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跑，祖国来了！”
今天也许没几个人知道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但他在 “十九世纪三部曲”里，引用过一句意大利农妇的话：“快逃，祖国来了！”却成为流传至今的名言。
其实，此前的人类先贤们对“祖国”就有过深刻的思考。裴多菲先生的不朽诗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已通俗易懂地告诉人们，“自由”而非“祖国”，才是我们生命中不可让渡的权利。
从殃视里我们也知道，战争很多时候都是以颠覆主权为目的，但战争罪却只追究“反人类”、“反人道”、“反社会”，而不追究“反主权”。
为什么这样呢？这要从国家开始说起。从十八世纪起，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开始在欧洲建立，伴随这一时代潮流，“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被人们认为是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但是，率先强大起来的国家总是喜欢欺凌弱小国家，为了扼制这一“强权即公理”的现象一再发生，国家之间签订了各种各样的国际条约，某种意义上就是“国际法”，以此对国家的“外部行为”进行制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民族国家获得了独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却发现，独立之路并不就是一个民族的新生之路或幸福之路，更多的罪恶在国家主权的掩盖下公然地发生着，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国家主权的深刻反思。
上世纪60年代初，前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在前苏联治病时，喜欢上了该国美食，于是向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要了一名苏联的厨师回国。正是这名厨师，在为蒙博托服务时，发现该总统居然烹食婴儿成癖。良心驱使他逃离这个“主权国家”，并公布了他的经历和蒙博托的“食癖”。这一消息曾震惊文明国家，很多人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这样的“主权国家”，人类应该怎么办？而且蒙博托并不是个“例外”，他只是现代非洲三大食人魔王之一。
当时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好到哪里去。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建设时期比他们在战争时期所“牺牲”的人都要多得多。前社会主义老大哥和当代社会主义老大哥都可为这一判断提供巨大的注脚。
今天的人们早已知道，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否则就会危害人类本身。人权其实就是对国家主权这一权力的制约。对人权的尊重，才是国家健康行使主权的保证。一个不尊重人权的国度，对内，主权会成为一个暴君或一个强权组织用作于隔绝世界、图谋个人或集团专利的篱笆；对外，会成为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
因此，对一个肆意践踏人权的暴政或邪恶国家，如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汉、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是对天赋人权的最好保护，是完全符合人类正常情感的正义行动。而且人类政治实践也证明：暴政只能被推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暴君因“良心发现”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事实上，“主权高于人权”，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是一个颠覆性极强的概念。据此，可推出美、英出兵伊拉克是非正义的行动；但据此，也可推出人类历史上任何进步的革命都是非正义的，如美国独立革命是非正义的，因为它推翻了英国的主权，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非正义的，因为它推翻了满清的主权。
这种荒谬之至的“理论”，为什么得到暴政国家、邪恶国家、专制国家的一致赞同呢？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并非不知道，这是在“自欺欺人”，但是，他们同样知道，只有“愚民”，才能维系他们社会的稳定和延长他们的“执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