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走向何方？
刘日新
一、当前经济表面上繁荣昌盛，实际上背后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年了，国家统计局发表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并且宣扬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主流媒体异口同声都这样说，似乎真的是一派繁荣景象。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49530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在世界上的排名，由1978年居第10位，上升为第4位。2008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3061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4%。
2007年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4.8%，2008年上半年上涨7.9%，其中6月份比去年同期上涨7.1%，7月份只上涨6.3%，通货膨胀态势在趋缓。
据此，主流媒体宣称，从2003年至2007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是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当然，也轻描淡写的说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矛盾和问题。宣传上不仅说当前经济好，还援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话，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也看好。如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我非常看好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不一定是保持目前两位数的速度，但持续的增长是可以预期的。”“在目前美国、欧洲、日本经济放缓的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今年82岁高龄的福格尔，同样是中国经济的“乐观派”，他说“在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仍将可以保持8%至10%的增长速度。”在媒体上，“中国将超过美国”的消息，近年来也不绝于耳。他们援引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报告说，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将在2018年赶上美国；按市场价值法计算，中国将在2035年超过美国。简直是前景无限美好。但人们知道，廉价的预言从来是不能当饭吃的。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有关各个方面似乎心里没有底。中央和国务院一再召开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10月份将召开十七届三中全会，讨论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谋求良策。个人认为，对当前的经济，首先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通过现象看本质，在表面繁荣的背后，看到存在的严重问题，然后才能谈对策。当前经济的严重问题，主要有：
1、经济过热，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近28年（从1979-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每年增长9.8%。其中近5年（从2003—2007年），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各年分别为10%，10.1%，10.4%，11.6%，11.9%）。
2008年上半年增长10.4%，7月份增长
%。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指导下，各部门各地区都在追求高速度；以致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高，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由于过热，几度出现经济困难，爆发通货膨胀，给国计民生造成严重影响，不得不治理整顿，搞宏观调控，几经折腾，克服存在的困难，国民经济才又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为了认清现实，不妨找些历史资料，作点前后对比。前三十年我国曾经出现过两次高速度，使经济出现反复。如大跃进三年，根据国家统计局重新整理的资料，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每年增长9.58%。经过五年调整，国民经济才全面好转。洋跃进两年，GDP平均每年增长9.63%。经过短期调整，经济较快转为正常。（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资料篇》第536页）这两次高速度，时间都不算长，只有三两年。但留下的后遗症，加以克服，则有点费时费事。过去批判这两个时期是犯了左倾错误，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后果，有的问题至今还在纠缠不清。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比那两个时期快多了，比大跃进还要大跃进，比洋跃进还要洋跃进，却说是“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生活似乎太平无事。试问这样说合适吗，符合实际吗？高速度带来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采取驼鸟政策不承认，无济于事，矛盾一旦爆发就悔之晚矣。
2、比例严重失调，经济生活出现紧张。经济过热，首先是工业增长速度太高，带来一系列问题。前不久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指出，今年以来，由于需求增长过快，有效资源供给不足，煤、电、油、气、运供应总体偏紧。（见《人民日报》8月21日）统计资料表明，从2003年起，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故每年在17%左右，去年高达18.5%，今年1-7月仍为16.1%。尽管我国是世界上煤炭蕴藏量和开采量最多的国家，去年原煤产量达25.3亿多吨，比上年增长6.9%，仍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一些矿主不顾安全，拚命增产，以致矿难层出不穷，一批批矿工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目前发电用煤供应仍偏紧，除华北地区在各方共同努力支援下有所缓解外，华中、西南等部分地区供需矛盾相当突出。
我国电力装机容量目前达8万多亿千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去年发电量为32777亿千瓦小时，已连续九年居世界第二位。去年电力比上年增长14.3%，增长够多的了，仍满足不了需要。今年入夏以后，一些地方出现“电荒”。报载我国同俄罗斯、蒙古接壤地区，准备进口电力，以供应华北、东北用电需要。
我国原油产量从2005年起连续三年停滞在1.8亿多吨，去年只增长了1%，产需缺口很大。现在原油大量靠进口，每年多达两三亿吨。去年天然气产量693亿立方米，也不敷需要。去年铁路货运只增长8-9%，大大落后于工业增长18.5%的速度。
历史经验证明，煤、电、油、运紧张，
标志着工业内部比例失调，运输赶不上生产的扩张。马克思说过：运输是“生产过程在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资本论》第二卷第170页）运输紧张，不适应生产的发展，国民经济是难以顺利进行下去的。
陈云曾经总结我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经验，指出：“一九八四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今年一至七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八。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
“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51页）陈云的上述分析，完全适用于今天。目前工业这样的高速度，搞不下去硬要搞，只会给国民经济造成混乱。
3、当前通货膨胀形势严峻，在世界大国中排名第一。通货膨胀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用消费价格指数（CPI）来反映通货膨胀率。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两年来CPI持续上涨，2007年计划为3%，实际为4.8%（月份数据，由1月份的2.2%，上升为12月份的6.5%）。2008年计划为4.8%，上半年达到7.9%（其中6月份比去年同期上涨7.1%，7月份上涨6.3%）。主流媒体宣传，从2003年至2007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是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事实果真是如此美妙吗？
国内有的学者，国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指数（CPI）偏低，提议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代替。（少数发达国家使用此指数，并按季按月公布，以反映物价上涨状况。）其计算方法，是用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同用不变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相比得出的指数。我国由于统计资料限制的缘故，只能计算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出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为5.2%，比消费价格指数（CPI）4.8%要高。这个意见和具体指教值得注意。
现在我国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主流学者主张方方面面要与国际接轨，下面且看看几个发达国家关于通货膨胀的标准（即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多大幅度，才算通货膨胀），和目前他们通货膨胀率的水平，以便同我国作一比较。美国的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的标准看法不一，多数认为CPI持续上涨2.5%，即为通货膨胀。德国中央银行规定CPI持续上涨1%，实际上容许2%，即为通货膨胀。欧盟央行现在沿袭德国这一标准，即CPI上涨不得超过2%，否则即为通货膨胀。日本接受历史上通货膨胀的痛苦教训，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上的癌症，而且由于国内物价总水平较高（东京曾经是世界上物价最高的城市），认为CPI持续上涨1%，即为通货膨胀。我国前几次经济过热时期，也有些经济学者提出过通货膨胀的标准：什么CPI上涨5%，是温和的通货膨胀；CPI上涨10%，是可容忍的通货膨胀，等等。这些都没有什么根据，标准定得很高，是闭门造车，用个人的脑子恁空想出来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毫无参考价值。
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为通货膨胀所苦恼。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资料，全球通货膨胀率2007年为4%，现在为6%。摩根士丹利银行8月份发表的调查报告，指出世界上有50个国家正在经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
美国劳工部今年8月14日公布，7月份CPI上涨4.6%，创17年来的新高。中产阶级的生活今不如昔，吃不起牛排了。由于汽油涨价，现在许多美国人上街不开小汽车，改骑自行车。由于菜价上涨，家门前的草坪，改种蔬菜了。美国中央银行联储主席伯南克对国会说：把通货膨胀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已经是政府当前工作的头等任务。
欧洲统计局8月14日公布，7月份CPI比去年同期上涨4%，与6月份物价同比上涨幅度持平，大大超过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标准。欧洲央行主席特里谢宣布，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已经影响了欧洲经济的增长。
英国前几年虽然经济低速增长，但通货膨胀状况良好，本来这一直是英国政府得意的“成绩单”。但今年以来通货膨胀形势每况愈下，到8月份通货膨胀率上升到4.4%，超过了政府“2%的理想标准”，使英格兰银行降低利率加大了难度，人民生活受到影响。英国财政大臣达林说，英国经济正面临60年来的最糟状况，经济下行的程度比人们预料的更为严重，并且将延续相当长时间。
亚洲开发银行敦促本地区各国的决策者，现在不应该再像数十年来只一贯关注经济增长，而应该重点关注控制通货膨胀，防止出现更糟糕的情况—经济滞胀。
通过以上国际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当前并不是什么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而是高增长、高通胀的过热时期。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率，比欧美大国都要高。西方国家的学者把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叫做痛苦指数。外国的失业率包括城乡失业人口，我国只有城镇失业率，2007年为4%。据此计算出痛苦指数在10%以上，恐怕在世界上大国中要数最高的了，难怪老百姓的生活痛苦不堪。
面对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率，2007年起，官方的政策原来是“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全面上涨。今年上半年，实行“一保一控”（保经济增长，控通货膨胀）。许多省、区、市一反原来执行新自由主义放开价格的常态，实行临时价格干预，引来议论纷纷。7月份以后，实际上由“一保一控”，全面转为“保增长”了。这可能是采纳了我国某些西方经济学者的意见，他们一贯宣扬“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是一些“通货膨胀有益论”者。这样一来，调整货币政策，放松信贷，增加投资，使经济进一步转热，就成为必然的了。但是，这会加剧银行的流动性过剩，促使通货膨胀雪上加霜，愈演愈烈。这种恶性循环，难道可以避免吗？
4、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属世界之最。国家统计局没有发表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面资料，只发布农村居民贫困状况。2007年按贫困标准每人每年收入785元，全国农村共有贫困人口147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6%。这里的问题，一是标准太低，按当年汇率折算一年才合103美元，每天只有0.28美元；二是贫困人口的规模人为地缩小太多，不符合实际。据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按贫困线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计算（对世界各国包括非洲贫穷国家均按此标准），估算中国2003年有贫困人口214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6.6%。另据联合国资料，也按上述贫困线标准，2005年中国大陆有贫困人口235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8%，并且说在都市的每个角落都可发现穷人。世界银行2006年底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从2001-2003年，中国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了2.4%。”
衡量贫富差别的的基尼系数，中国在急剧拉大。据国家统计局的机关报《中国信息报》披露，中国1984年基尼系数为0.24，2004年为0.47，二十年翻一番，贫富差别拉大的速度世所罕见。2006年2月26日《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经超越美国（2003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08。美国在西方国家贫富悬殊首屈一指。）、日本（同年的基尼系数为0.249）、韩国（为0.318）、及印度（为0.325）。事实上，它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也就是说，就贫富差距而言，中国大陆已经接近‘回到解放前’了。”
文章说：“中国至今虽仍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
邓小平也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上述这些材料，说明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属世界之最，是板上钉钉，无法否认的事实。
二、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三驾马车”，现在都难以推进，可能走进了死胡同。
经济学把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称作推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三驾马车”，现在我国在这三方面都遇到了极大困难。
1、先看投资。近30年来，我国一贯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当作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源泉。而且媒体上观察投资，一般只作纵比，即只观察当年投资额同上年投资额相比的增长率。但经验证明，只看增长率，难以分辩投资的规模是偏大还是偏小。因为，如果上年投资规模很小，即使下年投资增长率很高，也不见得下年投资规模不合适。如果上年投资规模很大，下年投资增长率即使较低，那投资规模也可能偏大。我认为，分析投资规模是否恰当，更重要的要看横比，即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个指标一般称之为投资率，说明一年的生产成果，有多大份额用于搞建设了。分析这个指标，可以看出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是否恰当，由此得出国民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结论。
改革开放以后，不顾前三十年经济建设一条重要经验，投资率一般不要超过30%，否则国民经济就会出现紧张，比例失调。这是经过总结正面的经验特别是反面的教训，花了学费得来的宝贵经验。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为了追求高速度，拚命扩大投资规模，不停地提高投资率。从1986年起到2002年（当中八十年代后期调整，有三年投资率下降为25%左右），持续十几年投资率在30%以上，即由30%上升到36.1%。2003年达到40.9%，2007年进一步提高达55.6%。2008年上半年略有下降，为52.4%。这就是说，目前我们一年的生产成果，有一半以上用于搞建设了。我国的投资率如此之高，在世界大经济体中是绝无仅有的了，在世界经济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的，已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十几年来，几届总理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声称宁可少搞几个大项目，也要把消费搞上去。尽管在实际工作中也做了一些具体安排，但总的来说，事与愿违，他们的许诺都成了空头支票。统计数据显示，投资率不断上升，由30%以上，上升到40%以上，进而上升到50%以上。媒体说现在政府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大为提高，但上面的事实不是恰好作了反证明吗？目前如果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继续提高投资率，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就会崩裂，将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莫大危害。
2、再看出口。出口（或净出口），是我国推动经济发展的另一驾马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外向化的引诱下，对外贸的依存率大大提高，由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9%。；其中出口依存率由4.6%，提高到37.5%。目前我国的外贸依存率已高于以贸易立国的日本，也高于世界上最大的外贸大国美国，他们的外贸依存率也只有18-19%左右。实际上，当前我国经济不是什么外向化，而是殖民地化。
由于近30年来不断引进外资，实际使用外资的规模，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二三十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870多亿美元。尽管目前国内资金过剩，银行贷大于存，有钱使不完。由于外资大量涌入，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大办中外合资的“三资”企业。现在外商不再搞合资了，转而大办独资企业。外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出口的主力军，其出口额逐步超过内资企业。到2007年，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额达6177亿美元，大大超过内资企业一般贸易出口额的5386亿美元。外资企业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获取高额利润。利润率高达百分之十几二十，大大高于世界五百强的百分一多一点。外商赤裸裸的说，“把利润都带走，把GDP留给中国！”实际上留给中国的，还有被剥削和摧残的劳动力（外资企业断指率很高，劳动者还患有多种职业病），被破坏的资源，被污染的环境等等，这方面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我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是低端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如2007年，我国的造船工业完工量1893万吨，占世界的23%。但我国制造的30万吨的船，价格只值1.1亿美元，而欧洲国家制造的万吨豪华船，售价达7-8亿美元。我国每年生产100多亿套衣服，但出口8亿件衬衣才换一架空客。即使如此，目前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出口的前景不妙。
西方国家正出现经济危机，中外都有经济学家估计，现在类似三十年代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前夕。欧美发达国家经济正在走向衰退，日本经济再度陷于停滞，新兴市场国家也经济萎缩。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疲软，在席卷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主要国家之后，终于殃及了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第二季度德国经济下降幅度最大，为0.5%，法国和意大利均下降0.3%。英国第二季度增长为零，第三四季度很可能为负增长。西班牙第二季度仅增长0.1%，为近十五年的最低。美国由于政府频频救市，经济曾有回升迹象，但表面数据难掩其疲态。分析人士认为，占美国GDP的2/3的个人消费增长乏力，进口需求大大减弱。今年前八个月中美贸易额增幅同比下降了3.1个百分点。今年下半年，我国出口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商务部发布的2008年度《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显示，在我国贸易总额跃居全球第三的同时，一些国家政府和行业组织为了保护其本国产业和市场，对我国出口产品和企业设置的各种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日益频繁。同时，贸易摩擦也急剧增多。去年共有20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发起81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涉案金额达36亿美元，同比增长95.1%。此外，技术性贸易壁垒、滥用知识产权保护各类贸易壁垒措施，对我外经贸的影响进一步加深，总之外部环境不容乐观。今年上半年我国以量计算的主要出口商品，已是零增长或负增长。在这样严峻的条件下，要继续大力扩展出口贸易这驾马车，作为推动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有可能吗？而且近几年的实际表明，即使出口增加，大量的顺差外汇要用人民币购买，使银行的外汇占款随之增加，从而使流动性过剩加剧，影响通货膨胀更加不可收拾。这个矛盾怎么解决，迄无良策。
3、最后看消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政治经济学揭示，如果说生产是起点，那么消费就是终点。消费这个终点，对生产这个起点有促进或或制约作用。生产与消费相互协调，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
现在媒体观察这一关系，通常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看成居民个人消费的增长。其实，这是很不全面、很不准确的。需知居民个人消费，除了消费品商品外，还包括服务性消费，而且这部分消费所占的比重在逐步提高。此外，广大农民还有相当多的自给性消费，如粮食菜蔬等。统计指标表明，用“居民最终消费率”（外国也称“居民个人消费率”，在统计表中单独列出），简称居民消费率，最能全面反映消费需求。中国的统计，前几年只列出最终消费率（包括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到2006年才同外国的统计一样，把居民消费率单独列出。我们的官员、学者和记者，一般不大了解这个实际情况，分析研究前进了一步的，观察消费不再单看商品零售额了，也注意到了最终消费率。但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中，政府消费所占比重较西方国家大得多。他们的政府消费一般只占全部消费的10%左右，而我国2007年则占到28%。因此最终消费率，并不能真实反映个人消费。只有进一步抓住居民消费率，这才真正看清个人消费的变化。
我国的居民消费率，除“六五”、“七五”期间略有提高外，从“八五”到“十一五”前两年，共十七年时间，每况愈下。1978年
居民消费率为48.8%，到2007年下降为35.3%。改革开放近30年，人口增加了35870万人，但居民消费率却下降了13.5个百分点。如果把国内生总值比作一块大蛋糕，现在全国老百姓分享的蛋糕比改革开放前小了。这不是同以人为本，关注民生这一重要方针政策背道而驰吗？为了解决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前两年我曾两次上书国家发改委和中央领导，虽然引起了上面的重视，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经济进一步发展靠扩大消费，假使居民消费率每年能提高一个百分点，再过十几年，也许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才能还清欠帐，达到改革开放前的水平。何况现在所有制大变，私有制已占主体地位，劳资对立，政府想通过初次分配，增加工人工资，以扩大社会消费，这个想法，动机无疑是好的。但私营企业则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老板主要追求最大的利润，他能轻易答应给职工涨工资吗？于是主流学者避难就易，提出通过再分配，用财税政策解决扩大居民消费的问题。实践证明，在我国这也行不通。例如，征收了多年的个人所得税，收上来的主要还是靠坐办公室的一般公务员，至于那些大腕、富豪，官僚资本家，你触动不了他一根毫毛。因此，想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来提高居民消费率，以扩大消费，推进经济进一步发展，这是目前一个处于尖锐矛盾，难以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
三、目前中国经济的这种格局，究竟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简言之，是西方新自由主义作祟。新自由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流派，西方国家本身并不实行，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用来搞垮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工具。它要求这些国家全盘西化，即西方资本主义化，具体要求实行私有化，市场化，外向化，小政府化，逐步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中国的改革，实行新自由主义，并不像前苏联一样搞休克疗法，改革一步到位；而是实行渐进式改革，一步一步地进行。
关于私有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原籍波南的英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鲁斯来到中国。他看到当时中国还信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是主流经济学，不敢明言私有化，只花言巧语的说，所有制应当多样化，国有制不一定是最好的所有制形式。以后，随着官方对改革开放的推进，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也越来越猖獗。但中国不像前苏联一样，万马齐喑，没有人站出来说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奋起斗争，批判西方经济学的本质，揭露新自由主义的罪恶阴谋。在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举办了西方经济学报告会，北京和外地几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文章后来结集出版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高鸿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大体反映了这场理论斗争的概貌。
但在官方的支持下，私有化在中国大行其道，西方经济学也窃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成为主流经济学。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智囊人物布热津斯基在大洋彼岸发话，中国改革要成功，一要淡化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要取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瓦解我们思想理论的上层建筑），二要是非公有制经济（即实行私有化，摧毁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总的来说，在我国的西化学者和官员的合作下，中国经济改革是按照美国人的旨意行事的。全国工商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自己的调查，估算2000年内外私营经济在全国GDP中，所占比重为55%；到2005年所占比重上升为65%，平均每年上升2个百分点。据此估算，到2007年比重可能上升到了69%了。现在是2008年9月初，比重可能在70%以上了。
另据著名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老局长李成瑞同志的测算，现在私有制经济已经取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具体参见李成瑞著《大变化》，2007年8月中国展望出版社）
可现在我们的官方文件仍在写着：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现实不是与此完全背道而驰吗？这不是成了一句骗人的谎话吗？
关于市场化。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就是要求国民经济的运行完全由市场来支配，质言之，即经济彻头彻尾由价值规律自发的来调节。哈耶克新自由主义有一个教条：“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我国的西化派，照搬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要完全取消经济的计划性。其实，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计划经济从来是不排斥市场的，在实行简易的计划经济的恢复时期，是这样；实行比较详尽的计划经济的“一五”计划时期及以后经济正常发展时期，也是这样。“一五”计划的文件明文规定，价格的调整要考虑市场的供应和价值法则的作用。毛主席当时曾经说过：“计划第一，价格第二。”这说明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都要利用，但主次分明。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前三十年我国经济发展得比较顺利，速度比较快，人民生活也逐步改善。
以后出现左的干扰，甚至要取消商品生产，否定价值规律，尽量缩小市场的范围。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陈云这位既是计划经济的奠基者，又是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写了《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1979年3月8日），提出社会主义时期要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这是主要的；市场调节部分，这是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从此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则，并且写入了党的十二大文件，指导了多年经济的发展与改革。
西化改革派对陈云的思想是不满的。首先是两个元老派在背靠背的较量
1979年11月下旬，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公然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按：邓小平自己说过，“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从上面这句话充分暴露了他的弱点。）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按：这又是一句外行话。）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6页）
1985年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1987年，讲“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现在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1989年在“六四风波”后，则又讲：“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据说原话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江泽民在向陈云汇报后，修改如上）（以上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8、203、306页）
陈云则一贯坚持自己的观点，1980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坚持“主辅论”，又讲了“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1981年又提出“农业经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2年1月在接见国家计委负责人时，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今天要讲的是怎样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并且说：“现在计划不受欢迎啊！”“计划工作难做呀！”同年12月，在人代会上提出“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1984年10月，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书面发言说：“这次全会审议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以上均参见《陈云文选》第三卷）
1984年10月4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计委在一个多月前报送的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的文件。因为平日计委是执行陈云的指示的，在文件中又批了新自由主义关于指令性计划的谬论：“把计划经济理解为仅仅是指令性计划，是片面的，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采用指令性计划的办法来管理。”（本人是这个文件的主笔起草人，曾参与起草和修改三十多稿）因此，国务院领导认为计委是保守派，不能让国家计委也戴上改革的帽子。于是文件的名称，只能叫《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大体这个时候，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提出：当前的经济发展，以党的十二大为准。（主要指公有制是我国经济的的基本制度，国营经济属于主导地位；改革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经济的长远发展，以宪法为准。（主要指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即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是主导。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赵紫阳总理听后，认为这是约束他搞自由化，当即反驳说：“你有十二大，我还要开十三大呢！你有宪法，我还要修改宪法呢！”简直是“朕即国家！”
1985年9月初，在赵紫阳的领导下，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为主，在重庆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坐船顺流而下，简称《巴山轮会议》。实际上这次会议是大力推销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简称2B模式）。这是要通过改革，把中国的经济，搞成法国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国学者当场指出了这一模式的这个实质，也有中国学者不同意这种模式（但后来可能在压力下，又同意这种模式）。
1985年9月下旬，面对搞市场经济的来势如此之凶
，陈云在党代会上亮出了底牌：“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现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从全国工作来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50页）由于陈云带头反对和有关部门的抵制，这次赵紫阳出面领导，体改研究会组织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以失败而告终。
对此那些西化改革派并不甘心，社会主义改革与资本主义改革的斗争在继续。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在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推行哈耶克新自由主义。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国家计委综合局计划管理处，处在改革的第一线。当时感到工作难办，起草文件和处理改革的具体问题，是像过去一样按照中央老领导陈云的指示办，还是按照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讲话和党的文件办？经层层请示，被告知：陈云的话是个人意见，今后按邓小平指示和党的文件精神处理问题。这样，陈云实际上就靠边站了。
1987年年
10月，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据他的大秘书鲍彤事后说，赵紫阳讲，十三大说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两个说法，一个意思。西方市场经济的各种范畴和手段，包括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等等，我们都应该学习。在问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时，赵紫阳回答说，就实际工作而言，没有差别。用商品经济这个词，是为了减少震动，使更多的人容易接受。由此可见，赵紫阳这些走资派，搞资本主义改革，不惜以欺骗的手法蒙蔽党内外群众。
1988年8月，赵紫阳秉承邓小平的旨意，在听取美国新自由主义货币学派头子弗里德曼的意见后，不顾陈云的反对，否定国家计委提出的“软着陆”方案，在北戴河会议决定价格改革闯关，要“过五关，斩六将”，让价格自发的配置资源，实际上是硬性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价格改革方案一公布，立即引起全国性的恐慌，物价疯涨，银行挤兑，商品抢购风席卷全国。9月底，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不得不作出《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以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
1988年10月，陈云把赵紫阳找去，当面对他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65页）。（《陈云年谱》注明，在市场经济前面，陈云特意加上“西方”二字，这是头一次。）从用词上看，这是陈云对资本主义改革的急先锋赵紫阳的严厉批评。1989年6月23-24日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邓小平以赵紫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由，撤销了他的总书记及其他党内一切职务。实际上是把他当成了替罪羊。同时，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
江泽民上台后，继续奉行邓小平的的路线，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更加快了资本主义改革的步伐。陈云、李先念等元老派相继去世后，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了。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价格改革方面，市场定价所占比重达95%左右，赶上或超过了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可以说新自由主义要求实现的市场化的目标已经实现。
美国总统布什曾打电话给普京，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正副总理，分别公开要求欧盟和美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是遭到拒绝。原因何在呢？世界银行道出了秘密，中国还“没有脱离共产党对政府领导的政治转轨”，这不符合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要求。这对邓小平说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1页），改革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四项基本原则”，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吗？
关于外向化。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本来经济发展主要应当靠国内市场，周总理曾经宣布过这一原则。到1978年，外贸依存率只有10%左右。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西方经济学者鼓吹，要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我们的实际工作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外贸依存率，由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近30%，出口依存率16%，到2007年两者分别上升为66.9%和37.5%，大大高于美国和日本。特别是九十年代中期，外资企业掌握了我国外贸的主导权。1995年外资企业加工贸易的出口额达737亿美元，开始超过内资企业一般贸易的出口额714亿美元。到2007年，前者达6177亿美元，后者只有5386亿美元。这完全成了殖民地型的外向化。当前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使我国的出口陷于困境。这不是新自由主义作祟的结果吗？
关于小政府化。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如十月革命在落后的沙皇俄国获胜，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获胜。这些国家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无产阶级（人民）的政府就要发挥组织经济建设的职能。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几十年，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新自由主义，为了搞垮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的民族国家，就要求这些国家实行小政府化，特别是要放弃组织经济建设的职能。以便在帝国主义入侵时无力反抗，只有俯首贴耳地任其摆布。
我国的西方经济学者不遗余力地配合新自由主义，趁我国进行机构改革之机，大肆宣扬小政府化，似乎不这样做就不是改革。我们的机构改革，当然要精简，效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并不是要放弃我们应有的职责，政府越小越好。有的西化改革派学者公然大放厥词，政府的职责是：“我办厂，你收税”；投资由（私营）企业去管，
政府主要搞服务。这样，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神圣职责一笔勾销，试问这不是帝国主义的别动队和内应吗？
总之，我国的经济就是这样由国内外的西方经济学者、新自由主义者，或者参与官方文件的起草，或者参与重大政策的决策，同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合伙，把经济的发展一步一步地引入了歧途。
四、改弦更张，前途无量。
中国的经济沿着目前这条西化的老路子走下去，肯定是穷途末路。我国很快即将迎来建国六十周年，瞻前顾后，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想当年，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再仰人鼻息，或者搞什么韬光隐晦，而是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受到亚非拉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人民的生活也蒸蒸日上，对此人们记忆犹新，感到无比自豪。现在又到了关键时刻，只有真正的拨乱反正，改弦更张，才是唯一的出路。具体走法，老祖宗的教导大家记得，前三十年的实践广大群众没齿难忘，世界上新鲜的现实榜样，从亚洲到拉美各地不断涌现。在此恕我不展开议论，根据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只列举若干重要杠杠：
1、
在意识形态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同时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包括西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反动透顶的哈耶克新自由主义。要响亮地恢复“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反对一切向钱看。
2、在政权上，坚决实行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劳动者的优秀代表要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真正实行人民当家作主。领导干部实行巴黎公社原则，真正作人民的公仆，人民不满意的随时可以撤换，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以杜绝升官发财思想。
3、在经济基础上，坚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所占比重要保持在50%以上，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所占比重在20%左右，个体、私营、外资经济所占比重容许在30%左右。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当前要立即停止私有化风。多年来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变成私有企业的，要重新收归国有。现有的少数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经受住考验办得好的国有企业，要总结和传播他们的先进经验，把所有国有企业进一步办好。农村要重新实行合作化，这是振兴社会主义农业，防止农村两极分化，实现农业现代化，使农民走向集体富裕的唯一途径。全国农村现有8000个集体经济组织，要总结他们的经验，大力推广。
4、在经济运行上，要坚持计划经济的原则。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标志。只有有计划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才能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所谓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要同否定和削弱计划经济的倾向，提倡市场经济的歪风，进行坚决的斗争。计划经济并不否定市场的作用。所谓市场，实际上是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计划经济一般的要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和和流通，有时要让它自发地调节一小部分经济活动。这样，不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大局。
5、在分配上，要坚决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按生产要素（实际上是按资本）分配。工薪的差距限制在3-5倍之内。取缔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的高薪制。
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反复辟倒退，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改革，希望胡锦涛总书记来领导，由继续革命的共产党员和党外的志士仁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来贯彻执行，会得到亿万群众的拥护，促进我国经济沿着正确的道路蓬勃发展，前途无量。
（2008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