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中国政府绩效评估报告》首发仪式暨政府绩效管理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表示，中国正处于全方位的经济转型期，“惟GDP论”的“数字经济”、“胖子经济”可以再见了，提高自主科技能力为核心、讲质量讲效益的“健康经济”是当下目标。这意味着，对各级政府绩效的评估，将不再只照顾经济发展单一指标，而是以民生为重、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标为参照系。
提出政府业绩评估告别“唯GDP论”，其实是贯穿于中国改革始终的一个老话题，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语境下，这样的老话题的确带来了不同凡响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环视一下神州各地，上至中央，下到乡镇，都在为“保八”而绞尽脑汁的时候，再次提出这样一个命题，的确具有一定的醒世之义。甚至笔者认为，这不仅仅对中国，更是对世界各国确立反危机的基本考核指标，都具有制度范本的效应。
毋庸讳言，我们当前面临的这场经济危机，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本身，而演化为震动中国全局的社会困境和民生难题，对政府治理、应急能力和经济秩序形成了30年未遇的极大挑战。对于这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的成因及危机之初中国各界的应对不力，无疑是需要我们事后加以反思的，但当前最重要的，无疑是抛弃各种偏见，将关注转向整个经济和社会面临的困境，通过全国一盘棋的努力，恢复经济增长和就业，恢复已经被颠覆的经济秩序。因此，这与其说是对经济本身的考验，毋宁说是对各级政府应对危机和治理能力的最重大的一次考验。
为什么说告别“唯GDP论“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具有现实意义。只要看看我们的各级政府目前最关注的问题就会明白。尽管中央一再强调，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困境，既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更是我们自身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的必然结果。经济上对外贸和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分配上的严重失衡，泛市场化导致的民生和社保的欠缺，乃至过度追求GDP增长对环境和资源造成的压力，如果追溯到体制本身的话，对官员业绩考核上只讲GDP，不重视科学发展无疑需要承担体制性的责任。笔者曾经希望，通过这场危机提供的契机，能够使政府告别对GDP的图腾和崇拜，真正回归科学发展，重视民生，重视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共处。
但是，从现实来看，这个愿望真正要实现，恐怕真的需要一场政府革命。笔者曾经在多个场合表示，目前最可怕的并不是经济的滑坡，就中国经济本身的周期而言，再坏也坏不到什么地方去，真正需要经受考验的是，政府能不能告别“经济复苏的急躁症”，静下心来，下决心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而不是单纯追求数据的漂亮。笔者也曾对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的领导不追求“数据漂亮”的豪言壮语而颇为兴奋。但是，现在看来，要真正抵制住GDP的诱惑，不去搞点好看的数据，起码在政绩的考核上过不去。君不见，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讲“保八”，为了“保八”可以说不遗余力，不计代价，不惜血本。而“保8”一旦成了硬性指标，对进一步推动改革等目标都有很大的“挤出效应”，可能再一次中国改革的时机。
就此而论，告别政府和官员绩效评估体系，的确是一场观念的革命，对于中国政治，对于中国经济，对于中国的社会都有百益而无一害。据介绍，《中国政府绩效评估报告》首次提出了政府综合政绩考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公民评议政府等8个评估体系，提出了以公民为中心，以公民的满意度为政府绩效这个“终极标准”，刻意扭转了过去突出GDP的价值倾向，并将老百姓作为考核的主体之一，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化努力昭然若揭。
正如公共选择学派所深刻指出的：我们的时代面临的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而是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挑战。诚哉斯言！这种深刻洞见的确为中国政府转型提供了很好的注脚，是中国走出危机，并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正确选择。只有在政府和官员的绩效考核上真正告别GDP，而是把群众的满意度，把民生等真正能够反应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指标和官员的升迁直接挂钩，官员才能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下，不再关注短期数据的漂亮，而是把精力放在解决民生等问题上，各级政府才不会对“保八”产生体制性的焦虑，而是能够安心为中国未来奠定一个比较健康的经济结构，比较合理的产业布局，乃至一个比较有活力的制度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