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被免職後，輿論對重慶質疑的聲音屢見不絕，而一些在薄熙來“打黑”聲勢如日中天時期被“斃”的報道也得以重見天日。《晶報》記者黎勇3月17日也將其兩年前擬定刊發而最終被撤下的稿件發布在博客上，稱“這是一篇寫於兩年前的重慶打黑未刊稿，在2009年底的某天深夜12點撤下。現在，報道中的這些內容都可以說了。”
這篇被撤報道對當時如火如荼的“打黑”的來龍去脈，尤其是李莊事件後，“打黑還是黑打”的爭論，以及重慶方面對輿論的控制進行了詳盡的報道。
北大學者賀衛方就感慨道：有多少這類報道死於非命？
作者發布的稿件被撤前版式圖
原文如下：
打黑頌揚聲後的坊間爭論
歲末年終，曾引發無數國人關注的重慶打黑除惡風暴，高潮隱退，日趨沉寂。這場2009年最受矚目的地區性官方事件，在展開伊始的數個月內，得到了包括重慶市民和重慶以外地區全國絕大多數老百姓的一致擁護。叫好者中，有人登廣告，有人送錦旗，有人放鞭炮……老百姓發自內心的對政府工作的支持、贊賞與配合度，達到了近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的新高。然而，隨著近日北京律師李莊的被拘，在重慶打黑一片頌揚聲的背後，一些在坊間爭論和非議許久的話題，也逐漸浮出水面，凸現在人們面前。
不僅僅是李莊被拘引發的爭議，從一開始，就有一些與主流民意不一樣的聲音，在坊間流傳……
爭論一：“行動”成了“運動”？
“打擊黑惡勢力的專項行動，成了一場政治運動。寫保證、寫自我交待、檢舉揭發他人、簽保密協議，有點類似於‘文革’時期了。”一位身居高位的重慶官員苦笑著說。
10月25日晚，在重慶市渝中區的一家酒店裡，重慶一家重要媒體的采訪部門負責人，向晶報記者講述了他所親見的一個場景：
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和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被抓後，“打黑英雄”、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召開了一次全市公安系統處級以上干部會議。出席會議的人員事先都安排好了座位。會議開始，王立軍提醒，各人都要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千萬不要坐錯了位置！參會人員到齊後，進來一排武警，站到了6個人中間。這6個人頓時嚇得渾身發抖，手腳哆嗦。但那些武警卻沒有任何動作。過了一會兒，坐在武警旁邊的其中一個人精神崩潰了，伸出雙手對武警說：“你把我銬住吧。”武警說：“不是來銬你的。”那名參會人員說：“銬我吧，不管你們是不是來抓我的，我都坦白，我有問題……”
這位重慶媒體記者告訴晶報記者，在打黑開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重慶官員都特別怕“開會”。
因為文強、彭長健、徐強等被抓的政府官員，都是在開會時被帶走的。這個場景，就是在強大的打黑氣氛和“氣場”威懾下，重慶官場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一個小小縮影。
“打擊黑惡勢力的專項行動，成了一場政治運動。寫保證、自我交待、檢舉揭發他人、簽保密協議，有點類似於‘文革’時期了。”一位身居高位的重慶官員苦笑著說。
不僅官場如此，在商界，一個接一個“億萬富翁”、“商賈名流”作為黑社會團伙頭目先後被抓了進去。面對越來越“嚴峻”的形勢，一些企業界人士如坐針氈，深恐哪一天“噩運”降臨到自己頭上。有媒體報道，當時曾有一些富豪賣掉自己在重慶的產業悄悄出逃。
而最為引起爭議的是在審判階段。黑社會團伙系列案件開審之後，法院部門組織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旁聽庭審，每一場庭審之後再邀請這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座談，“聽取他們對案件的事實認定、定罪量刑等方面的意見和建議”，重慶相關法院的官方網站新聞稿稱，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這些意見與建議，“合議庭將在評議案件時予以參考吸納”。
法律界人士立即指出，法院合議庭成員由人大代表選舉產生，對法官具有投票權的人大代表直接就具體案件發表看法，被指嚴重違憲，干擾法院獨立審判，“政治氣氛太濃了。這不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了，搞運動也不能違反法律呀”。
9月初，在打黑系列案開審之前，重慶市司法局已專門發文，要求辦理涉黑案件的律師，“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不得接受媒體采訪，不得泄密，對苗頭性問題要及時報告”。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重慶律師告訴晶報記者，這份文件下發後，很多重慶本地律師不敢或不願接涉黑案，一些涉黑案件當事人家屬，則不得不到重慶以外的地區聘請律師。
到了後期，即12月18日，新上任的重慶市司法局局長在一個律師工作座談會上，公開要求代理涉黑案件的重慶律師“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必須“顧大局、守紀律”。這引來全國媒體的強烈批評，不少媒體指其缺乏基本法律意識，講話有違法治精神。
率先公開指出重慶打黑有“政治化、運動化和擴大化”之嫌的，是曾長期在深圳為農民工討薪和維權、以敢做敢言聞名的重慶律師周立太。他在10月上旬接受媒體采訪時呼吁，打黑除惡不應該運動化，更不應該變成政治運動。“打黑本來就是政府分內的事情，如果運動化，很多事情就會擴大化。”“重慶自成立直轄市以來，有60萬件案件沒有破，也就是一年5-6萬件……打擊犯罪，要建立起長期、良好的常態機制，不能是突襲式的、政治運動式的。往往通過政治運動的形式來完成的，都會擴大化。”
周立太擔任了涉黑案中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辯護律師，有人認為他說這些話是為黑社會開脫。他的觀點隨即遭到了猛烈抨擊，無數網友將“磚頭”砸向周立太，痛罵他是“黑社會的狗頭軍師”。他不得不專門開設博客、不停地接受媒體專訪來為自己辯護。重慶官方也出面說明，稱打黑“不會擴大化”。
但是，關於“打黑行動”是否已演變成“政治運動”的爭論，並未因此而停歇。
爭論二：“打黑”變成“黑打”？
“欲加之罪”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猜測。一些法律界人士認為，打黑系列案件中的程序公正得不到保證，才是“打黑”變成“黑打”的最值得詬病之處。
重慶媒體界資深人士指出，重慶打黑風暴中的這些行動，其實與2007年底重慶新領導班子上任以來所實施的幾項重大舉措，思路一脈相承。
2008年6月開始，重慶市轟轟烈烈地開展起“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簡稱“唱讀講傳“）活動。在外人看來，這更像是一場運動。以“傳箴言”為例，重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均被要求每人必須發N條短信，各個單位也下達了發送短信總量的任務。有區縣更是成立了“紅色短信研發中心”，組織專門人員創作編寫“紅色短信”。市主要領導親自創作並上傳的一條短信，據《重慶日報》報道，到2009年6月已被轉發了1,600多萬次。
官方稱，這項運動的目的，意在“傳播主流價值，豐富群眾文化，培育城市精神，提升市民素質”，以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
然而，“塑魂工程”似乎並未達到“提升市民素質”的目的。2008年11月3日，重慶爆發了規模龐大的全城8,000輛的士司機罷運事件，引發海南三亞、甘肅永登、雲南大理等全國多個城市的的士罷運連鎖反應。事件平息後，重慶市領導召開座談會，聽取的士司機的意見。會上，重慶渝強公司的代表黎強竟然粗暴地打斷了市主要領導的講話，拍著桌子吼道：“你剛來重慶，對重慶的情況不了解，我來說給你聽！”
如此張狂、“沒有素質”的市民，竟然還是市人大代表，而且據事後調查正是他幕後指使和策劃了的士罷運事件。有著紅色革命傳統的重慶怎能任其肆意胡為？
據說，這成為引發重慶打黑風暴的導火索。
有消息證實，最開始，黎強案即被列為重慶打黑第一案。後來，因牽出文強，黎強案才退居第二位。
10月26日，晶報記者和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十名記者一起，在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旁聽了黎強案的開庭審理。走出法庭，不少記者私下交流，大家都一個共同感受：黎強不像是黑社會。“黎強確實很可惡、有許多違法犯罪行為，但硬要給他戴上‘黑社會’頭目這頂帽子，還是有點底氣不足。”一位上海記者說。
面對公訴人長達59頁、宣讀了3個小時的指控，黎強的辯護律師趙長青在第一天法庭調查中只花了不到10分鐘，問了黎強幾個問題，就使旁聽者明白了指控黎強為“黑社會”為何不合法理。
75歲的趙長青是中國刑法學界的泰鬥級人物，曾參與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修訂。“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正是在1997年的修訂中被第一次寫入刑法。對什麼是黑社會犯罪，趙長青可謂最權威的研究者和解釋者之一。他認為，要認定黎強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必須解決“載體”、“行為”、“領導”三個前提，但這三個前提黎強都不具備。
因此他完全否定了檢方對黎強“黑社會”罪名的指控。
除趙長青外，黎強案中的其他42名律師，事前互相之間並未經過任何溝通，但也都在庭審中全部否認了檢方對各自當事人的黑社會犯罪指控。
有律師認為，這不是因為律師和當事人有何預謀或死不認罪，而是根據事實和證據，各當事人確實不符合黑社會犯罪的構成要件。
那麼，專案組和公訴機關為何一定要把黎強“往黑（社會）裡‘整’”呢？
黎強案庭審旁聽席上，坐在晶報記者身邊的是一位平頭、夾克衫、休閑褲的精干小伙子。他自稱是“普通市民”（但普通市民是進不了法庭的。根據法院提供的信息，進入法庭旁聽的只有案件當事人家屬、記者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後來記者獲知，還有一種人就是該案件的專案組成員，他們一般悄無聲息地坐在旁聽席最後幾排，不透露身份。這個“普通市民”剛好符合這些特征）。他向晶報記者透露，出租車罷運事件，是重慶多種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但這次事件對重慶的形像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因此有人想把罷運事件的責任推給企業，推給黎強和“黑社會”。這次有人提出要“重新審視和注釋罷運事件”，“查出罷運事件的真正黑手”，就是這個原因。其實，出租車罷運事件後，渝強公司當時就已被處理過，有幾名參與鬧事的人被抓，後來黎強想法弄出了兩人，但放出的當天下午，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就帶人把這兩人又抓了回去，還撤了放人的巴南公安分局一名副局長。
不只黎強案，在初期開庭審理的楊天慶等9人、劉鐘永等22人、李義等26人、謝才萍等22人涉黑系列案件中，各個涉黑“老大”及其他被告人，也幾乎都對其構成“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指控表示不認罪。“黑社會”組織成員卻全都不承認自己是“黑社會”，這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議論。
“欲加之罪”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猜測。一些法律界人士認為，打黑系列案件中的程序公正得不到保證，才是“打黑”變成“黑打”的最值得詬病之處。
趙長青以法律界的泰鬥之尊，在黎強案開審之前，也只見過黎強兩次。而在全國較有影響的律師周立太，擔任李義案涉黑被告人李志剛的代理律師後，他聲稱，“提前見不到被告人，看不到案卷，看不到證據，只能在法庭上瞎說”。
“被告人不管犯了什麼罪，不管嚴重到什麼程度，他都有委托律師的權利，律師有為他提供法律幫助的權利，有會見權，而在本案中一律不得會見。在審判階段，所有律師都看不到案卷。所有的案子也都是快起訴、快審理。如此辦案，律師如何發揮辯護權？”周立太質問。
而在此之前，已有外地律師在華龍網、天涯社區重慶版等網絡上，講述自己代理涉黑案，卻見不到人、看不到案卷的窘境，稱“涉黑案律師摸不著黑”。
法庭上和法庭外，律師們都發出了“打黑不能黑打”的呼聲。
這種呼聲在李莊案出現之後，變得更為強烈。
爭論三：“輿論”源自“官論”？
“一家曾有著光榮的新聞專業主義傳統的大報，在此次事件中卻淪為警方的打手和工具，這是中國媒體2009年最大的恥辱。
在新聞業界的專業論壇上，業內人士發出如此長嘆。
北京律師李莊的被拘，使坊間對重慶打黑的非議之聲達到了頂峰。
12月14日，《中國青年報》以《重慶打黑驚曝“律師造假門”——律師李莊、馬曉軍重慶“撈人”被捕記》為題，披露了重慶打黑案中的一樁案中案：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李莊，因幫助被告與他人串證，教唆龔剛模編造被公安機關刑訊逼供等謊言，唆使其向法庭提供虛假供述，被檢察機關逮捕。
這篇報道的內容引起了公眾的強烈反應。與以往所披露的案件中公眾的反饋多數支持政府打黑不同，這次有為數相當多的民眾認為，這是重慶公安司法部門“殺雞儆猴”，是對代理涉黑案件的重慶市外特別是北京“有背景”律師的“敲山震虎”。李莊會見龔剛模時向其眨眼是“教唆其翻供”、李莊未向法院提交任何證據卻被稱為“偽造證據”等指控，以及僅僅依靠舉報人的舉報就予以逮捕，李莊12月12日被拘留、13日批捕並召開新聞發布會、14日刊出長篇報道、不到一周即起訴，事前似經過周密部署等問題，都成為各界質疑的焦點。
有意思的是，披露此事的《中國青年報》這篇報道本身也引起了極大的爭議。這篇報道被指為“文革”腔調，堆砌大量形容詞，主觀傾向明顯，甚至聲嘶力竭。“從專業上看，它是典型的‘黃色小報’體寫作，用危言聳聽的描述來吸引讀者”。在沒有司法定性前，記者已將李莊定性為“混跡律師界十余年”，“為撈錢”、“有背景”的一個混混。記者“違背基本的新聞公允原則”，只報道警方的說辭，卻不給當事人李莊澄清、質證和辯駁的正常話語權，是一篇“專政報道”。當天晚上，在央視“新聞1+1”節目中，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教授作為節目嘉賓就對這篇報道存在的問題予以了批駁。
就在采寫這篇報道的《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博客上回應稱為寫這篇報道“做了很多采訪”時，12月17日，《新京報》刊發該報記者的報道稱，李莊被批捕當日，重慶警方曾組織人員寫了兩篇通稿，其中一篇與《中國青年報》的報道基本一致，只是略有刪改。
“一家曾有著光榮的新聞專業主義傳統的大報，在此次事件中卻淪為警方的打手和工具，這是中國媒體2009年最大的恥辱。”在新聞業界的專業論壇上，業內人士發出如此長嘆。
實際上，重慶打黑開始以來，一只無形之手一直在操控著輿論的進展。關注著打黑案的各地記者對此深有體會。而此次，這只無形之手只是有意或無意地露出了它的幾個小指頭。
最早的案例發生在文強被雙規之時。事實上，不是記者，而是官方主動但匿名地在網上公布了文強被雙規的消息，以試探群眾的反應、搜集更多的證據。
重慶華龍網是重慶有官方背景的新聞網，其“打黑論壇”堪稱重慶打黑的“權威消息來源”，經常有用官方語言寫作的“網友”，在上面披露一些打黑的零星獨家消息，而且幾乎都和後來官方正式公布的完全吻合。顯然，這些“網友”不簡單。
不僅如此，每當有不符合官方腔調的聲音出來，論壇上便會出現大量圍剿、反駁文章。這些文章，基本與官方的基調一致，“文采斐然”，決非一般網民能夠寫出來。有資深網友認為，這些“輿論”基本來自“官論”。比如央視“新聞1+1”12月14日報道李莊案之後，由於何兵教授認為無證據證明李莊有罪，華龍網幾天之內立即出現了十幾篇反駁和謾罵何兵的評論。而支持何兵的則幾乎沒有。網上幾乎只有一種聲音，這種聲音就是政府的聲音。
然而，這已不是一個一言堂、一種聲音的時代。重慶打黑，不可能再是“警方雷厲風行抓人，法院三五兩下斷案，媒體異口同聲報道，民眾奔走相告叫好”的模式。只有當非議越來越多、聲音越來越多，爭辯才能越來越明、真正和真相才能越來越清楚，而社會才能越來越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