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恥下流

來源：DW

中國領導層換代之際，“六四”事件23周年將臨。天安門大屠殺死難者家屬在一封公開呼吁信中表示，胡錦濤和溫家寶在過去10年執政時期錯過了政治改革的“難得機會”。在“中國人權”周四（5月31日）發表的這封公開信中，“天安門母親”遺憾地指出，過去十年，經濟快速發展，為政治體制和對“六四”事件進行公正評價提供了良機，但胡溫坐失了通往政治和社會轉型的這一難得的歷史性機會。在1989年發生的“六四”事件中到底有多少人死亡，迄今還是一個謎。不過，一般認為，死亡人數至少以數百計。死難者家屬多年來要求澄清中國現代史上的這一黑暗篇章，懲罰責任者，並向罹難者及其家屬提供賠償。在公開呼吁信上簽名的有121人。

無恥下流

來源：民主中國

“民主集中制”是中共立黨和黨內的生活准則。中共立國後又確立為國家政治生活的組織原則。但是，民主集中制的本質是民主還是集中，對此，許多人的認識是模糊的。《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建國後一系列錯誤決策出台和毛澤東的個人專制的一個重要原因歸結為“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至今，中共中尚有不少老者，在回顧以往不幸歲月時，也往往責怪民主集中制沒有得到實行。認為要促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民主化，就要切實貫徹民主集中制。至於新生代的中國人，也大都弄不清民主集中制的本質，弄不清這一制度是有利於中國的民主化還是相反；在向現代民主國家轉軌過程中，是應當堅持還是修正這一制度？本文通過歷史與理論層面的分析回答這一重大問題。

“民主集中制”提出的初衷是為了建立集中制，確立中央的絕對權威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首次提出“民主集中制”這一概念是列寧。不過，列寧開始提出時是“集中制”，那是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說：“作為黨組織的基礎的基本思想，實際上可以歸結為以下兩點。第一個思想，即集中制思想，是從原則上確定了解決所有局部的和細節的組織問題的方法。”這“是唯一的原則性思想，應該貫穿在整個黨章中”1 .“集中制要求中央和黨的最遙遠、最偏僻的部分之間沒有任何壁障”，“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個黨員的絕對權力。”2��
   
    1904年，盧森堡對列寧的“集中制”思想提出了批評意見。他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一文中，雖然也認為集中制對於改變黨組織的分散性是必要的，但她強調，集中制根本不是在工人運動的任何階段都可以實現的絕對概念；社會民主黨不能建立在黨的戰士對中央機關盲目聽話和機械服從的基礎上。按照列寧集中制的原則，“中央委員會成了黨的真正積極的核心，而其他一些組織不過是它的執行工具而已。”盧森堡因此認為列寧的集中制是“極端的集中主義”、“無情的集中主義”。她還認為，如果黨內由黨的中央機關的統治來代替大多數人的統治，由中央委員會對工人階級活動實行監督來代替工人群眾對黨的機關活動的監督，“那就是錯誤的”。她還說，“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一部分人力圖使充滿希望的、生氣勃勃的工人運動通過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中央委員會的托管來防止失策”，這不免是一種“主觀主義”3.
   
    針對盧森堡的批評，列寧在1905年將“集中制”的概念更改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列寧申明，集中制有專制主義的集中制、官僚主義的集中制，而俄共所實行的則是民主的集中制。也就是說，集中制有兩種。1905年12月俄共第一次代表會議上，列寧對民主集中制補充了它的民主方面的內容。列寧說：“黨是根據民主的原則組織起來的。這就是說，黨的一切事務由一律平等的全體黨員處理或者通過代表處理；並且，黨的所有負責人員、所有領導人員、所有領導機構都是選舉出來的，是必須向黨員作報告的，是可以撤換的”。4 1906年俄共四大所通過的黨章規定：“黨的一切組織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ミ@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提出到確立的簡單過程。
   
    盡管列寧稱他所提出的集中制標以民主的集中制，但其重點是“集中”，這一貫為列寧所強調。譬如，1920年列寧仍強調：“無產階級的無條件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5 列寧還認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要求在黨內仍“需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6 .“誰要是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點（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7
   
    列寧還將集中制的原則推廣到了第三國際。1920年7月，他在《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的報告中，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起來”（重點號為原文所有）作為加入共產國際的重要條件。他強調：“共產黨必須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組織起來，在黨內實行像軍事紀律的鐵的紀律，黨的中央機關必須擁有廣泛的權力，得到全體黨員的普遍信任，成為一個有權威的機構。只有這樣，黨才能履行自己的義務。”8 他還指出：“凡是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應該稱為：某某國家共產黨（第三共產國際支部）”。各國黨必須聽命於共產國際的領導，對此，中國共產黨是有深刻的體會的。按照集中制的原則組織起來的第三國際是與第二國際的一個顯著差別。正如列寧所說：“共產國際是在非常激烈的國內戰爭的情況下進行活動的，因此，它應當比第二國際組織更加集中。”9����
   
    列寧十分強調集中，但全面考察他的治黨思想，也有其民主的思想遺產。概而述之：1.黨的代表大會是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應每年舉行之；2.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是大會的執行機關，必須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3.在黨內設立與中央委員會相並行的監督機構，對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實行監督（地方類推）；4.黨代大會代表經黨員民主選舉產生，黨的中央和地方機關的領導人經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並可以撤換；5.黨代大會和各級機關黨委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當少數的意見遭到否決後少數者必須執行組織決定，但在思想上仍可保留並宣傳自己的主張；6.黨員在黨內有發表自己意見的自由。列寧在世時是努力實現上述思想的。不過，列寧的治黨思想的雙重性，以及由於當時所處的環境使他更多地強調集中，為斯大林日後通向個人專制留了一條門徑。斯大林主政後，為強化個人集權，急劇地扼制黨內民主，通過消滅所謂“反對派”使民主化為烏有，使民主的集中制蛻變為絕端的集中制、恐怖的集中制。這是蘇共體制中致命的內傷！它必然導致蘇共的衰落，最終被人民所唾棄。

中共貫徹“民主集中制”：向來偏重集中、限制民主
   
    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的中國共產黨自然是以“民主集中制”作為自己的組織原則。將這一原則正式寫入黨章的是中共六大（1928年7月）。六大黨章規定：“組織原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其他支部一樣，其組織原則為民主集中制。”10中共七大（1945年5月）黨章對民主集中制作了如下概括：“民主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11.這一概括影響十分深遠。
   
    什麼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什麼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劉少奇在七大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出版後改名為《論黨》）中作了解釋。關於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劉少奇說，黨的領導機關是由黨員選舉出來的；黨的決議是從群眾中集中起來的，並由黨員的代表們所決定的；黨的領導機關的權力是由黨員群眾所授予的；黨內的秩序，是由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因此黨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不是離開民主的，不是個人專制主義。關於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劉少奇說：“黨的一切會議是由領導機關召集的，一切會議的進行是有領導的，一切決議和法規的制訂是經過充分准備和仔細考慮的，一切選舉是有審慎考慮過的侯選名單的，全黨是有一切黨員都要履行的統一的黨章和統一的紀律的，並有一切黨員都要服從的統一的領導機關的。這就是說，黨內民主制，不是沒有領導的民主，不是極端民主化，不是黨內的無政府狀態。”劉少奇還指出：“黨內民主的集中制，即是黨的領導骨干與廣大黨員群眾相結合的制度，即是從黨員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黨員群眾中堅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黨內的群眾路線。”12
   
    在中共七大前5年，即1940年，毛澤東在闡述“新民主主義政治”時就明確提出，未來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13 到了1945年的中共七大，毛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更明確地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14 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劉與毛對民主集中制的表述完全一致：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一表述從此便成為經典，影響至今。二是那時的毛已不再將民主集中制局限於黨內，已擬確立為國家制度，直至今日成為憲法的基本條款。��
   
    中共九大、十大是在“文革”期間召開的。十一大（1977年8月）是在“文革”結束後不久召開的。這三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章，“大大地向後倒退了，特別是把民主集中制搞亂了”。15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經歷“文革”之後、中共開始復蘇的一次轉折性會議。會議公報也談到了民主集中制，指出：“由於在過去一個時期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強調民主和集中的辯證統一關系。”16 三中全會對過去實行民主集中制的情況雖進行了反省，但上述表述有兩點值得注意：1.依然把民主和集中看成是民主集中制的兩個側面；2.指出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意味著到了某一時期就需要強調集中了。不久以後所發生的情況證明了這一點。��
   
    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對民主集中制的提法有重大改變，提出“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高度的集中”，放棄了從七大以來所一貫強調的“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提法，並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六條基本原則。
   
    這六條基本原則是：
   
    （1）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
   
    （2）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除它們派出的代表機關和在非黨組織中的黨組外，都由選舉產生。
   
    （3）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黨的地方各級領導機關，是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各級委員會。黨的各級委員會向同級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
   
    （4）黨的上級組織要經常聽取下級組織和黨員群眾的意見，及時解決他們提出的問題。黨的下級組織既要向上級組織請示和報告工作，又要獨立負責地解決自己職責範圍內的問題，上下級組織之間要互通情報、互相支持和互相監督。��
   
    （5）黨的各級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凡屬重大問題都要由黨的委員會民主討論，作出決定。��
   
    （6）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要保證黨的領導人的活動處於黨和人民的監督之下，同時維護一切代表黨和人民利益的領導人的威信。��
   
    十四大、十五大通過的黨章重申了這六條基本原則（其中（4）、（5）兩條文字略有增加）。但在總綱中恢復了“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的傳統提法。十六大和十七大的黨章總綱中，都重申“堅持民主集中制”，重復“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提法。這是值得重視的。
   
    中共從六大（1928年）民主集中制的確立到十七大（2007年）已有80年的歷史了。其間貫徹最力、影響最大的是七大對民主集中制的概括，即“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可能是鑒於“文革”的沉痛教訓，十二大、十三大沒有出現“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一提法，但到了十四大、十五大，以及十六大、十七大，又恢復了這一提法。以筆者之見，中共貫徹民主集中制80余年來最大的問題、也是最難解之結，恐怕就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
   
    所謂“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按劉少奇的說明，大凡民主生活中所要解決的各種問題，諸如召開大會，作出決議，選舉領導機關和領導人，都是在領導者的指導、安排下進行和實現的。顯然，這種民主不過是將領導者的意志化為群眾的意志，將領導者的號召化為群眾的行動；其間即使允許發表一些不同意見，但以不違背領導的基本構想為前提，即必須在政治上與領導者保持一致。所以，這種民主，實為主民、訓民也。主民者，為民做主、代表人民決定人民之命運也；訓民者，教化人民、使之成為馴服工具也！民主既然為集中所駕馭，所以貫徹民主集中制可以歸結為以下一個公式：集中—民主—集中。前一個“集中”是領導者的構想、方案、計劃等等，後一個“集中”是經過“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成為全黨全民所認可的決定、章程、制度等等的“民主成果”了，就是說，後一個“集中”已有一層民主薄紗的包裝了。問題在於，民主要由集中作指導，使它在一開始乃至整個過程中不可能超越集中的框架與軌道。所以，貫徹民主集中制，從出發點到落腳點都是保障集中，限制民主。如果上述分析是符合邏輯更符合歷史事實的，那麼，我們怎麼能期望通過貫徹民主集中制來健全黨內民主生活，克服家長制和個人專制呢？怎麼能期望通過貫徹民主集中制對重大問題展開充分的討論和辯論，從而防止重大決策的失誤呢？！我們知道，黨的多次代表大會都提出或規定過黨內民主的一些內容，但在實際生活中都難以實施，並難免化為烏有。七大與八大的黨章在民主方面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特別是鄧小平在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健全黨內民主方面提出了富有開拓性的意見，但結果都沒有得到貫徹。即使“文革”之後的十二大、十五大所通過的黨章中關於民主集中制的六條基本原則中有關民主方面的規定，又有多少是兌現的呢？另一方面，集中和集中領導下的民主總是做得很到位、很有“成就”，這難道不值得深思嗎？
   
    還須說明，“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是中共的創造。這一提法並不符合列寧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的初衷。列寧主張的是民主的集中制，即這個集中制是民主性質的，或是通過民主的方式、程序所實現的集中制。至於黨內應該有那些方面的民主以及如何實現民主，列寧也提出了一些意見，但他沒有說過，要在集中指導下去實現民主。
   
    “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在黨內是壓倒一切的。那麼，是否出現過不同意見呢？到現在為止，我們發現對此提出質疑者僅一人，就是蔡和森。他在《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中寫道：“……另一方面，民眾的黨內生活全未形成，既無黨的討論，又無選舉制度……務使下級黨部完全依賴上級黨部的指導，黨裡完全是聽從號召的士兵。……真是鐵的組織鐵的紀律一般，可是伏在裡面的危機是很大的。……養成的習慣是：只有上級機關的意見和是非，而沒有下級黨部及群眾的意見和是非。……鐵的紀律成了威壓黨員的工具，而上級指導人卻有超越此鐵的組織和鐵的紀律的一切自由。”17 蔡氏這一卓見長期塵封，鮮為人知，即使在今天，仍彌足珍貴。這說明，在中共黨內具有現代民主思想的人才太少太少了。

“民主集中制” 是中共立黨和黨內的生活准則。中共立國後又確立為國家政治生活的組織原則。但是，民主集中制的本質是民主還是集中，對此，許多人的認識是模糊的。至於新生代的中國人，也大都弄不清民主集中制的本質，弄不清這一制度是有利於中國的民主化還是相反；在向現代民主國家轉軌過程中，是應當堅持還是修正這一制度？本文通過歷史與理論層面的分析回答這一重大問題。

“民主集中制”概念的邏輯矛盾以及可憐的“少數服從多數”
   
    就概念而論，“民主集中制”不能認為是一個嚴謹的科學概念，邏輯矛盾顯然是存在的。“因為，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在運作過程中已經包涵了集中。有哪一種民主最後沒有集中呢?除了無政府狀態的大民主，凡是制度化程序化的民主最後都必然產生集中。如作為民主最基本形式的選舉，最後必然產生集中：從候選人中產生正式當選人。如議會通過一項法案，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序最後也必然產生集中；通過或否定該項法案。既然民主本身已經包涵著集中，因而就沒有必要再加進一個‘集中’的概念”。18
   
    其所以必須有“集中”的概念，因為這是提出這一制度的初衷，這在前面已有交代。列寧首創這一制度就是為了強化黨內的集中，樹立中央的權威。只是經過盧森堡的批評，列寧才在“集中制”之前加了“民主的”的定語，稱之為“民主的集中制”，以避專制主義集中制之嫌。但是，即使稱之為民主的集中制仍然是畫蛇添足。如前所述，民主本身已包涵集中，稱為民主制不是更好。可見實質在於領導者所需要的那個“集中”。
   
    概念中的這一邏輯矛盾使這一制度帶有先天性的缺陷。譬如，既然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那就必須規定如何通過民主的程序來達到集中。遺憾的是，無論是俄共還是中共的黨章中，或者是缺乏這樣的規定，或者雖規定了民主的某些內容，但它對於集中並無內在的邏輯關聯，或者說，它對集中並不存在保障民主的制約關系。那麼，這種“民主”能有多少實際意義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以十二大、十五大的黨章中的第十條關於民主集中制的六項基本原則(上述已列)來加以說明。這六項規定，大部分都是民主方面的內容，這是令人欣喜的。可是它對集中存在何種制約關系呢?我們所見到的，只是既有民主的內容，又有集中的內容，兩者平行羅列，卻沒有經過民主達到集中的清晰概念。這樣的民主盡管規定得很多，但集中歸集中，民主歸民主，它們是兩股道上的車。
   
    例如，六項基本原則的第一條（它歷來被認為是民主集中制的精髓），就存在這一缺陷。該條原則是：黨員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這“四個服從”中，既有民主的內容(少數服從多數)，也有集中的內容(其余三個服從)。有人因此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到底是“少數服從多數”還是“多數服從少數”的疑問。
   
    王貴秀認為，“民主集中制”的本質是“少數服從多數”。他將“民主集中制”定義為：“民主集中制是以少數服從多數為基礎的集中制”。19 他指出，“四個服從”中只有“少數服從多數”是最基本、最一般、最本質的原則，其他幾個“服從”雖然也是重要原則，但畢竟是由“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定的，派生的。他的理由是：第一，黨的“組織”、“上級”和“中央”是在相應的範圍內和層次上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選舉產生的；第二，“個人”、“下級”和全黨各個部分所服從的決策、決定是被選舉產生的“組織”、“上級”和“中央”在各自的範圍內和層次上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的。據此，王貴秀認為，這幾個服從，歸根到底都是建立在“少數服從多數”的基礎上的，受“少數服從多數”決定和制約的。20
   
    王貴秀的分析將“四個服從”中的“少數服從多數”與其他三個服從之間的內在聯系作了闡釋，說明“少數服從多數”是四個服從中最基本、最本質的原則，是其他幾個服從的基礎。但這一分析不是對歷史和現狀的概括，而是他對四個服從內在關系的一種純邏輯分析；而實際生活卻是另一番情形。在歷史和現實的環境中，更多的情況是黨內多數人的意願必須服從少數人的意志。“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往往徒有虛名，通行的潛規則是“多數服從少數”， 甚至“全黨服從一人”。這種情況，我們切不可忘。
   
    直到1980年1、2月，鄧小平仍強調：“現在和以後一個相當時候，更要著重強調該集中的必須認真集中”。 認為民主集中制“這幾條裡面（指‘個人必須服從組織，少數必須服從多數，下級必須服從上級，全黨必須服從中央’），最重要的就是全黨服從中央。”我們知道，現行體制下，中央就是中央政治局，持別是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而不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民主集中制的本質是“集中”再一次得到證明。
   
    令人悲哀的是，受著“黨文化”長期灌輸（即在“黨的培養教育”下），黨員已成了黨的馴服工具，成了“黨奴隸”。可以不無誇張地說，在毛的時代，絕大多數黨員和黨的干部，在受到黨的組織不公正（或不明不白）處分（應當說是懲罰）時，——或受到誣陷凌辱，或面對批判處分，或投入監獄受刑，總之，在身遇冤屈與不幸時，他們總是這樣安慰自己（或別人安慰他們）：“要相信組織，要相信黨。”“組織上一定會弄清我的問題的。”“黨犯了錯誤，黨自己一定會糾正錯誤的。”有的甚至認為，“這是組織上對自己的考驗。”因此，“想不通要努力去想通。不理解要努力去理解。”這同“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韓愈）的忠君信條幾乎沒有差別。在“黨崇拜”的氛圍下，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是不折不扣的鐵律，是全體黨員的“緊箍咒”；在多數壓根兒沒有表達機會的情況下，“少數服從多數”不過是一種擺設！歷史的記錄是，民主集中制是多數服從少數，全體服從一人。這是中國幾千年專制主義的“君臣之綱”的現代版本。
   
    再說，“少數服從多數”充其量只能是一個准民主的原則。現代民主觀認為，少數與多數同樣重要，在某種情況下甚至比多數要重要得多；只是在有關公共生活的重大問題上只能按“多數決定”行事，但對少數人的意願同樣給予尊重與保護，否則便是“多數人暴政”了。所以，現代民主奉行“多數”與“少數”並重的原則，它不要求少數絕對地服從多數。考茨基認為：“保護少數派是民主發展的必不可缺的條件，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多數派的統治。”21 至於在文藝、學術、信仰等領域更不能搞“少數服從多數”了。中共對“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即使實行得較好時期，也只能允許少數保留自己的意見，但也往往因此受到歧視性待遇，得不到信任與重用。在專制主義盛行時代，黨內或國家機關通過重大決定時往往出現“一致通過”的“盛況”，原因是少數者一旦表明自己的態度，便會受到迫害。這說明，在“少數原則”沒有確立的地方或時候，便沒有民主。

“民主集中制” 是中共立黨和黨內的生活准則。中共立國後又確立為國家政治生活的組織原則。但是，民主集中制的本質是民主還是集中，對此，許多人的認識是模糊的。至於新生代的中國人，也大都弄不清民主集中制的本質，弄不清這一制度是有利於中國的民主化還是相反；在向現代民主國家轉軌過程中，是應當堅持還是修正這一制度？本文通過歷史與理論層面的分析回答這一重大問題。

毛澤東的集中主義思想，是現代專制主義的理論基礎
   
    要從集中制的羈絆中解脫出來，還必須對毛澤東就這一問題的有關言論作一清理。毛自1943年確立為中共的首腦人物之後，其威望日增。中共七大，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建國後，他的思想又成為國家的統治思想。毛的思想其影響超越了他主宰中國的年代。鑒別他的思想，以便跨越集中主義的屏障，是一個頗為艱難而緊要的任務。
   
    1、民主與集中，何者更為重要呢?毛澤東早在1942年就明確回答：“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如果不懂得這一點，就“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制”。22 集中高於、重於民主，明白無誤。毛後來進一步說明：“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23目的是什麼呢?是集中。所以毛說：“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24本文已經說明，民主本身已包涵集中，但毛澤東將集中確立為一個獨立於民主之外和之上的目標，而民主只是達到集中的“一種手段”。毛的這些言論，十分明白地告訴人們，共產黨是要民主，還是要集中？也告訴人們，民主集中制的出發點是民主還是集中？
   
    2、民主與集中的關系，有時候也出現一種折衷主義的傾向。毛澤東說，民主與集中是“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25 這裡，首先是將民主集中制分解為兩個相對獨立的側面，這不符合民主集中制概念的本義。按其本義，民主是制約和限定集中的，集中決不能游離民主而自成側面，否則成了另外一種性質的集中制了。其次，在分解為兩個側面之後，孰輕孰重、誰主誰從呢?毛的回答是，不能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這就是，既要民主，又要集中。這裡的問題是，本來是統一的一個東西，現在變成了兩個東西，而且又要不分主次以同等的態度去爭取它；可是，實際的執行卻不可能這樣(且不說這種態度與“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之說相抵牾)。根據情勢的需要，有時(如1978年思想解放那段時間)強調民主多一些，更多情況下強調集中多一些是常有的事。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所稱：“過去一個時期內，離開集中講民主，民主太少，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這意味著，到了另一個時期就應當強調集中了。以後的歷史發展完全證明了這一點。由此可見，折衷是不可能的，結果總是傾向於集中。
   
    3、怎樣實現民主呢?毛澤東在1956年強調：“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26 他說，有些人以為在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議會民主自由多。從那以來，有領導的自由，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成了不得違抗的國規了。如果說，七大提出“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一規則還只是在黨內實行，自那以來則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准則了。中國特色的民主“特”在那裡呢?就在於，民主是在集中指導下實現的。譬如，議會作為近代以來民主的像征，是伸張與凝聚民意的機關，但移植到中國以後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雖然1954年我國也組織了這樣的代議機構——人民代表大會，並被憲法確定為最高的國家權力機構；人民作為國家主人就是通過這一機關表達他們的意志、行使他們的權力的。但在人民代表大會之上還有黨，“人大”應在黨的領導下行使它的職權；也就是說，在最高權力機關之上還有更高的權力機關。這就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在人大工作中、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運用。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我們這種形式的民主比西方國家民主有著更多的民主與自由。這種民主形式的實施已半個世紀了，即使不與西方的議會制度作比較，就自己所走過的道路進行反省與總結，也可以深知其弊端了。最關鍵的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是嚴重違背民主原則與憲政精神的。不然，為什麼人大很早就有“橡皮圖章”和“表決機器”的譏稱；而對西方國家的議會，無論在其本國，還是在我們這裡都無人封此雅號呢!中國的人大在很長時期內“一致通過”是常規，西方的議會裡有反對票和棄權票才是常規。在中國的人大，發表領袖所不高興聽的意見必遭厄運，在西方的議會裡，反對當局的政策，與政府首腦唱點反調是正當的權利。如此等等。既然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裡民主之處境如此可憐可卑，那麼普通公民還能享受多少民主呢?或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與西方國家的民主黨、共和黨、自由黨、工黨、社會民主黨等等有一個最大的區別，即中國共產黨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因此，人民在行使各種民主權利時必須有黨的集中指導：黨把人民指向火海，人民就奔向火海；黨把人民帶向天堂，人民就升上天堂。人們常常感嘆，由於民主集中制沒有貫徹執行，因此產生這樣或那樣的不幸後果雲雲。這實際上是莫大的誤會。應當說，民主集中制是一以貫之地得到有效貫徹的，正因為得到不折不扣的貫徹，才發生這樣那樣的不幸後果。
   
    4、民主必須有集中作指導，還可以從毛澤東對民主的界定中得到進一步說明。毛澤東認為，民主就是向人民進行教育，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裡就寫道，解決人民內部的問題，“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在1950年6月的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裡，又說到：“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來說是用專政的方法”，即“強迫”的方法。“對人民來說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即“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工作”。27 到了1956年，毛又重申：“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28
   
    民主，是對人民進行教育。通過教育使他們提高覺悟，拋棄原來不正確的認識；使他們理解黨的政策和指示，自覺地加以貫徹執行；使他們改掉缺點與錯誤，改善與領導的關系，消除同志間的隔閡；使他們履行公民的義務，更好地遵守國家的法律法令，如此等等。對人民進行說服教育，而不是壓服，這就是民主。這種對民主的理解是否妥切，暫且不論。以對人民進行教育而論，就有一個教育的主體問題，即誰來向人民進行教育呢?不言而喻，這個主體就是人民的領導者，享有各種權力的大小官員是也。領導者向人民進行教育，內中蘊含著一個提前，即領導者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總是比人民高明、正確，領導怎麼說總是有理的。因此，領導者總是教育者，人民總是被教育者。民主為什麼必須有集中作指導，原來如此。那些領導總是高瞻遠矚，明察秋毫，統籌全局，千千萬萬芸芸眾生的老百姓為了不致迷失前進方向，必須接受領導的教育；還必須懂得，接受教育就是享受著民主的權利。但這樣的民主恰好與民主的本義相背。因為民主應當是公民有參與國事、監督政府、揭露官員的失缺之權，以此使得政府官員不敢濫用權力、違背民意。所以，民主是人民選擇與監督政府之權，而不是相反。“教育人民說”決不能認為是在實行民主，稱為訓導人民的做“馴服工具”或許更為恰當些。
   
    毛澤東還有一個經典的公式：“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對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注意這裡的“對”字。雖只一字，十分關鍵，也反映了毛澤東的民主觀。“對人民實行民主”，就是說，在人民之上，有一個主，它解放你，領導你前進，還給你民主。於是，民主之多少與有無，給的是什麼樣的民主，是教育還是壓服，皆決定於上。說是“百家爭鳴”，結果“輿論一律”，說是“說服教育”，結果“全面專政”，這都是“對”的結果；一個“對”字，表示人民仍然無權，無民主之權，只能無限期地期盼賜予。他不對你“對”，你有什麼辦法呢?毛澤東這一公式已流行50余年了，其中那個“對”字卻一直被人們所忽視，未有體會其深深的意韻。人民已習慣於一種“對”的地位，也不好怨天尤人了。
   
    1962年，毛澤東談到了民主集中制。在這個講話中，毛對民主作了另一種表述，即“讓人講話”。言論自由當然是民主的一種表現。問題在於這種權利也是上頭給的，所謂“讓”也。其實，“讓”與“對”，都是同義詞語。可以讓你講話，也可以不讓你講話。可以言者無罪，也可以言者有罪。主動權皆在上、不在下，皆在官，不在民。毛澤東說，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所以首先要發揚民主，讓大家講話，發表各種意見，然後加以集中。集中什麼呢?毛說，就是集中正確的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叫做集中統一。這裡至少有兩個問題。第一，誰來集中?自然是握有各種權力的領導者。有權者集中無權者的意見，大權者集中小權者的意見，享有最高權力的統帥集中全黨全國的意見。第二，所謂集中，就是集中正確的意見，這當然很好。可是，在各種意見中，作為享有集中權的領導者以什麼作根據去判斷哪種意見是正確的，哪種意見是不正確的?這個根據，就是領導者主觀感覺。領導者認為哪種意見正確就集中哪種意見；或者說，哪種意見符合領導者的意想就集中哪種意見。結果，民主（讓人講話）不過只是虛晃了一槍。對這種集中，領導者當然可以拍拍胸膛說，沒問題，照此辦理吧!至於實踐結果如何，那就天曉得了。紕漏一出，領導就拍拍屁股，溜之大吉也：或易地做官，或說一聲“我應當承擔領導責任”就完事了。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這一講話之後，“你(們)民主，我集中”，“群眾民主，領導集中”，“委員民主，書記集中”的現像頗為流行，說明這一講話不但沒有推進黨和國家生活的民主，反為家長制提供了新的依據。
   
    5、民主必須有集中作指導，從毛澤東所倡導的群眾路線領導方法中也體現了這一思想。毛澤東說：“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中堅持下去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29 毛澤東稱：“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30
   
    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是中共的傳家寶，是毛澤東思想精粹之點。毛提出此方法時中共還是一個在野黨。這一方法幫助中共克服困難產生過重要作用。但是，執政後如果不是運用民主與法律體制來治理國家，還是依賴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處理復雜的國家事務，陷入人治主義的泥潭那是在所難免的。因為，在未有國家政權之前，一則需要人民支持，二則如果領導失誤，革命立即受到損失，在那種情況下，不聯系群眾、不傾聽群眾的意見行嗎?可是，革命成功、權柄在握之後，則是另一番情景了。這時候的群眾，是被管理、被領導的對像了，是群眾聽我的，而不是相反；若與領導發生矛盾或衝突，通過說服教育等方法，歸根到底要統一到領導的立場上來。一個人有了權，如果沒有制度的約束，決不可能像打天下的年代那樣兢兢業業地去走群眾路線。再說，此時的群眾將會以另一種眼光、另一種語言來對待你；至於別有用心的人更會獻上種種殷勤。如果你再擺一點官架子，還能聽到多少真話呢?
   
    十分重要的還在於，毛澤東倡導的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在思想深處仍然沒有跳出“為民作主”的傳統理念，也就是說，毛澤東思想即使其成熟階段在政治思想方面仍沒有超越被封建倫理家視為美德的“民本”思想。因為，在實行群眾路線過程中，其能動的主體始終是領導者，群眾始終是被動的客體。是誰從群眾中來，是誰到群眾中去?是誰將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是誰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始終是領導者。沒有領導者這個主心骨，群眾的意見不可能集中起來，也不可能回到群眾中去貫徹執行。群眾所要表達的意見，只有領導者深入到群眾之中時才能有機會“暢所欲言”；群眾所期盼的政策只有領導者作出決定並下達貫徹，群眾才可得益。這裡，不但群眾的一切活動都是在領導者集中指導下進行的，而且，群眾所面臨的是禍是福、是亂是治，也全出於領導之決定。由此可見，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與民有、民治、民享為主旨的民主思想，不能不認為是大相徑庭，有天地之別。

結語：清理集權主義遺產是當代中國啟蒙之要務
   
    在向現代民主的轉軌過程中，將民主集中制修正為民主制是無可回避的。本文的分析表明，這一制度是排斥民主、保障集中的制度，它與民主精神回然相異。集中是它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不難理解，這一制度是60多年來集權制運行和維系的基本工具。而集中的內核是什麼呢？是“一黨專制”，是黨的寡頭專制；毛澤東時代是毛專制（其頂峰是文革內亂），鄧小平時代是鄧專制（其頂峰是“六四”屠城）。它是那個時代發生的災難、罪惡與挫折的總根源。遺憾的是，這一制度的反民主本質尚不為許多人所認識，他們為其中的民主詞藻所迷惑，朦朦朧朧，不甚了了。由於沒有對這一制度的歷史與理論作一系統的清理，存在這種情況，或許在所難免。筆者一直認為，當代中國的啟蒙僅正面張揚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意義是不夠的。清理沉重的集權主義遺產，幫助人們解脫現代專制主義的桎梏，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注釋
   
    1、《列寧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228頁。
    2、《列寧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440-441頁。
    3、引自《盧森堡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513頁，514頁。
    4、《列寧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418頁。
    5、6、7、《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81頁，200頁，201頁 。
    8、9、出處同5，312頁。
    10、《列寧毛澤東和鄧小平論民主集中制》（附錄），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4年版，285頁。
    11、引自王貴秀《論民主和民主集中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117頁。
    12、《劉少奇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59頁。
    13、《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卷670頁。
    14、《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卷1058頁。
    15、出處同⑾，118頁。
    16、《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0頁。
    17、引自顧乃忠“東方文化的形態學透視”，南京，《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
    18、應克復，“黨要領導得好，就要受監督”，北京，《炎黃春秋》，1999年第8期。
    19、出處同⑾，141頁。
    20、出處同⑾，140頁。
    21、轉引自“少數意見保留權與黨內民主”，北京，《科學社會主義研究》，1989年第6期。
    22、 《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823頁。
    23、24、25、《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368頁。
    26、出處同（23），367、368頁。
    27、出處同上，28頁。
    28、出處同上，368頁。
    29、30、《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901頁，9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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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RFI

近日，中國媒體的內部對立又有新的爆發點出現。連續兩天之內，來自廣東的《時代周報》因反駁《北京日報》的文章，導致高層赴京向後者登門道歉；門戶網站騰訊網的新聞中心也因為改動《環球時報》社論標題而被迫向後者刊文道歉。
   
    近一個月以來，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連續發表多篇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文章，攻擊西方“和平演變”，維護現行體制，如指責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作秀”，並要求其公布財產。 而最近引起爭議的，是該報於5月18日發表的評論文章《唱響主旋律是中國媒體的社會責任》，措辭強硬地宣稱，中國社會不需要“打著‘客觀報道’的旗號指手畫腳的媒體”。
   
    來自廣東的《時代周報》於5月24日刊發文章《直面真相就是媒體的社會責任》，采訪了文化學者朱大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陳力丹和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展江，針鋒相對地提出“媒體發言須尊重常識”、“警惕以左牟利”、“馬克思是捍衛新聞自由的代表”，雖然文章並沒有點《北京日報》的名，但在采訪中點名批評了《北京日報》社長梅寧華。
   
    據媒體人士透露，《時代周報》刊發文章後，梅寧華極為不滿，向宣傳部門進行反映。而著名左派文人司馬南也在網上指控稱，“南方系新秀《時代周報》用一個整版點名對《北京日報》撰寫愛國主義主題社評的負責同志進行人身污蔑，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新動向。”
   
    在官媒壓力之下，5月29日上午，《時代周報》社長宋浩、總編輯李遠謀從廣州趕到北京，據《北京日報》官方微博稱，二人“就周報近日所發嚴重錯誤文章，向北京日報及主要負責人誠懇道歉，表示此文完全有違新聞操守，要嚴肅處理責任人”。
   
    “道歉”消息傳出，輿論一片嘩然。香港衛視副台長、著名媒體人楊錦麟質疑“這個《時代周報》還能容得下激情和理想嗎？”媒體人秦訇質疑，在不觸及政治紅線的情況下，因為道理之爭而導致一家媒體高層親赴另一媒體道歉，可謂聞所未聞。而媒體人丁補之稱，這一道歉姿態，是主事者沒有擔當，是沒有信仰堅持，是價值觀模糊的結果，而時代周報不惜自我羞辱以求全，是這個事件最大的悲劇。
   
    針對《時代周報》高管“嚴肅處理責任人”的表態，已經有媒體人士呼吁密切注意並盡力保護撰寫該文的特約記者翁一、實習生路詩麗的職業前途。
   
    5月30日下午14點，《時代周報》官方微博上發布若有所指的四字“清者自清”，下面有大量網友表態力挺，似乎和此前的新京報一樣，用“自選動作”來隱晦表達對高層決策的質疑。
   
    幾乎與此事同時，《環球時報》5月29日針對劉志軍案發表社論《反腐敗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攻堅戰》，文中稱“腐敗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關鍵要控制到民眾允許的程度。”
   
    大陸門戶網站“騰訊網”新聞中心轉載此文時，根據上述論點將標題改為《環球時報：要允許中國適度腐敗》，引起輿論關注。與《環球時報》同屬人民日報系統的人民網在二次轉載時，更加上“民眾應理解”字樣。而最具諷刺意義的是，環球時報官網“環球網”在自動抓取人民網內容時，也原封不動照抄了“要允許中國適度腐敗，民眾應理解”。
   
    騰訊新聞對標題的修改招致《環球時報》的不滿，主編胡錫進指責騰訊新聞此舉為“惡意改動”、“篡改”。
   
    5月30日下午17點，騰訊新聞發表《致歉聲明》，稱“因改了原文標題導致不必要的誤解，造成不良影響，在此向環球時報致歉。”而胡錫進也表態稱“相信這件事是騰訊網個別編輯所為。今天與騰訊網管理層的溝通總體上是順利的”。
   
    大陸網絡媒體的編輯在編發其他媒體稿件時，針對不同重點修改題目的做法並非罕見，而如何把握適度原則，目前尚缺乏統一標准。如另一門戶網站網易改為“環球時報：民間應理解中國現階段的腐敗現實”，而並未引起太大爭議。
   
    在此次事件中，為數不少的媒體人士認為，騰訊新聞並沒有歪曲環球社論本意，《中國青年報》評論員曹林認為，該社論本身“以虛題掩實論”，是“標題黨”，而騰訊新聞提取的反而是社論中的關鍵論點。
   
    針對這兩件道歉事件，有媒體觀察者稱，“時代周報PK北京日報，騰訊PK環球時報。南方媒體慘敗了，都向北方媒體道歉了。”
   
    《時代周報》和騰訊新聞兩個采編團隊中，有多人來自原南方報業集團，理念上和後者更為接近，因此被外界、尤其是他們的反對者視為“南方系”的組成部分。相反，《北京日報》和《環球時報》是意識形態色彩濃烈的黨報。《北京日報》及其社長近日頻發強硬言論，被《時代周報》借網民之口戲稱為“烏有之鄉倒下去，北京日報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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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很河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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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RFI

陳光誠將“現身”今年香港的六四23周年燭光晚會。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30日表示，目前人在美國紐約的陳光誠，將會透過錄相片段向六四當晚出席維多利亞公園燭光晚會的人，談及他個人對平反六四的看法。李卓人估計，參加今年燭光晚會的人數，將會超過去年的15萬人。
   
    李卓人在記者會上表示，除了陳光誠之外，當晚還將播放內地天安門母親郭麗英和人在台灣的民運學生領袖王丹的錄像談話。
   
    內地失明維權律師陳光誠於2006年被沂南縣人民法院以莫須有的“故意破壞財產和聚眾擾亂交通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零3個月，但出獄後仍遭到非法軟禁及毆打，今年4月逃離山東當地的監視，在熱心人士的幫助下，進入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後在兩國的協議下，陳光誠以申請出國讀書為由，偕同妻子和子女於5月中旬從北京飛抵紐約。
   
    李卓人說，陳光誠的錄相片段目前仍在送交香港的途中，他表示確實有點擔心錄像帶子會趕不到在六四當天送抵香港。不過他說，這次支聯會特別邀請陳光誠講話，希望陳光誠以「給香港市民的話」做主題，談談平反六四，以及如何在中共打壓下堅持維權。李卓人表示，他相信香港人總會有興趣聽一下陳光誠對六四同維權的看法。
   
    天安門母親郭麗英，由於無法來香港與民眾一起參加燭光晚會，只能以錄相片段勉勵香港人，逼使當局為當年血腥鎮壓道歉。被問到為何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今年缺席錄影，李卓人指丁的身體並無大礙，她只是希望讓其他天安門母親都有機會分享一下與香港人一起參加這次的晚會。
   
    由於去年香港警察懷疑使用陰招，以管制交通及維持秩序為名，阻礙民眾進入維園，今年支聯會已成功奪回維持場內秩序的權力。
   
    近年來，有鑒內地開放自由行旅客到香港，每年一次的六四燭光晚會近年來多了不少內地民眾，李卓人估計今天人數將會超過去年的1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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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BBC

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前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複撰寫的《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引發外界紛紜評論。
   
    外界對該書最大的關注，是這本書記錄了因貪污罪服刑而目前保外就醫的前北京市長陳希同在為自己的貪污罪喊冤的同時，稱他在鎮壓六四中的作用被誇大了。
   
    對話錄的作者姚監複周二（29日）在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說，陳希同和他在2011年1月份的第一次談話中就提到兩個問題，一個是否認自己貪污，另一個是他是否在六四時「謊報軍情」，欺騙了鄧小平。
   
    姚監複先生告訴陳希同，他曾就這個問題問過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趙紫陽回答，如果鄧小平會受欺騙，那就不是鄧小平。
   
    聽了姚監複的話之後，陳希同表示完全同意趙紫陽的回答，也就是否定了由於他謊報軍情而導致鄧小平做出鎮壓天安門廣場學生的決定的說法。
   
    這本對話錄中記述，陳希同認為，當時如果處理得當，就一個人都不應該死。
   
    對於官方報道的六四當天死了好幾百人，陳希同表示感到難過，並說，許多事情現在還不清楚，但相信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
   
    陳希同還在對話中申明，自己在1989年5月並不是《李鵬日記》中所說的「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這一說法不符合事實。

撇清還是反省
   
    《李鵬日記》是一本據稱由1989年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在六四期間的日記手稿集成的書，原計劃2010年6月在香港發行，但後來被禁出版。
   
    據後來透露的版本中的內容，李鵬在日記中稱，是當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下令讓軍隊進京，並在北京實行戒嚴，而他自己則是被人用陰謀推到了鎮壓的第一線。
   
    李鵬被公認是鎮壓六四民運的最大劊子手之一。近年來，一些像李鵬和陳希同這樣的被認為與天安門血腥屠殺有直接關聯的人，開始就六四內幕撰文著書。
   
    外人無法知道李鵬和陳希同以及其他類似的人物是否希望推諉或撇清自己的責任，但外界猜測，這種現像是否顯示中共內部已經有反省當年做法的跡像。
   
    1989年的六四民運已經過去了23年，現在當政的中共領導人中已經沒有或很少與當年的鎮壓有直接關聯的人，而下屆的新領導層和六四的關係就更遠了。
   
    與此同時，中國民間和海外民主人士對平反六四的呼聲一年高過一年，前不久還有媒體報道，中國現總理溫家寶也曾提出重新評估六四。
   
    所以許多人相信，隨著中國因經濟發展帶來的與國際社會的更多接觸，以及互聯網在中國社會的覆蓋面越來越廣，中共領導層重新定義六四這樣的群眾運動，應該不會是太遠的期盼。
   
    但《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的作者、曾經採訪過趙紫陽、鮑彤、胡績偉等前中共高官的姚監複先生在接受BBC中文網的採訪時認為，六四在近期內平反沒有可能。
   
    姚監複先生說，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是因為六四上台的，如果為六四翻案的話，江澤民的執政就不合法，他指定的接班人，包括現任中國領導人也就都不合法，所以六四不可能近期被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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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VOA

香港支聯會下周主辦六四燭光晚會，主辦者預料有更多大陸人參加悼念活動。另外，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視專訪的時候表示，聲援中國大陸的維權活動和反中共洗腦是支聯會未來繼續努力的方向。
   
    還有幾天便是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支聯會將一如既往地在六月四日於香港維多利亞公園主辦燭光晚會，主題為“勿忘六四傳真相，民主潮流不可擋”，大會預料最少會有15萬人參加。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在近年看到悼念六四事件的參與者有一個新變化。畢竟六四已經過了二十三年，上一輩的人有可能開始對事件淡化。不過最令他鼓舞的是看到有更多年輕人參與要求平反六四的工作。除此以外，他還觀察到越來越多大陸人士響應支聯會的活動。
   
    李卓人說：“因為大陸現在開始有自由行，他們很容易就能來參與六四的燭光晚會。大家想想看，六四紀念館開幕將近一個月左右，共有六千多人來參觀。我們估計大約有五分之一的人，差不多一千多人，是大陸人。如果大陸人也來六四紀念館，我相信會有更多的大陸人來參加我們的六四燭光晚會。”
   
    支聯會在過去二十三年積極爭取平反六四以及聲援內地維權人士。李卓人表示，未來的工作是要繼續用最快的速度去回應內地所發生的事件，比如說陳光誠事件，鼓勵國內同胞去抗爭；另外還要推動反洗腦教育，就如建立六四紀念館，深入跟年輕人對話，希望在意識形態的爭奪上打贏中共。
   
    中國政府一直嚴禁有關六四事件的討論。當局稱對上世紀那場政治風波早有明確結論，堅稱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符合中國國情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無恥下流

來源：中央社

大陸環球時報日前一篇社論提及「腐敗無法根治」，引發各界批評，中國青年報今天也加入抨擊行列，說環球時報倡「寬容腐敗論」為「禍國之論」。
   
    外界認為言論較為保守的環球時報29日刊出一篇社論，內文指「腐敗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關鍵要控制到民眾允許的程度」，引起輿論撻伐；中國青年報今天針對此篇社論嚴詞批評「禍國」。
   
    中國青年報是大陸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中央機關報，被外界認為有團派色彩。
   
    環球時報這篇題為「反腐敗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攻堅戰」社論表示，「腐敗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關鍵要控制到民眾允許的程度」、「民間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國無法在現階段徹底壓制腐敗的現實性和客觀性，不舉國一起墜入痛苦的迷茫」。
   
    社論稱，「反腐敗不完全是能夠『反』出來的，也不完全是能夠『改』出來的，它同時需要『發展』幫助解決」。腐敗是官員自身、制度及社會「綜合發展水準」的問題。
   
    中國青年報今天則發表評論文章，抨擊「有媒體在評論中拐彎抹角地支持『民眾允許一定程度的腐敗』」。評論文章說，中央領導在各種場合強調了必須對腐敗零容忍，環球時報的社論內容「正是讓人大跌眼鏡的『寬容腐敗論』」。
   
    評論文章表示，若接受環球時報的謬論，「我們的反腐大業必將走入非常危險的境地。這樣荒唐的觀點，不是真正愛護官員，不是真正地為這個國家的前途著想，而是禍國之論」。
   
    這2篇文章在大陸網路上快速轉發，多數網友支持中青報對環球時報的批評，有網友表示，「令人沮喪，從高薪養廉說已經發展到寬容腐敗說，不難想像，將來的官媒台詞更難編寫了」。
   
    有網友激動地在微博寫道：「寬容高鐵嗎？寬容強拆嗎？寬容腐敗嗎？寬容豆腐渣工程嗎？寬容政府的不作為嗎？寬容指鹿為馬嗎？寬容三聚氰胺嗎？我們為什麼要寬容？！」。
   
    大陸官方媒體新華社今天也轉載了中青報的評論文章，同時也轉載紅網另一篇旨在批評環球時報社論、題為「『允許腐敗』是誤國之論」的文章。

無恥下流

來源：中國青年報

　　有專家近日透露，中國3.5億人飲用水不達標，近百城市無備用水源。事實上目前從源頭到水廠再到水龍頭的各個環節均有可能存在污染。要想真正讓人們喝上放心的水，國家需要從水源頭，到水廠，再到水龍頭三方面發力。

　　據《中國青年報》5月31日報道，目前中國水源地質量主要受哪些因素影響，中國人大環資委副主任委員張文台認為，水源地首要面臨的問題是濕地萎縮，萎縮後濕地將失去自我淨化的能力。濕地萎縮主要由濫開荒種地造成。二是水資源枯竭會造成水源地的水源不充足。三是森林被破壞失去涵養水源的能力。四是水源地附近“三高”(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企業排污也會污染水源地。

　　張文台建議，源頭方面要加強水利工程建設，恢復水資源周圍的生態，加強植樹造林。同時要保護濕地，確保水源安全，並杜絕“三高”企業出現在水源周圍。

　　此外，水廠應做到24個小時監測。通過現代化的管理手段，過濾、淨化。農村要實行“集中供水，集中居住，集中教育”，逐步實現農村飲用水的水廠集中供水。

　　三是加強水網建設。部分水網年久失修，合格的水進入到水網中，也會由於一些鐵管生鏽造成重金屬污染。

　　公開報道顯示，住建部在2002年、2003年曾調查數百個城市的供水管網，發現管網質量普遍低劣，不符合國標的灰口鑄鐵管占50.80%，普通水泥管占13%，鍍鋅管等占6%。這三類低質管網主要鋪設於上世紀70年代至2000年之間。2000年後城鎮新鋪管網有很大改進，但已鋪管網改造卻不多，質量低劣的管網大多數仍在服役，主要分布在老城區地段。

　　“應加快管網更換，老管網逐步退役。整個管網全國要投入幾千個億，因此要逐步推進。要安裝過濾、礦化等現代化應急設備。現在一些單位家庭安裝礦化籠頭去除污垢，但從根上還是要更換管網，用現代化手段清洗管網。總之要把好水源、水廠、龍頭三關，才能喝上清潔的水。”張文台說。

　　單一水源供給的隱憂

　　近年來，中國水污染事件頻發，去年，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縣境內一電解錳廠尾礦渣暴雨後流入涪江，造成涪江江油、綿陽段200多公裡水體指標超標，影響沿岸江油至綿陽段城鄉過百萬居民正常飲食用水。而2012年年初，中國就發生了兩起環境污染事件。先是位於廣西的龍江發生了鎘污染事件，河池宜州市境內龍江河段被污染，流至下游的柳江，威脅了柳州市的飲用水安全。龍江鎘污染事件還未平息，江蘇鎮江2月初又發生了苯酚污染城市水源地事件。這兩起事件因為威脅到柳州、鎮江等數座城市居民的飲水安全而備受關注。

　　“一次次事故的發生，讓人們逐漸認識到，城市供水的關鍵是確保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能向市民提供清潔安全的飲用水。保障飲用水安全不能單純局限於防範污染事故發生，而在於當突發性污染事件發生後，能否迅速啟動備用水源，這已成為當前一個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龔世萍建議應盡快建立和保護備用水源地。

　　環境保護部2010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314個地級以上城市中，216個城市建設了備用水源，占68.8%，沒有備用水源地的城市還有近百個，絕大多數城市都是單一水源的供給形式，尤其在南方多數城市都以地表水作為單一水源。

　　調查表明，中國地級以上城市備用水源建設情況尚可，但也存在一定問題，如因水體污染、水量不足、疏於管理等種種原因，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在中國，絕大部分城市依然存在水源儲備和應急供水設備儲備不足、管理及工程技術措施不落實、缺乏對突發性水污染事故做出及時反應的監測系統等問題，在突發性污染、輸水設施故障、特殊干旱年份等緊急情況下，應對將極為被動。

　　事實上，唯一水源地或者單一水源的供給方式，難以規避風險，一旦水系面臨危機可能一擊即潰。從近年發生的水危機事件來看，江河湖渠的水源因受外界因素的干擾，而受到不同程度污染的可能性越來越大。眾多工業企業分布在江河湖庫附近，造成水源污染事故隱患難以根除，單一水源不僅不能滿足需求，還將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的發展，一旦水源發生危險，必將造成社會的恐慌。為此，除了規劃流域內的產業布局外，更需要在水源地的開發上多做文章。建立備用水源地，成為保障城市飲用水安全、提高應對突發水污染事件能力的必然選擇。

　　龔世萍建議：第一，合理規劃、科學建設新的備用水源地。本著“類型互補、水量保證、加強保護、科學管理”的原則，進行水源選址和工程建設，在選擇備用水源時，應考慮與在用水源類型的不同，保障水源不會同時出現問題。在用水源是河流型時，應選擇地下水或者湖庫型水源作為備用水源。

　　第二，加強備用水源的保護和監督管理。備用水源應執行與在用水源相同的管理要求。要劃定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加強保護區內污染源及違規行為的整治、加強保護區內非點源控制;開展水源地水質常規監測，定期開展水質全分析;加強保護區上游的風險控制和預警等。只有做到這些，才能解決城市備用水源建設率高，而應對突發事件能力低的問題。

無恥下流

來源：中央社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資深中國專家強生指出，薄熙來案像徵中國集體統治共識不再適用，外國別管中國的閑事。

　　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新任中國研究主任強生(Christopher Johnson)，曾任中央情報局資深中國事務研究員，過去20年間曾處理台海飛彈危機等重大國際事務。他在「外交事務」期刊撰文指出，薄案雖然涉及法律，但中國高層撤除薄熙來的職務是政治企圖，薄熙來胡作非為，他本人和妻子薄谷開來近乎色情猥褻的報道充斥媒體，這在過去中南海權力鬥爭極為罕見。

　　他表示，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鬥爭殺紅了眼，而如今牽扯到政治權力，更沒有界限。今年秋天中南海政權移轉，薄案的影響和後果將陸續浮現，好戲還在後頭。

　　強生分析，王立軍向美國成都領事館要求政治庇護，和遭謀殺的英國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背後有英國政府的介入，使得中國領導層握有大量所謂外國勢力介入的證據，而中國社會正急切想了解，「惡意的外國勢力」在薄案扮演的角色。

　　他認為，美國和其他國家看薄案最好靜觀其變，外界得避免管中國政權轉移的家務事，從各角度來看，外人無法利用薄案遂行其他目的。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主政以來倡行的「集體領導共識」，以國家為主體的模式，似乎在中國躍升為國際強權的時刻發揮正面效用。但所謂集體共識決定過程，結果是推遲政策，或根本不做決定拖延問題，也使得胡錦濤的領導權力備受質疑。

　　強生以美中關系發展為例研析，相對於過去中國領導人，難以看出胡錦濤過去10年願意冒政治風險，推動華府北京之間的連系，但在朝鮮和美中軍事聯系上，中國保守勢力介入，認為美國阻撓中國的崛起。

　　胡錦濤雖居高位10年，但無法控制中南海其他勢力，反而附和保守聲浪，造成華府北京關系無法推進，加深雙方策略上的不信任。

　　強生指出，薄案凸顯北京集體領導模式的問題，所謂的「北京共識」已經破碎。

無恥下流

來源：蘋果日報

大陸官場黑暗，早不需要薄熙來事件提醒。正如不少八卦周刊，總會不時爆出女星的「培訓」價錢，食飯飲茶費用車船津貼等，早不需要多一個章巨星提醒我們女星的身價如海歸派一樣，喝過洋水的，絕非土生土長的地頭蟲可望其項背。難怪上至高官下至平民百姓家不惜變賣家當送小兒小女到外國接受開光。

　　薄熙來事件若只有政治黑暗的一面並不足以吸引大眾追讀至今，反而一連串花邊新聞小道消息最令人欲罷不能。早兩年，見到海歸俊男薄瓜瓜公子，要公安開路跟女友去旅行，在外國讀名校泡鬼妹，廿多歲的年輕人夫復何求。你有他這麼牛的爸，反正法拉利也不用你買，到夜店也有一幫自稱兄弟的人幫你埋單，設身處地，又何以拒他人的慷慨呢?若果堅要風骨的話，豈不是丟兄弟的臉?國情之下，這比貪污的罪名更大啊。

　　薄瓜瓜畢業哈佛碩士了，以為這個章回快要結束，內地傳媒就即時爆出繼動車事件以後，中國最大的另一動：章巨星互動。據聞她一動，就得六百萬。既然到外地那麼辛苦學英語拍戲，又得裝開心走紅地毯取悅老外男友，在祖國一動，就動得家鄉整條村的同胞加起來十輩子的勞動力生產總值。你說這一動背後的權力意味，跟武則天相比是否有過之而無不及?

　　生意人是世上最精打細算的動物。要老子付上一條村十輩子的總勞力去跟你一動，未免吊賣得太高啦。收到首期後，少不了多幾次事後服務，才算得上待客之道。出過洋留學是見識的像徵，泡過洋妹就是雄風的特徵，上過國際級女星簡直是神一般的性徵。在內地搞企業要吃掉上百個億已不足為奇，但中國出品的國際級女星寥寥可數，這樣的稀世珍品自己享受過，當然也要跟兄弟干一杯。

　　據報道指，用一千萬安排章某跟薄熙來互動，在○七年到一一年間互動超過十次。平均接近一百萬一次。按財力農村勞力比計算，每一動也相等於整條村人口總勞力的一輩子血汗，每一動都可謂有母儀天下的能力。而根據中央發出的數據，章某的總動力收益達七億人民幣，當中只有一億八千萬來自前巨企高管的徐明。

　　未計人民幣升值，十年內單收現金已有七億，平均每年七千萬。比甚麼國家級運動員窮一生為國家在世界舞台上奪金付出的精力動力還要多幾倍至幾十倍不等。我開始質疑大陸家庭重男輕女，畢竟生個男的，最多也只能做到黃曉明般，但生個女的，在當今中國電影與荷李活接軌的年代，女兒變成國際影壇迷倒一眾洋漢觀眾的超級女星的機會率，必然比生出一個迷倒鬼妹的國際男影星高出多倍。

　　章巨星的時薪比世界上任何一種有瘋狂薪水的職業還要高。碧鹹的幾百萬周薪誇張吧，但章某的還要嚇人。根據美國性愛治療師研究，七至十三分鐘是最佳愉悅持久度，看徐明這類中年體形略胖的男人，假設平均值七分鐘。按每次動金接近一百萬計，七億即是七百次。七百次乘以七分鐘，不過是大約八十一小時多一點，即時薪平均大約八百六十萬。除了中國大陸，這個世界還有這種機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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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希望之聲

　　5月30日，大陸主要網站娛樂版的頭條多是章子怡公開否認與薄熙來案有關。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主持人劉因全分析了薄熙來案為什麼要扯上章子怡。他認為這種八卦新聞既有可能讓人們更了解薄熙來，又有可能衝淡人們對薄熙來案主題的關注。

　　劉因全分析薄熙來案中牽扯到章子怡，(錄音)這個問題也是一個雙刃劍，一方面這個消息的傳
播，會對薄熙來形成一些負面的看法。這對大家認清薄熙來是什麼人是有好處的;另一方面，它同時也會衝淡了主題和偏離主題。比如說人們都去關心那些八卦了，這樣就會讓人們對薄熙來其他的一些貪腐問題、刑事問題、甚至政治問題淡漠了，不是那麼關心了。我認為，人們的主攻方向還是要看他的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刑事問題，包括他的一些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看他這些方面的問題對人民的危害。

　　海外江系網站博訊5月28日爆料，和薄熙來關系密切的大連商人徐明說，他和薄熙來都與章子怡有性交易，徐為此向章付出上千萬元的酬金，並且章子怡現在已遭到官方調查，並限制出境。29日香港的蘋果日報、大陸官方媒體都紛紛轉載。

　　章子怡的團隊5月29日通過新浪微博發表公開信，稱將通過法律手段對居心莫測的誹謗者追究到底，並已通過香港律師事務所向不實報道的媒體發出了律師函。同一天，正在廣州拍戲的章子怡發了一條微博，借用廣州的天氣讓拍攝雨景時只好人工降雨來說出自己的想法：那就是這造假都造上天了。

　　劉因全：(錄音)一種可能就是這件事就是真實的， 因為在薄熙來身上發生這種事太可能了，他具有產生這種事情的條件和基礎，所以對薄熙來有看法的人聽過這個消息以後，就盡快地來傳播，要人們認清薄熙來是個什麼人。另一種可能，有些人為了幫薄熙來的忙，就故意的放一些這一類的消息，來轉移人們對薄熙來其他問題的一些視線。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兩個方面都有可能，因為我們不掌握第一手的證據，就沒有辦法來確定。

　　現年32歲的章子怡是中國電影女演員，曾和多位國內國際著名導演和演員合作，有一定國際知名度。從2009年起，大陸相繼爆出“潑墨門”、“詐捐門”等有關她的負面消息。事後她曾透露，外界壓力過大時曾想到自殺。

無恥下流

來源：旺報

繼獨家報導章子怡因捲入薄熙來案被調查等，海外中文網站「博訊」昨天再爆料說，根據不同管道消息證實，章子怡經徐明和薄熙來發生關系的內幕屬實。事實上，這些訊息源還給博訊提供了另外5個名人、明星的名字，其中2人來自央視。

　　30日的獨家報導說，章子怡是否會出現在30日晚的珠海(應為海口)頒獎儀式上，不能說明章子怡的這些麻煩，因為章子怡只是做為可能證人被問話，目前她在國內是自由的，只是出國被限制。在過去，曾有數名女星捲入各種貪腐案，但通常不會判刑入獄，只是讓她們還錢換取自由。

　　如果她出席了本次在香港的頒獎典禮，那才是奇蹟。章子怡最簡單、有力的否定這個報導的辦法是到香港或美國露個面，其他的否認努力都是徒勞的。

　　博訊還說，章子怡的公關團隊多年來和媒體、網站建立了聯系，這次可能通過新華社的一名編輯發布了一個短新聞，聲稱章子怡是干淨的，但這說明不了任何問題。知情者向博訊說，章子怡的法律案子都是「雷聲大、雨點小」。

　　「例如，轟動一時的京城潑墨門最後什麼結果都沒有，連解釋都沒有。這種虎頭蛇尾的做法是因為一旦進入法律程序，很容易曝光章子怡更多內幕，並證明謠言成為事實。」

　　相信章子怡本人也知道博訊這一報導，所以她昨天在微博上特別點出「今早在香港與律師共商維權方案」。推特上也有人發文說章子怡昨天在香港機場並拍下照片。

無恥下流

來源：中央社

離開中國大陸的維權律師陳光誠，當初反對地方政府執行一胎化政策，不過目前人在美國的陳光誠可能因反墮胎的人權形像，意外踩到美國長期糾結的政治地雷。

　　美國媒體連日來大幅報導陳光誠事件，使他成為反大陸一胎化政策的人權鬥士，根據「華盛頓郵報」報導，美國反墮胎團體「全國生存權委員會」(National Right to Life Committee)等組織，希望透過陳的人氣在美國推動具政治爭議的立法限制女性墮胎和節育。

　　陳光誠一家人19日抵達紐約，媒體訪問和國會聽證會邀約不斷。不過墮胎議題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具高度政治敏感性，陳光誠發言稍一不慎，即有可能涉入美國政治風暴。

　　美國反對立法限制墮胎和節育人士認為，保守派剝奪女性身體自主權，對女性發動戰爭;贊成團體基於宗教信仰等理由指出，墮胎剝奪嬰兒生存權，雙方叫陣已久。

　　對華援助協會主席傅希秋對華郵指出，「希望各界別用美國政治毀了陳光誠」，許多人也告訴他墮胎在美國是長期分裂的問題，未來發言必須特別小心，有的該說、有的不該說。

　　美國反墮胎團體在網路高調宣傳陳光誠在大陸反對一胎化的事蹟，希望美國社會效法，在總統大選期間推動反墮胎和節育的立法。不過美國和中國大陸情況南轅北轍，關鍵在陳光誠是否瞭解美國國內政治。

　　積極安排陳光誠赴美的紐約大學法律系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表示，「最後還是得由陳光誠決定想說的，他無懼惡勢力，說他想說的，沒人會限制他。」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Mitt Romney)陣營已多次抨擊歐巴馬總統未對中國人權問題施壓，甚至默許大陸的一胎化政策，選舉期間將不會放過這些議題。

　　陳光誠一家人來到美國計劃休養和讀書，卻意外捲入政治爭議，他將在美東時間31日舉行首次公開記者會，說明未來的計畫，近期內還將出席智庫活動和國會聽證會。

peerox

终于来了！
“无耻”兄弟辛苦。

無恥下流

　新聞背景

　　北京西城檢察院四年來共收強奸案43件，每年收案量十幾件。在這些案件當中，有一起強奸案令人發指，該案發生在北京西站。宣某在站內見身體虛弱無力反抗的被害人馬某正在地上睡覺，眾目睽睽之下將其強奸。在此過程中，竟無人加以制止。

　　事發地北京西站。資料圖

　　微言大義

　　佚名：太多的路人甲、路人乙……

　　沉默的一代：何其冷漠!

　　楊芳: 天子腳下，該男子夠猖狂!路人也夠麻木的!這是什麼世道?

　　姚立: 這個社會是怎麼了，是什麼東西讓道德如此淪喪。

　　卡卡拉: 無人制止…太可怕了，這都什麼人啊。都下地獄算了。

　　lucifer1 ：北京西站!火車站不是有警察嗎?

　　qingxiaoyiban ：試試在我們山東，這種人早就被現場打死了。

　　宋志剛: 肯定又是誰家的臨時工沒管好。

　　邢丹丹: 你見死不救，也不要怪別人對你見死不救

　　42341：我希望警方弄個制止指南，什麼情況，怎麼判斷是什麼行為，我用什麼方法去阻止。

　　shanzaishanzai2011：我國的法律必須更改了!以前看過報道，盜賊被追入河中淹死，追究追趕盜賊人的責任事件，這種保護罪犯的法律誰還敢見義勇為!

　　路人為何對色狼公開強奸婦女視而不見?

　　小悅悅事件一度震驚中外，顯然，這並非個案，在偌大一個中國，幾乎每天都有路人對他人的苦難視而不見。因為生活中充滿了陷阱，所以，絕大多數人都抱持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我們坐車的時候便不難看到，一些小偷旁若無人地偷乘客的東西，目擊的乘客卻置之不理，有些膽小的乘客甚至還極力躲閃。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感嘆：“中國的社會道德滑坡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如果說小悅悅事件只是一個個案，那麼，在眾目睽睽之下的北京西站，身體虛弱的婦女被色狼強奸，而路人卻視而不見，則足以說明社會道德的敗壞，因為制止色狼強奸比制止汽車碾壓小悅悅要簡單得多。

　　當你對身邊的人說中國社會道德水平如何敗壞時，總會有人為之辯護，認為你的標准太高，並且始終認為好人占大多數。其實，正如一個人走進廁所，開始感覺氣味難聞，等一會兒就感覺不明顯一樣。一個人生活在一個社會，如果不具備正常人的理性的話，很難對一些事情有公正的是否評價。

　　在中國，雖然人口達到了十幾億之多，但很大一部分人卻早已對一些不良社會現像習以為常，所以，看到他人被偷、被搶、被強奸，往往不會動惻隱之心，更不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要說一個社會壞人占了大多數，自然沒有人會相信，但是，在中國人當中，能夠稱得上好人的人太少，最多的人是好事、壞事都不干的人。不過，這種人在很多時候其實是沉默的助紂為虐者。在北京西站發生的這起強奸案當時，如果有一個人挺身而出，那位婦女就不至於慘遭色狼蹂躪了。

　　我們在中學時代學習魯迅文章時，老師常常告訴我們民國時期中國民眾的麻木不仁，然而，事實上，當代中國的社會道德水平跟民國時期的社會道德水平絕不在一個檔次。影響一個社會道德水平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社會體制，只要社會體制無法融入世界文明，那麼，原本再完善的道德體系也會崩潰。

　　唐代之所以社會風氣純正，就是因為當時吏治清明，為官者德才兼備，現如今，雖然有復雜的干部選拔制度，但是，該制度實際上卻是漏洞百出，一大批無德無能的人步入官場。最近，河南永城官員李新功強奸未成年少女案以及浙江永康官商嫖宿幼女案讓人明顯感覺到，中國官員，尤其是地方官員的道德品質還需要大幅度提高。只要官員的道德品質足夠高了，社會風氣才可能得到扭轉。當然，要保證官員隊伍的品質，還得讓民眾有用選票決定官員命運的權利。

miracle.cn

六一节与本贴合影留念，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源點

很豐盛的大餐，謝謝提供牆外訊息！

krombach

“无耻”人呢？胡锡进司马南

我爱蓝色的天

提个小建议，楼主可以开第二贴了，这个帖子太长了

無恥下流

    首先聲明，筆者是一個堅定的批毛派，也是一個堅定的批薄派，早在2009年西南王風頭正勁之時，就連發八九篇文章，指名道姓地批判薄熙來——禍國殃民、反動邪惡的毛二世。而且，筆者也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既有平民百姓也有專家學者，其中有不少北京的朋友，但從未聽說過什麼倒薄聯盟，本人也不是倒薄聯盟的成員。

    看山：《薄熙來倒下，天意，還是人為？》是一篇奇文——十分可笑的奇文。
   
    該文的中心思想，在於最後的畫龍點睛：中國需要薄熙來。薄熙來並沒有倒下，反之還將站得更高。——這篇文章和這一段話，受到了著名毛派分子王希哲的大力贊揚。
    可是，現實中的薄熙來確鑿無疑地倒下了。為了說明“薄熙來並沒有倒下”，“看山”首先設問：“薄熙來為什麼倒下？”，然後自答：“真相就是“人謀”。通向重慶變天的每一步，都可以看到人謀的影子。”——此言有根據嗎？作者接著寫道：
   
    早在幾年前，就聽說京城成立了一個“倒薄聯盟”，成員涵蓋政、商、法、學、媒，範圍遍及全國各地，聯通海外。幾年來，相信這個聯盟及其背後大佬已經播下很多種子，嘗試了很多突破方向。重慶“千日維新”的過程，就是反對陣營羅織罪證、張開羅網的過程。
    去年6月，遼寧谷鳳傑案發，王立軍過往的劣跡和瑕疵進入被放大鏡、顯微鏡審視的階段，重慶震撼；8月，中紀委高層赴重慶，據說還隨身攜帶兩明兩暗4個調查組，對王立軍形成“即將采取專政行動”的心理高壓；在心理高壓下，即使有薄熙來作為後盾，“中紀委將拿他怎麼辦？”這一問題，仍時時撩撥著他的神經，以王之大膽彪悍，乃決定竊聽中紀委；當中紀委高層與中央主要領導人通話時，竊聽被中央發覺，王立軍問題的性質乃改變；可以想見的是，同時有“好心人”將中央已發現王竊聽的事實告知重慶，王的心理壓力更大，重慶最核心的部位開始出現裂紋。在這裡，有必要說明一句：由於竊聽是針對中紀委對王立軍展開的調查，而王立軍本身又有竊聽之能（他後來直接啟動了對薄的竊聽），所以薄熙來事先知情的可能性很小。當事後知道王立軍竊聽並被中央發現後，由於性質不同，薄不可能再對王表現出大包大攬；在王的感覺中，這就是薄有可能棄子的表現——策劃者的圖謀終於生根發芽了，經過種種巧妙運籌後，“倒薄聯盟”進入“聽胡”階段。王心中那根憤憤不平的幼苗就成長得越茁壯，最終演變成“搜集薄的不利證據，要麼逼薄與自己綁在一起，要麼出售以邀功”這樣一種清晰思路” 並利用自己手中權力，開始了對薄的偵察和竊聽。
   
    11月海伍德案發，成為底定勝負的關鍵一子。
    此案之“做實”應無疑義。但疑竇在於，此時的薄、王之隙，雖然還沒有公之於眾，然谷開來豈能不知？如果真的事涉凶殺，薄、谷又怎麼可能讓王有接觸事態、甚至掌握證據的機會？從人大記者招待會上薄的態度看，他自信自己是沒多少問題的。因此真相就有了另一種可能。
   
    王立軍太需要一根救命稻草了，他必須掌握薄熙來的致命要害，才可能從絕境中突圍而出。如果沒有很清晰、確定的證據，對於這個敢於竊聽中央的人來說，含糊的可能性也不妨做成確定。關鍵是要給出一個“必須查他”的借口，將其置於聚光燈之下，這是王立軍和“倒薄聯盟”不謀而合的思路。王立軍的作用，就是提供了一個這樣的借口，並且以“滯留美領館”的驚人劇目，使“查薄”如箭在弦上——當箭射出去後，對借口的真偽就不能置疑了，必須眾口一詞。
   
    此時此刻的中央，對薄熙來罪證的需求與王立軍同樣迫切。只有像海伍德案這種大罪，才能將薄熙來一擊而倒，並且不起波瀾。
    中央確實不太可能自己出手制造假案，畢竟現在已經不是“中央文革小組”時代了。但如果是王立軍在基層早已做好了鋪墊，而且一口咬定，中央只需要順手推一把，相信樂於順手一推的，大有人在。
   
    “看山”先生之意很明白，即“倒薄”——構陷薄熙來，是中共中央高層精心策劃的一個大陰謀。
   
    本文的主題就是：批駁這個“倒薄”的“陰謀構陷論”。
   
    （一）、可笑：通篇說道竟然建立在“聽說”、“相信”、“可以想見的是”、“他自信”的基礎之上
    任何政論文章，都是個人思想的宣傳，目的在於使大眾接受自己的觀點，那麼，就不能胡言亂語，思維必須具有論證性。而要保證思維具有論證性，則必須講邏輯，特別應該講形式邏輯的第四個基本規律——充足理由律。
    充足理由律的一項基本要求是：“如果論據是真實的，那麼論題就是正確的”。反之，論據失真，論題必然荒謬。
    通篇說道完全建立在“聽說”、“相信”、“可以想見的是”、“他自信”的基礎之上，這稱得起證據真實嗎？稱得起“論證”嗎？不能不令人嗤之以鼻。
    其實，所謂的“倒薄聯盟”、“倒薄”“陰謀構陷論”，都是主觀想像的產物，無中生有的東西。
   
    （二）、可笑：“重慶“千日維新”的過程，就是反對陣營羅織罪證、張開羅網的過程。”因而，薄熙來倒下了。——“看山”的意思是說：“能干實事的薄熙來被人抹黑陷害了”。
    請注意，“羅織”的內涵：“無中生有地編造、構陷”。還請注意，“羅織”罪證抹黑與成功地“羅織”罪證抹黑是兩碼事。
    請問“看山”先生：
    曹雪芹寫《紅樓夢》的過程，吳承恩著《西游記》的過程是反對者羅織罪證、張開羅網的過程抹黑的過程嗎？
    亞裡斯多德研究形式邏輯的過程、伽利略研究自由落體運動的過程，是反對者羅織罪證、張開羅網的過程抹黑的過程嗎？
    愛因斯坦、哥白尼進行科學研究的過程，確實是反對陣營企圖抹黑的過程，但成功地抹黑了嗎？——“相對論”問世之初，曾受到了全世界100多位著名科學家的反對和圍攻，但最後的勝利者卻是孤軍奮戰的愛因斯坦。哥白尼也曾受到過瘋狂圍攻和企圖抹黑，但在生命的最後時光，他露出了勝利的笑容。
    現代政壇，反對者的確睜大眼睛注視著執政者的一舉一動，總企圖找出瑕疵，更企圖發現罪證。瑕疵在所難免，罪證有沒有？能不能成功地打倒對方，不在反對者羅織，而在於自己到底做了犯罪的事情沒有。
    比如台灣前總統陳水扁，被國民黨盯著，逮個正著。為什麼？他確實貪污受賄了。繼任的國民黨籍總統馬英九，也被民進黨盯著，盯了五六年，一無所獲。為什麼？馬英九光明磊落兩袖清風。
    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領導國際反法西斯聯盟反擊德意日戰爭販子的過程，更是全世界反對者企圖羅織罪證抹黑的過程，但是，他被成功地羅織了什麼罪證，被收進了什麼羅網？——都沒有。
    政治決策暗箱操作的專制國家，能把政治人物輕易打倒（不說理由），但羅織罪證卻並非易事——究竟有沒有罪證？主要還是在於自己是不是做出來過，
    如中共被打倒的張聞天、彭德懷、胡耀邦、趙紫陽等，給他們羅織了什麼罪證？能成功地給他們羅織什麼罪證？——都沒有。
    “看山”先生，從邏輯學上看，你所說的是一個偽命題。
    希望我們都記住：真傑出者自風流，真偉大者自瀟灑。——真正傑出偉大的人物是抹不黑的，永遠也抹不黑——羅織罪證絕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劣跡斑斑惡跡斑斑罪行累累的薄熙來，是被人抹黑的嗎？還需要別人羅織罪證嗎？豈有此理。
   
    （三）、可笑：“真相就是‘人謀’。通向重慶變天的每一步，都可以看到人謀的影子。”與“以王（立軍）之大膽彪悍，乃決定竊聽中紀委”
    按照“看山”之所說，王立軍竊聽中紀委調查組與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電話被中央發覺是通向重慶變天的第一步。——可偏偏這第一步就給看山文中最主要的的論點“真相就是‘人謀’。通向重慶變天的每一步，都可以看到人謀的影子。”提供了反證——非常生動的反證——顯然，這是自摑嘴巴。
    先生，你違反了形式邏輯的嚴禁矛盾律。
   
    （四）、可笑：“真相就有了另一種可能。”
    什麼叫真相？它本身非常簡單，即：事情真實的情況。——如果進一步解釋，則是：跟客觀事實相符合，不虛假；確切清楚。
    顯然，任何事情的真相都是唯一的。與之相對立的，是假像。
    從真相、假像的角度看，“看山”的說法違反了形式邏輯的排中律。排中律的基本要求是：在兩個相互矛盾的思想中，必須確定其中之一為真。
    從真相與“另一種真相”的角度看，它又違反了形式邏輯的同一律，犯了偷換概念偷梁換柱的錯誤。
   
    （五）、可笑：關於竊聽，“薄熙來事先知情的可能性很小”
    “可能性很小”，是想當然之言。如此說來，必有其他可能性——或有一半可能性或可能性大或可能性很大，為什麼不都說出來，然後一一比較排除掉？否則，怎能讓人信服口服？——無疑，這裡又違反了充足理由律。
    其實，搞竊聽，王立軍早在遼寧已經實施——奉薄熙來之指示安裝“涵蓋互聯網通訊的綜合竊聽系統”（他們曾監聽過遼寧省委其他領導人，也曾監聽過赴大連視察期間江澤民的電話），花巨款購進大量最先進的監聽設備，也必是薄所批准，王立軍沒有這種權力。
    在重慶，監聽中紀委調查組與中央最高層的通話，是薄王共同之所需，又是故伎重演，與“看山”的說法適得其反——薄熙來事先完全知情，而且還是薄的指示——其理由，恰如“看山”所言：因為中紀委在重慶展開的調查是針對薄熙來的——即使說調查王立軍其實也是主要調查他薄熙來的，而薄熙來本身又有竊聽之能——需要補充一點，薄太子的個性非常膽大彪悍。
    現已廣為人知，王立軍逃亡美領館之前，曾兩次向調查組舉報，一個匿名，一個是實名。兩次舉報都是關於薄“陰謀政變”，其中包括命令對中央的竊聽。
    薄熙來原來所不知情的僅只是，聰明的王立軍對他的監聽。
    上述監聽圖，正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看山”先生說什麼王立軍竊聽“薄熙來事先知情的可能性很小”——如此瞎想胡猜，實在滑稽。
   
    （六）、可笑：“可以想見的是，同時有‘好心人’將中央已發現王竊聽的事實告知重慶，王的心理壓力更大”
    這也完全是主觀想像——違反充足理由律
    中央發覺重慶竊聽——這件事薄王知道嗎？按道理他們不應該知道——僅僅抓住這個把柄，不足以“倒薄”——因為所謂的倒薄聯盟如果存在，它的目標所指必然是是“使薄落馬”，那麼，必須抓住要害才行——只有實施反竊聽順藤摸瓜進一步調查才是上策，才能查出薄熙來更重大的問題。因此，發覺重慶竊聽以後，中央肯定要對重慶嚴格保密，以免打草驚蛇。
    正因為薄王並不知道中央已經發覺竊聽，所以該文以下所論都是無稽之談。
    反過來說，即使有內奸，薄熙來得知中央已經發覺了重慶竊聽，也並非多麼嚴重之事。——比起其他事情（如謀反），只是小菜一碟；比起尼爾•伍德事件，也是小菜一碟；比起王飆子夜奔美領館，更是小菜一碟。
    有強硬的家族背景，又膽識過人，而且常常辱罵胡溫嘲笑儲君，薄太子豈能被此等區區小事嚇倒？——他一直若無其事泰然處之，此事過後他毫發無損安然無恙，這是歷史事實。既如此，死心跟定薄督升官發財的彪悍酷吏又何懼哉？
   
    （七）、可笑：“（竊聽事件）由於性質不同，薄不可能再對王表現出大包大攬；在王的感覺中，這就是薄有可能棄子的表現——策劃者的圖謀終於生根發芽了，經過種種巧妙運籌後，“倒薄聯盟”進入“聽胡”階段。王立軍確有理由對薄熙來心懷怨憤：現在眼看事情鬧大了，薄熙來竟有“切割”之意，王立軍焉能不憤憤不平？中央將王立軍竊聽事件拖得越久不處理，王心中那根憤憤不平的幼苗就成長得越茁壯，最終演變成‘搜集薄的不利證據，要麼逼薄與自己綁在一起，要麼出售以邀功’這樣一種清晰思路”
     “看山”分明在瞎編——
    薄王黑官黑幫團伙什麼時候開始出現裂縫？
    薄王團伙出現裂縫，問題不在於王立軍，而是發生在薄熙來身上。2011年夏，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討論十八大常委人選時，沒有一票投給薄熙來，10月中旬十七屆六中全會依然不妙。薄深深感到入常的阻力非常大，這時已經有了政變的謀劃——薄熙來政變計劃既然存在，其念頭自然是從不能按正常路徑入常起始。2012年1月從北京發出的信息，使他近乎絕望，因而加快了政變的准備。薄熙來告訴王立軍謀反計劃以後，王反應不堅決，態度消極。薄谷開始對王不滿，由是薄王之間出現裂隙。
    薄王什麼時候爆發內訌？
    2012年1月28日王立軍向薄熙來彙報，指出尼爾•伍德死亡案件，調查線索都指向谷開來，四名辦案警官不願在結案報告上簽名，希望薄熙來妥善處理。薄當即勃然大怒，打了王立軍一耳光，並罵王 “你就是一條狗！”。隨後薄馬上秘密抓捕了五名辦案人員，未幾又抓了一批，共十多人——都是王立軍的心腹。有王立軍的秘書、司機，還有他的副手。其中兩人遭刑訊逼供後死亡、一人自殺、兩人被打殘。——由此，薄王反目成仇。
   
    與此同時，谷開來繞過王立軍，讓公安局副局長郭維國善後，包括銷毀有關證據等。
    “看山”上述所言，姑且不說其歪曲歷史編造謊言，即或指出： 此乃偏見——也違反了充足理由律。
    這裡，“看山”先生隱去了以前薄熙來王立軍之間的特殊關系——王是薄的死黨，他們是一根繩上的螞蚱，利害悠且相關。王立軍作為薄熙來黑官黑幫團伙的核心成員，對薄的大量秘事黑事髒事了如指掌。
    中紀委調查，並非新鮮事。對薄熙來遼寧問題的調查早已在進行之中，薄王都知道。至於調查王立軍——王在東北的污點，除了與薄熙來共同制造的的法輪功血案外，正如該文所言，其余的事情並不大。而中紀委赴重慶調查——所有問題，都是薄王共同的問題。薄熙來如何切割得了？
    既是一根繩上的螞蚱，雄心勃勃的西南王又需要自己的貝利亞、康生，而且王立軍能力超群言聽計從配合默契，而且薄熙來又深知王飆子寧折不彎的剛強個性，他會冷落能冷落敢冷落蒙古族鐵血漢子嗎？
    總之，無論中紀委調查重慶黑打的問題，還是竊聽，都不至於使薄王團伙出現裂縫。——薄王關系是否變化，決定於黑幫幫主薄熙來的判斷—— 一是對上述問題的判斷。王立軍出現任何真正的危機，都會影響薄熙來的安全。他絕不會置之不理掉以輕心。當時他沒有采取異常舉措，說明大可不必擔憂；二是薄熙來對王立軍忠誠度的判斷，當時也沒有發生異常。薄王關系是否變化，還取決於二人之間是否發生了利害衝突？當時也沒有。幫主既沒有改變關系的用心，主僕之間也沒有發生利益糾葛，怎麼會出現裂縫？——相反，只會加強團結一致對外。
    總之，縱使中央施加再大的壓力，縱使王立軍有再大的問題——倘若問題嚴重到了中央有對王立軍實行制裁先兆的時候，或是覺察王立軍暗中下手的時候，薄熙來必然會立馬予以解決，以免引火燒身或養癰遺患。但薄熙來絕不會也不能也不敢與之切割舍車保帥——否則，必將自取滅亡。真到彼時，心狠手辣的野心家僅有一策可取——殺人滅口。而薄熙來並沒有這樣做，足以說明：“看山”先生所謂 “倒薄”是“中央利用王立軍制造借口掀翻薄熙來”——陰謀構陷之說荒謬至極。
   
    （八）、可笑：奇談怪論：王立軍“最終演變成‘搜集薄的不利證據，要麼逼薄與自己綁在一起，要麼出售以邀功’這樣一種清晰思路”
   
    1、王立軍“搜集薄的不利證據”，能達到“逼薄與自己綁在一起”的目的嗎？
    收集什麼對薄不利的證據？這裡指的是尼爾•伍德死亡案。
    尼爾•伍德與薄谷什麼關系？非常密切的好友關系。薄谷與尼爾•伍德之間發生了什麼問題？經濟糾葛。什麼性質？尼爾•伍德有些貪婪。尼爾•伍德是怎麼死的？被薄谷謀殺的。
    再看王立軍與薄熙來的關系，是主僕——當然不如朋友關系。王收集對薄不利的證據——而且是致命證據，是什麼性質？奴才反叛主子。一個本來和主子綁在一起的奴才，居然想用反叛主子的決裂行為達到與主子更緊密的綁在一起的目的，豈不是腦殘者發囈語？
   
    2、再看“出售以邀功”之說——王立軍要把他所收集的薄熙來的致命證據出售給誰，能不能邀功？
    王立軍要把他所收集的薄熙來的致命證據出售給誰？中共中央？非也。王立軍最早想去英國領事館，最後投奔了美國。
    王立軍得到獎賞了嗎？沒有——事實如是。
    眾所周知，王立軍無論是收集薄熙來的罪證，還是投奔美領館，目的是為了保命——生命比什麼都重要。
    應該說，大惡之人王立軍最後為人民立了大功——使中國人民免除了第二次毛禍（也可稱“薄禍”）。不過，人民是個空虛的主體，無從獎賞他。
    現在看看，有什麼理由能導出王立軍“最終演變成‘搜集薄的不利證據，要麼逼薄與自己綁在一起，要麼出售以邀功’這樣一種清晰思路”的結論？沒有任何理由。——滑天下之大稽！——“看山”又犯了“推不出來”的邏輯錯誤。
   
    （九）、可笑：“王立軍太需要一根救命稻草了，他必須掌握薄熙來的致命要害，才可能從絕境中突圍而出。如果沒有很清晰、確定的證據，對於這個敢於竊聽中央的人來說，含糊的可能性也不妨做成確定。關鍵是要給出一個“必須查他”的借口，將其置於聚光燈之下，這是王立軍和“倒薄聯盟”不謀而合的思路。王立軍的作用，就是提供了一個這樣的借口，並且以“滯留美領館”的驚人劇目，使“查薄”如箭在弦上——當箭射出去後，對借口的真偽就不能置疑了，必須眾口一詞。此時此刻的中央，對薄熙來罪證的需求與王立軍同樣迫切。只有像海伍德案這種大罪，才能將薄熙來一擊而倒，並且不起波瀾。”
    本文開端《薄熙來倒下，天意，還是人為？》的一大段引文語言很晦澀，尤以這一小段為甚。既說“掌握薄熙來的致命要害”，又說被人“做成確定”；既說“海伍德案這種大罪，能將薄熙來一擊而倒，並且不起波瀾”，又說“就是提供一個這樣的借口”。——繞來繞去，說不清道不明。
   
    “掌握薄熙來的致命要害”，表達的是，薄熙來自己造成的致命問題（實際上就是罪惡）被人所洞察； “做成確定”的意思則是：某些嚴重問題（罪惡）——主要指尼爾•伍德謀殺案，並非薄熙來所為，卻被他人故意做成了“是薄熙來的問題（罪惡）”——顯然二者是對立的。根據排中律，在兩種相互矛盾的判斷中，必選其一。而“看山”卻含糊其辭，說成是“含糊的可能性也不妨做成確定”，犯了“模棱兩可”的邏輯錯誤。另兩句亦然。
    能斬釘截鐵直截了當說出“中國需要薄熙來。薄熙來並沒有倒下，反之還將站得更高。”這樣的話，可見“看山”毫不糊塗。根據這個論題，“看山”想要說的話必是：“謀殺尼爾•伍德的根本不是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薄熙來更不是主使人。”
   
    顯然，這是整個問題的症結。——是谷開來謀殺了尼爾•伍德，那麼，她罪所應得，薄熙來也脫不了干系，難辭其咎。——案發後近4個月不將谷移送司法機關就鐵定是包庇罪。否則，薄案就是一樁大冤案，中共中央就必須承擔誣陷責任，薄熙來則必將東山再起、站得更高。
   
    讓我們運用邏輯方法加以推理判斷——
   
    1、用直接證法反駁“看山”的判斷：谷開來與謀殺尼爾•伍德無關
    要推出這個結論，必須有充足的理由。什麼充足理由呢？
   
    （1）、谷開來沒有作案動機——不成立。因尼爾•伍德掌握著薄家巨額資產秘密，對薄谷來說是個絕對危險人物，有滅口的極大可能性。
   
    （2）、谷開來沒有作案證據——不成立。因重慶南岸區委書記夏德良已經供出：他提供了氰化鉀給薄熙來手下；並且王立軍將重慶警方調查尼爾•伍德死亡案的大量技術資料交給了美領館；並且已經查明，在伍德把毒液吐出後，谷開來和薄家家奴張曉軍把毒液強灌入海伍德口中。
    所以，“看山”的判斷：“谷開來與謀殺尼爾•伍德無關”，沒有任何理由，又犯了“推不出來”的邏輯錯誤。
   
    2、用反證法證明中共中央的判斷：谷開來謀殺了尼爾•伍德
    假設谷開來沒有謀殺尼爾•伍德——與該死亡案毫不相干，那麼：
   
    （1）、必有其他凶犯——可是幾個月的調查毫無線索，沒有任何疑點。
   
    （2）、尼爾•伍德是薄谷的好友，而且是個外國人，薄熙來必傾力督辦該案——但在這方面薄督毫無作為。
   
    （3）、獨裁體制下獨立王國重慶的辦案警官——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的薄皇帝的下屬，絕不敢將調查矛頭指向皇後——然而，所有調查線索都指向了谷開來——明確指向谷開來，，而且，四位警官還拒絕在含糊其辭的結案報告上簽名。
   
    （4）、2月15日，網絡上就開始爆料：“薄熙來妻子谷開來謀殺海伍德”，這個爆料對薄熙來事件的走勢，具有關鍵性意義。此時——形勢極端嚴峻之時，無論如何，薄熙來都應該鄭重表態以辟謠——而莫名奇妙的是，對此致命問題，在近兩個月時間裡（至雙規前），精明的薄谷夫婦卻一直三緘其口，毫無反應——若無難言之隱，何至於如此？。
   
    （5）、用直接證法反駁“看山”的判斷第（2）條。
    所以，原假設完全錯誤，結論與之相反：谷開來是謀害尼爾•伍德的主凶。
   
    （十）、可笑：前面說“此案之“做實”應無疑義”，緊接著卻說“但疑竇在於……”
    ——分明自相矛盾，違反了形式邏輯的嚴禁矛盾律。
   
    （十一）、可笑：“疑竇在於，此時的薄、王之隙，雖然還沒有公之於眾，然谷開來豈能不知？如果真的事涉凶殺，薄、谷又怎麼可能讓王有接觸事態、甚至掌握證據的機會？”
    簡直是小兒說痴話。
   
    已經說過，此時薄王之間並無矛盾，更無裂隙。再說，尼爾•伍德死亡36小時以後才被發現，酒店能不報案嗎？一個健康的英年男子，一個洋人，一個薄家的朋友突然死亡，市公安局能不高度重視嗎？局長出面調查豈不自然而然嗎？怎麼阻擋王立軍接觸此起重大案件？倘若越俎代庖特事特辦另作安排，豈不是制造矛盾擴大影響反而弄巧成拙嗎？——特別是，倘若薄谷夫婦真想避開王立軍不使他接觸此案，長達36小時干什麼了？為什麼不安排？——而事實是：王立軍力主大事化小不了了之，王立軍謊稱“尼爾•伍德死於飲酒過度”，王立軍決定屍體立即火化，王立軍下令封鎖消息。——這一切說明：正是王立軍在掩蓋凶殺內幕，正是薄谷信任王力軍才在長達36小時的時間裡安之若素沒有采取其他措施。
    這裡，“看山”犯了 “理由虛假”和“推不出來”等邏輯錯誤。
   
    （十二）、可笑：關於“看山”的陰謀構陷論，還有一點更荒誕：“中央確實不太可能自己出手制造假案，但如果是王立軍在基層早已做好了鋪墊，而且一口咬定，中央只需要順手推一把，相信樂於順手一推的，大有人在。”
   
    如此假設，有一丁點根據嗎？——又違反了充足理由律。
    依照這種無釐頭說法，尼爾•伍德死亡案，不僅是一起謀殺案，更是一樁栽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誣陷案，罪魁禍首竟然是王立軍！——王立軍謀害尼爾•伍德，再栽贓陷害薄熙來。
    “看山”先生太有才了！太富於想像了！——不過，我們切磋切磋：
   
    1、倘若此說不謬，那麼，基層必有幾個進行鋪墊的幫手——陪酒、凶殺、調查、鑒定都需要人手，這些幫凶既是王立軍的部下，更是薄熙來的部下，即或他們甘願為二老爺賣命參與謀害尼爾•伍德，然後嫁禍給大老爺，但事發以後，精明強干的西南王豈能善罷甘休？必然要交給法院查個水落石出，可是如此光明正大之事竟然沒有訴諸法院，豈不怪乎哉！特別是對主要嫌犯王立軍，薄霸王絕對饒不了他，但案發後二人依然親密無間，並且依然由王立軍主持該案的偵查工作，豈不怪乎哉！
    所以，“看山”之說大謬特繆也。——歸謬法
   
    2、著名哲學家邏輯學家叔本華在《論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裡，提出了充足理由律的一種重要形式：每一行為必有一個動機。
    這也是人所共知的常識：要作出判斷確定凶犯，不能不分析作案動機。試問：一個與尼爾•伍德了無糾紛之人，為什麼要謀害他？當時與薄熙來谷開來了無矛盾之人，為什麼要陷害他們？
    顯然，“看山”先生犯了“毫無理由”、“理由虛假”和“推不出來”等邏輯錯誤。
   
    3、倘若，“看山”之說不謬，就不能不研究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薄委員，看其人是否有病。——王立軍涉嫌謀殺了自己的好友，居然不追究其法律責任還讓他領導查案；王立軍把屎盆子扣到自己妻子頭上——實際上是扣到了自己頭上，居然逆來順受還讓他繼續當副市長，這個薄大委員不是智障是什麼？不是腦殘是什麼？不是傻大帽是什麼？
    可愛的“看山”先生，你真寶貝！——歸謬法
   
    （十三）、還有一點更可笑：“從人大記者招待會上薄的態度看，他自信自己是沒多少問題的。因此真相就有了另一種可能。”
    一樁重大謀殺案，一個重要嫌犯，竟然能拿他的態度作證據，竟然能拿他的自信作證據，真是今古奇觀！
   
    任何騙子態度都非常好——否則，別人不會上當受騙，難道，因他的態度好能說他是真誠的嗎？
    再說“自信”——
    20世紀中葉，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洶湧澎湃，毛澤東欺騙人民食言而肥倒行逆施建立了空前的極權制度，自己成了無法無天的大獨裁者，全國人民被剝奪了所有的自由權利成了典型的現代奴隸。
    毛澤東說：“一切事實都證明：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較之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極大的優越性。在這種制度的基礎上，我國人民能夠發揮其無窮無盡的力量。這種力量，是任何敵人所不能戰勝的。”還滿懷豪情地吟詩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非常自信。
    1956年，波蘭、匈牙利民眾走上街頭，以和平的方式表達維護國家主權，捍衛民族獨立，實行民主憲政的要求。
   
    在毛澤東的極力鼓動下，蘇聯向布達佩斯派兵17個師進行瘋狂鎮壓，打死2700多人，傷13000余人。另有20余萬匈牙利人成為難民，逃往西方國家。
    事件發生以後，毛澤東非常自信地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23頁）。
   
    1957年毛澤東發動中共的整風運動。他頻頻發表講話，謙恭熱忱地號召黨外人士、知識分子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整風。他信誓旦旦地宣稱： “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放手鼓勵批評，大鳴大放，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是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
   
    於是，中共中央統戰部從1957年5月8日至6月3日召開了13次座談會，國務院和中共中央統戰部聯合召開了25次工商業人士座談會。全國各省（區）、地、市、縣各級黨委也紛紛召開黨外人士、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由主要負責人親自出面到各單位殷勤邀請當地各界精英與會，並懇請他們發言，幫助共產黨整風。
    曾幾何時？——僅僅過去短暫的幾個月！從5月8日算起，僅僅過去1個月！
   
    1957年6月8日，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個大大的黑色日子！
   
    這一天，毛澤東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組織力量准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為《人民日報》撰寫了重要社論《這是為什麼？》，正式下達了震驚世界的反右派令！
    這一天，“百花齊放、百鳥爭鳴”立時變成了：萬馬齊喑，萬花凋零！
    這一天，中華民族的300多萬精英變成了：不如豬狗不如牛馬的社會棄兒、現代奴隸——此後，在歧視中在凌辱中在折磨中苟且偷生了22年！
   
    這一天，“漫漫黑夜乍現曦光”的毛澤東時代頓時又退回到了“暗無天日”的漫漫長夜！
    再看毛澤東，從這一天起，換了另一副面孔另一種語言。
   
    1957年7月8日，上海：“對這些右派，現在我們是圍剿……對右派要挖，現在還要挖，不能松動！……這個時候的右派，現在才曉得和風細雨的好處，現在是暴雨天。”
   
    1957年7月18日，青島：“歷史上留下一大批王八蛋，一路敲鑼打鼓，擁護了7年是假的。到了現在，他們就翹尾巴了。每年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政協會議，總是要對付他們一場。通過法案，他們都舉手；下去視察，他們就找岔子，並且搞組織活動。”……“民主黨派要抓住其中的右派，狠狠地打！……全國人大要改選，經過反右派，一定要換掉一大批！……右派分子雖然多，但頭兒已經打了。把頭子打了，就不好作怪了，以後采取剝筍政策……像張軫那樣的家伙，就要狠狠地整！……今後反右派就是兩個字：一叫深，二叫改。對內和，對敵狠！反革命搞得厲害的地方，要鎮壓！肅反不徹底的要殺一些人！……有反必肅！抓起來再說。不能像胡老頭（胡志明）那樣，‘罪已詔’千萬不能下！……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勞動教養！地、富、反革命，摘了帽子的，要調皮再給戴上，搞個勞動教養條例，死刑不要輕易廢掉。孫悟空沒有緊箍咒不行……各省市對民主黨派，不管其中央，予以腰斬！”
    ——大無賴大流氓非常自信
   
    1958年10月底——1961年，在世界史的黃金時期，在氣候正常的情況下，毛澤東胡折騰瞎指揮一手制造了三年大飢荒又見死不救生生餓死了4500萬中國農民。
   
    1966年初——1976年，慘絕人寰的文化大革命。葉劍英元帥說，整了1億人，整死2000萬。
    此時——繼1958年底至1961年大飢荒以後，偉大中華民族再一次跌入歷史最低谷！——國內生產總值(GDP)從中共建政之初占全球的5 . 7 %變成了0 . 8 %！——在人類歷史上曾經長期領跑的一頭雄獅變成了一只蝸牛！——不肖子孫羞死了我們偉大的先人！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喉舌新華社、人民日報一直在聲嘶力竭地震天高歌：毛主席偉大光榮正確！永遠偉大光榮正確！——非常自信。
   
    毛澤東思想狼奶哺育的中國人民也大跳忠字舞高唱忠字歌熱烈嚎叫：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拯救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們！——非常自信。
    再說21世紀的薄熙來和重慶，刑訊逼供鐵證如山，冤假錯案震驚中外，但直到2012年3月9日，薄熙來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振振有詞地揚言：“重慶打黑，沒有刑訊逼供”——非常非常自信。
    中共第一大貪的貪腐事實早已廣為人知，但薄熙來一再一本正色地宣稱：“薄家沒有任何財產”—— 非常非常自信。
    薄熙來自信：在專制體制下，中國人民不會知情，都是傻瓜。
   
    請問可愛的“看山”先生：因為自信，就沒有問題嗎？真的沒有問題嗎？——你又犯了“毫無理由”、“理由虛假”和“推不出來”等邏輯錯誤。——這叫胡說八道。
   
    談到“看山”先生在薄熙來問題上的胡說八道，不能不談到他對當代中國及中共中央的批評。應該說，他的許多批評言之有理，是正確的。的確，當代中國危機四伏病入膏肓；的確，當代中國現狀無情地宣布了鄧式跛足改革（只進行經濟改革）的破產；的確，中國已經到了非改變現狀而不可的時候。
    我們自由民主派跟崇毛挺薄派的分歧在於方向：我們主張順應時代潮流走民主憲政的道路，“看山”們卻主張走薄熙來道路——其實也就是毛澤東道路。雙方截然相反。
    自由民主派為什麼反對走薄熙來——毛澤東道路？因為現代中國一切重大社會問題——如貧富懸殊貪腐泛濫特權橫行民權不保等等，都是制度性問題——是什麼制度造成了中國當代嚴重的社會問題？主要是政治上一黨專制制度和經濟上的偽公有制制度。這樣的制度是誰建立的？毛澤東。
   
    自由民主派為什麼反對走薄熙來——毛澤東道路？還因為這條道路曾經制造了人類史上最大的災難——一連串災難，是一條血淚成河成江成海的罪惡道路，是死路一條。
    當代中國，無論多麼黑暗有多少罪惡，比起暗無天日的毛時代還是有了一些亮色；比起獸性勃發的毛時代還是有了幾分人性——畢竟終止了傷天害理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治國方針，畢竟廢除了禍國殃民的計劃經濟、一統偽公有制體制和人民公社，畢竟拋棄了嚴重傷農害農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制度、統購統銷制度、城鎮流浪人員收容審查制度等惡制度惡法，畢竟平反了數百萬起冤假錯案，畢竟為數千萬人去掉了賤民身份，畢竟告別了供給奇缺的票證制度，畢竟取消了幾千年的農業稅，畢竟創建了低級司法體系，畢竟初步建立了面向全國的福利保障制度；畢竟加入了世貿組織經濟獲得了巨大發展；畢竟大幅度地減少了絕對貧困人口……畢竟營建了微文明景觀。
   
    因此，我的一位朋友說：現在的社會再壞，也比毛澤東那時候好一百倍。
    因此，大凡不再愚昧的中國人決不允許重走毛澤東道路，使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重吃兩遍苦重受二茬罪。
    因此，可以說，胡溫及王立軍為中國人民立了大功！
   
    看山這篇文章使人們看到，往昔竭力抨擊普世價值的崇毛邪教分子，現在也在大談特談人權和民主——為了拯救薄熙來。應該說，這對中國民主化的進程不無好處——不過須知，1948年以前，毛澤東也曾高調頌揚過人權和民主。故而，善良的人們需要警惕，這是復辟狂們的曲線復辟之術。
   
    最後，談一談“可笑”——此前，我連用了13個“可笑”。需要說明，知識欠缺並不可笑，這是正常現像。人類有文字以來——5000多年來，幾百億人參與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實踐，知識的海洋廣淼浩瀚，任何個人所涉及的知識都非常有限，都有很多欠缺之處。因此，任何人都不應該嘲笑一般的無知之人。
   
    但對於“二般”無知之人——明知而故意歪曲事實欺騙民眾其說漏洞百出不能自圓者，如黎陽、王希哲、張宏良、司馬南、孔慶東、“看山”之流，則不能不鄙視、不能不說“可笑”。——我與黎陽、張宏良等毛派大腕都交過手，深知其底細。
   
    這一類人並非無知者而是知識分子，但他們是昧良心的知識分子。他們深知中國人民曾經遭受的巨大災難，深知毛澤東是個大災星罪惡滔天，但他們為了維護欺壓人民的特權制度，便泯滅良知絞盡腦汁繼續進行愚民宣傳，繼續編造毛澤東神話，繼續忽悠專制體制下無知的部分百姓，崇拜迷信歡呼毛是大救星——（請正直的共產黨人想一想，全世界共產黨黨歌——《國際歌》的歌詞寫得很清楚：“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中國崇毛邪教搞的是哪一套？）
   
    出於同樣目的，這一類人仍然大力吹捧倒台後的薄熙來。盡管他們深知高唱道德之歌的薄熙來與毛一樣道德敗壞是個大淫棍；盡管他們深知高調宣傳“共富”的薄熙來搜刮侵吞民脂民膏380億，約相當於普通農民家庭財產的300多萬倍——是中共當代第一大裸官第一大貪官；盡管他們深知薄熙來讓重慶市民唱紅繼承革命傳統卻讓自己的妻兒移民到資本主義國家窮奢極侈是何等的荒謬；盡管他們深知重慶打黑是以打黑為幌子劫財害人害命以懲腐為幌子鏟除異己瘋狂破壞了改革30年以來的經濟成就和司法進步又制造了堆積如山的冤假錯案；盡管他們深知唱紅是大搞形式主義大興個人崇拜邪風全國受其影響浪費了2700億公弩；盡管他們深知所謂的重慶模式是大肆舉債5000億不可復制的面子模式政績模式窟窿模式傾家蕩產模式；盡管他們深知薄熙來在重慶是個獨裁者為所欲為無法無天；盡管他們深知薄熙來涉嫌多宗謀殺案陰險歹毒；盡管他們深知薄熙來殘殺了幾千個法輪功學員雙手鮮血淋淋……
    然而，對於此等貨色，這一類人依然歌頌他是新時期的大救星! “看山”依然喧囂：“這樣的圖騰”、“這樣一面旗幟”、“這樣的領導人，正是我們想要的”。——誰們想要的？無非是貪官污吏罷了，無非是邪教徒而已。
   
    話及於此，需要談談看山先生的第14個“可笑”——最大的“可笑”：
    既然大談特談民主，怎麼能拿一個瘋狂踐踏人權草菅人命的獨裁者做中國走向民主的圖騰？既然大談特談正義公正，怎麼能拿一個大裸官大貪官（本人正是中國貧富懸殊最生動的活例）做追求正義公正的旗幟？既然大談特談法治，怎麼能拿一個無法無天者做實現法治的政壇領袖？
   
    可愛的先生，你再一次自摑耳光，又違反了嚴禁矛盾律！
    似此等凶犯歹徒，在哪一個民主國家能受歡迎成氣候？
   
    至此，奇文《薄熙來倒下，天意，還是人為？》的所有論點全部土崩瓦解，變成一地雞毛。看山先生，你說可笑不可笑？
    因為昧良心歪曲事實胡編亂造蒙騙民眾，所以，不僅可笑，而且可惡可憎可恥！
   
    話說回來，看山先生的大作不堪一駁，陰謀構陷論可以休矣！

無恥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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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六四”死難者離世二十三周年。今年秋天，中共將要召開十八大。
   
    回顧十年前，在中共的十六大上，確立了所謂“胡溫新政”。 我們作為“天安門母親”， 曾鄭重地向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發出過如下的呼吁：
   
    “我們真誠呼吁貴黨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以解決“六四”問題為契機，平復民怨，化解危機，達成民間與政府的和解，從制度上防止大規模社會動亂的發生。
   
    “如果貴黨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承認民主、人權是現代文明人類追求的普世價值；如果貴黨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承認民主、人權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那麼，我們作為中國公民就有理由期待貴黨新一屆中央委員會，拿出對國家、民族長遠利益負責的膽識和魄力，重新評價“六四”，果斷地結束一黨專制的陳舊體制，以此推動並著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全方位改革。”
   
    可惜！時過境遷，十年一場南柯夢。
   
    十年前，民主、人權至少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口頭上還承認是人類的普世價值，而在今天，國內的主流媒體和互聯網，已把“普世價值”掃進了垃圾堆，更不用說把民主、人權視為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六四”問題的公正解決，也變得遙遙無期。人們對於未來感到極度的無奈和迷茫。
   
    人們還發現，當年“天安門母親“所提出的問題一個都沒有減少，反而迅速地遞增、激化了。中國對人權和公民權的侵犯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中國的貧富懸殊急劇拉大，中國的制度性腐敗一發不可收拾，人們的道德底線幾近崩潰，社會的突發性群體事件此起彼伏……。“維穩”成了中國當前保持執政黨政權穩固的第一要務。這十年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巨大制度性傷害無法估量。
   
    在胡溫任期內，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本來可以為啟動政治制度改革、公正解決“六四”遺留問題提供大好時機。但是，以胡錦濤為首的因循守舊僵化官僚白白放過了這十年和平轉型的歷史機遇。
   
    在如此沉悶、停滯的時局背景下，溫家寶獨自一人，重提政改要求，說改革只能前進，停滯和倒退都沒有出路。他甚至重申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今年兩代會期間他又說：中國假如不進行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就會付諸東流，中國就大有可能重蹈“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大動亂的覆轍。其言鑿鑿，其情切切，既令國人敬佩，又讓人感到重言輕諾。
   
    好像是故意“背書”。英國《金融時報》3月20日接著又報道：說近年來，溫家寶已在中共高層的秘密會議上，於三個不同的場合表示過“平反六四“的建議，但每一次均遭到同僚們的封堵。此類傳言也令人頓生疑竇。
   
    溫家寶關於“平反六四“的談話無從證實，但願像他政改的要求一樣是真的。但即使是真的，又能實行得了什麼呢？
   
    現行的政治體制盤根錯節，牽一發而動全身。當今中國的特殊利益集團，不是憑任何一個大人物可以動搖得了的。這個集團的利益已經最大化、凝固化、網絡化。就像《紅樓夢》裡的《護官符》所說的四大家族一樣，這四家“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在人們眼裡，即使溫家寶真的提出“平反六四”的建議，一碰到這樣一道《護官符》，也只能退而卻步，充其量只是圖個身後不壞的名聲而已。
   
    不出人們之所料，在今年兩代會的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哀嘆改革之艱難：“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們的支持、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這無異於告訴民眾，改革靠共產黨的上層靠不住，靠黨內個把青天大老爺也靠不住，只有靠廣大的民間力量，靠民間的壓力和推動。歷史的經驗早已表明，中國民間曾經經歷過1989年暴風雨般的覺醒，天安門廣場上百萬民眾顯示出的史無前例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業已載入史冊。凡是當年的親歷者，對於那時的情景都歷歷在目，記憶猶新。事實是民眾的覺醒、積極性和創造精神都被強權者的坦克、機槍碾得粉碎，隨後又迫使民眾淡忘，漸漸從記憶中抹去。我們認為，今日的執政者唯有救贖與彌補以往的罪錯，除此別無它途。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天安門母親”的訴求，一如既往。只要這個群體存在，我們的抗爭就不會停止；只要有抗爭，“真相、賠償、問責”這三項理念，就依然存在，不會放棄，也不會改變。
   
    願“六四”死難者的亡靈早日得到安息！
   
    簽名者：
   
    丁子霖 張先玲 周淑莊 李雪文 徐 玨 尹 敏 杜東旭 宋秀玲 於 清 郭麗英 蔣培坤 王範地 趙廷傑 吳定富 錢普泰 孫承康 尤維潔 黃金平 賀田鳳 孟淑英 袁淑敏 劉梅花 謝京花 馬雪琴 鄺瑞榮 張艷秋 張樹森 楊大榕 劉秀臣 沈桂芳 謝京榮 孫 寧 王文華 金貞玉 要福榮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風 王桂榮 譚漢鳳 孫恆堯 陳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寶艷 狄孟奇 管衛東 高 婕 索秀女 劉淑琴 王雙蘭 張振霞 祝枝弟 劉天媛 黃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郝義傳 任金寶 田維炎 楊志玉 齊國香 李顯遠 張彩鳳 王玉芹 韓淑香 曹長先 方 政 齊志勇 馮友祥 何興才 劉仁安 熊 輝 韓國剛 石 峰 龐梅清 黃 寧 王伯冬 張志強 趙金鎖 孔維真 劉保東 陸玉寶 陸馬生 齊志英 方桂珍 肖書蘭 葛桂榮 鄭秀村 王惠蓉 邢承禮 桂德蘭 王運啟 黃雪芬 王 琳 劉 乾 朱鏡蓉 金亞喜 周國林 楊子明 王爭強 吳立虹 寧書平 郭達顯 曹雲蘭 隋立松 王廣明 馮淑蘭 穆懷蘭 付媛媛 孫淑芳 劉建蘭 王 連 李春山 蔣艷琴 何鳳亭 譚淑琴 肖宗友 喬秀蘭 張桂榮 雷 勇（共121人）
   
    根據難友們的提議，決定把歷年來簽名者中已故難友的名單附錄如下，以尊重死者遺願：
   
    吳學漢 蘇冰嫻 姚瑞生 楊世鈺 袁長錄 周淑珍 王國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張俊生 吳守琴 周治剛 孫秀芝 羅 讓 嚴光漢 李貞英 鄺滌清 段宏炳 劉春林 張耀祖 李淑娟 楊銀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 蕭昌宜 軋偉林（共29人）
   
    2012年5 月31 日

無恥下流

來源：參與
作者：嚴顏
   
     （參與2012年5月31日訊）2011年8月28日，因“茉莉花”被失蹤81天（2011年4月3日-6月22日）之後，著名藝術家艾未未率先在美國《新聞周刊》發表文章揭露“茉莉花”被失蹤經歷。在這篇題為《城市：北京》(http://www.thedailybeast.com/newsweek/2011/08/28/ai-weiwei-on-beijing-s-nightmare-city.html)的文章中，艾未未談到他被失蹤的精神折磨，他寫道：“你被完全隔離。不知道你會在那裡呆多久，但你真的相信他們想把你怎麼樣就怎麼樣，甚至勿容置疑。你沒有任何保護。我為什麼在這裡？你的頭腦非常不確定時間。你變得像瘋了一樣。這對任何人都很難，即便是信念很強的人。”
   
    2011年9月14日，因“茉莉花”被失蹤60天（2011年2月19日-4月19日）之後，著名維權律師江天勇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公開揭露“茉莉花”被失蹤經歷（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914-Chinas-Detained-Lawyer-Speaks-Up-129789948.html）：“這些人用裝著水的瓶子打他頭部和身體，掐他的臉，還不停地叫罵侮辱，並對他進行威脅。從第三天開始，警方規定江天勇必須按照他們的規定起床，喊報告，喊願意接受政府教育。隨後就要背誦三首看守規定的所謂愛國歌曲的歌詞，有一點錯就得從頭再來。”
   
    2011年12月3日，網絡維權人士古川的妻子李昕艾在《民主中國》網站發布了《親歷“2.19”——多行不義必自斃》（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4102）的文章，揭露她和古川在“茉莉花”被失蹤63天（2011年2月19日-4月22日）期間的遭遇，“黑頭套、不讓睡覺、不給飯吃、不讓走動、肆意辱罵、拳打腳踢、耳光如風、扒光褲子逼下跪……種種施加在古川身上的酷刑令我憤怒不已。”
   
    2012年5月5日，古川又在《民主中國》網站發布了《“茉莉花”飛來“黑頭套”——被綁架失蹤63天的日子裡》(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7528)的文章，“非常荒唐的是，對於這些毆打、下跪、性騷擾、不讓吃飯、不給水喝、不讓睡覺等等行徑，北京市局的劉濤和昌平分局的陳智裝作不知，他們還幾次大言不慚地說，對我很好，沒人打過我，我沒遭受過酷刑。甚至在最後同意釋放我之前，陳世傑還拿著攝像機讓我撒謊說，我在那裡很好，沒有遭受任何酷刑。”
   
    2012年5月29日，維權人士周莉在博訊網發表揭露“茉莉花”被失蹤聲明：“2011年3月至4月間，我被強制失蹤，關押在北京郊區密雲縣一處公安局秘密基地。該基地被稱作“茉莉花專案組”。在被關押期間，迫於各種虐待和壓力，我曾做出三項書面保證：一，不接受外媒采訪。二，不接觸敏感人士。三，不參與任何公眾事件。從即日起，我聲明，該保證作廢，我願意承擔因此產生的一切後果。”
   
    2012年5月29日，維權人士劉德軍在推特上（@l5d）揭露“茉莉花”被失蹤經歷：“響應一下周莉的聲明：本人於2011年2月27日在北京西站上公交車時被蓋世太保綁架酷刑，中間被轉移了四個地方，臉部皮膚被電焦，耳朵眼被電焦，還被脫光衣服威脅電生殖器，廢掉我的“男性功能”。可翻看我前天發的傷痕照片。”“去年被綁架，不是我從小練武，就被他們害死了。前面有人審訊我，一個家伙繞到側後，趁我正和前面的人爭論，突然用穿硬皮鞋的腳踢我右下腹部，幸虧我沉肘擋住了，當時“蓬”的一聲巨響，把外面的人都吸引進來了。那家伙還在我周圍游蕩，企圖伺機再踢，不過我一直沒給他機會。”
   
    對於維權人士揭露“茉莉花”被失蹤經歷，中共當局在江天勇律師揭露當天即2011年9月14日，北京多部門就密會，商討應對江天勇站出來造成的衝擊。

無恥下流

來源：參與
作者：紫荊

    （參與2012年5月31日訊）5月30日下午三點左右，四川省阿壩州壤塘縣一名叫日玖的藏族婦女為了抗議中共政府對藏的高壓政策進行了引火自焚而身亡。據悉，日玖，享年33歲。而且她與當地的一名叫郎東的男子結婚，他們倆有三個未年滿的孩子。她的阿媽名字叫修龍和阿媽的名字叫仁拉。
   
    至此，藏人自焚人數已經升至41人。據著名藏族作家唯色統計：“今天在壤塘（今四川省阿壩州阿壩縣）自焚犧牲的藏人婦女，使得藏人自焚人數升至41人（境內38人，境外3人），已知30人犧牲（境內29人，境外1人）。其中有6位女性，三位女尼，兩位牧女，一位女學生，全都犧牲。”
   
    對此，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心語哀傷地表示：“看到唯色發的再有藏人自焚消息，眼淚不忍掉下。一位藏人說過，我們的肌膚並非燒不痛的，連炒菜時濺到身上的油，我們都會疼痛大叫……”
   
    維權律師梁小軍則憤怒地表示：“藏人自焚，近期已多達30多起，但國內報紙鮮見報道。燃燒生命並不像燃燒紙張一樣輕易，我們需要正視這些事件。我們更有權利要求執政者和地方當局給我們以合理的解釋，並拿出解決問題的勇氣和辦法。”
   
    唯色還說：“這兩天，鑒於敘利亞政府疑屠殺平民上百人，美國、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都同時采取了驅逐敘利亞外交官的行動。那麼，面對藏人連續自焚41人的慘烈事實，諸大國又將采取何種行動呢？”
   
    對於藏人前僕後繼地自焚抗議，中共當局不僅無動於衷，反而在近期向媒體發出禁令：“未經統一安排，一律不報道拉薩自焚事件。今後，凡西藏和四省藏區發生的敏感事件，嚴格按此把握。請各媒體通知所屬子報、子刊和網站並傳達到相關采編人員。”

無恥下流

來源：參與
作者：紫荊
   
    600名維權人士參與抄寫《世界人權宣言》運動


    一位初中生參與抄寫《世界人權宣言》

   
    （參與2012年5月31日訊）本網於5月27日發出《維權人士發起萬人抄寫《世界人權宣言》運動》（http://canyu.org/n50251c6.aspx）的報道，5月28日，本網又發出《200位維權人士參與抄寫《世界人權宣言》運動》的報道。據組織者北風統計，截至5月30日晚十點，征得第0600 個作品。這就是說已經有600人參與了抄寫《世界人權宣言》運動。下面是參與者的展示地址：
   
    https://plus.google.com/photos/108105216183622857074/albums/5746878920639433313
   
    此外，新浪微博直接將“人權宣言”四個字設成了一級敏感詞，包含這個詞在內的任何內容在發布的時候就會提示違反規定無法提交。
   
    凡參與 #世界人權宣言抄寫 活動作品請發送至郵箱 [email protected] ，指的是新創作卻無法上傳到推特或微博的用品，已被收錄的不必再寄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