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国空巢》提出控制人口的“两手”理论。在古代通过“左手”调控人口：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猛兽、疾病等激烈手段；现在通过“右手”调控人口：不将人口再生产当生产，养老社会化，养孩子成本增高，心理压力增大，生育能力降低，婚龄、育龄延迟，避孕、单身、离婚、晚婚等。虽然目前调控人口似乎是“右手”主导，但“左手”并没有退出舞台，东南亚的海啸、美国的飓风、全球艾滋病、禽流感、中国2003年的SARS、2008年湖南雪灾、山东火车相撞、安徽阜阳儿童口足疫等都让人隐约地感到这只“左手”仍在发威。
2008年05月12日四川汶川县发生7.9级地震，全国几十个省市有震感，受灾区至少上万人死亡（还有6万人杳无音信），其中包括众多中学生，很多是独生子女，他们年已中年的父母将在凄苦中度过余年。这次地震让人们再次感受到“左手”的强大威力。当然，如果依照计生委“人口是负担”的理论，这次地震死亡上万人，为减轻中国人口负担作出了贡献。难怪国家地震局的张立人教授都改行预测人口了。2001年，江西芳林村小学校发生爆炸，炸死数十名学生。事后，当地的镇干部说过一句震惊中外的“名言”：“就当是进行了一次计划生育！”
对于人口调控来说，中国这种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是凭空多出的“第三只手”，既有“左手”的刚性，又有“右手”的柔性，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的帮凶。一旦“左手”（天灾）、“右手”、“第三只手”（人祸）同时出击，中华民族将面临空前的生存灾难。
很多人认为如果人口少一点的话，受灾的人口也少一些。但是灾害毕竟只是小概率事件，如果人口少的话，参与救灾的人口更少，更加难以救灾，很多人口小国无法应对突发自然灾难，只能求助于国际社会，甚至出现政局动荡。南宋叶适说：“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众，所欲而必遂”。《资治通鉴》：“人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就是说人口多，生产多，赋税多，兵员广，国力就增强，也有能力进行救灾、度荒，并且人均赋税轻，人均承担的国防任务也轻，老百姓日子就好过，国家也就容易管理，社会也就更加稳定。
2008年湖南雪灾，温总理多次亲赴受灾地区慰问群众、指挥抗灾，动用全国的力量来支援灾区，河南、山东等多个省出动电力工作人员才恢复湖南的电力供应。如果没有全国13亿人民的支援，湖南能这么轻易度过难关？
这次四川汶川县地震后，温家宝在第一时间赶往四川灾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如果没有全国13亿人民支援，汶川县自己有能力抗震救灾？
每次自然灾害（如地震）之前，自然界都会提前发出预警，动物对这种预警更为敏感。比如这次地震发生前两天（5月10日），临近汶川的绵竹市出现了数十万只蟾蜍迁徙。震前，数千里之外的武汉动物园的动物也有些兆头：鹤类无故叫，大象攻击人，狮虎不午睡，斑马频撞门。
中国传统认为人与自然也是一体的，相互联系、相互感应，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西汉大儒董仲舒有过专门的论述。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之士，董仲舒也在应召对策之列。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
针对汉武帝问的 “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董仲舒对之曰，有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认为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然后会采取惩罚，使其丧邦失国。因此君王应受上天约束，不能为所欲为。
历代很多皇帝，在出现日食、旱灾、蝗灾、洪灾、地震等灾异时，都下罪已诏，逢灾荒年实行免租减赋、开仓赈灾等措施无不深受天人感应的影响。古代虽然也有昏君，但是大多数皇帝还是诚恐诚惶，希望国泰民安，希望提高老百姓的生活，不敢过度扰民，因为他们得考虑“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愿意丧邦失国），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只考虑几年的任期。这一点从历代行政成本就可以看出来。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减少老百姓的负担，将中央官吏由2000人减少到600人；现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官吏有多少？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在其《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中推算，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只相当于当时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而从2007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算起，中国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12.7亿农民才能养得起现在的政府！现在的社会稳定是建立在巨额的行政成本的基础上的，社会稳定的成本太大！现在中国工资总额已经只占不到11%的GDP了（远远低于国际社会的54-65%的比例），老百姓连养一个孩子都感到困难了，已经超出了老百姓的承受底线，再不进行全面的政策调整，社会稳定将难以维持。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反对神秘主义，反对迷信，但他也认为要“畏天命”，主张祭祀。
张衡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他反对迷信，认为当时流传的图谶是“欺世罔俗”，“要世取资”，但是他也赞成“天人感应”之说。汉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4年)，洛阳一带有地震。顺帝恐慌了，下诏叫群臣批评当时政治上的错误。张衡对策说：“臣闻，政善则休祥降，政恶则咎征见。苟非圣人，或有失误。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风拔树木，开金縢而反风至。天人之应，速于影响。故周诗曰：‘无曰高高在上，日监在兹。’闻者京都地震。雷电赫怒。夫动静无常，变改正道，则有奔雷土裂之异。”张衡接着举了几条他所认为是政治上的错误，得出结论说：“中间以来，妖星见于上，震烈著于下。天诫详矣，可为寒心。明者消祸于未萌。今既见矣，修政恐惧，则转祸为福矣。”(袁宏《后汉纪》卷18)。
毛泽东是唯物主义者。1976年3月8日中国吉林地区降落了一场世界罕见的陨石雨。其中最大的一块陨石重达1770千克，是世界上已知最重的石陨石。在郭金荣著《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一书中记述了毛泽东护士孟锦云的回忆。据孟锦云回忆，那天她给毛泽东念了那段陨石雨的消息。毛听得非常认真。听完后，他让小孟停下来，扶他到窗口。他望着夕阳渐落的天际很久，望得出了神。“主席，天上怎么会一下子落下那么多的石头呢？也太巧了，还没伤人。”“这种事情，历史上可屡见不鲜噢，史有明载的就不少，野史上的更多了。”
主席又讲：“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化，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小孟说：“那全是迷信，是古人瞎编的。您真信吗？”毛没有马上回答，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像是回答，又像是提问。同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
仲大军先生在给我的《大国空巢》序言中劝我说：“上天的意志要遏制人口，人类能不顺应吗？因此，痛斥也好，哀叹也好，我们还要看到天命。人类的意志不能违背天命，中国人必须承受天命所赋予的一切酸甜苦辣。易富贤先生是否也应该从这一角度重新思考一些问题”。
仲大军先生认为计划生育是天命。这几年本人也似乎感到一股神奇力量在驱使我研究人口问题（不便多说，我只当成小概率事件算了）。我对宗教没有深入研究，但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凡事都得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但是根据推背图第四十三象（三十年中子孙结），天命也只要中国实行三十年的计划生育。1971年，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为标志，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到2000年，计划生育已经30年，当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远远低于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世代更替水平），计划生育早就应该停止了。但是由于利益集团（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存在，他们编造舆论，说1.8就是“最佳”生育率（非常滑稽的结论），并每次都将1.2-1.3的生育率“修正”成“最佳”的1.8，违背天意，一而再地阻止人口政策调整。十七大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人口政策调整带来了希望。
推背图第四三象
君非君，臣非臣（普通“百姓”罢免最高领导），始艰危，终克定。
黑兔走入青龙穴，欲尽不尽不可说（“不争论”是时代语言）。
唯有外边根树上（生育器官），三十年中子孙结（计划生育三十年）。
1976年特大陨石雨、唐山大地震，预示着政治大变局--停止阶级斗争（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是基本国策）；2007年六月飞雪，2008年湖南雪灾、四川大地震，预示着中国将有大的政治变局--停止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现在的基本国策）。一场地震，损失上万人命；人口政策每延误一年，损失数百万人命！计划生育是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天怒人怨，再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