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还算是多少有些可信的知识来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资本主义都经历过重大经济危机。不管是它是哪一种资本主义，也不管它是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似乎都没有逃过这种历史宿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与前述几个资本主义的标志性时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毁灭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狂野程度也无出其右者。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资本主义内部所积累的危机能量，也可能远胜于前。虽然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一直戒慎恐惧、临渊履薄，虽然中国的技术官僚们可能已经从过往的危机中继承了最多的管理智慧，但中国经济及社会中的种种最新迹象都显示，我们可能无法规避这一命定的劫数，所不同的可能只是危机的形式及其后果。如果非要寻找一个具体的历史对应者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地貌与1929年之前的美国的确有几分相似。在1929年的灾难之前，美国人在一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场自由资本主义的宏大戏剧，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但灾难几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从天而降。虽然最后的结果相当幸运，但危机的毁灭性却差一点就断送了这个如今独步全球的资本主义文明，其惨烈程度我们可以从当时华尔街的历史照片中获悉。美国1929年开始的危机，正好与当时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危机重合，这也正是今天中国可能的历史际遇。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示的那样，如果中国30年改革积累的内部危机与全球体系60多年的外部危机相互叠加并发生共振，将大大增加危机的复杂性及可管理性，因而也将大大增加危机的摧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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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危机注定要到来，那么，哪里才是我们最后的避难所？一如我们无法真正看清危机本身的面貌一样，我们也无法真正了解，我们如何才能从危机中幸存下来。或许，我们真的无处可逃。然而，现在就开始行动总比坐以待毙要好得多。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提前看到了一场与危机的赛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古老的智慧，可能是我们幸免和幸存于危机的唯一希望。
2002年，中国执政团队在毫无波澜的情况下实现了新老交替。但这场看似没有任何戏剧性的接班，却开启了中国三十年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就其精神取向与内在气质而言，这个被媒体称之为“胡温新政”的改革转向，实际上更像是一场革命。
与革命时代中国留给外界以及学术界的印象截然不同，改革时代的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世俗主义的政权也拥有最世俗主义的民众。有很多人已经观察到，无论是政权、企业，还是人民，效率至上的意识在中国已经发展到相当扭曲的极端程度。因此，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及市场利益主体基本形成之后，微观及局部效率已经根本不是问题。反而是个体的极端理性及效率至上所导致的整体非理性及反效率，已经引发了严重的问题。在中国目前已成公共灾难的环境污染、社会失信、以及贫富悬殊等等都源自于此。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在一直作为中国改革唯一维度的效率与增长的价值之外，为中国改革引入另外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维度，就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不如此，就不足以规制和平衡极端个体理性对整体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的败坏。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胡温执政伊始就一直高举公平正义的大旗，并将其作为新政的核心论述之一。现在看来，这的确找到中国改革最隐秘的罩门。在这种新思维的视野之下，缺失了公平正义的经济增长，不仅不能带来合法性，反而会加剧社会资本及环境资源的快速干涸，并最终导致增长的停滞和社会的解体。所谓和谐社会，其实就是以公平正义为社会新的价值基石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基础及自然环境基础的可持续性上取得一种平衡。虽然这些论述被官方意识形态机构解读得相当糟糕并因此受到民间社会的习惯性调侃，但很多人并没有发现，与过往“发展就是硬道理”以及“闷声发大财”改革取向相比，这里隐含着中国改革对经济增长一个重大的认识论转向。从这种认识出发，胡温新政在公平分配、扶助弱势、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一系列的努力，其目的就在于要将人民的认同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移到更加坚实的公平正义的价值上来。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公平正义基础上的繁荣与富足才是一个社会永续生存的基础。在这一层意义上，胡温新政的实质是在中国改革已经被废弃的精神之维上重建一种新的社会和国家认同。如果我们的人民和领袖有更加伟大的宏愿，那么，这就是建设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的重要起点与契机。胡温转折的革命性意义也正在于此。对这种革命性转折，我们应该给予最大程度的鼓励。但是，如果仅仅消极地将公平正义当作维护稳定继而维持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一种权宜之计，如果仅仅将公平正义理解为扶助弱势而不是社会和经济运行的普遍准则，那胡温转折的革命性意义将大打折扣。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国目前主流意识之中，公平正义一直就是作为财富增长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这种对思想史和文明史知之甚少的狭隘经济学视野中，公平正义多一点，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就会少一点。这种幼稚的观念离奇地占据中国意识的主流，简直就是中国思想界的一种耻辱。事实上，公平正义作为一种社会的基础设施（虽然它可能无形）以及制度公共品不仅是任何一种财富增长所必须，其外化的后果——更加公正的分配，也是深受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困扰的中国经济本身所急需。一言以蔽之，公平正义的价值内部，本身就孕育着更多和更高质量的财富增长。在中国改革经历了市场化（1978年到1990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推动（1997年的亚洲金融为危机到2000年代早期，朱镕基内阁拉动内需的政策）、全球化（2003年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到现在）三个动力阶段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几个动力已经日渐式微。在这个时候，公平正义应该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强劲的动力来源。正如一位商界朋友形象的比喻那样，公平正义应该成为中国改革的第二级火箭。换言之，公平正义可以推动中国在更加健康的基础上再繁荣三十年。悲哀的是，中国改革三十年所形成的思想及制度惯性太过沉重，它依然裹挟着我们在原有的轨道上风驰电掣。在这个意义上，胡温稚弱的革命实在是一场与危机的赛跑。
自中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以来，由孙中山、蒋介石而毛泽东、邓小平，中国几代领袖和他们的人民一直致力于民族的独立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当这两项国家任务基本达成之后，人民对政府的及格标准将被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之上，那就是：能不能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创造持续的繁荣。中国的新一代领袖必须意识到，经济增长和民族独立本身都已经不能单独为政治合法性的提供持续的资源，他们必须向他们的人民允诺一个更持久的核心价值和更有魅力的愿景。对这种核心价值和愿景的认同不仅是一个民族在遭遇重大挫折时最后的避难之所，也是这个民族能够浴火重生创造一个更伟大文明的发动机。一、二战期间，美国在自由民主精神的基础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一个伟大的文明，这是美国最终能够在战后脱颖而出的关键。那么，中国能为这个世界贡献什么？
注：此文为《大裂变来了》最后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