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一周
在华尔街的危机中，我并没有处在像雷曼兄弟或AIG那样的风暴中心。当然，也不是旁观者。如果我所在的基金不幸重仓持有雷曼兄弟或其他暴跌的金融股，那我估计也会沦为风暴的牺牲品，立马要卷铺盖回家。
这种卷铺盖走人或者被迫改换门庭的故事，自去年次贷危机以来，在我的大楼里已发生过好几起——外界有人把这幢楼称为“对冲基金大楼”。
其实，这幢大楼从一开始就感受到次贷危机的凛冽。它的7楼和8楼曾是贝尔斯登的资产管理部门，即对冲基金部。去年6月，贝尔斯登旗下的两支大对冲基金崩盘，成为第一批次贷危机的牺牲品。大半年之后，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纳入囊中。
坐电梯再经过7楼或8楼时，入门处已经刷上了摩根大通的招牌，贝尔斯登成为历史名词。
最新的故事发生在两周前。在一次去茶水间的路上，我发现相邻的办公室一片漆黑。这里驻扎着一家管理5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基金管理人是一位温和有礼的日裔美国人，在医药投资领域卓有声望，曾登上过专业对冲基金杂志《Alpha》的封面。
秘书说，这家基金关门了。后来我了解到，它的业绩并不算太坏，今年只是跌了几个点而已。然而，它的主要投资者是一些大机构。当华尔街上草木皆兵时，机构投资者大批赎回，最终它只能关门了事。
和过去一周里发生的改变世界金融进程的一连串大事相比，这些故事也许只相当于垫场。
9月15日，星期一，我很早就到了办公室。正巧大楼里空调都停了，闷热异常。很多人耐着闷热，守在交易终端前，心情复杂地等待着股市开盘——在上一周，雷曼兄弟的股价有两天跌幅超过40%。雷曼兄弟的命运成了最大悬念。
悬念没持续多久——雷曼兄弟赶在开盘前宣布了破产的消息。早晨八点多，距离股市正式开盘还有一个多小时，绝大部分的股票都还没有动静，雷曼兄弟成了预盘交易的主角。股价也从上周五的3美元多，一下暴跌至20多美分，成交量迅速超过上亿股。
此前一周，当雷曼股价暴跌到7美元左右时，《华尔街日报》还做了一篇报道，报道雷曼兄弟主要管理层所持股票的价值大幅缩水，比如CEO理查德·傅德（RichardFuld）的股票价值从近9亿美元跌至只有1亿美元多。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余下的1亿多美元也几乎变为废纸。
破产的雷曼兄弟迅速变成历史。周二，AIG成了新的担心对象。市场在忧惧与期待中度过了一天。当晚，美国政府宣布投入850亿美元，拯救岌岌可危的AIG。
当天，一位朋友给我转来一篇中文报道，称现在华尔街不景气，不少中国人纷纷回国，一些没回国的失业的人开起了餐馆或理发店等。我回复说，如果我失业了，大概只能去火车站扛大包了——理发和开餐馆有技术含量，我干不来。
周三，道指再次大跌449.36点。晚间的财经新闻中，股价连挫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成为新热点。CNBC晚间节目当家主持人拉里（LarryKudlow）问一位连线的记者，摩根士丹利的情况如何？记者回答，大摩正在与美国商业银行Wachovia接触，最新的消息说中国的中信证券有意洽购大摩。这位主持人老兄一听，激动地说：“摩根士丹利是国宝，我们不能让中国人买下它！”
如果在一星期前，有人说摩根士丹利在寻找买家，肯定会被认为是疯了。但是现在，即使有人说美国政府准备打包出售，估计都会有人信。我给中国投资公司（CIC）的朋友发邮件，询问CIC是否在洽购大摩。他回信一副外交辞令：无可奉告。
这一天，银行间的真正拆借几乎停止了，因为没有人相信其他人。
周四，在UBS（瑞士信贷银行）的交易系统里，我再输入LEH(雷曼兄弟的证券代码)，发现它已经不存在了。整个大盘似乎仍然在毫无希望地下跌。下午二点多，我正在电脑前吃盒饭，发现交易系统里各种股价一路疯涨。CNBC和彭博社快讯说，美财政部和美联储正在考虑一揽子的救市计划。当天道指大涨410.3点。晚上的财经节目中，纽约证交所交易员那种如似重负的表情被反复播放。
周五，关于美国政府一揽子救市计划的报道铺天盖地。布什总统的照片登在头版，交易员满脸欢欣的照片也出现在报纸上。我们基金持有的股票全部跳空高开。中午乘电梯下楼，电梯在8楼停了下来，两位摩根大通的雇员走进来。其中一位对同伴说：“这周末应该是可以睡个好觉了吧！”
一觉醒来，也许发现世界全变了。9月22日，又一个星期一。最新的消息说，摩根士丹利和高盛要转变成传统的银行控股公司。它们将接受银行监管机构的严密监督，满足新的资本金要求，盈利水平也将大不及从前。这两家硕果仅存的著名投资银行将被迫转型。
彭博社的一篇报道说：“一个时代结束了”。
一周内发生了这么多的事。雷曼兄弟的破产似乎已经过去很久了。一位朋友有些惋惜地说，如果雷曼兄弟能坚持到周四就好了。但在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假设是没有意义的。
也许有人会将雷曼兄弟或美林的命运归咎于不理性的市场，但是凯恩斯说过：“市场可以维持不理性之久，常超过你可以维持偿付能力的时间”。1997年LTCM（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台后，他的这句经典论断就被反复引用。雷曼兄弟和美林再次验证了这一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