作私产分赃。……这就是我国已往军人所走的路了。日本的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诸藩，于讨幕之后，功成不居，不再设幕府，反将他祖宗传来的封土奉还政府。……他们也能勉求新知，善应潮流，……简直与日本国家结成一片，共存共荣。我们该把日本雄藩作一面镜子”。
此时最值得担心的，就是虽然统称为“国民革命军”，但在各军将领中仍多照旧承袭着军阀的派别，而裁军则是在削减他们所掌握的兵力，也就是在削弱他们的势力。他们对于统一国家的理念尚未成熟，能否安安分分地接受决定，实在是颇成问题。蒋介石在元月5日的日记中留有牢骚如下：“军阀习惯性成，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思之但有郁闷而已！”
国军编遣会议于元月25日暂且闭幕，决定了1、全国划分为6个编遣区；2、全国保留陆军兵力为步兵65师、骑兵8旅、炮兵16团、工兵8团，合计员额80万人以下；3、军费不超过国家总收入40%以下等项方针。80万人，就常备军而论，已为当时世界各国中最高的员额，但因为是过渡时期的措施，实在不能再低于这个数目。继之，在3月间所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又通过了“国军最高统帅权完全属于国民政府”的军队国家化原则，开始国民党第一次变“党军”为“国军”的尝试。裁兵计划看来已经是有了顺利的开始。
可是，所担忧的问题毕竟还是出现了。一些具有军阀割据本质的将领们为之不满，因为他们所崇信的是“地方主义”、“地盘主义”，对于裁减兵员、而且将军权集中于中央，是不会理解的。尤其是越能控制兵力较多而就对于武力越有自信的人，其因裁军所受到的打击也就为之越大；故而率领部属，揭起反旗，对中央抗命的有力分子乃陆续出现。
最初倡乱的，是身为国民政府委员、并以华中、华南一带为地盘的桂系李宗仁。他是北伐期间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也是在宁汉合作之后，为监督地方党政而设置的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在他统驭之下的军队，达40万人，分驻在为他根据地的两广乃至两湖地区；还有为追击直鲁军而展布在河北省滦东方面的白崇禧（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所部，也是他的嫡系。国军编遣会议召集之后，各集团军撤销。李宗仁虽被任命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但的确对于这一措施心怀不满。
2月21日，李宗仁突然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越权擅将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免职，并且派遣所属叶琪（第52师师长）、夏威（第15师师长）的部队由武汉进军长沙，将鲁涤平赶往江西，公然和国民政府对抗。因为鲁涤平忠实服从中央，将湖南省的税收按照规定数额直接向中央缴纳，而李宗仁则意图排除中央政府在华中的影响力，所以要驱逐之。这是李宗仁对国家长期叛乱史的第一页，他的阴谋作乱，在后来曾经再三地表现出来。当李宗仁等人在武汉公然表现出不轨行动之初，蒋介石正好回到故乡奉化县扫墓，在2月21日的日记中预见道﹕“桂系敝屣法令，妄动干戈，从此恐又多事矣！”于是蒋乃迅即返回南京，研究善后之策。结果，国民政府决定采取断然措施。
之前的1929年元月28日，国民政府曾命令蔡元培、何应钦等人对于桂系部队侵入湖南事件进行调查。蔡元培等为免事态扩大，乃姑以李宗仁事先并不知道叶琪、夏威的军事行动，而期待于他能自动反省。可是，李宗仁却离开了南京，避居上海，整编所属部队，准备作战。在武汉方面，将长江交通阻断，雇用民船数百艘，准备载运兵员；又命湖南省测量局着手大量印制湖南乃至江苏、安徽等长江流域各省地图达5万份之多。其有调动兵力、沿江东下进袭南京的意图，至为明显。
3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首先决定撤销各地政治分会；继之于19日下令擅自进军长沙的叶琪等部队退回原驻地武汉。然而，叶琪等人竟抗命不遵，反而更在各地对中央军挑衅。同时，为扫荡直鲁军残兵而率部驻屯于河北省唐山（天津东北约90公里）一带的原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也有与上述动向呼应之意。3月10日，白崇禧召集原属第四集团军营长以上军官会议，表明经由山东进犯南京的打算，并准备展开战斗行动。
情况已告紧急，蒋介石乃立即站在国民政府主席立场发表“告原隶第四集团军将士书”，号召自重，勿以一派一系自局，勿为一派一系所利用；于是，原任第四集团军军长的李品仙等将领便响应号召、通电“拥护中央，反对叛乱”，因而摧毁了白崇禧的叛乱预谋，白崇禧旋即由天津逃亡香港。这样一来，自北方给予中央的威胁虽已解除，不过李宗仁的战略却仍然在逐步推进中；并且国民政府委员、前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也参加了他们的阴谋。
国民政府乃于23日将李济深拘禁，24日下令撤免叶琪、夏威两师长职务，26日明令讨伐李宗仁﹕“当此国军编遣尚在进行、人民渴望统一和平之际，该逆等（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竟敢主使部队，……藉革命之名义以消灭革命。若再姑息优容，将何以对我全国喁喁望治之民众，与为统一而牺牲之将士？……仰前方各军痛加讨伐，以遏乱萌，而彰法纪。”此时，李宗仁则由上海脱出，经过广东，回到他的根据地广西，打算反抗到底。
在中央政府来说，这是为了保障中国统一而只许胜利不许失败的一场战争。为此，蒋介石乘楚同军舰专赴前线督师。中央军溯江西上，进入湖北省境，一鼓作气于4月5日克复武汉，恢复秩序；接着，未事休息便继续追击前进，4月18日迫近宜昌。至此，夏威等叛军将领终于通电出国，残余部队官兵表示服从政府。长江流域的战事，虽已胜利结束，但盘踞在广西的李宗仁则和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等人结合在一起，继续谋叛，加以由天津逃到香港的白崇禧也返回了广西。
5月5日，李宗仁僭称“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继续作战”，出兵入侵广东。在广州附近停驻的“中山舰”等海军舰艇，也受到煽动而参加叛军。不过，当中央军一旦出动讨伐，桂系部队便陆续反正，形成总崩溃的局面。中央军于5月10日，在海、空军的掩护之下攻克广西省会桂林，旋更进入梧州、南宁，于6月中旬平定了广西全省。黄绍竑、白崇禧通电“下野”；李宗仁也逃亡香港，桂系叛乱到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