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恥下流

來源：太陽報

　  內地進入敏感詞時代，如果在網站搜尋「胡蘿蔔」或「溫度計」等字眼，得到的回饋可能是「無法顯示此信息」或「鏈接被重置」等。至於「六四」、「64」等數字，由於現在進入「春夏之交」的敏感季節，有關數字、字眼就更加觸碰不得，更加無法搜尋了。

　　可惜的是，無論內地防火牆技術是多麼先進，總有百密一疏的時候。上海證交所前日開盤指數是「2346.98」點，全日下跌「64.89」點，這些敏感數字聚合在一起，實在是太神奇、太匪夷所思了，因為當天正是六月四日，又逢「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看來，上證所的頭頭們政治智慧太低了，丟官撤職也是咎由自取。當然，按照《共军報》的邏輯，事件不排除是境外敵對勢力搞的鬼。

　　敏感詞其實並不是甚麼新鮮玩意，自古就有。例如《金瓶梅》是明朝作品，清人張竹坡在評點時就不能不作出不少改動，譬如將「胡僧」改為「梵僧」，「夷狄」改為「邊境」，「匈奴」改為「陰山」等，因為清朝統治者最忌諱「夷狄」、「胡人」這些字眼，誰犯忌就要殺頭。

　　如此說來，「敏感詞」也算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一部分，而當今統治者的肚量，與封建皇帝也差不多。只不過，如今是互聯網時代，封殺敏感字是不可能成功的，反而證明擁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領導層的智力只有五歲水平。

　　語言本是交流工具，這些敏感詞亦都是常用字，而在中國的法律裡面，根本就找不出禁用敏感詞有何法律依據。當局口口聲聲以法治國，憑甚麼制訂及封殺敏感詞呢?於是就有這麼一個笑話──「胡蘿蔔」打官司維護自己的名譽權，法官說：胡先生，我同情你的遭遇，但你與國家領導人同姓，這就注定不幸。

無恥下流

來源：網易

　[六月五日，楊恆均博士離開悉尼飛往上海的前一天，在悉尼與一些中國大陸來的留學生聚會。期間，一些同學說起了悉尼中國留學生在火車上遭暴打等事件。楊博士就此議題分別從個人、華人團體與國家的角度談了如何保護海外留學生。我們覺得可能會對國內即將出國留學的童鞋以及家長有幫助，故由Lucy整理主要內容刊發如下。由於楊博士已在飛機上，故未來得及經他審核]

　　關於個人：法律，法律，還是法律!

　　從每一個個人來講，保護我們最重要的法寶是法律。如果讓我多列幾條，依然是：法律，法律，還是法律。中國人移民留學較多的國家幾乎都是法治程度較高的。不高的話，大家可能也不會來吧?可令人不解的是，很多中國人來到一個法治國家後卻忘記了如何利用法治國家的優勢，倒好像“法治”只是寫在憲法上的條文，與我們關系不大。

　　其實，在法治國家，法治不只是白紙黑字的條文，更不是大家為之奮鬥的理想，“法治”早就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滲透進民眾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之中。在一個法治社會，最重要的是要知法懂法，要掌握法律，並要學會“利用”法律。

　　我常常對要出國的中國同學說，你要去的是一個法治的國家，犯法了沒有人可以靠關系保你出來，開豪車撞人了也很難找人頂包，不想受到法律懲罰，你就得遵紀守法;同時，正因為這是一個法治的國家，你受到侵害時也千萬不要忍氣吞聲，一定要拿起法律這個武器，要學會“利用”法律保護自己。在法治國家，法律並不是你們在書本上學的那一套，是當權者用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法律也不只是用來保護富人或者白人的，法律更不是一紙空文，法律是實實在在的，你懂了掌握了，就能夠用來保護自己，即便你是一名外國人。

　　可這恰恰是相當一部分中國留學生所不認同，或者沒有認識到的。我發現，在中國來的留學生中，有相當一部分對西方的“法治”抱持懷疑態度。就拿這次有澳洲青年在火車上暴打中國留學生(造成重傷)來說，這是嚴重的犯罪，罪犯已經被澳洲警方控制。我這次來，接觸了幾位留學生，他們一開口就對我說，抓住了(行凶的白人)也沒有用，他們不會重判的。甚至有人對我斬釘截鐵地說，如果是中國人打了白人，就會被重判。

　　聽到這話，我腦袋都炸開了。要知道，這種指控是非常嚴重的，尤其對於我來說，無異於晴天霹靂。 於是我繼續問他們，有什麼證據顯示澳洲執法者包庇白人凶手，重判華人凶手?結果他們都只是說“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卻沒有任何證據。

　　其實，要證據非常容易，只要稍微有點法律知識的人調出過去二十年發生在澳洲社會上所有類似的案件——不管是誰打誰，就事論事，看一下案情(傷情)，對照一下宣判結果就一目了然了。我當時就告訴這些中國過來不久的留學生，如果有這種情況，你們學法律的幫我整理出案情對比，只要發現判刑中有對華人的任何不公，我們明天就應該到澳洲的國會山與總理府門前支帳篷進行抗議。

　　法治的國家也一般都是允許公民言論、出版與游行示威自由的，法律條文上早就公正了，如果在實際操作上有不公正，當事人一定要申訴，相關團體一定要抗爭。只有這樣，才能有真正的法治，而不是只有法律。澳洲和美國就是經過公民抗爭而確定了法律，同時又經過無數次的抗爭而迫使執法者嚴格執行法律，實行法治。在法治國家，沒有人或者利益集團可以把自己置於法律之上，也自然沒有人敢把你置於他們之下。

　　我能夠理解一些大陸來的留學生對西方的“法治”保持一定的懷疑與警惕，這並不是壞事。但是，如果我們帶上有色眼鏡的話，甚至在心裡認為這種法律和你所在國家的一樣，那可就糟糕了，你在這裡無親無故，更不認識什麼“領導”，如果這裡不是法治而只有法律，那法律當然是用來對付你的。而你有了這種心態，自然就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有法治了。你甚至可能會想當然地認定警察就是用來欺壓普通老百姓的，用來保護富人和政府那幫既得利益者的。於是，你在受到欺負的時候就不去尋求法律的保護，在應該報案的時候也猶豫不決(曾經有華人為此而遭殃)，你甚至從蔑視法律而去作奸犯科。這就糟糕了。

　　如果你真認為自己受到的法律上的不公正待遇，去找律師，去尋求輿論支持，或者來找我，我們一起去他們政府門前抗議、發傳單。我這樣做不只是為了幫你，其實也是幫我自己。我絕對不想自己的兒子生活在一個有法不依的人治國家，在那裡，法律淪為一小撮人用來對付大多數人的工具。

　　關於團體：團結、團結，一定要團結!

　　剛剛說了個人，那麼作為海外華人團體呢?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團結與互相幫助。有什麼事了，尤其是發生了損害華人的事，大家一定要齊心協力，該上街的上街，該到國會山抗議的就不要猶豫。

　　但實際情況也是讓我感到困惑的。在西方人看來，海外華人團體像個怪物一樣擠在一起，有自己的社區(唐人街)，有自己的報紙，有自己的“組織”(親北京僑團與大使館)，現在還有了自己的學院(孔子學院)，可這卻是一群最離心離德的人。歷史上並不是沒有華人受到欺負的案例，但看上去緊緊擠在一起的華人卻很少像其它族群(例如非洲美國人)一樣為遭受欺負的個體而采取集體行動，他們大多忙於窩裡鬥了。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輿論。華人華僑在美國和澳洲有幾十份華文報紙。這些年，越來越多的報紙雜志向北京拿錢，這倒沒什麼，北京有的是錢嘛，可拿錢的同時，他們也開始拿“新聞”。弄得很多留學生到了國外看的還是國內的“舊聞”，一上網也是中文網站。對主流社會一知半解。說起華人處境，他不到主流社會去尋找事件與證據(人家是絕對公開的)，卻去大陸中文互聯網尋找，看到的往往像廣州的小蠻腰一樣，扭曲得像麻花似的。

　　澳洲主流社會是根本不把中文媒體當回事的，估計除了人家的情報人員不時翻翻看哪一個報紙又從北京的“4萬億”分了一點，主流人群根本不看。而由於有了太多華文報紙，弄得一些華人根本不看當地主流媒體。與此同時，當我翻看西方主流媒體報紙的時候，也就發現了問題：很少有華人的聲音。

　　沒有代表華人的評論員，沒有反映華人聲音的專欄。大概有才華的華人都去用母語在華人媒體上寫作吧。可如果大家都這樣，你怎麼讓西方主流聽到我們的聲音?如果真出現了歧視華人的事件，我們在自己的媒體上自說自話，有啥用?

　　所以我建議，應該有更多的華人(不是指那些完全融入主流社會，只有名字還顯示他是華人的香蕉人)在西方主流媒體上發出能夠代表華人與留學生的聲音——不是代表北京政府的聲音，而是海外華人的聲音，這個要區別開來。必要時可以團體操作，會翻譯的和善於用中文寫作的結合起來，你寫我譯，一起在主流媒體占上一席之地。

　　海外華人的社會地位，以及是否會遭受歧視，和我們是否能在主流媒體——第四權——上占多大的位置有重要的關聯。

　　關於國家：服務、服務，要以服務為主!

　　說了個人以法律保護自己，團體要團結起來，發出讓主流社會聽到的聲音，必要的時候走上街頭。捍衛某一個華人的人權，也就是捍衛整個海外華人團體的利益。下面簡單說兩句國家與政府在這裡應該扮演的角色。

　　目前，在西方遭遇了一些問題與困難的主要是新移民與大量的留學生，他們大多是持中國護照的中國公民。在國外由於不是公民，人家政府提供的很多“服務”顧及不到他們，而中國政府部門雖然多如牛毛，但卻獨缺對這麼多旅居海外中國公民提供服務的部門。當初大清國派遣了幾百名留美幼童，還設立了專門機構，並派遣了 “官員”去美國“管理”，今天顯然不用管理，但卻是需要一些服務的。這可是真正的中國特色，你想，世界上哪一個國家有這麼多移民與留學生散布在世界各地?

　　說起留學生，我們的政府還是老思路，外交部、使館與一些僑務部門越來越“關心”華人社團與留學生，可就我所知，基本上都是“思想”上關心，行動上指導，很少向人家提供服務。而留學海外的人需要的恰恰是服務。從打算出國的那一天起，從開始找留學移民機構開始，就需要政府的某種“服務”，為他們提供正確的信息與資訊，以及保障他們的基本權利。我看到國內那麼多孩子被送出來，很多家長又無力跟出來，別說孩子，連一些家長也對外面糊裡糊塗的，我就想北京可以做點什麼。例如，既然他們可以設立那麼多孔子學院幫助外國人學習漢語，為啥不開辦一個機構，給准備出國或者剛剛出來的孩子提供一些咨詢、指導性質的服務?

　　當然，一定要請我這種人講才行，否則，他們又會搞成繼續洗腦，不但沒啥用處，且弄得孩子出來後更加困惑與不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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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多維

六四23周年，身在美國的前學運領袖柴玲發表公開信，表示原諒當年開入天安門廣場的共军，以及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和李鵬，她說這種寬恕是反主流文化及感情，但相信只有真正寬恕，才有持久和平。

柴玲的前夫同時也是八九民運天安門學生領袖的封從德，得知柴玲在6月4日發表“原諒鄧小平、李鵬”的言論之後表示，基督教教義所說的原諒，都是當事人先誠心悔悟才有意義。現在李鵬及鄧小平生前都沒有要求被原諒，因此這個原諒的意義何在？值得探究。而另一位學生領袖王丹則表示可以理解，但完全不能同意。

中國前學運領袖柴玲日前發表公開信表示，原諒當年開入天安門廣場的共军，以及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和李鵬，她說這種寬恕是反主流文化及感情，相信只有真正寬恕，才有持久和平。

柴玲發表公開信表示，過去每當想到領導人以毀滅方式處理民運，會感到痛苦及憤怒，直到近年有宗教信仰，才改變想法。

另一位學運領袖王丹則發表公開信稱對柴玲的個人信仰導致的這個意見，他表示完全尊重，但是完全不能同意。他認為，在殺人者還沒有任何懺悔，道歉，甚至還在繼續殺人的時候，被害方的原諒是沒有根據的。這樣的原諒，對六四死難者是很大的不公平。他希望外界知道，柴玲的這番談話只代表她自己以及她的信仰，並不能代表廣大的八九同學。同時他也公開呼吁柴玲正確區分個人的信仰與是非價值判斷這兩件事。

而柴玲的前夫封從德稱自己有些基督教的朋友，他們共同所了解“寬恕”的概念跟柴玲的不一樣，因此還特別上網查看，想
澄清心中的疑慮。封從德說，鄧小平去世十幾年了，都沒有傳出他自認為是錯誤，“現在李鵬有沒有請求原諒？如果沒有，這個原諒有效嗎？如果加害者沒有反省悔改，這對天安門母親來說，不知作何感想”，封從德表示。

雖然今年紀念六四的氣氛看似比往年寬松，但封從德認為要觀察的是當年六四事件兩個共黨高層極力推卸責任，例如陳希同、袁木抬出黨內老前輩，說當年他們不是決策者，公開發言事前一個字都不知道，是照本宣科。而楊尚昆及李鵬現在竟然說當年曾經反對六四開槍，另他感到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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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多維

在5月下旬上海黨代會上不再擔任市委常委職務的中共中央前總書記江澤民的侄子吳志明日前再次卸任政法委書記職務，由“60後”常委丁薛祥兼任。

據上海政法委官網上海政法綜治網消息，6月5日，上海鐵路法院、檢察院移交協議簽字儀式在上海舉行，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丁薛祥出席儀式並講話。這是當地官方首次披露丁薛祥履新政法委書記消息。

5月22日上海新一屆黨代會選出俞正聲為市委書記，韓正、殷一璀為市委副書記，包括上海市政法委書記吳志明，上海常務副市長楊雄、上海警備區政委黨委書記朱爭平等均未入選新常委班子。

吳志明今年60歲，江蘇揚州人，其父親原名叫江澤寬，是江澤民的弟弟，因舅舅家無子，過繼給舅舅家，改名吳德新。吳志明今年初被增選為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此前他任上海政法委書記已近11年，其中還曾兼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達八年。

另外，丁薛祥履新早有端倪。據上海當地媒體報道，5月23日，丁薛祥會見了公安部巡回報告團和上海公安英模代表並發表講話，出席了全國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會議並致辭。

丁薛祥畢業於東北重型機械學院（現燕山大學）；後長期在上海工作；1999年步入政界，歷任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閘北區委副書記、代區長、區長，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市人事局局長、市編辦主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市委辦公廳主任、市市級機關工作黨委書記；2007年任上海市委常委、秘書長。

丁薛祥履新後，中國現任省級政法委書記中的“60後”增至八人；在他之前，海南的肖若海、浙江的李強、西藏的鄧小剛均由省級黨委秘書長轉任政法委書記；和此前履新的九位省級政法委書記一樣，丁薛祥並未有過政法系統從業經歷或相關專業教育背景。

simpleloveu

现在微博小秘书的工资应该很高， 我打了6月3日跟6月5日都给删帖， 简直是6月飞雪， 哦， 估计以后6月飞雪也要挂了， 因为有个“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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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稱，中國網絡官方媒體CNTV5月31日播放理論文獻片《根植沃土：重慶機關黨員干部“三進三同”紀實》，畫面多次出現薄熙來2010年深入地方調研的畫面。北京時間6月5日晚起中國大陸各大社交網站紛紛傳布該視頻，尤其是曾力挺薄熙來及重慶經驗的毛左力量猶如再次注入強心劑，彼此歡呼薄熙來復出不遠。不過據稱薄熙來案將在近期審理，毛左勢力也有可能趁機制造輿論向當局施壓。之前左派大本營烏有之鄉亦有發布聲明，呼吁中共為薄熙來昭雪翻案。

經多維記者核實，目前CNTV的視頻鏈接已經消失，目前僅有社交網站如天涯、博客及其他等保存該視頻內容，而節目的完成應不晚於2010年。視頻以中共群眾路線不能丟失為主線，在介紹毛、鄧、講、胡等各個時期的群眾路線論述後，追問“高速發展的經濟巨輪前面，是否就隱藏著一個‘歷史周期率’的巨大陷阱”。為什麼辦公條件好了，群眾辦事卻更難；高速公路多了，干群關系卻更遠，通訊水平高了，干群聯系卻越來越少。由此可見，部分黨員干部群眾觀點弱化了，群眾感情淡漠了，群眾關系疏遠了，對群眾的呼聲和疾苦置若罔聞，歸根結底是脫離了人民群眾。

節目隨即轉入對重慶的褒揚，重慶市委領導在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中形成了共識：好的作風不是與生俱來，一定要不斷磨練。這個磨練是事業所長所需。此時畫面出現薄熙來下鄉畫面，同期聲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反復告誡，干部不跑農家地頭要出‘大毛病’。”

官方媒體這一不尋常的運作引發輿論廣泛討論，尤其是左派分子更是據此以為中共對薄熙來的調查可能已經松解。然而，如果官媒播發時間屬實，那麼這似乎更應該看做是一起“烏龍”事件，左派此時彈冠相慶，以為薄熙來毫發無傷地脫離危境似乎過於幼稚。

此前多家媒體引述消息稱薄熙來案有望在十八大前結案，但由於涉及面龐大繁復，近期又屢屢有新曝點出現，恐最終結果要挨到十八大之後見分曉。而與之相關的王立軍案即可能在本月內形成最終結果，薄妻谷開來則可能因為涉嫌殺害英國商人海伍德而遭重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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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BBC

柴玲寬恕鎮壓六四民運的中共領袖和軍人。



王丹說，他對柴玲因個人信仰所導致的這種態度表示尊重，但卻完全不能同意。

前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周三（6月6日）發表緊急聲明，反對另一名當年學運領袖柴玲寬恕鎮壓六四民運的中共當局。

柴玲在六四事件23周年之際曾發表公開信，表示原諒下達鎮壓命令的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李鵬以及開槍的軍人。

柴玲說，只有寬恕才有和平，她還表示將每天為這些人祈禱。

王丹在發給BBC中文網的聲明中說，他對柴玲因個人信仰所導致的這種態度表示尊重，但卻完全不能同意。

他說，在當年的殺人者沒有任何懺悔、道歉，甚至還在繼續殺人之際，被害方的原諒是沒有根據的，也是對六四死難者的極大不公。

王丹在聲明中指出，柴玲的寬恕態度只代表柴玲個人，不能代表廣大的六四同學，並呼吁柴玲正確區分個人信仰與對是非價值的判斷。

兩年前皈依基督教的柴玲說，她知道這種寬恕反主流文化及感情，但堅信只有真正寬恕，持久的和平才會到來。

柴玲還在公開信中表示，過去每當想到中共領導人以暴力手法對待民運就會感到痛苦及憤怒，直到近年有宗教信仰才改變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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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DW

6月4日，歐洲的的人權團體、民主人士、留學生等舉行了“法蘭克福六四紀念”活動。關於問責中共鎮壓“六四屠城”責任、寬容與和解等主題的討論也隨之展開。

(德國之聲中文網)“六四事件”23周年之際，德國民主中國陣線主席費良勇、歐洲漢藏協會負責人席海明及旅歐的民主人士潘永忠、彭曉明、錢躍君、達賴喇嘛駐歐洲辦公室洛桑尼瑪和洛桑旺堆、及多位留學生等參加了“法蘭克福六四紀念”活動。包括在中國駐法蘭克福領館前的抗議活動及在市中心的紀念活動。遠在瑞士及比利時的藏人代表也前來聲援該活動

活動現場，組織者打印了多幅“八九民運”時天安門廣場照片，包括“六四事件”中受傷學生及坦克開過廣場的史料圖片。照片無言，講述23年前血與火的一幕，也在提醒公眾：那是一段真實存在的歷史。

德國民主中國陣線主席費良勇向德國之聲表示，德國民陣每年都會發起“六四事件”的紀念活動，在中共當局對“六四”還未開禁的背景下，海外人士有責任去記憶、發聲和拒絕遺忘。他也表示今年的紀念活動在提出“追究屠殺責任”的同時，也提出敦促中共執政黨“政改”主題。

“六四是中國向前發展繞不過去的結”

內蒙保衛人權同盟主席、歐洲漢藏協會的負責人席海明認為，透過中共當局對“六四事件”表述上的變化，從“暴亂”到“風波”並不代表中共當局意識到當年屠城之罪，而是要淡化和模糊事件，從而將這個事件從公眾的記憶中抹去：“六四是中國社會的悲劇，也是中國向前發展繞不過去的結，共產黨想讓人們忘記，但一到中國出現重大問題和變化之時，都會重提此事，包括民間，也包括執政黨內部的一些人，所以‘六四問題’的解決是中國向前邁進的關鍵一步。”

席海明也認為透過中共當局23年來對“六四”真相的封禁，未能看到中共當局解決此事的決心，亦未看到他們打開“六四”這個結點推動改革的可能：“我們希望中共進行良性的改革，但我認為這種希望是不大的，中共也會出現像葉利欽、戈爾巴喬夫這種可能性不大。”

“平反‘六四’不只是漢人的事情，還關系到各民族”

洛桑尼瑪追溯胡錦濤1987年坐鎮西藏黨委書記時，既對西藏有殘酷鎮壓，在八九民運時在中央民族學院就讀的藏人意識到中共必將對學生實施鎮壓：“我認為他們對學生的屠殺和藏人的屠殺在性質上是一樣的，藏人在爭取的是民族文化的傳承的自由、從信仰的角度講，還有靈魂上的自由，而八九年的學生運動，在反腐敗的基礎上，追求的是一種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從民主的本質來說，我們都有共同的目的，當時的學生有一種幻想，認為人民的軍隊不會向人民開槍，但他們用屠殺的方式結束了那場很偉大的運動。”

參加抗議的藏人代表

洛桑尼瑪認為直至今日，“六四事件”一樣的屠殺仍在藏區上演，當藏人行政中央多次呼吁中共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並歷經九次談判而未果，中共當局對藏區的鎮壓力度越來越大。藏人今日紀念六四英靈，也是為推動各民族共同所追求的民主自由的一種支持行動。

席海明也表示，“六四事件”作為中共執政過程中一個標志性鎮壓事件為世人所知，但在中共執政過程中這樣的“屠殺”事件屢有發生：“像‘六四屠殺’一樣的事件，在內蒙、在西藏都發生過，比如中共曾在內蒙挖‘內人黨’（德國之聲注‘內人黨事件’是中共1967年在內蒙發動的肅反運動），是一種整體性的種族滅絕性屠殺，當年殺了6萬人。中共自己也在《人民日報》上羞羞答答地承認殺了16622人，實際上真正的數字遠遠高於這些。所以‘平反六四’不只是漢人的事情，還是關系到各民族的事情，因為‘平反六四’就要平反‘內人黨屠殺’、平反‘西藏事件’等，中國要向好的方向發展，必須把這個疾病解決掉。”

“寬容的前提是什麼？”

六四前夕，“天安門母親”群體中的一位失去兒子的父親軋偉林因不堪壓力和絕望而自殺，洛桑尼瑪表示，對於被槍殺的學生和今日藏族自焚者、被關進監獄者、被槍殺者的藏人母親們，他們的眼淚、他們的心痛是一樣的：“天安門母親一直到現在還在為犧牲的子女所做的一切被正言而努力，有些人說希望共產黨平反六四，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讓整個國人覺醒，一而再再而三的請求獨裁者平反，不是好的方式。”

六月四日，前“八九學運”領袖之一的柴玲表示要寬恕鄧小平和鎮壓軍人，引起軒然大波。參加紀念活動的人士也反復探討“寬容的前提是什麼？”，席海明認為寬容的前提是“中共當局承認犯下了罪惡。”

而在德國之聲追蹤采訪過程中，也遇到一位德國學生，她表示知道天安門事件，也為中共態度感到不解，直到2009年，德國還審理了一名88歲的納粹戰犯，她為德國長存反思和正視歷史的態度而驕傲，她也認為在今天德國民主和法制社會中，人與人有著相互的寬容和尊重，而這也源於對“歷史的正視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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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DW

德媒認為，每逢六四敏感日，中共當局都緊張不安，對任何紀念活動都嚴厲鎮壓，甚至對數字都加以屏蔽，然而，上證指數當天的數字巧合讓人感到不可思議。

《每日鏡報》6月4日寫道："共军的暴行導致數百人、有可能數千人死亡，在中國禁止人們對此回憶。只有在香港，基於'一國兩制'的原則允許港人守夜。近年來，警察和便衣強化監視天安門廣場，以防游行和紀念活動。

"今年的天安門大屠殺23周年紀念日正值中國政治過渡的艱難階段，秋季將進行中共最高層10年一次的換屆。'天安門母親'在紀念聲明中斷言，當局白白放過了這十年的歷史機遇。……"

該報認為，"中國流傳說總理溫家寶3次要求重新評價六四，可是正如他多次重復的改革呼吁一樣，並沒有絲毫實施。人權組織'人權觀察'認為，大屠殺逍遙法外會妨礙法律改革。該組織中國部負責人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說：'改革開放迄今已經30年，然而政府仍然對1989年民主運動中提出的改革開放訴求不感興趣。但盡管政府阻撓，要求有效的法律改革和責任在中國呼聲日漸高漲。'"

"就連最小的暗示都會遭到嚴厲鎮壓"

《世界報》(6月4日)稱："每年的6月4日，中共領導人都緊張不安。外國駐京記者不經護照檢查不許進入市中心，故宮入口前的天安門廣場大都被警察完全封鎖，23年來都是如此。

"1989年6月4日，共军的裝甲車在天安門廣場碾壓，數百人死於彈雨之下。從此，中國當局年復一年地對當時發生的事件保持沉默。學校的歷史課不講天安門大屠殺，報紙或電視對六四也只字不提，唯恐有損國家形像。

"1989年是鄧小平之類元老下了開槍令，鄧在中國依然受到尊崇，是他在文革後讓中國開放，將中國再次與世界經濟掛鉤，從此每所大學都必須學習鄧小平理論。"

該報認為，"誰若違背政府的這個禁令，就會有麻煩，甚至連最小的暗示都會遭到當局的嚴厲鎮壓。幾年前，一份報紙欄目不起眼的廣告導致整個總編室人員被解雇。師濤的遭遇更慘，他被判處多年監禁，只因將一個內部規定記者在第15個周年日該怎樣做的指示通過電郵發給了人權組織。

令人難以置信的上證指數

"近年來中國當局在6月初不僅將北京封鎖，而且也在網上巡邏。國家審查人員監督中國互聯網、尤其是深受歡迎的微博。從幾天前開始在網上就不可能在短信息中發表日期'6月4日'，今年也將數字'23'屏蔽。中國博客主通過數字花招應付，不寫6月4日，而是稱這個大屠殺日為'5月35'。'

"中國當局明年或許也得更仔細地監視股市，必要時得用稅款操控股市，以利於國家。因為剛好在6月4日這個第23周年日，上海股票交易市場發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事，開盤指數為2346.98，今年的關鍵數字都有了。可是這還不夠，這一天結束之際的收盤指數下挫了64.89點。

allcatzoo

此帖每天阅读两次，楼主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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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經濟網(北京)

引用:

核心提示：6月5日，環保部稱，中國空氣質量監測及發布屬政府公共權力，望個別國家駐華領事館停發空氣質量信息。對此，美國國務院回應稱，美國發布中國空氣數據是為大使館社區美國人服務，不反對中國也公布美國城市的空氣質量數據。

中國環保部指外國使館發布的中國空氣質量數據是不合規定，美國國務院6號回應說，美國發布的數據只是為在中國的美國公民提供信息，沒有干涉中國內政，因此不會停止發布相關數據。

中國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5號就“外國駐華使領館開展對中國PM2.5監測並且發布數據”一事指出，“這樣做在技術上既不符合國際通行的要求，也不符合中國的要求。根據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和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外交人員有義務尊重接受國法律法規，不能干涉接受國內政。”對此美國國務院否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並指出美國公布中國部分城市空氣質量數據僅僅是為美國公民提供服務。

記者：你認為發布天氣報告沒有干涉中國內政？

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唐納：不，我們不這麼認為。

記者：你也不認為這違背了維也納公約？

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唐納：當然不認為。這是為美國人提供的服務，那些在大使館社區工作和生活在中國的美國人。

唐納表示，美國不會因為中國的指責就停止發布數據。他還稱，如果中國也發布美國城市的空氣質量數據，美國不會反對。

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唐納：美國已經開始在一些美國城市公布數據。我們不會反對(中國公布美國城市數據)。

據悉，美國大使館自2008年起就每小時公布一次北京空氣質量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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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荊楚網-湖北日報(武漢)

湖北日報訊 4日，安陸市趙棚鎮中心小學的同學在課間操中跳秧歌舞。革命老區趙棚鎮將紅色主題引入學生課間操等日常教育，引導學生參加形式多樣的革命傳統教育活動，既豐富了孩子們的文化生活，又推動了紅色文化的熏陶。

(本文來源：荊楚網-湖北日報 作者：曲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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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RFI

  星期一是六四天安門事件23周年紀念日，位於印度達蘭薩拉的流亡藏人參與紀念活動，對所有遭受屠殺和迫害的中國華人表達支持和聲援。主辦方向民眾播放天安門紀錄片，並舉行問答研討會，探討中國實現民主後，西藏能否得到自由。
   

    圖片：主辦方舉行六四紀念研討會（丹珍攝）

   
    印度達蘭薩拉的流亡藏人每年6月4日舉行紀念活動已有10年，今年的活動是由達蘭薩拉地方西藏青年會和自由西藏學生運動駐印度分部聯合主辦。
   
    上百名藏人星期一晚間聚集在當地西藏兒童村日校大廳參加了從6點半到9點舉行的六四紀念活動。主辦方表示，隨著中國政府對境內藏區的壓制日益加大，也是到了藏人密切關注和了解中國發生變化的時候。
   
    達蘭薩拉地方西藏青年會會長丹增宗智向本台表示，舉行紀念活動是為了讓藏人了解1989年發生在北京天安門的那起震驚全球的大屠殺事件，也讓境內外藏人深深感受到，不僅僅只有藏民族遭受壓迫。
   
    丹增宗智表示：“1989年6月4日發生的天安門大屠殺事件，讓我們深深銘記，尤其在我們飽受苦難、看著境內38位藏人自焚的時候，這一事件讓我們看到更大的畫面，那就是中國獨裁政權的壓制是面向全國。最重要的是讓我們感受到，不光是藏民族在中共統治下遭受苦難，還有那麼多中國華人也經歷了苦難，他們也渴望人權、民主、自由和尊嚴。”
   
    活動組織者在過去十年的六四紀念日向民眾播放紀錄片《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這次又播放了另一部由美國制作的天安門紀錄片《坦克人》（The Tank Man）。丹增宗智表示，“這是一部關於坦克人的完整紀錄片。這位無名抗議者只身阻擋迎面而來的坦克，為世界塑造了英勇形像，也成為六四的精神像征。我們通過播放《天安門》和《坦克人》兩部紀錄片，來增進藏人對六四事件的認識，同時通過舉辦研討會讓民眾了解在中國發生的最新事件。”
   
    影片結束後，主辦方以“中國獲改變，西藏得機會？”為主題舉行了紀念六四研討會，由達蘭薩拉地方西藏青年會會長丹增宗智和設在美國的西藏行動組織主席志彤拉珍作為主講人回答了相關的十個問題。
   
    兩位主講人主要就有關在中國發生的變化、新屆中國領導人的即將產生、薄熙來事件、中國未來政治變革對西藏的影響，以及達賴喇嘛兩位特使請辭後的漢藏關系發展等方面作了詳細介紹。
   
    西藏行動組織主席志彤拉珍說： “藏人必須永不能放棄鬥爭目標，要相信總有一天與中國政府的對話會開啟，因為境內藏區的動蕩不斷，局勢日益嚴峻，國際的關注力逐漸加大，特別是來自華人學者和作家等對西藏的支持呼聲越來越高，這讓中共官員不得不在談判桌上與藏方代表展開對話。”
   
    志彤拉珍表示，深刻領會華人活動者為自由付出的精神，然後再將藏人的自由鬥爭精神與他們結合，爭取實現雙方所需的自由與民主才是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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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大陸讀者斯凡

    驚聞六四23周年之際，原北京學運領袖柴玲女士，發表了原諒鄧、李和戒嚴軍人的公開信。柴玲以她皈依基督的名義，要求用基督文化，寬恕文化去對待他們。請問柴玲，你這個話代表誰？是代表六四的參與者嗎？還是代表六四那些逝去的亡魂？
   
     我要問柴玲，你憑什麼去寬恕？ 23年來，受難者經歷的悲痛，你感受了多少？你的那麼多六四同道參與者，有的當天就倒在了現場，可以想像，至今他們無法閉上他們憤怒的眼睛的，有的身體殘缺，正在忍受著精神和肉體上的雙重苦難，尤其是受害者的父母，這麼多年來，有的因為看不到希望，而選擇了陪他們而去的路。更有很多普通學生，受到清算。有的被學校開除，有的受到就業歧視，至於那些被勞動教養，被判刑的全國各地的學生領袖或者各地的示威者，包括很多工人和城鄉居民等等，他們所受到的非人磨難，是你一句寬恕就可以原諒的嗎？ (博訊 boxun.com)    
    沒有六四，就沒有“黃雀行動”，就更沒有你柴玲今天可以在海外享有著西方文明和輿論自由的話語權，你今天來談寬恕，那麼請問，六四是你個人和他們之間的恩仇嗎？
    曼德拉曾被關壓27年，受盡虐待。他就任總統時，邀請了三名曾虐待過他的看守到場。當曼德拉起身恭敬地向看守致敬時，在場的所有人乃至整個世界都靜了下來。他說：“當我走出囚室、邁過通往自由的監獄大門時，我已經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與怨恨留在身後，那麼我仍在獄中！
   
    不錯，你可能把你自己當成了政治家了。政治家的抱負允許矯情，但是學者的天職是探究真相，個人可以寬恕個人，歷史卻不會饒恕任何罪惡。
   
    你認為你信了基督，就可以談寬恕，那麼請問二戰後，紐倫堡法庭，對納粹罪行執行審判的人，難道都是不信基督的嗎？
   
    在沒有真相的前提下，去談什麼寬恕，就是對受難者的極大不尊重。曼德拉可以把悲痛與怨恨留在獄中，而你柴玲沒有資格說這個話。
   
    你要問我為什麼對你這番話嚴重不滿，那是因為我經歷了你沒有受過的苦難。你可以矯情，而我必須探求真相。你是北京高自聯21位被通緝的學生領導之一，我是南京高自聯十余位被通緝排在第N位的學生領導之一，你是黃雀行動後到達美國的學生領袖，而我們是放棄黃雀行動營救，並堅持在中國探索民主的那批不屈不饒的人。因為我們堅信，並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到美國，去建設中國民主的。
   
    我們堅持下來，當然就是做好了要付出代價的，南京所有高自聯的領導，沒有一個從南京流亡海外，就是我們當時商量和討論的決定。我們拒絕黃雀行動的結果，就是大部分人被關押，我本人是89後被審查，繼而被政府判刑，先後關押過多個看守所，並在監獄裡服刑，關押到97年香港回歸後才出獄的受難者。和我一起，有太多相同經歷的優秀學子們，在他們在經歷了不同年限的關押後，卻從來沒有放棄過自己的信念，因為我們一直在探求真相。
   
    在這裡我只能對你說一句，好好讀你的聖經吧。你個人可以寬恕任何人，但是歷史不會饒恕罪惡。23年已經過去了，我們也已經人到中年，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是渺小的，不過是歷史的匆匆過客而已，但作為學生領袖，是要有擔當的。必須對歷史負責，並踏踏實實走好每一步。與你共勉！
   
    斯凡
    2012.6.6
   
    備注：我第一次給海外網站投稿。此稿為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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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維權網

  李旺陽先生遺照（網絡圖片）

   
    （維權網信息員相霖報道）6月6日早晨，湖南省邵陽民主人士、六四受害者李旺陽先生在邵陽大祥區醫院去世，享年62周歲。他的妹妹李旺玲發現時，李旺陽橫掛在病房的窗戶上。現場朋友稱暫時無法確認是他殺還是自殺，也不能確認是去世時間是昨晚還是今晨。
   
    現年72歲的綏寧民主人士歐陽經華，於6號早晨得知此噩耗後，馬上准備前往邵陽悼念老友。下午兩點許，歐陽老先生登上了綏寧開往邵陽的班車，汽車出發不到三公裡的時候被緊隨跟到的國保攔截，並強行帶回綏寧歐陽老先生的住所，警告他不得隨意外出。
   
    歐陽老先生身患高血壓，幾個月前才做了心髒手術，在心髒內植入了三個支架，朋友們對他的安危甚為擔心。
   
    歐陽經華電話：13036718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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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牛淚

浙江永康發生的“大規模嫖宿未成年女學生”事件令人憤慨，最近幾年全國其他地方也經常爆出此類醜聞，且每次都有黨政機關領導干部或國家公職人員涉入並最終以“嫖宿幼女罪”從輕定罪。

而根據中國刑法，嫖宿幼女罪可以被判處5年以上，最高15年有期徒刑；強奸幼女罪則可能面臨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兩種處罰力度差別巨大。

從此前諸案的定罪、判決看，“嫖宿幼女罪”的存在顯然已成這些涉案人員逃脫更嚴厲制裁的護身符。考慮到每次涉案的黨政機關干部或國家公職人員都被輕判，就更讓人懷疑這個“嫖宿幼女罪”，是不是專門為這些衣冠禽獸的官員或國家公職人員們發泄獸欲而量身定制的輕罪條款？

相信無論是立法機關、還是司法機關都一定不會同意我的這個說法。官樣的立法或司法解釋一定會拿出一大堆理由搪塞民眾，但無論任何理由都擋不住一個現實：那就是此類案件的直接受害者無一例外的都是“幼女”或“未成年人”，他們應該是這個社會最需要關愛和保護的弱勢群體，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與希望。

因為社會原因和未成年人的心智發育並未成熟，我們不排除某些極個別未成年人會因為一時虛榮心作怪，或者受人脅迫或誘惑而走上邪路。但作為國家，理應通過對未成年人加強教育、對犯罪分子行為進行嚴厲打擊徹底杜絕此類事件發生，對此類醜惡行為應采取“零容忍”態度，而不是通過設立這麼一個罪名來潦草應付，搪塞民意。

在國家法律和社會規則上對“幼女”和“未成年人”，進行特殊保護，對把黑手伸向“幼女”和“未成年人”的違法罪犯行為進行嚴懲，這已經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認可的基本論理觀念，是真正意義上的“普世價值”。

具體到中國來講，作為一個有著優良文化傳統的國家，關愛和保護未成年人更應該成為我們這個民族的普遍美德和國家立法、司法機關的價值取向。

對中共來說，對此類犯罪予以嚴懲還具有意識形態上的重要意義。作為一個講究道德情操的政黨，中共在意識形態和文化宣傳上對社會公民的道德文化建設一直都有著潔癖一樣的偏好。而這些年來，不管外界評價如何劣化、社會實質如何變化，中共也都致力於宣稱要建設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那麼既然如此，立法和司法工作就應該體現執政黨的這一精神理念，怎麼可能擬定出像“嫖宿幼女罪”這種荒唐到極點的司法條款呢？

老牛認為，只要是成年犯罪分子和未成年女性發生性行為，無論是自願、付款還是強迫，就應該一律以強奸罪立案，予以重懲。即便如此，都未必能管得住那幫素來無法無天的中國官員，更遑論設立這個叫什麼“嫖宿幼女罪”的條款。允許這個條款繼續存在，和在法律上公然鼓勵官員強奸幼女有何區別？

老牛認為，這個違背人類基本論理觀念的罪名的存在，是中國立法、司法界的集體恥辱，是中國立法、司法體系系統性墮落的變種。老牛特借多維博客一角呼吁海內外華人社會立即行動起來，敦請中國當局立刻廢止這個變態條款。

而中共作為中國司法系統的領導者，也應察納雅言，督促立法、司法體系及時改正，別等民意洶湧或激起民憤的時候再匆忙出來打補丁。允許這個罪名繼續存在，和允許“適度腐敗”存在一樣，都是對人民群眾不負責任和執政軟弱渙散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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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用空氣檢測技術設備而是用自己的眼睛和呼吸道大致測試和判斷北京空氣質量如何的北京居民，大都傾向於相信美國駐華使館公布的空氣污染指標，從而形成了中國官方所認為的美國對中國內政的干涉。應當說明一下，先前中國官方也對美國使館測量和公布使館所在地空氣監測數據的做法提出過委婉批評。把問題提升到干涉內政的高度，是中國當局的一種新說法。

弱不禁風的國家

閱讀來自中國的新聞，常常讓人不禁覺得進入恍恍惚惚的夢境，真假莫辨，不知到底該相信什麼，不知該哭還是該笑。

例如，中國執政黨共產黨從1949年就開始宣傳“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屹立於世界東方”，近年來更是宣傳“和平崛起”，“大國崛起”，“綜合國力名列世界前茅”。然而，從中共另一方面的宣傳來看，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和中國政府則是極其虛弱，極容易被顛覆或遭受破壞力不可估量的外來干涉，簡直是弱不禁風，一口氣就能吹倒。

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及中國政府弱不禁風一口氣就能吹倒的說法，並非來自中共所謂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而是來自中國官方的中央電視台的正式官方宣傳。當然，時代已經進入21世紀，中央電視台確實是做到了與時俱進，提出了一種更吸引中國公眾和國際媒體眼球的新說法，取代了經典小說《紅樓夢》裡的林黛玉所代表的那種弱不禁風：“一些人只需輕點鼠標就詆毀他人名譽，破壞穩定，甚至危及國家安全。”

人心不古，哭笑不得

中國的社會的穩定，中國的國家安全，“一些人只需輕點鼠標”就能破壞或危及，這種驚人的說法究竟是出自對中國的超級愛護，還是對中國的超級誣蔑，還是中央電視台的人說錯了話，還是中國當局確實是有這樣的恐懼，現在人們還不清楚。

順便說一句，顯然是時代變遷的緣故，當年林妹妹的弱不禁風惹人愛憐，甚至讓不少人痴迷。但中央電視台的“輕點鼠標就能危及國家安全”的名句播出之後，其名句所宣傳或暴露出來的弱不禁風卻受到中國公眾和國際社會的嘲笑。由此可見，人心不古，也讓人不知該哭還是該笑。

既然說到了這裡，不妨再順便說一句，關於當今中國弱不禁風的問題，已經有中國網民做出了言簡意賅的總結：“（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坐個經濟艙，你慌張了；（美國總統）奧巴馬自己打個傘，你慌張了；日本首相公布了家產，你慌張了；（英國首相）卡梅倫到超市買個菜，你慌張了；德國總統因（獲取不當）貸款辭職，你慌張了；（台灣總統）馬英九吃個盒飯，你慌張了；（中國中央電視台主持人）趙普發了條微博（提醒民眾注意食品安全），你慌張了；網民輕擊一下鼠標，你慌張了，什麼東西！就這種貨色還敢忽悠我們愛國。”

公布空氣污染指數也是干涉內政

中國官方媒體先前激烈指責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生活儉樸、令中國公眾心儀，顯示了他是不安好心，妄圖干涉中國內政，因為中國公眾普遍認為駱家輝反襯出中國官員普遍的腐敗奢侈。

一個外國駐華大使因為生活儉樸，或表現出生活儉樸，就會對中國內政構成富有殺傷力的干涉，中國官媒的這種指責立即招致中國公眾的普遍嘲罵和哄笑，導致官媒疾速撤退，封殺有關問題的評論，甚至連發出強烈指責的《北京日報》的名稱也一並在微博世界被封殺。

6月5日，中國政府官員再次指責美國駐華使館公布用自己的監測設備測量到的空氣污染指數是干涉中國內政。近年來，不知道多少次北京空氣污染嚴重，形成昏天黑地，北京官方公布的空氣質量評估是“良好”或“輕微污染”，但美國駐華使館公布的則是“不健康”或“高度污染。”

不是用空氣檢測技術設備而是用自己的眼睛和呼吸道大致測試和判斷北京空氣質量如何的北京居民，大都傾向於相信美國駐華使館公布的空氣污染指標，從而形成了中國官方所認為的美國對中國內政的干涉。應當說明一下，先前中國官方也對美國使館測量和公布使館所在地空氣監測數據的做法提出過委婉批評。把問題提升到干涉內政的高度，是中國當局的一種新說法。

中國官方的指責

報道這種滑天下之大稽的新聞能夠一直保持一本正經，不讓人看出笑容或笑意，這種特殊才能、特殊人才似乎更常見於具有“忍者”傳統的日本媒體。例如，《日本經濟新聞》記者森安健的報道：“中國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吳曉青6月5日舉行記者會，發表了2011年環境狀況報告。報告承認，中國大半的都市空氣污染加劇，能夠造成支氣管炎的PM2.5微粒物質增加。

“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從去年在大使館院內獨自進行PM2.5微粒測定，每個小時通過推特公布。對此，吳曉青提出批評說，‘不應干涉中國內政。’

“吳副部長強調指出，‘空氣污染的檢測和公布是政府的專權。’美國大使館則表示，美國駐華使館只是向在北京的美國人提供空氣污染數據。但是，美國使館的數據跟中國當局的數據常常有差異，人們對中國當局公布的數值有不信任感。”

還是要順便再說一句，中國官方媒體所報道的吳副部長並沒有直接提出美國駐中國使館或領館檢測空氣質量的問題。他說：“我們希望個別駐華領事館尊重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停止發布不具有代表性的空氣質量信息。”

只要捂住不公布就好？

就在5日，美國大使館和北京官方分別發布的空氣污染情況就明顯不同，北京官方的說法是當天北京空氣狀況良好（good），美國使館則是說對敏感群體不健康（unhealthy for sensitive groups）。北京政府只是在受到中國公眾和國際間的強烈批評之後，才在去年開始公布PM2.5 微粒物質濃度。批評者認為，中國的空氣污染標准是不足的。

中國政府看來是對空氣質量的兩種讀數相互較勁感到沮喪，另外也不喜歡美國方面的讀數凸顯出美國所認為的不健康的空氣污染水平在中國被認定為良好這一事實。

在另外一方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在5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響應了吳曉青的說法，但劉為民的說法稍有不同。劉為民說，中國所反對的不是美國駐華使館、領事館收集環境數據給自己的工作人員和外交官用，而是反對把這些數據在中國公之於眾。

中國中國，情何以堪

美國駐華使館和領事館（上海和廣州）發布當地空氣污染數據，給當地的美國人提供參考，由此被中國當局指責為干涉內政。然而，在民眾也可以發出自己聲音的微博時代，中國官方對美國使館、領事館的指責（美聯社報道說，在這個周末，上海當局也指責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發布空氣質量報告是非法的），招引來一些顯然是官方難以喜歡、卻可以讓國際媒體看著直樂的中國網民反應，如以下兩則從星期二夜間的新浪微博隨便挑選的微博：“凡人老周：建議以牙還牙，他發布中國人權報告，我們發布美國人權報告。他們發布北京上海空氣污染，咱們發布華盛頓紐約空氣污染。他們總統自己打傘，我們主席也自己打傘，他們官員廉潔，我們官員也玩廉潔。他們搞總統選舉，我們搞主席選舉。怕他個鳥。”

“女人似詩：農村土壤污染超標、水質污染嚴重、空氣細顆粒物超標......‘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表示中國現在發布的PM2.5日均值75微克/立方米，是根據中國的發展水平和技術條件決定的！’科技飛速發展的中國在處理環境污染技術問題上卻軟弱無力！PM2.5標准比15年前美國發布的標准尺度還要寬松..情何以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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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作為中國現代史上一場災難，已被改革大潮衝淡它的痕跡。然而，曾在“文革”時期“竄紅”的山西昔陽縣卻耗資1,900萬元，在縣城復原“紅旗一條街”，重塑“語錄牆”，再現“樣板戲”，刷新“三面紅旗”，濃彩重墨濃縮60年代“景觀”。不過，昔陽“紅旗一條街”面世以來，在社會不同層面引起反響。

據《文彙報》6月6日報道，近年來，昔陽縣新增紅色文化牆124座，其中最著名的是位於縣城入口處的“偉人語錄牆”，在這裡可欣賞毛澤東題寫的“農業學大寨”，華國鋒題寫的“全黨動手大辦農業，普及大寨縣”等一代偉人的名言。據昔陽縣政府網站介紹，“紅旗一條街”就是圍繞紅色主題建成的一批微型景點，集觀光旅游、餐飲娛樂、回味歷史於一體的獨具特色紅色文化街。

投入近二千萬 客流量增加

在紅旗街經營百貨的馮先生稱，這條街原名叫“上城街”，地處縣城繁華地段，“文革”時期，這裡曾是機關、商業集中地，亦是當年各類政治運動的活躍區域。近年來，隨著舊城改造，機關陸續搬遷後，變成一條商業街。此外，縣政府分別於去年和今年先後出資1,500萬元（1人民幣元約為0.1580美元）、400萬元，在保持原貌的基礎上，進行改裝門面，形成現在表像突顯“文革風貌”的格局。

社會反響大 專家多持否定

據悉，自從上城街更名易貌以來，旅游旺季客流量有所增加，現在這條街上從事餐館業的有20余家、商業服務有40余家。據縣政府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2011年，當地全年旅游總收入3.18億元，其中僅“紅旗一條街”就接待游客10萬余人次。

不過，昔陽“紅旗一條街”面世以來，在社會不同層面引起反響。有學者發表觀點認為，“農業學大寨”是上世紀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文革”時期，由艱苦奮鬥的典型演變為政治運動的座標。1981年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定“文革”是一場禍國殃民的動亂。時隔30余年後，昔陽復制消逝的“文革景觀”，甚至稱之為“紅色旅游”，此舉同改革開放主流不匹配。

山西作家畢星星亦在文章中指出，像“文革”這種危害國家甚至給人類文明帶來重大影響的災難，理應成為歷史的恥辱記載。昔陽這樣的“文革”建築，一旦規劃就迅速覆蓋了小城街巷。它說明，“文革”的影響遠未清除。

allcatzoo

楼上，哪凉快，哪去，不要在这里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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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DW

美國“國會暨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周二發表書面聲明，期盼中國政府坦誠面對歷史，以人權、法治促成國家真正的穩定、和平、長治久安。

1989年6月4日的長安街

美國聯邦參議員羅德‧布朗與聯邦眾議員克裡斯多​福‧史密斯共同領導美國「國會暨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兩人在6月5日發表書面聲明，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23周年。兩位共同主席指出，23年前，民眾在天安門及全國各地示威要求民主、要求杜絕貪腐，卻遭到中國政府殘酷鎮壓，一場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劇，卻使得白發人送黑發人，至今多少父母仍在為失喪的兒女悲慟。聲明中說，中國人至今仍在尋求伸張正義而未果，原因是中國當局至今沒有坦誠交代當年的所作所為，整個中國至今不能自由討論這起悲劇，整件事甚至被官方歷史排除在外。

聲明指出，在天安門廣場和平尋求改革的那些人，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有的死難，有的終身殘障，有的被驅逐、流放、監禁、刑求、折磨、成為社會邊緣人。

高壓政策失敗

聲明表示，從更廣闊的視野看，中國當局仍然抵制人權、法治，任何對人權和法治有意義的進展工作，都遭到中國當局抵制，真是可悲。聲明說，今年發生的事件證實了這一點，例如陳光誠一案揭露了某些個人和機構無視於法律，而薄熙來一案則暴露了中國政治的黑暗與內部的不穩定。此外，藏族和維吾爾族問題趨於惡化，凸顯了中國當局漠視少數族裔的文化和宗教權利，也說明了高壓政策的失敗。

聲明指出，盡管中國的經濟正突飛猛進，但是耀眼的外觀之下，隱藏著不尊重基本人權、缺乏法治。聲明說，「國會暨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繼續大力支持為自由而鬥爭的中國人民，委員會敦促中國政府記取教訓，接受中國人民在23年前提出、至今依然堅持的要求，就是更大程度的開放、尊重人權、推行民主，因為唯有如此，中國才能踏上持久和平、穩定、繁榮的道路。

中國政府必須誠實面對六四

這是美國的立法與行政部門連續第3天以各種方式促請中國誠實面對六四。星期天，美國國務院發表書面聲明，表示美國與國際社會不忘六四，並呼吁中國政府公布當年死傷及被捕人數，也促請中國政府釋放所有因為和平表達不同意見而被關押的人士。星期一，國務院發言人佟納進一步指出，美國對六四的關切未嘗停止。佟納說，美國多次表示，借著六四周年紀念，美國再次強調對天安門事件的關切，美國也一直促請中國政府真誠的調查整起事件；美國相信，中國應該准許人民自由討論這起事件。佟納說，美國希望中國尊重人民的普世人權，美國也將繼續在每次與中國政府對話時都提及人權議題。當天，美國聯邦眾議院民主黨領袖裴洛西女士發表書面聲明，呼吁中國政府立即並無條件釋放那些因為行使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宗教自由而被關押的人，包括劉曉波。裴洛西是最關切六四的美國國會議員之一，1991年，她在天安門廣場打出橫幅，上面寫著「獻給為中國民主事業犧牲的烈士」，結果中國政府憤而把她驅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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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華網
評論：http://comment.news.163.com/news3_bbs/83A65P9000014JB5.html

引用:

核心提示：6月5日，環保部部長周生賢表示，中國PM2.5標准與國際低水平接軌，是從中國國情出發學習外國經驗的結合。他稱“中國的環保具有疊加、多因素、壓縮式的特點，所以希望大家要從中國實際出發，暖風吹得游人醉，莫把中國當美國”。

昨日在“6·5”世界環境日高層論壇上，環保部部長周生賢表示，我國PM2.5標准與國際實行了低水平接軌，是從中國國情出發學習外國經驗的結合，他同時說，不要聽到PM2.5就“談虎色變”。

周生賢說，國務院審議通過了修改我國空氣質量標准的意見，決定把臭氧和人們關心的PM2.5納入監測內容，並且和國際實行了低水平接軌。

“什麼是低水平？就是跟世衛組織確定的最低標准結合，因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所以結合的具體數字是年均值35，日均值75，加起來是110，很好記。”周生賢說，中國改革開放要學習外國的經驗，但基點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改革才有效。

“中國的環保具有疊加、多因素、壓縮式的特點，所以希望大家要從中國實際出發，暖風吹得游人醉，莫把中國當美國。”他說。

他還介紹，PM2.5的問題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廣東的PM2.5成因跟北京不一樣。“北京貢獻率首要的是汽車問題，廣東主要是硫酸鹽問題，說明電廠脫硫還沒完成。”他說。

周生賢說，PM2.5是二次污染，在空氣中有了一氧化氮和二氧化硫，遇到特殊天氣，才能形成PM2.5。“PM10裡面PM2.5的占比最高的達到91%”，他表示，PM10裡有相當數量是PM2.5，因此控制住了PM10就部分控制了PM2.5。

他說，人們對於PM2.5，不要“談虎色變”，還是要對治理有信心。


“環保部”長週生賢簡歷：

[ 本帖最后由 無恥下流 于 2012-6-6 17: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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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國際在線

谷歌向用戶發出警示（網頁截圖）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6月5日報道，谷歌公司近日引進一種新的預警系統，該系統將警告廣大用戶可能有政府贊助的網絡攻擊事件發生。
   
    谷歌公司近日表示，在用戶登錄他們的賬號時，在屏幕上方會顯示一個警示欄突出提示這一危險，內容為“警告：我們認為您的賬號或電腦目前可能正在遭受由政府贊助的攻擊。請從現在起開始保護您的賬號和電腦”。
   
    谷歌網站也將提供一個相關鏈接，該鏈接會給用戶提供的實際的建議，以保護他們個人資料不被攔截盜取。例如：采用更加嚴格的登錄密碼，以及建議更新系統。
   
    谷歌公司表示，該系統是基於用戶可能被那些假扮做可信組織，用惡意軟件或者互聯網、電郵詐騙調走他們的個人信息而產生。
   
    谷歌安全系統工程部部長在博客中提到，用戶可能會問為什麼谷歌確定這些攻擊是來自政府，谷歌不能對此提供詳細信息，以免被惡意分子利用。但是公司有詳細的分析，同時有可證實的報告能強有力的表明：攻擊的參與者來自政府支持的部門和組織。

無恥下流

來源：明報

昨日是世界環境日，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在記者會上說，外國駐華使領館監測中國PM2.5（直徑小於2.5微米的懸浮粒子）數據並對外公布，違反外交公約精神，希望停止發布。美國駐北京、上海和廣州的使領館長期發布當地PM2.5數據，美方官員昨重申，發布數據是對使領館人員及家屬負責，這並非中國內政。

稱監測方法不科學

吳曉青說，中國的環保狀�ㄓ烧�府部門監測和公布，「個別國家」駐華領事館自行監測並發布空氣質量信息，既不符合「不能干涉接受國內政」的維也納外交公約精神，也違反中國法律法規。他表示，空氣質量監測涉及到點位布設、人員資質、分析方法的選擇等多種技術因素，僅用一個點的監測數據評價一個區域的空氣質量是不科學的。

美國規定PM2.5值達每立方米35微克就超標，而中國以每立方米75微克才算超標，「他們用本國的空氣質量標準來評價我國的空氣質量，這是明顯不合理的」。吳曉青說：「希望個別駐華領事館尊重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停止發布不具有代表性的空氣質量信息。」

但吳的言論引起網民狂轟，認為環保局以低標準來制訂污染指數首先就不公平，還不准別人發布，是「連空氣都搞壟斷」。美國駐瀋陽總領事館政治經濟處處長羅傑在微博上說：「使館負責官員和家人的健康，所以發布信息。如果我們外交官的健康是算中國『內政』一部分，那就更複雜了。」

無恥下流

來源：明報

六四事件，是香港巿民與共產主義之間的一道鴻溝，是認同北京政府的一幅屏障。藉覑六四七一之間、世界民研學會在香港舉行年會之前，筆者透過本文回應一下幾個月來關於香港巿民身分認同感的討論。

筆者於本年3月12日，應邀出席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大學學術自由」。筆者草擬了一份發言稿，準備在當天宣讀。可惜，到達會場後，筆者才知道只有3分鐘發言時間，所以只能把原稿備案了事。在稿件中，筆者論及港人身分認同感調查的爭議。

首先，筆者綜合由去年底開始，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多次針對以上調查的評論，以及大約90多篇左翼評論文章對本人的攻擊，在撇除沒有學術價值的政治語言後，批評大概可以分為三個論點：

1. 民意調查要求巿民選擇認同「香港人」或「中國人」是不科學和不合邏輯。

2. 有關調查在回歸前進行沒有問題，回歸後進行就變得「不科學」。

3. 調查鼓吹港獨，別有用心。

三個論點 六點回應

對於以上三個論點，筆者作出六點回應：

1. 很多調查，包括回歸周年調查，問卷會問：「你心情如何？」答案可以包括「開心、興奮、憂慮、害怕、矛盾、複雜」……等等。問卷無論是只選一項，或者可選多項，答案選項往往都是互相重疊甚至互相矛盾。亦即是說：被訪者可以同時擁有多種重疊和複雜的心情，只要講出最主要的一種或幾種感覺，研究便可以作出深層分析。又例如，調查會問「你認為政府最應該處理什麼問題？」答案通常包括「經濟問題、勞工問題」……等等。不過，勞工問題其實可以算是眾多經濟發展問題其中之一，亦即勞工問題理屬經濟問題，經濟問題包含勞工問題，但只要兩者的實指定義不同，便有分析意義。因此，要求巿民在「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中國人」、和「香港的中國人」四個重疊意識中選取最合適的身分代表，雖有「理屬和包含」的問題，但卻無不妥。問卷題目不是數學邏輯題，而是巿民複雜心情的探熱針，是社會科學研究工具之一。

2. 退後十步，就算以上「香港人」對比「中國人」的問卷題目真有不妥，筆者去年底公布巿民對「香港人」身分認同感升至10年新高，及對「中國人」身分認同感跌至12年新低，其實完全不是建基於上述問卷題目，反而是出於迄今為止連左翼評論人士都不敢挑戰的兩條獨立題目。有關題目分別要求巿民以0至10分獨立評價他們對香港人身分的認同程度，和對中國人身分的認同程度。這些單項題目，完全沒有郝鐵川提及的「邏輯性」問題。郝鐵川部長，以至不同陣營的學者專家，根本就沒有細讀我們的調查，和我們多次發表的新聞公報，這是一個極不嚴謹的討論。

3. 在科學研究的領域，不可能出現主權回歸前就是「科學」，回歸後就「不科學」的改變。科學方法是一個嚴謹的探索過程，充其量可以說某某調查沒有參考價值，不能說調查方法的「科學」和「邏輯」性會隨覑政治氣候改變。持這種論點的人士，若非對科學方法認識不足，就是要把政治利益凌駕於科學精神之上。

4. 同樣道理，如果上述調查方法在香港「不科學」，則同類身分調查在什麼地方都不會變得「科學」。筆者要問：台灣社會經常進行的「台灣人」對比「中國人」身分認同研究，在海外華人社會進行的「中國人」身分認同研究，以及近來常常討論美國NBA籃球員林書豪是「台灣人」、「中國人」、「內地人」、「外省人」、還是「美籍華人」的討論，是不是全部「不合邏輯」和「不科學」？為什麼郝部長和左翼評論沒有口誅筆伐？是不是「美籍華人」就不算「中國人」？筆者認為，以「政治利益」凌駕「科學精神」，只會在極權社會出現。香港要保持自由開放，就一定要堅守我們的核心價值。

5. 至於調查的參考價值，只要我們看看近期香港與內地人在生活文化上出現的衝突，再仔細看看我們的調查結果，尤其是「80後」年輕人對「中國人」身分認同感在過去3年急劇下跌的現像，便可知道有關調查的預警作用。有關調查採用了13條意見題目，另加9個人口變項，是一個非常全面和有用的研究。郝部長拿出一條所謂「不合邏輯」的題目，去否定整個包含22條題目，跨越15年的調查，是不是比較武斷？

6. 最後，關於調查別有用心的批評，本來就不值一談。不過，左翼人士誣衊本人曾經與外國特務頭子會面，接受政治黑金，都是無中生有的抹黑。至於謾罵筆者假借學術研究分裂國土，悖逆學術倫理與道德的指摘，就是直接詆譭我們的研究成果。對於上述莫須有的罪名和文革式的批判，筆者當然可以一笑置之，但對於不少同事和年輕學者來說，就是白色恐怖，學術機構應該正視，甚至考慮給予無辜學者適當的法律保護。

在出席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前，筆者呈交了一份長達70頁的文件連附件，另加3頁發言稿。雖然有關文件已經上載到立法會網頁，但似乎鮮為人知，不少學者評論仍然時不時催促筆者就郝部長的批評作出回應。

筆者近日發表文章，討論香港民意研究遇到的各種問題，一則為世界民意研究學會即將在香港舉行的周年大會鋪路，好讓本地的學者專家能夠以國際視野審視本地的民意研究問題，二則希望在筆者發表下一輪的港人身分認同調查之前，加深巿民對有關調查的認識。

不過，可以預期，以現時的政治環境看，只要港人身分認同感調查繼續進行，有關討論恐怕不會休止。

作者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無恥下流

來源：維權網
信息員：姚正義

    本網信息員剛剛（6月6日下午3點）從湖南著名異議人士李旺陽家屬處得到消息，邵陽警方打電話給李旺陽妹夫，要他與警方一起檢查李旺陽的屍體。
   
    李旺陽妹夫表示，邵陽警方不顧家屬在公正情況下對李旺陽進行屍檢的強烈要求，只是要他一人前往，他擔心警方沒有誠意，有可能得不到公正的屍檢結論。
   
    另外，據本網從多方了解到，目前已有各界人士趕往邵陽，希望能協同調查李旺陽先生的死因及商討老先生的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