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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囗囗囗的消息(04/7 有更新,自行判斷真假)

由小升初看共產政權的腐敗透頂


    北京天氣與政治氣氛不斷升溫之際,每年一度的小升初(小學生升初中)也搞得如火如荼。十多萬小學生、五六十萬學生家長共赴腐敗濁流,沉浮不定,備受煎熬。
   
     小升初在中國本屬義務教育。近些年來,由於一胎化政策傳遞效應,出生率持續下降,教育資源出現過剩。在這麼寬松條件下,小升初本來很好辦,只要把小學畢業生信息輸入數據庫,規矩進行電腦派位,半天功夫就能搞定。
   
     然而,如此簡單不過的事情,為什麼到了共產政權手中卻搞的繁復冗雜,雞飛狗跳呢?!原因只有一條,那就是教育腐敗。
   
     腐敗的總根子還在共產高官和大小當權者身上,因為他們的“龍子龍孫”必須占用最優教育資源。各級教育官員和所謂名校“逢君之惡”,相互勾結,沆瀣一氣,共同設局,弄出什麼 “特招”、“推優”、“共建”種種名目,說白了就是給特權讓路。
   
     經過以上三輪“分贓”以後,最後輪到老百姓的,只剩下“電腦派位”一個死局。而騙局的設計者們則得到了各自希望得到的東西:
   
     ——高官子孫、有權有勢和暴富階層等權貴子女,不論優劣良莠,如願進入師大實驗中學、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四中等各所名校;
     ——教育系統各級官員既取媚了上司,又可以乘機尋租,招財進寶;
     ——各家“名校”財源滾滾而來,盆滿缽滿,校長順手牽羊,猛發橫財。近年來,北京中小學不斷爆出校長貪腐醜聞,違法金額動輒千萬過億元。
   
     在成名和暴利的雙輪驅使下,有些中小學校長為了爭當 或維護“名校”頭銜,罔顧人權,不擇手段在孩子們身上打主意,拔苗助長、弄虛作假,無所不用其極。在學校和社會的重重壓力下,中小學生出現厭學、焦慮等心理偏差的比率持續升高,有的甚至不堪重壓,萌發輕生念頭。據了解,僅北京一地去年就發生中學生自殺事件6起,全國各地情況可想而知。
   
     教育腐敗禍國殃民,盡人皆知,民怨沸騰。中央和教育部、地方政府,年年發文明令禁止亂收費,為什麼無法遏止,反而愈演愈烈。原因也只有一條,即各種禁令都是以維護特權為前提的,制止教育腐敗是假,糊弄民眾輿情是真。如若不信,只要中央領導帶頭聲明,放棄其子子孫孫的教育特權,小升初所反映的教育腐敗問題,就可以立竿見影,迎刃而解!
   
     僅此一端,即可發現共產政權腐敗到了何等程度。而由此也可以想見,靠當權者主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讓他們放棄特權,吐出不當得利,甚至清算貪腐害人罪過,簡直就是與虎謀皮,不啻於病人自己給自己動手術,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一切幻想胡溫、或習李、或“十八大”後政改的人們,丟掉你們的善良願望吧。今年“兩會”結束後,溫家寶在他最後一次以總理身份答記者問時,意味深長地說:“我深知改革的難度,...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民的支持...”。
   
     想想溫家寶作為一國總理的感慨和無奈,一切憂國憂民的人士,放棄幻想,行動起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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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胎化禍國 中國面臨大危機


來源:林孟

英文《日本時報》6月13日發表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高級客座研究員理查森(Michael Richardson)的文章說,從現在起再過4年,中國巨大的勞動力人口將達到巔峰,然後開始走向萎縮。這將使中國經濟難以持續強勁增長,嚴重影響依賴中國市場的日本和其他亞太國家。

人口急劇老化,勞動力人口減少,是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出口國,面臨的大問題。國營的英文《中國日報》把這一發展趨勢稱之為政府的“定時炸彈”。由於老齡人口增加,中國政府正為日益膨脹的退休金和醫保成本叫苦連天。“全國社保基金會”理事長戴相龍上個月警告說,未來退休金支付將出現“巨大”短缺。為了預防危機,中國官員建議將退休年齡從現在的60歲提高。

到去年年底為止,13.5億中國人中,約占人口9%的1.23億人年齡已經在65歲以上。到2030年,老齡人口將接近2.4億人,占總人口的17%。中國人口學家警告說,到2050年時,中國平均不到3個勞動人口,就要負擔一個老人。而在2000年時,平均每10個勞動人口才負擔一個老人。

人口老化萎縮的陰影籠罩全球。預料從現在到2030年,世界經濟所需的勞動力增長幅度,只有1990年至2010年間的一半。在1990年至2010年間,全球勞動力增長最大的兩個國家,是中國和印度。今後20年,日本、歐洲、俄國的適齡勞動人口都將銳減。

老齡化國家將面臨勞動人口進一步減少、儲蓄率降低、政府債台高築、經濟增長下跌、軍費開支捉襟見肘等嚴重問題,可能很快失去活力和國際影響力。中國未來也會和這些國家為伍嗎?到目前為止,中國人口中數量減少最多的是15歲至29歲年齡層。美國人口統計局預測,今後20年這個關鍵性的適齡勞動人群,數量將減少一億,即占總人口的30%。

在1970年代末中國政府實行一胎化政策之前,每個婦女一生平均生育2.7個孩子,而今天則只有1.5個孩子。人口學家說,這比維持穩定的人口所需的生育率低約30%。美國人口統計局預測,中國人口在2026年達到巔峰,然後迅速老齡化。在主要經濟體中,老齡化速度僅次於日本。但日本在老齡化之前,已成為富裕國家。而中國目前人均收入只有3,000美元,尚未進入富裕行列。如果中國繼續一胎化,加上人口老齡化,也許永遠不能成為富裕國家。

北京當局仍然預測說,從現在到2030年,中國的年平均經濟增長將持續保持7%水平。然而世界歷史上,並沒有其他大型經濟體長期保持如此高速增長的先例。華盛頓“美國企業研究所”政治經濟學者埃伯斯塔特(Nicholas Eberstadt),質疑人口大減的情況下,如何維持如此高的經濟增長。當然,中國仍然有許多方法提高生產。如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高技術的城市工作崗位;廣泛應用未充分利用的專門技術;改善銀行和貸款制度;實行機構及政策改革以提高經濟效益等。但埃伯斯塔特認為,在人口挑戰下,中國今後20年的經濟增長“可能比今天預期的緩慢得多”。

美國作為移民國家,雖然背負著沉重的債務和福利開支,但在人口問題上的前景顯然比歐洲的北約盟國和日本光明。美國從嬰兒到百歲老人,每一個年齡層的人口都保持增長。預料到2030年時,美國人口將增長20%,即6,000多萬人,總數達到3.73億人之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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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談“原諒”(圖)


來源:RFA

前89民運學生領袖、信奉基督教的柴玲,“六四”23周年前夕發表公開信,宣告原諒了當年“六四”鎮壓學生和北京市民的軍人和領導。經歷過“六四”的前北京學生方政表示,殺人者沒有懺悔、沒有向受害者道歉,不能沒有前提無原則的說原諒。但他希望大家不必過多責難柴玲。



方政:反對沒有前提無原則的原諒(CK攝)

柴玲的公開信《我原諒他們》發表之後,有網友指出:最有資格講原諒的,不是柴玲,而是經受23年喪子之痛的“天安門母親”,和在“六四”鎮壓中被共军坦克碾斷雙腿的方政。

方政2009年經舊金山“人道中國”的救援來到美國,才結束了“六四”後中國政府繼續對他的迫害。

方政是在接受“香港支聯會”的邀請,前往香港參加紀念“六四”23周年活動的期間,聽說柴玲發表了一封《我原諒他們》的公開信。方政表示對柴玲的行為感到非常驚訝。

對於柴玲宣布原諒制造“六四”血腥屠殺的人,方政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我當然不能認同這種無原則的寬恕。這種無原則的寬恕是對歷史的一種不尊重。寬恕是一定要有前提的,就是在真相的前提下,相關責任人認罪悔改,如果他們乞求寬恕,那我覺得為了中國的未來,我們可以給他一定的寬容,但要有前提。”

89“六四”,柴玲在天安門廣場戒嚴部隊清場時的表現,如他講“期待流血”、“願意求生”,經一部名叫《天安門》的影片的披露和媒體的報道,而遭受公眾的批評。

方政認為,柴玲發表這封公開信,或者表露了她長期壓抑在心裡的一種渴望。

方政說:“她為什麼呼吁寬恕?可能是她想獲得大家對她的寬恕。大家對柴玲的非議或者指責,一直伴隨著她很多年,我覺得她內心深處有一種苦衷,就是大家為什麼沒有寬恕她。她現在找到了信仰的支點,她表達出一個寬恕的最高願望,就是希望大家形成一種寬恕的氛圍:我們能寬恕鄧小平、李鵬這些劊子手,為什麼不能寬恕柴玲當年言行的不得當?”

方政表示,原諒必須有前提,這是人們的共識。因此沒有多少人會同意柴玲的《我原諒他們》。

方政表示,希望大家不要過多責難柴玲。

方政說:“盡管她在不恰當的時候說了不恰當的話,我的意思是淡化,不要把柴玲太當回事,也不要把柴玲說的話太當回事。”

不過方政對柴玲有所提醒,就是最後的審判是上帝的事,柴玲應把自己與上帝區分開來。

他說:“我們就是一個人,那我們就作為一個人的角色,在世俗的狀態下,用人建立的法律對付一切,這就好了。不要去做超越人的事情,尤其不要代替上帝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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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議員要求華為中興說明與中國政府關系


  正在對來自中國的間諜活動威脅進行調查的美國國會議員敦促兩家在美國市場業務活躍的中國電信公司,要求它們提供有關其與中國政府及美國企業關系的詳情。

在周二致華為技術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和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ZTE Corp.)的信中,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兩位主要議員概述了他們對這兩家公司與中國政府聯系的擔憂,其中包括華為的一個黨委會所扮演的角色。

Bloomberg News 眾議員羅傑斯是要求華為和中興提供其與中國政府及美國企業關系詳情的議員之一。兩位議員還詢問了華為與五家美國咨詢公司之間的關系,並要求從相關方廣泛收集文件,包括咨詢公司與華為之間的合同及其為華為提供的咨詢服務的結果。這些美國公司包括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埃森哲(Accenture PLC)和普華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

此外,兩位議員還問到了華為和中興在伊朗的業務,以及它們與中國政府之間的融資安排。

信函來自密歇根州共和黨眾議員羅傑斯(Mike Rogers)和馬裡蘭州民主黨眾議員魯佩茨貝格(C.A. Dutch Ruppersberger),該信函提供了對該委員會正在調查的內容的初步回顧。去年底,該委員會曾就在美開展業務的中國電信公司給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的可能威脅發起了一項調查。

魯佩茨貝格說,我們對中國政府入侵我們的國家網絡深感擔憂。

調查仍在進行之中。這項調查反映出美國日益擔心中國政府可能利用華為或中興的電信設備,追蹤語音通話或電子郵件,或干擾/破壞通訊系統。

華為是一家私人持股公司,目前正在迅速發展壯大。該公司向美國農村地區的十多家小型電信運營商以及芝加哥等城市地區銷售通訊電纜、無線網絡和無線電網絡等電信設備。華為還生產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

中興是一家電信設備生產商,約有一半的銷售收入來自海外。該公司暗示有興趣擴大在美國的業務。與華為一樣,中興美國總部位於得克薩斯州,並在首都華盛頓聘請了游說者。

這兩家公司一直說,它們與中國政府的交往符合中國受監管企業的慣常做法。

(請不要關閉窗口,本文內容稍後會有更新,並給你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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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涉及股票或公司document.write (truthmeter('2012年06月13日14:26', '000063.SZ'));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興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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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美利堅最知名的十所野雞大學 學生基本是中國人


來源:新浪博客



  [據日前媒體報道,當下全球有1500余所“野雞大學”(因教育部認為這個名字不妥,故本文題目與正文裡都改為“冒牌大學”――當然,也可改為“假冒大學”、“騙人大學”或“山寨大學”),其中僅美國就占了855所,高達56%。但這還遠不是全部。據悉,在美國注冊一所大學極為簡單,因為認可和管理學校的並不是美國政府的教育部門,而是由6個民間機構來管理的。留學專家表示,實際上全球90%的“假冒大學”都是源自美國。而更讓我們無地自容的是,其中95%以上的“問題學生”都是中國人。]

  1/狄克森州立大學(Dickinson State University,也被譯為迪克森州立大學)。近日,美國北達科他州的狄克森州立大學系統發布的一份內部審計報告指出,該校給數以百計並沒有達到規定最低成績線的海外留學生發放了畢業證書,而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中國留學生。於今年春天新入學的27名中國學生中,有21名“英語水平達不到所需水平,這部分學生將會被送回國”。此調查者說:“招生中的不少硬性要求被人為降低,甚至對一些作假行為視而不見。更重要的是,在頒發畢業證書時也采取了不負責任的方式。”這導致該校成為“文憑工廠”、“學歷工廠”。自2003年開始,在狄克森州立大學410名拿到學位的外國學生中,只有10個人真正完成了所有必修課程。現在該大學副校長辭職,教育、商業及應用科學學院院長道格・拉普蘭特自殺。

  2/加州美國大學(California American University,也被譯為加利福尼亞美洲大學)。 2011年10月25日,“打假鬥士”方舟子發微博稱,中國農業大學副校長張建華是加州美國大學MBA畢業,該校雖然沒有唐駿母校西太平洋大學出名,但其實是同門。(早在2002年前後方舟子就開始質疑該校,他撰文稱其是一所“克萊登大學”。該校2001年的MBA招生說明中稱“有合法授予美國教育部認可的工商管理碩士證書的資格”,事實是它並未經過任何美國認證機構認證,美國教育部也從未認可任何一所學校的學位證書。)次日下午張建華開博客回應方,稱自己參加MBA培訓前已具有研究員職稱,客觀上也沒有利用這個證書獲取個人榮譽或利益。加州美國大學在中國的著名校友,還有著名的廣東霸王洗發水老板陳啟源;該校中國首席代表鄭曉陽同時擔任北京大學公共經濟管理研究中心副秘書長一職。該中心曾將眾多人士聘任為“研究員”,其中不乏加州美國大學和西太平洋大學的學員,曾受到北大校方的批評和處理。

  3/西太平洋大學(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該校已改名為California Miramar University,可譯為加州米拉馬爾大學)。2011年,中國第一職業經理人、“打工皇帝”唐駿深陷“學歷造假門”,再次成為媒體的焦點。事情緣起於以打假出名的科普作家方舟子,連日來在微博中以多項證據指出,唐駿拿到博士學位的所謂美國西太平洋大學(據說是花了300美圓),是一家批量販賣文憑的“冒牌大學”,此校只在夏威夷注冊,並沒有得到美國認證機構的認證。早在1999 年,夏威夷消保辦就曾起訴“西太平洋大學”欺騙消費者的行為。因此該校現已成為中國高學歷造假的代名詞。中國世代投資集團董事局主席禹晉永等亦畢業於該校。

  4/阿姆斯壯大學
(Armstrong University,也被譯為哈姆斯頓大學、阿姆斯特朗大學)。2011年7月,方舟子對江蘇衛視《非誠勿擾》嘉賓樂嘉的“性格色彩學”和學歷都提出了質疑,稱樂嘉的母校――美國阿姆斯壯大學是“冒牌大學”。在中國,樂嘉不乏著名校友,著名相聲演員姜昆、雅居樂地產主席陳卓林、香港大學SAPCE院長楊建名等社會各界名人都赫然在列。該校並不在中國教育部公布的美國學校名單之列。

  5/內申大學(Nation University,也被譯為美國民族大學)。號稱“80後美女總裁”、“中國十大美女企業家”的鳳博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關心下一代大學生發展基金秘書長董思陽,多年來一直被質疑履歷多處造假。2011年, 網名“吳法天”的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丹紅在微博上說,董思陽自稱海外留學的母校――美國內申大學,是在國內廣泛招生的一所著名的“冒牌大學”,並有很多 政商界人士從該校獲得學位。盡管在美國教育部和中國教育部教育涉外監管信息網的正規大學中都查不到該校,但在中介引進中國的8年中已經為內地就地培養4000余名洋博士(如河南省政協副主席梁靜、吉林省糧食集團董事長孟祥久),並且仍在招生中。網友Raymond_Ma、南方都市報記者也說:內申大學已於2002年12月5月被夏威夷州解散。

  6/肯尼迪西部大學(Kennedy-Western University,2007年更名為Warren National University),於2009年5月31日 關門,同時伴隨著不少中國同學痛失母校的慘劇發生。該校據稱曾得到美國懷俄明州的執照,但這個執照後因為其學位課程未曾通過學位認證機構的認證而被吊銷。 通過百度搜索,還真發現中國有不少畢業於該校的博士,其中既有出書的作者,也有企業的管理人員等。該校關門後,把其在冊學員賣給了美國另一家著名“冒牌大 學”――普萊斯頓大學(Preston University)。而後,該校還面臨來自其前畢業生的起訴。據美聯社的報道,該校在自己的招生廣告中稱其學位受到學術界、商界的認可,但是有讀者評論稱該校文憑“在進入一流企業的首輪面試中就會被刷掉”。

  7/檀香山大學(Honolulu University,法定注冊名為“美國檀香山文理人文大學”)。2006年5月25日,中國受騙學員經過近3年的苦苦等待,終於看到他們所期望得到的結果――美國夏威夷州高級法院再次判令美國檀香山大學退還學生學費。早在2003年7月,美國夏威夷州第一巡回法庭就判令該校全額退款給已經獲得文憑或正在就讀的學生,條件是畢業學生退還該校已頒發的文憑,在讀學生只需提供注冊證明。之後,該校心有不甘,找出各種借口拒不執行第一次法庭判決,並提起上訴。但判決結果與第一次一樣。

  8/國際東西方大學(International East-West University)。前深圳市長、已下台貪官許宗衡(此人還是我的衡陽老鄉,說實話曾經還是有些政績的)曾就讀過美國國際東西方大學,該校雖然得到過被美國權威認證機構AACSB認證,但仍並非正規學歷大學。其中國校友多數是在上海,且多數是一些公司的總經理、副總經理之類,或機關中層官員。

  9/巴林頓大學(Barrington University,也被譯為巴靈頓大學,現更名為University of Atlanta)。中央電視台主持人楊瀾的丈夫、陽光媒體和紅岩資本團體首創人吳征,1994年至1996年在美國巴靈頓大學攻讀並拿到的博士學位,厥後就被海內驚曝該校是名副其實的“冒牌大學”,雖得到DETC和CHEA雙重認證,但其學歷並不獲得美國教育部認可。

  10/克萊登大學。錢鐘書著名小說《圍城》的主人公方鴻漸,留學歐洲4年中倒換了3所大學,倫敦巴黎柏林;隨便聽了幾門功課,除了“誇誇其談”以外,一無所有,臨回國時,在父親和丈人的威逼下,為了搪塞才挖空心思地花30美圓買了美國一所“冒牌大學”克萊登大學的博士文憑,卻被才女加美女唐曉芙知道真相而屢屢嘲笑他。所以這個學校其實是子虛烏有的,是老錢杜撰出來的。

附錄:美國主要“冒牌大學”名單[60所]

  美國西太平洋大學

  美國加州太平洋大學

  美國大西洋大學

  美國西南國際學院

  美國亞洲大學

  美國太平洋大學

  美國聖迭戈大學

  美國奧斯汀大學

  美國牛頓大學

  美國西南國際大學

  美國美聯大學

  美國紐約理工大學

  美國國際東西方大學

  美國亞特蘭大國際大學

  美國內申大學

  美國紐約中央州立大學

  美國紐卡斯爾大學

  美國環球大學

  美國民族大學

  美國斯特福國際大學

  美國南哥倫比亞大學

  美國加州管理大學

  美國韋伯斯特大學

  美國西海岸大學

  美國聖塔利大學

  美國聖母大學

  美國協和大學

  美國華盛頓聯邦大學

  美國亞當斯密大學

  加州美國大學

  美國國際大學

  美國阿什伯恩大學

  美國巴林頓大學

  美國比恩維爾大學

  美國科爾蓋特大學

  美國哥倫布大學

  美國費爾法克斯大學

  美國格林威治大學

  美國肯尼迪西部大學

  美國拉克羅斯大學

  美國拉塞爾大學

  美國諾貝爾大學

  美國公開大學

  美國劍橋州立大學

  美國狄克森州立大學

  美國諾烏斯大學

  美國普萊斯頓大學

  美國聖瑞吉斯大學

  美國檀香山大學

  美國肯辛頓大學

  美國中央大學

  美國國立大學

  美國哈姆斯頓大學

  美國哥倫比亞聯邦大學

  美國夏威夷藥劑學院

  美國馬寶龍大學

  美國南太平洋大學

  美國南方三一大學

  美國哥倫比亞太平洋大學

  美國伯爾克利國際大學

  克萊登大學(無)


[ 本帖最后由 無恥下流 于 2012-6-14 18: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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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生委前司長:中國婦女為計生犧牲很大 政府應予回報


來源:鳳凰衛視

   核心提示:在鳳凰衛視6月8日《走讀大中華》節目“‘十字路口’的計劃生育”中,閭丘露薇對話原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規劃統計司司長張二力。張二力當場感慨到,國家能夠把人口規模控制今天這種效果,中國婦女做出了很大的犧牲,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回報她們。
   
    鳳凰衛視6月8日《走讀大中華》節目播出“‘十字路口’的計劃生育”,以下為文字實錄:
   
    解說:計劃生育實施30年,為何如今會爭議不斷?
   
    梁建章(攜程網創始人):現在根據最新的一個人口普查的結果,都反映出中國的這個生育率是1.4,實際不到1.4。所以這個總體來說中國生育率的話會繼續下降,這是肯定的。
   
    解說:人口增長到底能否分薄經濟收益?
   
    李建新(北京大學教授):就是說,如果中國人口繼續膨脹、繼續增長,首先我們的資源環境就達到了極限,但我想說這是一個、只是一個認識誤區。
   
    解說:未來是多生,還是少生,中國人口老齡化傾向是否會影響經濟發展?
   
    閭丘露薇:中國人是不是太多了呢?在過去這些年,學界一直沒有停止過對於這個問題的爭議,而對於中國的人口政策,事實上隨著社會的變化,中國人每個人都有了自己的這樣一個判斷。在過去的這些年,每年的“兩會”都會有委員代表提出一系列的議案和建議,那麼在今年有一份被提為是“雷人建議”,因為這位人大代表就提出說,其實可以允許有二胎指標的人進行轉讓,這樣讓有能力想生的人可以實現他們的夢想。雖然說是有點“雷人”,但是其實他道出了目前的人口政策一個苦衷,就是如果不改變這樣的政策的話,想生的人該怎麼辦?
   
    今天我們的節目,我們就希望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解說:2012年6月6日,網絡名人薛蠻子在其蠻子文摘中發表了一條關於《20年計劃生育口號演變史》的微博,其中分別羅列了1985年、1995年和2005年的計劃生育口號。微博發出後被大量網民轉載和評論。
   
    閭丘露薇:那您去了這個計生委之後,您當時怎麼樣看這樣一個計劃生育這個政策,因為在80年代末的時候,其實是已經實行了一段時間了。
   
    張二力(計生委前司長):對,對,對,我當然我也是那個觀點,我認為這人是不是太多了點,應該少一點為好,因為要保證國家發展方面還是應該盡可能把人口控制住,這是我當時的想法,而且是很清楚的,是這樣。
   
    解說:張二力是原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規劃統計司司長,上世紀90年代,他開始主管全國計劃生育的考核評估,並負責全國人口規劃統計,每年到各省考核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情況,如今退休賦閑的他仍一直關注著中國人口及計劃生育政策的變動。
   
    張二力:然後到1989年要做“八五計劃”,那麼當時我到計生委以後,計生委做了一個很重要調查,1988年做了一個千分之二的生育節育抽樣調查,這調查下出來的數據呢,全國情況看,就是和當時定的12億目標(比),眼看是要不行了。
   
    解說: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在三年困難時期後,迎來生育高峰,到了上世紀70年代初,中國政府普遍推廣節育避孕措施,普及優生優育知識,生育率較快下降。在人口學家看來,上世紀70年代是中國生育率穩步下降的黃金十年,到了1980年基於當時對人口總量的擔憂,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要求到20世紀末,把人口總數控制在12億之內。
   
    張二力:我們到2000年,從目前情況看,從第四次人口普查包括千分之二的調查數據,大概會是什麼情況,就說我們在2000年不可能少於12億,絕對不可能。因為我們做很簡單,這個模型假設這個參數,啪啪算一下就是什麼是什麼就完了,不行再換個參數進去。當時我做了上千個方案,因為每個省都要算一遍,把每一個省的數據都要算一遍,這個是做了上千個方案。當時他們就跟我說,你不能隨便設計這個數量,因為弄不好就要家破人亡的,你不能綁得太緊,太緊基層干部就要犯很多錯誤,他完成不了情況就得強迫啊,他沒有什麼別的辦法,基層干部也很苦的。上面給他任務,你不完成的話就要怎麼怎麼,他也很多問題。
   
    解說:張二力告訴我們,當時在計劃2000年中國大陸人口總數時,相關政策要求生育率指標達1.6,即一對夫婦生育1.6個孩子,但是考慮到中國西部的經濟情況較為貧瘠,張二力在計算人口模型時將生育率計劃調整至2。
   
    張二力:就當時我們做的“八五計劃”呢,最後結果是我們希望到2000年能夠(控制在)13億,希望能保持到13億以內那就可以了,當時開始國家計委是不同意的。
   
    閭丘露薇:為什麼,他們是覺得就會影響到經濟的發展?
   
    張二力:人均GDP、發展指標這個問題,因為經濟發展他是有估計,他們希望你能完成,希望人能夠少一點不是嘛,這樣不就是分母線上會好一點嘛,這個思想當時也是可以理解對吧,可以理解,我們曾經去專門爭論過。
   
    解說:張二力所說的人口分子、分母,實際上指的是著名的馬爾薩斯主義,18世紀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在其代表作《人口原則和政治經濟學原理》中提出了馬爾薩斯人口論,他認為人類必須控制人口的增長,否則代表分母的過多人口基數會迅速消耗原有的生活資料,貧窮將成為人類不可改變的命運。
   
    閭丘露薇:雖然你們是設定了一個比較寬松一點點的數字了,已經是比之前那個數字要寬松了,對2000年的這樣一個人口總數的目標,但在很多的方面,依然會有一些,現在我們看起來是相當不能接受的行為,當然在當時可能大家就會覺得……
   
    張二力:但是我們也不能接受,國家計生委領導是不同意,後來出台一個“七不准”,就不准牽牛,不准動東西,不能關押……“七不准”。當時當然我們很擔心,這個文件如果正式下到基層,就會引起因為過去做法,確實基層干部也很困難,我也沒有辦法,我也知道這個不對,但是就是我也想不出好的辦法來,但是後來我們就是專門派很多人下去,就是包括很多口號,就是你剛才說的口號。
   
    解說:在1991年5月1日至8月10日山東冠縣,曾發起了一次被稱為“百日無孩兒”的運動,而張二力當時也去過此地。
   
    閭丘露薇:這兩天在網絡上就大家談論的比較多的就是1991年山東冠縣、還有新縣就出現過“百日無孩”運動,那這種運動其實在90年代初的時候,是不是(並)不是一個個案呢?這種運動他會不會上報到,像計生委這樣的地方來?
   
    張二力:一般不會,因為只有發生了,比如我們強烈性的群體性運動,包括惡性情況,這時才會報上來。但是我們知道下面有很多做法,因為我那年我到山東去過,我的司機就跟我說,山東搞的是比較凶一些,這是肯定的,很凶。我去看過也是感覺是這樣,但是基層干部對我們挺有意見。那次我到一個地區去碰見一個計生委主任,不肯見我,他就說你們國家計生委去做好人,你們說要“開小口”做這個那個,昨天還讓我們不讓(人家)生,今天你們就說讓生了,害得我們昨天把人家流產,今天我們怎麼辦?你們盡做好人了,好話讓你們說,是壞事讓我們做絕了,他說。
   
    解說:1992年6月23日,中國第四次人口普查結束,國務院人口普查小組宣布,全國人口為11.3億人口,張二力在察看相關數據時發現,當時的生育率只在1.6左右。
   
    張二力:1991年以後,我們每年在3月5號左右,就人大會期間要開一次中央座談會,這是我們出的主意,是讓各省的省委書記和省長重視這件事情。各省的計劃生育是抓緊的,那時候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可能下面會出現些問題,而且我們當時也希望能夠盡量注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的問題。當時,我現在我心裡也很,因為我到每到一個省去查的話,那省肯定要很多人要流、引產,都反正這個問題是比較討厭的。所以我覺得,後來我們覺得挺對不起我們中國的婦女,就覺得我挺有愧的,說實在話是這樣的。但是當時為了保證,當時國務院給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確保這個指標就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所以當時我們經過爭取之後,中央同意了,改成13億了。
   
    張二力:雖然在經過自己的研究和爭取,國務院同意了13億人口的規劃,只不過在張二力看來,自己進行計劃生育的工作卻也有著相當大的辛酸。
   
    張二力:就是中國能夠(把人口)控制今天這種效果,就是剛才我在會上講,中國婦女做出了很大的犧牲,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回報她們,對不對。特別是最近我就很傷心的是這個5·12地震,這個北川中學十幾個孩子(都)砸進去了,我就覺得這些獨生子女家庭怎麼活?那麼我們作為政府,號召人家實行“一個(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出現這種情況之後,我們政府怎麼對得起人家?所以我覺得我當時,我就心裡很不是滋味。
   
    解說:1998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牽頭組成法律起草專家小組,開始起草制定《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這也是對於該相關政策的第一部“憲法”。
   
    湛中樂(北京大學教授):1998年我正式參與國家人口計生委組成的人口計生法的立法專家小組,這部法律到2001年正式通過。
   
    解說:湛中樂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也是當年立法小組的成員之一。
   
    閭丘露薇:最近短時間之內各地方其實也就這個人口政策出了不少的地方法規,當中也有一些爭議,比方說怎麼規限富人生二胎啊,或者等等,也有很多的爭議。
   
    湛中樂:我們要特別注意到,國家黨中央和國務院過去都是提倡,或者說從早期來講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在憲法和法律裡頭從來沒有提過“只能生一個小孩”,當然政策層面我們可以看到可能說“只生一個好”。到底好不好?那不是你國家和政府說好的,應該由每個家庭,或者他們老百姓自己覺得好才好。《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第十八條被稱為核心條款,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的條例,在湛中樂看來,造成了人們對這一法律的認知誤區。
   
    閭丘露薇:全中國幾乎大部分的人,都對這個基本國策會有一個誤解,因為大家都覺得所謂的計劃生育就是“只能生一個”。
   
    湛中樂:對,這就是、也是我們立法中,1998年開始《人口計劃發育法》立法時候的一個難點,就是如何去規定生育政策的表述,所以我們去看《人口計劃生育法》裡頭並沒有規定“只生一個好”或者“只生一個孩子”,沒有。
   
    解說:近年來關於公務員超生的處罰引起了各方的熱議,許多地區的相關政策措施都將公務員的計劃生育管理列為重頭戲,其中不乏有開除公職的規定。
   
    閭丘露薇:過去的這些年我們一直有一個概念,是“只能生一個”,不能說“提倡生一個”,而且我們也知道,如果你是公務員的話,那是會有實質性的這樣一些後續的措施的。
   
    湛中樂:這個超生就所謂的要開除公職的情況呢,作為法律來講,並沒有細化到要一定要開除公職,只是說應當怎麼樣,違反這個相關規定的,生育子女的可能要承擔什麼相應的法律責任。但是對法律責任的形式並沒有強化,那麼這裡面背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對於違反這種規定,所謂多生育一個,或者幾個子女的這種情形,到底應不應該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又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解說: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在計劃生育政策實行30年,相關法律出台10年後的今天,中國0到14歲的人口僅有兩億左右,占總人口的16.6%。1969年生於上海的梁建章是攜程旅行網的創始人,現任攜程首席執行官的他,是中國大陸企業家的代表人物。然而近兩年,他卻不務正業了一把。
   
    閭丘露薇:我記得第一次你跟我說你要拍一個紀錄片,而且這個紀錄片是關於計劃生育的,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吃驚,你怎麼會有這樣一個打算呢,這樣一個想法。
   
    梁建章:這個就是我前兩年在斯坦福念博士的時候,我是研究這個人力資源的,怎麼樣影響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那在研究各個國家的這個競爭力的發掘當中創新的年輕人是非常重要的,那後來就發現中國的人口結構變化非常快,就是10歲的人比20歲的人可能少了30%,當然了這要20年以後才會顯現出來。就發覺這個是中國將來經濟支撐力的一個非常大的隱患,所以就做了這麼一個紀錄片,希望這個問題能得到大家的重視。
   
    解說:《中國人可以多生嗎》,就是梁建章在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之時制作的,主要是探討計劃生育影響下,目前中國人口結構及未來影響的紀錄片。制作完成後,梁建章發布在互聯網上,立刻引發了人們的關注和討論。
   
    梁建章:我對這個事(感覺)很緊迫了,因為現在中國年輕人口已經降地很快,所以你如果要正常的手續要去做一個紀錄片,可能時間非常長,而現在網絡非常發達,尤其現在微博以後,所以就想盡快的把這件事告訴大家,所以做了一個紀錄片。得到效果還是非常不錯的,在一兩個月內就有幾十萬人看過了,當然了大家的評價都是非常熱烈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效果還是非常好的。
   
    解說:2012年梁建章連同北京大學的一位教授共同出版新書《中國人可以多生嗎》,梁建章也稱此書是根據紀錄片內容的擴充版。
   
    閭丘露薇:那你在出書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你選擇了一個合作者,他是從社會學的角度,而您的這樣一個研究其實是從經濟學的這樣一個角度的,那為什麼在書的這裡面你會選擇這樣一個合作者?
   
    梁建章:因為確實人口是牽扯到很多方面,當然第一我覺得是經濟的影響,他會對這個勞動力包括對人才的供給,包括這個企業,包括這個一些領域這個創新的創業的一些活動,會受到影響。
   
    第二,就是對社會的影響。因為一個家庭的話,它如果只有一個小孩的話,可能對小孩的教育,對將來的婚姻市場,或者婚姻的男女比例的平衡,等等這些問題都會產生很大的社會影響。我覺得這個影響是綜合各方面的,我覺得兩個很好的一個互補吧,就是一個經濟、一個社會方面來共同討論這個問題。
   
    解說:2011年3月28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中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總人數為13.3億人,15歲到59歲的人口為9億,占總人口的70.14%,然而梁建章卻預測現今仍享受人口紅利的中國,將在30年之後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屆時中國的經濟規模也會被印度等國超越,這樣的結論使得他在新書發布會中受到了其他學者的置疑。
   
    梁建章:我覺得現在最大的一個關心就是,以前或者至少一個慣性的思維,就是人口多了可能資源環境會不夠。但是這個也不是我的研究成果,基本上經濟界已經得到共識,就是經濟環境主要是取決於一個國家的這個GDP發展階段,當GDP比如說在一萬美元左右工業化初期的時候,它可能大量的需要發展制造業,或者基礎設施的建設,所以環境會受到影響。但是一旦到更富裕的階段,就是現在所有基本上中等發達國家的話,他們的環境就會相對較好。這主要是因為人富裕了以後到達那個水平以後,他會自動的去關注對環境方面的問題,也有這個財力去治理環境。
   
    解說:據媒體報道,在新中國解放初期生育率高達6左右,80年代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時是2.2到2.8之間,到90年代已經降到更替水平2以下,最近的國家統計局估算的生育率僅為1.5左右,已經遠遠低於更替生育率2,也因此梁建章研究中表明,在30年後中國60歲以上的老人增至4億多,而20到40歲的人口更是會減少33%。
   
    閭丘露薇:我看你在用很多的模型的上面是來看,就是說在未來的中國,不同年齡結構會出現一個很大的變化,那裡面也有些關於出生率的這樣一個一些數據,但這一點是不是也會跟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官方公布的這樣一個出生率,因為這個數字到底1.8還是多少的話,其實也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梁建章:這個數字,以前當然你看那個計劃生育委員會那個版本那是1.8,但現在已經完全是被公認是一個錯誤的數字。那現在根據最新的一個人口普查的這個結果,都反映出中國的這個生育率是1.4甚至不到1.4,每年新出生的人口,基本上都是一個比較精確的數字,所以扇形圖的話基本上是准確的。
   
    解說:目前中國城鎮人口較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增加了2億,比重上升了13%,而在2012年5月3日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報告中顯示,在未來的20年,我國還將有3億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城鎮化進程仍會加快。
   
    閭丘露薇:那也有學者說我們要來看地區差異,那是不是你在的這個研究當中會不會它更多的是體現在大城市,比方說我們來看上海的話,看那個數字會讓人覺得非常的擔心,因為幾乎沒什麼人想生孩子了幾乎是,但是可能很多人就會說中國很大,大部分人還是在農村,所以你用這樣的一個數據或者這樣的狀態來看中國的話不符合中國國情。
   
    梁建章:現在絕大多數年輕的農村人已經在城市,他們面對撫養小孩的成本,生活的壓力,或者他的生活的這個興趣愛好等等,都跟城市人非常相近,所以他們估計的生育率會接近城市的人口生育率,所以這個總體來說,中國生育率的話會繼續下降這是肯定的。
   
    解說:在1980年後,中國許多學者紛紛贊同,馬爾薩斯理論,認為人口過多勢必會消耗更多的生活資料,而這在梁建章看來卻並非如此。
   
    閭丘露薇:但是從經濟角度還有一點,很多的經濟學者會拿出來講的,或者是他們在制定政策時候執政者會考慮的一點,就是人均收入的問題,大家總是會覺得這人一多吧,我經濟發展的再快,也會被這個多出來的人所除掉那這樣的話其實會,至少從字面上會影響到每個人的這樣一個收入。
   
    梁建章:你如果完全從短期的效應來看確實有這個問題,比方你多一個小孩,現在多一個小孩那分母肯定是大了,因為小孩沒有任何的產出,所以你的這個人均收入在短期是肯定降低的,但決策者不能看短期,你要看將來二、三十年以後,這個小孩的話就會轉換成生產力,他如果確實是像中國將來能夠普及,比如高等教育的話,這個小孩可能也是你的知識的創造者,也是個創新的一個力量,那對中國將來這個社會的經濟力和經濟這個水平,跟可持續發展都是有很好的益處的。
   
    解說:20世紀的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是當時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經濟體,連續30年GDP持續上漲。但進入90年代,由於受到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日本企業及經濟的發展速度迅速下滑,而梁建章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經濟影響會比日本更加嚴重。
   
    梁建章:這主要是體現在就是年輕人少了以後,他這個本身年輕人,比如創業活動、創新活動能力就比較旺盛。第二就年輕人少了以後,他可能被這個人數更多的、年紀大的人壓制在社會底下。就說在一般公司裡,如果都是50歲的人很多的話,那30歲的人則可能比較得不到一個重視,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創新性想法就得不到重視。這個實際上我看了很多國家的數據,包括在日本做了深入的調研,就發覺一個國家的創業活動,比如說風險投資,或者創業的人數等等,跟他的年齡結構是非常有關系的。日本從90年代以後,他的創新能力下降的話,跟他的年齡結構,年輕人得不到很好晉升的機會,年輕人這個創新活力得不到發揮出來,因為他受制於這個比較老化的結構,是非常有關系的。
   
    解說:梁建章告訴我們,如果有機會可以和更多人公開討論自己的觀點,以此來獲得更多的共鳴。2012年3月2日,全國人大代表李興浩建議,允許有第二胎合法生育指標的公民自願通過國家設立這一平台轉贈第二胎生育指標,雖然這一建議的發出立即遭到諸多網友的炮轟,但卻不得不承認,在近幾年不論在學界還是兩會,有關於二胎的呼吁越來越多。
   
    閭丘露薇:那其實在過去的這幾屆人大的時候,都會有一些提案或者議案啊是提到這一點的,那這些提案和議案的出現的話,從你們學者的角度來說,當時是給予了什麼樣的期待的嗎?
   
    李建新:我們是給予期待,我們希望這樣提案能夠得到認可,但是這種聲音還是被另一種聲音給壓制倒了,就是說如果中國人口繼續膨脹、繼續增長,首先我們的資源環境就達到了極限就承載不了,這就成為我們要繼續嚴格計劃生育的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地方。但我想說這是一個,只是一個,也是一個認識誤區。
   
    解說:李建新是梁建章《中國人應該多生嗎》一書的合著者,身為北京大學教授的他長期關注人口問題,而這次的合著也是李建新關於人口學的第四本著作,如今在大多數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都有著大量的鼓勵人口生育的政策。李建新認為中國也會在不久的將來開始實行相關政策。
   
    閭丘露薇:那其實在過去差不多10多年了吧,你們是有透過寫公開信也好,做研究報告也好,委托人大代表去提一些提案、議案,這樣一些或政協委員去進行上層的游說也好,那有沒有見到過這個政策可能在過去一段時間點裡面,曾經可能出現會有一個松動,或者大家進行討論的這樣一個,見到過那個窗口期沒有。
   
    李建新:實際上最早應該是2000年的時候前後大家討論過,那時候不是後來出來一個穩定低生育這麼一個決議,所以後來平靜一點,後來轉眼間就到2010年,事實上這個跟剛才你提到公開信是直接有關系的,因為公開信裡頭呢,曾經寫到30年以後,這政策實行30年以後,中國的形勢不這麼,數量增長的形勢不這麼嚴峻了,可以考慮。所以大家對2010年有個期待,那當時不同的觀點也很多。
   
    解說:李建新所說的公開信正是當年張二力起草的。
   
    閭丘露薇:然後這一份是你們在,這個就是你們幾個學者,那個公開信的那個。
   
    張二力:就是這本書上的,但是比那個全嘛。
   
    閭丘露薇:對,就是當時提出的這樣的一個。
   
    張二力:簽名的單嘛。
   
    閭丘露薇:簽名在這兒,我就記得簽名是一堆簽名在這裡。
   
    張二力:對,後面很多附件。
   
    閭丘露薇:您說您在1994年的時候,就已經是考慮計劃生育政策的,就怎麼改革的這樣問題上面有,那麼在大概是10年前的時候其實已經是有一批學者一直是在聯名,就希望能夠再重新檢討計劃生育決策,但這10年下來,從這些學者角度來說,沒看到好像有什麼太正面的回應。
   
    張二力:我今天帶了那封公開信,因為當時是我起草的,我是起草人之一,從2000年開始,我們就承擔這個課題。因為當時我們的希望就是也很急了,因為再不調整恐怕就來不及了,我們當時。當時還是有一點,還有機會調整,就說老百姓還想生的時候,生育群不是很低的時候,讓她生一點還可以能(夠)補償一點,今後再讓她生,她不生了,那你就沒有辦法,台灣現在跟日本一樣鼓勵生育,是很困難的事情,全世界沒有幾個能夠成功的做到這一條。這我覺得我們要把它做好,應該有一個比較按部就班,認真的策劃,來做這件事情,比較遺憾的是沒有做成。
   
    解說:而在湛中樂看來,實際可改善的情況,仍需要考慮很多的因素。
   
    湛中樂:根據現在的實際情況,應該做及時的調整,與微調或者是叫微調,我其實也是贊成調整。但是從我個人來講,我不是說只是一個簡單的,二孩政策的問題,因為實際上城裡的或是農村的,到了我們說80後90後以後,他們的觀念有很大的改變,或者變化。一個是晚婚晚育,另外一個是我們說丁克家庭,結婚以後不要小孩,或者是少要小孩,因為撫育小孩生育小孩的成本,對時間和精力的大投入,讓很多我們說的成年男女,都有一個所謂的成本效益分析。
   
    解說:根據斯坦福人口學者的研究,隨著經濟發展社會對人的教育的要求越來越高,培養高素質的小孩的成本也越來越高。大多數父母沒有精力、財力和意願去培養更多的小孩,這是所有國家發展的規律。
   
    閭丘露薇:環顧全世界都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情況,隨著經濟的增長,人們生育的欲望反而是會降低,其實在周邊有很多的這些經濟發達,或者正在發展中的這些經濟體都在證明了這一點,也因為一個國家的人口政策會決定到一個民族發展,這使得有很多人非常得著急,因為這些人都心系著國家,希望中國能夠持續的富強,而未來能不能富強,關鍵還是在於中國的人,那麼在這一點上,對於這個問題,大家展開充分的討論,其實都是為了讓中國在未來走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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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媒《日人民報》:領導干部晚節問題非個人私德 嚴防“晚節悲劇”


來源:匪區媒體

編者按:《人民日報》發文《領導干部晚節問題非個人私德 嚴防“晚節悲劇”》,大談中共領導干部因為違紀、貪腐等問題晚節不保,“禍及千家”。很明顯這篇文章是應今年的薄熙來事件而發,暗指薄熙來因個人價值觀問題而釀成“晚節悲劇”,不僅對其個人家庭造成巨大影響,還牽連“千家”。此時《人民日報》發文,正值18大召開前的緊張籌備階段,這既是給黨內一部分領導干部打預防針,更是為爭取在18大前解決薄熙來事件做鋪墊。

人總是會老的。中年之後,以什麼樣的節操、什麼樣的信念、什麼樣的方式面對“夕陽時刻”的到來,人們的選擇大致可分為三種:一種是順其自然,如行雲流水、日出日落般自然到達善的終點;一種是老當益壯、愈加奮發,憑豐富的經驗與智慧,譜寫新的篇章;還有一種是放棄堅守了幾十年的信仰與原則,或被動或主動地追逐錢色,以至於前事盡毀,不得善終。

第一種可以叫做晚節有歸,第二種叫做晚節高亮,第三種叫做晚節不保。

什麼是晚節?通常,它指的是一個人晚年的節操,有時也指一項事業的最後表現。

今天討論晚節,人們更多的關注點,是晚節不保。之所以如此,實在是因為這方面的教訓與悲劇太多太沉重了。“59歲現像”、“退休前犯罪”、“離職時撈一把”、“功敗垂成”等等,無不令人深深嘆息!

共產黨員同樣會老,同樣會遇到晚節問題。尤其是對於那些肩負公僕職能、掌握公共權力的黨員領導干部來說,晚節問題絕非個人私德,而是攸關黨的執政大計。如果有太多的黨員晚節不終,那麼我們黨的形像和事業必遭損害。

晚節問題的根源究竟是什麼?有人說是制度缺陷,有人認為是心態失衡,有人強調是價值觀扭曲,有人提出是教育管理不夠……這些都很有道理,但更內在更深層的原因,恐怕還是黨性不純、修養不高。

古來難保是晚節。根據傳統的標准,大公無私、廉潔自律、生活檢點者才是節操良好,否則就是失節。但在封建社會,真正能保持全節的官員,實在是少之又少。從本質上說,共產黨人有先天優勢可以解決晚節問題。因為他們是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的隊員,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先進分子。馬列主義老祖宗早就指出:無產階級建立的政權應當是“廉價政府”,其公職人員應當是“社會的負責的公僕”和“社會本身的負責勤務員”。

然而,為什麼我們今天仍然面對如此尖銳的晚節問題呢?原因很簡單:有一些黨員的心靈與情操,受到了封建的、落後的、腐朽的精神糟粕的玷污,其黨性修養方面的瑕疵沒有得到及時徹底的消除。

當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出現問題,權利欲望、低級趣味、修養缺陷找到“機會窗口”後,就必然會一湧而出,攻破所有原本靠信念和理智把守的人生底線。因此,守住晚節,最重要的還是靠不斷加強黨性修養。沒有這一條,一切都將無從談起。

一個共產黨員為黨、國家和人民奮鬥一生,是光榮的。倘若一個黨員在“晚節時刻”背離了信仰、原則和正義,在金錢、美色、私欲等考驗面前敗下陣來,把一生追求付諸東流,則是可悲的。

這種可悲,不僅是個人的,而且也是家庭、社會的。

嚴防“晚節悲劇”,必須解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問題,必須解決“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 的問題。為此,就需要開展持久的社會教育,從嚴厲懲罰形成的震撼教育,到輿論譴責造成的道德教育,再到利益剝奪造就的壓力教育,使所有面對晚節考驗的人們,最終建立一種共識:使黨性成為一種社會性,以黨性優勢克服人性弱點,靠黨性修養建立晚節防線!

只希望:晚節多有優美事,不讓悲劇禍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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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共黨報批大陸存在“極端主義”遭炮轟


6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性文章稱國內存在“非此即彼、非友即敵、非紅即黑”的極端主義。評論稱,因為有消極腐敗現像,就把國家說得一無是處;批評社會存在一些矛盾就被斥為“抹黑中國”;強調一下階段性國情,又被譏為“高級五毛”等這些都是極端的。該言論一經發布即遭炮轟。

中共黨報《人民日報》6月14日在第4版用“人民論壇”欄目刊發題為《擯棄“狹隘的極端主義”》的文章。文章稱,圍繞一個具體事件,常常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極端化意見。不僅一方根本不理會另一方的意見,即使中允的看法,往往也會“兩頭不討好”。這種非此即彼、非友即敵、非紅即黑的思維方式,則是“極端主義”。

文章說,在“極端主義”者眼裡,一說到“文憑腐敗”,似乎所有官員的在職文憑都是以權謀私的結果;一論證某人抄襲,所有尋常的細節、片語都被牽強附會成有力論據;說點本土實情為本土利益辯護的,則被指為狹隘的民族主義;當某個具體事情被上升到“愛國”層面討論時,一方往往指責對方是崇洋媚外的“賣國賊”,另一方則斥之為誤國誤民的“愛國賊”。該文又指出,因為有消極腐敗現像,就把國家說得一無是處;因為有為富不仁,就對所有富人怨、恨、怒;批評社會存在一些矛盾,就被斥為“抹黑中國”;強調一下階段性國情,又被譏為“高級五毛”;看到國企亟待改進,就干脆主張全面私有化;指出國企問題不少,就是對公有制的“攻擊”;小悅悅事件發生了,就斷言世風日下已至道德末日;“最美”出現了,又認定道德滑坡根本不存在。這樣的極端思維,在我們身邊並不鮮見。

該文一經刊出隨即引發中國大陸輿論括噪。有評論人士指,的確不能人雲亦雲,陷入極端主義。但當下體制官僚透頂,遠比腐敗更廣泛打擊民意。官員及其媒體的傲慢姿態、鴕鳥政策,是造成下層對上層信任感缺失的反復觸發機制。也有人士指,因部分腐敗而批評國家是極其錯誤的。因為,腐敗的是政府,而不是國家。政府和國家是兩個概念,不能混淆。

對於《人民日報》發表的“極端主義”言論,網絡上的批評更是直接。有網友指喉舌應該“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更不能凡是痛恨腐敗的都是極端主義,只有允許他們適度腐敗的才是正確的,得到不少網友呼應。也有網上評論指,其實《人民日報》不用著急,老百姓對腐敗態度再極端,似乎也不能減輕官員的腐敗程度,你們一如既往就是了。給腐敗官員、強奸犯找各種出路,給自己找各種說法,這是你們的專業。更有網友激烈地指責“喉舌”是攪渾水的高手,因為公眾批評的是公權者的腐敗,而不是對國家的指責,公眾批評的是黨,並奉勸“喉舌”,不要把自己醜陋的形像上升為國家形像。

也有網友表示,我們生活在一個價值多元的世界。在這樣一個時代,開放包容的觀念,健康理性的思維,不僅是個體修養的重要標志,也是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杆。作為一種偏激的價值觀,“極端主義”的判斷扭曲了事物的本來面貌,有悖於行為的內在規律。他們認為《人民日報》這篇文章並無過份之處,為什麼要過份解讀呢?過份解讀就真成了文章所說的“狹隘的極端主義”了。長此以往,怕是要精神都會出現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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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血映紅心!重慶7女警效仿江姐 5.7萬針繡黨旗 獻禮匪共18大(圖)


來源:華龍網



年近70的著名蜀繡大師胡惠琴正指導女警們繡黨旗。 首席記者李靖攝



經過一個多月努力,渝中區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科的女警們共縫制了5.7萬針將黨旗繡好。 首席記者李靖攝

  華龍網6月13日19時30分訊(首席記者李靖)《紅岩》中,江姐和獄中姐妹在重慶歌樂山下的渣滓洞牢房中繡紅旗表達對黨的忠誠。而今日下午,重慶渝中區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科的7位女民警,將一面縫制了5.7萬針的蜀繡黨旗繡制完成,為黨的十八大獻禮。

  據介紹,這面長144釐米、寬96釐米的4號標准黨旗是渝中區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科7位女民警花了一個多月時間繡制的。而這7名從未學過針線活的女警跟隨蜀繡大師胡惠琴潛心學習蜀繡技藝。經過3個月基礎訓練,女警們掌握了蜀繡基本針法。

  “5月,我們開始繡制黨旗。90支蠶絲線,每支20根,每根80釐米,大家共縫制了5.7萬針”,渝中分局出入境管理科科長馮嶺還介紹,這一針一線都是大家利用業余時間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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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官民:解決六四問題的四大理由(圖)


來源:VOA



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理事長楊憲宏

   在今年紀念六四的日子裡,台灣官方和民眾發表了不少希望中共解決六四問題的看法,認為這既有利於中國大陸的進步,有利於兩岸關系向前發展。
   
    六四雖然已經過去23年,但台灣各界並沒有忘記,他們反而更加迫切地希望中共當局能夠正視這個歷史創傷,盡快解決六四問題。各界都表示現在是中共解決六四問題的時候了,其理由有四個:
   
    一是有利於改善中國的形像。台灣總統馬英九在六四聲明中提出,六四問題不解決,這個歷史傷口就不能愈合,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人權印像也始終停留在“六四”年代。解決六四問題不僅能夠彌平歷史傷口,拉近大陸當局跟人民之間的距離,也可以改善國際形像。
   
    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理事長楊憲宏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的時候也指出,六四事件發生後,許多參加過六四,或者持跟政府不同觀點的人士受到迫害和誅連,他們中很多人流亡國外不得回家。這不僅給這些人及其家屬造成巨大的痛苦和困難,而且嚴重影響到中國的人權記錄和國家形像。
   
    楊憲宏說:“我覺得今年的六四最重要的就是呼吁平反六四,讓所有的中國異議人士都可以自由地進出中國,這個意義非常重大。”
   
    楊憲宏認為,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如果這個國家還不能夠容納不同意見,它就還沒有進入現代社會。這是中國目前在國際社會眼裡還是一個異類國家的重要原因。
   
    二是有利於啟動勢在必行的政治改革。目前中外學者幾乎一致認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造成了一系列的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如果中共最高當局不能夠抓緊時間啟動政治改革,中國的各種問題將會在未來數年內爆發,威脅到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台灣總統馬英九說,解決六四問題“可作為政治改革的第一步”。馬英九說,大陸當局若能夠在經濟高速成長下采取配套的政治改革,將可有效因應中產階層崛起和民間力量茁壯後出現的各種改革呼聲。
   
    人權活動人士楊憲宏表示,平反六四是中共進行政治改革的機會點。中國要走向民主是一個艱巨的工程,它不可能靠共產黨自己去完成,而需要全國人民,特別是那些持不同意見的精英們的參與才能夠完成。
   
    楊憲宏說,這就像當年台灣准備開放前的情形一樣,異見人士,包括流亡海外的台獨人士紛紛闖關回國。其中很多人回國後被當局逮捕,或者受到其它形式的迫害,但最後當局還是被迫為他們平反。其結果就是走進了民主和開放的時代。中國目前就處在和台灣當年類似的關鍵階段。楊憲宏希望中國當局能夠把握好這個時機,完成政改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三是有利於維護中國的社會穩定。台灣民進黨立委田秋堇女士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的時候指出,中共當局最擔心發生社會動亂,因此一直把維穩作為“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但是,根據她個人從事民主、人權活動30年之經驗,田秋堇說,如果一個國家的民眾心頭存在共同的傷痛,在消除這個傷痛之前,國家的穩定就時刻受到威脅。六四不僅是中國民眾心頭的傷痛,而且是世界華人,甚至是整個國際社會的共同傷痛。這個傷痛不愈合,中國的穩定就永遠得不到保障。
   
    馬英九總統在六四聲明中也表示,大陸有數億網民,傳播資訊的速度驚人,遠遠超過上一代。從台灣大選到陳光誠事件,網友都密切掌握並表達看法。如果大陸當局順勢而為,擴大政治參與、完善人權保護並善待異議人士,“不僅能回應人民對改革的期待,也有助於大陸持久的政治穩定。”
   
    四是有利於兩岸關系長遠發展。態度一向溫和的馬英九總統在聲明中特意提到六四事件對兩岸關系發展的影響。他說,“我們珍惜兩岸過去四年開創的和平發展局面,也期盼這種良性互動持續下去”。 但馬英九同時也指出,兩岸在民主人權方面仍存有差異,這是兩岸深度交往必須克服的困難。他還表示,台灣會持續對大陸民主人權的發展保持善意關心,“這也是縮短兩岸人民心理距離最有效的途徑”。



台灣立法院立委田秋堇

   ​​田秋堇立委的看法是,兩岸關系發展的最大障礙是統獨問題,而影響台灣民眾認同大陸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大陸的集權專制制度。
   
    田秋堇對美國之音說:“事實上,許多台灣人嘴裡不說,但對中國共產黨的政府是不信任的。這跟六四有很大的關系。許多人就是在家裡的電視機前看到天安門廣場的坦克車、火光和學生倒下去,所以,無論現在開放兩岸觀光,還是兩岸人民互相交流,對於兩岸人民也許是信任和有感情的,但是對中國共產黨政府是有疑慮的”。
   
    田秋堇表示,台灣政府對228事件等問題已經公開認錯,但大陸政府對六四事件堅持不認錯,台灣人民怎麼能夠認同這個政府,這個國家?台灣年輕人願意去大陸玩兒,去工作,但就是不願意談統一。
   
    田秋堇表示,如果中共能夠徹底給六四平反,承認當年鄧小平等人犯下的錯誤,這對拉近兩岸民眾的心靈距離和發展兩岸關系將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否則,任你大陸方面做出再大的努力,都難以收到預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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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因艾未未紀錄片退出英國電影節


來源:BBC

    一個由十名中國媒體高管組成的代表團在最後一分鐘宣布,不參加英國謝菲爾德國際紀錄片電影節。
   
     此前中國駐英大使館向英方提出,要求撤下美國獨立制片人陳愛麗(Alison Klayman)的紀錄片《Ai Weiwei: Never Sorry (艾未未:永不後悔)》,但被英方拒絕。
   
    該代表團成員包括中國中央電視台、華娛衛視、鳳凰衛視和金鷹紀實頻道的高管們。
   
    在謝菲爾德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的宣傳廣告上,稱這是中國前所未有的向電影節派出的高級代表團。
   
    按照原計劃的日程安排,中國代表團會在本周的電影節上與英方舉行會談,商討雙方合作事宜。
   
    但是當中國駐英大使館得知電影節上將放映陳愛麗的《艾未未:永不後悔》和斯蒂夫·梅因(Steve Maing)的《High Tech, Low Life》後,事情起了變化。
   
    加拿大影界雜志《RealScreen》為此采訪了謝菲爾德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的市場營銷及業務總監坎貝爾·吉萊尼和總監希瑟·克羅。
   
    坎貝爾·吉萊尼透露,在周末電影節開幕的前一天,工作人員收到中國駐英大使館的一個電話,直截了當的提出取消這兩部影片放映的要求。
   
    希瑟·克羅則說,我們被告知中國代表團不參加電影節的官方理由,是因為訪問歐洲的人數有限。
   
    但是在數次非正式的不融洽的交談中,中方表示,電影節的節目單上的幾部紀錄片才是真正惹惱中國當局的理由。
   
    中國駐英大使館對謝菲爾德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方面的說法目前還沒有做出回應。
   
    在謝菲爾德電影節上首次放映的《艾未未:永不後悔》,是關於著名中國異見藝術家艾未未生活的紀錄片。
   
    《High Tech, Low Life》則紀錄了兩位被稱為“公民記者”的中國網絡日志作者佐拉和老虎廟的工作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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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旺陽簽名超過一萬二千 匪共當局發出禁令


來源:參與
作者:趙雲
   
     (參與2012年6月14日訊)截至6月14日22時00分,“關於要求嚴肅調查李旺陽死亡真相的緊急呼吁”聯署已經獲得12200人簽名。據發起者北風統計:“截止至6月14日22時00分,線上聯署人數12200!“關於要求嚴肅調查李旺陽死亡真相的緊急呼吁”聯署,請點擊: http://t.co/izgREpDZ 。”
   
    對於簽名活動,中共當局不僅對連署進行攻擊,在網絡上提交大量的虛假連署,而且還發出禁止媒體報道禁令。“對湖南邵陽李旺陽死亡事件及境外反應,各媒體一律不采訪、報道和評論,也不轉載境外媒體和網上相關信息。”
   
    此外,中共當局還加大對李旺陽親友的控制力度。著名維權人士王譯發出信息說:“緊急信息:因李旺陽先生遇害一事,湖南方面繼續加大對李先生親友的攻擊力度,剛才收到邵陽新寧羅茜的信息,他被當局強制帶去了廣西,請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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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周末茶敘激辯中國問題之6:李旺陽之死誰之罪


來源:博訊

   在2012年世界各地紀念“89六四”23周年的活動中,8964英雄湖南籍邵陽人士李旺陽在家中“自殺”。李旺陽之死致使余熱未消的紀念8964的活動再度升溫。最為讓人感動的是已經被中共大陸政權收回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數萬公民,連續多日為李旺陽英雄舉行大規模游行示威抗議和祭奠活動,為李旺陽之死“討公道、要真相”;國內民眾也紛紛成立民間調查委員會。在此特殊情況下,湖南的警方不顧輿論壓力和民間的抗議,將李旺陽的遺體在未經解刨的前提下草草火化,這實在是大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舉。湖南警方到底有多大的權力?警方此舉是不是焚屍滅跡?湖南自稱打造法治大省,李旺陽之死到底是中央的責任,還是地方的責任?本周末紐約茶敘激辯中國問題將激辯如此諸多的問題。
   
    上周末激辯中國問題,就柴玲在8964二十三周年新說:“我原諒李鵬、鄧小平等8964元凶”展開的話題,引起了更多的網友的參與。有的網友希望組織討論的學者,能控制一下激辯會的學術氣氛,要求組織者對張建先生的發言給予批評,對此網友的關心,我們深感謝意!同時我們也誠告網友,激辯中國問題是一個新的實驗,它需要對討論的問題有不同觀念的碰撞,同時也少不了詼諧、幽默甚至調侃。激辯中國問題既要嚴肅認真,同時也要輕松活潑去呆板的學術八股化。
   
    本期主持紐約周末激辯會的是8964原北京學運領袖、大學生與政府對話團團長、旅美紐約著名華人律師項曉吉先生。出席激辯會的學者專家有《北京之春》總編、民主理論家胡平先生,中國社科院原哲學所研究員張博樹,世界日報原副主編孟玄先生,憲政協進會會長、 《公共知識分子》總編王軍濤博士,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世界二戰史專家王書君先生,中美法律交流協會會長、著名律師高光俊先生,時評家陳破空先生,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會長李進進博士,海外中文筆會作家、著名維權律師劉路先生,自由中國運動主席、自由亞洲評論員、律師葉寧先生,中國公民聯合國控告團新聞發言人趙岩記者。
   
    來自上海的民主人士李國濤和來自山西的民主人士韓武,將作為本期激辯會的嘉賓參加討論。
   
    本周激辯會的時間是周五(6月15日)晚上紐約時間20點,北京時間周六(6月16日)早8點展開討論。歡迎廣大網友一起參加互動。
   
    前五次的激辯話題分別是薄熙來、陳光誠、溫家寶、中共能維持多久和是否原諒8964元凶李鵬。
   
    紐約周末茶敘激辯會以網絡視頻形式對大陸直播。中國大陸和海外觀眾、網友可以即時語音、文字提問。視頻鏈接
    http://www.ustream.tv/channel/nychinaforum
   
    本期激辯會技術支持孔令犀,雪蓮。
   
     李旺陽被自殺相關背景材料
   
    湖南堅定的,偉大的民主鬥士李旺陽於六月六日早晨六點三十分被他的妹妹李旺玲發現吊在邵陽市大祥區醫院住院部病房的窗戶上自殺身亡!。基於以下四點實事,我們有充足的理由懷疑李旺陽是被自殺的:
    一.李旺陽現在是合法公民,他生病住院理應由親人陪護。但卲陽市公安機關對於李旺陽這樣一名合法公民,重症病人仍然進行24小時嚴密監控,既是沒有法律根據的,也是非人道的,其本身就有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的犯罪嫌疑;
    二.六月四日,李旺陽在卲陽市的老朋友朱承志到醫院去探望了李旺陽。據朱承志說:李旺陽雖然身患重症,但精神非常飽滿。他相信中國的憲政民主一定會實現,中共的獨裁專制已到了癌症晚期。像李旺陽這樣一名意志堅定的民運老戰士,他像曼德拉一樣坐了二十二年牢都不屈不撓的人,他怎麼會自殺呢?
    三.李旺陽身患重症,雙目失明,雙耳失聰,雙腿行動不便,又在⋯⋯公安人員24小時輪班的嚴密監控之中,他又怎麼能夠爬上高窗上吊,直至死亡都沒有被值班的看守人員發現的?
    四.李旺陽的遺體一定保留有驚天密秘。因為李旺陽死亡後,邵陽市公安強行將遺體搶走,而不准親屬察看,也不准對遺體拍照。如果的確屬於自殺,就算是為了防止家屬借此”鬧事”,那對遺體拍個照片以洗清公安的嫌疑總是合乎邏輯的吧?!
    基於以上四點實事,我們有充足的理由懷疑李旺陽是被自殺的!現在,我以一名湖南民主老戰士的名義,向全世界一切關心中國民主人權偉大事業的人士和國家,國際機構,民間社團發出最強烈的倡議:成立李旺陽被自殺真相調查委員會!
    李旺陽今天的被自殺,很有可能就是我周志榮,以及張善光,尹建安,朱承志。。。。。等民運志士明天的被自殺!
    選擇在”六四”二十三周年紀念日之際將遭受過二十二年牢獄之災的堅定的,偉大的民主鬥士李旺陽自殺,足見湖南省當局中有周永康的死黨,他們堅決對抗溫家寶的政治改革倡議,誓死捍衛中共的專制腐敗體制!這是湖南省當局中專制腐敗死硬分子對中國民主人權事業又添下的一筆巨大的血債!!!

    要想天下亡,除非湖南人死光!
    無湘不成軍!
    於斯為甚,唯楚有才!
    湖南人民爭取民主人權,反抗獨裁專制的鬥爭,是撲不滅的!
    李旺陽永垂不朽!
   
    發起人 湖南民主老戰士 周志榮
    現年62歲的李旺陽,曾是玻璃廠工人, 1983 年組織了“邵陽市工人互助會”。1989 年民主運動中,李旺陽成立“工人自治聯合會”並擔任主席,因此後來被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3年。2001年5月,出獄不到1年的李旺陽再因簽名要求平反六四,被當局再次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監10年。由於在兩次服刑期間一直受盡折磨,導致雙目失明,雙耳失聰。去年5月出獄後,身體極度虛弱的李旺陽入住醫院治療和休養,身體狀況才逐步好轉起來。
   
    上周六(2日)在香港有線電視播出的專訪中,李旺陽親述在服刑期間被折磨的慘況外,又對自己因投身民主運動被判監一點也不後悔,希望香港市民的平反六四活動能夠在全中國到處展開。同日,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在美國華盛頓舉辦紀念六四23周年活動中,頒發了2012年“自由精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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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黨專權體制是中國各種矛盾的總根源


來源:RFI

    中國著名憲政學者、前中國社科院學者張博樹先生近日將他多年來對中國憲政改革的思考,彙集成冊,由香港晨鐘出版社推出。這部“全本”《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包括曾導致他被社科院以行政違紀名義“限期調離”的主報告內容,和他最近幾年完成的10個分報告和3個附件。從未來中國憲政改革的前景目標,到實現這一目標的路徑,包括從憲政體制、政黨制度,到行政、立法、司法等公權力間的彼此制衡,到新聞、教育、軍事等各個重要領域的改革設想,張博樹都做了全面的闡述,勾勒出一個系統而詳盡的未來中國憲政制度藍圖。
   
    一黨專權體制是中國各種矛盾的總根源
   
    張博樹: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權的這種政治體制,這種體制是造成中國今天所有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道德的、方方面面的問題的總根源。關於這一點,我在這本書裡做了許許多多的論證。這次出版的全本其實有兩個主題。第一,既然我們認定這樣的制度是沒有前途的,必須要被改造,或者是被瓦解,或者被取代,那麼,作為負責任的、嚴肅的民間反對派就必須要考慮:今後要用什麼樣的、更好的、更適合於中國民主建設的體制,來取代今天的一黨專權的體制。這是第一點。所以,我在這本書裡,對未來中國的憲政制度,或者說憲政體制的結構設計,下了很大功夫,對未來中國的行政體制、立法體制、司法體制、國家的憲政結構等縱向國家結構的建設應當采取什麼方式更好(這裡當然涉及許許多多政治科學方面的問題),我做了很多研究,提出了一套我認為比較系統的設計方案。
   
    堅持和平漸進轉型道路,爭取體制內外合作
   
    張博樹:第二,既然我們認定今天的制度行不通,未來應該由另外一個體制來取代,那麼,取代的過程、取代的方式應該是怎樣的?換個說法就是,中國憲政改革的路徑選擇:什麼路徑更好?因為,中國畢竟是一個超大型的國家,國情很復雜,過去幾十年,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體制運轉了這麼久,形成了很多習慣,很多慣性,再加上中國現在還有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反對改革,在阻礙改革,在設置各種各樣的障礙。而老百姓對改革問題有各種各樣的看法,知識分子也缺乏對改革的基本共識,這些都是很不利的因素,那麼,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如何選擇一條比較好的、比較理想的道路來實現轉型,這就是路徑問題。關於路徑問題,我的觀點概括起來就是兩句話:第一,我們應該爭取體制內外的合作、互動,來推動轉型以一種漸進的、理性的、和平的方式達成。這也是我這些年來一貫的觀點。
   
    法廣:但是,在中國社會各種矛盾極度糾結、激化的背景下,期待體制內外的結合、共同努力去推動改革,這種思路是否過於理想化?
   
    張博樹:現在確實有不少朋友對此有懷疑,特別是最近兩、三年,因為官方加大了對反對派的打壓,甚至打壓的非常殘酷,大家覺得這種漸進的、和平的、體制內外合作的方式是否還有可能?
   
    我個人這樣認為,盡管現在情況很嚴峻,但是,我們不能放棄這樣的追求,不能放棄這方面的努力,實際上所謂內外結合的互動模式,前提是民間的反對派要構成壓力,來迫使體制內做出反應,因為,作為當權者,如果完全沒有壓力,你指望他自己主動去改革,那是天方夜譚。
   
    中國民間已經集聚了民主化的潛能
   
    法廣:但是,現在體制內外的壓力處於一種不對等的狀態。
   
    張博樹:你說的不對等是從表面來看,是從形式上來看,因為畢竟他們手上有權力,掌握各種國家機器,有各種資源,民間反對派目前總的來說是處於一種被打壓的狀態。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一個事實:過去十幾、二十年,中國的民間社會發展仍然非常迅猛,民間已經集聚了很大的民主化的潛能,而且,正在通過各種方式釋放出來,如果沒有這樣的壓力,我們也不能想像為什麼這些年來政府要加大打壓。加大打壓恰好證明了中國民間的力量、民主的力量、公民社會的力量正在成長。也就是說,在今天,我仍然認為,漸進的、和平的轉型不是不可能的,我們應該極力去爭取。
   
    第二點,即便是發生突發的轉型,即便是體制內頑固派、或者保守派占據優勢,總是拒絕和平轉型,到哪一天,社會矛盾集聚到一個臨界點而爆發,中國瞬間進入一種突發轉型的狀態,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最後出面收拾局面的,仍然是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結合,這已經被許許多多轉型國家的經驗所證明。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反對派一方,作為自由知識分子和民間要求推動民主的力量,要在這樣一個問題上有清醒的估計。我在這本書裡不斷地強調,第一,不能放棄漸進的和平轉型努力,要盡可能對官方施加壓力,促使內部發生分化。第二,如果,他就是拒絕,就是一條道走到黑,哪一天如果中國真的發生突發轉型的事態,民間的反對派應該做好如何應對這種情況的准備,這是我比較完整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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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稱病住院,遭到清算的機率大増


來源:明鏡

  4月12日周永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安全會議秘書第七次會議的成員國代表團團長。這也是周永康在薄熙來被“雙停”後首次露面。
   
    北京政法界人士對明鏡新聞網說,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雖然偶爾露面接見一下小國來賓,但他現在多數時間稱病住在北京301醫院,很少到政法委辦公樓上班理事。
   
     中共中央宣傳系統日前下達指令,要求中共所屬或所能影響的媒體,用各種方式宣傳中共黨內民主選舉成果,為中共十八大營造民主氣氛。事實上,5月7日進行的那次所謂「秘密海選」,恰恰引爆了新一輪更激烈的權力鬥爭。周永康和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被指涉嫌操縱了這次「海選」。令計劃在這次「海選」中得票數排第三,僅次於張德江和李源潮。
   
      政法界人士指出,周永康因為薄熙來、陳光誠事件飽受黨內外質疑,如今又陷入和令計劃操縱「海選」醜聞,引起退休和現任多數政治局常委的批評,從而使周永康未來遭到清算的機率大増。
   
      針對較早前英國金融時報有關周永康已移交權力的說法,政法界人士說,事實上,周永康只是稱病住院,不到政法委上班理事而已,並沒有將權力交給政法委副書記王樂泉或孟建柱。但是,政法系統最近幾月大事連連,已有取消政法委之議。由各地的省委副書記兼任政法委書記,便是明顯將政法委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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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前首相來華被拒 或引起連鎖反彈


來源:博訊

     挪威前首相邦德維克被中國駐挪威使館拒簽,情況極為罕見,據說是與諾貝爾和平獎有關。這些年,中國一方面敞開大門吸納國外政要與商人,使用各種方法把他們“基辛格化”,一邊拿中共的錢與好處,一邊在國際上為北京政權充當說客。另外一方面,卻對那些對中共政權稍有不同意見的專家學者實行禁入令,早就引起了國際社會不滿。但像這次,拒簽一個前國家首相,還是第一次。中共可能意識到一邊豢養基辛格們一邊拒絕持不同意見的外國人入境取得了巨大成就,所以想擴大戰果。也有認為北京這次是衝昏了頭,玩過了界。
   
     一位負責對華人社區工作的駐扎洛杉磯的FBI高級探員說,北京實在是走得太過了,他個人掌握的資料就顯示,北京高級領導人的子女與情人在洛杉磯成群結隊,購買豪宅,花天酒地,幾乎把中國的錢都轉移過來了。他說,有一位政治局委員的兒子竟然空運中國女大學生到美國供他淫樂,說是美國缺少處女學生,不好玩。這位探員說,中共一方面限制外國人入境,另外一方面卻把自己的家屬與子女送到西方國家,享受西方的自由與法治。西方國家礙於立國理念,無法對他們怎麼樣。但他表示,他個人也許顧不了那麼多,他說,外交部的兩個發言人都通過關系送自己的親屬到美國,他都掌握的資料,他們都有黑錢輸送到西方。這位FBI高級探員的中文雖然不好,但他手下有六位華人探員,他們平時收集了不少華人移民的資料,尤其是與北京高級官員有關的。據他說,平時政治正確的薄熙來,與外國人勾結最廣泛,為了轉移資產,甚至連美國的黑社會與犯罪分子都有聯系。

    西方國家礙於公民人權,一直對任何入境的人實行人權政策,對他們基本上沒有政治監控,更無打擊報復,這一點中國一些愚民與憤青可能不清楚,但中共高官都非常清楚,他們利用西方的弱點,也就是民主自由的優點,一方面充分享受西方的自由與民主,一方面卻又對西方的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采取禁入的措施。這些不是一天兩天了,但這位探員表示,這種情況或會因為挪威首相被拒絕入境而引起更加廣泛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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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公務員醫療花費14億 農民醫保總額210萬


來源:人民網

   日前,記者從廣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網站獲悉,該局2012年度收支預算為50.2億元,其中,廣州市公務員公費醫療一年花費14億元,遠遠超過廣州210萬農民醫保總額。
   
    50.2億資金安排中,公費醫療、新農保政府補助和市人社局工資占資金使用大頭。其中2012年市人社局為全市公務員支出的公費醫療資金為14億元,占人社局50億元預算近3成。
   
    人社局的預算中,對超過50萬人的廣州城鎮居民醫保也有資助安排,預計資助資金為1.2億元。
   
    人社部門的預算編制中並沒有農村居民合作醫療的補貼情況。根據廣州市衛生局數據,2012年廣州210萬農民整個醫保費用不到8.2億元,各級財政對農民醫保補貼總額為6.15億元。實際上,廣州農民的新農合,政府補貼力度不到公務員公費醫療費用一半。廣州210萬農民的醫保費用總和,也才略超廣州公務員公費醫療14億費用的一半。
   
    數據也顯示,廣州對城鎮居民和農民的醫療保險財政補貼總額,僅為公費醫療一年花費的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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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稱中國社保繳費已逾工資40%


來源:南海網

     人保部近日表示,將適時提出彈性延遲領取養老金年齡的政策。鑒於延遲退休關系芸芸眾生之利害,部分民眾疑慮風氣濃重。人民網的調查顯示,93.9%的人反對,2.4%的人接受;而社保專家鄭秉文則明確表示支持延遲退休政策。

    延遲退休是否已是大勢所趨?坦白說,延遲退休建議有遮蔽真命題和舍本逐末之嫌。誠然,隨著中國步入人口老齡化,延遲退休年齡有控制支出、增加收入和緩解養老金支出貧困等多重功效,據估算,如延遲退休可為社保體系每年節約200億元資金。然而,這些所能想到的現實理據,並不意味著目前只有延遲退休一條路可走,更談不上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
   
    首先,歐美平均65歲的退休年齡有著完善的經濟社會體系支撐,如歐美發達的失業保險和最低保障體系,勞動力市場秩序自洽,再就業培訓體系完善,就業歧視問題得到有效而較為全面清除,以及公私邊界清晰的社保體系等,緩解了高退休年齡的經濟社會衝擊;而中國當前就業市場存在失範、就業歧視和失業保險低等問題,冒然與國際“接軌”很容易扭曲就業環境,甚至全面壓低中國內生全要素生產率(TFP)提高。殊不知,目前全球科技和知識更新速度較高,在就業市場缺乏彈性和老人學習更新能力不足下,剛性延遲退休將削弱勞動市場流動性,妨礙科技和知識更新速度,不利於經濟轉型升級和內生TFP提高。而這比延遲退休下200多億元的養老金節支增收,更具不可控性。
   
    目前中國法定的五項社保繳費之和已達工資的40%以上,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一,為北歐五國的3倍和G7國家的2.8倍,東亞鄰國和地區的4.6倍。如此之高的法定繳費率不僅在國際上獨占鰲頭,而且早已對私人部門造成了一定重壓,牽制其活力,若再延遲退休年齡,讓企業為勞動生產率低的老人續繳五項社保,對經濟績效的折損可想而知。
   
    其二,當前各地日益面臨的養老金支出貧困,根源於1997年養老金體系構建前,國企對職工的長期歷史欠庫,且正是由於歷史欠庫遲遲未能補足,導致目前單位和個人的養老金長期空轉,尤其是單位為個人繳納的20%養老金成了為歷史埋單的補漏基金。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底,養老金個人賬戶本應有資產19596億元,實際卻只有2039億元,缺口達1.76萬億元,而且單位為員工繳的納入統籌賬戶的20%養老金,在目前現收現付制下,各地基本或即將處於告罄,如已提前步入老齡化的上海每年需財政撥付上百億資金填補缺口。不僅如此,當前養老金空轉使本應投資增值的養老金被迫現期支付,養老金賬戶很難說會保值增值。
   
    最後,社保體系,尤其是職工社保體系,其產權屬於個人私產,參保人與社保機構是委托代理關系。鑒於延遲退休等涉及到關鍵合同要約的變更,無疑需繳費人認同以及一定的選擇自由。單方面修改契約將面臨激勵不相容性和道德風險,甚至引發繳費人不信任和逆向選擇,可能會加劇企業和職工逃保,抬高社保征繳成本。
   
    進而言之,延遲退休是經濟粗放發展模式在社保體系的寫真,不會根本上緩解社保支出性貧困壓力。正如經濟增長的秘密源自TFP的提高,而非要素投入,延遲退休對TFP的提高具有顯著負面效應,且並不會提高經濟增加值,其更多是一種多取少予的再分配游戲。因此,真正有效緩解養老金支出缺口,本質上依仗TFP的提高,使單位要素資源產出更大的經濟增加值,以滿足養老金支出所需的資源需求。
   
    當前與其在延遲退休上大做文章,不如下決心補足國企對社保的歷史欠庫,並有效推動市場化制度變革,為私人部門提供低交易成本之環境,同時矯枉失範的社保體系,政府基於城鎮居民社保和農保等構建公共型的社會保障計劃,以滿足全民的基本生活訴求,然後考慮職工社保則參考類似於美國的401K制度,實行商業化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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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共專家否認中國有18萬億元養老金缺口


來源: 揚子晚報
   
     延遲領取基本養老金年齡政策再次引發關注,人社部的官方表態讓這個討論多年的老話題顯得更加緊迫。本周一,更有媒體透露,“延退”相關政策的前期研究工作即將在今年下半年啟動。
   
    “延退”引發的是網絡上如潮水般的反對聲音。在無法掩飾失望的公眾意願和難以彌合的養老鴻溝之間,真的有一個值得期待的平衡點嗎?延遲退休,難道成了躲不開的未知數?
   
    最新報告稱
   
    明年養老金缺口達18.3萬億

   
    昨天,一份最新發布的研究報告又為連日來高燒不退的“延遲退休”添了一把“火”。由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牽頭的中銀研究團隊,和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牽頭的復旦大學為主的研究團體,撰寫了《化解國家資產負債中長期風險》預測。報告中說,到2013年,中國養老金的缺口將達到18.3萬億元。報告建議實施延遲退休年齡等措施以緩解壓力。
   
    真的缺那麼多嗎?
   
    省社科院專家痛批:這種說法很荒謬

   
    “到2013年,中國養老金缺口將超18萬億,這個說法不科學,很荒謬。”昨日,接受揚子晚報記者專訪的省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陳頤,“痛批”了這個研究結果。
   
    “當年應該發多少養老金,而發不出來,這才叫缺口。只要自己退休時能拿到自己的那份養老金,就不算存在缺口。這就好比到銀行存款,等到你到期取錢的時候,只要能連本帶息取回自己的錢就行了,誰會在意這些錢是不是自己當初存的那些張呢?”而且,即使養老金不夠發,國家財政也會來補貼,“只要退休的人能拿到錢,就不算是‘缺口'”。
   
    江蘇沒有出現養老金缺口問題
   
    那麼,江蘇的養老金情況如何?記者了解到,2011年江蘇全省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總收入1269.2億元,比上年增長26.9%,目前沒有出現缺口問題。
   
    戚慶燕
   
    一筆賬

   
    南京企退職工,現在的退休金大概是工資的60%
   
    交了這麼多社保,退休後能拿到多少呢?昨天,揚子晚報記者進行了簡單測算:
   
    目前南京規定男60周歲、女55周歲退休。而目前南京市企業退休人員人均月養老金水平達到2080元,按照南京2011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54713元計算,替代率約60%,也就是說,企業職工如在職時月薪為3000元,根據相應的繳費比例,退休後其每月拿到的養老金約為在職工資的60%,即1800元。
   
    晚退休5年,拿的退休金比60歲退休要多一點
   
    “恐怕有的人交了一輩子社保最終只能領冥幣了!”養老金缺口很大,延遲領取養老金的風聲剛一吹出,網絡上便出現如此驚呼。這正是公眾質疑延退的最重要理由。
   
    對此,我省養老保險專家表示,晚退休,並不意味著少拿退休金。就目前的養老金計算公式,你繳費多,基數就高,繳費時間多一年,就多一個點的系數。而且40歲退休和65歲退休的計發月數是不同的
   
    比如你40歲退休,你的計發月數就是233個月;按目前正常的60歲退休,計發月數就是139個月;而若延遲到65歲退休,你的計發月數就減為101個月而個人賬戶養老金的計算,是按照本人個人賬戶的累計儲存額除以計發月數確定,這意味著分母越小,賬戶養老金越多。
   
    簡單說來,如果一個參保人在40歲退休的話,他能拿1000元的退休金;但是若他在65歲退休的話,他可能拿的是3000元的退休金,並不會因為你拿的時間少了,拿的養老金的總量就少了。戚慶燕
   
    延遲退休,為什麼很多人反對?

   
    從表面上看,延遲退休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但在人民網進行的“你怎樣看待彈性延遲領取養老金年齡”的調查,45萬名網友參與投票,93.3%的網友投了反對票。這是怎麼回事呢?
   
    贊同方
   
    多干幾年也能多掙點錢

   
    30歲的公司白領肖先生認為,“我覺得60歲男人退休的話是有點早,可以再延長幾年。但是如果延長退休年齡是出於緩解養老金支付壓力,那麼我覺得這對於普通勞動者是不公平的。”
   
    退休後工資一下子低了
   
    某機關處長崗位退休的王阿姨告訴記者,“我是55歲退休的,但是55歲還應該是干的時候,像女同志60歲最好。退休後工資明顯低了,在家沒有事干,這五年還不如繼續工作呢。”戚慶燕
   
    反對方
   
    老人不退,新人哪來工作機會?

   
    南京某高校今年的畢業生小王目前正在艱難求職中。對於延遲退休,他強烈表示反對:“如果老人不退,工作崗位就不會空出來,那麼新人就沒有工作機會。
   
    太累了,還讓我再多干幾年?
   
    李先生在南京一家企業從事加工行業,他對延遲退休很有話說:“車間工作太累了,而且三班倒,人到中年都有點吃不消,更別說要讓我干到65歲了!”戚慶燕
   
    專家分析
   
    “延退”只能當個案處理

   
    江蘇省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陳頤認為,從很多行業、崗位來看,我們社會確實需要一些老醫生、老教授、老演員在崗工作更長時間,但這種需要並不意味著要修改法定退休年齡。
   
    他建議,對確有需要工作更長年限的老專家,在用人單位需要,且本人願意的情況下,可適當延長他們的退休年齡,但這只是個案處理,而不是對法定退休年齡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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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出版切-格瓦拉《哲學筆記》


來源:新華網

    新華網哈瓦那6月14日電(記者殷永建)已故拉美著名革命者切·格瓦拉的《哲學筆記》首發式14日在哈瓦那舉行,書中內容反映了他從青年時期直至在玻利維亞遇害前的心路歷程。

     這本書由南大洋出版社出版。該書編輯克瑪麗婭·德爾卡門·阿列特說,書裡收錄了格瓦拉青年時期所做筆記,在坦桑尼亞、捷克、古巴和墨西哥居住期間寫下的心得以及抵達玻利維亞後所寫理論文章。她說,這本書有助於人們了解格瓦拉是如何認識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古巴、拉美乃至整個第三世界形勢的。

     格瓦拉遺孀阿萊達·馬奇說,這本書是送給古巴青年一代的禮物,使他們能夠了解格瓦拉各個時期的思想。

     格瓦拉生於阿根廷,1959年與卡斯特羅一起推翻了古巴的獨裁政權。1965年,格瓦拉離開古巴,在非洲和南美洲從事游擊戰爭。1967年10月,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的巴耶格蘭德小鎮附近被俘後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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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對李旺陽案有感受 曾蔭權亦承認有疑點


來源:大公網

    李旺陽案引起各方關注,行政長官曾蔭權昨日在答問大會上表示,理解香港市民的看法,亦認為案件有疑點,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他作為行政長官最重要的責任,是維護香港市民表達這種看法的權利,相信內地當局亦很清楚,他已向中央反映港人的意見,相信內地當局會嚴肅依法處理事件。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出席某活動後亦主動回應李旺陽事件,表示他昨日較早前收到內地有關方面的知會,獲悉湖南省公安部門已決定委派刑偵專家調查李旺陽死亡原因,並會盡快公布事件。
   
    當被問及對事件的個人看法,梁振英說,他的感受與香港市民是一樣的,並相信香港人的看法,強調「我一樣是有感受的」。他又解釋,較早前曾表示不會公開討論事件,但會向中央反映港人意見,重申作為候任行政長官及上任後,都會維護香港人發表意見的自由和權利。
   
    全國人大常委範徐麗泰亦表示,已於星期日去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李建國反映意見。她在信中表示,希望當地政府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同時,她要求中央政府推動地方政府公開交代李旺陽死亡事件,以釋除公眾的疑慮。倘若調查證實有人不依法規的話,則應按規定受罰。至於李旺陽遺體已被火化,範徐麗泰承認,不排除事件最終亦不能得到清晰的交代,但現在只能做認為對的事,對方如何反應是對方的責任。
   
    本身是港區人大代表的候任特首辦主管羅範椒芬認為,湖南公安組織刑偵專家,調查失明民運人士李旺陽的死是好事,認為事件早日水落石出就最好。她又說,新政府同樣關注事件,梁振英心裡亦有感受。
   
    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出席一活動時表示,北京當局已收到部分人大政協及常委,表達關注李旺陽事件的信件。她說,對於當局就事件作出回應,感到高興。她說,事件正在調查,需時等待事情的發展,現階段不需作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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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王占陽批胡錦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來源:共識網

    共識網6月14日發表中共智囊王占陽的文章,對近日《人民日報》高調宣揚胡錦濤在中共建黨90周年講話中首次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已然確立”的觀點進行批駁。文章稱,鄧小平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如今被篡改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弊叢生也被美化成了對社會主義的堅持。王占陽認為,實際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一個偉大的旗幟,是一個錯誤的旗幟;不是鄧小平的旗幟,而是“修正主義”的旗幟。他不指名地批判胡錦濤在十六大後“稀裡糊塗”地繼承這一說辭,並在中共建黨90周年講話中將這種錯誤演繹到極致。
   
     胡錦濤2011年七一講話錯會鄧意
   
    這篇發表於共識網的《我國尚未形成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與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王占陽在2月23日燕山大講堂的演講輯錄。他在否認中國已形成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時,稱當下中共一些基本提法本身就有大問題,比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王占陽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實不是鄧小平的提法,也是不妥當的提法。鄧小平講的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後來十六大把它改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種修改把“建設”一詞拿掉了,就把鄧小平的整個意思都給顛覆了。
   
    他指責拿掉“建設”這個關鍵詞既沒有任何說明,又沒有任何論證,也沒有任何道理。將鄧小平原本認為沒建成且急需趕工建設的社會主義大樓說成已經建成的,認為“現在幾乎什麼都是社會主義的了,剩下的事情就是維持現狀、搞點裝修和自吹自擂了”,這一觀點將“一個改革的命題就變成了保守的命題,一個改革的旗幟也變成了保守主義的旗幟”。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表述改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只是刪除了“建設”這個關鍵詞,而且還把“有中國特色的”改成了“中國特色”。
   
    王占陽澄清說,鄧小平講“有中國特色的”前提是肯定世界一般,然後才講中國特色。而現在卻變成了只講“中國特色”,“中國特色”凌駕於社會主義的概念之上,結果就是“中國特色”幾乎成為了“社會主義”的同義詞。“把基尼系數已經高達0.5以上的經濟制度叫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又把人民事實上無權、官員嚴重腐敗的政治制度叫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然後又公然批判普世價值,連1921年的老根都給掘掉了。”問題再多,矛盾再尖銳,民怨再大都被美其名曰“堅持社會主義”。
   
    他痛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概念是保守的“修正主義”的錯誤旗幟,並直指胡錦濤2011年七一講話將這一錯誤“越弄越歪”,甚至成為一個“裡程碑”。
   
    他說,這一概念從十六大開始出現,後來又被稀裡糊塗地繼承下去了。
   
    “繼承者”(直指胡錦濤)既不知道它是一個“修正主義”的旗幟,也不知道它的潛在危險之所在。或許最初是寫作班子不懂鄧小平真意誤作精簡,領導人也不懂,就把它放行了,但“結果是差之毫釐,謬以千裡,越弄越歪,以至對於鄧小平理論核心思想的否定也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公開、越來越徹底了。直至去年的七一講話,那可就是一個裡程碑了。”
   
    在此之前的6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發署名任理軒(人民日報理論宣傳部)的長文《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思考》,闡釋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2011年中共建黨90周年時有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的論述。
   
    胡錦濤當時指出“經過90年的奮鬥、創造、積累,黨和人民必須倍加珍惜、長期堅持、不斷發展的成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人民日報》評論解釋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符合中國國情,植根於中國社會,且順應時代潮流,具有巨大的優越性和強大的生命力。
   
    而王占陽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身就不是一個偉大的旗幟,而是一個錯誤的旗幟;不是鄧小平的旗幟,而是“修正主義”的旗幟。
   
    中國法律背離社會主義民主
   
    同時,與會法學家郭道暉稱中國特色是初級的不合格的社會主義,現在什麼都被冠以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的法學,中國特色的道路,“我認為都不對”。王占陽則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說法更是充滿謬論,目前中國法律背離社會主義民主、搞假公有制,從現實根基到內容都非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二人均認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但王占陽稱,實際上這個法律體系是不讓搞真正的民主選舉和民主政治的。它只讓搞形式主義的走過場的選舉,只讓人大代表發揮點形式主義的作用,只讓人大在至關重要的財政問題上舉舉手,……而真正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必須是實現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法律體系,而不能是使之成為表面文章的法律體系。
   
    同時,他還表示現行法律關於公有制的規定並不能證明它就是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眾沒有收益權的公有制就是假公有制。他說,目前國企高管任免、國企高管收入、國企利潤分紅等等都沒有相關的法律規定,致使國企實際已經日益嚴重地權貴資本主義化了。如此公有制不符合公共利益、只符合少數人利益的公有制就不是真正的公有制了。
   
    此外,王占陽還在演講中鼓吹憲政社會主義。他認為,西方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達到了的社會主義美妙境地從而實現的普遍幸福,西方發達國家的憲政已經實現以普選制為基礎,而非資本主義限權制,因此已經不再是資本主義憲政而是社會主義憲政了。“沒有憲政就有社會主義”,按照郭道暉的觀點,中共不但要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而且還應成為憲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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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改革和變革常常是被逼到崩潰的邊緣


來源:田國強

    中國的改革和變革常常是被逼到崩潰的邊緣,被逼到一個死角,才會有動力去改革,這其實是有很大問題的。因為問題和矛盾積壓越深、越多,改革的成本和難度往往會越大,使改革無法進行,而不進行改革,最終往往導致了社會停滯不前,結果出現了中國朝代不斷變更的現像。

    改革開放30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著名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研究表明,按實際購買力計算,中國的人均GDP在過去1000年裡幾乎是水平發展的,1978年是一個拐點,此後人均GDP近乎垂直提升,而中國經濟從此也步入了年均近10%的經濟增長快車道,推動中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有望在未來一二十年內晉升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另一方面,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公元1820年時,中國的GDP就曾占到世界的1/3左右,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所以,從某種意義上看,中國經濟30多年來的巨大發展是向昔日世界經濟大國的復歸和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
   
    然而,當前的發展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續性?過去的發展經驗能否支持我們繼續往前走?對於這個問題,現在的爭論很大。由於市場化改革與開放激發出來的巨大動能和勢能,就像正在高速升空的火箭,盡管有很大的內外部阻力和摩擦,但所帶來的正面效應遠大於轉軌過程中各種問題的負面效應,包括政府主導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所導致的負面效應。這造成了理論上和現實中諸多深層次的混淆、誤區和錯誤的觀點,隱現改革開放之後第四次思想交鋒之勢。交鋒的焦點是,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是否應該繼續下去?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將指向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
   
    所以,中國經濟當前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筆者的基本觀點是,中國改革的成就不容否認,但依然面臨諸多深層次的問題和矛盾亟待解決,其根源是“重政府輕市場、重發展輕服務、重國富輕民富”的“三重三輕”,其實質是沒有合理界定和理順政府、市場與社會的治理邊界。並且,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其中一些深層次問題和矛盾的解決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那麼,如何去解決呢?關鍵靠改革,靠進一步深化市場導向的改革。
   
    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性
   
    為什麼我們必須深化改革?這是由內外部環境共同決定的。從外部看,世界格局和外部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這對中國的改革形成一種倒逼。
   
    第一,世界正在經歷從美國的單極霸權向雙極、多極體系的轉型。經常有人說,我們不要當老大。從目前的世界格局演變來看,中國成為世界關鍵一極不是願不願意的問題,而是已成為客觀現實和所面臨的歷史使命。中國的發展需要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必須平衡好國家利益與國際道義、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國家權利與國際義務的辯證關系,實現從追隨者到領導者的轉型。
   
    第二,隨著“金磚五國”其他國家以及越南、印尼等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國家之間的競爭,也就是資源的競爭、人才的競爭、制度的競爭和話語權的競爭,正變得越來越激烈。這要求我們必須重新省視自身社會經濟發展中所面臨的深層次問題和體制困境,以改革創新的精神和實際舉措來應對外部激烈的全方位競爭態勢。
   
    第三,中國所面臨的外部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在世界金融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持續影響之下,全球經濟仍處於不確定的震蕩調整之中,經濟復蘇之路並不平坦,各國也紛紛祭出了形式各異的貿易保護主義手段,使得長期受益於全球經濟一體化和開放國際貿易體系的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外部經濟環境堪憂。

    這樣,中國經濟必須實現向內需驅動的轉變,這一轉變不是一蹴而就的,依賴於一系列相配套的改革制度安排來推動實現。
   
    從內部看,中國也有自己的願景,希望變成世界政治經濟強國,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改革開放使得中國距離這一願景的實現更加接近了,但中國經濟也同時面臨發展方式轉變和制度轉型的雙重難題,面臨著諸多深層次的問題和矛盾。因而,亟待以創新的精神,通過改革、發展來加以解決,進行全方位的深刻轉型,實現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創新驅動轉換。與之相伴的是,中國經濟制度改革的路徑需要實現從經濟自由化向市場化、民營化的躍遷,通過深化市場導向的改革牽引經濟社會制度的合理化轉型,最終理順政府與市場及社會三者之間的合理治理邊界。這些是中國頂層設計必須考慮的。
   
    要素驅動,是一國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普遍特征,其實現手段就是通過經濟改革來達到。通過“放”和“開”的政策打破不合理的政策束縛,給老百姓更多的自由,給市場更多的自由,內外部勞動力、資本和土地等要素就充分流動起來了,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之初正是這樣發展起來的。不過,隨著人口、資源、環境等要素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的衰減,根據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中國經濟依靠粗放式的巨額投資驅動和外需驅動的發展模式已經不能繼續維持,無法繼續推動中國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躍遷。其次,要素驅動本身是在要素市場發育不充分的前提下,通過非市場行為壓低要素價格而產生的不合理卻階段有效的競爭優勢,易於導致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低創新附加值的粗放式經濟發展方式。所以,從長遠看,要素驅動的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再次,這一發展模式所伴生的社會機會不均、收入差距過大、國民基礎教育薄弱、民事糾紛上升、貪污腐敗盛行的問題都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理和解決。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市場化改革不徹底,沒有合理界定和理順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邊界所帶來的。
   
    效率驅動,主要是通過市場化改革,建立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體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讓競爭產生效率。應該說,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了市場化這個階段,並取得了相當程度的進步和成效,但是還遠遠沒有成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重政府輕市場”的現像非常突出,離一個有效市場還有很大的差距。特別是世界經濟金融危機以後,中國政府在應對危機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也進一步加大了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參與力度和控制力,越位和錯位現像值得警惕。
   
    一方面,政府宏觀調控隨時隨地隨處都在用,而且現在已經發展到開始對微觀經濟也進行調控了,導致行政權力干預價格、干預市場供需的勢頭增強,市場價格傳遞信息、提供激勵和決定收入分配的三個基本功能出現扭曲,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被削弱。另一方面,政府在強力介入市場的過程中,已從市場秩序維護者蛻變為市場參與主體,控制了太多的生產要素和重要資源,控制了太多的市場准入,並且國有企業也進入了一般性競爭行業,使得民營經濟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受到限制,其動力引擎的作用被削弱。
   
    不可否認,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包括當下,政府都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隨著中國的轉型,政府的作用主要應該是服務和維護這兩個功能,且不能混淆。由於我國政府長期居於資源配置的主導地位,並將資源主要運用於經濟發展領域而不是公共服務領域,由此逐步形成了一個“重發展輕服務”的模式。政府本應將從居民激勵收益中抽取的高稅收用於提高福利,但實際上卻沒有做好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生態環境等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建設,形成制度性缺位,使得居民的福利收益得不到應有保障。

    創新驅動,是今天主要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發展的主驅動,而其創新所依靠的不是國有部門,而是民營部門。一般來說,由於追求自身利益的強烈動機,民營經濟是最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力的。然而,從當前中國的經濟現實來看,國有資本在一般競爭性領域依然分布過廣,壟斷行業的改革進展緩慢甚至還尚未破題,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堪憂。這些都是需要著力推進改革的。民營經濟、創新經濟最強的是美國,而其東西部也有差異,東部大談政治,西部搞創新。這裡的創新,就是熊彼特所謂的毀滅性的、革命性的、顛覆性的創新,與企業家才能結合起來,形成企業家精神。
   
    民營化也是扭轉“重國富輕民富”的重要手段。自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我國政府財政收入年增幅一直高於城鄉居民收入年增幅。盡管2007年之後受金融危機影響,二者之間的增幅差距有所縮小,但近幾年來增幅差距又有明顯拉大的趨勢,其中個人所得稅征稅起點過低、稅率過高的現狀,更與早期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美國不收個人所得稅形成鮮明對比:美國直到1913年成為世界最發達國家後,才專門通過憲法修正案,允許國家征收個人所得稅。因此,減稅和民營化應成為未來發展的重要議題。
   
    這樣,對外我們需要應對時局變遷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肩負起世界大國、強國的使命、責任,崛起成為世界的領導者。對內我們需要應對發展過程中面臨的諸多深層次問題和矛盾,解決發展驅動方式和科學發展的問題,因而進一步改革非常必要。遺憾的是,不是所有人都意識到深化改革的必要性。由於中國在應對世界經濟金融危機時表現積極,效果不錯,使得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爭議,不少人將中國的成功歸功於政府主導下的經濟發展路徑、社會治理方式及政治權力結構,並主張將現有的一些過渡性制度安排固定下來。這也是當前改革動力逐漸消彌的一個重要原因。
   
    改革面臨的艱難性
   
    根據前面的分析,中國經濟改革現在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繼續往前走是法治的市場經濟,但是也很可能退回到政府統制型經濟。之所以說中國經濟正面臨新的十字路口,與關於“中國模式”的爭論有很大關聯。下面我們先來理清理論上的誤區,探討改革的艱難性。
   
    一是理論上的誤區。理論指導原則,理論上的偏誤會導致方向性的錯誤。如前所述,當前中國最大的爭論是圍繞“中國模式”論展開的。究竟有沒有中國模式?所謂模式需要具備相對的穩定性。但無論是從終極目標的相同性、轉軌路徑的差異性還是成功原因的共通性來看,尚不存在完全成熟的“中國模式”,只有“中國路徑”或至多“中國經驗”可言。
   
    首先,中央十六屆四中全會確立下來的構建和諧社會的宏偉遠景目標,以現在的社會經濟狀態來看,離目標的實現還相差得很遠。按照和諧社會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的和諧)的內涵來看,還做得非常不夠,和諧社會的政策目標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所以,“中國模式”還未成其為一個終極意義上的成熟模式,仍處於塑形和優化過程之中,中國離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強國與現代性社會發展目標還有相當的距離。
   
    其次,從轉型和發展的過程上講,由於初始稟賦條件、內生狀況、外部約束不同,沒有任何後發國家可以完全復制先發國家的發展經驗,因而既需要、也只能另辟蹊徑。由於中國轉軌初期計劃經濟的極度扭曲,政府在促進社會經濟實現效率、公平與和諧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一旦政府僭越了自身的合理邊界,過度且持續介入本應由社會、市場解決的事務,其後果將是十分嚴重的。

    再次,中國經濟取得迄今為止的巨大成就,其根本原因是承認個體利益,賦予經濟選擇自由,激發老百姓發家致富,引入競爭機制,以及對外開放,體現了經濟學的內在邏輯,也是被東亞乃至西方一些國家一再驗證的共同經驗。當然還包括正確處理好發展和穩定的辯證關系,及采用適應中國國情的漸進轉軌方式。這些才是中國經濟改革取得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
   
    之所以產生這些誤區,可能是由三方面的誤區所導致的:一是沒有區分好不同的改革發展階段。在不同的改革發展階段,政府主導的過渡性安排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樣的。政府主導只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性特征。二是沒有區分好常規和非常規情況,常規情況下的治理方式和非常規情況下的治理方式是非常不一樣的。三是沒有區分好發展的動力和阻力。
   
    這些誤區、誤解是缺乏經濟學基本訓練的結果。說到經濟學基本訓練的重要性,有人說經濟學理論完全沒有用,約束條件太強。如果30年前有人發表這樣的觀點,筆者認為情有可原,但現在說就不合適了。市場經濟理論本身沒有錯誤,它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參照系,是非常有用的,但也有其適用範圍和邊界條件。筆者堅定支持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但是也不否認有市場失靈的地方從而需要政府發揮作用。就像藥本身是好的,但如果用的不對,再好的藥也會藥死人。同理,經常有人說經濟理論都是錯的,筆者對此很不以為然,經濟理論沒有錯,除非有邏輯錯誤,更多情況下是用的人誤用了。
   
    二是改革本身的艱難性。改革和變革,從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來看,老百姓基本上都是支持的,但幾乎都不成功。有人說改革是社會進步,但是為什麼難以成功呢?實際上改革是非常殘酷的,是需要大智慧和冒巨大風險的。真正反對改革的很可能是作出過貢獻、甚至重大貢獻的好人和能人,這些人具有很大話語權。但是他們或由於理念的不同,或由於相對地位、名聲、利益下降,當然也可能是改革的方式方法有問題,而可能會對改革產生強烈抵觸和反對。比如,商鞅變法所創立的一套行政管理機制體制沿用兩千多年,至今在中國的行政體制裡面還有很深的烙印和痕跡,具有很大的社會進步意義。但是,商鞅沒有樹立起勢,其改革得罪了舊貴族階層。秦孝公去世後,舊貴族挑撥繼位的秦惠王以謀反罪逮捕商鞅,商鞅被秦國發兵討殺於鄭國,死後還受車裂之刑。王安石、張居正、光緒皇帝所進行的變法,結局也大都悲慘,不是被流放、罷黜就是被囚禁。
   
    另一方面,中國的改革和變革常常是被逼到崩潰的邊緣,被逼到一個死角,才會有動力去改革,這其實是有很大問題的。因為問題和矛盾積壓越深、越多,改革的成本和難度往往會越大,使改革無法進行,而不進行改革,最終往往導致了社會停滯不前,結果出現了中國朝代不斷變更的現像。中國的改革需要借鑒中醫的思想。中醫在病人身體好的時候就注重調理,認為平日的健康調理比治療疾病更重要。但話說回來,治病只是涉及到一個人,而改革則具有極強的外部性,涉及許多人的切身利益而易於遭到反對,大家都在博弈,只有將大家逼到一個死角的時候,才會有動力去改革,這就是改革的艱巨性、殘酷性,所以往往很難成功。
   
    鄧小平所倡導的改革為什麼能成功?首先,他做了一件正確的事,符合民心民意,符合國家的前途和客觀現實,也就是“明了道”;其次,他有巨大的威望,所以“取了勢”;最後,他正確處理了發展與穩定的關系,進行“放開”和“開放”的改革,方式方法對路,也就是“優了術”。所以,做成事需要綜合治理,也就是“明道為本,取勢為導,優術為用”。
      
    下一步的改革關鍵所在:政府職能的兩個根本轉變

   
    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的本質是無為而治,無為而治的必要條件是完善市場制度,讓市場有效,而讓市場有效的必要條件是要有一個有效的政府,要有一個有效政府的必要條件是有一個有限和定位恰當的政府。有限就是恰當,多了不好,少了也不行。前面的討論已經說明,中國社會經濟平穩轉型需要頂層設計,需要合理界定和理順政府、市場與社會的治理邊界,改變政府角色缺位、錯位、越位並存的現狀,建立有效市場、造就有限政府、構建和諧社會,提高人們的幸福感,實現科學發展。
   
    那麼,如何合理定位政府的有限職能呢?哈耶克主要從兩方面來界定:一方面,政府必須承擔實施法律和抵御外敵的職能;另一方面,政府必須提供市場無法提供或無法充分提供的服務。同時,他也指出,必須將這兩方面的職能和任務明確地界分開來,“當政府承擔服務性職能的時候,我們不能把我們在政府實施法律和抵御外敵時賦予它的權威性也同樣賦予它”。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政府最基本的作用可以用兩個詞來概括,就是“維護”和“服務”,也就是制定基本的規則和保障社會秩序的穩定、以及供給公共產品和服務。
   
    為此,中國下一步改革的關鍵在於實現政府職能的兩個根本轉變:

   
    第一,從行政干預過多的全能政府向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的有限政府轉變。政府的觸角無所不至,過度干預經濟,使得規則讓位於“關系”,這本身說明中國的市場化程度還不是非常成熟。放眼世界,選擇市場經濟的國家占絕對多數,但真正建立起規範的市場經濟的國家並不多,就是因為沒有建立起法治環境和民主制度,陷於權力設租、尋租的權貴資本主義的泥淖中。所以,有效市場的必要條件是有限政府。建立有限政府,關鍵是要讓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也就是民主法治問題。
   
    在此要強調的是,這裡並不是反對早期政府的干預。筆者認為,到現在為止,政府的干預,政府主導經濟仍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進,政府應該逐步放手,讓市場和社會力量充分發育,否則與政府主導相伴生的深層次問題和矛盾會不斷累積,而又不能得到市場和社會力量的緩衝,這會使得後面改革的成本越來越大,所以遲改不如早改。
   
    第二,從與民爭利的發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務型政府轉變。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縮小自身的經濟人角色,擴大公共服務範圍和力度。一方面,為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創造良好的經濟社會環境,提供經濟發展所需的軟件和硬件基礎設施,這是政府公共服務的經濟維度。另一方面,通過轉移支付和財政手段支持教育、科技、社會保障、公共醫療衛生、環境保護等社會發展項目,為全體公民參與市場競爭創造公平的起點,這是政府的社會性公共服務部分。
   
    這樣,在考量政府績效的時候,僅僅依靠GDP指標就是非常不全面的,不利於政府職能和社會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所以,社會公共服務指標應成為硬約束,這就要求政府要少伸“掠奪之手”,多伸“援助之手”,采用“無為之手”,讓財富更多地流向百姓,以使社會福利最大化。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革政績評價體系,引導地方政府更多地關注科學發展,形成可持續的平穩較快發展和最終構建成和諧社會。
   
    中國古代思想中也有很多至今仍閃爍著智慧光芒的政府治理哲學。正如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言,“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其喻意就是,最好的辦法是順其自然,其次導之以利,其次加以道德教化,再次用規定加以約束,最壞的做法就是與民爭利。司馬遷還有句名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他認為人們對欲望和財富的追求帶有普遍性的特征。司馬遷的這一論斷與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觀點頗有共通之處。自利性假設加上信息不對稱,這也正是必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兩大根本原因。所以,對於市場能夠充分發揮作用的地方應該管得越少越好,要相信市場,依靠市場。相反,對於政府則應該是管得越多越好,因為政府是唯一具有強制力的經濟人,這種強制力如果不加約束可能會導致經濟滑向國家資本主義和壞的市場經濟。
   
    結論
   
    本文考察了中國改革所面臨的內外環境,明晰了下一步改革的目標和手段,同時也闡明了改革所面臨的艱難性。在此基礎上,本文認為下一步改革的關鍵在於政府自身,在於政府職能的兩個根本轉變,即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和從發展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只有這樣才能改變政府角色缺位、錯位、越位並存的現狀,才能合理界定和理順政府、市場與社會的治理邊界,建立有效市場、造就有限政府、構建和諧社會,提高人們的幸福感,實現無為而治和科學發展。
   
    當然,中國要實現更深層次的改革突破和發展創新,還必須進一步加快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應成為未來30年改革開放的重要議題,是國家真正實現長治久安和現代化的根本保障。但是,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好高騖遠,需循序漸進、扎實推進。當務之急,是將行政體制改革這一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做實做好。一個政府是否真正有作為,不在於其管得到底有多寬,而在於管理的範圍和程度是否合理,管理的方式和結果是否有效,是否讓市場、讓政府有效。按照老子的觀點,改革和治理之道在於“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也就是要“行得正,用得活和管得少”。所謂“行得正”就是遵循普適正道,按客觀規律辦事;“用得活”就是因時、因地、因事,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管得少”是政府要少管,但要確保經濟人受到約束。
   
    本文作者田國強,為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高等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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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曾蔭權政府應該為蔓延全中國的“倫敦金”詐騙負責!


     6月30日,現任香港特首曾蔭權及其主要行政官員即將卸任,可以去享受快樂退休生活。但是,香港該屆政府應該為目前蔓延大陸及香港的“倫敦金”詐騙負責!
   
     為了不為下屆香港梁振英政府出難題,我們現將香港“倫敦金”詐騙起源、實質、現狀簡略揭露出來,現屆香港政府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香港有信仰、正直、有胸懷的人士應該正視該詐騙的規模和極大危害。 (博訊 boxun.com)

   
     “倫敦金”詐騙是起源於香港、具有中國特色的詐騙行為。眾多詐騙團伙利用香港作為基地,利用中國“一國兩制”體制以及香港政府對其默許和袒護,在香港本地和中國大陸詐騙難以計數的錢財,而受騙的勞苦大眾,巨額血汗錢被劫掠,但是求訴根本無門。
   
     “倫敦金”騙局詐稱投資者投資存在英國倫敦的金磚,實際這種交易是利用拼湊國家市場黃金價格走勢,讓投資者猜國際市場黃金走勢,利用詐騙集團提供的“交易平台”進行“買賣”操作。實質是:投資者的資金一進入“倫敦金”詐騙團伙的賬戶,實際都是騙子的錢了。而投資者實際就是在計算機上作“模擬交易”,根本不存在什麼“實物黃金”。中國的資金根本不會影響黃金的價格走勢。
   
     其他的各種技巧------黃金價格走勢錯誤(滑點)、投資顧問的指導、投資講座、經紀人代理、扣除過夜費、頻繁交易扣除佣金、甚至關閉賬戶等等------就是讓投資者的“賬面資金”盡快變成“零”,要讓客戶“認賭服輸”!其根本實質都是詐騙! 受騙者就這樣拱手把幾萬、幾十萬血汗錢奉獻給詐騙分子。
   
     這種“倫敦金”詐騙的宣傳技巧:先通過披上“合法”外衣,廣泛宣傳、招聘“投資顧問”等,以理財、投資、銀行三方擔保等等為幌子,欺騙百姓進行“投資、理財”。
   
     “倫敦金”詐騙團伙完全有黑社會性質,組織嚴密,分工明確,詐騙技巧非常成熟,以金錢、權利、恐嚇等開道,誰能擋其胡作非為?兩地的新聞媒體對此保持沉默,或稱之為“地下炒金”。
   
     董建華主政期間:1999年,在香港新被揭發行騙的公司有六十二間,事主人數增至七百一十人,損失總金額達港幣一億五千九百萬元(平均每人損失22.4萬元港幣!)。2000年,警方大舉打擊本地倫敦金騙案,令這類罪案數字大幅下降70%。
   
     而香港曾蔭權政府對“倫敦金”詐騙采取束手不管,甚至袒護、遮掩。面對難以數計的詐騙受害者投訴,香港警方根本不管。香港政府官員陳家強2010年5月12日在答復議員提問時說:“過去五年,警方收到兩宗被分類為買賣倫敦金騙案的案件。”並且“該兩宗案件的調查工作尚在進行中。”在香港尚且如此,對把手伸到大陸的香港公司更沒有人管!港府官員更以“香港金融自由,是大陸對外的窗口”等等來開脫。因此,某些人聲稱“為香港人好”,我們認為應該是他們為“香港金融騙子好”!
   
     又有中國內地的不法之徒,到香港注冊公司(例如最近曝光的“香港中天集團有限公司”),在獲得香港金銀業貿易場會員資格後,到大陸進行大肆詐騙。
   
     以香港“倫敦金”為師,大陸出現了眾多類似性質的“交易所”。據媒體曝光,被查處的湖南維財大宗貴金屬交易所,利用“維財金”騙局,其詐騙技巧完全與“倫敦金”一樣,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中,受騙百姓達3.7萬人,受騙金額幾十億元,其主謀楚維已經利用這種“倫敦金”騙局聚斂了幾億元的錢財,在跑路去美國的前夕被抓獲。
   
     但是,大陸的受害人卻是投訴無門。這類“倫敦金”詐騙利用互聯網進行,主要詐騙分子躲在香港,幕後操縱,交易服務器設在香港,利用香港政府以前樹立的清廉形像,香港人民樂善好施、民主、自由,大陸媒體長期的正面宣傳等等,肆意詐騙劫掠中國普通百姓的血汗錢。即使大陸受害者報案,涉及兩地,在大陸根本不會有人敢管,也管不了。
   
     那麼,自由、民主、有信仰的香港人士對這種詐騙行為就視而不見?香港就這樣淪落為金融詐騙的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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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突查鐵漢死因 似為「七一」拆彈 李卓人﹕緩兵計


來源:明報

湖南邵陽六四民運領袖李旺陽死亡案有新發展,湖南省公安廳表示,注意到境外傳媒和人士的關注,除委託外省權威法醫機構驗屍,並已組織有經驗的刑偵專家調查,此舉似要在國家主席胡錦濤七一來港前「降溫」。內地維權人士胡佳稱,事態發展反映內地處理手法拙劣,李的遺體已火化,調查難有結果,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則稱,宣布展開調查是「拖延時間」,擔心是緩兵之計。



指境外媒體關注 刑偵專家調查

人民銀行國際司副司長宋湘燕昨在北京透露,胡錦濤將於7月1日訪港慶祝香港回歸15周年,這是首次有官方人士證實胡錦濤來港。有官方背景的中通社昨日發出新聞稿,引述湖南省公安廳新聞發言人就李旺陽死亡一事表示,「湖南省公安機關注意到境外有關媒體和人士對邵陽市大祥區李旺陽死亡事件的關注,除委託省外權威法醫鑑定機構進行屍檢外,已組織有經驗的刑偵專家對此作進一步調查,調查結果將及時向社會公開發布」。

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昨於公開場合首度開腔,指注意到香港社會和媒體對事件的關注,已即時向中央有關部門反映。現任特首曾蔭權、候任特首梁振英及人大常委範徐麗泰昨先後就事件表態,曾蔭權形容事件「有疑點」,他已向中央反映港人關注。

專家﹕意味死因未有結論


熟悉內地法律的人士對本報說,組織刑偵專家調查,意味對李旺陽的死因仍未有結論,不能判斷是自殺還是他殺,「除非是非常明顯的自殺,比如一大群人看覑一個人自殺,那才會免去調查程序,直接判斷為自殺」。他解釋,李旺陽是否自殺,最後是由刑偵專家判斷,法醫只是提供醫學上的證據,而公安還須找出是否有遺書等「外圍證據」;若是謀殺,也要找到證據,才能以殺人案立案調查。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表示,相信今次內地承諾進一步調查事件,是回應境外及港人對李旺陽離奇死亡的關注,但他對內地刑偵工作信心不大,認為會受政治因素影響。內地維權人士胡佳對調查亦不抱期望,指李旺陽遺體已火化,即使進一步調查,亦難有結果。

胡佳:對調查不抱期望


邵陽大祥區宣傳部6月8日向香港傳媒發新聞稿稱,李旺陽是「意外死亡」,「舉止怪異」且「沒有其他傷痕」,現場也無其他可疑者;新聞稿又稱會由廣州中山大學法醫鑑定中心驗屍。如今改由湖南省公安廳負責調查,是跨過邵陽市和大祥區兩級。

受李旺陽妹妹委託的廣州維權人士唐荊陵對香港有線電視表示,官方回應表明中央無預設立場,認為案件值得調查,「這個步驟畢竟比完全置之不理,對人民的呼聲、對網民的質疑置之不理要進步了一些」。李旺陽的朋友對本報說,李在獄中接受基督教信仰,本來即將受洗,有教友準備送他一本盲人《聖經》,不料他離奇死亡,相信已信基督的李旺陽不會自殺。

唐荊陵﹕比置之不理進步了些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昨表示,希望中國政府在各方面都逐漸跟世界接軌,能就李旺陽事件向外界清楚交代。對於梁振英早前封嘴不評論李案,湯指「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取向,他有他自己的方式去表達,他有他的智慧啦」。他認為應給梁振英機會,多看梁的處事作風才定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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