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952

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出售资产以及美联储搭救AIG，这一系列事件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啸，震惊了全球市场人士。中国人不禁要问：这对中国经济到底有多大冲击？

这首先要看金融危机会带来什么？雷曼破产意味着6000多亿美元资产要平仓，这些资产账面价格是6000亿，但市场要出清估计就要资产重估，最后能打几折那是天晓得的事情。雷曼破产后资产要是5折大甩卖，也不知道多少机构后面跟着上吊。光中国招行和中行手里就有几千万雷曼债券，9月16日当天股价就以暴跌回应此事。但由于中国外汇资产大多在美国国债等信用度较高的资产上，蒸发的财富有限。而且中国大量购入的公司债一旦有问题，像“两房”债券，美国政府是不敢得罪中国这样的大债主，只得死保。

对欧美发达国家来说，短期内人们无论如何都要勒紧裤带过日子了。这对于以出口为主要经济增长引擎的中国来说，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是外需暂时性萎缩。

外需引擎熄火，短期内防止经济下滑的最佳手段，理论上就是启动投资和消费这两个引擎。前者需要政府积极财政多搞公共工程，并且降息。这二者中国已经开始做了，从各种迹象看，后面可能还有更大的动作。而启动消费引擎短期内几乎不可能。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整、政府掌握国家财富太多，这三点决定短期内消费因素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谁有钱还用你教他怎么花？

积极财政和降息短期内能提振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根本还是靠制度创新提升劳动生产率。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朝野上下对此议论多年，但现实中中国经济增长靠简单的投入持续很多年，根本不理会学者官员这些调调儿。主要是以前中国劳动力似乎无穷无尽，资源由于价格管制似乎用之不竭。而现在工资和原材料价格近年来暴涨，企业开始吃不消了，不得不考虑靠技术改造、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图谋生路。这个时候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产业升级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后发优势存在，发展中国家只要制度不构成障碍，可以顺利地跨过这个坎。这一点，看看东亚国家经济史就明白。

但中国现在确实存在产业升级的制度障碍。最大的制度性障碍就在于价格、金融和资本管制太过严厉。资源产品价格长期被人为扭曲，使得市场根本没有动力增加供给或者替代产品，也让企业没有动力产业升级。能耗指标列入地方领导政绩考核表中，这更让人啼笑皆非。这是企业和市场的工作，哪能劳驾地方大员出马监督？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部分是中小企业，目前金融系统严厉管制下，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更多将精力放在规模以上的企业身上。金融系统的孱弱使得经济体中最有效率部分无法壮大成长做大，政府官员更乐于“做大做强”搞企业集团，哪有心思放在搞活中小企业上。另一方面，中国国有垄断经济势力太过强大，通信、能源、资源矿产、铁路交通等诸多行业都由国有势力把持。1996年－2001年“国退民进”的市场化趋势，在2004年之后由于宏观调控，在诸多行业反而出现“民退国进”的局面。宏观调控是政府应对经济非常局势时候的非常规行政强制手段，现在却常态化，这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倒退。如果宏观调控持续有效成为政府管理经济常规手段，那意味着数百年来的人类市场经济的成就基本被否定——这是不合乎常识的。

以上制度性障碍实际上构成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最大利空，只要上述几个方面中国政府解决一个或者两个，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提高空间将非常惊人。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面对当前国际市场的剧烈动荡，中国应该加大对内的市场开放和改革，这应该成为未来一个重要的政策思路。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刺激经济需要“踩油门”，但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松刹车”更为有效。

国际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经济体而言，短期冲击可能不会很大。考虑到中国万亿外储和美元贬值前景，中国经济的麻烦不是在现在而是在未来。对于现在中国经济来说，进行制度变革，放松国内市场管制，加快产业升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缓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最佳办法。

xionghu2200

我们的问题比欧洲、比英国要严重得 多得多。我们不但有二元经济所导致的民营经济的全面箫条，我们还有不可知的未来金融海啸的冲击。

你晓不晓得什么危机在你面前，全世界各国的政府现在已经拟定了三个方针：第一个方针，就是政府出面协助 各个金融机构的负债问题渡过难关。第二个问题，充足各个金融的资本，如果还不行，第三个，充足国有化，如果还不行有没有第四个，没有人希望最坏的情况发生。

美国，掌控着定价权，透过6+1的6席卷了90% 的产值，这种情况，他们竟然发生了次贷危机，你能不能想象他们的防火墙一旦破裂以后，洪水将席卷90%的产值，想到了没有？美国防火墙破裂的结果冲击到以美国为首的90%的产值。然后再冲击到中国的10%的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