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恥下流

    摸著石頭過河的時刻，否認“普世價值”，滋生“文革瘟疫”。
   
   
   
    “普世價值”，給歐美帶來了 “民主廉政、高工資高福利”。
   
   
   
    否認“普世價值”，就為“文革”滋生 提供 溫床。
   

   
    想過浩劫這個詞的含義嗎？它對國人道德良心的摧殘是致命的。
   
     你見過兒子為自保，上批判台踢打或揭發自己父親嗎？
   
     你知道紅小兵的孩子們，用皮帶活活把校長和老師打死嗎？
   
     你聽過載著上千知青，遠赴幾千裡的邊疆，列車開動時 ，站台送行的親朋那震天的哭喊嗎？
   
     你相信文革中，廣西殺黑五類吃嗎?如果你在場，你敢不吃人肉嗎？
   
     你不相信，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折磨死，火葬時都不許用真名吧。
   
     這一切人類罕有的罪惡和苦難，沒有清算，沒有清洗，沒有懺悔。背著傷痛和罪惡，駕著痞風， 就一個筋鬥翻到市場經濟。
   
     起初是官倒，而後是貪腐，從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到幾個億。加上陰毛組織部長，鐵道部長，空軍副司令，深圳市長們瘋包二奶；再加上防不勝防的毒食品，躲不勝躲的騙子；醫療，司法，教育的黑幕；再再加上嚇死人的高房價和貧富懸殊。這一切的一切，把人心的良善，折騰的奄奄一息，消磨殆光。都成了冷漠的人。
   
     愛的反義詞不是恨，是冷漠。
   
     這冷漠是有無數無奈聚成。

badbadbad

在中国这污烂之地，远离政途。

無恥下流

來源：《黃花崗》雜誌

　  自古以來，馴良的中國百姓聽到“造反”一詞，無不膽顫心驚。受盡凌辱、以土谷祠為家的阿Q，也知道“造反”會遭砍腦殼的。然而，太陽竟從西邊升起，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神州大地，居然掀起轟轟烈烈的造反運動，五花八門的造反隊風起雲湧。

　　青年學子是“造反”的急先鋒。當年我在江城一所省屬重點中學任教，曾目睹“紅五類”子弟的狂熱行動。出身於革命軍人、革命干部及工農家庭的學生，呼應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造反召令，以“老子英雄兒好漢”自居。他們高舉欽定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大旗，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新成立的“紅衛兵大隊部”糾集師生組成“破四舊”的革命隊伍，先衝向繁華的十裡長街商業區，砸毀帶有“封資修”色彩的店號招牌;後又奔上赭山歷史悠久的廣濟寺，揚言蕩滌“封建迷信”的神龕服飾。僧人豈敢阻擋?我曾悄悄瞥視老和尚靜坐僧房默讀紅寶書的凄涼景像。返校後，聽說天主堂附近的一所職業中專造反派，與我校紅衛兵隊伍是同時出動的，一些人試圖衝進天主堂砸掉鐘樓上的耶和華雕像，被市政府頭腦清新人士勸阻。

　　隨後，“勸阻”革命行動者，便成了“炮轟”物件，造反派揪住不放。“紅五類”子女驕橫不可一世，他們在校園舉辦“抄家戰果展覽”：從知名工商戶抄來的金條、銀元，從“四類分子”家中奪來的古玩、古書字畫，均在其列;他們還當眾焚燒了一批“封資修”書刊。出身不好的教工、學生家庭，此期也遭到掃蕩。坑害本校師生，激憤了善良人群。一般勞動家庭出身的學生聚攏了，他們堅信自己也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心向北京城”的革命小將;他們認為，鬥爭的矛頭應指向有實權的“走資派”，殊不知那正是“紅五類”子弟的靠山。這群學生成立了聲勢浩大的“為革命造反敢死團”，痛斥“紅衛兵大隊部”是“保皇黨”。一些溫和派的學生，不願介入兩派對立，另外成立了“韶山兵團”。

　　六月驕陽似火，校內再也沒有平靜的課堂。幾派造反隊爭相批鬥校長、教務主任、骨干教師，揭發他們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我們這所百年老校，被批成“古、大、洋、修”的毒草園。大字報貼滿牆，“走資派”被戴高帽子游街，有政歷問題的老教工遭剃花頭、掛著“牛鬼蛇神”牌子示眾。

　　校內人心惶惶，教工隊伍各有盤算。一慣“靠攏組織”的激進教工，組成“紅旗戰鬥隊”、“井崗山兵團”，追隨“紅衛兵大隊部”的革命行動。有正義感的教工，認為對待學生應當一視同仁，“家庭出身不好”怎能成為歧視對像?他們贊同“敢死團”的革命主張，於是成立了“老三篇戰鬥隊”、“永向前”造反隊。什麼組織也不參加的逍遙派，靜觀時局變化。少數有政歷疑點的人，被排擠在造反隊之外。數學組有個人“不服氣”，獨自一人貼大字報，署名是“鷹擊長空戰鬥隊”。

　　“走資派”、“牛鬼蛇神”是遭批鬥的靶子，造反派和保皇派都自詡“無限忠於最高統帥”、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勇猛戰士!兩派大辯論，架起高音喇叭爭吵不休;繼而，砸磚頭、舞棍棒，由“文鬥”轉向“武鬥”。兩派均與校外相關組織有串聯活動，並取得人力物力的援助。

　　國營造船廠的“工總決戰師”、郊區農委的“農總常勝軍”、公安系統的“驅虎豹造反隊”、醫科大學的“白求恩醫療戰鬥團”，均是工農力量聚集的造反組織，是我校“紅衛兵大隊部”依附的強大後盾。

　　市區兄弟學校組織的“刺刀見紅造反隊”、“全無敵尖刀連”、“武工隊”、“輕騎兵”、“大刀兵團”、“烈火金鋼兵團”、“衛東彪猛虎團”，均與我校 “敢死團”結為親密伙伴。不甘屈居社會底層的“小學教師造反司令部”成立時，“敢死團”派員前往祝賀!碼頭工人組成的“硬骨頭造反隊”頭頭，正是我校“敢死團”文宣部長的堂叔。勞改、勞教釋放人員就業困難，不少人投身建築工地以挖土方為生;這類新生自由人群，也大膽成立了“土聯兵團”。他們身強力壯、敢拼敢闖，其中就有“敢死團”成員的親屬。

　　正當兩大派激烈較量之際，校園居民區晚間常有值班人員敲響破鑼、面盆，此事驚動了看管“牛棚”的專政隊員。他們逮住了幾個穿著黑衣服的偷、砸、扒、拿分子;被審問者自稱是“五湖四海造反隊員”，晚間出來“籌備軍餉”。

　　公開亮相的造反派組織吃住不愁。校內兩大派的骨干分子各據一樓，吃在食堂，生活用品由米廠、食品公司同派組織源源不斷地支援。

　　學校早已停課鬧革命。高考制度遭廢除後，畢業班的學生更是無憂無慮干革命。市內很多工廠處於停產或半停產狀態。鬧市街口，成了大辯論的戰場。京城南下串聯的大學生，大肆宣講全國造反形勢的新動向。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被造反派視為行動指南。

　　一九六六年“八一八”開始，最高統帥先後七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神州造反運動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驚濤駭浪。地方政府機構指揮失靈了;一九六七年初，各地刮起“奪權”風暴。我們江城以“紅五類”為核心的造反組織，得到地方軍分區的暗中支持，策劃成立“三結合革委會籌備處”，大唱“三籌處好得很!”另一大派不甘示弱，成立了“全市革命造反隊聯合總部”;簡稱“聯總”的游行隊伍高呼：“三籌處好個屁!”外地人都知道“江城兩大派：好派和屁派”。當年的 “屁”字並不粗俗，偉大統帥的詩詞中就有“不許放屁”名句。

　　“好派”和“屁派”由唇槍舌戰升格為舞刀弄槍了。槍炮轟響，江城變戰場。一九六七年“七一三”江城武鬥決戰，震驚中央，野戰軍六四零八部隊趕來平息了兩派殘殺，實行了軍管。武鬥死傷者、觸犯刑律受制裁者，皆是兩派造反隊員。時過境遷，受騙上當的青年學子，終漸醒悟。

　　四十年後，我回到江城時，一位年過六旬的老學生對我大發感慨：“我們是武鬥的幸存者，當年是喝狼奶長大的!”另一位曾經“身臨前線”的老學生劉人雲退休後，寫出一本四十萬字的歷史小說《暮色大江》(北京華藝出版社，二零一零年四月出版)，如實地反映了江城文革武鬥的慘烈情景。

　　筆者拙文，憑借記憶羅列了當年江城造反隊的一些名稱，僅能算作“雜貨鋪”;奉獻於市，或許有人“采購”。當今，不是有人懷念文革遺風而大唱“紅歌”麼?本“雜貨鋪”另有古董紅袖章、紅像章、袖珍語錄本、語錄歌曲光盤，欲購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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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重慶日報

　  重慶4月1日電重慶市政府4月1日召開該市民營經濟發展座談會。重慶市長黃奇帆針對民企遇到的問題一一作答，他表示，市政府會全力服務民企發展。

　　當日，重慶市力帆集團、金科地產、美聯國際物流、永輝超市等數十家民營企業參加座談。參會企業涉足重慶汽摩制造、房地產開發、物流配送、餐飲、商貿、文化、造紙、醫藥等多個領域。

　　按照黃奇帆的要求，發言的民企老總需完成“三步曲”表述自身企業的問題或困難；向政府提出要求；為政府如何更好地服務民營經濟提出建議。19位民企老總在會上發言，民企融資難、能源供應緊張、簡化行政審批程序等成為他們關心的問題。

　　“你希望我們做什麼？”黃奇帆在會上數次打斷民企老總的發言，詢問企業需要政府哪些幫助。黃奇帆在最後發言中一一答復了老總們提出的問題。

　　黃奇帆稱，重慶市政府會全力保障民企的能源供應，力爭做到不斷電、不斷天然氣，以保障企業的生產安全。他說，民營企業若遇到勞動力短缺等問題，可向政府主管部門請求幫助，政府會全力做好服務。

　　黃奇帆指出，民營企業應培養市場眼光，整合資源進軍合適領域；要合法融資，切勿變相非法融資，造成企業發展瓶頸。

　　目前，民營經濟已占據重慶市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重慶召開此次座談會意在收集民企遇到的困難和問題，由政府協調解決，同時研究如何貫徹落實國務院出台的非公經濟“新3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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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事件”的發生，讓人們開始審視曾經的重慶模式。這一最早由重慶經濟發展經驗被標簽化產生的重慶模式，在披上“運動式”的唱紅打黑的政治外衣，塗上濃重的薄熙來個人喜好色彩之後，其中就包含了諸多刻意的“編織”成分。而正是這些附著於重慶模式上非自然因素，讓所謂重慶模式的重慶發展經驗出現了異變，最終走向了背離中共科學發展共識所在的“歧路”。

重新審視重慶模式，可以看到，重慶在經濟、民生領域的作為並非毫無成效，這一點顯然是目前外界對於中國內陸唯一一個直轄市發展的共識。然而，究竟是什麼讓重慶模式這一概念發生了變異，成為一個不合時宜的“怪胎”？這些都是當前中共執政者應該反思的，同樣也是即將走上高位者們需要警醒的。

重慶模式的由來

2009年，一場金融危機讓中國曾經的增長典範——沿海地區的外向型增長模式遭遇滑鐵盧。就在金融海嘯席卷全球之際，中國政府迅速做出了內需導向的戰略轉移。而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大省由於路徑依賴等諸多原因，要實現迅速轉身，絕非易事。於是，中國開始轉向內陸，尋求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山城重慶，這個中國南北、東西的幾何中點，就這樣被歷史推到了前台。

2009年2月5日，中國國務院對外正式公布了《國務院關於推進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國務院3號文件），把重慶定位為未來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長江上游地區綜合交通樞紐，以及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等。

國務院3號文件公布之時，正是中國經濟遭遇巨大困難而不知道底在何處之時。而當時的重慶卻上交了一份不錯的成績單：2008年的GDP達到14%，高出全國近5個百分點。更重要的是，重慶在2008年上半年就敏銳地注意到金融危機可能帶來的危害，比中央政府和其他省市早幾個月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經濟的財稅金融政策。

幾乎就在同時，“重慶模式”的提法開始流傳。《亞洲周刊》把重慶模式看成是“中國經濟反擊金融海嘯的新路徑”：以內銷為主（重慶的內銷占工業產值九成），啟動內需，融合城鄉，超越城鄉二元結構之弊，用低稅率刺激民間消費，落實家電下鄉政策，並大力發展自己的汽車工業、通訊業和高科技產業。

“今天中國經濟的重慶模式，帶來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希望。”該刊主編邱立本在一篇社論中寫道，“中國不再是靠全球化的紅利，只為西方人的消費而服務；也不是靠城鄉二元化的紅利，不斷剝削民工來賺取巨大利潤。中國還是回歸自己內部的巨大市場，開發那些長期被忽視的能量。”而重慶也在隨後的發展中借助中央特惠政策，利用國有土地和老工業存量資產撬動銀行融資，在完成基礎設施配套和老國有企業改造後，借吸引沿海工業梯度轉移和重化工業大量投資，開始實現經濟上的起飛。

發展中的異變

如果重慶模式沿著經濟主線這條線走下去，也許就不會有今天變故。

2008年6月的時候，薄熙來在重慶推動“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此後3年間，重慶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唱紅運動，薄熙來要求重慶的官員和普通居民唱革命歌曲“以振奮精神”，重慶的紅歌一度還唱到北京的人民大會堂。

當薄熙來以類似毛澤東手勢揮手致意時，這種個人的色彩就愈發顯得濃艷奪目，分析人士這樣說。

2009年6月，重慶拉開“打黑除惡”專項整治的大幕，在從遼寧帶來的親信王立軍的幫助下，薄熙來在重慶發起的這場“運動式打黑”發動了3萬名警力，逮捕的黑社會成員和腐敗官員人數逾萬，以致部分看守所、拘留所爆滿，還把司法局長（也曾任公安局長）送上斷頭台。

而這些都是薄熙來一手策劃和導演的。盡管有批評斷定這些辦法反映了薄熙來的“文革式的思想和行為”，但薄卻似乎在重慶公眾中大受歡迎。

於是乎，“唱紅打黑”也開始成為重慶模式的一部分，這時，由經濟發展經驗而來的“重慶模式”，也就此塗染上了濃重的政治色彩和薄熙來的個人色彩。而這種被附著了“唱紅打黑”等各種元素的發展模式，顯然是以薄熙來為主體的，稱之為“薄熙來模式”可能更為名副其實。

“薄熙來事件”的發生，也讓人們開始審視發生異變的重慶模式（或者說薄熙來模式）。無論是組織學者開座談會研討，通過課題招標招募學者著書立說，還是多次對外宣稱中共高層的肯定，甚至招徠中共領導人（包括已退位和仍在位的）親屬進行背書，都可以看出異變的重慶模式的“橫空出世”，並非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結果，其中包含了太多非自然的“編織”成分。

雖然薄熙來不止一次宣稱“我們從沒提過什麼重慶模式”，但在其治下重慶頻頻召開的有關討論重慶模式的會議，重慶政府還為相關研究提供了財力支持。這也被普遍認為是重慶方面在有組織的推重慶模式，而薄熙來也被認為在試圖開創一套獨特的施政道路。

不過，也有不同的聲音質疑其中的所謂獨特性。有分析甚至認為，除了聲勢浩大之外，所謂的重慶模式其實沒有太多獨特的東西，包括打黑除惡、共同富裕，這些都是中央力推，其他地方也在做的事情。如果非要說有其獨特之處的話，那麼大手筆推動的唱紅可謂最為獨特，不乏喚起了一些人的共鳴，但更多的是對運動式推行的詬病。

性格注定薄成悲情主角

對於在薄熙來主政期間，重慶的發展經驗被推到重慶模式的高度。人們不禁要問，究竟是薄熙來在唱主角，還是擁有3,000萬人的重慶在唱主角。答案是顯而易見的，薄熙來絕對是這場大戲中的主角。分析人士指出，身處政治局委員高位，擁有“太子黨”身份的薄熙來一直是中共政治生態中異類。從大連到財政部再到重慶，他已經唱慣了主角，而這一切，有其客觀因素的影響，但顯然也是薄熙來的性格使然。

現年61歲的薄熙來，出身高干家庭，是標准的“太子黨”。

其父親薄一波曾任中共建政後的第一任財政部部長，其後歷任國家建設委員會主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在文革期間是紅衛兵組織“聯動”成員的薄熙來，“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後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就讀。1982年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獲碩士學位。此後，薄熙來在基層從政近7年後，於1992年主政大連，9年後就任遼寧省省長，3年之後從“封疆大吏”調任“內閣部長”，進入中央出任商務部部長。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當選政治局委員，同年11月30日接任汪洋擔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

在主政大連8年間，薄熙來就以其高調的政治風格，將大連的知名度提升為國際級都市。薄熙來也在此期間受到外界的高度關注，當時的《華爾街日報》將薄熙來列為中共前景最好的20名官員之一。而薄熙來的強悍作風也引發許多爭議。薄熙來主政大連期間對大連城市形像的改造費用約百億人民幣，其中部分資金來自於扣發公務員工資，被批評為“形像工程”、“搞政績”。而2004年2月薄熙來甫自遼寧調走，時遼寧省委書記聞世震就不點名地批評“某些干部將‘城市建設得像歐洲，農村發展像非洲’”，有人推測此言是針對薄熙來而發。

此後，在商務部部長位置上，薄熙來的似乎有些收斂。但2007年出任重慶市委書記之後，薄熙來的高調則似乎又上了一個台階，短短幾年中，重慶就因“唱紅打黑”等被外界所熟知，但同時也因此飽受質疑。分析人士指出，“薄熙來事件”的發生，與他成長的經歷、出身背景以及從政的經驗均有關系，但他爭強好勝、鋒芒畢露的性格是整個事件發生、發展的關鍵。

分析人士指出，薄熙來個人的風格“照亮”重慶模式的同時，也使重慶的發展進入“運動式”的軌跡，讓重慶的發展有太多他個人色彩。當薄熙來在重慶10萬人紅歌會會場重慶奧體中心，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向紅衛兵揮手方式，向場內外近十萬人揮手致意時，這種個人的色彩就愈發顯得濃艷奪目，分析人士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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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金融時報

     在重慶市人民公園內，一段樹蔭掩映的台階順著陡峭的山坡延伸向上，俯瞰著長江。路旁豎起了一塊大大的牌子，上面寫著“請勿大聲喧嘩”。此外，你還能看見其他一些提倡文明行為的標語。
   
     對於重慶市民來說，這些標語是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免職所引發的政治風波的一個縮影。這起事件在過去兩周震撼了整個中國，同時也對中國共產黨的未來提出了20多年來最為嚴峻的問題。

   
    在公園與朋友閑聊的龔立斌（音譯）老人說：“這說明唱紅歌的活動結束了。”
   
    “紅歌”（已故領導人毛澤東提倡的宣傳歌曲）和政治宣傳教育活動已經成為薄熙來的一大標簽，也是更大範圍的重提毛澤東思想的活動內容。這些活動在為薄熙來打響知名度的同時，也促成了他的垮台。
   
    3月15日，北京方面宣布由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接替薄熙來出任重慶市委書記。此後，中國問題觀察人士一直在討論，薄熙來受到整肅是否涉及了一場權力鬥爭，抑或屬於一場更大範圍、有關中國未來道路的黨內意識形態之爭。
   
    “他走了我們都舒了一口氣，但關鍵問題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當地的一名律師說，“問題在於，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黨手中。一旦市委書記濫用權力，事情就會變成一場噩夢。”
   
    重慶的知識分子們說，薄將重慶變成了一個“警察國家”，沒有人敢反對他，因為在人們眼中，身為政治局委員的薄熙來並不是地方官員，而是中央一級的官員。
   
    薄的另一個標簽是“打黑”。在這場持續了兩年的活動中，數千人因涉嫌參與有組織犯罪而被定罪。盡管“打黑”活動為薄贏得了“打黑鬥士”的贊譽，但律師和學者指責其濫用司法，迫害政治批評人士，打壓競爭對手，並打擊企業家。
   
    法律學者童之偉在一份關於“打黑”的報告中指出，“重慶地方黨委及其所屬機構與官員強力介入了具體司法過程，在打黑中的活動明顯超越了憲法和法律容許的範圍”。
   
    中共現在正試圖在不損害其合法性的情況下修復這些損害。重慶新任副市長、公安局局長何挺本周表示，要全面加強公安隊伍建設，還敦促公安機關把思想認識統一到中央決定上來。
   
    法律學者和維權主義者表示，薄熙來在擔任重慶市委書記期間，曾允許警方大量使用不經審判就關押公民等手段。一位法律維權人士稱：“這屬於行政措施，可以利用行政手段輕松撤銷，因此我們可能會看到大量此類案件被重審。”
   
    然而，律師對於一些知名案件被重審的可能性表示懷疑。在薄熙來擔任重慶市長期間，重慶一些最富有的企業家被判死刑或終身監禁，他們的財產被瓜分並被充公。
   
    “他們的罪名都包括賄賂和有組織犯罪，因此在政治上，要翻案極為困難，”一位律師表示。“我們最後很有可能像以往的政治運動過後一樣……用沉默掩蓋一切然後繼續前進。”
   
    然而，薄熙來仍受到很多人的歡迎。“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好領導人，”龔立斌老人表示，“他讓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干淨、更安全。”這位73歲的老人所居住的樓房去年由政府出資進行了修繕，現在看上去煥然一新。薄熙來還讓這個城市變得更環保，去年在植樹造林方面就花費了70億元人民幣。
   
    作為重慶市委書記，溫文爾雅的薄熙來讓重慶成為了外國企業直接投資的熱點，創造了數以萬計的就業崗位。惠普（HP）和富士康（Foxconn）等科技公司遷入這裡，福特（Ford）在這裡建設了其第二大工廠。巴斯夫（BASF）也正在建設一家工廠，新工廠建成後，預計該公司1000多人的外國員工數量將增加三分之一。
   
    重慶市民特別喜歡薄熙來推出的可移動警務平台，包括穿著白色警服指揮交通的年輕、漂亮、化著濃妝的女警察。
   
    迄今為止，這一切還沒有受到影響。“我們知道，張德江只是一個代理人，最終的接任者將在領導層換屆之後任命，”一位外交人士表示，“在那之前，我們只好等待。”

無恥下流

作者：楊帆

2011年7月，有老左派寫長文，力圖整合左派內部思想，提出口號“共富為綱領，西來當總理”。策略說的很清楚，利用社會矛盾，鬧事逼中央分裂。標志著烏有之鄉完全實現了中左向極左的轉變。

記者：您是烏有之鄉的創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講一講烏有之鄉創立的背景和過程是怎樣的？

楊帆：烏有之鄉是2003年成立的。韓德強是北航學生處的副處長，他寫了一本書叫《碰撞》，這本書得到呼應，反對加入WTO。實際上加入後沒有那麼嚴重的惡果。但在當時，大家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也非常欣賞韓德強。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去稅務雜志開產業論壇，我問他是不是贊成民主，他說支持。我說堅持國家主義必須建立在民主基礎上。

烏有之鄉是在經濟學非主流派基礎上建立的。

1994年我支持左大培，擁護國家宏觀調控。以後有高梁、盧周來、楊斌，韓德強加入，反對經濟自由主義，具體內容在我們論文集。他們說我是左派，就是這個時期的印像。其實我只反對經濟自由主義，不反對政治自由主義，我一直堅持民主改革，20年前我親身在天津開發區設計民主評議會。後來對那些8*8落難的朋友們真心相待，真心相幫，他們可以證明我的人品。這不是那些極左的瘋狗能夠咬得動的。

經過十年鬥爭，從1994年到2004年，基本取得勝利。我們的意見被中央采納，為社會基本接受。特別是2004年郎顧之爭，反對極右派企圖把國有資產按權力瓜分，取得決定性勝利。以後美國發生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國退潮。

韓德強年輕，我一直說他是未來左派領袖，但多次提醒他不能走極左。他至少在表面上尊重我意見，一直叫我楊老師。我和左大培，韓德強三次上書全國人大，人稱三劍客。

烏有之鄉是2003年成立的，基礎是經濟學非主流派。主要是韓德強跟手下幾個青年教師包括範景剛。除韓德強當副教授，其他人辭了職。韓德強發起的書店烏有之鄉，後來一直是他控制。韓德強絕非一般學者身份。比如我要求以烏有之鄉名義開會，就要通過他們兩個人同意，我自己沒有權利召集開會。請一些左派人士參與，長期參加活動的主要是我，左大培，高梁，楊斌。還有王小東，祝東立，黃紀蘇。

剛成立不久2004年出現郎顧之爭，主要是我一個人籌劃，邵振偉幫忙在搜狐開會。烏有之鄉剛成立，作為我們的陣地起作用。到2005年烏有影響就大了，以後就出現了和老左派的分歧。我一直勸告他們不要極左，不知多少次了，鑒於我的影響和組織能力，他們在表面上接受，實際在思想上不接受。

記者：烏有之鄉是一個文化公司嗎？

楊帆：是書店。最開始的時候經費困難，我們這些人都出了很多錢。比如我，每次只要參加會議，都是自己出錢請大家吃飯。推銷書、捐款，都依靠大家支持。換了幾次房子，越換越小。

記者：那現在是靠什麼來維持運轉呢？

楊帆：不知道。後來就說不清楚了。

記者：我看書店裡面賣的書好像都是以紅色經典為主。

楊帆：不是。什麼書都有。我自己也買過很多書。我有一個廣州開發區的朋友，我向他推銷，買了三次，每次上百本。在前期完全是我們幾個人共同發起和贊助。

主要幾次大事件我出的主意，都取得了成功。基本思想是中左的。當時的主要思想來自“經濟學非主流派”，烏有之鄉只是一個平台。以後才自己主導思想路線，走向了極左。

1994年經濟學非主流，到2004年和2005年，是中左思想的成功和勝利，是在民主法制軌道上的。當時上邊政策比較右傾，理論界是新自由主義控制。我站在中左的立場上是正確的，策略也正確，所以取得了成功。

記者：現在有人懷疑烏有之鄉背後是否有政府經費的支撐。

楊帆：我就不清楚了。上邊可能有意保留烏有之鄉，作為左派力量制約右派。這是錯誤的。利用極左制約極右的基本考慮是不要民主，上邊不喜歡中左和中右，寧願讓極左極右打來打去，形成幾年一次的思想和政策震蕩。2004年就是極右鬧事，這次是極左鬧事。希望中央能夠通過這次總結教訓，支持中左中右，走民主法治道路。

我提出重慶方面清查經費，張宏良馬上就急了，策劃一小撮人在網上謾罵。

記者：是不是說重慶出錢給他們？

楊帆：我哪裡知道？我要求重慶公布對極左翼贊助情況。馬上炸開鍋。左派哪裡來的錢？無論是來自打黑抄家還是財政，必須要全部公開和清退。

記者：據您所知，現在還不確定，就是有可能有？

楊帆：我不知道。等重慶答復吧，大家可以呼吁。

烏有之鄉今年1月1號，請了一千多人開會。一說要查經費，他們就害怕了，誰的經費都應該公布，這是國際慣例。說什麼“網友捐贈”，要公布是什麼人。經費的事，我提供不了更多消息，關鍵是敦促重慶公布。

記者：我看司馬南在微博上說自己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資助，他說“只有我資助別人，沒別人資助我。”

楊帆：我不知道。

記者：單純從烏有之鄉的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來講，烏有之鄉網站上沒有廣告，沒有廣告收入的話，它的唯一合法收入來源只能是賣書的錢。

楊帆：根本不夠。現在要求他們把贊助的錢公布，看看是不是跟重慶有關系。

記者：談談千人大會吧，它是什麼性質，你是怎麼評價？

楊帆：這個就不用問了，你自己去看看我的新浪博客。是張宏良先點我的名，要封我的嘴。

他們這伙人骨子裡信奉文化革命，在活動中間有意識加入文革思想。比如對茅予軾不叫起訴，而叫“人民公訴”，這就是文革語言，且變成行動，50000人簽字，是一次文革性質的發動。張宏良號召抓漢奸，是更大的一次正式發動。“漢奸”，已經成為他們打擊他人的口頭語。

我楊帆一貫是公開的愛國主義者，我1995年第一個提出增加軍費，1998年出版《大國戰略》，這是第一個提出大國概念的；2000年最早提出國家安全，以後提出國家戰略產業。敢罵我是漢奸，這謠言也造的太沒邊了，只有瘋狗才能這樣咬，這是誹謗名譽，我要把他們送上法庭。

記者：你說他們是張宏良背後的一些跟隨者，把烏有之鄉奪權了。這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楊帆：烏有之鄉到2005年2006年很有影響了。來了一個人，是文化革命三種人，現在他沒罵我，我也不點他的名。

中央定了幾十萬人為三種人。是陳雲一定要定，恨透了文革的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算學生，在工作單位裡當頭，有武鬥，打過人，有人命的。大多數人戴了個帽子，像反右派一樣，這次是反左派。三種人不許調工作，不許當官。辭職可以，評教授可以，政治權利都有。要調工作，調查是不是三種人，有沒有參加法輪功，這三十年還沒有放。對三種人內部整得極其嚴。

那人是三種人，沒工作，跑到烏有之鄉，說文革中林彪、張春橋、江青做得對。

我堅決把他趕走了，當時我說話還管用，我找了政府的朋友，請韓德強範景剛吃飯，對他們說，這個人不能在這裡講，刪除所有為文革翻案的言論。當時他們心理不願意，但比較尊重我的意見。後來他們自己鬧翻了，此人就走了，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2006年，張宏良有備而來，那段時間每天都發兩三萬字，他帶幾個人當托兒。到處講演，在開會有幾個人幫他罵。

在去年7月，烏有之鄉開什麼學術文化討論會，完全是張宏良的人在控制，一個河北老劉在會上多次喊“張宏良是左派領袖!”我制止他們說，這哪像學術會議？ 此人站出來破口大罵。我退場抗議，他們說“趕快滾蛋”，鼓掌歡送。我說你們是左派歷史虛無主義。張宏良裝著沒事。當時我感覺這個人是陰險的煽動家陰謀家。有年輕人注意了張宏良七八年，原來是右派說普世價值，沒什麼名氣，是民族大學證券研究所所長。是不是做股票虧了？看到烏有之鄉起來了，就到這裡來了，表現挺積極的。我說張宏良不錯，拿他當兄弟看，還請他吃飯，他叫我楊老師。

我找左大培韓德強簽名修改《物權法》，致兩會，我起草的信，我說把張宏良也寫上，我挺提攜他的，他很感激，說楊老師謝謝您。他們三人思想比較左傾，我說這次上書我來寫，你們簽名。最後成功了，物權法修改采納了我的提議。之前半年，有六百多左派簽字中央都不采納，因為他們極左。

中左領導全贏，極左領導就全輸。

張宏良後來不斷煽動。我不斷提醒他們，但他們不聽，我的底線是不能給文革翻案，不用階級鬥爭語言。我有中左說法，我也批判極右，說得比他們到位，更有效。

極左說法，右派根本不理，中央也不理，最後就是煽動老百姓，社會基礎轉移到邊緣知識分子。他們社會基礎並不大，只是利用了網絡。主要是邊緣知識分子，這些人當不了官，下海失敗，沒正式工作，有文化。他們不是窮得沒有飯吃，有的還有車，但很多人家庭分裂，沒有小孩，就一個人生活，主要不是經濟問題，是心理上受不了，失魂落魄。

記者：你在烏有之鄉是不是一直都比較主要的身份呢？

楊帆：我在學術方面是主導，前期組織了一些重大活動。

核心的問題是，操作者是韓德強和範景剛。前期他們太年輕，當然是比較聽我的。

他們掌握財物，包括組織活動，請誰不請誰，都是他們說了算。真正操控的是他們兩人。他們想請誰就請誰，不想請誰就不請誰。前期我給他們提出建議，他們也聽。以後他們私下裡背著我搞很多活動。我不贊成的他們也搞，我就不參加了。我發現他們在很多事情上排擠我，比如說給每個學者設專欄，就不給我設，把我擠到一般專欄。他們三個月在首頁推出一個學者，推了很多人，到現在也沒推我。我的文章發過去，有很多不發不回復。很多這樣小動作。開紀念成立6 周年的會竟然也不請我。

記者：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楊帆：2007年開始的，後來越來越疏遠。郭松民組織學術活動，對我很尊敬，雖然他自己宣稱信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說重慶模式證明了共產黨傳統模式可以成功。這次我讓他帶話韓德強，組織創始人開會，反思極左，韓德強置之不理。就是不想反思。

2011年我和張宏良吵架那次，烏有之鄉學術組織者換了人，是一個法律博士後，此人宣布法律都是騙人的，據她調查完全是幫助權力資本欺負老百姓的。我批評這次不像學術活動，她給我發郵件說，本來我們就不是學術性的，根本沒有誠意。

他們元旦開千人大會，也不通知我。意圖就非常明顯了。這是搞組織行動的會議，張宏良做政治報告。

我如果去了，我能讓他們干嗎？這就是他們一定要排擠我的原因，完全是思想路線不同，哪裡有什麼個人恩怨？我懷疑他們參與了重慶方面的政治活動。再次呼吁重慶方面進行清查!

此時王立軍還沒有出事。他們現在大罵我見風使舵。當時是什麼風？極左之風最盛!多少人都卷進去了？對重慶進行政治投靠。拿錢。以後揭發出來你們會大吃一驚!我作為重慶模式的作者，沒有拿他們一分錢，一直堅持原則，一再批評勸告，可惜他們不聽，卻和極左互相呼應。

如果聽我的，怎麼會一敗塗地？

記者：網上這些文章都要給稿費的嗎？

楊帆：一分錢沒有。我們都只掏錢。沒有拿過一分錢。

記者：是這些學者主動把文章給他們，然後他們發到上面？

楊帆：是的。後來就不知道了。他們有錢也是從這一二年開始的。有錢了他們就更左了，更不聽我的了。

記者：也就是說，從2006年張宏良來了之後，慢慢地在烏有之鄉占據了一個主導的位置。

楊帆：是的。實際是韓德強和範景剛操作的，是他們的意思，他們把張宏良放進來當煽動家，排擠我的學術地位。我是他們推行極左的主要障礙，我把握中左方向。他們搞簽名我都不參加。

張宏良來了把中左變為極左。篡權，是指篡奪話語權。李北方這樣的人進來瞎摻乎，他在廣州知道什麼？

有些老左派朋友雖然思想極左，但是因為比較老還有道德，不公開跟我頂。2011年7月見面，他們非常亢奮地和我說，左派能有今天大好形勢，我們不會忘記你楊帆，在左派最困難的時做的貢獻，你是最有戰鬥力的。

我說，你還有良心，不像那些小年輕拿我當障礙。但左派有什麼大好形勢，我怎麼看不出來啊？留神樂極生悲，唱一出歷史鬧劇。

結果如何？被我說中了。

韓德強範景剛在背後搞小動作，扶持張宏良，把我趕走，排擠王小東，利用黃紀蘇、祝東力。這些都瞞不過我去。

記者：他們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

楊帆：就是想搞極左。骨子裡從來就是極左，贊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不喜歡馬克思，但喜歡文革。

記者：他們是如何綁架整個左翼和重慶模式？

楊帆：張宏良在網絡上煽動，帶著死黨參加會議。就這樣綁架。

我去年7月份特別找韓德強談一次話，要趕走張宏良，糾正極左的錯誤，韓德強根本不聽。完全是思想路線之爭，現在為什麼要否認，說成是個人恩怨？我和他們有什麼個人恩怨？根本沒有。他們比我年輕，我一直說他們是未來左派領袖，不希望他們走向極左，是為他們好。

韓德強也被形勢衝昏頭腦。他說，黨已變質退化成官僚資本主義和漢奸買辦。改良改革沒效果，要依靠人民革命。我說我是烏有之鄉發起人之一，應該有發言權。他說，沒有發起人。現在左派有了領袖，形勢不同了。現在的極左都是網絡造成的，和他們無關。

總之，真的是完全衝昏了頭腦。

2011年7月份，有老左派寫長文，力圖整合左派內部思想，提出口號“共富為綱領，西來當總理”。策略說的很清楚，利用社會矛盾，鬧事逼中央分裂。他們都不是純粹的文人。對形勢判斷是錯的，方法也是錯的。

就是在2011年7月，烏有之鄉完全實現了中左向極左的轉變。標志就是這篇文章，韓德強談話，張宏良和我打架，特別是元旦政治報告。

我發微博警告，這是害薄。不要搞歷史鬧劇。

這都是王立軍出事以前說的，見什麼風使什麼舵？

那時候，真正的風向是極左。我是開頂風船的。

記者：您現在對重慶模式有沒有新的看法，就是重慶事變之後？

楊帆：我基本上還是原來的看法，沒什麼變化。我在共識網上已經發了兩個月了，把我去年的微博和我幾次會的發言都整理出來，很長。那時點擊就上萬，今天晚上會更高。

重慶模式以去年2月份為分水嶺。

那以前它是民粹主義模式，用警察抓人，政府干預，干部實行共產黨傳統作風，依靠領袖個人權威，比較徹底地改變了重慶利益格局。特別是打擊了有錢人和腐敗干部。

保留一部分國有企業做主導，暗含因素。可能出現權力不受制約，安插私人。前提是能限制腐敗。這是一個問題。國有企業占主導甚至還占相當大的比重。

第二點是政府強，市場也強，兩個都強，這就需要唱紅，創造氣氛恢復共產黨傳統作風，讓黨團干部去聯系群眾，做准備工作，我認為做得很成功。只是不能持久。

第三點就是用警察，用群眾揭發。群眾揭發並不是群眾運動，這和文革不一樣。鼓勵群眾揭發、提供線索，接著用這個線索讓警察去核實。不能認為全是逼供打人出來的，他有基本的線索。

4月份以後，主要錯誤是抓律師，和北京極左派結合。

記者：這個群眾揭發和過去的鬥私批修有什麼不同？

楊帆：當然不同。群眾揭發是依法揭發。法制社會沒有證人還干什麼？西方那套東西說得好聽，沒有證人，你就誰都逮不著。你說保障人權，但你不能保障老百姓的人權，你保障的是犯罪分子的人權。

記者：現在重慶唱紅打黑可能爭議最大的是打黑，有人說是黑打，那麼您是怎麼看的？

楊帆：發動群眾揭發沒有問題。重慶市長發了個信封，絕密，請你揭發問題，前提是相信薄，一般的政府老百姓信不過也不敢。這很有效，確實薄很有威望。不能說什麼好事都沒干，那不是事實。在揭發這一點上，百分之八十都是實名。歷史上許多積案也有線索。王立軍特能干，效率就是高，抓人多。這是打黑的特點，比其他的有效，因為發動群眾了。發動群眾不是抄家，是讓群眾揭發，這是正確的。

記者：這裡面有沒有程序不正義的地方，有沒有冤假錯案？

楊帆：揭發就是程序，完全正義。別的地方就是沒有這個東西，講法治是假的，沒有效果。別的地方就抓這麼幾個人，重慶就抓那麼多。這一點是應該肯定的，全國以後抓腐敗也得用重獎。漢武帝武則天都重獎獎勵揭發，不問動機。獎勵額還要非常高，要不人為什麼要揭發？核心就是沒有證人這一點，他解決了。

第二點是警察刑訊逼供，這是堅決不能允許的。可通過法律程序，讓律師進行復查，有多少糾正多少。

第三條，不能夠干預律師去辦案。李莊這件事去年4月份我正好在重慶，聽了檢察院的說法、教授們的說法，中產階級都不支持。以後又打電話問了問北京一些朋友，他們也說做得不好。所以我5月份在共識網周志興請我去講重慶模式，我說我是這書作者，但我寫書的時候，沒抓李莊第二期。第一期已經判了罪，怎麼二期還抓啊？政府整律師怎麼也站不住腳。整黑社會如果有錯，要放的還得放。整律師怎麼說也沒大意思，刑滿還不讓出？這件事我認為是重慶模式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為什麼？這是歷史規律，凡一個人太順，他就經不起挫折。他沒想到會受挫，一旦受挫會繼續犯錯。比如說1988年搶購風之後變成政治動亂。比如顧雛軍2004年純粹就是他自己犯錯，到香港起訴郎鹹平，讓人家交不起律師費，讓他破產，這就沒必要了吧。兵敗如山倒。

抓李莊的錯誤非常大。

我一再地勸重慶說，趕快向右轉。細看我的博客，一步一步，說到後來越來越厲害。最後我說，千萬不能勾結北京的三左派：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要用中派學者，也包括中左中右。我特別把蕭功秦請去看重慶，看了之後都說好，很可惜重慶也不聽。我說的東西他們都知道，就是不見我的面。到10月份出來《民主法治十五條》，局內人都知道，說真聽楊帆的了，搞民主法治。我說好，可惜晚了半年。

這是10月底我想幫它轉型，把蕭從上海請到重慶。包括黃紀蘇，提出一些建議不要再唱紅，改為社會主義新文明。

重慶沒有多少紅色，尤其警察局裡全是黑色，一點唱紅也沒有。王立軍根本就反對唱紅，並沒有搞成紅海洋。那都是自由派的想像。你看的是經濟建設熱火朝天，廉租房也蓋得很好，我說它不能持續，因為沒有退出機制。

蕭功秦說挺好的，是桃花源，農民都能起個房子。他回去以後給重慶說好話。包括他哥哥，在北京癌症住院都病危了，他和他哥哥說了一下午重慶好。他哥哥是清華大學的教授，知識分子對重慶有偏見。後來到北京開會，發言就說重慶好話，他是自由派。同時說唱紅有文革因素，應堅決劃清界限，堅決不能和北京左派混；打黑是法制的問題，應該進行復查。我和他觀點一致，應趕快主動地進行復查。因為開始已經抓了，不抓的話就跑了。抓起來以後有對有錯，給人平反要主動，不能整起人來沒有止境。

我們提了這麼幾條建議：

一、重慶的發展一定說是中央的成就，錦濤同志主政治以來十幾年的成就。不要強調自己，這是科學可持續發展觀，中央政策支持。

二、共富不要提新階段。不能說現在才開始共同富裕，這是極左綱領。應該講注重民生，縮小貧富差別。

三、唱紅要和文革劃清界限，要明確表態。

四、遵循法律程序，對打黑進行復查糾正。

總不可能全部都抓錯吧？如果全抓錯，就徹底糾正。

應該先給李莊平反。

這是見風使舵嗎？當時王立軍問題沒有出來啊!所以現

在出來誹謗我見風使舵的，是別有用心，他們是上重慶賊船下不來了。

如果當時做，重慶模式不一定就站不住。可惜他們不聽，反而聽極左的。

另外打黑這方面有一個《刑事訴訟法》的空缺。不能用

意識形態的說法。我說超越左右就是從《刑事訴訟法》的角度看，能不能站得住。按照現行法律有沒有錯？現行法律應該修改什麼？一個修改法律，一個糾正錯誤，就可以了。

記者：據我所知，他們講的黑打就是對律師權益的保護，就是律師的偽證罪這一類的事情，還有就是有沒有刑訊逼供這件事情。

楊帆：有刑訊逼供應該糾正。但變相的看守所，變相的刑事逼供，刑訴法沒有明確規定，這是法律欠缺，警察惡意利用法律空缺，這可能是是相當大的一部分。限制律師的條款要改，什麼叫強迫做偽證？那一條應該改掉。讓你三天三夜不睡覺，叫不叫刑訊逼供？刑訴法要有細則。大量是法律不完善。法律上黑社會組織和企業的區別，黑社會非法收入和企業收入的區別，黑社會資產和個人資產的區別，法律有沒有詳細區別？好像沒有。

這就成為政治問題，現在只能從政治上平反了。

記者：在薄熙來下課的那一天，烏有之鄉那個網站剛好被關掉了，這個有沒有什麼聯系呢，還是說這是偶然呢？

楊帆：當然有聯系。剛剛那話我還沒說完。

如王立軍不出事，會有一種處理辦法，出了事又是另外一種處理辦法，這就是政治問題。現在只能平反，那沒辦法。

早復查政府比較主動，他還要感激你。現在不一樣了，王立軍進了美國領事館，政治上錯了，一敗塗地。有大反復，基本上該退的都退。說是黑打，完全否定，在歷史上也站不住腳，將來哪天又翻回來。實事求是，傾向於被整這一方，要賠償。

處理薄是必然的。王立軍進了美國領事館，是嚴重政治錯誤，現在證明他填了表，應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希望能寬大處理。比如保留公職到大學當教授，我們學校有證據學院，他是這方面的專家，可做研究員。如果有其他罪，那就沒有辦法了。

記者：薄被撤職的原因是什麼？

楊帆：按照黨政干部問責制度，調離是完全正常的。

小道消息我不能講。從兩會上我就知道他回不去。我料事如神。我沒什麼消息，就是認為共產黨組織原則不能變，忠誠於組織原則，我這輩子沒大錯。

人是你提拔上來的，是不是神經病都無所謂，就得辭職。他請辭了是應該的。怎麼處理查清楚再說，因為王立軍的事還需要查實，他和美國說了什麼，重慶又揭發了什麼。張宏良說我告密。告密的人不是我，因為我什麼密都沒有。告密的人應該很多，揭發很多東西，核實後才能定案。

相信中央，希望早做結論。

薄被調離職務非常正常，完全可以理解的，必須要做的，不能讓他回重慶。因為你那裡出那麼大事，第一把手要問責，最輕的就是調離工作，原崗位不要干了。孔慶東說是反革命政變，他不懂共產黨組織原則。一個十三億人的國家，這麼點規矩都沒有，想走就走？有什麼委屈冤枉，也不能進美國使館。自由派是不是覺得投奔自由世界，他們不譴責王立軍。是不是大家可以往裡跑？這是絕對不可以的。

極左領袖出來干擾中央部署，瞎鬧什麼呀？裝神弄鬼。“間歇性神經病”，有也不能說，什麼叫間歇啊？如果承認這個，那整個法律就別要了。我現在揍你一頓，說是間歇？什麼時候是間歇，什麼時候不是啊？

出了事以後，他們表現太壞。我沒法容忍極左派的做法。他們說我是左派領袖，我一直說我不是左派。但是現在我還真得盡這個責任，就是打掉極左。搞宗派搞到這種程度，網上說什麼反正王立軍是打黑英雄，進了美國使館也是打黑英雄，這種話都有。

張宏良抓漢奸？王立軍是不是漢奸？最簡單的，極左道義制高點沒了。不能維護叛國的人。還抓別人是漢奸，有道理嗎？

第二個，不能拿著重慶的錢干擾中央的部署

第三個就是圍攻楊帆。

由中左打掉極左，才能保留左派。

張宏良他們有組織，微博是很重要的平台，集中來圍攻我, 說我是漢奸。我只要抓到證據，告他誹謗。

他所謂抓漢奸是極端惡毒的，文化大革命模式。

我剛解釋了半天重慶模式，不是文革模式，只是一種民粹模式。但抓漢奸運動絕對是文革模式，一模一樣，就是提出了一個漢奸帽子，這帽子沒有法律確切概念。文革提出，重點是整三種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神蛇，都沒有明確的法律概念。

第二條就是不通過公檢法，用群眾組織決定人命運。群眾說話是最沒有譜的，沒有操作性。用投票辦法，是多數說了算，還是少數說了算，什麼叫群眾呀？

這兩條就構成文革基本特點，必然是大規模濫捕濫殺。

烏有之鄉就成為宗教裁判所。

記者：所以溫家寶說文革還有可能？

楊帆：是有可能。不在重慶，而在於張宏良抓漢奸，他不是說說而已，是已經做了。他們說辛子陵也說了要殺左派。辛子陵說了，但他沒有做。

楊帆：我歷來不承認自己是左派，為什麼？

我的核心價值理念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有左派因素，但是我也承認自由派的核心理念，比如說個人人權保障，特別是民主，我一直是堅持的。我的思維不是左派思維。我從來不用這些基本理論去反映問題，基本思維方法不是左派。世界上還有保守主義思潮，我有保守主義。

他們認為我是左派的頭，實際上我是一個中派。中間派領導左派能贏。在紅軍時期毛澤東就是一個山溝裡的土包子，他領導紅軍。那些學資本論的，跟著莫斯科跑的人，反而不行，這是一個道理。

等形勢大好，他們必然要排斥我。我這人從來不走極端，都認為我脾氣極端說話極端，實際思維和說話從來沒極端。

記者：能否談談您在天津搞的民主實驗？

楊帆：其實我就是民主派，在天津開發區，就是搞得競選，後來為什麼走到左派，是因為江澤民時期右傾。我主要是反對經濟自由主義，不反對政治自由主義。

8*8以後就是經濟自由、政治專制。

記者：您怎麼看待邊緣知識分子？

楊帆：王立軍接觸的是這類人，他不接受真正的知識分子，就是喜歡搞陰謀的，江湖小神仙，這種人在中國民間特別有市場。

記者：您如何看待左右分歧，觀點相互撕裂的狀況？如何去尋找共識，好像完全談不攏，是一個對罵的狀態。

楊帆：極左、極右是不可能的，要堅決封掉他們的言論，要用行政手段做。他們都涉及刑法，涉及壟斷輿論，他們沒有言論，全是罵人。政府不能給罵人以自由啊。

政府壓制的是中左中右，縱容極左極右，為什麼呢？因為政府不想搞民主。中左中右都是想搞民主的，所以上面有意識地來壓制中左中右，極左極右就可以同時出現。這回傷到他們自己了。

記者：秦暉有篇文章，中國是左得勢還是右得勢，您如何看待？

楊帆：就是在不搞民主的情況下，極左極右互相爭鬥。中左中右永遠成不了勢力，為什麼呀，因為上面的政策造成的。大多數知識分子都贊成我的看法，成不了主流是上面縱容極左制約極右，專制不變。期望這次有大的改善，就從清算極左開始。

中右的自由派也不要幸災樂禍，不要以為可以徹底鏟除左派。如果左派真是這麼惡心，被你們鏟除了，那你們就成了左派。中國仍舊沒有民主自由，而是極右的權貴資本主義專制，還是專制。還是誠心誠意和中左做朋友，進行思想交流和爭論，造就真正的思想與學術自由環境。現在好像有些人看熱鬧說風涼話，挑撥關系，唯恐天下不亂，沒有意思，遭遇意外收獲，適可而止吧。

咱們經過大折騰應該成熟了，再來一個極右派翻天，那麼10年以後又是極左派翻天，中國就徹底玩完了。

本文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答《時代周報》記者徐偉問。楊帆按語：問題都是徐偉問的，沒有任何變動。內容我加以修改，補充了一些事實。

無恥下流

來源：時代周報

司馬南的書房在北京二環邊南鑼鼓巷。書房進門有一面足有兩米直徑的大鼓，頗有衙門的氣勢，每有客人到時，他都會敲一通“咚咚”的鼓聲。而孔慶東則在回復采訪郵件中說：“光明不來自外部，而是來自我們自己的靈魂。正如貝多芬聾了，也能聽見最雄壯的交響樂一樣。風雨如磐的時刻，曙光，已經熹微在東方了。”

約訪司馬南很難，從聯系到做成，歷時4個月。

孔慶東更難，他幾乎從不接受采訪。

楊帆則爽快地答應了。

胡錫進、吳法天、司馬平邦一聽說是南方的媒體，當即予以拒絕，就像之前的方舟子。

對於南方的媒體，他們似乎都有著一份天然的警惕。他們擔心，那些“頌揚市場經濟的自由派媒體”會假采訪之名，歪曲己見，行打擊之實。尤其在“改革進入深水區，各派論戰激烈”的情況下，尤其在中國的這個時候—“這個時候”，經常被輿論用來比擬20年前鄧小平南巡所處的歷史節點。

但正如司馬南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所說，“我與‘南方’很多人在觀念、政見上有分歧，但不應由此妨礙兩者間的交流，你們也可以出現在我所主持的節目上。“

“我左右都不逢源”

2月6日，王立軍闖美領館一個月後，溫家寶在“兩會”答記者問中說，“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而後，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一職；緊接著，“烏有之鄉”“西奴網”等網站暫停運營，進行“後台維護”。

此時，國內互聯網上響起一片調侃之聲，“沒有了他們的聲音，還真不習慣”，“我們是不是也該為他們爭取言論自由？”

對此，對方未像此前那樣給予激烈回應，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靜默。

悲哀之余，他們覺得不為時人所理解。

2011年4月，司馬南與孔慶東一同出現在一個視頻節目中。在他們面前的桌面上，擺著一本由司馬南撰寫的由經濟科技出版社剛出版不久的《民主胡同40條》。民主，正是這一期節目中他們所要談論的中心話題。

正如每個人所料到的那樣，他們批判美國式民主，認為沒有放諸四海而皆准的某一種民主模式，中國必須找到適合於自身的民主模式……”

在時代周報記者的采訪中，司馬南說：“中國社會如此之復雜，用幼兒園大班好人壞人的‘二分法’來格式化思想界現狀，你不覺得失之於膚淺、簡單、片面嗎？我這個人啊，右眼看我左，左眼看我右，我左右都不逢源。”

司馬南與孔慶東

1989年之後，《中國商報》主任記者司馬南開始“對政治哲學產生了興趣，經常通宵達旦地閱讀，思考，寫作”。此前，這位東北漢子在哈爾濱商業大學畢業後，曾任國家商業部教育司公務員，浙江工商大學語文教師。這時，33歲的“記者司馬南”尚未發表什麼政治言論。

而在這之前的10多年中，他學會了“特異功能”“氣功”。他心想，既然我是假的，誰是真的？他開始用他學會的那些“技術”去打假。

於是，從1990-2006年，他利用各種報告會，主持科普節目，現身說法，劍指“神功”。1998年，在終南山上，他被“神醫”胡萬林及其手下毒打並非法拘禁；次年，在河南商丘再次遭胡萬林黨羽圍毆，但“最後終於把胡萬林押上了審訊台”。正是如此，經國內幾十家媒體所報道後，司馬南被贈予“打假鬥士”稱號。當時的《南方周末》也對他進行跟蹤報道，刊文《胡萬林司馬南決鬥終南山》，並連載他《神功內幕》一書。

司馬南遂成為名噪一時的“打假鬥士”，與《南方周末》也保持著良好的關系。

而此時，他未來的朋友孔慶東，則在北大師從錢理群攻讀碩士學位。

對於自己的這段經歷，孔慶東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他的學習成績總是第一，可“我看不起只會埋頭學習的書呆子，但是要比讀書考試這件事，我還真是天下無敵。和第二名的分差，不叫距離，叫天塹”，體育也是滿分，“俯臥撐能做100個”。

1989年，孔慶東成為“研究生院自治會主席”，並因此受牽連，被剝奪了繼續讀博士的資格，“下放”到首都師大附中任語文教師。

在首都師大附中，高中生許知遠成了他的學生。許知遠被這位“不循規蹈矩，才氣非凡”的孔老師所吸引。

3年後，孔慶東重回北大，攻讀博士。而許知遠也在1995年考上北大，師生情得以再續。在今天，許知遠回憶說，“從中文系所在的靜園四院走到學五食堂那一路，傍晚的時候，學生下課，路上都是人。我跟他走著，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感覺像在追隨什麼東西”。

在他眼裡，這個時候的孔慶東，有著非凡的魅力。

但是，許知遠與孔慶東的關系並沒有維持太久，因為許知遠無法接受“孔慶東思想逐漸左傾，並支持文革”。

關於對“文革”的態度，孔慶東對時代周報記者說：“我作為一個發達城市的工人家庭的子弟，受到的基本上是文革正面的東西。後來進入了知識分子的圈子，得知他們中的很多人，對文革是全盤否定的，我很理解他們的心情。文革中的那些壞事，應該用理性的學術態度去研究，找到其產生的根源，才能避免以後再次發生。”

博士畢業後，孔慶東留北大任教。

在他們的言論陣地上

2003年下半年，範景剛與韓德強等人籌劃成立烏有之鄉網站，並經營烏有之鄉實體書店。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楊帆參與了“烏有之鄉”成立後的第一次學術研討會。自稱為“烏有之鄉”創始人之一的楊帆對時代周報記者說，當初將網站定性“在民主法制軌道上的”。

“烏有之鄉”從2006年後開始有了更大的影響力，其後便與“四月青年網”等紅色網站言論陣地。

在今天，由司馬南與孔慶東所撰寫的言論文章與視頻，大多都能在這些網站上找到。

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司馬南開始撰寫文章批評《南方周末》。第一篇文章為《冷看<南方周末>裸體衝鋒》。

關於此文，司馬南對時代周報記者說：“當我在2008年5月23日看到《南方周末》的編輯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個新中國》後，一夜未眠，完成了5000多字的文章。”

“2008年，《南方周末》發表了若干篇評論，談到普世價值，強調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向普世價值看齊的過程，中國共產黨也要看齊普世價值，它把汶川地震救災行為說成是踐行普世價值，說成是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在兌現關於普世價值的承諾，於是，我寫了致《南方周末》的公開信，我寫了抗震救災不涉及到普世價值，我寫了幾十篇針對普世價值這樣一個學術問題的探討的文章，我也發表了《叩問普世價值》這樣的演講。”

從此，“打假鬥士”司馬南涉足政治評論領域，並逐漸成為“某派思想陣地的領軍人物”。

關於毛澤東思想，關於朝鮮模式，他“開始有計劃地撰寫文章”，並將其彙集成《民主胡同40條》。

對於“普世價值”，司馬南認為，無論東方、西方，都沒有一種價值主張能"普世"，而中國，應該爭取普世價值的定義權、解釋權。

而此時正在研究武俠、魯迅與老舍的孔慶東，開始出現在CCTV百家講壇上，笑談金庸與武俠；還寫起了博客，自稱孔和尚。

此後的“北大醉俠”頻頻接受媒體訪問，發表各種言論。

他拋出“記者害國論”，言現在的媒體“歪曲報道現在鋪天蓋地”“記者現在是我們國家一大公害。”

關於此，他對時代周報說：“媒體要生存、要賺錢、甚至要一定程度上討好權貴，我都能夠理解，但是底線在哪裡？20年以前，記者是一個光榮的稱呼，是正義的化身。今天的記者是什麼形像？每一位新聞工作者，認真地想一想吧。”

他贊頌“朝鮮是一個偉大的人民政權”。並在2010年9月與“烏有之鄉”張宏良等人親往訪問朝鮮，他們瞻仰朝中友誼塔、吃石鍋拌飯、唱卡拉OK，參觀金日成綜合大學。

與此同時，他也積極回應社會熱點話題。他評點藥家鑫“就是長著一副殺人犯的面孔，中國很多人不對他人生命安全尊重，只考慮個人權益”；還有，他評點“梨花教母案”，他批評郭敬明抄襲門，均有言辭犀利的批評。

打韓寒是為打公知

2012年2月20日，司馬南與方舟子並肩出現在湖北衛視一套脫口秀節目《中國範兒》中。這期的主角是方舟子，而討論的事件則是“方舟子打假韓寒代筆門”。

當節目進行到第4分鐘時，司馬南忽然說：“我周圍總有人跟我嘀咕，你的朋友方舟子太偏執，韓寒這件事值得那麼較勁嗎？我就跟他們說，方舟子哪是跟韓寒這個小孩在較勁呀，方舟子是和韓寒身後那幫大人，那幫公知們過不去，因為那幫人把一個小孩包裝成了一個神話的男主角，所以方舟子不過是說了句實話。”

而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司馬南說：“韓寒又扮演成了意見領袖，他用尖端刻薄的語言來對今天中國的政治制度進行調侃，在網上引來了一片支持聲，再後來，韓寒成為美國《時代周刊》排名第二的世界一百個重要人物之一，這個事情已經搞笑到了不能再搞笑的地步了。

方舟子出來後，韓寒背後扮演槍手的人會感到痛苦，但是更大的痛苦還是那些包裝韓寒、參與制造韓寒神話、並憑借著這點參與和制造分享韓寒在互聯網時代光環的那樣一些所謂公共知識分子。”

如此，讓人隱約看到一條邏輯鏈。

打韓寒，是為了打公知。而方舟子說，這麼多年來，你們看韓寒出現在南方報系刊物封面的次數有多少次？正是南方報系參與了制造韓寒這個神話，給他套上光環。

對於被稱之為“天下之公器”的媒體，司馬南說：“我批判那些總是把社會問題指向根本制度的媒體，那些試圖撬動底下最後一塊積木的人。”

對於“三罵”，孔慶東對時代周報說：“我其實並沒有在電話上罵那個記者（南方人物周刊記者曹林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平時哪裡罵過人？那個記者後來也證實了。我是放下電話後，在微博上虛構了這樣一個情節，其實就是一篇第一人稱的‘微小說’，目的就是看看媒體和社會如何反應。結果不出所料，中國媒體的毫無理性暴露無遺。”

3月28日，曹林華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說，孔慶東的確在電話中罵了他，但只罵了孔在微博上所描述的“三媽”排比句中的第一句。

司馬南們的2012

2011年與2012年之交，台灣“大選”之際，曾經和孔慶東亦師亦友的一知名作家離開中國，並在網上發布一封《與孔慶東絕交書》。在這封絕交書中，這名作家詳述說他與孔相識、相交到交惡的經過，並以刻薄的語氣譏諷了孔的出身。

而司馬南，在2012年1月20日晚在華盛頓國際機場，被滾梯與懸牆間未設任何防護的夾角突然卡住頭頸，受傷入院。這一則消息在微博上傳出後，遭到了瘋狂的轉發與評論。它既成了某些人春節期間的“娛樂節目”，也成了某種陰謀論肇始，有人說，身為反美鬥士，為什麼司馬南去美國過春節，為什麼司馬南把孩子送去美國念書，司馬南是不是用了某地贊助款送小孩去美國念書？

對這些質疑，司馬南對時代周報說：“首先是我的小孩在不在美國讀書，這涉及到我個人的隱私問題，我從來不談我自己的孩子在哪裡，我從來不談我的家人現在具體的住所和工作場所，因為我有權利不講。原因是我過去得罪了一些江湖上的騙子，多次遭到他們威脅、報復；現在我的罪了一些政治上的敵人，他們在政治上、在學術上、在理論上無法駁倒司馬南，就危害司馬南的家人，這是非常卑劣的行徑，我不會給他們提供口實，所以司馬南到底有沒有小孩、有幾個小孩、是男孩還是女孩、在哪裡讀書，這樣的信息我不作任何回應。”

這些，便是司馬南、孔慶東和他的朋友們在剛剛開局的2012年的遭遇。在中國網絡社會中，關於他們的新聞，甚至帶上全民娛樂性質。

三月的北京

三月底的北京街頭，有的人已經穿上了單衣，有的人還穿著羽絨服，大家互相穿過，平靜而從容。時局之變幻，猶如三月底的天氣，因每人的身體素質和感知能力，對自己所穿之衣，都有自己的判斷。

司馬南的書房在北京二環邊南鑼鼓巷。書房進門有一面足有兩米直徑的大鼓，頗有衙門的氣勢，每有客人到時，他都會敲一通“咚咚”的鼓聲。

在采訪中，司馬南談到自己的生活，說他正在籌拍一部紀錄片，正在寫一本關於六祖慧能的書，說他在北京的書房有很多書，歡迎大家去做客。

而孔慶東則在回復時代周報記者的采訪郵件中說：“光明不來自外部，而是來自我們自己的靈魂。正如貝多芬聾了，也能聽見最雄壯的交響樂一樣。風雨如磐的時刻，曙光，已經熹微在東方了。”

文辭優美的回答，與他在公眾面前所展示的形像有強烈反差。我們希望，這些並非幻像。

司馬南

中國社會如此之復雜，用幼兒園大班好人壞人的“二分法”來格式化思想界現狀，你不覺得失之於膚淺、簡單、片面嗎？難道除了左右沒有其他？前後上下呢？中道、中正、中立呢？我這個人啊，右眼看我左，左眼看我右，我左右都不逢源。告訴你，我是“國家利益派”，即13億人利益最大化那一派。

楊帆

自稱為烏有之鄉創始人之一的楊帆說，“當初，是在民主法制軌道上的”。

孔慶東

“我作為一個發達城市的工人家庭的子弟，受到的基本上是‘文革’正面的東西。後來進入了知識分子的圈子，得知他們中的很多人，對‘文革’是全盤否定的，我很理解他們的心情。”

無恥下流

來源：南華早報

《南華早報》4月2日報道，作為博鰲論壇會員的大連實德董事長徐明未現身博鰲論壇，證實他已經於3月14日牽涉經濟案件而被控，徐明和薄熙來私交頗深，未知是否受薄熙來事件牽連？

《南華早報》4月2日援引鳳凰網、《財經國家周刊》、馬來西亞《新民日報》等消息，已四面楚歌的薄熙來又一密友、大連實德董事長徐明未能現身博鰲論壇，已經證實其於3月14日因為牽涉經濟案件被相關部門控制，《財經國家周刊》的報道稱，帶走徐明的應為在大連辦案的中紀委專案組，一般認為，其目標是調查薄熙來相關經濟問題。

大連實德集團內部發出的通報文件顯示，董事長徐明已自3月14日起，"失去聯系"18天，目前公司由徐明的哥哥、副董事長徐斌帶領董事會領導小組代行董事長職權。該集團已經向大連市委市政府進行書面報告，有關領導明確要求實德集團保持穩定，做好企業日常經營工作。德國之聲多次聯系大連實德集團，該公司發布的對外聯絡電話無法接通，網站上關於董事長的介紹依然為徐明。

據《財經國家周刊》報道，與大連實德有著密切業務關聯的中國建設銀行，已經開始追繳實德的貸款，並對其全面停貸。而3月20日，國內的新聞媒體還曾報道，銀監會曾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報送信托交易對像是大連或集團公司是大連的企業所有業務清單，引發公眾猜測。

徐明是薄熙來兒子的金主？

報道稱，薄熙來和徐明的"友誼"始於上世紀90年代，時值薄熙來作為中國政壇冉冉升起的一顆紅星主政大連，從1994年到2001年，徐明以大連為基地，創建了三家上市公司、三家商業銀行、兩家保險公司、一家基金以及10多個關聯企業。大連星海廣場、站前勝利廣場、星海灣、金石灘高爾夫球場等三十多個大型工程為該公司建立商業帝國夯實基礎。

後徐明從實業發展到金融業，再到石油化工領域，和海外的沙特等石油國建立合作，徐明投身國際石化行業期間正是薄熙來擔任中國商務部長期間。2005年，徐明曾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排名第八。2011年，在胡潤機構發布的首個《東北財富報告》中，徐明以130億元人民幣資產位列第五。

薄熙來之子薄呱呱，為官員後代中高非常高調的一位，網絡上曾曝出他"約會美國大使女兒"、"開紅色法拉利招搖過市"、"聚會中攬女"等多起事件，薄熙來被免職後，媒體揭出徐明是資助薄熙來兒子留學的財神爺。徐明負擔了薄呱呱在英國牛津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的學費。3月9日，薄熙來在兩會期間曾表示薄呱呱在國外獲得了全額獎學金。

早前德國之聲曾采訪重慶市人大代表張明渝，他明確表示，他是籍由徐明和趙本山與王立軍相識，薄熙來調任重慶後，徐明與重慶之間往來頻繁。

"徐明是編制外的財政大臣"

中國憲政學者、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的陳永苗向德國之聲表示，薄熙來和徐明的官商聯盟有著兩層意義："第一是徐明在薄熙來的保護下，從房地產進入其它行業，官商勾結，大發其財；另一層更重要的意義是當他不斷發展到規模足夠大，賺的錢足夠多時，還有為薄熙來政治上升鋪台階的作用，需要花錢的時候，諸如徐明此類的人就是像薄熙來這樣的人的錢袋子，他們是編制外的財政大臣。"

陳永苗也指這種官商聯盟在中國的政治生態中是非常普遍的，省部級以上的官員，都有"編制外的財政大臣"："他們得隨時帶著錢袋子，例如賈慶林和福建商人黃如潤就是這樣的關系，賈慶林到北京後就把黃如潤帶到了北京。"賈慶林曾任福建省委書記，目前為中國政協主席和政治局常委，黃如潤為福建金源集團董事長。商人們也往往成為官場政治中的最為脆弱的棋子。

"'薄王事件'依然是'宮廷政治'"

陳永苗認為目前整個"薄王事件"，中國官方秘而不宣，依然是"宮廷政治"的發展脈絡，很多右派公共知識分子認為籍由此事件可以啟動中國政改，這些更像是很多公共知識分子良好願望的投射，很多右派、包括黨內民主派如喬石等，從對薄熙來為代表的左派的打擊中，看到民主的希望。

但陳永苗並不認為民主正在向中國靠近：" 從來都是政變的框架，對中共權鬥而言，目前薄王事件還是按宮廷政治發展是理所當然，現在的輿論或民間把'薄王事件'往政治開放或民主方向去靠，這只是一種幻想，沒有更大的可能性。"

無恥下流

來源：星島環球

旅美的中國政治評論家陳破空指出，中央政治局常委處理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時，薄熙來原本居於4比5之勢，最後據傳卻是以1比8慘敗。

陳破空預定發表於香港《開放》雜志四月號的專文分析說，薄熙來是政治局大員，處理他的決定，只能出自政治局常委。贊成倒薄的，至少有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5票；反對倒薄的，至多是新「四人幫」的4票，即吳邦國、賈慶林、李長春、周永康。其中，除了周永康死命挺薄外，吳、賈、李等3人未必能挺到底。最後的票決結果，據傳是8比1，只有周永康反對倒薄。而最後決定處置薄，是從黨紀開始，由賀國強執掌的中紀委執行，無關周永康的「政法委」。周插不上手，又只能眼睜睜看著薄被收拾。

陳破空指出，前幾年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中共高層中惟有周永康明確力挺。周前往重慶視察，大贊「重慶模式」，還留下一句「打擊、剷除黑惡勢力，是讓老百姓過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之後，坊間傳言，周有意把「中央政法委書記」一職傳給薄，而薄也有意接手。

三月「兩會」期間，政治局常委一級人物中，只有周永康出席了重慶代表團會議。那是三月八日，當日上午，薄意外缺席「兩會」，引發外界猜疑；但當日下午周陪同薄回到會場，當場高調挺薄，聲言「去年重慶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新成績，多項經濟指標增幅位居全國前列」等。在王立軍叛逃新聞鼎沸、薄熙來灰頭土臉之際，周無所顧忌的挺薄，絕不簡單。

與周在「兩會」上高調挺薄和大贊「重慶模式」形成截然對照的是，一周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兩會」結束之日的記者會上嚴厲批評「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陳破空在文中指出，薄熙來轟然倒台，周永康必定氣急敗壞，其動靜成為中共政治新的看點，未來可能呈現三種走勢。其一是楊白冰模式。如果胡溫與周永康相持不下，江澤民等大老或許介入，一如當年鄧小平對楊尚昆、楊白冰兄弟「杯酒釋兵權」的作法，由江奉勸周體面退出，解甲歸田，為習近平接班讓路。其二是一場惡鬥，9常委中的「政法委書記」一職由誰擔任，將有一場殊死的拉鋸戰。其三，可能發生宮廷政變。薄熙來既倒，身陷絕地的周永康，可能做出孤注一擲的反撲。近來的政變傳言顯示中南海的焦躁不安。

陳破空是是旅美的中國作家，80年代曾上書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呼吁政治改革。「天安門」學運後，兩度入獄，服刑4年半。1996年流亡美國，從事大量寫作、時事評論。

無恥下流

來源：共識網

聂元梓

　  3月25日，好天氣，心曠神怡，騎車子一小時到了老太太家裡閑聊。屋裡停了暖氣，老太太穿了一件紅棉襖，特精神，我說沒帶相機，就用手機給你照幾張吧，我可是第一次用手照相啊。老太太說91歲的生日剛過幾天，現在92歲了。我說，羨慕你那，真是奇跡，記憶力這麼好，身體也好，我退休幾個月了，啥都沒干，淨看病了。

　　問她，知道唱紅歌的薄書記下台了嗎？回答說，知道，電視上不是宣布了嗎？唱啥紅歌啊，這薄熙來是真傻假傻？親媽都在唱紅歌中給唱死了，還唱個啥勁啊。我們那時候是聽毛澤東的話，唱紅打黑幫，現在啥時候了，不興這一套了！

　　閑談中，老太太說她長壽之道，還在於經常寫大字，我說認識您快十年了，也不知道你能寫大字啊？老太太躍躍欲試，說，給你寫一幅字？那敢情好啊，寫什麼呢？想起來我們是老鄉，於是想讓她寫一幅有故鄉味道的古詩，字數還不能太長。王維的雜詩“君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後兩句想不起來了，於是打手機給小書友別問，讓他用手機上網查查，不一會，全詩發過來了。

　　本想讓老太太寫個條幅，老人說不會寫小字，那只有寫個大方鬥了。只見老人提筆運氣，手腕居然一點也不哆嗦，把王維的這首五言雜詩一氣寫就。看看這字，有漢隸風格，布局勻稱，真是一幅墨寶。一個92歲的老人，能有一手好字，真不簡單。當年第一張大字報，該不是出自老人之手吧？

　　本想看看老人，一會就走，沒想到待了三個小時，光是一幅字，就耗去一個多小時。老人興致很高，一點疲憊沒有，非要留飯，沒吃，走人。

　　騎車回去，陽光明媚，春意融融，又是好心情，一幅好字於無意中得之，豈不快哉！

無恥下流

來源：蘋果日報

趙紫陽和“政治改革辦公室”成員在一起，右3是嚴家祺

　　薄熙來垮台前，在3月9日對中外媒體記者會上發飆，兩次說“一派胡言”、“一派胡言”。這使我想起二十六年前的他的老父薄一波的一段往事。我覺得，也許是老父的多年教導，也許是遺傳基因起作用，薄熙來和他父親都是“發飆”能手。

　　1986年，鄧小平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成立了一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由趙紫陽總理牽頭，中央顧問委員會、書記處、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各有一人參加，由五人組成。薄一波是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參加了五人小組。另外三人是胡啟立、田紀雲、彭衝，是經鄧小平同意參加的。鮑彤、周傑、賀光輝和我是“五人小組”下面的辦公室(簡稱“政改辦”)負責人，也是經鄧小平同意的，實際上，“政改辦”的領導是鮑彤。

　　11月8日下午，在國務院第二會議室開會。會前幾分鐘，趙紫陽還沒有到，已經到的人坐在會議桌前聊天。會議桌是長方形的，一邊是彭衝、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另一邊是鮑彤、周傑、賀光輝、陳一咨、吳國光和我和一些人。這一天，我座位離薄一波很近，斜對著他。彭衝興致勃勃地談起《深圳青年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贊成小平同志退休》，說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很大反響，有人怎麼怎麼說。我們大家聽著默不作聲，突然，薄一波發起飆來，繃著臉、大聲地、氣衝衝地說，怎麼能發表這樣的文章?這不允許，要追查!登時談笑風生的氣氛就一掃而光，彭衝也收住了笑容。

　　趙紫陽每次都是正時到會場，他坐下來就說，到時間了，我們開會吧。薄一波接著趙紫陽的話說：“讓彭衝先說一說，深圳要鄧小平退休。”這時，彭衝一反剛才的態度，嚴肅地重述了一遍《深圳青年報》的事情。薄一波要趙紫陽去處理這件事，趙紫陽對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周傑說，會後你了解一下情況，你去處理。

　　這次會議是“政改辦”向“五人小組”的“彙報會”，主要由鮑彤談“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和重點”。在談到干部制度改革問題時，“政改辦”建議改變過去 “黨管一切干部”的做法，在中國建立“文官制度”。趙紫陽十分了解西方的文官制度，他說，政治性官員與文官是不同的，文官是政府管的，政治性任命的官員，黨是要管的。趙紫陽說;“黨的領袖當首相、總理、總統，這個黨是要干預的。將來要研究，是否借鑒一下國外的文官制度?我看要借鑒一下。我們中國歷史上，干部制度也有一些規矩，也可以借鑒。”在討論“干部制度改革”時，薄一波話就多起來了，他講了許多話，我感到他對趙紫陽說的“文官制度”一竅不通、似乎沒有感覺。薄一波說去年開始實行“廠長負責制”，一個好廠長，還有一個好書記，都有能力，在一個工廠裡，就會鬧起來。當他談到“干部年輕化”問題時，他轉臉對胡啟立、田紀雲說：“現在青年人難以上來。我們活著，你們難以上來。啟立、紀雲你們也五十六、七歲了吧?我們不死，你們也上不來。”

　　這時，坐在薄一波左手一邊的胡啟立趕緊站了起來說：“我們希望老一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健康長壽。” 我當時奇怪，大家圍著一張桌子開會，是不好站起來說話的，我也奇怪，胡啟立口頭說話怎麼用“無產階級革命家”這樣的“書面語言”呢。這些會議所有講話都有錄音，後來我看到整理好的文件上，胡啟立的話改成了“希望老同志健康長壽。”薄一波接著說：“為什麼不可以從二十幾歲、三十幾歲、四十幾歲的人中選拔?五十幾歲的，再過幾年就六十歲了。”薄一波又轉向右手的彭衝說，“你們委員長裡面，九十幾的也不算甚麼東西。”“年輕化是一個大問題，要一下子也不那麼容易。還要照顧到老同志。”

　　在談到《深圳青年報》要鄧小平退休事件時，薄一波說：“《深圳青年報》如果是非黨的，議論我黨誰該上誰該下，不大好。黨內的，這樣來講也不行。西單牆也不能這樣的。我看這些人膽子不小。這是不是合乎大家都要求?黨還沒有開代表大會，怎麼知道。國外還沒有要求小平同志下去，只講小平百年後的連續性。民主也是有界限的，那麼自由地提出問題是不行的。要服從共產黨的領導。”薄一波已經要求趙紫陽嚴肅處理《深圳青年報》後，又“建議常委過問一下《深圳青年報》的事情。”

　　這次會議，在鮑彤彙報完了後，研討小組的五位成員又進行了討論。趙紫陽似有預感，竟然冒出“中國政治不可測”這樣一句話來。當時，胡耀邦還是總書記，薄一波還沒有對胡耀邦下毒手。趙紫陽在談到了“黨內民主”問題時說：“黨內民主的重點，是解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員會、書記處之間的關系。這方面，你們看看其他國家有甚麼經驗。要真正依法辦事，按黨章辦事。我們現在實際上往往過分強調了核心，變成了政治局領導中央委員會，常委領導政治局、書記處。缺了另外一面，就是政治局要置於中央委員會監督之下，常委要置於政治局監督之下。這要立規矩，還要成為習慣。”他還說，現在這種制度，“沒有事很好。這種制度很難保證不出事。中國人背後計較，當面客客氣氣的。中國政治不可測。”

　　胡啟立補充說：“中國是先君子，後小人。如何保證文革不重演?紫陽講的這一條是關鍵。”胡啟立說，今後五年內，政治局如果出現分歧，怎樣解決?

　　就在趙紫陽、胡啟立這樣說後二個月，在一次“黨中央一級黨的生活會”上，薄一波又一次發飆，當面批判、責罵黨的總書記胡耀邦，歸納出胡耀邦“六大錯誤”。 “文革”結束後，胡耀邦為薄一波平反出了很大力，薄一波竟恩將仇報。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把胡耀邦趕下了台。趙紫陽說“中國政治不可測”，一九八九年在處理天安門學生運動問題上，因對按鄧小平意思寫的一篇《人民日報》社論有不同意見，胡耀邦下台後新擔任總書記的趙紫陽也被趕下了台。

無恥下流

　　張德江的這一選擇足可令其後悔終生。作為分管工業和能源兩大高危行業的副總理，張德江的日子完全可以用戰戰兢兢來形容。

　　在中國不顧一切追求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重大事故接連不斷已成必然。張德江所分管的行業，則意味著他必須要承擔責任。令人失望的是，每當有大事故發生時，盡管多數時候他都會出現在現場，但因他的應對突發事故的能力有限，導致他沒有突出表現，引發多方不滿。

　　可這樣的一個相對弱勢的副總理，卻偏偏又碰上一個愛出風頭的老闆——總理溫家寶，從而使張德江的角色變得更喫重，更費力不討好，更容易變成民憤攻擊的目標。處理溫州動車追尾事故，溫張的兩極表現就更為明顯。

　　在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候選人中，凡是在地方主政過的，幾乎都遭遇過重大或特大事故和災難，但沒有人像張德江這樣成為媒體和輿論抨擊的主要對像。比如李克強，主政河南時遭遇至少兩場大火，調任遼寧後又發生的歌舞廳爆炸案和蟻力神事件，雖然李克強當時的表現並不突出，但由於當時的網絡媒體沒有像今天這樣迅速而普及，讓李克強得以全身而退。

　　相比之下，張德江卻沒有李克強幸運。溫州動車事故後，張成為網民們攻擊的主要對像和最高官員，各大媒體網站也把矛頭對准他，呼吁追究其政治責任。如此猛烈的輿情，對一年後召開的十八大必然會產生直接影響，也讓張德江的政治前景變得難以預料。

　　從中共慣例看，重大事故發生後，很少追究副總理以上國家領導人的責任，充其量只會拿部級以下的官員當替罪羊。此次溫鐵事故，雖然張德江不會被問責，但網絡輿論的炮轟，加上民眾的普遍不滿，已讓張德江遭受最嚴重的打擊。

　　在這種極其特別的情況下，張德江能否如願晉陞常委，一要看網民的憤怒會持續多久，二要取決於網絡媒體問責呼聲有多大。如果張德江真的衝上常委，那麼在中央委員會選舉時，他就會在選票上遇到麻煩，就像十六大時賈慶林和黃菊得票率很低。盡管中共的這些選舉都是自欺欺人，但在這樣的官僚體系中獲得最低票，其形像和權威都會大打折扣。

　　張德江能否入常的另一個變數是，還要看江澤民的身體情況。如果江撒手而去，張的晉陞希望就會因溫州動車事故而變得渺茫起來;如果江還能挺到十八大，作為江派的重要棋子，張德江可能會化險為夷。

　　由於張德江的變數最大，對其能否晉陞常委，目前我們還難以作出判斷和預測。

無恥下流

來源：RFA

    在薄熙來倒台前，一名中國記者在網上張貼了有關薄熙來的帖子後，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判刑三年，目前該名記者正在服刑中。

　　該名記者的妻子披露，他因為抨擊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重慶搞的“唱紅打黑”運動，被重慶當局判刑三年。

　　上月薄熙來被宣布免職後，記者高英樸(Gao Yingpiao音譯)的妻子首次公開披露了高的遭遇。高的妻子通過QQ微博表示，高英樸於2010年被一家重慶法院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判刑三年。

　　高目前已被監禁了18個月，其“闖禍”的原因可能是他2009年在其QQ博客上貼出了一系列高調批評薄熙來的(唱紅打黑)政策。

　　記者周一致電高的妻子，電話無人接聽。

無恥下流

　　北京時間4月3日，中共當局針對大陸網絡的短期管制暫時結束，新浪、騰訊兩家微博網站能夠重新開始評論。而近期一直屬於敏感詞的“薄熙來”、“王立軍”更是能夠搜索到所有相關信息，沒有被進行任何屏蔽。

　　3月31日，中共當局發布消息，稱鑒於大陸網絡近期謠言四起，有個別網民在互聯網上特別是微博中編造、傳播所謂“軍車進京、北京出事”等謠言，產生了惡劣的社會影響。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責成有關地方網絡管理部門進行嚴肅查處，電信管理部門依法對梅州視窗網、興寧528論壇、東陽熱線、E京網等16家造謠、傳謠，疏於管理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網站予以關閉。

　　此外當局還點名批評了新浪和騰訊兩家大陸最大的網站，並針對新浪和騰訊微博客網站集中出現的謠言，“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規，造成惡劣影響的問題，北京市和廣東省互聯網信息管理部門分別對兩個網站提出嚴肅批評，做了相應懲處”。兩個網站表示要認真落實相關要求，采取整改措施，進一步加強管理。

　　隨後新浪微博和騰訊微博分別宣布，將於3月31日上午8時至4月3日上午8時，暫停微博客評論功能。原因是近期“微博客評論跟帖中出現較多謠言等違法有害信息”。 雙方公告均稱，清理後系統將再開放評論功能。“進行必要的信息清理，是為了有利於為大家提供更好的交流環境，希望廣大用戶理解和諒解。”

　　自3月15日“薄熙來事件”發生後，有關薄熙來的種種謠言在大陸網絡上不斷流傳，長安街“軍車如林”一類的傳聞也得到迅速擴散。鑒於微博網站巨大的用戶群和快速的傳播面，這類消息在微博上具有很大的生存空間。新浪和騰訊作為中國大陸最大的兩家提供微博服務的網絡公司，被外界看來有很強的“自我糾錯”能力，當時在微博搜索上“薄熙來”、“王立軍”一類的關鍵詞根本無法搜索，他們性命拼音簡寫如“bxl”、“wlj”也屬於被屏蔽的範圍內。

　　對於目前這兩家公司在進行清理後又能重新搜索到“王立軍”與“薄熙來”，是屬於單獨的公司新聞，還是是因為高層已經對此定案，將出官方結論，亦或者是當局正在嘗試有目的放松輿論管制，目前尚不得而知。

刘洋

         趙紫陽在談到了“黨內民主”問題時說：“黨內民主的重點，是解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員會、書記處之間的關系。這方面，你們看看其他國家有甚麼經驗。要真正依法辦事，按黨章辦事。我們現在實際上往往過分強調了核心，變成了政治局領導中央委員會，常委領導政治局、書記處。缺了另外一面，就是政治局要置於中央委員會監督之下，常委要置於政治局監督之下。這要立規矩，還要成為習慣。”他還說，現在這種制度，“沒有事很好。這種制度很難保證不出事。中國人背後計較，當面客客氣氣的。中國政治不可測。”



　　胡啟立補充說：“中國是先君子，後小人。如何保證文革不重演?紫陽講的這一條是關鍵。”胡啟立說，今後五年內，政治局如果出現分歧，怎樣解決?



　　就在趙紫陽、胡啟立這樣說後二個月，在一次“黨中央一級黨的生活會”上，薄一波又一次發飆，當面批判、責罵黨的總書記胡耀邦，歸納出胡耀邦“六大錯誤”。 “文革”結束後，胡耀邦為薄一波平反出了很大力，薄一波竟恩將仇報。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把胡耀邦趕下了台。趙紫陽說“中國政治不可測”，一九八九年在處理天安門學生運動問題上，因對按鄧小平意思寫的一篇《人民日報》社論有不同意見，胡耀邦下台後新擔任總書記的趙紫陽也被趕下了台。

今后中国的政治是不是像赵紫阳所说的：中國政治不可測？？

[ 本帖最后由 刘洋 于 2012-4-3 18:14 编辑 ]

無恥下流

來源：《開放》雜誌

　　薄熙來翻船，全在筆者等人意料之中。薄熙來是政治局大員，處理他的決定，只能出自政治局常委。而九名常委中，至少有五比四的優勢。

　　周薄聯盟，大明其白

　　贊成倒薄的，至少有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五票;反對倒薄的，至多是新“四人幫”四票，即吳邦國、賈慶林、李長春、周永康。其中，除了周死命挺薄，吳、賈、李三人又未必能挺到底。

　　最後的票決結果，據傳是八比一，只有周反對倒薄，甚至建議將薄調任西藏一把手(果如此，對藏人而言，無異於禍從天降)。處置薄，從黨紀開始，由賀國強執掌的中紀委執行，無關周永康的“政法委”。周插不上手，又只能眼睜睜看著薄被收拾。

　　前幾年，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中共高層中，惟有周永康明確力挺。周前往重慶視察，大贊“重慶模式”和薄熙來，留下這一句：“打擊、鏟除黑惡勢力，是讓老百姓過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之後，坊間傳言：周有意將“中央政法委書記”一職，傳給薄，而薄也有意接手。

　　王立軍叛逃美領館之後，向美方洩露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內情。《華盛頓郵報》曾報導：周永康阻止安全部調查和逮捕薄熙來。習近平訪美之際，新聞界盛傳：周永康與薄熙來密謀，將讓薄出任下屆“政法委書記”，而後以政變方式，推翻習近平。此傳聞，震撼最大的，應是中共內部。

　　三月“兩會”期間，政治局常委一級人物中，只有周永康出席了重慶代表團會議。那是三月八日，當日上午，薄意外缺席 “兩會”，引發外界猜疑，當日下午，周陪同薄回到會場，當場高調挺薄，聲言：“去年重慶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新成績，多項經濟指標增幅位居全國前列，‘五個重慶’建設取得積極進展，城鄉面貌發生了新變化。”就在王立軍叛逃醜聞鼎沸、薄熙來灰頭土臉之際，周無所顧忌的挺薄姿態，絕不簡單。

　　與周在“兩會”上高調挺薄和大贊“重慶模式”形成截然對照的是，一周後，溫家寶在“兩會”結束之日的記者會上嚴厲批評“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中共高層的分歧，連同其激烈權力鬥爭，暴露於眾，放大於國際視線。周薄聯盟，大明其白。

　　周永康，名列“十大黑領”

　　今年一月，英國《每日郵報》評出中國“十大黑領”人物，周永康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唯一入選者。對中國“黑領人物”的定義是：“他們的臉色是黑的，汽車是黑色的，衣著多是黑色的，他們的收入、生活、工作都是黑色的(隱蔽的)，但卻控制著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命脈。”

　　周永康先後主管石油工業部、國土資源部，這兩處，都是肥差，周大撈特撈，尤其縱橫石油領域32年，自肥難以計數。巴結上江澤民之後，一路高升，主政四川，而後出任公安部長。

　　二零零七年，升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書記”、“中央綜治委主任”，至此，周權傾一時。所謂“政法委”、“綜治委”，就是“維穩辦”。任內，周四處找事，唯恐天下不亂;又編造名目，猛增編制。比如，在西藏和新疆，稍有風吹草動，周就趁機擴充警力。

　　中共維穩費由此急劇颮高，以至於，從前年開始，中共維穩費開始超過軍費，維穩費增幅也超過軍費增幅。周永康及政法系統大小頭目，不僅籍此中飽私囊，而且趁機擴充實力，豢養起一支專吃“維穩飯”的大軍，遍布全國，其勢驚人。彷如前蘇聯內務部長貝利亞，又彷如前中共中央警衛局長汪東興，手握槍杆子，更兼坐擁龐大無邊而無孔不入的特務體系，監控和恐嚇民眾的同時，也監控和恐嚇了“自己人”——黨內同志。

　　周任內，民眾抗爭事件不減反增，而且是猛增，從每年幾萬起發展到每年幾十萬起。據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藏學專家羅伯特∙ 巴納特教授考證，西藏動蕩加劇，正是在周永康出任“政法委書記”之後，尤其周在西藏大增維穩費之後。可見，這個周某，與其說是“維穩”，不如說是“維不穩”;不穩，才有文章做，小則有利可圖，大則重權在握。

　　權衡得失，江澤民可能拋棄周永康

　　薄熙來轟然倒台，周永康必氣急敗壞，其動靜，成為中共政治新的看點。周永康與胡溫習李等人纏鬥，呈現大約三種走勢或結果：其一，楊白冰模式。如果胡溫與周永康相持不下，“大佬”人物如江澤民或許介入調停，如當年鄧小平對楊尚昆、楊白冰兄弟“杯酒釋兵權”，為江澤民時代開道，江可能奉勸周體面退出，解甲歸田，為習近平接班讓路。

　　有人以為江會挺周，理由是，周是江系人馬，更有傳言：周的第二任妻，是江的侄女。須知，中共黨內派系，不同於他國政黨派系，諸如日本與台灣，在民主制度下，派系可以公開亮牌，因而具有忠誠度。但中共黨內派系，不能公開亮牌，只能心照不宣，慣行台下交易、暗箱操作，僅以利益為聯結點，以利相交，利盡則散。因而，主僕之間，沒有忠誠度。僕可背主，主可棄僕，均被認為“識時務”、甚至是“聰明”。鄧小平拋棄心腹陳希同、江澤民拋棄親信陳良宇，是主棄僕之例;薄熙來倒台後，黃奇帆及重慶官員人人表態、爭取“人人過關”，又是僕背主之例。

　　如今，江澤民已經拋棄薄熙來，進而拋棄周永康，完全可能。況且，江已老朽，不大可能為護周而引火上身。時下的中共高層，江系、團派、太子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人腳踩兩條船、三條船;江胡鬥爭是主線，但也有合流的副線。江親信張德江取代薄熙來，接管重慶，應是江胡討價還價的結果。

　　其二，一場惡鬥在所難免。圍繞“十八大”人事布局、尤其九常委中“政法委書記”一職，包括周在內的新“四人幫”與胡溫習李等人，必有一場殊死的拉鋸戰。作為最後的本錢，周一心要安排自己人接位;但胡溫定會全力爭奪。近傳，“十八大”之後，“政法委書記”不再由政治局常委兼任;又傳，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可能出任此職。因袁屬團派，這類消息，很可能是胡系放風，先聲奪人。無論胡溫還是習李，都不大可能再讓“政法委”勢力坐大，威脅自身安全。

　　孤注一擲，上演宮廷政變?

　　其三，可能發生宮廷政變。薄熙來既倒，身陷絕地的周永康，可能做出孤注一擲的反撲。京城的政變傳言，風聲鶴唳;對傳言網民的秋後算賬，更顯示中南海的焦躁不安。

　　周掌控的維穩系統，年費用達7018億，年增幅達11.5%，兩項數字，均高於軍費(年費6702億，年增幅 11.2%)。人數上，置於胡錦濤“軍委主席”名下的中共軍隊二百五十萬人;置於周永康名下的維穩系統，包括公安、國安、國保、武警、特警、特務、交警、城管，以及網特、線民，等等，難以數計。有人估算，周永康統管的全部人馬，可能高達千萬，大大超出共軍人數。(中共武警，名義上也歸中央軍委管轄，但因功能不同，實際由周的“維穩辦”調用。)

　　力量對比，無論資源上還是人數上，周永康武力都遠遠超過胡錦濤軍力。這是胡溫恐懼的由來。周永康的維穩系統，針插不進，水潑不入;近年，胡提出“軍隊要介入維穩”，企圖打破周對維穩系統的專控，但周置之不理;今年“兩會”上，溫罕見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話鋒原來是指向周永康、薄熙來(薄已在重慶培植私家軍，備下槍支彈藥)。

　　周永康手下，雖武力龐大，卻屬於雜牌軍，而非正規軍，質量和忠誠度都未必靠得住;胡錦濤手下，軍力略遜，卻是正規軍，武器精銳，更擁有海空和導彈部隊。胡、周兩方，各具優勢，各有死穴，若以武力攤牌，鹿死誰手?難以預計。大規模內戰的可能性不大，更大的可能性是宮廷政變。前有華國鋒與“四人幫”較量的歷史經驗，任何一方，稍有大意或猶豫，就可能陷入滅頂之災，如江青之完敗;宮廷政變，先發制人，先下手為強，如華國鋒之險勝。

無恥下流

來源：蘋果日報

　　“狗咬狗，釀新酒，三步並做兩步走，今日紅歌震山吼，明天押送菜市口，十八大，很可怕，老爺都在打群架，輸了去休假，贏了當老大。”薄熙來倒台，中國很快出現這個民謠，頗能反映民間心聲。
 

　　北京上海王紛中箭

　　“北京王”陳希同在十六大前落馬，“上海王”陳良宇在十七大前被撤職，“重慶王”薄熙來在十八大前免職，他們當時都是政治局委員，同樣有自己獨特作風，施政常與中央不同調，這是巧合還是必然?

　　陳希同擔任北京市委書記時，聲勢高於江澤民，卻在1998年因貪污受賄被判16年。2006年胡錦濤上台之初就捉了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2年後陳因受賄判刑18年。習近平上台前也需祭旗立威，不過，薄熙來事件牽扯因素太復雜，尤其又讓美國掌握關鍵資料，更難處理。

　　薄熙來是民粹型政客，善於運用媒體造勢，所建立的重慶模式，使他氣勢扶搖而上，有一段時期，全中國一窩蜂都在學重慶唱紅歌，用打黑手法整企業家，法制大倒退，他卻暴得大名，但夜路走多了，終於掉入陰溝裡。

　　樹倒猢猻散，市長黃奇帆自身難保，薄熙來的親信人人自危，中央很快就會派人交接職務，多年來替他敲鑼打鼓的學者如孔慶東，網站如烏有之鄉，媒體如鳳凰網，均因押錯寶而氣勢大衰，左翼人士大受打擊，像漏氣皮球，在地上攤著。

　　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已就王立軍案展開調查，要求國務院提供成都總領事館、北京大使館和國務院相關電文、備忘錄和電訊，並要求提供處理中國人政治庇護之標准作業指南。

　　江澤民也被扯入

　　《華盛頓時報》說，王立軍向美方提供中共高層腐敗資料，包括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內，這一來又會把江澤民扯進來了。薄熙來的故事美國也湊一腳，保證不會太快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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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希望之聲

　　自3月19日傳出“京城政變”風聲以來，周永康一直表現低調甚少露面，26日胡錦濤出訪以後，周突現強勢反撲，大規模封網抓人，似有孤注一擲的跡像。近日更是有消息傳出，稱溫家寶與周永康繼處理薄熙來面對面角力之後，最近就是否允許“六四”學運領袖回國問題產生嚴重對立。

　　據博訊引述未經證實的消息，溫家寶最近曾提出，“六四”以後一批學生流落海外已經二十多年了，我們一直不讓他們回國。在他們的父母彌留之際，也不讓他們回國見上最後一面;甚至父母去世之後，也不允許他們回國奔喪，這是很不近人情的，也是很不人道的。

　　據知情人士透露，溫家寶還批評一些駐外使領館，動不動就把批評中國政府的人劃入另類，他還表示，海外敵對勢力肯定是有的，可是它也僅僅是一小撮人，不要把善意批評我們缺點的人，都說成是海外敵對勢力。

　　據悉，周永康對於溫家寶的指示非常不滿，以維穩為藉口，擬定了一個非常嚴格的甄別標准，此外更擬定了一個有數百人的黑名單，絕對不允許他們入境中國。

　　消息稱，截至目前，僅有十幾人因溫家寶指示，獲得了中國護照的延期或中國的入境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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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外交政策

　 美國雙月刊雜志《外交政策》，3月29號發表了駐中國資深記者John Garnaut的文章：《溫家寶的復仇記》(The Revenge of Wen Jiabao)。文章詳細描述了30年來，溫家寶、胡耀邦與鄧小平、和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之間的“恩怨情仇”，也就是目前溫家寶與薄熙來路線之爭的歷史根源。

　　文章描述，溫家寶在退休前的兩會記者會上，感性的回答了三個多小時的提問，並在最後一個敏感問答上，親手為薄熙來的政治棺墓釘上了最後一根釘子。隔天，薄熙來落馬，被免除重慶市委書記一職。

　　溫家寶在記者會上，暗示薄熙來在重慶大搞的〝唱紅打黑〞模式在走文革的回頭路。溫家寶直言：“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文章表示，在溫家寶的世界裡，扳倒薄熙來是路線之爭的第一步，這兩條主線，一個是毛澤東的紅色路線，一個是胡耀邦的民主路線。

　　文章指出，盡管溫家寶與薄熙來同為政治明星，但二人是完全不同類型的人物。溫家寶出身於清貧的教師家庭，目睹了自己的家人在文革時期被批鬥、攻擊的情景。

　　而太子黨出身的薄熙來，他的父親是黨內元老薄一波，他就讀的是中國最負盛名的學校，北京第四中學。1966年6月文革爆發的前幾個月，薄熙來成為紅衛兵組織的聯動成員，宣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

　　不過，薄一波之後被打成〝反革命〞，薄熙來也隨後入獄，囚禁6年，而他的母親胡明於廣州被抓捕時，在押送火車的過程中死亡，對外宣稱的說法是〝自殺〞。

　　文中提到，在2010年的4月15號，胡耀邦離世20周年之際，溫家寶罕有的在《人民日報》上發文悼念胡耀邦，指自己非常懷念這位導師。胡耀邦是1980年代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溫家寶的導師，也是引發1989年六四學生運動的主要人物。

　　身為胡耀邦最忠誠的門徒，胡耀邦猝死時，溫家寶一路護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歷史走過了30年，這場黨內鬥爭，是否會由溫家寶劃下句點?

　　一位成功預測薄熙來下台，已經退休的部長級官員向John Garnaut表明了自己的猜疑，他說〝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無法斷定，溫家寶是代表他個人，還是代表黨來說政改。或者八成代表他自己，二成代表黨，總之我們還在觀察。〞

　　文章最後表示，溫家寶認為薄熙來的下台，是改革的關鍵契機，他開始尋求中國公眾的幫忙，因為共產黨在內部道路上已經失去了壟斷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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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多維

多維記者此前報道，美國國會欲舉行“王立軍申請美國政治庇護”聽證會面臨行政部門方面的“不配合”。據當前了解，美國副總統拜登及多位行政高官企圖阻止國會舉行此類聽證會。

英美兩國最為關注重慶2012年政治震蕩余波。此前被認定系酗酒過度死亡的英國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目前已成為這場風波被關注的焦點之一。現在外界已傳出多個版本，比如“海伍德死於他殺”、“海伍德離間薄熙來和王立軍”和“海伍德系在華從事間諜活動”等等。

美媒3月31日甚至披露，海伍德死前曾告知好友，自己擔心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因為他同薄熙來妻子谷開來發生了爭吵。谷開來甚至要求海伍德與他的中國妻子離婚，伍海德堅決拒絕。

英國政府據稱已在“二月中旬”要求中共就“海伍德之死”作出全面調查。中國外交部在3月27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將對英國政府這一請求進行了解。

英國外交大臣黑格（William Hague）目前正接受有關海伍德之死的簡報。

美國方面，國會眾院外交委員會（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針對“王立軍申請政治庇護”案正密集向國務院及白宮搜證，該委員會幕僚向記者透露，白宮是否過度配合北京還不知道，但就是不太配合國會。

據了解，不太配合國會的白宮聲音主要來自副總統拜登（Joe Biden）。拜登連同其他政府要員勸說國會勿就“王立軍事件”舉行公開聽證。政府官員預計也會拒絕回答有關國會就“國家安全”層面的提問。

拜登2012年掌舵奧巴馬政府對華關系，接待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之後，目前正竭力為奧巴馬連任競選。

眾院外交委主席羅斯雷提南（Ileana Ros-Lehtinen，R-FL）在近平訪美前3天，曾致函國務卿希拉裡（Hillary Clinton）了解王立軍事件處理過程。她特別關心外界有說法稱，王立軍曾在總領事館填了申請表格，要求政治庇護，但回報到白宮時遭到拒絕。她認為如果有人在危機情況下求救於美國使館，拒之門外後有可能遭受不測，因此對白宮高層展開興師問罪。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Gary Locke）在接獲成都總領事的報告後，因正逢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前一周，隨即向白宮彙報。白宮決定拒絕王立軍的政治庇護申請，因此王立軍轉而提出希望向北京投降，自行離開美國總領事館。

曾任職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中央情報局的包道格（Douglas Paal）表示，美國對王立軍的決策過程與習近平訪美並無直接關系，而是符合美國一貫盡量“不留人”的標准外交程序，設法就地尋求解決方案，避免增添中美兩國矛盾。

曾任美國國務院情報官員的譚慎格（John Tkacik Jr.）認為，王立軍應未曾提出庇護申請，只是為了力爭脫險保住性命。因為如果他真想要獲得庇護，成都總領事館是他最不應該去的地方。

譚慎格表示，申請政治庇護應該選擇在中國境外向美國政府提出，曾任重慶公安局長的王立軍不可能不了解。美國通常不提供所謂的“外交庇護”（diplomatic asylum）。雖然有1989年方勵之夫婦在北京大使館的案例，但譚慎格指出，當年也不是“庇護”而是美國政府提供“保護”。沒有中國政府的同意，美國大使館是沒有辦法把方勵之送出中國的。

此前有報道指出，王立軍2月6日進入美國領事館，在與美國駐成都總領事何孟德（Peter Haymond）會見時，向美方提出政治庇護要求，並填寫了“申請表格”。譚慎格指出，既然美國使領館不提供政治庇護，也就不可能有一個申請的“表格”供填寫；因此王立軍若在領事館內留下文字，應該是為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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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明鏡

     重慶模式所代表的，是增加中央集權，廣東模式所呈現的，則是減少政府權力。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傑納蘇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Geneseo)金融與經濟教授谷雁翔認為，增加集權或減少政府權力的辯論，不會因為薄熙來的下台而消失，未來重慶模式還會持續，重慶和廣東模式之爭也還將持續下去。

　　紐約州立大學傑納蘇分校金融與經濟教授谷雁翔在接受《明鏡》采訪時表示，“重慶模式”就是增加集權或減少集權的辯論。“現在的辯論是，有些人認為應該增加一些集權，有些人認為應該繼續減少集權、走市場的路。”

　　薄熙來被中央免去重慶市委書記後，谷雁翔對《明鏡》表示，重慶和廣東模式之爭還將會持續，這樣的爭論其實就是增加集權或減少政府權力的辯論。“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數人同意撤銷薄熙來的職務，所以以後可能不允許大家再公開贊揚‘重慶模式’，但關於增加集權或減少集權的辯論，還會持續。”

　　谷雁翔提醒，在中國，對發展方向和政策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中共允許公開討論，是明顯的進步。

　　經常與“重慶模式”相提並論的“廣東模式”，則是改革開放、推動市場經濟的模式。谷雁翔對《明鏡》說，雖然廣東模式長遠來看較符合歷史趨勢，但中國不能只停留在廣東模式上，還必須改革政治體制、增加法治，如此才能保證市場上的公平競爭，同時實現普世價值，落實憲法中的幾項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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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3月19日晚傳出周永康政變被擒後，周明顯失勢。近日胡錦濤出訪期間江系人馬即進行反攻，北京公安大肆抓捕傳播軍車進京，北京出事的傳謠者，處罰關閉違規網站。民眾對此反應強烈，熱議誰是最大的造謠者。

　　據中共官方媒體報導，北京公安證實已逮捕傳謠者1,065人，超過3,117個網站受到警告，70家互聯網公司被行政處分甚至強制關閉。從3月31日上午8 時至4月3日上午8時，大陸新浪和騰訊網微博同時暫停微博客評論功能，清理所謂的“謠言”。周永康失勢，再用白色恐怖的抓捕手法來掩蓋真相，已經引起國際社會和中國民眾極大的關注和譴責。

　　民眾譴責中共黨媒才是最大的造謠者，有網友把中共各黨媒近日及過往的造假新聞截圖放上網絡，例如有民眾揭發說，2012年2月18日16時，新華網在首頁顯著位置發了一組題為《各國警察掃黃震撼場面》的新聞照，並注明“來源：人民網”，其中“美國警察掃黃震撼場面”的暴力執法照片9張。該新聞照後來被民眾證實，是意大利時尚雜志(Vogue)2006年9月號刊登的一組模特照片。根本就不是什麼“美國警察掃黃”。該造謠新聞照片被眾多官媒反復轉載傳播。

　　民眾還列出了幾個路人皆知的大謠言，直指中共才是最大的造謠者，至今不見受到處罰。

　　大躍進時候，“畝產萬斤”的謠言是《人民日報》傳出來的;“三鹿經過1,100道檢測關”的謠言是CCTV放出來的;三峽大壩剛建的時候，說能抵御“萬年一遇”的洪水，兩年後降了90%，變成“千年一遇”了，後來又降到只能“百年一遇”了;2003年的薩斯(大陸官方謊稱非典)，中共衛生部長公開說沒有發生。

　　對於網絡的作用，有民眾說：“偉大的互聯網正在創造著真正的盛世：揭發州官謠言，傳達公民指示。”

　　有民眾一針見血地說出了最大造謠者的心態：為什麼那麼多機構都偏偏對“網上謠言”那麼仇恨呢?因為互聯網擊潰了利益集團對話語權的壟斷，並且，互聯網揭發了歷史上、現實中的無數謠言，使得愚民政策徹底失敗。原來，害怕真相的人，正是那些整天抹黑互聯網的人。

　　有民眾提出，互聯網與CCTV、環球某報的區別在於：互聯網的海洋裡，散落看一些謠言;而另外兩者，他們在整天散布的謠言中，偶爾不小心會流出兩句真話。

　　民眾“強勁精銳”表示：沒有公開透明的政府，人民沒法得到真相，才會引致謠言有生存空間。

　　網友“wenyunchao”也諷刺道：以前當局是對內什麼都要，就是不要臉;對外是什麼都可以不要，就是要張臉。現在是對內對外都不要臉，只要政權穩定。要不然實在無法解釋為何新華社電訊會主動披露因為信息審查抓了多少人、刪除了多少信息、閉了多少網站。

　　還有本來不知道原因的民眾，由於當局對微博評論的關閉，反而知道了真相。有民眾笑說：“可氣，可笑又可怕。”“現在知道了!”

無恥下流

來源：參考消息

　  自從3月19日晚網上瘋傳“軍車進京、北京出事”等謠言以來，社會上被搞得有點神經緊張。目前，北京公安機關已拘留了6個造謠者，電信管理部門也關閉了16家“造謠、傳謠，疏於管理”的網站。

　　可以說，政府的這些行動對謠言是一次重創。這一次謠言算是基本平復下去了，而如何有效監管及遏制謠言則成了當前的關鍵問題。現在各大媒體討論得熱火朝天。看來，國家越來越意識到了謠言問題的嚴重性。

　　的確，謠言自古以來就是個厲害角色，在我國古代，每逢社會混亂尤其是改朝換代的戰亂年代，就盛產謠言，比如秦末陳勝吳廣起義前，吳廣學著狐狸叫聲喊出的那句“大楚興，陳勝王”，引起社會議論紛紛，加劇了當時社會心理的崩潰。所謂“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所謂“三人成虎”等等，這些成語都是來形容謠言之厲害的。

　　當前正值中國改革的關鍵時期，用環球網28日一篇文章說，“2012年對中國很重要，可以說是關鍵年，中共十八大，經濟方式大轉型，世界又多事”，在這個節骨眼上傳出類似“軍車進京、北京出事”這樣的謠言顯然非同尋常，不容小覷。

　　《長江網》3月31日發表的一篇文章把造謠者稱為“‘唯恐天下不亂’的偽網民”，文章說：“這(謠言)背後也有偽網民的精心策劃與遠程操控，其目的就是想通過這種方式搞亂中國的民心，擾亂了中國的陣腳，破壞來之不易的穩定局面。”

　　然而，謠言之所以能流傳，卻並不是僅有“偽網民”那麼簡單的。據說，民間還存在另一種聲音，比如《環球時報》26日社評指出：“現在有一些人在鼓吹拆掉這些防線，公開吹捧謠言的‘正義性’，宣稱‘謠言倒逼真相’，‘謠言倒逼改革’。”此外，還有一般公眾的獵奇心理在推波助瀾，就像環球網28日文章所說的，“在今天，‘莫談國事’是不可能的，應當是人人關心國事，這是政治民主、社會文明的表現。”

　　可以說，這些因素或實或虛地構成了一種謠言的“勢力”，要應對這樣的“勢力”，政府和社會就必須從深層發力。目前，人們提出了各種主張，諸如長江網文章指出的“網站從業人員也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盡職盡責地把好言論傳播關”，人民網指出的“要構築現實社會的誠信基礎”，“華聲在線”文章主張“須加強主流文化建設”等等。然而，這些口號式的主張總給人以似曾相識的感覺。

　　環球網30日發表的一篇文章則從另一個角度提供了建議：“謠言反映了民眾對國家前途的高度關注，說明關注者對這個國家抱有信心和期待。在這方面，我們的相關部門是否應該檢討：自己是不是太傲慢，沒有關注到民眾對信息的正當需求呢?……當信息最大限度公開了，當公民的知情權最大限度保障了，還會有流言蜚語，還會有謠言嗎?”

　　當然，就像《環球時報》26日社評指出的，“回頭看這些年，中國官方在信息披露方面一直在向前走，整個中國社會的透明度呈明顯不斷增加趨勢。”只不過，下一步要做的，是“推動透明度繼續不斷增加”。當前是中國改革的關鍵時期，社評說：“我們就生活在這個國家裡，最清楚這個國家改革的必要，也最了解這個國家特有的艱難。但毫無疑問，中國不應是‘謠言共和國’。”(章馨)

無恥下流

　　中共“左派”大本營“烏有之鄉”的創始人之一、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近日倒戈，不但與其他“左派”的紛爭升級，還要求重慶公布贊助極左翼的情況。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自曝收受重慶100萬元“課題費”後，“左派”陣營接受薄熙來政治獻金問題備受關注，楊帆的呼吁如火上澆油。

　　楊帆接受廣州《時代周報》專訪時聲稱，其目標是“要把烏有之鄉封掉，把左派學者張宏良送進監獄”。但楊帆隨即在微博發表自己的專訪問答版，否認說過這樣的話。

　　據《蘋果日報》報導，楊帆的專訪問答版至少透露了兩個雜志版未刊登的消息：一是楊帆聲稱：“上邊可能有意保留烏有之鄉，作為左派力量制約右派。”二是楊帆要求重慶公布對極左翼贊助情況，他說：“左派哪裡來的錢?無論是來自打黑抄家還是財政，必須要全部公開和清退。”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下台後，毛左的“烏有之鄉”一度封閉，近日又爆出內部內訌，現在新發表的文章中還有很多是力挺薄熙來和所謂的重慶模式，及繼續散布反美言論。楊帆本人也一邊高叫左派“不能拿著重慶的錢干擾中央的部署”，一邊繼續贊揚重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