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据说是分析文革最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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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历史和现实的交战（ayguoshan原创）
一、问题的缘起：背叛记忆和背叛历史
二、举例和说明：批判现实，所以更批判文革
三、手段和目的：群众运动，反官僚主义和大民主
四、羊头和狗肉：反资本主义复辟和复辟封建主义
五、概念和数字：伟大工业革命和经济萧条
六、理想和现实：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挑战人性
七、总结及其他：还是要固守一些底线
八、后 记：引几句名人名言
一、问题的缘起：背叛记忆和背叛历史
（一）
人是一种善于健忘的动物，所以需要把记忆凝固下来，提醒自己曾经发生过的悲剧和喜剧，伟大和渺小，善与恶，美与丑，于是化记忆为历史，正因为如此，人类才能在过去五千年内有所前进。然而，人毕竟健忘，且不同人的记忆又彼此矛盾，所以古往今来的历史总有正史和野史的分别。同一时期的记忆竟能大相径庭，于是，先是有人在记忆中背叛了历史，接着就是更多人在这样的历史中背叛了记忆。再接着是集体的失忆和集体的背叛。最后是，历史悲剧重演，对人类的集体背叛施以惩罚。对这样轮番上演的悲剧，东西方有两个人物说的最简洁。西方的黑格尔，说法具有西方抽象思辨特色：“迄今为止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我们尚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东方的杜牧，说法具有东方的形象经验特色：“秦人不暇自哀，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
比如，文革，并不遥远，但却陌生。虽已结束，仍未离开。好像远走，似又重来。
（二）
摩罗那篇流传甚广的《回忆一下吧，阿里巴巴！》中提到：三十多年前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成功实施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即进行文化大革命。文革结束后又实施了另一个更宏大的计划，即把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若无其事地遗忘掉。这第二个计划眼见也成功了。和许多青年谈起文革，听者发天方夜谭之叹，说者有白头宫女话玄宗之感。比如，翻开修订后的《辞海》、《辞源》、《现代汉语大辞典》竟查不到文革中无人不知、无人不读、无人不听、无人不学、无人不批的“大字报” 一词。可见，遗忘历史，背叛记忆，并不难。
但，某些国人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功，眼下他们正在积极实施第三个更宏大的计划——将这场大悲剧乔装打扮为一场伟大进步运动。起先还有点羞羞答答，渐渐，开始理直气壮，肆无忌惮起来。要人证，他们异口同声，要物证，他们众口铄金。也许，这只是开始，它们还用第四个更宏大的计划，即还是回到文革时代好。鲁迅教导过——要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某些中国人，
（三）
已经出台的言论无外乎这么几种：或者弹只有文革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老调，或者奏文革是反对官僚主义的大民主实验的新曲，或者颂文革促成中国完成伟大工业革命和民族复兴的妙论，又或者称这是一次创造伟大理想的浪漫主义试验。
更多论者则采取直接类比法，比较常见的有：现在官场是何等腐败，文革时期官员极其清廉；现在社会秩序极为动荡盗贼横行，文革时则社会秩序井然夜不闭户；现在人们心灵空虚，拜金主义盛行，文革时期大家思想充实，革命激情高昂；现在贫富悬殊，文革时期共同发展；现在娼妓性病艾滋泛滥，文革时社会纯洁丑恶现象一扫而空；现在人人下岗处处失业，文革时期就业充分各安其位；现在有孙志刚李尚平小人物惨死，文革时期则只批判地主老财资本家；现在工农群众忍辱负重忍气吞声，文革时老百姓当家作主扬眉吐气。
总之，说来说去，一句话，文革大革命就是好，就是要为文革翻案，甚至最好回到文革时代，或者隔上七八年，再来一次，二次，或者三到五次。
（四）
本来以为这些言论不值一驳，然而，谬种日益流传，谎言重复千遍，还真就要成了真理。不得不拿起扫帚清扫灰尘，正如“伟大导师”所言：扫帚不动，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要讨论问题，就得先学会讨论问题的方法。如果双方没有一个都认可的价值起点，讨论根本就没有开展的余地，比如，有些人一定要给自己设一个先验的价值起点：社会主义等于进步、高尚、正确，资本主义等于罪恶、丑陋、卑鄙，封建主义等于落后、腐朽、反动。对这些非此即彼，立场坚定，自己难为自己，拿愚蠢当勇敢的脑袋而言，和他讨论等于和自己过不去。
再比如，讨论双方没有一个双方都基本遵循的讨论规范，讨论就会变作争吵，变成人身攻击，变成辱骂，变成交换无知。几十年来，国人只学会了批判，不知道如何讨论，某些人眼中的讨论，其实还是批判，不外乎“伟大导师”发明的那几种而已，曰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曰无限上纲，人身攻击；曰偷换概念，偷梁换柱；曰数量堆砌，以势恐吓；曰结论先行，以论带史；曰揪辫子，戴帽子，打棍子。
因为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所以剥夺你的发言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五）
在教育在线扔砖时，碰见一位高人沈老师，深得伟大导师精神之真谛，为坚决捍卫文革积极分子。某日，说到59-61年三年大饥荒时，这位沈老师可谓展现了高超的辩论技巧，例如：“要眼见为实，谁看见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了？我是过来人，我怎么没看见，他也没看见，大家都没看见，所以这件事未曾发生过。什么？！ 你说你的亲戚朋友同学的姥爷看见了？耳听为虚不知道？”——好一个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什么，这数字是丁抒调查得来的，还有文章为证？不知道这小子拿的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稿费？那数字还能不是捏造的！”——因为不同意对方论点，所以对方论据也全属捏造。
“再说，你这言论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好大的帽子！好熟悉的棍子！
此沈老师还有一绝技，就是转贴，将其它论坛上和自己脾气相投，观点相似，风格雷同的帖子大量砸来——估计老沈硬盘上这类存货多的很。反正教育在线也没有发新帖必须间隔五分钟的限制，所以他老沈能在短期内以数量取胜，就如同市井泼妇们人骂街，取胜的决定因素往往不是谁在理，而是谁的嗓门大。关键是骂的气势够猛，分贝够大，骂的内容如何到无关紧要。
二、举例和说明：批判现实，所以更批判文革
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愤青，一些自认为爱国的热血青年们，褒扬文革，主张回到文革时代，主要是基于对当下社会弊病的不满和批判。
（一）
毋庸讳言，现在严重社会失衡和不公已经到了又一个严峻的历史转折点上——比如经济腐败的肆无忌惮、恬不知耻的教育产业化、公共医疗的崩溃、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对公共资源的掠夺、强势集团对弱势群体的公开剥夺、性病爱滋的广泛传播等等，这些现象确实不能不让人产生这样一个担忧——如此恶性发展下去，改革开放滑向官僚资本主义的深渊，中华民族可能面临的灾难和浩劫也许不会在文革之下！所以自然也难怪有人发出“还不如文革时候”的不平语。
是的，问题很严峻，网上网下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左派们和右派们、愤青们和汉奸们尽管开出的药方各不相同，但对当前严重的社会溃疡可能发展为致命的癌变这一点上，起码都有相当的共识。
是的，现在的丑恶现象似乎不在文革之下，某些方面和细节甚至更有甚之，但，回到文革能解决问题么？恐怕不能，只会是聋子治成哑巴，他杀变作自杀。批判现在绝对不能成为回到文革的理由！同理，反对文革也不能成为掩盖今天改革中丑陋现象的幌子！狠批文革正视历史，应该，批判当下正视现实，也应该。而且，不挖掘过去，将很难正确对待现实，解决现实问题去文革仓库里只能获取教训，不可能找到药方。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现在许多严峻问题深究起来，不但不是由于反文革带来的，相反，恰恰是没有深入反文革带来的，恰恰是现实体制对文革体制的内在继承带来的，要解决这些顽疾，不但不能回到文革，而且还要继续批判文革。不错，文革在法理上是结束了，但文革没有从体制上，思想上，文化上，道德上得到了系统的批判、清理和反思，结果，和文革伴生的某些体制和思想打着“发展经济，改革开放”的招牌，改头换面，继续剥夺弱势群体的各种利益，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层次的思考。这些腐败腐朽腐烂现象和文革之间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
（二）
试举例说明一二，腐败现象蔓延。现在各级官僚腐败现象范围之广，腐败官员人数之众级别之高，腐败金额数字之大，腐败情节之触目惊心确实堪称空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玩弄108名妇女的张二江，比如“想到广西还有六百万人没有脱贫就寝食难安”的成克杰，比如给安徽阜阳带来十几亿外债的王怀中，比如福建厦门远华和沈阳慕马案中的整套整套班子的腐烂。所以联合国将我国列为廉洁程度排行榜倒数第五位，在腐败排行榜上高踞前五名，也颇在情理之中。
文革期间是否是官僚廉洁，个个都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恐怕非也。就腐败而言，文革期间同样广泛存在，只是和现在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现在多表现为牟取经济利益，那时多体现为政治安全。说文革期间没有腐败者缺乏对文革常识的起码了解，江青动用外汇购爱高级相机，看外国电影，邱会作地板用玻璃钢制作，下边金鱼“游来游去”，都是冰山一角而已，包括中央委员在各地均有别墅，夏则庐山北戴河，冬则厦门海南岛（值得一提的是高级干部中唯有彭德怀从不到这些别墅享乐。），这种凭借特权享有的“合法”待遇若只是领袖们个人“革命工作的需要”到也罢了，可看看领袖后代的回忆录，哪个领袖不是拖家带口，携妻带子？难道他们的子女也都有高级干部身份？王洪文在1973年当选党中央副主席后，比他资格老的张春桥十分郁闷，指使他徐景贤给中央写信，揭发王洪文种种腐化变质行为，除了打猎钓鱼法国大餐外，还有的一个重要指控就是：“洪文同志在家里还使用一个黑色的进口精密仪器，从远处操纵电视机。”腐败说到底是对公共权力的私用，不管是用来贪污，还是用来打击“阶级敌人”，无论文革还是现在，腐败形式有相同也有不同，但其实质均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导致权力异化的根源是对权力无法进行监督和制约，文革期间是如此，现在更是如此，因此要从根本上铲除腐败，靠树立几个清官，靠杀几个贪官，靠文革中群众运动，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把产生权力的机制还给人民，用制度来减少腐败才是正道。比如扩大舆论监督权，比如司法独立，等等。
（三）
举例说明之二，三农问题。不少论者称：现在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是制约中国实现现代化，制约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瓶颈问题。其实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城乡二元体制的恶果，是为了实现城市工业化对农业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实现高积累的恶果，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贱民制度的恶果。其源头始于五十年代合作化到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有人称，现在农民十分怀念文革期间的幸福时光——其实是对农民真实想法的阉割，农民是对现在十分不满，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同意回到文革时代，
文革时期，理论上看，农民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毛泽东也屡屡称“广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到农村中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但实际是因为城市无法满足大量人口就业，而把城市包袱甩给本已一穷二白的农村而已，让农民牺牲牺牲再牺牲。农民被户籍制度限制在农村，被人民公社制度剥夺自由劳动的权利，造成农业长期的停滞。
可以说，三农问题形成于五十年代，巩固于六十七十年代，缓解于八十年代，激化于九十年代。三农问题乍一看，似乎是人口和资源问题，深入看是体制问题，说到底是良心问题。建国以来，贯彻的经济建设思路就是以工养农——据说三十年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农民被剥夺得财富在一万亿人民币左右，而改革开放之初全国所有城市和工业的总值才一万一千亿人民币。问题的实质是在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赋予不平等交易的地位（当下这种不平等交易扩充到更广的社会阶层。），他们过去为城市第一轮工业化高积累作奉献，现在又以农民工的形式为城市的第二轮发展作奉献，但却被剥夺了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享受公共福利的资格。
然而，从历史发展来看，文革时期的农民完全失去了自主生产权利，八十年代他们通过自发斗争和创造否定了人民公社制度，获得了一定的经营权，同时也获得了发展集体非农产业的权利，乡镇企业获得发展。九十年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加快，一亿多农民流动到城市，部分获得了流动权和迁徙权。这些发展，对于农民来说自然是重大的进步，也正是对文革人民公社体制否定的结果。
当前，三农问题日益严重，问题的症结在于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随着农业市场日益对外开放，一家一户的小农业生产面临国际粮食生产的挤压而陷于困境，农村基层政权的无限制膨胀使农民负担日益攀升。当前农村是面临着市场瓶颈，资源瓶颈，人口瓶颈，体制瓶颈等诸多难题，这也是中国发展最难以解决的超级难题。要解决此问题，回到文革时代只能是死路一条，可供解决的思路似乎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有一点，只有逐渐取消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给与农民平等的市场交易权利和政治权利，政府给农村提供公共医疗、教育等福利，给农业提供持续经济补贴，才能稍稍延缓潜在矛盾的总爆发。现在中央的一系列政策正在朝此方向迈进，已经有了初步开端。但中国的老问题是政策在执行中会被异化，所以有“中央政策很好，地方执行好狠”之说，王安石变法，自以为变法的措施是解民于倒悬，结果落实下去反而是置民于水火，正是官僚体系的负修正体系在起作用，所以农村各项改革必须和地方行政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否则再好的真经也会被歪嘴和尚篡改。
（四）
举例说明补充。
上文举例一二说明了腐败问题和三农问题其实和文革遗留下来的体制有内在联系，不可能靠回到文革时代去开药方。其他例子还很多，比如失业下岗问题，似乎文革期间人人有工作岗位，处处充分就业，那1600万知青还何必去农村呢。失业下岗问题，总的来说是人口总量膨胀，劳动力几乎是无限量可供给带来的，这一点和1957年错误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有直接关系，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六七十年代在人口处于6-7亿的爆炸瓶颈时，没有采取有效的干预政策，直接导致严重的人口问题，人口问题成为牵制经济发展，资源保护，政治体制，文化教育等其他问题的全局性瓶颈，使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不能不涉及这一症结。此外，由于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换代，生产自动化程度提高等客观因此，更加速了失业问题的严重性。批判的不应该是失业下岗这一客观现象，而是在操作这一过程中权力和资本借“减员增效，末位淘汰”等卑劣手段对弱者合法权利的剥夺，政府应该建立面对全社会成员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机制，而不是逢年过节上演假惺惺的“慰问秀”。
再如，所谓的人心沦丧，道德崩溃。不可否认，当前已经没有有效的价值理念来凝聚社会人心，旧信仰早已崩溃，新信仰无从谈起，只有钱使人怦然心动，只有利让人趋之若鹜。国人很大程度已经形成了“贪民心态”“刁民心态”。整个人群面临集体越轨的危险，社会生态有内向恶爆炸的可能。似乎很让人回忆文革时期人人大公无私，个个高风亮节的美好时光，但是否存在这样的美好时光？恐怕要打一个问号，众所周知，文革期间表面上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但实际上所有人为了自保，时刻处于揭发别人和防止被别人揭发的心灵恐惧中，人人自危，家家恐怖。现在和过去的国人，在道德上并无高下，过去为了苟活下去不择手段，夫妻反目，朋友成仇，现在仍是为了苟活下去，装孙子，当骗子。过去是不得不伪善，现在是赤裸裸的作恶，只不过那时候是伪装革命，现在则终于卸下了假革命和真革命的包装，可劲把文革中失去的捞钱挣利机会弥补回来。不要说现在人没良心，良心早已经在文革中丢掉了，过去能把良心卖给“革命”，现在为钞票再出卖一回又何妨！过去靠谎言苟活，所以今天靠行骗谋生。
文革期间人心“纯朴”是不得不“纯朴”，因为要苟活，现在的人心沦丧也是不得不沦丧，因为要谋生。不出卖良心，不靠行骗就活不下去——谁叫咱国人活下去就这么难呢！过去的伪善和现在的作恶只不过是一个民族一副嘴脸的不同脸谱而已。然而，不由想到孩子们，他们眼见着后来居上，青出于蓝，不是成为禽兽，就是禽兽不如，或如虫豸般暗暗行骗，或如虎狼般明火执仗，不由让人暗自心惊。然而孩子们也有孩子们的理由，是那么的理直气壮：我们也不想当坏人，但坏人走在大街上有安全感。呜呼哀哉，一人爱紫，举国皆紫矣。人心败坏，非仅民耻，也国耻也，民何罪，求生而已。上帝早已开始行骗，如苍生何！？
综上所述，现在的许多丑陋现象，追根溯源，不完全是改革开放产物，反而是文革遗产的改头换面，恶性暴发。所以，要想真正批判现实，改造现实，不但要从现实入手，更要从历史入手，不但要从改革开放制度构建入手，更要从清理文革体制遗产入手，而且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真正告别历史，必须回到历史，否则，表面上的决裂反而是内在的继承。从这个意义上看，回忆是是为了忘记，清理历史是为了走向未来。当然，彻底否定文革这场政治运动并不是彻底否定文革这一历史时期，比如，文革时期农村廉价医疗是好的。农村廉价教育也好。否认这两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汲取其合理因素，再提高质量，对当下教育和医疗的畸形发展也不无裨益。但不能为了这两点，非得要重温旧梦吧。正如总不能因为羡慕盲人鼻子好使，所以把自己招子也给废了。
三、手段和目的：群众运动，反官僚主义和大民主
文革是群众运动反对官僚主义的大民主实验？
关于这个问题，王力雄在《毛泽东主义和人间天堂》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但总有些人视而不见，还有必要再啰嗦几句。
（一）
乍一看，文革中间确实将群众运动发扬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对官僚体系的冲击也确实是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的题内之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这四大权利一度写入宪法，后来八十年代修宪予以废除。），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直至文攻武卫种种所谓的“大民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群众运动天然具有合理和正义性，反官僚主义今天仍然具有普遍的世界性魅力，“大民主”的做法被用来凸现实现工农群众普遍的权利弱势地位，更为许多人怀念。然而拨开这些表面的迷雾，分析它们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和逻辑，不难发现，文革号称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反官僚主义非但没有削弱一党专政一人**反而更加强化之；“大民主”不但没有确立人民的公民地位，反而导致政府公权更加肆意扩张，公民私权更加弱化。这一切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切，群众运动，反官僚系统，“大民主”都是“伟大导师”玩弄于股掌中的棋子而已，不但不是什么民主，相反，是对民主的最大嘲弄。
毛泽东善于发动群众：发动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群众运动，是共产党也是毛泽东能够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主要靠土地政策的吸引发动农民进了中南海。建国后从批胡风开始，到 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64年四清，毛泽东攻无不胜，战无不克，运用自如的最有效武器还是发动群众。今天很多论者把文革区分为毛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指出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其实是作为符号和工具被毛利用，驾驭了，但却相对忽视了人民群众也有主动迎合，参与的动力。整个运动中自上而下者有运筹帷幄，也有因势利导；自下而上者有投上所好，也另有所图。但前者，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是无疑的，毛泽东能驾驭数亿群众得心应手，随心所欲，主要得力于以下三点，其一是毛泽东近乎神迹的巨大功绩，浪漫主义诗人的传奇魅力自然而然成为全体国人的超级图腾。皇权主义根深蒂固，圣人出，河水清的传统思想仍有丰厚土壤情况下，人民忘记《国际歌》，高唱《东方红》，痛斥封建帝王，却又异口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自己多次说“还是要有点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分两种，正确的和错误的，正确就要崇拜。一个班的战士就要崇拜班长，革命就要来点崇拜”。其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对僵硬体制的反叛渴望。这部分人青春的躁动，理想主义的热情，反抗一切束缚的心理渴望一旦和毛泽东“打破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诗人浪漫结合，自然上演了空前了群众运动。其三少不了康生，江青，姚文元一干打手弄臣的见风使舵，推波助澜。
脱离了具体个人价值的群众是盲众：文革中群众运动释放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却是历史的破坏力量，而不是建设力量。群众并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正如多数并不一定正确一样毋庸讳言。群众运动很容易沦为集体无意识，成为贯彻个人专政目的的工具。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特别是早期的群众运动，很遗憾的是，不是善的喷涌，而是恶的爆发——是类似义和拳，太平军流的人性恶的爆发（这一点可能会引起新的谩骂），根本不是马克思所说那种“人民在自己的运动中创造历史”，而是沦为毛泽东排斥异己，推行他空想主义试验的牺牲品。今天有人借群众积极参加了文革来为文革寻找合理依据和正义性，实在是偷梁换柱。群众是一个高度集合高度抽象的概念，毛泽东对此了然于胸，他永远和群众站在一起，就永远具有天然的正义性，他不止一次对对彭德怀，刘少奇说：“军长，师长，政府都跟你走，我和群众在一起”，面对领袖，你也许可以质疑，但面对群众化身的领袖，你能表示怀疑？但群众是谁？谁见过群众？脱离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个性，群众成了一个随时可以架空，随时可以利用的政治符号。很多具体的人几乎都曾经在内心深处质疑过文革，也不乏个别的小型群众组织提出过和文革不同的声音，可是，这些质疑和声音淹没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显得那么的不“群众”，显得那么的不和谐。一句话，真正的群众是由一个个有独立价值，独立头脑的人组成，脱离了这一点，一群人集合成的“众”，哪怕他们是十亿人，也是伟大导师的祭品而已。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真正的群众运动应该是建立在个人独立意识觉醒基础上，应该有一个由自发内在思考到自觉的政治诉求的逻辑过程。上个世纪一百年，无数次人山人海的“群众”聚集在***，显示出他们巨大的力量，但，能真正称为推动历史的群众运动者，可谓少之又少，1919年五四运动，1976 年四五运动，两次而已。独这两次，无导师号召，无组织发动，无事先彩排，群众自发也。然而，共同处，当时皆被镇压，事后都被平反。
（二）
毛泽东理想中的统治模式是他一个人高高在上，绕过庞大的官僚系统直接领导广大群众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试验。他极为憎恶享有特权的官僚体系，因此发动群众起来摧毁这个把自己和群众隔离开来的僵硬制度，创造出一个“人民国家人民管”的理想社会。有论者认为这是文革最丰厚的历史遗产。
官僚主义是一种历史性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反对官僚集团成为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与民争利的特权和利益集团，这无疑是很多人怀念文革的重要出发点。表面上看来，人类历史还从来没有过一个政权的最高领袖发动人民起来反对自己一手缔造的官僚系统的先例，这确实是一场巨大的试验。毛泽东沿袭的苏联党国的政治体制，党事无巨细，无所不管，管经济发展，管意识形态，管文学艺术，管思想改造，包括老百姓的迁徙，居住，死亡等，既要当裁判员，更要当运动员，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事业，都有庞大重叠的党团工青少妇组织。这个官僚体系形成的根源在于政府要对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严密的控制，没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是无法实现这个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转，因此导致公共权力和公共机构不断扩张，（你听说过国外有轻工业局么？有纺织工业局么？现在好多腐败问题都根源于政府公共权力的扩张。）结果控制成本不断上涨，显然会导致它自身的膨胀和特权化。文革中各级党委陷于瘫痪，人们获得了对各级官僚无限自由的监督权，甚至可以直接推到重来，然而带来的代价是社会运转的瘫痪，在毛泽东体制下不可能解决既要保证社会体系正常运作，又要防止官僚系统特权化的两难困境。毛泽东屡次出面制止文革冲击军队，冲击高级党委，包括屡次让小平恢复工作，其内在矛盾正源于此。
要防止官僚系统集团化，特权化，只有将公共权力的来源交给人民，按照法制来产生、更换、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运作的各个环节，政府运做思路要从当运动员退后到只当裁判。要靠轰轰烈烈，没有法制制约的群众运动来防止腐败，其思路是缘木求鱼，其结果是聋子治成哑巴。毛泽东本人天纵英才，知识渊博，但一生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亲身考察体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合理因素，因此他反官僚主义的思想武器是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次实践，毛泽东这一点试验无疑不可能解决官僚系统特权化，利益集团化的痼疾。
（三）
是大民主还是大专制？。既然群众运动脱离了个体的真正自觉意识，大民主也与真正的民主背道而驰。判断文革中的“大民主”是不是真正的民主，要对民主有起码的了解。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运作规范的工具理性，更是一种应该追求的价值理性，它不仅仅是保证全体公民权利（不管是少数还是多数。）的一套游戏规则，更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它不仅仅是手段，更应该是目的。民主是为了保证全体公民最大限度自由的实现，它的实现形式必须靠法制来落实，所以衡量民主的一个基本标准公共权力的运作是靠人治还是靠法治。民主制度下人民的权利是天然拥有并得到法律保护的，而不是什么圣人和领袖恩赐的。民主并不消灭异端，而是容纳异端。民主当然反对少数人靠资本或者权力对多数人的压榨剥削，但也反对多数人借口“公意”对少数人的暴政（因为多数人的暴政说穿了还是少数人的暴政，综观人类历史，从来也未曾出现过多数人的暴政，只有少数人甚至是一个人的暴政，历来所有专制者都把自己装扮成人民利益多数利益的守护者，比如希特勒，萨达姆，斯大林。）。
反观文革“大民主”的实验，与民主精神的实质相去何止里记！表面上看人民似乎用有空前的自由，比如鸣放，比如批判，比如监督各级官僚，比如串联。但仔细分析一下看：从来源看这些“民主自由”无一例外是文革领导小组和毛泽东赋予的，号召则有，禁止则无。是我替做主，而不是由你自己做主。是外在权力的允许，而不是内在自发自觉的民主。
从享有这些恩赐的“民主自由”的主体看来，只有根正苗红，出身好的革命阶级才享有这些所谓的民主权利，而近百万被打倒的知识分子，上千万的“地，富，反，右，坏”及其家属，近亿人因为各种原因被波及社会人群（叶剑英说“整了一亿人。”）都被打成了贱民，不要说拥有这些权力了，连依据法律为自己申诉和辩护的权利也被完全剥夺。而真正的民主是针对社会全体成员的。
从这些“民主权利”运作的范围看，是十分狭隘的，根本不能逾越阶级斗争的范围，除了拥有持续“造反革命”的自由外，正常安排自己工作、学习、生活、思想、言论的权利被剥夺的一干二净。除了跟着领袖革命，其他自由一概剥夺。根本不是让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民主真谛，而是由圣上安排的只能遵循的一套残酷枷锁。
从这些“民主权利”实施途径看，民主体现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文革时期则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极大破坏和践踏，法纪废驰，整个社会秩序失控。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拿宪法为自己辩护，却遭到红卫兵语录本雨点般的敲打，失去法律规范的“民主”只能是残酷的暴力专政。
从文革时候这些“民主自由”落实的细节看，以所谓大批判为主要形式的言论自由也要十分注意用词造句，一个用词不准不当就可能由革命积极分子迅速沦为破坏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因为喊错口号，举错手等而锒铛入狱的例子举不胜举，可参看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民主自由的起码立意是保护人们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包围你发言的权利——伏尔泰这局名言迄今为止仍然是言论自由的最完美诠释。但，反观文革时期的言论自由，其实只是机械背诵社论和领袖语录的自由，哪里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一个民族连说真话的权利也剥夺了，连自由思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今天竟然还有人说这是民主的伟大实践！
因为私人通信被好友、恋人甚至丈夫揭发惨死的也绝不仅仅是黎莲、李九莲几人，实际上自胡风私人信件作为他反党集团证据以来，宪法规定的私人通信秘密不受侵犯的条款早已经荡然无存。总之，文革期间这些鸣放、批判、监督根本不是什么公民享有的自由权利的实现形式，而是“伟大领袖”为了消灭“阶级敌人”，改造全民思想，鼓励全民互相揭发，互相告密，互相控制的超级残酷的专制主义手段而已。
中国共产党在对手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办的《新华日报》，曾经大力抨击国民党**专政，呼吁民主自由。当时刊发的文章和社论很有战斗力，今天读来仍然滚烫。仅列举几篇社论标题为证：《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由》、《报纸应革除不让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标尺》、《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然而再读读毛泽东建国后的讲话：“民主也是手段，集中也是手段，不经过民主，就难以正确的集中。”无疑，毛泽东始终以民主为加强集中即集权的手段，建国前用民主自由推翻了蒋介石，团结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1957年“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的“阳谋”用的也是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民主”，结果再次大获全胜，文革中再次抛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民主”的手段，资产阶级司令部应声而倒，伟大领袖战略之高超，战术之巧妙，足令人叹为观止。只是到1976年四月初，***广场上人如潮，泪如雨，花圈如山，怨气冲天的时候，毛泽东如果不是困在病床，能亲自走到群众中去，看到人民对文革的真实想法的时候，不知会不会对他毕生运用自如的“民主”手段有新的认识。
四、羊头和狗肉：反资本主义复辟和复辟封建主义
（一）
反资本主义复辟的结果是复辟了封建主义。
文革的本意，从发动者本人公开不公开的言说看来，确实是要反资本主义复辟，防止社会主义变质变修。所以为了这崇高伟大的命题，任何手段都是可以采取的，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包括文革这样的手段。资本主义有可能复辟，君不见东欧苏联已经丢掉了社会主义旗帜？很多人对这场剧变很是忧心忡忡，兔死狐悲了一阵子，哀伤之余更加怀念文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诸多好处。然而，剧变当地人却说他们那里是拨乱反正，是巨大历史进步，因为人家声称摆脱了专制主义，恢复了历史正常的发展轨道。这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复辟和反复辟。
依我看来，文革是打着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帜，实质是封建主义的复辟。表面上看是维护社会主义江山，其实是恢复封建专制主义的家天下而已。
（二）
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多了还是少了？中国是应该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还是急于跨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是否可以人为的跨越过去？建国以后是应该主要反对封建主义还是主要反对资本主义？这些问题对于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来说，是不得不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可以说，到现在也没能完全解决，邓小平理论对此采取的也是回避态度（著名的猫论。）
先谈谈封建主义，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影响可谓是根深蒂固，中国的资本主义从洋务运动后算起，仅有不到百年的历史，其发展十分微弱，影响极为有限。相对而言，建国以后更应该反的是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近代没能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没有类似西方完全意义上反封建主义反专制主义的启蒙运动。辛亥革命剪断了人们身后的辫子，并没有剪断人们心理上的辫子，新文化运动半途而废，五四运动后救亡压倒启蒙，革命成为时代最强音。在许多人看来，革命就是最大的反封建，革命成功了也就意味着反封建任务的大功告成。但，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推翻了旧制度，新政权也穿了社会主义的外套，但封建主义在人们精神领域依然有着巨大的惯性，一张嘴，一抬腿，言谈举止还是旧世界的神态。文革中到是打着反封的旗帜，口口声声反“封资修”，封摆在首位。例如：拆庙宇，毁文物，破坏古建筑、焚书，强迫和尚尼姑还俗成婚，等等，不一而足—— 这究竟是反封建还是在破坏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如果反封建意味着反一切封建时代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那中国民族最主要的文化遗产不都成了该抛弃的糟粕？文革反封建，其实反的是封建主义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却恰恰继承了封建主义的糟粕——封建专制主义！ 封建主义不但在被推翻的废墟上，更在刚落成的大厦中。文革中一人**，人人自危，特务统治，个人迷信，这些东西不是封建主义还能是社会主义？57年储安平被打成大右派，著名言论就是“党天下就是家天下，是官僚主义的根源。”（马寅初拍着桌子说“very good ”）。革命割断了启蒙，没有对封建主义进行系统的清理（目前这仍然是一个艰巨迫切的任务，时下的弊病也仍然和没有系统反封建主义有关。），反而集中火力对准资产主义开炮，可谓搞错了斗争对象。结果折腾了半个世纪，才开始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最大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自以为在维护社会主义，其实早就偏离了社会主义，是在恢复封建主义。
（二）
再来说说资本主义。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大的进步是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取得的，包括市场制度，民主制度，科技革命等等。对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来看，资本主义阶段最大。至于后来的社会主义阶段是否能后来居上，还要交给历史检验。当然，历史的二律背反告诉我们，人类的每次前进都伴随着一次奴役的加深，资本主义并不完美，资本主义随进步带来异化的加深，生态的失衡也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但就中国近现代历史而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过分，而是不足。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资产阶级定性为革命的朋友，革命同盟，可以团结的人。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原定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保留和发展资本主义，建国后却自食其言，三年不到完成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制度人为提前建立。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来说，这是不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超越了当时的生产力实际发展水平呢?改革开放以来重新实行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同发展，是不是在走回头路，在补历史的课？是不是证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不可人为逾越？是不是证明了当年反资本主义做的并不高明？历史不容许假设，历史也不可能推倒重来，在三大改造已经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亡的情况下，毛泽东却异想天开地认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产阶级要复辟，资本主义道路要取代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假想敌——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因此要不惜代价发动群众重新起来把这批从中央到地方，准备走修正主义路线，将社会主义复辟为资本主义的司令部和代理人揪出来，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让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永葆青春。为此不惜采用超常规手段，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上演了一出人类历史空前的大悲剧。结果如何呢？文革是否战胜了资本主义复辟呢？他死后不久，农民群众就自发的创造历史——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突破口，一场以借鉴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为特色的改革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他多次斥责为“修正主义分子”的邓小平重新出山，扭转了历史发展的发向。文革反的是并不存在的资本主义复辟，结果却复辟了封建主义，最后伤害的则是社会主义自身。伟大导师倘若再世，不知作何感想。就看你把资本主义看作什么了！——长期以来，妖魔化资本主义的最大恶果是对社会主义自身的伤害。
（三）
接下来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其实是一笔糊涂帐。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是关于社会主义“最全面最简洁”的描述——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物质的极大丰富，社会成员及其社会生活的公平和公正，在此基础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他还提出衡量这些目标是否实现的三大标准，即是否消除了城乡，工农，脑体劳动的三大差别。革命导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预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都……可能随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钓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进行批判活动。”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毫无例外应该建立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所以可以实现社会“计划性生产”。今天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思具有很大的空想成分，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描述大多只能作为人们建立理想社会的一种精神目标，而不可能作为具体行动的指导，更不应该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所以，既然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一笔糊涂帐，要具体维护社会主义又从何谈起呢？比如过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所以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其结果是摧残了生产力。认为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多党制，议会制，两院制是最毒的毒草，最臭的臭屁”，其结果是“党委大权独揽，书记一人执政”的一言堂，后来尽管“踢开党委闹革命，全国山河一片红”，但还是一个说了算。文革维护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维护的是伟大导师的绝对领导而已，维护的伟大导师一人专政而已。所以，文革不可能维护社会主义，只能是伤害社会主义，它极大地摧残了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印象，摧残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纯真理想。
（四）
资本主义复辟和社会主义反复辟的问题要从更宏观长远的历史时段来看，布罗代尔关于历史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的论述给人深刻的启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历史不仁，以苍生为刍狗。从二十世纪两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看，到是资本主义并不拒绝学习社会主义的东东，结果资本主义先后渡过了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考验，竟然有越活越硬朗的气象，列宁曾经发布“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预言不攻自破。到是固步自封的社会主义抱残守缺，如此做的结果已有苏东剧变为证。硬要给不同的社会探索帖上“主义”的标签，然后互相对峙，互相谩骂，互相诋毁，也许是二十世纪人类所干的最蠢的事情之一。看来重新温习一下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确是很有必要了。前不久，看参考消息，英国首相布莱尔声称英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不由困惑了一下子，陡然想起人家是工党党魁，谈谈社会主义也是题内之义了。已经去世的总设计师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其实专制更不是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等于贫穷和专制，那追求社会主义还有何意义呢？
五、概念和数字：伟大工业革命和经济萧条
（一）
毛泽东确实曾经十分醉心于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为此曾经多次走到前台，亲自指挥工业化建设，然而只要他一出手，经济建设总是要陷于混乱。他就不信，治天下会比打天下还难，搞经济会比革命还难。毛泽东搞阶级斗争确实是行家里手，但搞经济建设硬是不行，天才并非是通才，历史早有公论，但毛泽东不服输的个性和顽强的意志力决定他就是见了棺材也不会掉泪。搞革命他靠的是运动群众，搞建设他还是要运动群众，以运动群众为途径，以唯心主义为指导，以上好下甚为发展逻辑的大跃进彻底失败，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饥荒，也宣告了毛泽东亲自搞经济的失败，这一次，连毛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搞经济“某些地方违背了规律”。七千人大会上，毛轻描淡写一句“地方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直接的责任归我，间接的责任我也有份”就把这场大悲剧给划上了句号，到现在还有老天爷为他背着骂名。此阶段，他宣布禁吃红烧肉若干时间，以示与民同甘苦，并发布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喝稀，杂以瓜菜代”，亲自为人民制定了食谱。不料前段罗点点回忆录披露，在1960，1961年间，中南海的主人对法国大餐颇感兴趣，指示办公厅制定西餐菜谱若干，其中包括油焖大虾，鱼子酱，烤鹅掌等，并常实践之。中餐改为西餐，红烧肉改为烤鹅掌是否属实，新的菜谱是否能给某些老菜谱以微妙注解，仍然需要挖掘更新材料。
1961-1962年，老毛以退为进，重新思考伟大的阶级斗争，防止社会主义复辟为资本主义，怎么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宏大决策。因此早有论者指出七千人大会前后和后来文革发生有密切的内在关系。
（二）
先看几个数字（以下数字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文革十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为7.1%，低于1952年到1966年的10%甚多。即使是 7.1%的增长速度也在当时世界上是少有的，但使我十分困惑的是有以下几点：其一，《国史》后边又称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是2534亿元，1976年增加到4536亿元，不知道写书的人有没有学过函数，我自己按着计算器算出来：如果增长率是对的，连续十年平均增长率为7.1%，那1976年经济总值应该是5031亿元，而不是4536亿；如果总值数字是对的，那经济增长率应该是5.9%，而不是7.1%。是不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要是按照可比价格计算，1976年的数字应该比5031亿还高的多才对，这是因为纸币的购买力逐渐有所下降才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我本人对经济学一窍不通，希望有方家指点迷津。其实，过来人都清楚，文革期间通货紧缩才是事实，在此只能怀疑数字的可靠性。其二、该书以下又有其他数据：十年中同期职工平均工资反而下降了 4.9% ！经济连续十年平均增长了7.1%,职工收入反而下降!这是世界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都未出现的情况!出现这样的奇迹，主要是因为超强度的高积累和低消费维持工业的高投资，《国史》中谈到这一点时，举出1971年积累率为34.1% ，其强度之高，恐怕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仅见的。如此高积累，自然难怪工农群众几十年不涨工资了。对于建国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经济增长数字，一向有不同的看法。笔者曾经看到，有人称1950年到198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在世界上仅略低于日本，原西德等国，对此说法，笔者并非专业人士，只以外行的身份说这样一个事实：50年代初中国经济总量和日本经济总量相当，到现在中国经济总量也仅是日本的三分之一强，而且最近十年日本经济几乎处于停滞中，而同期中国则持续增长。因此，不难对所谓的经济高增长打个问号。
再来来看数字，官方公布这十年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5000亿元（薄一波说是损失八千亿。），而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的基建总投资才6000亿人民币，这是什么概念？三十年中前二十年的积累几乎在文革中折腾殆尽！如果说还有什么家底，也是十年中以世界最高的积累率换来的，是以人民长期的巨大牺牲换来——而且还是低效率的方式。
说文革促进了经济增长简直是扯淡！经济增长和文革之间完全不是正相关，而是负相关——稍了解文革期间经济情况就知道，1973、1975年经济发展较好，为什么？就因为这两年文革搞得不太火爆，凡是搞的火爆的年份经济一律负增长，例如1967年，1974年。看经济增长不单要看本身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要和本来应该实现，本来可以实现但却由于未文革未能实现的增长比！历史不容假设，但谈论历史还是可以假设的，假如没有文革，那经济增长率又该会是多少呢？文革十年，错过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拉大了我国经济建设和世界的差距——这已经是历史定论！任何一本教科书也如是说——哪怕对文革的真相如何讳莫如深，但对这一点则毫不讳言。
再来一个数字，1958年毛泽东为1070万吨钢而发动9000万人上山砍树，大搞小高炉，结果浪费23亿人民币炼了600万吨海绵钢。到1976年全国炼钢量也不过2600万吨，而现在全国炼钢量据说已经达到2亿5千万吨以上，到底伟大的工业革命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不难有一个认识。当然，所谓伟大工业革命不能只看钢铁石油，还要看看各家各户有些什么工业革命的产品，这才更符合走群众路线的一贯政策，读者不妨回家看看：看看自己家哪样电器是文革期间生产的。
再来看看微观，文革初期，全国大串连，全国交通陷于瘫痪，厂矿企业长期陷于派性斗争，生产陷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国民经济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1968年甚至连国民经济计划也没制定，经济混乱程度可见一斑。
（三）
即使文革期间经济确实增长了多少倍，这也不能成为肯定文革的理由——这是明显的偷换概念，这完全是两码事。例如斯大林大清洗期间苏联的工业增长是世界最快的，那为什么俄国人民还要彻底否定那个历史时期呢？希特勒统治德国的1933-1938年，德国的经济增长率是世界最快的，也是德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德国人怎么不说希特勒领导德国完成了伟大的工业革命？
总之，文革促成伟大工业革命说，显然站不住脚，事实的真相是：文革妨碍了伟大工业革命。温和的说法是：文革期间经济仍有增长，但这些增长本来可以更高，更快，更好，然而由于文革的阻挠，影响了正常经济建设，未能实现。
六、理想和现实：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挑战人性
（一）
谈论这个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文革的范畴。
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眼泪的理想社会几乎是人类永恒的理想，这种冲动导致许多次建立乌托邦理想国的实验，太平天国是一次，毛泽东从1957年到1976年的实验无疑是最后一次，也是最荒诞最悲惨的一次。也从根本上宣告了人类乌托邦实验的完全破产。
1973年，在乌托邦的实验仍如火如荼时，顾准写道：“革命家本身都曾经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坚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之残暴，也许并不完全为了个人权力，而是有相信这个最终价值，是为了善而作恶，这是可悲的……，我的结论是，地上绝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是永恒存在的，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人类社会没有了建立理想社会的冲动，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基本动力，但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冲动是一回事，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又是另一回事。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没有什么理想完美的社会，只有不断改进的社会。理想社会只是一个可以不断追求的漫长过程，而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为建造出一个地上的天国。乌托邦冲动能为批判现存制度缺陷提供有力武器，但却不能创造出理想社会的蓝图。凡是要给人们建立地上天国的，却往往是给人们建立了悲惨的人间地狱。试图“一天等于二十年，”“毕其功于一役”的空想主义可以休矣！
人类很早就有建立理想社会的构思，古希腊思想界柏拉图写过由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是西方世界较早对理想社会的设想。东晋诗人陶渊明所写《桃花源记》无疑更符合东方人的价值观。儒家思想对大同世界也颇多描述，例如康有为的《大同书》，毛泽东对康有为描述的消灭家庭，私有制的大同景象十分向往，指出：“《大同书》所写就是我们共产主义者要建立的理想社会”，并把《大同书》发给中央委员们阅读（给高级干部开书目也是毛一个爱好。）。他多次提到《三国志》东汉农民起义领袖张鲁设“义舍，置义米义肉”，并在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上，亲自为《三国志&＃8226；张鲁传》作注，发给与会者。1958年12月7日，毛泽东写道，“张鲁的道路上饭铺吃饭不要钱，是开了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毛泽东在1958年9月视察一个公社的谈话可作进一步印证，他说：“吃饭不要钱，既然在一个公社可以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可以办到。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一个社会主义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想到理想社会时，自然而然地从封建时代农民绝对平均主义中寻找依据，不能不说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轨道。因此，他后来在文革中挑战人性，改造灵魂世界，以唯意志论改造人性的逆行手段来改造世界，追求大同境界的实验，也颇符合这样的历史发展逻辑：自以为反传统其实传统就在自身，自以为继承传统，也许是对传统的误读。
（二）
可以说，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延续这一充满激情的乌托邦传统。如前文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也颇多空想成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把空想社会主义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用恩格斯的话说 “因为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所以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克服的矛盾，所以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建立就成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实现这一伟大社会的途径就是阶级斗争。怎么理解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就不单指暴力斗争，但从恩格斯到列宁，特别是列宁，把阶级斗争的途径简化为通过暴力革命的唯一手段，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共戴天，势同水火（参看列宁《国家与革命》，这一思想对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影响十分巨大。说到根上，文化大革命的实验和这一理论偏差有内在渊源。其实，马克思主义不是不可修正的教条，恩格斯晚年集中力量批判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斯坦，列宁批判第二国际，指出他们走和平道路，议会道路，选举道路追求社会主义是背叛马克思主义，是倒向了资产阶级立场。但在20世纪初的欧美工人运动中和工人政党中，修正主义的影响占据上风，这些议会斗争，选举斗争的手段推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被迫采取普选制度，福利制度等，甚至借鉴社会主义某些做法采取对国民经济的干预调整。过去我们一直讽刺这些举措是垄断资产阶级收买腐化工人阶级的小恩小惠，但今天看来，可不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因素在旧社会制度中的一种滋生呢？过去我们一味强调阶级斗争就是要和资本主义不共戴天，阶级斗争就是要建立暴力革命道路，今天看来，议会道路，选举斗争不妨也是阶级斗争，追求社会主义的手段。
传统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推翻旧政权国家机器，然后才能建立新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因为资产阶级是不会容忍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母体中成长的，但纵观人类历史，任何新社会的发育都孕育于旧社会的母体中，直到壮大一定程度才破旧立新上升为新的社会制度。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无不如此，而且在这种新旧交替的过渡中，真正完全由暴力推翻的占少数，统治者和平过渡，主动转型的占多数（例子太多，如俄国，日本，英国），为什么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非得只有一条暴力革命的途径呢？现在看来，劳动保护，福利制度，全民普选，股权社会化，公有企业，国家调节，高额累进税不正是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母体中日益发展么？暴力革命确实粉碎了旧制度，而且也人为构建了新制度，但人为构建的新制度却并没有如设计所设计的那样“极大的推动社会的发展”。最终花费极大成本建立的新制度崩溃，不得不退回到旧制度中（前苏联，东欧和我国的经济改革）。新制度的构建还是从旧社会的母体中自然生长出来为好，这种发展模式和制度变迁的成本较小，这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马克思在参观伦敦世界博览会后感言：“不列颠创造的生产力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资本主义在一百年内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所有世纪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大”。如果一百多年后马克思仍然在世，看到资本主义仍生机盎然，社会主义和自己构思大相径庭，不知作何感想，不知会不会重新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有新的思考。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度，途径是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爆发，世界性的工人阶级总暴动，结果社会主义建立了。马克思的这个构想基本上属于空想，所以，列宁的一国革命论事实上也是对马克思传统理论的突破。因此，重新看马克思主义，西方和东方究竟是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还需要研究。究竟什么才是高举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要不要批判的继承？马克思某些当初的构思是否符合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实践？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永远适用的真理？——这些问题本来在西方不成问题，可是到了我们这里就成了紧箍咒，成了思想禁区。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实践——这在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中就已经明确了，但今天却仍有人要用一百多年前的理论裁剪丰富的现实。从中国的历史看，毛泽东，邓小平的成功与其说是执行了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只有用不断发展丰富 “主义”而不是用静止不变的主义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这应该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一个共识。
今天看来，历史上演着怪圈，列宁的理论突破了马克思的设想，却成为毛泽东的桎梏（中共民主革命早期主要挫折实际来自于对列宁主义照搬。），毛泽东思想突破了列宁主义，取得了革命成功，晚年的思想又成了邓小平要冲破的教条。于是，思想解放的结晶却成为后来人思想的枷锁。呜呼，真理具有时代性，真理具有局限性，放之四海，推之万代的真理何曾存在过！
（三）
对于毛泽东来说，“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要他按部就班，遵循客观规律建设社会主义，从来不符合他创造世界创造历史的浪漫主义性格。 1957年，反右“阳谋”大获全胜，接着他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各国共产党领袖群贤毕至，赫鲁晓夫提出苏联经济指标要在15年内“超美”，一时人心振奋。毛泽东当即表态：老大哥要“超美”，我们中国也不能落后，要“赶英”。归得国来，一个“大干快上，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呼之而出。毛说发明“跃进”一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创造一个理想的天国已经不能等到“物质极大丰富” 的遥远时候了，在谈到康有为《大同书》时他说“康有为没有办法实现的理想，我们今天已经找到了实现的办法”。1958年，他高瞻远瞩：“现在看来，共产主义也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现在开始，必须创造性地探索 “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有效形式和途径” 。他的这个办法和途径就是一方面通过改造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通过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迸发出惊人的力量，即通过强调改造主观世界来改造客观世界。当改造生产关系的大跃进失败后，他进一步发现失败的根源不在于生产关系不合理，而在于人的自私天性阻碍了这一生产关系积极性的发扬，于是，顺理成章，下一步就是要改造人的自私天性，通过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向人类自私的天性挑战，改造人们的灵魂世界，“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创造出一种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新人”，有了这样的新人，“一大二公”生产关系就能极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然而，他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从来的生产关系变革，从来的社会制度更替，从来的人类历史进步，不但不是挑战人性的结果，反而是尊重人性的结果。）因此，他要一往直前，一意孤行，不择手段向一切阻碍他进行这一伟大实验的制度、传统、文化和人性挑战！破四旧，斗批改，文攻武卫，大鸣，大放，大批判，大串连，干部下干校，知青下农村，知识分子接受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都只是他伟大实验的具体手段而已。为此，不能害怕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要革命，就会有人牺牲，”，不管是多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还是身边朝夕与共的小秘书，无论是历史上前人铁一般的历史教训，还是现实中天下苍生的疾苦，都不能阻止他实现这一宏大战略的坚定步伐。
“我们的目标一定要实现，我们的目标也一定会实现！”是，他确实有能力推行这一反人性的伟大试验，他有四个伟大的封号，拥有古往今来最高程度的专制权力——既掌握着世界最大政党和官僚机器的组织资源，又有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人民军队的暴力机器，还有匍匐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亿万群众。就能够集中政治专制力，经济调度力，思想控制力的广度，深度来说，他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集宗教的神，救世的圣人，党国的领袖，人民的导师于一身，是权力的化身，是真理的源泉，是是非的标准。他的形象，语录通过现代宣传手段和传统巫术手段相结合，既左右国家民族的命运，又规范着每一个人的身心存在方式。胆敢冒犯天威者，质疑天条者，不管是国家主席刘少奇，还是一般干部张志新，还是青年学生李九莲，都遭到肉体和灵魂令人发指的摧残。也许他会后退，但那只是迂回包抄，也许他会妥协，但那只是诱敌深入，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他是时势造的英雄，那1957年后的毛泽东，要做的就是英雄造时势了，无论如何，这位拥有钢铁意志的巨人有足够的资源、天才和打手来推行他史无前例挑战人性的大实验。
结果又如何呢？ “有些地方有些乱，但乱了敌人，锻炼了我们自己”，实际上躲在台湾小岛上的国民党，包围我们的苏修美帝不但没乱，没有 “一天天烂下去”，反而是我们自己乱了自己，也没有“一天天好起来”。 “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帐”，实际是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账。只要“群众得到了锻炼，思想得到了改造”，为了实现天下大同，这一点牺牲是值得的。尽管现在看来“天下大乱”，但总有一天会达到“天下大治”的理想境界，也许他曾经以为“天下大治”的大同局面会在有生之年看到，但在他最后十年，直到他忧心忡忡地去世，这个既定目标不是越来越近，反而是越来越远，天下大治遥不可期，天下大乱货真价实。最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言也哀：“文革，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笔遗产交给中央，交得不好就是血雨腥风。”，他临终仍高估了支持文革的力量，仍没有完全勇气否认自己一手发动的文革，但这对于一生只要别人自我批评，从来不自我检讨的毛泽东来说，其实也是委婉表达了承认错误的态度。
呜呼，挑战人性者，灵魂革命者，可以休矣。人性有善恶，只能以法律约束，以道德教化，以文化熏陶，权力之手深入人性，其实就是摧残人性，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改造人性，结果是人性恶的大爆发，历史的经验确实惨痛！为实现乌托邦建立人间天国，不惜代价向人性开展，摧毁了几乎一切优秀文化和道德遗产，建立了人类历史空前荒诞的人间地狱。乌托邦，正如其名，可以休矣。
七、总结及其他：
还是要固守一些底线
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以空前的深度和广度摧残了文化，蹂躏了道德，践踏了信仰，留下的是政治的名利场，经济的烂摊子，思想的垃圾桶，道德的真空，法律的荒野，一片肆意滋生丑陋的废墟。
进步无疑是压倒一切的，革命无疑是义正词严的，理想无疑是纯洁美好的，人民无疑是天然正义的，英雄无疑是英明伟大的，然而，这一切竟然都走向了他们的反面。它以追求解放全人类，实现理想社会的美好目标开始，以建立世界最大集中营，人类历史空前悲剧告终。历史嘲弄了自以为是的人类。痛定思痛，文革的悲剧绝不能重演，社会的进步固然是人人所欲，但不管为了追求多么正义宏大高尚的目标，还是要固守一些起码的底线，讲价值正义，更要讲程序正义。否则，突破底线，不择手段，不讲程序，只会是背离正义和目标本身。
（一）
革命是目的还是手段？
革命，是人类社会最理直气壮的话语之一，特别是对于近代以来饱受民族欺辱的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雨果说：“只要为了面包，逼迫男人冒险，女人卖身，儿童乞讨，那革命永远不会过时。”革命是为了反抗压迫，推翻不平等的特权制度，建立人人平等，自由的理想国。但，迄今为止，所有的革命只是更换了一副新的枷锁，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宣布和以往所有革命都不同，就是宣称要彻底实现人类解放，消除人的异化，再不会以枷锁更替枷锁，现在看来，这一实践不能说成功。革命只是手段，把手段当成目的，为革命而革命已经走向了革命的反面，法国大革命的第三个阶段，即雅各宾派专政时期，以前多被我们高度评价的大革命高潮，但就是这个高潮，也走入了为革命而革命的误区。罗伯斯皮尔颁布的《惩治嫌疑犯条例》背离了革命的本意，该条例中一条划定反革命嫌疑分子的一项标准是：“不能持续表现出对革命的热情”。该款可谓开了政治表态的先河，不积极拥护革命，不主动投身革命，就有反革命的嫌疑！这种逻辑在文革期间更被推倒登峰造极程度——你敢声称自己对革命是旁观者么？要么是投身所谓革命大洪流，要么是被洪流所淹没——革命面前，没有旁观的权利，没有沉默的自由！所以，去世不久的思想家柏林区别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革命固然是积极自由，但积极自由不能侵犯消极自由，我可以有不做什么的积极自由——例如或者革命或者反革命的自由，但我更有不作什么的消极自由——例如不革命或不反革命的自由。消极自由是保护自身权利不被侵犯的根本所在。反革命是罪，不革命也是罪！
革命已经完全走到了反面，革命的目的是人的解放，不是抽象意义的人民解放，而是每一个具体个人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思想自由等权利的解放，如果打着革命的旗号，肆意剥夺具体个人的上述权利（包括不革命的权利。），那就和革命的实质背道而驰。衡量真革命和假革命的界限应该是个人权利是否得到了改善——不仅是口头上的，更要看实际上的。所以，文革是否是革命就不难判断了。革命在道义上是高尚的，但要是革命要你出卖正义呢？革命要你出卖感情呢？革命要你出卖良心呢？文革期间，出卖正义，感情，良心的何止万千！革命由实现进步的手段变为践踏善良的重锤。“革命”面前，亲情被疏远，子女和父母划清界限者多也！刘少奇女儿刘涛书写《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的大字报给父亲惨痛一击，如此人伦悲剧何止一例！“革命”面前，爱情被出卖，李九莲写的情书也成为情人揭发立功的筹码！“革命”面前，友情被利用，自胡风冤案中，知识分子们纷纷落井下石，最终一起落井。雨果晚年所写的《九三年》就以尖锐的声音发出了质疑：当革命和人道主义对峙,怎么办？雨果让良心战胜了革命。
（二）
人是目的还是手段？
中国社会没有经过真正启蒙运动的洗礼，所以也缺乏真正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有些耳熟能详的主流话语，乍一听理直气壮，深究一下却十分荒诞。比如文革时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看起来义正词严，实际却本末倒置，在这里，形式大于内容，外在标签高于内在本质。比如，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种说法笼统看来，似乎十分高尚美好，但实际是简单粗暴的形而上学，集体并不天然高于个人，个人对集体的牺牲与其说是无条件，毋宁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集体必须是保障个人成员的合法利益，而不是打着集体利益的口号掠夺个人成员的利益。应该合理划分集体和个人利益的范畴，该是个人的合法利益就要保护，该是集体的利益就依法维护。如果人们组成集体不是为了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人的价值、尊严、自由，恰恰相反，是为了最大限度维护个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个人价值不可化约，人不是历史发展的手段，而是历史发展的目的。那种凭借所谓公共意志，集体利益，全局发展等字眼，无原则、无条件、无代价要个人牺牲一切，包括情感，生命，灵魂，良心，值得警惕。如果牺牲是一种个人选择，值得尊重，如果是自上而下的发动，值得怀疑。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后，看到苏联普遍存在的侵犯个人自由和尊严的现象，十分压抑和怀疑，他凭借着作家的良心人道主义立场写道：“不能总是要讲政治，还应当保留少许良心，人性和感情。”甚至索性说：“政治永远是令人厌恶的，不管是谁搞的政治。”归根结底，不把人当人，把人当作一种随时可以牺牲，可以抛弃，可以践踏的，可以利用的手段，即时许诺的宏大目标实现了，这样靠无数代人牺牲和奴役而实现的宏大目标真能带来人的全面解放？这个宏大目标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要解放你，所以要先奴役你！呜呼，如此的被“解放”，不要也罢。
（三）
国家的强大和发展是否无条件高于一切？
由上述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再探讨开来，就是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长久以来，统治我们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就是国家至上论，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谈国家、政府、政党、领袖的关系（这四者是有本质区别，但却往往被主流宣传有意无意等同起来，所以在文革时期，才会出现质疑领袖者，就是反党，因此也就是反革命，因此也就是叛国。），国家的强大和发展是时代最强大的逻辑，因此国民必须无条件牺牲一切，随时准备奉献自己的一切，让渡自己的一切，否则就有一顶“不爱国” “汉奸”的大帽子横空飞来。国家执掌的公共权力是公民通过社会契约赋予的，在洛克的社会契约论里，公民通过契约赋予国家的权力仅仅是公共权力，即洛克所认为的行政权和外交权，后来孟德斯鸠发展为行政权。公民的私权，包括财产，自由，反抗压迫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洛克明确划分了公共权力和私有权力等范畴，指出，公共权力正是为了保护私有权力而存在，私有权力在逻辑上优于公共权力，在法律上两者处于平等的交易地位。人们与其是无条件拥护国家，不如说是提高警惕提防和限制国家，时刻防止公共权力对私人权力的侵犯，文革时期公共权力肆意侵入私人思想领域，现在公共权力强制拆迁，强制进行所谓企业改制等实际也是公共权力对私人权力的侵犯。这正是长期以来，我国公私权力的范畴没有得到合理划分，主流宣传片面强调所谓国家利益，忽视私人权力的依法保护。实际很多情况表面宣称是国家利益，实际是部门利益，甚至是个别特权人物和集团的私人利益，例如最近的湖南嘉禾强制拆迁，打着所谓发展国家定点商业网点的假旗号，使和政府关系密切的房地产公司以30元一亩征到了原本880元一亩的土地，而失去原有合法财产的市民反而因所谓影响嘉禾发展大局，或失去工作，或强迫调动。这种局面正是公权和私权划分不清造成的，现实的法律体系多公法，少私法，私法多协调法，少权利法，正是这种政治体制的外在表现。
（四）
公共意志是谁的意志？
革命，国家，发展，强大等宏大叙事能够无条件凌驾于一切个人权利之上，很多情况下都是打着人民意志公共意志的旗号——它们代表了人民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因此需要部分成员或者大多成员暂时牺牲局部利益，这种牺牲将来会加倍返还给你，所以需要你们奉献一点，看长远一点，要有觉悟，吃眼前小亏，占将来大便宜。然而公共意志是谁的意志？所谓长远的根本全局利益又如何具体体现呢？公共意志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词汇，始作俑者是卢梭。著名学者王元化在谈到卢梭的公共意志时是这样说的：“我们都能够明白，公意是被宣布为更充分更全面地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与要求的。它被解释作比每个社会成员本身更准确无误地体现了他们应有却并未认识到的权利，公意需要化身，需要权威，需要造就出一个在政治道德上完满无缺的奇里斯玛式的人物。不幸的事实是，这种比人民更懂得人民自己需求的公意，只是一个假象，一场虚幻。其实质只不过是悍然剥夺了个体性与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以公意这一堂皇名义出现的国家机器，可以肆意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对每个社会成员进行无孔不入的干预。一旦泯灭了个体性，抽象了有血有肉的社会，每个社会成员就得为它付出自己的全部自由作为代价。民间社会没有了独立的空间，一切生命活力也就被窒息了。”我们可以对照1957年到1977年的历史，可以发现王元化这段话是惊人的深刻。为了这个所谓的公共意志和利益，每一个活生生具体个人人的情感，尊严，价值都被粗暴地践踏，廉价地牺牲，当这一代人都为这个宏大价值牺牲了自身价值后，作为公共意志抽象代言的国家却面临着经济崩溃，道德沦丧的乱象，距离那个许诺的美好未来越来越远。今天看来，所谓的公共意志已经完全沦为个人专制的玩物而已。
（五）
自由思想、言论是否属于犯罪？
病从口入是大自然的基本规律，祸从口出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人类五千年文明史，因为说真话而招致惨祸者也是一个天文数字。殷纣之比干，汉武之司马，布鲁诺烧死于鲜花广场，伏尔泰流亡于祖国之外，皆以言获罪者。较为开明者赵宋统治者，太祖立“言者无罪，不杀文人”遗训，但也并非完全做到，如苏轼“乌台诗案”者。以言定罪，以文字构陷，于清为盛，所谓“康雍乾盛”恰恰是思想自由的末世。但要比之于文革，可谓小巫见大巫，伟大领袖发明了以思想定阶级定反革命的做法，十年期间，以言论获罪，锒铛入狱不计其数，惨遭割喉者又岂止张志新一人！（据披露，仅辽宁一地枪毙前被割喉着九多达数十人。）言论自由，包括错误的言论都不是犯罪，消灭了所谓错误言论，“正确”言论又从何而来呢？自以为是消灭了谬误，其实是毁灭了真理。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将是空谈。综观中国历史，凡是大一统时期，舆论定于一尊，不允许异端存在，结果往往是思想的荒野，相反，思想解放，大师迭出的却是群雄逐鹿的春秋战国，军阀割据的民国初年。然而，最号召思想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出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言论不自由，思想不自由，这更让人深思，除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外，一个认识的根源是真理一元论恶性膨胀的后果。人类社会总是要有一个普遍适应的历史规律，因此相应地人类社会也必然有一套普遍适用的最高真理，这种典型的真理一元论，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真理一元论是导致人类几乎所有重大悲剧的认识根源，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希特勒德国的种族灭绝，甚至苏联的大清洗和文革的大悲剧之思想源头无不是源于此。绝对真理导致绝对悲剧，导致绝对荒谬，既然毛泽东思想已经是人类最高的真理，所以用毛泽送思想武装人民头脑就是最大的思想解放！其他任何和毛泽东思想（其实更多情况下不是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而是支离破碎，断章取义的毛泽东语录和指示。），不管是性胡风的胡，还是姓相胡适的胡，不管是姓封，姓资，还是姓社，不管是姓王道，霸道，天道还是人道，一律是需要批倒，批臭的毒草！结果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两个小说家一本红宝书，就几乎是我们全部的精神食粮。到底是文化的大革命还是大革文化的命，不难得出结论。文革的悲剧，说到底在思想认识上就是要贯彻真理一元论，要舆论一律，不允许异端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文革的悲剧和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法西斯的种族灭绝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其实，伟大导师本人倒是高举思想多元的旗帜的，马克思说“大自然的花朵是五颜六色的，普鲁士的检察官却要思想保持同一个颜色”，马克思绝对没想到后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们把自己自由思考得结晶变作了自由思考的桎梏。绝对真理，终极目标可以休矣，多元价值，思想宽容才能最大程度保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从而才能最大程度接近真理，才能最大程度上保持进步。
（六）
只有法律才有定罪的权力。
1215年英国贵族们为了限制国王对领主权利的无原则侵犯，通过武力迫使国王同意遵守《大宪章》，奠定了后代宪政政治的源头。其中一款是：“未经合法裁决和法律审判，不得将任何自由人（当时不包括农奴，后来逐渐扩展至社会全体成员）逮捕囚禁，不得剥夺其财产，不得宣布其不受法律保护，不得处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也不得令我等对其群起攻之，肆行讨伐。”已法律治国，以法律约束政治权力的宪政传统由此发韧。文革期间，法纪荡然无存，未经法律审判而长期失去人身自由，惨遭非人之折磨者何止万千！以专案组形式的专政工具，绕过法律肆意剥夺公民财产权，人身权和生命权者，又何止千万！1954年新中国通过第一部宪法，刘少奇在做关于宪法报告时说：“制订宪法是我国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但这并不是说，宪法公布以后，宪法所规定的任何条文就都会自然而然地实现起来，不是的，在宪法颁布以后，违反宪法规定的现象并不会自动消灭，但是宪法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使我们能够有效地为消灭这些现象而斗争。”历史不幸言中，当刘少奇后来果然被非法剥夺宪法所规定的言论、人身自由时，他果然拿出了宪法为自己辩护，结果却被红宝书敲打的鼻青脸肿，宪法条文怎能抵挡大字报和红语录的威力！以法治国，任重道远，法治战胜人治，路漫漫其修远兮。欲以法治国，先以法治党，问题之根本也。
八、后 记：
引几句名人名言
毛泽东善于以阶级斗争观点来阐释世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一言蔽之，曰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千言万语，一句话，阶级斗争。”因此，革命成功以后要继续革命，将党内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之争按阶级斗争处理，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就不十分奇怪了。
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网上更不例外，“凡有人群地方，必有左中右派，”今天，仍然按照阶级斗争的话语来图解世界者，仍大有人在。君不见，网上“左派”“右派”“真假左派”“真假右派” “新老左派”“新老右派”之帽子满天飞，双方口水四溢，板砖横飞，如无意外，本文同样将招致相当数量板砖和口水。
以本文大量引用自由主义理论看来，一顶 “右派”帽子也许会飞来。凡是说本国月亮不不如外国圆者，小心了，“汉奸”大帽子也是要给戴上的。曾经不少人骂鲁迅是“汉奸”，以我看，除了真真假假的材料外，鲁迅有一句话是很给某些人口实的，在论某些人所谓的爱国时，鲁迅说这些人的“爱国”主张大抵说来说去还是这么一句话：“做自己人的奴隶比作外人的奴隶好。”因此，鲁迅主张国人做外人的奴隶——也即汉奸，终于是铁证如山了。
鲁迅先生说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是也，老百姓说是“家丑不可外扬”，孔子云，“君子隐恶扬善”，主流宣传说是要“维护团结稳定大局”，因此，别人家的家丑可以大力揭露，唯独自家是一团和气，别人的光荣隐去不提，自己的成绩则大加宣扬。因此，自家历史是光荣伟大走向伟大光荣，别人家的历史是虚伪欺骗走向欺骗虚伪；所以，雷锋，焦裕禄，孔繁森，如雷贯耳，而林昭、张志新、遇罗克默默无闻；结果，历史只见欢歌、笑语、庆典、盛世、英雄、正剧和喜剧，历史不见眼泪、哀伤、灾难、乱世、叛徒、闹剧和悲剧。所以，国人的健忘就奇怪了，鲁迅先生说“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不觉是老调子”。有一部分国人为文革唱赞歌大约是出于健忘，但也不一定，或许是真怀念，对于这些怀念的人，鲁迅先生也早有说明：“什么革命？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未曾阔气的要革命，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于是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本文作者过去，现在，未来都和“阔气”无缘，但似乎还曾经有过一点理想，现在谁提理想和谁急！对于以天下为己任的所谓理想家们，鲁迅是这样说的“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药方何在？ 看来还是一个空头的“希望将来”。
又是鲁迅先生的话，国人的历史不外乎 “一、想做奴隶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若做了奴隶也还罢了，还要从奴隶生活中寻出些美来，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文革者，历史的大溃疡，今天竟仍有人称“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大约是做奴才久了，从中寻找出来的 “美”吧。
最后引一句鲁迅的话：“墨写的谎言，总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本文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同上
3、《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朱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4、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5、金冲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6、黄峥主编《刘少奇冤案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7、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8、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9、鲁迅，《鲁迅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