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个曝光三鹿奶粉的记者：紧张得睡不着觉
三鹿倒了，因为我的一篇《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点名报道所引来的质量问责风暴。
对此，我没有丝毫地兴奋，而是有着诸多的悲伤(不是悲哀），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知名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对于国内企业传媒关系上的“弱智”，对于媒体“社会良心”的失落。
说出事实，我一个晚上没有睡好
我不是患肾病婴儿的第一个报道者，此前湖北、甘肃等地有媒体早就有过多次报道，但是当说到患肾病婴儿喝的是奶粉企业时，都是说“某企业”。
我很能理解这些媒体的顾虑。
对于今日的媒体来说，他们要政治家办报，更要企业化经营。没有比报社的老总来说更难做的领导了，所有的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更难为他们的是，手下还有一大堆人等着他拉广告来养活。
对于今天的记者来说，在市场化地大潮与各种新闻禁锢中，早已没有了前辈新闻人及自己当初入行时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动不动就坐上被告席的他们在强势的企业面前只不过是名召之即来呼之即去的“小记”。
9月10日，看到甘肃当地媒体关于14名婴儿可能因为喝某品牌的奶粉而致肾病报道。联想到当年安徽阜阳假奶粉的报道，感觉这可能又是一个重要食品质量安全问题。
随即联系到甘肃的共军第一医院，医生们介绍说，以往一岁以下的婴儿得肾病非常少见，同时他们也还没有确定奶粉是不是致病的确切的原因。
因此，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也在为要不要在稿件中直接点出企业的名字而矛盾。不过，该院的李文辉医生介绍，婴儿最主要的食源就是奶粉，另外的可能就是水质。这句话让记者对于奶粉可能就是婴儿的病源有了更多的信心。
此时，我感觉证据还不充分。8月底，湖北一家媒体也曾曝出有三名分别来自湖北、河南、江西的婴儿可能因奶粉而患肾结石，报道也没有点是哪家企业。通过朋友找到了报道的记者，得知喝的也是三鹿奶粉，只不过报社出于多种原因没有点名。
多个不同的地方出现了相同的病例，我初步判断这可能不是由于水质问题，最大的根源还是出在奶粉。于是决定写稿时直接点出“三鹿”的名字，虽然可能会面临着各种风险。
还是不放心，于是又联系到三鹿集团的传媒部求证。该公司的工作人员信誓旦旦地保证，奶粉没有质量问题，且声称最近甘肃的权威部门对其奶粉进行检验也证明质量完全合格。
在奶粉品牌中，国产的三鹿说实话并不陌生，但是对于其真正的历史还是不太了解。于是上三鹿网站进一步地了解其资料，几个信息让我对这家老牌的国产品牌增加了不少的信用度和好感:有着近半个世纪的悠久历史；占市场约18％的份额；还是神七航天员指定专用奶。
神七航天员是否真的天天喝三鹿牛奶，我看未必。从营销和品牌宣传的角度看，这点说明三鹿在品牌的宣传上还是花了不少心思和代价的。
说实话，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一些国内的优秀品牌不是被市场化浪潮卷得无影无踪就是被国际化的潮流所吞并（如最近的汇源果汁）或求着别人收购（如宗庆后的娃哈哈）时，三鹿仍然能够在这个浪潮中屹立不倒，让我对这个国有的民族品牌（虽然外资也点有很大比例）有了更的崇敬和好感。
因此，当做这篇可能会让企业面临灭顶之灾的报道时，我有过很多的顾虑和挣扎。我怕如果因为自己一篇可能错误的小小的报道给这家优秀的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造成巨大的损失。到时，我不但要坐上被告席，还会为千古罪人，甚至会被人扣上个被外资品牌利用打击民族品牌的罪名。
所以在奶粉与患病婴儿之间的关系的论据求证上我格外地严谨，在行文写作时自然更是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对于三鹿强调自己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回应，我差不多一字不落地照登。除此之外，在新闻标题里，我再次强调了三鹿公司“没有证据表明奶粉导致婴儿患肾病”的结论。
虽然意识各种风险，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做出了“点出三鹿企业名字”的决定，否则我总感觉到良心上有些不安。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也不并不容易。
在报道上版时，我脑子里晃动的都是第二天三鹿公司气势凶凶地打电话指责记者的不负责任，并要把记者告上法庭的景象。说实话，这个晚上，我都没有怎么睡好。
出现危机，三鹿缺乏协调应对能力
报道见报后，网站的大量转载让三鹿公司随即陷入一场风暴，我也作好了面临三鹿公司责难的心理准备。
11日中午到报社上班时，同事就告诉我，上午三鹿公司打来了多个电话。
下午，终于接到了自称是三鹿公司的刘小姐又打来的电话希望记者从网站上撤稿。其理由是，甘肃14名患肾病婴儿基本上是分布在同一片区（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得出这个共同点，这些患病婴儿分布的地域可谓方圆数百里），可能因为这些地方的水质有问题，与奶粉无关。其次三鹿的奶粉刚刚被质检合格，所以问题一定是与患者自己身上。
当记者问:那么湖北、江西、河南和江苏等地也出现一些因食用三鹿而出现肾病的婴儿又该作何解释？难道全国这么多的省份水质都有问题？这位刘小姐支吾半天说不清楚后称“这仍可能是与水质有关”。
这位刘小姐反问记者说，石家庄人天天吃这个奶也没有出现问题啊？
当我询问这位刘小姐大名时，回答是“就叫刘小姐”。
由于我对三鹿集团的传媒部有几个不解。
其一，这位自称是三鹿集团传媒部刘小姐说了半天，除了对三鹿的问题奶粉调查发展到了哪一步说不清楚之外，对于同一部门的杨小姐也不认识。对此，刘小姐解释说的三鹿集团很大，人很多。我真的有点难以想像三鹿公司的传媒部到底有多大，以致于和媒体沟通前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情况了解。
“你什么都搞不清楚，是对你们公司的不负责，你们公司要这个传媒部什么用的？”，记者超出了本身的采访职责，把这位刘小姐教训了通。
被逼急的了刘小姐最后说，记者没有证据证明三鹿公司奶粉有问题，这侵犯了其知识产权（为什么是知识产权，而不是名誉权，还没有想通）。
其二，我很奇怪这位小姐为什么不打我手机，因为头天我已留下手机给该公司的传媒部，也是希望如果他们有什么情况需要补充说明可以随时联系上我。这说明这个传媒部的管理是一团混乱。
其三，此前一天在采访三鹿公司的传媒部的杨小姐时，当记者问晚上是否能联系上这个部门，能否留下其手机时，这位小姐称自己的手机是私人手机不方便留给记者。采访过很多出了负面新闻的企业，第一次见到不愿意留下手机以方便记者联系的。
其四，9月10日，记者在采访甘肃14名婴儿因食用三鹿奶粉可能致肾病的稿件时联系三鹿集团传媒部，想确认三鹿奶粉是否真的存在质量问题和对婴儿可能因为吃了三鹿奶粉而患肾病的情况是否知情。
两点时打了电话，有工作人员告知要到两点半上班。怕打早了，等到三点才打。接电话的是三鹿公司传媒部的杨小姐。回答说，三鹿公司已经委托了甘肃权威质检部门进行了质量检测，结果证明奶粉质量是完全合格的。
当记者问是甘肃的什么权威质检部门？是在何时做的检测？得到的答复有些令人失望，这位杨小姐除了重复三鹿是个有多年历史的知名负责任的企业之外，对于事件进展似乎知之不多。
凭我的观察，这位杨小姐要不是在糊弄记者，就是对整个三鹿问题奶粉发展到哪一步根本不知情。
从三鹿自己公布的情况来看，在6月份时就知情奶粉可能有问题。在9月11日之前，在所有媒体的报道中的还是“某媒体”的三鹿对于一些患病婴儿家长的回应如何我不清楚。但是在11日记者的报道见报后，我看到三鹿的在人民网的回应中，很多话基本是原封不动的直接引用记者前一天的采访，甚至连引号中的句子。
我罗唆这么多的意思是，对于三鹿公司来说，在企业出现危机时，缺乏足够的协调应对能力，特别在在媒体攻关方面更是“弱智”。
当然，可能三鹿并不弱智，这几天网上暴出有公关公司为其出谋划策:出300万给百度，封杀所有的负责新闻，这招也够狠，不知其实施了没。
面对消费者，三鹿缺乏足够的社会责任感
三月份接到消费者的反映，6月份人越来越多，8月份偷偷摸摸地停产。从三鹿自己公布的信息来看，这家企业对于自己的奶粉有问题早已知情。
那么为什么在在长达三个月多的时间里，为什么没有全部收回？为什么没有告知消费者？
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没有看到三鹿集团拿出负责任的行动。如此对消费者生命不负责任的行为必然会导致企业生命的终结。
9月12日上午，当记者的直接点名报道被各大网站大量转载后。三鹿集团向人民网发了一个问答式的回应，声称自己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没有证据患肾病婴儿与喝三鹿奶粉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早知道自己奶粉有问题的三鹿此时仍然发出这样的声明，显然是想作最后的垂死挣扎。这也可以看出，死到临头的三鹿仍没有一点点回头是岸的悔意。
12日晚上9点10分，在做完当天的报道后，我坐上从上海飞往兰州飞机。这飞机上，我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因为报道出来后整整一天，三鹿仍如此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我想“是不是我报道写错了”。
近零时，抵达兰州机场，一开手机就接到同事的短信:三鹿决定召回8月6日前的婴幼儿奶粉。
在一边指责媒体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之前，心虚的三鹿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是一个迟到的正确决定，但一切都可能无法挽回，我似乎看到一个号称有着半个世纪历史、在国内奶粉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企业的轰然倒塌之声。
回头看，如果几个月前，三鹿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情况是不是会好一些？我想，对于一个牵涉到婴儿健康的食品企业来说，早承认的后果也是死，因为没有一个母亲敢把自己的孩子用作一个拒不认错企业所生产出来的奶粉的试验品，何况当初还伤了她们的心。
早承认早死，晚承认晚死，结果一样，死法不一样:早死的话，人们在伤心地同时还会夸一句“有勇气、负责任”；垂死的话，没有同情只会落得骂名。
事件发生后，一些人在网友发贴号召要支持这个民族品牌（虽然也有不少的外资股份）。我想，如此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把成千上万个幼小的生命当儿戏的品牌，不支持也罢！虽然我很多时候也是是个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者，但是此时我努力地让自己保持一点理性。
三鹿的网站上介绍自己时说，经中国品牌资产评价中心评定，三鹿品牌价值达149.07亿元。149.07亿元，用了半个世纪的积累。149.07亿元变成零甚至负数，只用了半年时间。
写至此处时，我心中没有丝毫的窃喜，而是有种莫名的悲哀。
然而，在采访过程中，我看到家长们哭着把不到一岁的孩子送进手术室，我看到正义医生冒着被指责手术不当的风险为婴儿实施全身麻醉救死扶伤，我看到5毫米的的管子从痛苦的婴儿的尿道里插进去时，对于报道让企业垮掉我少了一些负罪感。
这个时代的大船会开往何处？
最后还想说下曾经被喻为“社会良心”和“船头的了望者”的媒体。
网上流传的帖子说，拟让三鹿用三百万封百度的口，这事的真实性还不得而知。然而，在业内，媒体被企业用金钱“封口”事已是公开的秘密。
就从这次三鹿奶粉事件来说，有没有媒体收过“封口费”？就我了解的情况来看，是的可能性很大，但我还是不想去指责这些媒体，因为如果你不是一个媒体人，你无法理解现在媒体生存到底有多么地艰难！在生存就有问题的时候，良心会价值几何？
大学时上新闻理论课时，教授们批判西方媒体被财阀们所掌控，在打着自由名义的同时又失去了自由，年轻的我们曾对此非常失望。然而，在短短的十来年内，中国的媒体似乎在遭受着同样的被企业收买和控制的命运。
我有点杞人忧天，如果作为社会良心的媒体没有了良心，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船头没有了了望者，这个时代的大船又会开向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