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先生说“一旦谈妥，渣打有一些条件，比如对媒体、监管机构封口。
”法律界人士称“要求签这种协议不道德”
10月24日下午，本报上期最后截稿时间，渣打银行深圳分行回复称，不仅成女士，所有前往该行的投诉人均已与其签署标准协议，规定不对外透露协商结果。该封口协议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渣打以什么样的标准进行赔偿？带着这些问题，理财周报再度展开调查。
“我们对媒体的询问一律不回应。”10月29日晚，渣打深圳分行公关部人士表示，“即使我将采访提纲向上呈报，也不会给任何结果。”理财周报记者回访渣打投诉者发现，目前只有深圳的游先生与渣打签订了标准协议，其他的仍在协商之中。
“我真的不方便透露任何情况”
截至10月29日，已经与渣打签署标准协议的投诉者是深圳的游先生(详见10月20日第63期E4版)。16日，几乎在本报采访游先生的第二天，渣打深圳分行通知游先生去开会，商量如何解决产品亏损事宜。17日将近18点，游先生给记者发短信，表示已与渣打取得一致看法，并继续与渣打保持理财关系。
“上次给你提供的有关情况，请您不要作为报导素材予以采用，以免继续不必要的影响。”直到25日，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游先生还多次短信和电话联系本报，希望不要报道。而本报记者多次询问游先生协议的具体内容时，他都说“我真的不方便透露任何情况”。截至29日晚，游先生仍保持沉默。
10月29日，本报回访投诉者深圳成女士(详见10月27日第64期E5版)时，她表示，目前渣打还在与她协商解决办法，还没有达成最后的解决方案。
“我没有签署什么标准协议。”成女士表示，因为还涉及基金赎回的事情，渣打的高层领导亲自与她会面，“让我感受到渣打会想出面与我商谈，以澄清误会。”这与渣打10月24日对本报的回复有很大出入。
10月28日，曾向本报投诉的天津任先生(详见10月20日第63期E4版)，对所谓的“标准协议”很是吃惊，表示并没有签署过什么。
“在给你们写信之前，我告诉他们已向媒体投诉。渣打南开支行派了一个分析师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让我再看看，说2010年可能会有好转。”任先生说，截至28日，最新亏损额度是30%。对于是否继续持有，任先生表示，“没有办法啊，只能听他们的，再看一看。”
与成女士相比，任先生明显要“和气”一些。他并没追着渣打要赔偿，虽然他明确表示，渣打在卖聚通天下新兴亚洲(欧元)理财产品给他之前，并没有给他做风险测试。对于这种违规销售造成的潜在影响，任先生在渣打没有与他做任何协商和调解的情况下说，“他们做合同很严谨，抓他们的把柄很困难。”
“我不知道如果提出赔偿等条件，渣打会不会接受，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规定的。每次投诉，渣打总是让我打电话给自己的理财顾问。”任先生有点认赔的心态，无奈地表示，做完这个产品，以后再也不在渣打理财了。
“渣打要求对媒体、监管机构封口”
而投诉渣打珠海分行涉嫌违规销售人民币理财产品(详见10月27日第64期E3版)的珠海唐先生10月28日告诉本报记者，已经于23日前往渣打进行协商。“当时并没有签署什么标准协议。但渣打表示，如果一旦与我谈妥，渣打也有一些条件，比如对媒体、监管机构封口，不再继续对外透露情况。”
唐先生说，得知本报将报道他的投诉后，10月23日下午，渣打约他前往珠海分行协商。“当时渣打的4位人士与我谈话，包括个人银行华南与西南区高级副总裁徐志伟、珠三角区分行运营支持经理张卫东、珠海分行黄副行长和我的理财经理徐梅兰。他们并不说明解决办法，而是不停追问我希望怎么处理。我说暂时没怎么考虑如何处理。渣打称如果我不提，他们就按他们的设想，与上头领导沟通之后，给我一个答复。”
唐先生说，渣打表示这个答复一星期后，也就是10月30日左右给出。28日他曾致电给珠海分行黄副行长，其回复说“一个星期时间还没到呢”。
“其实就是一个赔偿问题，都不说破。”而唐表示，之所以他不表态，是因为渣打珠海分行有录音，“我怕一旦录下来，自己说了什么话对自己不利。”
10月27日，唐先生阅读了本报的报道后，因不满意渣打的解释，写下将近6000字的文章《与陆锦流先生的商榷》。文中再次就“转账业务凭证无盖章”、“何为见证业务”、“认购申请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应”等一系列问题提出异议。
对于唐先生投诉的“渣打珠海分行涉嫌违规销售人民币理财产品”，渣打银行深圳分行10月22日给予了反驳，称“我们有电话录音，当初向唐说明了珠海分行没有人民币业务牌照，所以需要在深圳分行开户”。而当记者再三要求渣打提供电话录音以确认时，渣打深圳分行表示需再向业务部门核实有关录音的事。23日，渣打深圳分行公关部回复本报说，“并没有相关录音”。
而渣打方面曾明确向本报记者表示，“我们也很困惑，因为唐先生一直拒绝与我们沟通。”唐先生一直坚持要向广东银监局投诉，并称行政渠道不通的话，则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即使达成协议，也一定要让银监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渣打违规方面做出处理。”
“要求签署这种协议其实不道德”
渣打与部分投诉客户签署的标准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应？
“这种协议相当于保密协议，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应。但如果协议规定在保密的情况下，银行与投诉者约定的解决方案银行没有履行的话，这个协议是可以失效的，投诉者可以追究银行的责任。”国内某著名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波告诉记者，“银行处于强势地位，要求签署这种协议其实不道德。”
但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向理财周报记者表示，“如果银行做得不合规范，并已给投资者造成损失，不管有没有签署对外保密协议，都应向投资者作出赔偿。”
而记者获悉，银监会10月15日下发了商业银行结构性产品自查通知，还下发了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风险提示。
“银监会要求本月底之前上报自查结果。对结构性产品，要自查风险是否可控、收益是否可算，要排查主要风险点在哪里，并要求银行做好预案措施。因为现在情况与几个月之前不同了，很多产品的投资策略都需要调整。”国内某商业银行零售业务部副总经理告诉记者。
该人士还透露，银监会要求银行要第一时间对投诉做出反应，做好处理机制；对代客境外理财产品的设计、产品销售等环节按照有关要求严格把关，并严密监测程序产品的市场风险、交易对手风险、托管行风险和法律风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