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写的了，当时是连载，现在整合一下，凑成一整篇。
老毛和小宋
一
跟老爸通了半个小时电话，他给我讲了很多文革的故事。
老爸说他初中毕业那年为了向当时全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那头儿表忠心跟四个同学组成红卫兵先锋队从中国大陆最南端徒步往北京走，不料走到郑州的时候却被告知党中央宣布窜联结束，大家一哄而散，他们也只好原路返回。
那会儿，我爷爷已经被打成了走资派，而这不过是因为他是一个管电影院的小头目，当时的逻辑是，凡是当官的都有走资嫌疑，都要被监管甚至批斗，结果我爷爷就跟着糟了殃，就算他祖上跟“黑五类”一点关系没有，只是从福建迁徙而来的渔民而已。为了表示自己决心痛改前非，我爷爷给我爸塞了20块钱，作为支持红卫兵进京窜联闹革命的盘缠。
这20块钱在当时可是一个大数目哩，差不多是一个月的工资。不过，这点钱，还没走到郑州，也花得差不多了，虽然当时全国上下搞的是大锅饭，吃饭基本上不用钱，看到饭堂只管进去坐下就吃，但老爸再三强调，他们那一伙一路上需要花钱的时候全都老老实实先拿钱去换粮票布票，不像很多红卫兵，买东西随手在纸上记一笔就当是赊了，反正国家已经下达了通知，号召老百姓以实际行动上支持红卫兵们。
我问老爸，你们几个人一路上怕不怕，当时社会乱么？老爸回答，不怕，也不乱，因为文革刚开始，大家还没怎么闹，武斗是文革后期的事儿，当时一路上只是到处有人发革命传单，别人发给他们，他们也发给别人，再就是给老百姓宣传毛思想，让大家看清身边的牛鬼蛇神。他说他还参加了宣传队，带大家唱表忠歌，说着说着他在电话那头唱了起来，我听到他身边的老妈乐得哈哈大笑。只是，他却也没觉得这很好玩，只是因为当时环境是那样，大家都争先恐后加入红卫兵，都争先恐后积极要求上北京窜联，你如果不跟着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就会被看作是落后分子，遭人白眼。既然他学习上总是全班第一，闹革命当然也不能落人后。
关于红卫兵，老爸的记忆是从宋彬彬改名成宋耀武开始的，他说当北京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受到毛头儿接见并在其亲切关怀下把名字改成宋耀武的消息传到他所在的学校里，大家很快就组织起来成立红卫兵队伍。那时课已经停得差不多了，大家惟一的任务就是尽快加入红卫兵，中学同学加入红卫兵，小学同学加入红小兵。据说，红卫兵里还分很多派系，老爸一口气给我列了不少，可我一个也没记住。
“三反分子”彭德怀
二
周末电话回家，继续听老爸讲文革的故事。
上回说到红卫兵的事儿。据说，当年在广西，红卫兵有两大派系，一派叫“422”（4月22日成立），一派叫“联指”（联合造反指挥部）。不管是哪派，本质上没什么不同，都是要冲击公检法揭批纠斗牛鬼蛇神走资派黑五类，只不过，因为两派支持的上头大人物不同，所以在都造走资派反的同时，也常常对着干。
派系的存在成了后来武斗的渊源，不过，老爸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是太乱，“乱”是从“四大”开始的，时间约莫是1967年。
所谓“四大”就是“大鸣大放大批判大字报”，其目的就是让广大群众积极揭露身边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揭露的方式，除了大字报，就是写检举信。而“大鸣大放”则意味着你想检举谁都行，无所顾忌。于是，“大鸣大放”之下，各种各样的人被揭露出来了，有走资派，有黑五类，也有那些可能只是跟邻居家闹了点小别扭发生过一些口角的小老百姓，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得罪过谁。
无论如何，只要你上了检举信，就没好日子过了。当时有句民谣，叫“八分钱，查半年”，写封信寄出去不过花八分钱买张邮票而已，可被检举那人得受半年的罪。
那半年，如果只是仅仅受点审查或监控，就算走大运了，实际情况是，当红卫兵、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被动员起来之后，被检举的人没有不吃点皮肉之苦，更倒霉的连命都丢了。
我老爸给我说了他们学校两位老师的悲剧。一位是因为出身不好，“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四大”中被纠出来揭批，白天批、晚上批、天天批，不但嘴上批，还被拳打脚踢，没多久就投井自杀了。还有一个历史老师，我爸说他教书教得很好，同学们很喜欢他，结果有一天快下课的时候，带领大家喊口号（当时上下课都要喊口号），不慎将“打倒苏修”喊成了“打倒***”，尽管他马上纠正并再三道歉，但仍然被当场抓获并拉去批斗，饱受折磨后投塘自尽。
最惨的还是我姑丈的爷爷。老人家解放前曾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行医，后来在临近全国解放的时候，毅然拒绝亲朋好友让他逃往台湾的建议，留下来帮助党搞基层卫生工作，还成为当地中医院院长，但仍然没能逃过批斗的厄运。批斗开始后，他每天被批斗完后就被关在医院里，亲戚朋友都没人理他，只有我姑丈，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每天给他送饭。有一天，当我姑丈再去送饭的时候，老人家失踪了，直到后来文革结束给他平凡并恢复名誉，也没找到他的人或尸体。
按照我爸的说法，当时造反派坏得很，经常半夜偷摸着把人拉出去打死后抛尸荒野。
好在我爷爷只是个管电影站的小官，也没有“黑五类”的背景，所以关了一年牛棚就被放回来了，只是公职一直没给恢复，后来只能靠卖中草药维生。
红星照我去武斗
三
关于文革，我最想听的是老爸跟红卫兵的事儿，我特想知道他自己对此是什么看法。以及，他自己有没有打过人。
老爸的回答是，他们那个红卫兵小组比较文明，而且他后来成了“文艺兵”，任务是到各乡各镇去唱歌跳舞宣传***思想鼓励大家揭批牛鬼蛇神，所以也没有什么打人的机会。
他说，他们当时几乎把每一个乡、大队、公社都走遍了，每到一处，先跳个“表忠舞”，完了再带领大家一起跳，还发传单。
文革开始后，按照中央的要求，家家户户人人都要每天做到早请示晚汇报——早上起来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请示，晚上睡觉前对着毛主席像汇报工作和思想状况，期间，饭前还要跳一段“表忠舞”，一日三餐均如此，连残疾人都不能例外。
我爸有个远房姑姑，从小患小儿麻痹症，但每次大家集体跳舞的时候，她也必须跟着一起跳。不过，因为残疾的关系，她每次跳舞都得扶着一根木桩。有一次，跳着跳着，她受不了了，骂了一声“跳你个头跳”（大意如此），把大家都乐翻了，幸好她是军属（当时军队最大），所以也没人敢说她。
虽然社会上很乱，学生都不上课，工人都不开工，但我爸说县里镇上的生活基本上还是有保障，虽然吃不饱，但也饿不死。不过，农村就惨了，被红卫兵和造反派这么一搅和，没人种田了，于是就到文革后期出现了饿死人的状况。
农村闹革命闹得没城里凶，农民比较实在，谁对他们好就帮谁，比如一些被纠出来的人被下放到村里，因为能跟大家打成一片，还会因此被大家保护起来，不让造反派动手。而且，我爸说当时大家都不喜欢“422”，他们中有很多人文革前是小流氓，“打砸抢”下手最黑。当时有这么个笑话，说是造反派（主要是422）下乡动员农民起来造反，同时也是跟“联指”抢地盘，揪出一个县官让农民批斗，结果台下的农民没人上台揭批。造反派头目着急了，随便推一个老妇上台，让她痛陈这个县官的罪行，老太太人挺单纯，没多想张口就喊了这么一句：“×××，你最坏，你比造反派还要坏！”把台下的红卫兵全乐翻了，然后就听到“联指”派的人一阵起哄，让“422”的人不得不赶紧上台把老太太扯了下来。
422和“联指”的矛盾，发展到后来就成了武斗。
武斗斗得最凶的时候是1968年，最狠的那一支队伍就叫“68”。武斗期间，南宁街头就像当年内战期间共军和国军打巷战一样，城里到处都是米袋垒成的工事。武斗双方大炮都用上了，每天枪炮声不绝于耳，烧毁了半条街（解放路），死了不少人。我记得，从小到大，经常听说邕江里捞出炮弹，报纸上说是侵华日军留下的，但老爸说其实很多都是文革武斗的遗物。
随着武斗的不断升级，加上部分地区批斗中出现了吃人的惨剧，中央实在忍无可忍，派来大批军队进驻邕城，周总理还亲自南下招集各派谈判，这才让武斗平息下来。
话说回来，老爸76年文革结束后才进的省城，所以南宁这部分他其实也是听说滴。
土法炼钢
四
说到68年的武斗，老爸显得有些底气不足，毕竟他也是道听途说而已。这时，屡次想插话都遭到老爸粗暴干涉的老妈终于逮着机会把话筒抢了过去。
1968年，两派红卫兵武斗最凶的时候，我妈在城郊一个村子里。那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子，是南宁最大的城郊村，住着好几百户人家。不过，按照村里的习俗，同一个村子里的人都算一家人，于是，整个村子都归了“联指”。
由于担心村外的人（包括从村子出去的人）带“422”回来打仗，不但家家户户夜里都用木桩把门封得严严实实的，村委会还派了民兵把守通往村外的每一处路口，不允许任何人进出。（这让我想到03年非典时期的封校）
封在村子里的老妈，并没有亲眼目睹武斗的惨状，但根据每天不绝于耳的枪炮声，她说完全可以推断出村外有多乱。“城里浓烟滚滚的，一看就知道烧得不清。那次江边油库被炸就更不用说了，站在村里的打谷场上能看得一清二楚。”而那里距江边少说也好几公里。因此，别看封在村子里好像挺安全，大家仍然每天提心吊胆的，生怕哪天炮弹落在身边。
武斗的具体情况，老妈69年进城里工厂上班时才知道更多。她所在的工厂有一个自己的高炮组，武斗时，厂里曾把高炮拉出去当枪使，打死不少人，自己也死了不少人。她那个科室的科长的老丈人就是在拉炮出去武斗的过程中被打死的，同科室另一个同事的亲戚两口子都死了，剩下一个才六岁大的小孩由工厂负责抚养成人。
武斗结束后，高炮组仍然保留着，我妈也曾加入其中，并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跟同事们一起把炮拉进区党委守了好几天。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不过，在老妈的记忆里，真正惨的还要数“三年自然灾害”。那三年，由于之前“大跃进”闹的，田里的稻子都拔了，把土地腾出来炼钢（我姨妈当时才10岁，比我妈大四岁，也不得不跟着大人一起上山炼钢，还不许回家），农民自己的粮食都由国家配给，配着配着就没了，只能向长征里的革命前辈学习，也去挖野菜和草根吃了。何止野菜、草根，老妈说当时是什么都挖，反正是根茎一类的，能吃的都不放过，像甜菜头已经算是美味了，尤其跟又臭又涩又黏巴的芭蕉头比。如果这些还吃不饱，只能吃糠了——用筛子滤细的糠皮当大米煮来吃。
吃着吃着，人就不行了。我外公的两个兄弟和我妈的一个堂兄相继浮肿死去，而我外公也在三年灾害结束后一年因胃病去世，去世时连相片都没留下一张。我妈说，八成也是吃甜菜头吃的。
眼瞅着“天灾”好容易结束了，“人祸”又接踵而至。
自打五十年代反右开始，政治运动就连绵不绝。“天灾”时集中经历搞生产，光景稍微好点，“时刻不忘阶级斗争”的口号就响起来了。“天灾”前是反右、“天灾”后是四清——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在四清运动中，我外公那位一直担任公社大队小头目的弟弟被人告发侵吞大队财物，结果，向来老老实实的他被清出了干部队伍，连带我妈和她那些亲的表的堂的兄弟姐妹们一起被村里划清界限——村里一有集体活动，我妈他们就被赶到山上去割草。
相比之下，老爸在“天灾”期间的境遇就稍微好一些，虽然树皮和树叶没少吃，而且因为营养不良导致两腿发育有些“畸形”，但毕竟家里没死人，也没人被征去修大坝。
1960年，老爸所在的县里决定修一个水库，可是没劳力愿意应征，怎么办？政府派了民兵挨家挨户拉人，凡是有点气力的都拉走，连捆带拖，背后还有枪顶着。到了工地现场，不管吃不吃得饱饭，每人每天都要推一百车，结果饿死累死了数千人，成为当时震惊全国的惨案。
文/狡童
ps：附上69年D的九大视频，每人一本红宝书，愚民那个鸡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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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firefox1987 于 2008-10-9 09:11 PM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