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孙立勇 （原北京六四暴徒，现居澳洲）
“六四”已经过去了20年了，北京至今仍有8名当年的所谓“暴徒”被关押着，他们是：朱更生、李玉君、常景强、杨璞、姜亚群、苗德顺、石学之、宋凯。
（一）朱更生，男，45岁左右，“六四”后被以“反革命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朱更生捕前住北京市政府宿舍院，后搬至海淀区
公主坟一带。朱更生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时改判为死缓。六四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6月3日夜的“暴乱”录像中，天安门广场上一辆
坦克在燃烧，一个年轻人站在坦克上挥舞着旗子高喊着“我们胜利了”，这个年轻人就是朱更生先生。朱更生的父亲原系国民政府秘书，文革时被迫害致死，是母亲
一手抚养了他和两个姐姐，朱更生的大姐在北京同仁医院药房工作。2006年，朱更生的姐姐推着轮椅带80多岁的老母亲探监，母亲告诉他，以后可能再也来不
了了，盼着他早点回家------后来只有两个姐姐轮流去看他。朱更生未婚。目前朱更生现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余刑还有5年以上。
（二）李玉君，男，45岁左右，“六四”后因“放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刑原因是6月4日在北京市朝阳区红庙一带烧军车。
李玉君的父母是北京国棉三厂的职工，母亲89年前因病去世，父亲再婚，李玉君被捕判刑后父亲从没去看过他。李玉君有3个哥哥：大哥是老三届，在哈尔滨插队
落户，基本没来看过他；二哥在八里庄一个中学校办厂工作，偶尔背着老婆去看一下他，给他点儿零花钱；三哥在花园村的一个汽车修理厂工作，基本上不管他。李
玉君的生活费来源主要是靠给刑事犯洗衣服、刷碗换得一些香皂、牙膏、毛巾，另外就是监狱每月发放的5元人民币津贴。李玉君未婚。目前李玉君在北京第二监狱
服刑，余刑还有5年以上。
对朱更生、李玉君情况的补充说明：1991年他们二人接到死缓判决书，93年才申报减成无期徒刑（1994年无期的判据书到手后开始生效），1996年他
们两人由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的减刑材料由中队上报到北京第二监狱狱政科，一年后的1997年仍没有回音，于是他们找中队领导询问。几天后中队指导员刘福
利答复他们：报上去的材料丢了，究竟是监狱还是监管局或是法院弄丢的，我们也没法查，认倒霉吧，我们只能重新报。就这样，别人用两年时间即可改判为有期徒
刑，他们却用了3年多。1998他们终于拿到北京中法的改判裁定书：有期徒刑20年。
（三）常景强，男，40岁（69年生人），“六四”后因“在人民医院门口殴打武警”被以“反革命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常景强是家里的
独生子，其父是社科院的锅炉工，由于常年为儿子着急上火，2000年患脑血栓，行动不便，由其母照料，2005年，其母去世，父亲不久也去世了。常景强被
捕前与父母一起住在西城区砖塔胡同，后来常父的单位分房，搬至中关村，1998年中关村拆迁，常的父母又搬迁到房山区窦店镇，其父于去世前将房子和搬迁买
房剩余的十几万房款交给了常的表哥，托他将来转交给常景强。但常父去世后常的表哥就与他不再联系了，钱和房的去向无人知道。目前常景强在北京第二监狱5中
队服刑，余刑还有2年左右。
（四）杨璞，男，45岁左右，“六四”后因“放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90年11月26日从一监转到二监，93年在二监服刑
时查出双腿患“骨结核”，走路需要借用拐杖，后送滨河医院，94年离开二监去茶淀监狱的病号队。后转到延庆监狱服刑。由于他身体有病，无法参加体力劳动，
因此一直没能减刑。目前杨璞在延庆监狱服刑，余刑尚有2至3年。
（五）姜亚群，男，70岁左右，“六四”后因“放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93年底从一监转到二监服刑。未婚，家里无亲属。目前姜亚群在延庆监狱服刑，余刑尚有5年左右
（六）苗德顺，男，45岁左右，“六四”后因“放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捕前住五棵松一带，未婚。90年4月份在一监服刑时
查出患病毒性肝炎（另外当时同住一个监室的还有四个肝炎患者：高鸿卫、于文、杨光辉，均是“暴徒”）。93年底从一监转到二监，由于不认罪，被监狱定为反
改造尖子。92年从“死缓”改为无期，一般情况下两三年即可减为有期徒刑，但他却等了5年，原因就在于他不认罪，直至97年从无期改为20年。苗德顺性格
倔犟，为不给家里添麻烦，97年他父母去监狱看他，他不见，后来家里就不再去了。由于抗拒改造拒绝参加劳动改造，经常被狱警电击，最多一次有4个队长用警
棍电他，但从没听到他向队长求过一声饶。在监狱里，苗德顺、石学之和刘权（50多岁，六四后因流氓罪被判15年，2006年刑满释放，至今刘权的头上还有
一个坑，是被戒严部队用枪托子砸的）被公认为监狱里最顽强的。目前苗德顺在延庆监狱服刑，余刑至少在8年以上。
（七）石学之，男，70岁左右，“六四”后因“放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90年12月从一监转到二监，93年4月从无期改为有期徒刑
16年6个月。值得一提的是：91年夏，石学之所在的中队（七中队）承接了北京乳胶厂出口美国的乳胶手套的活儿，石学之用中、英文写了许多纸条，放进手套
里，纸条上写着：自有民主万岁；自由救中国；请好心人转告海外民运人士救救我们------等。后来被发现，被关禁闭，手铐脚镣加身，手脚用一幅铐子联
上。当年50多岁的石学之被3、4个警察踩着，另外5个警察用电警棍电击，每次都在半个小时以上，电击的部位集中在阴部、腋下、脖子和脸部，阴毛都被电焦
了，石学之从没向警察求过一声饶，痛苦到极点时，他只是本能地“啊、啊”叫几声。在三个多月的禁闭中，石学之经常被提回中队，进行电击，狱方以此来威慑其
他暴徒。因为年龄大，98年从二监转到延庆监狱。目前石学之在延庆监狱服刑，今年年底前释放。
（八）宋凯，男50岁出头，“六四”后因“反革命伤害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6月4日在人民医院门口，张宝生（当年15岁，判刑
10）、常景强、宋凯等许多北京市民截获一辆军用救护车，大家从车上把一个当兵（王玉文，当年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的拽了下来，遭到众殴，宋凯将一个水
桶扣在王玉文的头上，理由是怕把当兵的打坏了。宋凯被捕后在丰盛派出所内被几十名戒严部队暴打，后腰被打坏了，留下终身残疾，走路时往前探着走。92年时
家里曾花钱为其保外，但没能成功。宋凯捕前住在西城区砖塔胡同，捕后不久离异。宋凯93年底从一监转到二监，98年转到延庆监狱。目前宋凯在延庆监狱服
刑，余刑1至2年。
备注：
1、上面提供的8名“六四”“暴徒”的情况是由多个朋友提供，不一定完全准确；
2、目前这8名在押“暴徒”及亲属与外界均无任何联系。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孙立勇
2009年5月5日于澳大利亚悉尼
下面这篇，作者为湖南三勇士之一 1989.5.23. 三人用鸡蛋加颜料投掷污损天安门上他们的老乡毛泽东的画像，结局是：喻東嶽（當時22歲，湖南瀏陽報社美術編輯，“六四”後被判20年徒刑﹐ 91年冬在獄中被折磨得精神分裂﹐2006年才獲釋出獄，神智已痴呆，无法康复）、余志堅（25歲，湖南瀏陽縣達滸鄉漣頭小學老師，無期徒刑﹐2001年出獄）、魯德成（26歲，湖南瀏陽汽車運輸公司工人，16年徒刑﹐1998年出獄）。我所认识的“六四”“暴徒”八九回顾（之1）
余志坚
一、在北京东城分局和“Ｋ字楼”
18 年前，“5．23”蛋击毛像事件之后，喻东岳、鲁德成和我被关押 在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看守所旁边的收容所内。三人是分开关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关在几号监牢了，只记得是和一个北京小贼 关在一起。从5月24号到6月3号，我只被提过一次审，日子过得很清闲，号子里就我们两人，什么事也不用做，就是吃饭、睡觉，看看报 纸，偶尔聊聊天。我虽然很关心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焦虑时局的演变，但由于与世隔绝，除了能读到一份《北京日报》外，什么信息也 得不到。
记得读到6月1日的《北京日报》说：《天安门广场上的十万外地大学生已经撤离了北京》的报道时，我还估计整个学潮和运动也就这样和 平的慢慢的收场了。我对自己说：“也好吧，没办法，能怎么样呢！”那时候，我对局势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如果学潮和运动 成功，我们的事情肯定会大事化小，而如果学潮和运动失败，则当局很可能会拿我们三人开刀。
6月3日晚上11点，我还没有睡觉，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劈里啪啦”，持续不断，直到天明。我当时感到极度的震惊，犹如五雷轰 顶，心里头翻江倒海，彻夜未眠。
伴随着外面“劈里啪啦”的枪声，我写下了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 我后来写的一份遗书，喻东岳、鲁德成、胡敏等人都在湖南衡阳监狱看过，之后在湖南永州监狱我被关严管队时，连同我的另外一些文字 被监狱方面查扣，直到出狱也没有还给我。）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当时写下的对时局的判断：
“那么，邓小平当局是公然向人民开枪，与人民为敌了！”
“中国历史，人类历史最为黑暗的一页正在揭开！”
6 月4日早晨，天还没有透亮，号子里就开始进人了，一直不断，被抓 的都是清一色的北京小青年和大学生。小青年多半是什么砸了警亭的啊，向大兵扔石头的啊，或者是深夜还在街上游荡的啊，大学生则是 身上搜出了传单一类的啊，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由于看守所已被军事管制，这些人进来时几乎个个都遭到大兵拳脚相向，有的是暴打，打的很重，尤其是大学生。有的大学生进来时还分辨：“我是大学生！我没干什么！”，可那帮大兵却边打边骂：“还大学生！就是要 打你们这帮大学生！”
不到几天，原来只有两人的不到20平方的号子里，竟关上了三、四十 人。号子里的人勉强能站下脚，连转身都困难，何况便池也在号子里 面。人又多，天又热，也不放风，完全成了人间地狱。因为挨打，号子里很恐怖，加上纷纷流传着邓大人的那句“杀他20万！平息20 年！”的话，气氛更加恐怖。他们都说了外面正在发生的事，如机关枪对着人群扫射，死了很多人，死的人数以万计，等等。
由于时间太久，这些人都差不多忘了，独独记得一位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戴眼镜，姓康，单名，名也忘了。他是6月5日准备从火车站南 下演讲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宣传品被抓的。他说他自己不是学生领袖，但和他们熟。他5月底时去了丰台火车站，自愿协助工运，和 韩东方在一起。他很佩服韩东方，说韩是“中国的瓦文萨”。他虽然挨了打，精神却很振奋，仍然敢说：“人民已经起义了！”“独裁政府肯定垮台！”
依照当时官方的说法，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那么，该有许许多多的暴徒吧。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北京的小青年和大学生都不能算是真 正的暴徒，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烧过车的、打过大兵的。或许因为是收容所，大概没有真正的暴徒给送进这里来。我对他们的印象都不 深，自然也就不太记得了。我想，在我离开了东城分局后，这些人大概也就放的放，劳教的劳教，判刑的判刑了。即便判刑，也应该判的不重吧。
6月15日，我们三人被从东城分局收容所转走。来了七、八辆军用吉普车，几十个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腰系大皮带，脚登大皮鞋的全副武装的大兵。几个大兵象拎小鸡一样，把我丢进一辆军用吉普车中。我刚倒在车上，完全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大兵又用冲锋枪的枪托一托子打在我的嘴上，我满嘴是血，一颗门牙被当即打脱。这几个大兵随即跳上车，用军用皮靴踩住我的头、背和脚上。我当时的一个最极端的想法，是以为他们要把我们三人拉到外面给秘密枪决了，感 觉毫无办法，无法可想。
然而不是，终于到了一个地方。他们把我拖下车，带到一幢大楼的一个大厅。然后，宣布我们三人被正式逮捕了，罪名是“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煽动宣传罪”。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 “Ｋ字楼”，即“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因其 建筑结构象“Ｋ”字，故名“Ｋ字楼”，据说还是日本人占据北京的时候修建的老建筑。与“Ｋ字楼”一墙之隔的，便是北京市第一监 狱。
由分局到市局，由收容审查到正式逮捕，意味着我们的案子已经严重升级了。我刚到“Ｋ字楼”时是关在二楼，五筒，最里面的一个小号 子。喻东岳关在我对面的筒子里，鲁德成关在楼下的筒子里。我刚进号子的时候，里面关了三个刑事犯，其中的牢头是个经济犯，叫田苗，是个干部子弟。他们在里面关久了，对外面的形势显的异常关心，兴趣极大，事无巨细，总是问个没完没了。他们知道我是砸毛像进来的，便表示很佩服，可也认为我们很傻，肯定要被枪毙，有些不值得。他们问我“六四”大屠杀的事，我有些答不上来，只是把在收容所听说到的一些事说了说，由于说得不太真切和细致，他们竟然感到非常的遗憾。
过了两天，我们号子进了一个新人，叫刘国庆。30多岁，高个头，很强壮，住北京市门头沟煤矿附近。他是个傻子，也是个结巴。说他傻，是因为他智商比平常人低，性格却很忠厚，从未谈过恋爱，也没结婚，有着浑身的力气。他倒确确实实是一个暴徒，因为他是烧装甲车进来的。我们反复问他烧车的事，他却答不上来，也说不出自己是在哪儿烧的车，真是遗憾。我们反复地问，他总是反复地说，“气愤 ……气愤！……坦克车轧死人了！坦克车轧死人了！”
在反复的询问当中，我们总算了解到有关刘国庆烧车的一些真实情 况：原来刘国庆烧车时，是亲眼见到坦克车轧死了人，他气不过。旁边的人很多，一些人把汽油往路过的装甲车上泼，他则用丝手套沾上 汽油，点着火，然后朝装甲车上扔。一辆装甲车就这样被点火烧着 了。
没过几天，刘国庆便从我们的号子里转出去了，听说是以“放火罪” 被判了死刑。出去的时候，他黑红的脸都白了！“Ｋ字楼”的规矩是，接了死刑判决，就转到死牢里去。死牢据说就在“Ｋ字楼”的地 下室。
在这之前，北京已公开宣布枪决了两批“六四”“暴徒”，西方国家 也由此开始一致对中国政府实行制裁。在这之后，被枪毙的人也就再没有在媒体上公布姓名了。当时对“六四”“暴徒”的打击真叫是“从重从快”，闻所未闻。据说是一审、二审法院同时办案，一审判决死刑，服不服？不服？二审当即开庭：维持原判，拉出去枪毙！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刘国庆究竟被枪毙没有？他的姓名是真实 的，北京门头沟煤矿的住址也是真实的，我希望北京的有心人，能帮忙去查找一下。一个傻子出于义愤，烧了车，被判了死刑，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刘国庆走了以后，又进来了一个人，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徒，大名叫路中枢，中等个子，是河北邯郸市郊区的农民。他可了不得，据说，他一个人竟烧了五、六辆坦克车和装甲车，其中有一辆价值几百万元的德制装甲车，里面竟然坐着一位师长，车被他烧了，师长当然也就屁滚尿流地逃了。可是不管我们怎么问他，他总是一个字也不说。他的情况，我们都是听管我们筒的一个叫赵队长的警察说的，赵队长还 说：“路中枢有精神病，他会不会判死刑，就看法庭会不会承认他有 精神病。”
号子里的人都和我一样，认为烧车越多越英雄。我们打心眼里佩服路中枢，都叫他“路大侠”，好吃好喝的待遇他，可路大侠一点面子也不给我们，从头至尾也没说过一句话。我们不知道路大侠是不是精神病患者，我们也不知道路大侠为什么不说话。和刘国庆一样，我也不知道路中枢的死刑究竟被执行了没有？尽管我判断他们十有八九是被枪毙了，但这不是确证，现在也很难去确切地查证。我写下这些文字，是录此存档，作为纪念的意思，我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能搞清楚 他们的真相和结果。
7月初，我接到了起诉书，检察院对我们的指控很严厉，什么“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后果特别严重，性质极为恶劣，在国内外造成极坏影响”，等等。“Ｋ字楼”里流行一句话，叫“两特两极，必死无疑”。同号的人都认为我们会判死刑，赵队长经常找我聊天，他也对我说，“判不判你们死刑，就在于邓大人一句话了。如果他不发话， 你们也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下了一份准备留给我姐姐的遗书，大意是两点：
１、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是宝贵的；
２、我对我自己做的事负责，死而无憾。我还在号子里的墙壁上写下了那首《仍然──我的五四宣言》：
仍然要砸！──砸不破的铁屋
仍然要倒！──倒不烂的酱缸
仍然要流！──流不出的眼泪
仍然要干！──干不下的杜康
仍然要战！──战不胜的死神
仍然要登！──登不上的山峰
仍然要画！──画不圆的圆圈
仍然要拂！──拂不去的忧思
据廖亦武的文章说，北京有位叫武文威的画家，后来也关在我呆过的 这个号子，他看过我的题诗。
7 月中旬吧，我被从小监号调到隔壁的一个大监号，号子里有 “六四”“暴徒”，但更多的是刑事犯，也就十七、八个人。此后一段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六四”“暴徒”，是个青年，不到30 岁，长得白白净净，非常清秀，已经结婚，夫妻很恩爱。我现在连他的名字也忘了，只知道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当局指控他杀害了一位姓崔的“共和国卫士”，有街头摄像枪的录像作为证据，我问过他，他不否认，可也不愿深谈。从他的外表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暴力倾向，但从他说的不多的话中，我们能设想到当时的 那种场景和气氛。
这位青年，或许知道自己肯定会被判死刑，他不愿谈“六四”，也不愿谈政治，很坦然面对的样子。
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因为他唱歌 唱得很好，都是挺抒情的，象费翔一类的歌，他唱的一首《安娜》，感动得我当时都哭了。我还深深地记得，吃罢晚饭，大伙把铺盖收起，十几个戴着手铐脚镣的可能会判死刑的犯人在一起跳舞，在木地板上，脚镣“哐当哐当”地响，节奏感也很强。这种舞会每次都有 “费翔”参加，他唱歌跳舞的样子都很安详，实在让人难以忘记！直到有一天，监牢的铁门哐当的一声响：“某某某，出来！”这位我们 叫做“费翔”的青年就这样消失了！和刘国庆、路中枢一样，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因为他出去接的是死刑判决书！
东城分局和“Ｋ字楼”关押的“六四”“暴徒”很多，我见过的却很 少，现在还记得的就只有上面提到的康同学以及刘国庆、路中枢、 “费翔”三人了。18年过去了，我写下了这些文字，是为“六四”18 周年祭吧。
（2007-05-23于湖南浏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