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全球金融危机加重，投资者风险厌恶情绪上升，美元汇率顺势大幅反弹，欧元对美元跌至1.35附近，澳元对美元跌至0.65附近，美元指数最高升至83以上，反弹高度超过17%。然而，短期反弹并不会改变美元长期贬值趋势，美元霸权地位延缓了美元的贬值，但最终将加速美元的贬值。
美元“中心”地位并不稳固
当前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仍然是以美元作为中心货币的全球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则把巨额的流动性转化为庞大的美元储备，导致发展中国家美元储备激增和外汇储备由发展中国家集中持有。庞大的美元储备又是美国攫取国际铸币税的物质基础。美国之所以长期实行“双赤字”政策，保持零储蓄和高消费而无债务危机之虞，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凭借金融霸主地位和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来攫取国际铸币税，消费其他国家提供的廉价商品，低成本地使用其他国家提供的资本。一方面，这相当于免费地为美国的高消费和低储蓄提供融资，使全球的福利流向美国；另一方面，由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所决定，经常项目逆差导致巨额美元外流，其他国家美元储备的不断累积正是美国攫取国际铸币税的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不具备内在的稳定性。首先，全球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1995年到2008年第2季度，美元比重从59.02％升至72.69％,然后降至62.48％，欧元从8.54％大幅升至26.99％，日元从6.78％大幅降至3.41％，英镑从2.12％大幅升至4.74％，瑞士法郎一直在0.2%左右徘徊而居于次要地位，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货币则从4.78％降至2.21％。其次，全球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1995年到2008年间，美元比重逐步下降，欧元比重缓慢上升，英镑比重显著上升，日元比重明显下降。
欧元取代美元，英镑取代日元，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然而，美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全球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这将从两个方面导致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一方面，在外汇储备集中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全球美元储备逐渐集中在中国、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少数几个“大户”手中。这些“大户”的外汇买卖对全球外汇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美元的走势。而且，在美元长期走软的情况下，这些“大户”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一旦某个“大户”抛售美元，为了减少或避免美元储备的损失，其他“大户”会迅速跟进、竞相抛售美元储备，形成“羊群效应”，这很可能导致美元汇率的“超调”乃至崩溃。
另一方面，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下降将直接导致美国国际铸币税的减少，这将使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逐步丧失稳定的弥补途径，使其更加倚重于稳定性差的外债和短期资本流入项目。照此发展下去，美国很可能陷入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乃至引发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
铸币税减少加剧美元贬值
任何一种国际货币都面临“特里芬难题”的挑战，但是，进一步考虑货币周期的因素，“特里芬难题”的缓解空间则大相径庭。
在经济上升期，美元虽然在贬值，但由于美元霸权或美元的软权力优势，国际铸币税的增加大大缓解美元的贬值压力，即大大缓解了美元信心不足的问题。美国从1959年至今一直出现经常项目逆差，而并没有陷入债务危机和美元崩溃，美元所带来的国际铸币税对此起到实质性支撑作用。1977－2006年，铸币税对经常项目逆差的覆盖比率高达86.2％，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经常项目逆差通过国际铸币税得以“抵消”，这也解释了巨额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为何没有导致美元大幅快速贬值的原因。
而在经济衰退期，美国的国际铸币税减少，使美元贬值逐步丧失了制动阀，国际铸币税已无法挽救美元信心的危机，表现为美元的加速贬值。以1997年为拐点，铸币税对经常项目逆差的覆盖比率总体上经历了先上升后下跌的过程，说明铸币税对经常项目逆差的弥补能力出现了实质性的下降，连续出现缺口，这正是导致美元汇率的大幅度贬值的直接原因。这充分说明，国际铸币税能有效抵消巨额经常项目逆差对美元币值的冲击，从而具有“保护伞”的功能。随着近年来美国国际铸币税的抵消能力的降低，美元趋向疲软是大势所趋。
在上述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下，美国很可能陷入“国际铸币税减少—美元进一步疲弱—国际社会弃用美元—国际铸币税进一步减少……美元进一步贬值—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一恶性循环。因此，美国国际铸币税的减少很可能成为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导火索。
可见，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全球性流动性过剩转化为庞大的美元储备，成为美国攫取的国际铸币税的物质基础。正是凭借着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美国攫取的国际铸币税成为弥补其经常项目逆差的稳定来源，这进一步纵容其长期“双赤字”政策和高消费，而无债务危机之虞，这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更是延缓美元大幅贬值的“制动阀”。随着“制动阀”的失灵，美元加速贬值是迟早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