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转贴]分房分地分老婆和闺女-晋绥土改
文章提交者：wwaayy
分房分地分老婆和闺女，晋绥土改的许多凄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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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土改从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开始。这份《指示》由刘少奇起草，旨在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政策。在这之前，也就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提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的口号，故，对富农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对农民实行交租交息的政策。抗战结束后，民族矛盾迅速转化为国内党派之争的矛盾。中共中央认为，要打倒国民党统治，必须争取广大农民站到共产党这边来。要站到这边来就必须给他们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好处。只有用武力将解放区内的地主之地全部没收，分配给农民，农民就会心甘情愿听共产党话，自觉跟共产党走，一起推翻国民党统治。
关于“五四指示”，其内容有以下6点：
1、使群众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2、不侵犯中农土地。
3、一般不动富农土地。
4、适当照顾开明士绅及中小地主，但对汉奸、恶霸、豪绅，只留下维持生活必须土地。
5、保护富农、地主工商业。
6、对罪大恶极者除少数引起公愤必审判处死外，一般也宽大处理，不可多杀人。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和宽容性，那些没文化的农民们，在理解程度和认知感上表现出十分的模糊性、迷茫性、随意性。到底什么样地主属于或不属于宽大处理对象，《指示》没有作具体细分，只是作过一个补充的红头文件。然，对地主、富农、中农的划分往往由村干部一人说着算，至于地主手里的肥地和荒地，该交出哪一部分地，则由地主自己作主。
也因为《指示》没有明确性，导致土改运动不伦不类地进行着。为此，刘少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灵机一动，起草一份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电报，电报要求各地报纸做到两方面：一、除宣传反奸、清算、减息等群众斗争之外，尽量不要宣传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二、各地报纸应该尽量揭露汉奸、恶霸、豪绅罪恶，申诉农民之苦难，并且多找一些类似《白毛女》这样的悲剧故事刊登，目的是为了激起群众的阶级仇恨，由此掀起对国民党统治制度的不满（见《刘少奇年谱》下卷，P45）。
这一招管用，但土改目的是为了招兵买马，进行战争总动员，最终向国民党军队开战。土改问题一天不解决，农民就一天不会行动起来。这些无文化的农民本来就没什么政治觉悟，不会踊跃报名参军。他们对征兵和参加支援前线工作无过多的热情。中共中央意识到这点，于是在1946—1947年间发动了一场名叫“复查”与“填平”的运动。要求是：“任何对于土地改革的动摇、畏缩、旁观、甚至妨碍，都是不能容许的。”其中，冀鲁豫分区党委在1947年1月召开的一次党务工作会议上指出：“土地并没有完全分配给农民，地主也没有被彻底打倒。一部分地区对待地主仍旧‘相当彬彬有礼’允许他们住在自己的好房子里，保留最肥沃的田地，藏匿有价值的财物。干部们也没有认真执行党中央关于将土改和军事工作统一起来的指示。从‘爱国自卫战争’起，群众的士气就一直在下降。”
1947年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平山召开，刘少奇主持会议。会上，刘承认，自实施《指示》以来，解放区内仍有1/3地方没实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土改政策。在实行土改的解放区，出现土改运动不到位现象，没有将农民很好地组织起来。刘发言说：“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都不彻底，尚须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刘认为，土改运动之所以不彻底，原因在于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不纯现象，很多抗战时加入革命队伍的地主富农分子表现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之人占比重很大。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才能彻底改造各级党、政干部，完成土改任务。刘知道并明白：“这个方法，……若在全国实行，必致有数十万党员及大批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评斗争与审判，若干事变，亦将不可避免要发生。”（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86-88页）。
会后2个月不到，也就是9月13日，一份令解放区所有地主闻风丧胆的、比《指示》更为激进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全国土改会议上出炉了。该大纲具有共产主义早期社会理念框架，其内容也是6点：
1，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土改前的封建性剥削债务。
2，乡村农会将上述接受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平均分配。
3，乡村农会接受地主的房屋、农具、牲口，粮食等其它财产，并徵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再按乡村全部人口重新分配，地主与农民一样，也可分得一份生产资料。
4，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不受侵犯。
5，土地改革之合法执行机关为各级“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
6，政府组织骨干分子建立人民法庭，审判一切对抗或破坏此法的罪犯。
不可思议的是：当全国土地会议在平山还未结束，晋绥边区这边已闻风而动，率先成立乡村农会。农会贴出《告农民书》，《告书》前五款是：
1，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藏了财富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化装成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不管他是甚么样的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2，富农，和地主不同，但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一切财物，必须拿出来。罪恶极大的富农，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3，农民当中少数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4，为了帮助其他农民翻身，中农必须拿出长（多）余的土地抽出来分。
5，雇农、贫农，是实行平分土地最坚决的分子，这些人当中，有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傻瓜、懒汉帽子。看不起穷人的观点应当取消。
……
《告书》最后强调说：“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的权利，人民法庭既然有政府支持，那么，我们“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开除。”（见《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版）。
当时，兴县有个出名的开明绅士，名叫刘象坤，他是个热心肠人，却因为有财富而被当作恶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为了表示自己与父亲一刀两断，竟一把夺下民兵手里带尖刀的步枪，在其父尸体上补上两刀。刘象坤哥哥刘少白（其名写入《毛选》，见《毛选》第四卷“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文，毛认为他是抗战时期开明绅士），他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也被农民们押回老家斗争，撤消一切职务。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说了几句公道话，即被打得晕死过去。众人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黄河岸边，准备扔进黄河，没想到刘玉明这时苏醒过来，几个土改积极分子端起刺刀，就在他胸口猛扎两刀，直到他停止呼吸为止。（刘少白于1942年写过一首歌颂朱德的诗：“古今名将兮，但知事君，一将成功兮，万众牺牲，专治（制）君主兮，杀戮功臣，以暴易暴兮，千古痛心！”倘若刘少白在天之灵发现这个国家还是在以暴易暴地轮回，一定会失望透顶。）
在兴县，还有一个名人，名叫“牛友兰”，他的名字也写入《毛选》，被毛认为是抗日爱国绅士。毛泽东1948年路过晋绥时住的窑洞（即：当时的晋绥军区司令部，现为蔡家崖革命纪念馆），就是他家的房子。抗战中，他把房屋、店铺、工厂、土地、金钱等值钱的财物全部捐献出来。土改前，他已落得身无分文，过苦日子。土改到来时，却在劫难逃。就因为他曾是晋西北首富，成份不好，秋后算账。也因为他姓牛，斗牛大会上，有人别出心裁地拿一根铁丝穿过他的鼻子。当时，铁丝把鼻翼下脆骨搞断了，老牛鲜血直流，会场上人人震惊，而他的儿子——牛荫冠（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大摇大摆地牵着其父游街示众。牛友兰受不了这种污辱打击，回家后即绝食。三天后含恨去世，终年63岁。
姚依林之妹姚锦女士曾编著《姚依林百夕谈》（2003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该书谈到他1947年亲自参加的一次土改会议，里面这样记录：“此会甚‘左’。会上支持农民对地主挖浮财，没收工商业，人身消灭。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
土改中，对付地主富农的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綑、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点灯之外，还有好多种。比如“磨地”，所谓磨地，是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这上面来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就是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
还有一种办法叫“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的烽火台，有三丈高。墩下铺满石头弹子，被斗的人从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推还不死，那就干脆拿大石子朝他脑袋砸去。直到脑浆迸裂，七孔出血，方才住手。
有个姓韩的教书先生，他的老婆被一个姓田的土改分子兼少先队员认定是坏人，从四方墩上将她摔死不算，田某还有意在推前松开她的腰带，拉住她的裤角管，让她赤裸下身而死。她的裤子被没收，转手分给其他妇女穿。
另有一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剥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脚朝前，被人撵着一路狂磨。他的身上还坐着一个女人，压着一个石磨，为得是增加身体与地面摩擦力。没多久，他的后脑勺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裸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惨不忍睹。
牛荫冠在晚年编写《牛荫冠纪念集》一书中这样写道：“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綑在树上，被人们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
确实，在土改积极分子眼里，天下所有地主都是剥削农民的坏人，是坏人就必须坚决打倒。诸不知，中国社会阶层有它的特定结构。很多地主其实是发了财的富农，而富农来自中农。换言之，地主就是发了财的农民。然而，这些发了财的农民，其权宜在土改中得不到任何保障，转而成为无地之民斗争对象。不管他们对红军或抗日战争曾作过多少贡献，都将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的祭品。而农民，不管他如何坏，如何恶，都是好人。比如说，李佩芝（王若飞夫人），从延安来到晋绥边区从事土改工作，她所依靠的土改积极分子有小偷小摸毛病的二流子，因为小偷小摸，曾经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土改时，此人见公报私仇机会来了，一下子就把那富裕中农打死了。群众对此不满，李佩芝却回答说：“你们怎么能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只是此人极不争气，后又偷了军区一匹布，让军区给抓了起来，当作斗争对象押到会场。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当即遭到群众围攻，李佩芝振振有辞地推销着她的那套阶级界限理论。群众心里好坏分明，此事后来闹得很大。
闹得最大的是分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他的闺女来。因为地主都被斗死了，或者自己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
《山西日报》记者鲁顺民在《“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说：“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
据《中国的土地改革》一书记载，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财宝”运动成为风潮，不仅仅如此，还发展成了“打堂子”运动。开始还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的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打荡”，在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在重新划分阶级，彻底平分土地的大风潮下，不仅仅是地主，就连一些中农也未能幸免，在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献地、献东西。”
面对土改中耸人听闻的“暴力化”、“左倾”现象，毛泽东只是轻描淡写地批评晋绥当事干部一番。他在1947年12月25日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说：“农村户口中，地主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毛的意思很明确，革命要胜利，必须要见鲜血。他在其后发表的几篇文章中（见《毛选》第四卷）均肯定了晋绥土改的成绩、意义和作用。即便是在1948年2月15日起草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一文，也没对主持土改工作的刘少奇提出半点批评意见。就是由上海市高校“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编写组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对当年轰轰烈烈的晋绥土改只字不提。
历时一年半的土改运动使解放区的整个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许多地区几乎颗粒无收，饿死的党员干部的普通群众不计其数。这里，我引据《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于“老区土地改革运动”一文资料，上写：“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
悲剧！悲剧的一页历史。孟子曰：“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总结历史，土改运动由刘少奇全权负责，刘埋下这笔历史老账没人提，也没见后人站出来说“清算”与“赔偿”四个字。但见一片沉默，心底多善良的中国农民呵！
这里，我倒觉得智效民先生在《刘少奇与晋绥土改》一文中说得一针溅血。他说：“如今，大家都对刘少奇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深表同情。殊不知在土改，‘四清’和文革初期，由于他的存在，惨遭迫害的人真是不计其数。这就提醒我们：一个暴虐时代的形成，还有许多无耻的帮凶，这固然是他们自己的可悲之处，也是我们民族灾难深重的主要原因。”（见该书“引言”部分。）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文章提交者：fxren。
一孔窑洞圈了一百二十多干部和地主富农
1947年割完洋烟，收了洋烟税，晋绥边区发了告农民书，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土地改革，整党。最后一句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把区、乡干部都调回县上工作团开会去了。路过马蒲塔区上，走到后会村，一组七八个人，都是乡长们，助理员们，在乡长家吃了顿饭。我想起马蒲塔区上有我的粮票和一双鞋。我说我回去寻哩，点灯时候，走了七里路，回去啦人家正等我的哩。我一进门端起水要喝，人家一下把我的碗夺下。我以为是谁和我耍哩，不提防一下把我按倒，给带了铐子，铁丝拧的。这些是三井派来的民兵到马蒲塔区。那时我在的三井是另一个区。
我一看这阵势，啊！这是扣我哩哇？他们扣住我，当时带的前铐子，寄放到紧闭室。这个紧闭室是榨油顺油梁的油坊，三四丈深的窑，圈了一百二十来个人。干部、男女一窑子，小口口都用泥封了。走人的地上拦一捆柴，满满一窑子人。家里头好几个做饭处。犯人们咱俩二斤山药一锅，他俩吃半斤米粥一锅。一天一夜做饭，热得你是气也上不来。和地主富农们圈在一起，他们说：“我们活在毛主席时代，不用说啦，该打倒哩。你们打倒地主富农的，咋也坐紧闭哩？”说得我哑口无言。
从马蒲塔回去的乡、区、县干部，到县城都让扣了。自然村干部是各自的村扣哩。我是路过马蒲塔，他们捎带的我，过去寻我去了，我可巧个（奔的意思）回去了。我那夜不回去，他们也扣不了。回县上被扣的干部，七个人圈在一个家，铺莜麦楷。
人家头一黑夜讨论，解决谁们，拿出多少钱来，哪个人有些甚问题哩。先贫下中农开会。地主出来捆住，再没问题放你回去了。有问题再圈回去。每天解两次手，我背了三天背铐子。
听见咋？不咋！死也死不了，不咋。听说马蒲塔要你哩，就看马蒲塔死呀死不了，三井肯定死不了。咱知道三井死不了就没问题。主要咱们三井要公粮得罪了人了，也不怎地。因为粮食负担最重的是地主、富农，和我圈到一块了，贫农们负担不重。马蒲塔那面虽然工作好几年，没事情。不咋，我说不咋的话来哇？该咋哩。
工作团问“咋办咧？”群众说“打哇！”
啊呀！腊月初二，到半前晌一下集中下全乡的一千多人。解决那地主、富家们是各村管各村解决哩。解决我、乡支书、乡秘书，全乡的问题，男女千数人，大院满满一院。有工作团，贫农团选的主席，痴四老婆，他老汉是农会秘书来，挨过打。咱心中一盘算，就怕死去哩。反正我不想死。斗地主有打死的，有各人（自己）死的。每天解决三个。打死两个。一个岢岚医院魏锡五家老子，不说，自己墙上碰死。还有十二红家老婆，被烙铁、火锹子烫死了。
把我叫出去以后，人家说，提意见哇，头一个解决赵登云，看大家谁有意见？这个说，他还对我态度不好，要粮。那个说，档案里保险加上言语啦。我考虑这是组织的，据咱考虑非提意见不行。这是些鸡毛蒜皮，有的事没，有的事有。就是谷河村高天保（公开发表可用高ＸＸ代替）家两个，儿子二十几，老汉五十多，提意见说他当了兵参了战，我给他把老婆卖了。我说，不怕，这不在我说，不在他说，如果卖了，有人有证。他老婆有离婚证。究竟是当兵前离的婚，还是离了婚当的兵？两回事。他和老婆关系不好，区上办了离婚手续，后来当了兵。部队有规定，当了兵的老婆走了的，要追回来。高天保的部队来信，后来我将真实情况向上反映了，不属于解决问题的范围。父子俩拿着胳膊粗的大棒，想要把我一棍子打死，主席台上的人拦住了。
人家说，禁止你说话，你说话群众就不敢提意见了。圪台上主席团主持的说的。低下是站的。主持的又征求大家的意见：“咋办咧？”有群众说：“打哇！”主持的又问：“穿衣裳打哩还是脱了衣裳？”又有群众回答：“脱了衣裳哇！”
扬风搅雪天，倒着雪花子。把我衣裳一脱，先是儿童团十二三岁的娃娃用鞭子抽，我甚思想顾虑也没了。打了一气（阵儿），靠在台台上，有些昏。
高天保父子拿两个烙铁，两把火锹。烙铁是厚四方片，不是瘦尖尖烙铁。火锹是长火锹。在车轱辘木头圪墩里倒上车脂油，插进里头烧红。每天烧，烫地主也拿这烫哩。一开会准备斗争，就把这烧上了。挨上烧红了，就燎就烫。那会儿上素油，火是好点着的，车轱辘里插着一窟子铁器。他们俩在我脊背上烫遍了。最厉害的是拿红红的四方烙铁，在我背上右拨浪骨下边狠狠按住烫，我一下子就死过去了。
我醒过来，睁开眼，看见他们又在斗支书。有些好心的老汉老婆们把我骑住，悄悄吩咐我，你不要睁开眼，睁眼还要打你哩。我痛得要死，心上精明，想看咋斗乡支书。
支书是把裤子脱下去，在屁股上烫的，没烫死，圈回里头了。
乡秘书文书是挨了两个比甩（耳光），还没知觉。人家叫开路条，他说开路条还得乡长批，得罪下人了。回窑里后我对他说，你挨了两个比甩。他说，没哇？我说，看你的眉脸不是坡（肿）了？你看把人怕下个甚！
咱革命了多少年，就受这制，快死了吧！
乡支书腊月初八死的。我初四走开。他们初八在三井吊死的，疼不过。他家姓康，弟兄五个，支书他是老四，老五是岢岚公安局除奸股股长，在兴县党校学习，又被专门寻回来。三个哥哥是农民。老五说，咱革命多少年，都在外前工作哩，我们这几个就受这制，快死了吧！老五不咋，老二不咋，他们把衬衫连成绳绳，铐子也不带了，弟兄两个先把打伤的老四先吊上，他们两个也都上吊死了。
康家五十口人，好多在外面当干部的哩。老二的儿子康仲，是决死纵队的政委，后来是新疆的副书记。康仲的妹妹康莲，那次说哥哥文革后没上班，休养的哩。有的当内蒙的县委书记。
死了，就给群众解决不了问题了
腊月初二在三井把我处理后，初四又把我送到马蒲塔。给我骑着驴，带着背铐子。窑里头热的，一天家里尽做饭，气也上不来。看守和我说：“老赵，可是死去呀！不想办法，真的窝（窒息）死人！”工作团说，这狗的，给吃药哇。坐的些医生，吃了两剂泄火中药，都怕火入内里哩。主要怕给群众解决不了问题呢，不是怕你死了出了问题。马蒲塔是三区，三井五区。留在三区出了问题死了的话，给群众解决不了问题了。
吃药第二天，工作团长、岢岚张祥县长叫我去。我说：“你们有问题好好解决，我可实际上不行了，人是输多赢少啦，活是活不了啦！不过人家群众有意见的话，要好好解决。没意见的话，我那紧闭室可不能活啦！”团长说：“这黑夜你不用进去啦。你讨上个保，出外住上一夜。还怕你跑了呢，不能随便放出你去。”我立马时刻寻了个保，出来外前住了一黑夜。团长又说：“回去叫鸡房贫农团开上个条条，要回你去。说鸡房有问题。甚时候三区有问题要你，我们再从那边贫农团要你。”第二天给鸡房贫农团写信。鸡房贫农团说，我们村里有问题哩，回来哇。我们家里人拿着条子，说赶快寻人哩，寻我哩。扶到毛驴上没走二里路，一忽摇，倒没气啦。家里人返回区公所，说，一走就没气啦，闹担架哇！问贫农团要了担架，走了二十里路，送回李家沟，扔到我妹妹家。
脓痂子、虱子满满闹下一升
当天黑夜给我洗涮的。洗涮得先把衣服霍开，妹妹把脓痂子、虱子，满满闹下一升，有四五碗。四十来天不能看，眉毛上也是虮子。虱子吃成圆圪蛋，不会爬。那村有个老汉说，烧着烫着数大黄好哩。他给了我一块碗大的大黄，烧黄，捣成面面，拿锣子锣下去。让我爬下，撒在背上和衣裳上。就怕火入内里哩。火入内活不了。大黄和木头蔓菁一样，长大叶子，是金丝大黄，可泄火哩。
第二天是腊月初八，又把我舁回鸡房。先铺莜麦楷子，把褥子铺下四个，两个人舁头，两个人舁脚，像放死人一样，一往下放，背上水水流的，粘的疼得不能，好几回往过死哩。又把褥子上铺上糊窗麻纸，把大黄面锣上，舁着放到那上。大黄真是好东西。有二十多天，疼得不能行。人们说，抽上几口洋烟能止疼。抽上能止三两个小时。一夜抽两回，才能一夜好睡。到了元霄节，才能拄上棍棍下地哩。（在自己家窑洞里，赵登云向任复兴展示了他的背部，大半个背部覆盖着伤痕，尤其是右胛骨下面被四方烙铁狠狠烙过的地方，收缩为横向的、约长十厘米、宽两厘米、深半厘米的小沟。真为他能活下来庆幸。）
老赵讨吃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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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赵讨吃来啦
家里那时给定下富农，没收了，老婆娃娃没法活。我说，我给咱讨吃哇，我有好讨处哩，去岢岚工作过的地方，有要处，能要上。我先不能背，引着我的弟弟。我说，我给咱要，你给咱背，要到四月份。
见了面，人家说，你看你这人，给你哇！有给挖米的，有给挖面的。我的根据地在那里。要下东西，我脊背疼得不能拿，我就求人们捎带捎带，这个村给我送到那个村，那个村又送到那个村。哪个村也有惯的、当过干部的。说：“吃饭吧，吃了饭我们和你出去要。落到这个地步上么，哎！”不便挨门挨户要，指点我说谁谁有哩，保准给哩。他们介绍说：“老赵讨吃来啦！你给挖上些甚哇？”人们说：“来哇，行！”要下百八十斤。人家耕麦子我要麦子，耕碗豆我要碗豆。家里还分着半截牛，没料。我到油房里要了一托麻糁。没素油就要素油。左来一样啦，这还怕甚哩！落到这地步上，不为稀奇！有些灵活人说：“这是运动，是政策。”有人说：“再不要伺候他们了，甚至会儿也是老牛力尽刀尖死，伺候君王不到头！你可积极来哩，看你落下个甚结果？”有些懂政策，说：“干部，难遇那些灰人哩。甚会儿也一样，难落个好哩。你伺候共产党落不下个好，谁也扯求蛋！你看你落下个甚结果？重受苦种地哇，再不要上这圈套啦！”秦家庄的冯喜增，日本人在时，岢岚东街当街长，土改坐了二十来天紧闭。说我：“你们年轻人，一个字儿瞎闹哩！我给日本人当了一年多乡长也没事，连油皮也没戳着，群众也没意见。你也是个乡长，我们也当，没挨成你这么个！”
这年二三月份我也不能耕地，能干活就干活，不能就不能，偷糜掐谷没的事。熟人又叫我到晋绥二分区地委党校学习，二分区地委在五寨。五寨老战友说你出来哇，干这干那，到大西哩（晋绥干部南下四川一带，当时叫“到大西”）。我说，不能干了，身体还不能走，干个甚！土改后从48年开始，我在村当会计，当过主任，没隔断。54年入初级社，五寨县人事局叫我到店坪当秘书，每月23元，不习惯，又回村了。
忠臣受制不少，奸臣也没好下场
我到岢岚信访办瞅了两回，问：“如今大里****，我这个能行不能行？”信访说：“写个申请。”有些干部说，咱这要闹，顶上个正经买卖，去那正经地方，好好往上头走。有些说，不顶事，算了吧。六七十岁的人啦，能咋哩。到正经地方，连农活儿也误不起，盘缠交际也没。寻人家难哩，活在世上糊里糊涂就算了。年轻些的说，就得闹，我就不相信，大里退休****，你就连二分钢崩崩也闹不上。写了两次申请，组织部批：有困难，寻当地政府，不在解决杠杠里。主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我说那就不用说了。有的说寻一寻五寨。咱说穷就穷了，不要那样跌皮赖害，能了能，不能就不能。
村里没电，不通广播，不能看电视，我就看小说，《薛刚反唐》，《五凤朝阳》，古往今来，忠臣们受制不少，奸臣也没好下场。
以上这是赵登云的口述。
老赵在回忆这段闻之令人心寒的经历时，始终没有提“搬石头”三个字。我就告诉他，文化革命中翻腾过这段问题，你和许多农村干部、以至党政军内农村亲属是地主富农的干部，一齐挨整，那个运动又叫“搬石头”。意思是你们是土地改革的拦路石头，绊脚石，要想搞好土地改革，必须先整你们，把绊脚石搬开。斗干部就是斗地主，先斗干部，再斗地主，或干部地主一起斗。当时党中央的精神就是这样的。各个根据地都是这样执行的。老赵仍然不十分理解，只是“啊”了一声。
2002年5月28日整理毕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转帖：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风潮(1)
作者：散木
更新时间：2008-10-2410：37：00
一
1947年是一个让许多当年的过来人谈虎色变的年代。内战已经严酷了，在一些解放区又不同程度出现了举措失当的土改中的“左”倾风潮。
原来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亦即《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形势的变化和解放区广大农民的要求，把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使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的斗争转为直接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的斗争，这是中国民主革命深入开展、保证革命战争胜利、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以支援解放战争的至关重要的一举，而在具体执行中，制定和掌握相应的正确政策也至关重要，指示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一般不是无偿没收而是通过清算和购买实现有偿转移，同时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以及保护工商业，对富农和地主(分大、中、小和恶霸、非恶霸等)要有所区别，对开明绅士则应予适当照顾等。此后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迅即展开。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委又在西坂坡召开党的全国土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下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没收地主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同时决定结合土改进行普遍的整党运动。这个会议和纲领的缺点是对此前已经在一些地区土改中暴露和出现的“左”倾做法注意不够，对一些地区土改的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情况却估计得过于严重，土改中划分阶级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文件，这样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使“左”倾错误继续得以发展。而1947年土改中的“左”倾风潮最严重的就是晋绥解放区了，它的始作俑者康生的“经验”甚至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得到推广，甚至当时还印有一本《康生语录》。于是，土改运动得康生等的“晋绥经验”而走入歧途，“左”倾逆流从此猖行，虽然运动后期在毛泽东、任弼时等努力下有所纠正，却远远没有得到彻底的肃清。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它的遗毒之为害是不可小觑的。
这年1月，康生、陈伯达等带领中央土改考察团来到晋绥，考察并开展土改试点，随行还有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以及李伯钊、毛岸英、谷羽、杨之华等，晋绥各地的干部张稼夫等也陪同参加。康生等率领的土改工作团在临县郝家坡、静乐县潘家庄等处试点，迅即否定了先前中共晋绥分局制定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等文件，不顾老解放区土地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的前提条件，从主观、教条出发，采取放任主义，指责党的基层组织对群众泼冷水，“只有地富立场没有贫雇农感情”，是压制群众运动的“大石头”，主张“搬石头”，“贫农团取代党支部”，“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①即由群众自己来划分成份，放弃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康生等还执意将土改中关键的划分阶级成分加以主观主义的理解，即不根据革命导师关于以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和剥削程度为依据的划分标准，却以为晋绥是老区，如果按过去的标准划分地主、富农就会找不到对象②，而且他们早已在革命政权下隐匿起来“化形”了，他们钻了空子：解放区政策规定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不予没收，只没收他们的土地(富农则是其多余的土地)和浮财，并对他们在政治以工商业者对待，所以，他们都把财产转移到工商业上去了。于是，康生等研究出划分“化形”地、富的标准，简单地以查三代、看“铺摊子”的大小、看政治态度来作为依据，即以其土地和财产的规模以及其历史根源、过去现在的经营方式、群众的态度为标准。
这样一来，如边区首府的兴县蔡家崖，552户人家应有124户是富农了，占到了近三成，大大超过了一般估计的8%；而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则不惜来侵犯中农土地，不惜重新打乱平分；对已被分地的地主则要揪“化形地主”，以为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的土地是地主卖了地而把银元藏了起来，所以又要“挖底财”，“挖浮财”，就是侵犯他们正当的工商业；接着又大搞逼供信，对地主、富农甚至对他们这种做法稍有不满的干部、党员等捆绑吊打、乱打乱杀，并且又开展“整理党政民运动”，主张所谓“踢开干部绊脚石”、“抛开支部闹革命”、“搬石头”、“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而党政机关开会，凡是地、富家庭成份的干部就只好坐在“王八蛋席”上，如此等等。
晋绥根据地于是闹得是鸡飞狗跳，土改把许多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错划成地主、富农，扩大了打击面，搅乱了阶级阵线，即使一些有功于中国革命的地主和富农也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比如晋绥著名的三位开明绅士——孙良臣(曾作为晋西北士绅参观团成员赴延安，后任边区的高等法院院长)被打死了，另一个闻名的红色士绅牛友兰(边区参议员。他在兴县蔡家崖的住宅就是贺龙的司令部，毛泽东与《晋绥日报》人员的谈话就在这栋房子里。他兴学办教、创办农民银行支援抗战、组织民众产销合作社和开办纺织厂为抗战做物资供应、捐献钱粮衣物给根据地政权以及山西新军，还曾以士绅参观团团长的身份访问延安，得毛泽东等热情款待)呢？康生说：他姓牛么，就应该像牛一样对待这个地主。于是命令把他鼻子上开洞，穿上环，环上绑上绳子，他的儿子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和山西“牺盟会”重要中共干部的牛荫冠，“土改时牛是土改组的组长，坐在(斗争会会台)上边，他父亲跪在下边，游街时用铁丝像穿牛鼻一样穿了他父亲的鼻子，由牛荫冠牵着”③，不多时也就斗死了；另一位“红色绅士”刘少白④也受到无端打击。
这样的记载包括一些骇人听闻的惨剧，在《谢觉哉日记》等上面也能多少看到。
此时谢老和中央法律委员会的几位老人与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康生、陈伯达等很有意见。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力量正在发起宪政运动，延安也在加紧起草宪法和民法、刑法等法律条文，土改中出现的“左”倾罡风无疑破坏了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努力，谢老等赴晋绥附近一些村子里参加土改，发现康生等“蹲点”的经验正广为传播，心中自然不是滋味，于是他们彼此的关系也紧张起来。比如谢老，他是党内较早注意到“左”倾危害的，因为他是过来人，先前“十年内战”时“左”倾出头，如“柳州暴动宣布烧城市，大道两旁5里，大会上被(有人)反对，(就)杀死县委全体”；“湘鄂西八一暴动，每县成立教导军，群众大会用武装包围住强迫当兵，(结果)群众暴动杀死工作人员”；党内则“湘鄂西肃反只剩下夏曦，连最会打仗的段德昌也肃掉了”。⑤这还有柳直荀、毛简青等。那时谢老还是湘鄂西根据地著名的“四大文豪”之一⑥，没有想到：四个人只剩下他自己了，其他三位“文豪”周逸群、万涛、孙子涛均在“肃反”时被诬杀，不是谢老“不该杀”，只是他命大而已。⑦
那么，那些“左”得可怕的“孩子们”后来还是“孩子们”么？从“反仁政”走到“越忍心越革命”，这个逻辑一旦被认可，后来种种也就瓜熟蒂落：1947年土改中的过“左”行为，到了1966年后重现，不过更是“水平”见长而已。谢老痛感政策的正确与否事关重大，他说：“每个党员要研究政策，土改政策是基本一环。全国人民把生命寄托于共产党，党员的责任很大，不可马虎。土改很复杂也很简单，很伟大也很平常。翻转几千年的社会——很伟大；普及到不同的每个农村角落——很复杂；然而又简单到每个平常的农民都能了解，平常到每个平常的农民都能执行；复杂含在简单里，伟大含在平常里。一些‘聪明’的同志故意把它弄得高深莫测，农民不了解，以至脱离我们。平分土地人人懂，都赞成，他们说不合阶级路线，要‘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要斗争，又没有标准。‘对敌人不要讲手段’，农民不懂了，怀疑、惧怕，因而运动就展不开；罪大恶极的恶霸斗死他，农民懂得，次要的或只人们对之不满的，也把他吊打以至于死，农民就不懂了，不懂又不敢说，躲着。不是从群众实际出发，找出规律来领导群众，而是从主观出发，表面似是群众愿意的了解的，实则全不是一回事，热昏了，眼睛起团子花。”⑧
再譬如曾参加过晋绥土改的力群在其回忆录《我的艺术生涯》⑨一书中，也述其参加晋绥土改，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之外还有“对敌人不要讲手段”的“阶级路线”，逻辑也是“越忍心越革命”，其中就有肉刑的“磨刑”，他还创作了一幅壁画反映之。⑩“磨”，是用绳子拴在人双脚上，如拉死猪，在铺上炉渣碎块的长径上磨其脊背。
当年毛泽东为山西崞县土改经验的总结《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改的》加按语，树为典型，作这报告的中共晋绥分局社会部长谭政文就是“左”得出奇的人物，“为了逼底财，就用磨脊背的肉刑磨地主富农，至后又搞查三代找地主等等做法”，有个地主温德恭不过是小学教员，只因为说不出底财藏在哪里，“磨脊背后又吊起来，最后又用香火烧肉体，把整个脊背烫烂后第二天就死了”；一个老红军刘生凯(后来是太原警备副司令员)看不下去，表示不满，就被谭召开斗争大会批判说他“右”了。草菅人命，更有被刀割去耳朵，继被刺刀捅死，死后又被挖去内脏，连生殖器也被人割去吃了，最后狗又把尸体啃了。晋绥临时农会的《告农民书》说：“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于是“一场斗争大会就打死八条人命”。
晋绥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风潮(康生在临县，陈伯达在静乐)后来又以经验交流会的形式得到肯定和推广，未能清醒认识其错误并给予抵制和纠正的中共晋绥分局则又召开土改和整党的地委书记会议加以贯彻执行，却又来批判所谓“右倾错误”，使“左”祸进一步升级和泛滥：扩大成分、侵犯工商业、土地绝对平均、加大打杀等，在这个时候，《晋绥日报》开展反右倾运动中就又有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页——反“客里空”运动。
文章提交者：minhuaxi
在一本书上记着这样一个土改故事（书名忘了）：辽宁某乡村土改时镇压地主，寒冬腊月将地主一家6、7口连地主婆、儿子、儿媳和孙子绑到小山顶上，往他们头上一层层泼水，冻一层再泼一层。然后贫下中农同志挥舞大棒将脑袋一个个从脖子上打断。那个小孩的脖子没冻硬，一棒子下去，脖子没断，脑袋耷拉下来挂在胸前。这一惨状给人的印象太深。
文章提交者：顺天行道
土改和镇反的残酷把戏当年在苏区就全部实践过，还包括残杀自己的同志，例如杀AB团，长征前把老弱病残带不走的同志也杀了埋了。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转帖：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风潮(2)
作者：散木更新时间：2008-10-2410：37：00
二
《晋绥日报》是由《抗战日报》而来的一张报纸，从1940年至1949年出版发行，从三日刊、间日刊再到日报，是解放区重要报纸之一，也是中共晋绥分局的机关报，自然战争年代的悲欢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记载在其上。《晋绥日报》最风光的是它得到了毛泽东的多次称赞。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继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后又与《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谈话，这两篇文献都收集在《毛选》第4卷上，后者胡乔木评价说：“这篇谈话，对党报的任务和作用，党报工作的原则、立场和办报路线，以及党报应该具有的战斗风格，党报队伍的革命化建设等一系列无产阶级党报工作的基本问题，都作了较系统的论述。这篇讲话是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文献，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集中表述。”可见分量之重。毛泽东是一贯注重报纸工作的，对党报的作用和力量他有许多阐述，并主张“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要有一半时间用在报纸上”，由此还提出“全党办报”等，然而他认可的党报并不多，惟独对《晋绥日报》多有褒奖，称之为：“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我很愿意看它。”这大概只有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曾与它并有过这荣誉。毛泽东这个时候表彰《晋绥日报》，是在各解放区纷纷开展学习《晋绥日报》实行自我批评的反对“客里空”运动、继全国土地会议和杨家沟会议后中央确定土改总路线并着手纠“左”的背景下，原先晋绥土改的倾向必然反映在报纸上来，而在毛泽东看来，“《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以后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主要是‘左’的偏向”。
不过毛泽东以他历来的态度出发，认为“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群众的事业，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他在之前的一次讲话中就号召“要学习晋西北的方法，搞贫农团，坚决克服一些干部中偏向地主富农的情绪”，而“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如是，《晋绥日报》先前极其错误的社论《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针对工商业者和地下党的“过河必须拆桥”的言论、报道批斗开明士绅刘少白的长篇通讯等都不过是“弓弦拉得太紧”而已。对“左”总是可以原谅，对“右”则高度警觉，不自觉中已经根深蒂固成为集体无意识，后来的林林总总也就水到渠成。有意思的是，反对“客里空”的运动，多少就是以比“客里空”还要“客里空”的思想方式下开展进行的。
在康、陈土改考察团到晋绥后，晋绥分局贺龙、李井泉、张稼夫等被质疑土改和党的基层组织中存在问题，《晋绥日报》亦被认为有右倾，在这样的背景下遂开展了反“客里空”运动。“客里空”，是苏联作家科尔内楚克的剧本《前线》中的一个名词，意思是假新闻，仿佛也就是人们说“文革”中的新闻片子是“新闻骗子”一样，《前线》此剧还有一个名词叫“戈尔洛夫”，也是当年人们熟识的概念，那是指脱离实际又不学习而好摆老资格的人物，不用说也是整风中一个常见的代名词了。报纸编辑中过分注重情节而忽视真实性原则、随意删节人为拔高或贬低等新闻工作中习见的毛病在这里有了不同的含义，在自我批评中《晋绥日报》反省“我们这里有许多‘客里空’式的新闻通讯，我们将不但发现不少的‘客里空’，而且有比‘客里空’更坏的人”，它要“肃清人民报纸中的‘客里空’以及比‘客里空’更坏的报道并使我们的报纸真正成为群众的喉舌，为群众服务”，这是运动的出发点，也是当时□□部陆定一指示新华社将此运动推广到各解放区的宗旨。
不过背景如上所述，运动中其扭曲变形则难免，果然“客里空”从一般新闻工作的作风问题上升为立场问题，运动开始向“抢救”发展：审查新闻工作者与通讯员的历史问题、翻旧账以划分所谓真假英雄和劳模等、“客里空”与“戈尔洛夫”也有了指标要求，如此之下真的“客里空”反而杜而不绝，如此这般“左”更猖獗无恐，新闻工作也以新标准(贫雇农出身)整顿和建立通讯员队伍等。只是后来胡乔木受毛泽东派遣来晋西北调查(临县)，批评了晋绥工作“左”倾，杨家沟会议也开始纠“左”，《晋绥日报》这才又开始检查纠正反“客里空”运动中的问题。
后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段晋绥反“客里空”运动，向来是重视新闻真实性原则的范例，其实如果认真审视之，个中情由却是复杂得多，“真实性”远远比想象的要繁难。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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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被屏蔽的文章是笔者在研究静乐县的土地改革运动的过程中所逐步形成的一些粗浅认识，还很不系统、很不深入、很不全面，或者说只是一些很肤浅的感受。但在最近看了一些有关土改的研究文章以后，觉得自己的观点虽然肤浅，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凭空想象出来的信口开河，所以简单整理一下并发表出来，只可惜被本社区屏蔽。广大网友如有意了解这方面的问题，请参阅：
1。（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2。（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21世纪》网络版2003年6月号（总第15期）。
4、李炜光《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战时财政动员》。
5、张凯峰《土地改革与中国农村政权》。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加
转帖：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风潮(3)
作者：散木更新时间：2008-10-2410：37：00
三
在中国这样广大国土(新、老解放区等)和战争紧张形势下开展彻底的土地改革显然是十分困难和艰巨的，发生一些问题也不奇怪，值得注意的却是其中的教训，后来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它又在不同的条件和情况下死灰复燃，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和民族的悲剧。关于土改，原先的《五四指示》从争取更多人参加反内战的考虑出发，还未把整个地主阶级视为敌人，也就没有提出无偿没收其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的办法，只是想通过有偿转移的方式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也是孙中山原来设想的赎买方案，中共实行民主改革也设想通过发行公债的办法进行土地征购，并曾在陕甘宁边区少数地方进行过试点，后以实际执行有困难中止。
不久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使原有思路调整为相应的消灭封建剥削的激进举措，农民的土地要求得到满足，全国土地会议和它制定的大纲充分体现了依靠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民主精神，颁布了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土地分配办法和政策，但它又不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使“左”倾抬头。当然，除了政策不尽完善外，长期存在并一定条件下泛滥的“左”倾倾向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悠久历史中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民平均主义思潮，中国革命又是以农村为主要基地、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于是这种平均主义的要求就特别顽强和持久，当它形成某种风潮时也就必然冲击、影响党的土改政策了。加之战争环境下不断开展的反右倾和缺乏大规模土改的经验，党员、干部随潮流而走也就势在必行。这中间，某些品质恶劣、见风行事、推波助澜的怀有野心和居心叵测的人起了极坏的作用，如康生之类，他们是欲以“左”获取顶戴花翎的。而农民中因贫穷和苦难导致的文化知识的匮乏以及近代中国社会暴力倾向的加剧(义和团的非理性反抗模式、战争的残酷等)等等，都是土改中“左”倾偏向成为风潮且潜在不绝的因素。
所幸党中央密切关注运动的发展，逐渐发现它“左”的倾向而致力于纠正之，毛泽东对康生的做派也有所觉察。从1947年12月会议始，遂着手制定相关政策和策略进一步完善之。毛泽东特别提出新的问题是中农问题，它在晋绥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问题，使“左”倾成为潮流，而共产党要反对这个潮流，如同在抗日时期反对投降倾向的潮流一样。他提出土地会议后“主流向东流时，卷起了三个浪花，即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不把这三个浪花反掉，它会成为一股逆流。维护主流，反对浪花，坚决保证革命成功，一定要反‘左’”。这之后，毛泽东又提出、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土改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批评土改运动的领导错误是“只讲战略，不讲策略”。任弼时也进一步说明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正确标准，阐述了对中农和知识分子团结的政策以及保护工商业和开明绅士、反对乱打乱杀和采用肉刑等。而关于后者，此前他在对八路军南下支队的讲话中就以苏区时的历史教训为戒，说：“过去在湖南老苏区给了老百姓的一个印象，他们觉得共产党好倒是好，就是杀人杀得厉害。如在湖南暴动时烧了很多房子，杀了很多人；在苏区内也杀了很多人。老百姓对于我们有恐惧心理”，“我们不要乱杀人，我们应该检讨过去在苏维埃时代杀人杀得太多”。于是他大声疾呼：“坚决反对乱打人乱杀人和对犯罪者采用肉刑。”后来他还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出“保障人权、废除肉刑”，要求“应该区别对待地主富农”，即“对地主原则上只应该是在经济上消灭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而不是在肉体上加以消灭，扫地出门，以致引起中农的恐惧与动摇”，“对人数达到三千万的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不仅不应该乱打乱杀，而且在封建剥削制度废除以后，还应该分给一份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和财产，使其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使他们改造成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对社会有益的力量”。
随后，中共中央在此基础上于1948年初也制定了一系列指示，使中共的农村、城市、新区、工商业、统战等各方面政策趋于完善和系统化，比较有力地纠正了“左”倾错误，使解放战争更加顺利地向前推进了。当然，彻底肃清“左”倾迷误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后来的历史证明，由于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的根深蒂固、加之政治体制上存在的弊端以及深入人们头脑中传统文化糟粕的不时作用，在上述晋绥土改时期发生的所有“左”倾问题甚至那些骇人听闻的做法，此后仍然存在着，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还以最集中的形态裸露在人们面前，因此，当我们说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时，也不妨回溯一下整个历史，认真总结和清理一切可以、可能导致给后人带来创伤的那些顽疾。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大事记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07页。
②晋西北自古就是苦地方，和陕北的土地主一样，他们往往也是家徒四壁，可康生以为真正的贫农是“家徒五壁”——他把土坑也算成一“壁”，贫农甚至连炕席都没有。彭德怀却从县志中描写地主的生活诗句中感慨当地地主“原不过如此”，即“冷窑暖炕一盆火，稀饭咸菜泡蒸馍”。见《谢觉哉日记》第1173页。
③赵俪生：《篱槿堂自叙》，第127页。
④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他在北京虎坊桥的住宅、今天大名鼎鼎的“晋阳饭庄”就曾是中共的一个情报站和据点，刘为我党的地下工作多有贡献，其子女也都先后投身革命，如著名革命老大姐刘亚雄等，女婿则有烈士陈原道——他的遗腹子即是主持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领导人之一刘纪原，以及安子文。
⑤《日记》上册第560页。
⑥他曾任苏区临时省委秘书长、《工农日报》总编、文教部副部长、党校教育长等。
⑦他于洪湖反围剿时被俘，遂免于难。这就是历史的吊诡：被敌人抓住尚有活路，被自己人冤枉却死无葬身之地了。后来他写诗道：“‘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抹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疑是毒虫；一念之差成败异，教人能不战兢兢。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姓字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也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⑧《谢觉哉日记》，第1153~1154页。
⑨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⑩未知保存下来与否。这倒是有历史文献价值的。
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79页。
这是崞县县委书记丁根林搞土改的“杰作”。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3页。
《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要点》，《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页。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1页。
毛泽东说：它这才“摸到了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1页。
从《民众的大联合》到他晚年依然热情称道的“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1页。
《在小河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6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2页。
毛泽东可是说过“地主阶级中的李鼎铭、刘少白等人，他们与我们共过患难，在丝毫不妨碍土改的条件下，对这些人分别情形加以照顾是必要的，个别人物还可以留在我们高级政府内”。见《在杨家沟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32页。
详见常芝青：《在〈晋绥日报〉的年代里》，见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第2辑；邵挺军：《战争年代的〈晋绥日报〉》，见《新闻研究资料》。
不全面地宣传党的阶级路线和统战政策，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整党时宣传唯成份论；土改问题则甘做群众的尾巴，“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等。
但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以为“晋绥地区工作的方向是正确的，虽然可能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他还说：“近来《晋绥日报》、《战斗报》和《边区群众报》都办得很吸引人看了。”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29页。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14页。
其时他还写有纠正“左”倾偏向的一系列文章，见之于《毛泽东选集》第4卷就有九篇之多。
《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437页。
文章提交者：基廷
土改，公私合营，简单的说，就是抢！！！
公社，继续抢！！！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转帖：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事件真相
曾彦修读书文摘
对于康生在土地改革中的极左错误，20年来，报刊上传说甚多，可惜多为想当然耳的凿空之说。真实情况，我一次也没有见过。而谬说则至今还在制造不歇，例如，说毛岸英仿佛是这个土改工作团的核心似的，这就是言必个人崇拜的陋习仍在作怪。
近几年我从山东阳信县（当时山东解放区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接到的来信也说明当地现在已不大知道1947－1948年的基本情况了，还以为是我们这个土改工作团去打倒了他们的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同志等的。而报刊上对康生1947年春夏在山西临县郝家坡土改试点中超左、大左、特左、左得出奇的事实反倒未看见一字（身历者、知情者确未公布过一字），或至多说一点听来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于是，康生的这整段事情就成了一锅糊涂粥，并使参加过这个工作团的人员连带受点累。参加过这个土改工作团的成员，现尚存于光远、凌云、史敬棠、曾彦修等四个当时的青年工作团员。老年团员健在的，还有高文华、贾连夫妇，但高当年即在病中，虽随团行动，已不能下村了，估计他知道的具体情况会少些。土改团这件事谈不到是大事，只因康生一直是团长，陈伯达挂过短时期副团长的名，随行学习的又始终有毛岸英，于是乎各种各样的讹误、附会就无止境地在报刊上出现了约20年。恐怕还要编造下去的。于光远、凌云、史敬棠三人看来懒得辟谣，我只好在这里写几句把这事说一说，反正在医院里也闲得无事。
一
工作团缘起。中央组织一个土改工作试点团，可能是在1947年3月延安撤退前就组织一个土改工作团出发了。延安党中央各机关的撤退工作，实际上1946年的十、十一月份就大动了。撤到延安以北大约三天路程的以瓦窑堡为中心的很大一片区域。春节后，住在撤退地区的□□部的毛岸英走了，未听说去何处。过几天部临时负责人许之桢通知我说，已指定我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由中央各单位派人参加，分头出发，到晋西北兴县中央晋绥分局集中。同时告诉我，毛岸英也是到这个工作团去，他大概是与康生同行了。
我走到兴县后，才知是由中央组织了一个土改工作试点团，由康生任团长，陈伯达任副团长。团员几乎全是老同志，有张琴秋，高文华、贾连夫妇（高是1936年刘少奇到平津前华北党的主要负责人），廖鲁言夫妇，徐冰、张晓梅夫妇（先期赴山东），李国华（李立，中组部科长，即现在的局长，听说是参加三湾改编的红军现在仅存的一位），张越霞（博古夫人），张勃川……几乎全是20年代参加党的老同志。“一？二九”到“三八式”的新党员只有四人（于光远、凌云、史敬棠、曾彦修，后来田家英插进来了个把月）。凌云是这个团的秘书兼康生的秘书，实际管团内事。
到了晋西北时，李井泉任晋绥分局书记，似乎他也是一个比一言堂更一言堂的一言堂，但在政治局委员康生面前，官低几级，也就只有绝对服从康了。
延安出发的全部工作团员插在晋西北的四地工作：1、康生带领曹轶欧、凌云、毛岸英在晋绥老区二专区临县郝家坡工作，那里是工作团总团部。2、陈伯达率田家英（后赶来参加）、史敬棠二人到静乐县工作。3、张琴秋率李国华、张越霞等老同志及曾彦修到新解放区朔县工作。4、廖鲁言率于光远等到半老区保德县工作。下乡一个多月后，刘少奇、朱总、董老等率队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组织中央工委，路过兴县，把陈伯达带走，陈又把田家英带走了，工作团便取消了静乐县这个点。
二
1947年三、四月，全体人员到晋绥中心兴县会合后，分四路参加到由当地干部组成的土改工作队中。第一路由康生自领，分团长是临县地委书记赵林，但一切由康说了算。 康的总部设在临县郝家坡，是一小村，40来户。另三队为陈伯达静乐分团、张琴秋朔县分团、廖鲁言保德分团。这三个分团均由晋绥的领导干部任正团长，延安出发的工作团老同志任副团长。这几个分团各相距数百里，又无长途电话，全是各自为战，互无丝毫影响。因此，康生对我们的工作均一无所知，我们对他也一无所知。大概到了1947年7月，在临县郝家坡，才由晋绥分局召开了一次土改工作试点汇报会议。晋绥八个地委的书记大多到了（似还到了几个县委书记）。会议是汇报各地土改试点情况，并定出新的做法。实际一切听康生指示。会上，保德地区是由廖鲁言、于光远二人参加，但于临时生病，住了医院，会议全程未能参加。朔县地区大组本应由分局组织部长、正组长张邦英或副组长张琴秋（原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但他们来回不易，一个人要一马、一饲养员、一警卫员陪送，还得叫我跟着去提供资料。因此决定不去，叫我一人去听会。我走了八天才到郝家坡，其中从兴县到郝家坡就要走两天。路边村庄，几乎全有延安撤过来的党中央机关。我就信步走去，走到哪里天快黑了，就去找那里的机关，只要说明来意就可以住宿。我走到一处公路边，已晚饭后，看见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谢邦选等同志在散步，上前说明来意，即要我进村吃饭住宿。饭时，老谢等几位同志说康生在郝家坡土改，死人很多，到处挖“底财”（也写作“地财”），掘坟墓，群众极反感，几老意见多得很，但不便提，你最好去见见吴老（吴玉章），听听他的意见，反映给康生同志。我回答，已八点多钟了，不便去打扰吴老了。而且几老都不便讲话，我还能开口？这些意见是：死人太多了，吊打太多了，追“底财”太厉害了，挖祖坟太厉害了……尤其是最后一项，是完全不对的，最脱离群众，老百姓在背后骂，只有二流子赞成。所以，我还未到达康生总部，一股前所未闻的恐怖气味就已经把我吓坏了。
三
康生在郝家坡土改试点汇报会议上（李井泉主持并全程参加），有些什么“左”得出边的错误呢？我看到的主要几点真实情况是：
第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烧了”。康生从根本上废除了划分阶级的生产关系标准，即是否有剥削行为的主要标准。晋绥原有一个划分阶级标准的内部文件，原则上是正确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高利贷者等，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剥削，剥削方式，剥削的比例有多少。严格掌握这些规定就不会出大错。可是康生硬是在会上说，正是这个文件“害死人”，束缚了干部和群众的手足。他说：“这个东西害死人，把它烧了。”（这是原话，我在场听见的）当然非真烧，是作废的意思。这本是晋绥自订的土地改革的小宪法，把这个东西烧了，当然就只能盲动了。毛1948年春末夏初过兴县时曾批评了这件事，说是晋绥分局“把马克思主义烧了”，而一字不提康生。晋绥1947年自春至秋有半年多时间土地改革搞极左，根本上就是出于康生的这个指令。我在场感到震惊，自然是反对康这种彻底打倒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但自延安前几年整风抢救后，一个普通党员对一个政治局委员哪还敢提意见，那是彻头彻尾的“反党了”，所以我不敢作声。只能做驯服工具，听任康生胡说八道。1978年国庆节前后，我在昆明一招待所遇见了李井泉，我上前自我介绍，说我是在郝家坡亲耳听见康生下令把马克思主义烧掉的，你受了冤枉，我愿向中央写信证明。李说，谢谢你，不必了，毛主席当时就知道是康生讲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康生主动来向我握手，说了声：对不起，让你挨批评了。所以这事就不谈了。李井泉是平和的，只是有点神秘的微笑。1982年我又在成都遇见当时晋绥分局宣传部长、30年代马克思主义农村问题专家张稼夫同志，对这个问题谈了两个钟头。张说，那个划分阶级的文件，是用了很大功夫弄出来的，我和段云同志等带着工作组经过多次调查后起草，分局通过的。康生那么轻佻地就叫一把火烧了，这人连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也不要了，老人家知道是康生叫烧的，批评的是我们，我们也没作声，当然，我们没扛住康生也有责任。
第二、康生过分看重没收与分配所谓“浮财”、“底财”，使农村更加混乱、破败。所谓浮财即土地以外的物件，如衣物、家具、牲畜、农具特别是粮食等。为追求这些东西，特别是银元、手饰等，就由一些游民及小青年带头，大挖人家的祖坟。总是多少有所收获，就越挖越厉害，群众反映极坏。附近疏散过来的中央机关，也没有人赞成的。那时附近还有一个中央授权的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也无权干涉康生。
第三、由于过分追逼浮财、底财，所以就不得不依靠少数农村游民分子和极少数“勇敢分子”，这些人一掌握了斗争主导权，必然就要发生残酷武斗现象。被斗者痛不欲生时，自杀就多了。康生那个40来户人（我听说是37户）的郝家坡，就死了几个人。乱打乱斗，自杀，使农村陷于极端恐怖状态中，这丝毫不是什么“革命秩序”，而是对社会秩序、社会生产、社会道德的极大破坏，即旧式的流寇作风。至于近20年报刊上讲得最多的，说康生发明了个“化形地主”阶级，因此把很多破落户都作为地主斗了。这说法反倒不确。在康生来到晋西北之前，当地报上已经很有“化形地主”之说了，康生不但不予纠正，反而火上加油，承袭了此项谬说。在郝家坡会议期间，有天晚上康生叫我单独去汇报朔县情况。我讲了个把钟头，康的态度倒始终和蔼，听得进去，这是事实。我还强调了地主与富农的区别，经营地主与纯封建性地主要有所区别等。康耐心地听下去了，笑着对我说：这些全是你的花样吧？张邦英、张琴秋他们恐怕连这些名词都没听说过（指“经营地主”、“不带封建性的富农”等词）。康对我的指示是，回去向张邦英、张琴秋传达，一切为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不要搞那么多框框。并特别告诉我，不要那么强调地主、富农的区别，像你村的那两户大富农，不要那么书呆子气了，分光了了事，不然你拿什么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我感到康这人是二重人格，道理他全懂，为了乌纱帽，他只能做他明知不对的事。
我跑了八天返回朔县，对康生那套极左做法一丝也不敢泄漏，尤其对任何人均不敢提康那里到处挖祖坟的事一个字，如果我提起了这些事，工作团内万一有人要求起而效法，就压不住了。
我回朔县本村后，把两户勤劳殷实的兄弟富农全扫地出门了，这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硬是在我的授意下，眼睁睁看着把那个农村中那一点儿惟一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彻底毁灭了。我眼见两条大犍牛被牵走了（八家人各分一条“牛腿”），当地最先进的光亮农具被拿走了，我知道它们从此也就完了。我看过《被开垦的处女地》，牛拉去几天就死了，我现在就在被迫做临时的拉古尔洛夫。建国后，我在上海郊区劳改时，看见那么多精美绝伦的龙骨水车都变成了一堆堆的废木片，真叫人痛彻心肺！我们多少年以全力破坏农村中的那点儿落后的生产力，还硬说是在不断革命！
康生这套做法的实质，归纳起来，我以为不外三条：第一条是严重破坏了、粉碎了马克思主义，它把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标准彻底破坏了；第二，破坏了阶级斗争中正确的阶级路线，放手让游民阶层唱了主角；第三，破坏了根据地的农业和工商业生产。通俗地说，康的乱打乱斗造成的三大结果是：大混战，大恐怖，大破坏。归结为一个“大”，则是大破坏。康生可谓提前20年实行了“大乱特乱”政策。
郝家坡会议的两个月之后，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改革工作会议。作为中央派出的土改试点工作团团长的康生，在这个会上却没有发过一次言，我以为这恐怕是少奇同志他们看穿了康生的左倾，没有让他发言。另方面，朱德、董必武同志却作了长篇发言，他们二人的发言是我听见的、包括以后听见的对土改工作最正确、最稳重的发言（但大会上有的长篇发言比康生还“左”）。土改试点工作团员全都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议。
四
1947年约11月中，全国土改会议结束后，土改试点团暂时在西柏坡等村待命转赴河北冀中区工作。此时康生另有任务，早已由康生、曹轶欧夫妇带着凌云及毛岸英乘车赶去山东渤海区党委所在的阳信县了。看来是紧急任务，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之后，1947年11月9日，留西柏坡等村的全体团员按原计划乘大卡车赴冀中，于12月13日抵达冀中区区党委所在地饶阳县某村。工作团在冀中的整个时期，康生均在山东整人，我们一无所知。工作团在饶阳县搞了一个多月，即接康生山东电，令全体团员立即去山东渤海区阳信县同他会合。这回是步行了好几天才到阳信县乡村的（老同志们坐农村大车，循例由“三青年”分管食、宿、行照顾）。我们到达山东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某村时，康生已去胶东整人去了。
我们到达时，渤海区党委书记已经是新任的张晔了（或向明）。行署主任好像叫×人凤。前任书记景晓村、行署主任王卓如均已被撤职了。这两人，我始终未见过。现根据一些书籍和前几年从当地来信得知，1947年秋渤海区党委循例先开整党工作会议，然后搞土改。华东先是派邓子恢去参加这个会，要求首先把书记景晓村、行署主任王卓如拉下马。邓子恢去后，久久未能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康生奉命急驰山东渤海区去完成这个任务。康打掉景晓村后，又赶赴胶东区去打掉该区区党委书记林浩（与饶漱石合力）。因此，我们工作团到达山东渤海区党委所在地鲁西北阳信县时，并没有见到康生，因为他已到胶东区去整林浩去了。看来，要狠狠整人的事，非康生莫办（景晓村、林浩二同志均早已平反了）。
至于近20年某些报刊大讲特讲，康生在山东搞土改，是如何如何极左等，大约都是想当然信笔胡写的。根本原因是，康生这时已不可能这么干了。他在整完景晓村、林浩这两个区党委书记后，已进入1948年2月，已不准那么左倾蛮干了。我们工作团到渤海区党委时，已是旧历春节前几天，此时下村不合适，上面决定过了1948年的旧历春节初五之后再进村。这时，任弼时同志1948年1月15日在陕北做的《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政策问题》报告，明显纠“左”，政策界限分明，解放区人手一册，全党谁敢顶着不办？康生已无可能另搞一套左倾政策了。此时，康生本人对工作团关于工商业问题作了一次反对左倾的长篇谈话。康生在胶东整了林浩之后，回阳信县渤海区党委时，康夫妇、凌云、毛岸英四人是一同回来的，车过黄河口，去当时的工商重镇羊角沟，眼看一片破败，工商业几乎全整垮了。康生这次对我们讲的全是反“左”及坚决保护工商业问题。以后凌云同志又给我们补充了很多具体情况。康的这次讲话，当然是受了任弼时同志报告的影响，他的全部精神是反“左”，则是绝对的事实。所以，近20年报刊上说康生在山东如何大搞极左时，康正在山东根据中央指示反对极左。康生这个人是一个极具二重人格的人，为了越来越大的乌纱帽，他可以干他明知道是极坏的事情。
顺便说一句，毛岸英随康生撤出延安，随土改工作团行动，一是安全撤退，二是随团学习，并非正式工作团员，因为他才从苏联回来半年多，他没有正式任务，但可以化名到各处看，也什么事都可列席。小毛作风粗犷，个性爽朗。在渤海区党委时，于光远、史敬棠、曾彦修、毛岸英四人总是住一间固定的房子。小毛从胶东回来后，在我们面前批评过康生，说康生整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太狠，太过分，缺少政治家风度，又极力赞扬饶漱石，说饶是个政治家。曾等三人，才从延安整风、抢救、审干出来，余悸尚存，反而温和地批评了小毛，说在背后议论中央负责同志是不对的，要他不要再对别人讲这些东西了。小毛当时给人的印象是不错的。主要是他没有表现出一点天潢贵胄的气息。
五
康生在晋西北土改试点中，已不是什么左倾，而完全是胡作非为了。但因为无民主可言，上级就是真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话已形同上帝，明知他大错特错，不管你多少老长征，老马克思主义者，老干部，在这个权力尖峰面前，都不能反一声。当时在康生土改试点周围居住的诸“老”究竟有哪些人，我不很清楚，我想下列党内外诸老，大部分总在那附近。这就是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张曙时、李六如、李木庵、续范亭、陈瑾昆……叶帅也在那附近，事实是，没有一个人不反对康生那一套，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对康生提一点意见。这才是最可悲之处：所谓民主集中制，民主的影子哪里去了？权力即真理，集中即真理，越来越发展，到这时（1947年）已经是一种铁定的制度了。
郝家坡会议，不是一个小型的庐山会议么？康生叫把马克思主义烧了，就得烧，没有一个人敢提出一点疑问，什么人都得在权力面前、在荒谬绝伦面前做驯服工具，而这反被荒唐地美化为“党性”。像康生这样践踏马克思主义的人，竟被认为是毛以外最大的理论家，在上世纪40年代，他是整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60年代他被任命为党中央的“理论小组”组长。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终于发展成为纯自杀性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民主，就一切进步都不能得到保障。不消灭权力即真理的这个“黑洞”，那就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选自《炎黄春秋》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转帖：康生与山西临县土改试点
□冯文耀 《百年潮》2003年第11期
康生纵容乱打乱杀
1947年我在山西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3月，康生到临县搞土地改革试点。一开始他就说：“你们这个党(指临县县委)不是土改的。”并一口否定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区制定的正确的《划分阶级成分》的小册子，把本无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大批劳动者定为地富分子，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此话曾在《晋绥日报》社论《有事同群众商量》中用黑体字刊出。)实际上是康生和工作团某些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把大批出身农民的干部扣上“地主的立场，富农的感情”的帽子，对出身剥削阶级的党员干部，轻则诬为“立场未变”，重则诬为“包庇地主家庭”。
一天，在康生试点的五区郝家坡，斗争小学教师刘荣昌之妻。在扯掉所谓“地主婆”的刘妻上衣时，康生笑得前仰后合，(当时被斗者，尤其是女性，习俗是不管什么死法，死时也要穿上新衣裳。因此，在斗争会前，他们把好衣服穿在里面。)在场的人都不知何故。散会后，他把各村工作组长留下，问大家：“刚才发现了什么？”谁也回答不上来。他说：“地主婆里边穿着又好又新的衣服，说明老区大部分地主土地以减租等斗争方式转移到农民手里是假的，而是地主以高价把土地卖给农民，一部分白洋投资工商业，换个办法剥削人，一部分埋藏在地下。”
根据康生的这一发现，马上发明了“挖地财”，凡定为地富分子者，都得交“地财”，否则将被非刑拷打。当时，包括一部分家境比较富裕的干部也都在劫难逃。这—招，又导致多打死、逼死一些人。不到一年，全县共死亡780多人，其中地富分子190多人，干部、党员和群众580多人，为地富的三倍。康生在临县一手造成了乱打乱杀的严重情况，把本来正确的土地改革运动给搞乱了。
群众抵制过火行为
康生的极“左”最严重的后果是大量迫害好人。如果不是很多有觉悟的农民和坚持原则的干部对好人设法加以保护，后果会更加严重。事实很多，举例如下：
樊止如是著名民主人士，时任边区参议员、行署建设处长(相当于厅)。还在土改点面结合阶段，未经边区派驻三交镇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和我的同意，樊就被押回村关了起来。在不得已的形势下，我在各组组长会上提出：斗争会上要文明。意思是不要打樊。过了几天，我被调离。后来副团长康乃尔告诉我：斗樊的大会开始后，好一阵没人诉苦，气得一位小组长跑到人群中，用脚对一位中年妇女的小腿蹬了一下，示意要她冲上去打斗。这位妇女把正在纳鞋底的针和麻线缠在鞋底上，一只手理了一下稍有些散乱的头发，从从容容走到樊的跟前，把鞋底甩开，作出打人的架势，但当鞋底接近樊的脸时，力量大减，轻轻靠了樊的脸一下，同时骂一声：“你再剥削。”会场上再无动静。没等宣布散会，大伙就三三两两回家去了。
三专署专员高闻天原为临县县长，在临县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和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康生一伙斥责高和我是“右得要死”。
高闻天的家庭成分被定为地主，实际应是富农。土改开始后，边区一位德高望重的大首长不知听到什么人的胡言，在一次大会上说：“三分区专员高闻天包庇地主家庭。”不几天，高就身背行李经过临县去边区党校接受审查去了。后来赵林(时为晋绥分局城工部长，派在临县当土改工作团团长)召集县委、工作团副团长联席会议讨论高的问题。有两位县委委员认为，高的问题很严重，至少是立场上的严重问题。我说：要根据事实。宣传部长刘枫表示：同意冯的意见，其他人未表态。过几天，赵林单独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1942、1943年因不能一次交出全年公粮，区上把高的哥哥高振国押送县府，当时的县长高闻天立即批示：交完公粮再释放。司法科长找我说，照高县长这么办，看守所扩大几倍，也关不下一次交不完全年公粮的人。我说，我们都应理解县长的难处。”赵听后点了点头。
高闻天的老家土改时，高也被叫回村接受审查。一天，县委、县工作团正在开会，高所在村来了四位老农，把我叫出院子，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准备把高专员怎么办？”我心里很踏实，对他们说：“闻天同志的事，会按照党的政策解决，你们放心。”他们握着我的手说：“他为革命坐监时(1935年冬，阎锡山的省政府说高是“共产党员”，把他打入死囚牢，后被各界人士营救出狱)，你大概还没有入党。对他乱处治，我们心里……”他们哽咽地说不下去了。高闻天回村后，全村农民对他爱护备至，吃、住等事贫农团早在他回村之前已安排周全。审查的结果证明，高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
1947年冬，我去五区窑头村土改时，当年征收夏粮时已把成分划定了，土改斗争结束，“浮财”等土改斗争果实累累。我几次向贫农团提议研究分配方案，以便提交代表大会决定，却无人表态。不久，赵林叫我回县，原来是毛主席派胡乔木带来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小册子。我仔细阅读后，心里有了底。征得乔木、赵林同意，我连夜赶回村里，在少数贫农代表中将小册子宣读，要求审查该村地富分子的成份划分。大家听得入了神，有的问：“这样好的条条，你怎么不早说呀？”参加会议的人提出，把原定的地富都照文件对一对。当晚，得出了初步意见，把原定地富占全村人口的28%按照《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规定降为8。6%。天快亮了，人们还不走。有的对我说，你几次提议研究分果实，我们就是不动手，因为心里不踏实。这说明这批觉悟高的农民，没有被果实多所动，他们深知斗争果实中有不少东西是阶级兄弟的劳动果实，仓促分掉了，肯定会伤害一部分好人。
通过以上事例说明，在极“左”的时候，群众仍然捍卫了党的路线和政策，采用各种办法保护干部，维护农民的劳动果实。
叶剑英纠正“左”倾错误
约在1947年夏初，康生离开临县。秋初，土地改革在全县展开，基本上是按照康生的极“左”路线进行，把不少劳动者定为剥削者，没收工商业，不少干部受到迫害。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西米脂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报告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第五部分讲到：“……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改不能彻底。”《叶剑英的光辉一生》一书中谈到：“临县在土改和整党运动中，死了780多人，干部和群众死亡人数等于地富分子的三倍。”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的这一结论。
这时，临县的土改和整党已基本结束，土改工作团县团部和县委在三交镇召开土改整党总结大会。会议进行了三四天，县工作团团长赵林去参加分局会议，指定我和工作团副团长康乃尔代其主持会议。一天上午，有八九个区委书记、区长来找我俩，说会议开不下去了，大家提出：“土改是打倒地主还是打倒共产党的干部？”要求领导回答清楚，并说：“你们作出回答也不能算数。”我劝大家继续开会，说：“现在全国形势很好，临县虽然暂时黑暗，大家都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错误会纠正的，应该对会议负起责来。”但大家坚决要求上级回答清楚，才能在会上发言。我和康商量后，马上到双塔村中央后委向叶剑英汇报，请他出面领导纠偏。他当时主管军队工作(时任总参谋长)，不便过问地方工作，一再婉言谢绝。我再三恳求：赵林不在，我俩无能为力，会议开不下去，后果难以预料。叶剑英于是答应请示中央后再决定。他让我回三交镇把在会上的区委干部找来五六个人，当天下午召集座谈会。参加会的人有刘万山(时任区长)、刘运通(时任区委组织部长)、任泽(时任区委书记，后任内蒙自治区任县公安局长)、高务凯(时任区委委员)、赵应元(时任区委书记)等，大家边说边哭，叶剑英、杨尚昆、李涛、夏子栩等中央后委成员都听，边记录，有两位速记员在速记。
叶剑英在讲话中，首先赞扬了这批贫雇农出身的干部敢于坚持真理，是党的实事求是路线、政策的真正执行者，他指出：“土改运动中，打倒了地主，我们党的干部，也受了严重的挫伤。”大家一听，异口同声地说：“有中央首长这句话，我们回去保证把会议开好。”散会后，天已经黑了，中央首长还请大家吃了一顿晚饭。
我们回到三交镇，已过半夜，赵林的警卫员在大门口说：“赵部长要你俩到他窑里去。”我们进了门，赵声色俱厉地说：“你们干什么去了，什么是全国光明、临县黑暗？”我笑答：“赵部长，你太累了，先睡吧，明早我们详细汇报。”他说：“不行，现在就讲！”我就照实汇报了一遍。赵是位能听进不同意见的领导人，理解我们的行为，只说了一句：“你们睡觉去吧！”
约在1948年2月下旬，以工作团为主的临县县委召开土改总结大会，叶剑英、杨尚昆、李涛、夏子栩和参加完中央12月会议途经临县的陈毅都出席了会议。叶请陈在大会上讲了山东土改情况，李涛(时任作战部长)讲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对解放战争的重大影响，其他首长也专门讲了全国大好的形势。叶剑英最后主讲，他分析了全国形势，指明解放战争会加速胜利，然后他着重讲了土改成绩，明确指出“左”的错误及纠偏精神和方法步骤。叶的讲话得到大家热烈拥护。从此，临县纠偏工作开始了。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转帖：毛泽东批评“郝家坡土改”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主席视察航空工业112厂制造的我国第一架歼击机。左一为厂长牛荫冠，左三为毛泽东。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称，“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一个县就这样，整个解放区又打死饿死自杀了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1947年开始的山西兴县的土改中，有很多被斗错的人，最典型的要数那个入了《毛选》的抗战开明人士——牛友兰了。家住兴县蔡家崖的牛友兰主动将自家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司令部，还拿出家产办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把自己的多个子侄送到学校学习，或者直接参加抗日部队。1942年5月，牛友兰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不久，牛友兰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就这么一个深明大义的红色士绅，土改中却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在蔡家崖农民大会上，李井泉发表讲话，动员斗争牛友兰，在斗牛大会之前还找牛友兰的儿子——边区临时参议会副会长、边区贸易局局长牛荫冠谈话，要求正在党校以“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身份接受审查的牛荫冠和牛友兰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土改运动云。9月26日，斗牛大会如期进行，牛荫冠坐在主席台上，牛友兰跪在台下。批斗结束后，牛友兰的鼻子被人穿上了铁丝，牛荫冠被逼接过别人塞在他手中的绳索，牵着五花大绑的父亲游街示众。
据说毛泽东听说牛友兰被斗的消息后怒不可遏，批评李井泉：你们犯了大错误，牛友兰这样的开明绅士是不该斗的。咱们两个，我在河西，你在河东，一河之隔，为什么不联系一下就自行决定了呢？晋绥军区贺龙也表明了态度——兴县土改中，在蔡家崖的“斗牛大会”上，不应该让牛荫冠斗争他父亲，晋绥分局机关、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地在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应该。
1948年3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一行人到达三交镇的双塔村，并由杨尚昆接待。当晚，杨尚昆陪同毛泽东等到三交镇看望后委的同志们。随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行带一架电台和部分警卫人员共100多人，于3月25日经兴县蔡家崖，在晋绥军区所在地小住数日后，走北线前往西柏坡。
毛泽东经过三交镇时，给杨尚昆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再次批评晋西北的土地改革搞得很“左”。这件事虽然是由康生和陈伯达指挥的，但毛泽东说：“你们后委就住在这里，这些事情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你们读的马列主义到哪里去了？！”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其实，在晋西北地区，所谓的地主，绝大多数都是省吃俭用、苦心经营、多年积累起来的，也很少有人完全脱离了劳动，依靠所谓的剥削为生。而大多数的贫雇农也绝不是因为地主的剥削而致贫的，而是因为好吃懒做、不善经营等自身原因所造成的，本来，他们与所谓的地主是相安无事、和谐共处的，他们斗地主、分东西是被gchd挑起来的。土改时，gchd就是依靠的这些灰皮二流子，他们本来就好吃懒做，跟上gchd，不用费力就可以获得财富，何乐而不为呢？事实证明，在他们经过土改获得财富以后，没过几年，就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一来是他们的劣根性难以改变，二来他们对白来的东西也不心疼、不珍惜，任意挥霍，三是他们从gchd那里还学到了越穷越有理的道理，他们永远也不会致富，重新回到贫穷是必然的。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土改系列之五（2）
关于土改挖底财的再认识
在1946年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后开始的解放区土改运动中，挖底财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各地采用各种极端残酷手段折磨地主、甚至随意乱打乱杀，绝大部分是为了挖出地主隐藏了的底财。因为除了底财以外，地主的其他财产都是在摆在明面上的，如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粮食等，这些财产，按照当时的土改政策，他们是留不住的，也无法隐藏的，政府让分给贫雇农，他们是不敢抗拒的。他们唯一希望隐藏下来的也就只剩一些人们不易发现的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而残酷折磨地主、挖底财也正是瞄准了他们隐藏起来的这些东西。
从土改运动的实际情况来看，贫雇农积极分子们采用极端残酷方式折磨地主、并从地主那里挖出来的底财，几乎没有进入贫雇农个人们的手中，而是全部上交了政府。他们挖底财，并不是给自己挖，而是替政府挖。而当时若不采用极端残酷的手段，就不可能挖出地主隐藏了的底财，政府也就得不到这些底财；反过来说，为了获取更多的底财，采用极端残酷的方式折磨地主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整个土改运动自始至终都是在政府派出的工作团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不难看出，没有政府（工作团）对各地所采用的极端残酷手段进行挖底财的默认、放纵甚至支持和鼓励，就不可能挖出地主的底财。过去（现在还有不少人），人们在研究那段土改运动的历史时，总是习惯于把当时发生的那些极端过火行为归咎于康生、陈伯达在山西临县和静乐的土改试点，归咎于这二位大员对晋绥边区以至其他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影响（挖底财确实是他们所同意、提倡和支持的）。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不公正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康、陈二人只不过是很好地理解和贯彻执行了上级的真实意图而已。如果不是这样，只是康陈二人的个人决策行为，波及面如此之大、造成如此严重之后果的大事，在运动后期进行纠偏时，这二位大员怎么能不受一点牵连、不承担一点责任呢？政府对采用这种极端残酷方式所获得的底财也不应该照收不误。而事实上，他们二人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的处罚，更没有承担任何的责任，所获得底财政府也全部拿走，这还不足以说明政府对获取底财的方式及所获取的底财的认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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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晋绥地区土改故事
1947年4月，路过晋绥地区，现土改运动开展的非常零碎，没有系统，没有把群众动起来。于是，抱病给晋绥领导人写信，要求必须放手动群众搞土改，让群众来考察鉴定干部。4月24日，中央把这封信转给晋绥分局，要求他们坚决执行。充分肯定了的这封信。7月25日，他亲自写了批语，以中央名义，转各解放区。
为了贯彻落实和中央的指示，闹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搞好土改，中央工委常委康生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在晋绥地区坐镇指挥督战。康生是高层著名的“左爷”，是个非常阴险狠毒的家伙。1942-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他当的副手，掀起过一场所谓的“抢救失足运动”。运动中，他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把一大批革命干部打成“特务”、“叛徒”、“”，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后来，虽然为这些冤假错案平了反，但是制造这批冤假错案的康生却青云直上，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竟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成立工委，他又被任命为常委。这次坐镇晋绥地区搞土改复查，他又有了“英雄用武之地”。
当时掌握晋绥地区党政军大权的，是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李见了的信和中央的批示，不敢怠慢，立即召开各种会议，派工作队，文件、作指示，印社论，起了一场暴烈的土改复查运动，树立起全解放区极“左”的典型。
康生和李井泉在山西兴县木栏杆村搞了一个土改试点，搞了一套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1）从现在联系历史；（2）铺摊摊大小、生活好坏；（3）有无剥削；（4）政治态度和思想。
他们从清朝时代的碑文中查出，张姓人家在上几代有人做官，7辈子是财主，因此他们认为张姓人家都是财主的根苗子孙。他们非常赞赏一个积极分子说的话：“他们前几辈子压迫剥削人，这辈子不给他粘上点封建，太便宜他们了。”
于是，不少被认为政治和思想上不好的张姓人家，不论其现在是否劳动，是否贫穷，都划成“破产地主”、“下坡地主”、“经营地主”、“破产富农”或“生产富农”。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是，把工商业都划为“化形地主”。
晋绥分局把试点划阶级的办法作为文件，于1947年11月表。分局在文件按语中，对此办法大加赞赏，表示坚决持，要求各地照办。于是，各地纷纷效仿，划成分，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例如，兴县蔡家岩村，522户中划为地主富农的达124户，占总户数的22。46%。后来根据《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复查，竟多划了50多户。
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在地委书记会议上讲话说：“基本农会就是党，概念上要这样认识，因为一切都是通过农会，它实际上起党的作用。农会代替政权，贫农小组代替党。”
9月24日，《晋绥日报》头版全文刊登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宣布：“不管任何一级，从村起到边区一级的干部……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由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党籍，告诉当地的负责人或当地党部批准。”“干部的好不好，是关系农民大家的事情。因此，哪个干部要不要，不决定于公家人，而决定于群众。”“在目前，凡是在那些不是替农民办事的人掌握政权的地方，农会就可以完全替代政权。”
1947年的9月，是晋绥地区“红色恐怖”的9月，在“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号召和鼓动之下，各村纷纷成立的农会临时委员会正在取代各级行政基层组织行使权力，以斗争地主富农、清浮财挖底财为主题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斗抓打杀，一片红色恐怖。
最令人震惊的，是分局主要领导人直接组织斗争大会，残酷斗争著名开明士绅刘少白、牛友兰和孙良臣。孙良臣当场被活活打死，牛友兰绝食自杀。
刘、牛、孙都是著名爱国抗日人士，竭诚拥护，为抗日出过很多财力物力。1942年，他们被选进边区参议会，刘为副议长，牛、孙为议员，孙还是行署建设处副处长。他们曾访问过延安，受到等中央领导人的接待和表扬。
在斗争牛友兰的前几天（9月18日），晋绥地区“府”——山西兴县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分局书记到会讲话，动群众“斗牛”。他说：“大家提出要斗争牛友兰，我也赞成。大家要把地主彻底斗坍，大家不要顾虑，一定给你们撑腰。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军人，谁要包庇地主，你们都可以斗争他。”
9月26日，召开斗争大会，牛友兰被“积极分子”用铁丝穿透鼻子，强迫牛友兰的儿子、高级干部、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牛荫冠牵着爸爸游街。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斗牛大会”。
对曾经全力帮助持过自己的朋友尚且如此残酷，普通的土财主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据《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中称：“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
很快的，打杀之火由地主、富农那里漫延到基层政权干部那里。
分局书记在地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严重夸大党组织不纯，强调要依靠群众整党，“要相信群众起来能够解决任何问题。要宣布我们组织中有坏人，如何办由群众处理，对任何人都如此，对工作团干部、军队干部也是如此。处理干部先问群众，不是先问上级，各级干部都要服从群众。”
《晋绥日报》1947年11月27日表了《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的社论，更是火上浇油。社论评价土改前的各级政权组织时说：“在若干时期，边区党规定与执行各种政策上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便宜了地主阶级，打击了农民情绪，以及党内严重的强迫命令，贪污腐化，邀功自满，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固然边区党指导上有错误，但党内组织不纯又是影响和助长这些错误产生和展的社会基础。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投机分子也得以利用党员称号干部外衣，毫无顾忌的实行其各种各色危害农民破坏党与各种组织的反动行为，在今天则成为彻底平分土地、消灭地主阶级、争取国内战争胜利的严重障碍。”社论声称：对于“混入党内的阶级异机分子、投机分子”，“只要当地群众要求拿去清算、惩办，就可以拿去清算、惩办”。
11月30日，中央晋绥分局出通知，要求“所有土改工作团各机关团体与前后方一切干部人员，必须认真学习这两个文件（按：即给晋绥分局同志的信和《晋绥日报》社论），要利用一切时间，利用各种会议时机，利用汇报工作机会及一切工作间隙进行学习讨论。各机关部队负责同志应认真领导这一学习”。
于是，一场整党审干运动——“搬石头”运动就开展起来。把原有的党组织和党员不加区别地一律抛开；错误地提出反对“干部路线”；绝大多数地方决定对旧组织一律停止活动；对原有村级各种组织中地富出身的干部一律撤职，宣布永远不能当干部；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全部撤职听候审查。整党和土改，上靠工作团，下靠贫农团；当群众审查干部时，不允许干部申辩，否则就被扣上“破坏土改”的帽子。
在不少地方，用对待地主富农的办法对待党员、干部，在扣押地主的同时，扣押了很多的党员、干部。甚至在扣押地主之前，就扣押、斗争干部。斗争党员、干部的方式和斗争地主一样，有些地方展到打杀的地步。据《党代会总结》中的统计：晋绥全区43000个农村党员中，开除了约10000名，占总数的24％；非正常死亡的党员、干部357人，其中县级干部7人、区级干部33人，村干部与党员有317人。
不仅地主、富农、党员、干部受打击，就是划为中农成分的农民也遭到排斥和打击。当时曾大反所谓的“中农路线”，强调“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掌刀把子。”在平分土地时，搞村与村之间的绝对平均，任意抽调中农的土地。土地来源中抽调中农土地比例较高，一般是土地来源的45%以上，高的达到80%以上。严重侵害了中农利益。
1948年春，中央和、任弼时等领导同志批评了晋绥区的极“左”偏向，并进行了坚决地纠正。晋绥区的极“左”偏向被纠正了。但是，搞极“左”的康生等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建国后，分局书记受到重用，步步高升，官至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土改运动20年之后，他遭到了报应：文革时期，造反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抄了他的家，对他及其家人进行了残酷的批斗、毒打和折磨。他的妻子遭到多次凌辱和毒打，揪头连头皮都掀匣大块，实在不堪忍受而自杀；他的儿子在北京上大学，被活活打死。造反派整得他家破人亡。唉！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天意？
土改系列之五（3）
关于土改后期的纠偏工作的再认识
为了制止在土改三查整党运动中的极端过火行为，在土改运动后期进行了纠偏工作。首先是坚决地制止了各地几乎失掉领导和控制的乱打乱杀问题，纠正了在对待中农问题上的偏差，纠正了三查整党运动中在对待党员干部的问题上的偏差。比如，退还中农部分土地和财物，恢复停职干部的工作，对被杀干部进行适当补偿等。但是，对被打被杀的地主、富农、恶霸，则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的补偿，更谈不上平反退赔。在土改中所挖出的底财也几乎全部被政府拿走。实际上，政府完全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充分肯定了土改运动中采用残酷手段挖底财的做法。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土改时有那么多地主富农被残酷折磨致死，如果现在再来一次土改，这些暴发户、贪官污吏该怎样处死呢？是不是应该凌迟处死？或车裂？五马分尸？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答北极深海：
我以为只是在解放区土改时才有采用残酷方式获取底财的做法，在全国解放后所进行的土改运动中这种情况就好多了，但如您所说，我的认识显然是错误的。过去人们在研究总结土改运动时，总是习惯于把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发生的过火行为归结到康生、陈伯达身上，并且这种过火行为在土改后期的纠偏运动中已经得到了纠正，怎么还会在解放后进行的土改运动中再次出现？由此可见：
第一、1947、48年进行的土改运动中的过火行为绝不能只归结到康陈二人身上；
第二、当时的纠偏运动并不彻底，更没有确保当时的极端行为不再发生；
第三、对土改运动的目的还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土改的真正目的并不仅仅是消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挖底财是土改的一个重要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