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恥下流

來源：VOA

雲南省16名中共老黨員本月初上書中央，要求免去周永康中共政治局常委和政法委書記職務，並免去劉雲山中宣部長職務。最近有報道說，其中一些老黨員遭到當局的傳訊。這些當年被打成右派的老黨員還要求返還當年扣發了20多年的工資。

*16名老黨員大多電話無法接通*

據法新社報道，上書中央的一些雲南老黨員最近被警方傳訊。這封公開信被海外媒體報道後，公開信的主要簽名者余永慶和趙正榮被雲南省昭通市警方傳訊。

法新社援引要求匿名的兩名簽名者的話說，警方告訴余永慶和趙正榮，不應該在網上公布這封信，並說作為老黨員，他們應該比別人更清楚這一點。報道說，警方沒有進行威脅，態度十分理性。

據參與網報道，昭通市政法委和國保、國安部門對一些公開信簽名的老黨員發出警告，其中，余永慶和趙正榮被警方嚴加看管，被勒令不許接外界電話。

美國之音記者試圖聯系這16名老黨員，只接通了其中一名黨員李少楷的電話，其他簽名人的電話都已關機，或是無法接通。當記者問道，當局是否傳訊了他們，李少楷說：“沒有，我們還是很自由的。”李少楷說，公開信發出以後，至今沒有收到任何部門的回應，只能一直等下去。

*公開信組織者趙正榮披露紀委傳訊*

公開信發起人之一趙正榮5月19日又在網上發表題為“支持胡主席，嚴懲薄熙來，撤換周永康，清算江澤民”的公開信，描述了當地紀委如何對他進行傳訊。昭通市市紀委的楊主任對他說，這封公開信在互聯網上刊登了，國內外都知道，影響非常不好，中紀委要求當地紀委查清此事。

趙正榮在文章中指出，“中紀委給薄熙來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職務，我們認為不是嚴重違紀，是他在重慶要搞二次文化大革命，我們寫信給中央要求嚴懲薄熙來。身為中央政法書信的周永 康，卻公開支持薄熙來為他站台；劉雲山身為中宣部長，公然刪改屏蔽溫總理有關政改的聲音，我們十六名老黨員的公開表態，就是要同中央保持一致”。

趙正榮還說：“中紀委認為我們錯了，甚至比薄熙來還錯，請給我處分，但是要經得起歷史檢驗，不要像毛時代搞錯了，又來平反。” 紀委的楊主任“告誡”說，今後決不能再去搞簽名活動，要“多來辦公室看報紙、看文件，不要聽網上小道消息”。

*老黨員要求發還被扣22年工資*

趙正榮還提出，要給中央寫信要求發還扣發22年的工資。這些老黨員從2007年就提出補發扣發的工資，但直到現在，負責這項工作的領導人從不回應。李少楷向美國之音記者證實了這一情況。他說： “被打成右派之後，22年的工資沒有給，57年開始，一直到79年。就是要求要（把工資）退還給我們”。

*周永康十八大前被處分可能性不大*

這16名雲南老黨員中的很多人都已經80多歲了。他們在公開信中說，薄熙來的行為不是一般性的錯誤，而是嚴重的犯罪行為。參與簽名的雲南老黨員李德強此前對美國之音記者說： “中央出了薄熙來事件之後，我們是擁護以胡錦濤為首黨的中央對薄熙來的處理。當中央處理薄熙來的時候，周永康跳出來和黨中央作對。我們覺得周永康的做法不恰當，所以我們就寫信給中央。”

據信，周永康將在今年的中共十八大上卸任。分析人士認為，目前中共的第一要務是保證十八大的順利權力過渡，十八大前公開處分周永康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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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DW

陳光誠抵達美國紐約後，他的面前是一個更具挑戰性的未來。今天他接受了德國之聲的專訪，回顧逃亡經歷、為營救者和被指控的侄子發出呼吁、答謝網友的關注，他表示：我怎麼可能沉默。

德國之聲：您現在一切順利嗎？請您簡單介紹下目前的狀態。

陳光誠：一切都挺好的，挺適應的。已經和紐約大學商量了學習計劃。我自己也有一個長遠的計劃。

德國之聲：今天距離媒體曝光您逃離東師古村整整一個月的時間，您是否願意簡單回顧下當時的逃亡經歷？

陳光誠：經過一段時間（15個月）的准備後，4月20日，幾經周折，我花了20多個小時逃出東師古，然後聯系到郭玉閃先生。他就帶人趕到山東，把我給接到北京。當時我和他坐在同一輛車上，我們討論了很多問題，尤其是去年下半年發生的一系列事情，一路都在說話。到北京是6點鐘，但是我還是覺得不安全，因為有05年的經歷（德國之聲注2005年9月6日，陳光誠在北京與一些記者討論臨沂計生狀況，下午即被山東警方帶回山東）。我當時就想到了去美國使館，但當時我並沒有明確地提出來，然後有另外一個朋友提了這個建議，覺得這是個可行的辦法，然後我們就和美國使館聯系了。

德國之聲：您是否擔憂這些參與營救者目前的安全？

陳光誠：他們都沒有錯啊，他們也未觸及中國的法律，這是最根本的問題。無論我從山東臨沂離開也好，還是大哥從山東離開也好，還有這些朋友把我從山東接來也好，沒有任何的法律上的問題，中國外交部不止一次說我是合法公民、自由公民，那麼一個合法公民自由公民想去哪兒這還是問題嗎？用得著他們動用整個政法系統到處圍追堵截、調查他到底怎麼走的？對關注者實施打擊迫害，這本身就是十分荒謬的事情。

德國之聲：您此前曾表示山東地方政府對您的報復已經開始，現在您的侄子陳克貴被控"故意殺人罪"，您的大哥到京求助維權律師後現在是失蹤狀態，您怎麼看待這件事？

陳光誠：我想陳克貴的事情是非常典型的"正當防衛"，這是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我們當地發現我離開後，幾乎就瘋了。那天晚上半夜由張健領著30來個人夜闖民宅，翻牆進去後用腳把所有門踹開。他們闖到屋子時，大哥都沒有來得及穿衣服。他們厲聲問"你是不是陳光福"，然後把大哥的頭罩上，把胳膊向後一別，一邊打一邊往車上推，然後拉到公安局。當時車上控制大哥的人並不太多，剩下的30來個人，重新回到克貴家。當時我大嫂正在給克貴發燒的女兒喂藥，他們進去後抓住大嫂的頭發，摁在地上就打。克貴聽到聲音不對，就往這邊來，張健看到他就朝人大喊"把他控制住"，這幫人拿著棍子就開始打克貴，打得很狠，棍子都折了，褲子都扯破了，頭上傷口的血三個小時後都沒止住。就是在不反抗就會被打死的情況下，他才拿起菜刀反抗。

半夜三更在人家屋裡，這樣的案子如果被控"故意殺人"的話，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如果這都不是正當防衛的話，中國還有正當防衛嗎？正當防衛的法律規定也就沒有任何的意義。這些事情官方很清楚，包括沂南縣公安局的局長馬成連也承認"克貴是在自己家屋裡砍傷人的"，他們應該想想半夜三更闖人家屋裡干什麼？大哥曾質問他們"你們都抓了我，還跑回我家干什麼？"，他們辯解"是去跟你家裡人解釋下。"大哥說："你們解釋應該用嘴怎麼用棍子解釋？"他們啞口無言，他們就是這樣的土匪。

這樣的案子都能堂而皇之的下去的話，可見中國的法律到了什麼樣的程度，被賤踏得支離破碎。特別是陳克貴現在在看守所的狀況和我2006年在看守所的狀況是一樣的，他們當時為了阻止外來的律師和我見面，強行為我指派律師。因為我知道法律規定，我不認可，我有律師不需要他們找律師，按照法律規定，只要我不認可他們必須要找我認可的律師。但是他們並沒有這樣做，他們強行開庭強行宣判，這些被指派的律師在庭上只會說一句話，對公訴人的指控只會說"沒有意見。" 這是典型的自編自導自演的鬧劇，自已作案、遭到反抗之後自己扮演公安的角色去抓人，自已偵察、自己起訴、自己審判、自己安排律師自己辯護，搞這樣一場鬧劇，真是笑掉世人大牙。

但現在畢竟不是06年了，時代畢竟不一樣了，社會不允許他們為所欲為。這個案子比鄧玉嬌的案子還可惡，這是侵犯公民的住宅權啊，而且還把東西搶走，這是入室搶劫，另外還打人，這是入室搶劫加傷害。按照中國的《刑法》規定，入室搶劫就是10年起訴的，不管搶的東西有多少，如果再有傷害的話，再有其它的情節，加上去年三番五次到我家去搶東西，他們應該被判15年到無期。可現在真應了張健當初說的話"我們打你，司法機關是不會管的，你要敢還手，公安馬上就按傷害罪治罪你們。"

德國之聲：這幾天有媒體報道說您可能受到一些限制，包括不能任意發言和接受采訪，這些說法屬實嗎？

陳光誠：這個肯定沒有，要想讓我保持沉默，目前還沒有這樣的人。在山東臨沂，我受到那麼大的壓力我都沒有沉默，我在這兒會沉默嗎？我只不過是需要時間來安排我的一些事情。大家可能是太關心我了，覺得時間很長，我也非常感謝大家。但是對我來說時間太短了，整個星期六我都在飛機上，晚上安頓下來已經到半夜了，從星期天算起，到現在充其量不過是5天的時間，這5天的時間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德國之聲：剛才您也說有一些長遠的計劃，我們也聽傅希秋牧師介紹已經有出版機構聯絡您出版事宜，甚至有些公司想把您的故事搬上屏幕，您是否准備寫出七年來的遭遇及傳奇的經歷？

陳光誠：正在考慮中。

德國之聲：現在是網絡時代了，您在接受采訪時也說過，七年被限制自由的生活後，您要學習如何通過互聯網傳遞信息等，很多中國網友期待您到Twitter、Facebook、Google+上注冊賬號，您有這個打算嗎？

陳光誠：會、會，肯定會。

采訪：吳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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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第一是打败原教旨主义者，第二才是人权，毛左和恐怖分子别太奢望美国能费吊劲就你们了，真栽了，你们正好去见你们的毛爷爷和拉登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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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無恥下流 于 2012-5-27 10:15 发表 來源：人民網    5月25日下午，由外交學院與歐盟安全問題研究所共同主辦的“全球趨勢2030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京舉行，會上發布了《全球發展趨勢2030——相互聯系的多中心世界中的公民》研究報告。 &nb ...

報告稱2030年80%以上中國人將成為中產階級------这就叫画饼充饥，拖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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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央社

       香港媒體和大陸網友指出，重慶市本月中旬起，每晚都有上萬市民上街「散步」示威，當局部署大批防暴警力因應，零星警民衝突此起彼落，民眾主要訴求是希望當局恢復被合並的萬盛區。

　　重慶市去年10月把萬盛區和綦江縣合並為綦江區，萬盛民眾不滿合並後經濟下滑、福利被削減，今年4月10日、11日進行大規模抗議，多輛警車被砸被燒。重慶市政府之後推出多項政策安撫民心，並稱與前市委書記薄熙來去職和前副市長王立軍事件無關。

　　不過，據香港東方日報今天報導，薄熙來被停職調查已超過1個半月，但重慶市的氣氛依然緊張，而萬盛區被並引發的群眾事件，至今仍未平息。

　　報導說，萬盛區自前天起全部商店展開罷市，當地市民表示，大街上冷冷清清，行人寥寥無幾，而從本月中旬開始，每晚更有上萬市民自動自發上街「散步」。

　　報導表示，當局調集數百名武警和防暴警察沿途戒備，但幾乎每晚都會發生零星的警民衝突，有市民被警方帶走。

　　傳言說，當局最近已下令不准民眾「散步」，否則將戒嚴。

　　市民表示，「散步」是要抗議萬盛區與綦江縣合並，但政府卻試圖以高壓手段迫使民眾接受合並，當地警方現在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崗。不過，市民「一定會抗爭到底」。

　　當地商家則指出，合並後生意難做，問題不解決，不恢復萬盛區，他們將會持續罷市。

　　大陸網友也在新浪微博 (微網志)披露萬盛區罷市和萬民上街散步的情況。

　　署名「憂傷的起床困難戶」網友說，「萬盛區所有的臨街門面又關門了!看樣子萬盛區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這次又會派出大批武警武裝鎮壓嗎?找出問題的關鍵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一連用了3個驚嘆號和1個問號。

　　還有網友指出，萬盛區到處都是防暴警察，當地已處於癱瘓狀態。更有網友貼出防暴警察在重慶街頭部署的照片，指出萬盛區「全城戒備噢」。

　　一位網友說，「萬盛人民形成了一股全民散步的熱潮!」

　　網友「倩kelly520」指出，「還萬盛區以前的面貌，老百姓也就安居樂業了。」

　　但是綦江的商家平台「綦江鳳凰資訊」指出，在萬盛經濟開發區干部大會上，新任書記李明清要求干部群眾明確「兩個不可能」，就是「恢復萬盛區不可能」、「擴大萬盛經開區範圍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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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军報5月27日刊文稱，正確領會首長意圖是機關干部的基本素質，無論起草講話、擬制公文，還是完成首長交辦的事情，領會首長意圖都是首要的問題。文章稱，機關干部要做好黨委和首長的參謀助手。

　　機關是黨委首長的參謀部和智囊團，是連接上下級之間、本級黨委與基層之間的紐帶和橋梁，也是貫徹執行上級指示，組織各項工作落實，推動部隊建設科學發展的總開關。機關的這一地位和性質，決定了機關的組成人員，也就是機關干部，使命特殊、崗位光榮、責任重大，也決定了一名機關干部必須精明強干、文武兼備、素質過硬。古語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沒有稱職合格的機關干部隊伍，就不可能有參謀有力、協調有方、運轉高效、有所作為的機關。那麼，怎樣才能做一名稱職合格的機關干部呢？本刊自今日起推出由海軍某支隊政委汪光鑫同志撰寫的一組《機關干部素質系列談》文章，與讀者共同探討這個問題，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一位領導同志講，機關干部分三種：一種是既能理解領會首長意圖，又能表達首長意圖；一種是能夠理解首長意圖，但表達不出來，反映不出來；還有一種是不能理解、甚至曲解首長意圖。每個機關干部要當好首長的參謀和助手，就要力爭做第一種類型的人。

　　機關干部作為黨委和首長的參謀，無論是起草講話、擬制公文，還是完成首長交辦的事情，完整准確地理解、領會首長意圖是首要的問題。所謂首長意圖，是指首長在布置工作、下達任務、發出指令時的本意或精神實質，以及提出的工作意見、工作標准和工作目的。如果對首長的意圖理解不透，把握不准，體現不好，或者曲解了首長的意思，就很難按照首長指示完成任務，甚至出現“出力不討好”、落實結果與首長意圖南轅北轍的難堪局面。因此，正確理解領會和把握首長意圖，是機關干部的基本素質，也是發揮好參謀助手作用的重要前提。

　　機關干部在首長身邊工作，有的甚至很長時間跟隨首長，有條件也應該用心把握首長的思想、積累首長的思想。要“善聞其言”，注意收集領導經常講什麼，從平時言談中捕捉首長思想，無論跟隨首長下部隊檢查工作、參加會議，還是在處理日常事務中，對領導每一點閃光思想火花，都要記錄下來，揣摩領會，特別是首長反復強調的思想一定熟記於心。要“善觀其行”，行為是思想的客觀反映，首長意圖往往會通過行為表現出來，有心者應該從首長的點滴行為表現中發現其思想和主張，並細心觀察對比。要“善觀其文”，無論是首長親自撰寫的文稿，發表的文章和各種批示，還是給草擬材料提出的修改意見，無不反映首長對某一問題的看法和態度，只要機關干部悉心研究首長這些批文批示，就能從中把握其思想本質，洞察其意圖。

　　機關干部要經常面對首長受領任務，領受任務的過程實際也是理解首長意圖的過程，這個關鍵點極其重要，有經驗的機關干部都會認真傾聽，主動詢問，對領導布置工作、下達任務、發出指令的本意，對工作的標准、要求和時限，做到吃透弄懂，心中有數。如果沒有弄清楚，或沒有完全理解，不要怕首長責怪和批評，一定要大膽主動詢問首長的考慮和想法，甚至可以與首長一起討論，在交流中深化對首長意圖的理解，在理解中進行綜合、整理、歸納、判斷，了解首長最關注什麼、最想表達什麼、最想用力抓什麼，使自己始終圍繞首長意圖進行思考。

　　機關干部雖然職務不高，工作範圍有限，但要正確理解首長意圖，必須做到不在其位學謀其政，看問題的立足點同首長保持一致，站在同一高度、同一立場、同一方向，沿著同一思路、同一目標來思考問題，決不能只從自己分管業務工作的局部看問題，這樣難以准確理解首長意圖，甚至還會曲解。這就要求，機關干部充分發揮自己聰明才智，在正確理解和把握首長意圖的基礎上，聯系首長交代意圖的背景條件，弄清來龍去脈，前因後果，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多問幾個“為什麼”，多聯系背景條件進行分析、綜合、提煉、概括，力求得出符合首長意圖的結論，不斷完善首長意圖，發展首長意圖，使首長意圖系統化、具體化，確保首長意圖落於實處，產生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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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世界日報

     中、美兩國在香港爆發間諜戰。來自北京的消息說，中國國家安全部一名副部長秘書，在香港落入美國情報機關設下的「美人計」陷阱，與女諜幽會時遭拍照勒索，變節後為美方提供大量重要中國的國家機密，於年初落網。由於此人接近中國高層，掌握國家領導人才能看到的核心機密，因此成為中國近年來最大間諜案，牽涉到350多名官員。
   
     據稱，這是自1986年中國國安部北美處長俞強聲叛逃美國事件以來，國安部內部最嚴重的間諜案。有消息指該案令中國最高層震怒，已下令徹查，涉案的國安部副部長已被停職。該名間諜料將遭最嚴厲懲處，以叛國罪處決。
   
    香港「東方日報」引述25日出版的「新維月刊」說，上述中國國安部秘書早年在美國留學時，被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招募並策反成間諜。美方為爭取他，特別制訂周密方案，對他進行培訓。之後此人在CIA精心安排下返回中國，成功打入中國國安部，並通過一系列審核，升任國安部副部長秘書，可接觸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才能看到的核心機密。
   
    但有北京消息人士向「東方日報」透露案情的另一版本，指這名秘書是在香港中美人計而變節。
   
    消息人士說，這名秘書年約38歲。他於1990年代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畢業，分配到國安部工作，由於工作出色，六年前被升為副部長秘書，屬正處級官員。三年前，因工作關係經常赴香港，結果被色誘落入「美人計」陷阱，在香港一處豪宅內與一女子幽會時，被有關國家情報人員拍照勒索，之後變節成為外國間諜，並多次在香港與外國情報人員會面。
   
    消息指出，由於他接近中國高層，多次跟隨中央高層出訪，掌握大量中國核心機密，他因此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情報給外國情報機構，其中包括中國在境外的部分情報網及外交談判機密等。
   
    中國國安部反諜機構去年初發現內部可能隱藏內鬼，經過一年多追蹤，終於鎖定目標。為引蛇出洞，反諜人員故意在極小範圍內，放出「中央重大機密」消息，結果發現國外情報機構很快就掌握，於是在今年1月採取行動，拘捕這名秘書。
   
    報導並指出，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不時有黨政軍高官被境外情報機構策反收買，成為間諜。他們既有了解國家機密，位居中共中央委員的部級官員，也有掌握國防軍事機密的共军將校軍官。
   
    去年8月，中國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少將曾在一項公開演講中透露，前總政聯絡部駐日使館王慶前大校，為日本情報機關的遠程探測設備提供方便，甚至還在中共駐日大使、武官處安裝竊聽器。前中共中央委員，核工業集團總經理康日新也涉及間諜案，向外國出賣中國核材料情報。金一南還列舉香港中聯辦前秘書長蔡小洪作英國間諜案，以及外交部朝鮮半島特使李濱充當南韓間諜案等。
   
    而近年台諜案中，最有名則是「二劉間諜案」。原共军總後勤部軍械部部長劉連昆少將，受美色利誘，向台灣提供大陸導彈部署情況，1999年被處決。前空軍指揮學院院長劉廣智少將，也落入色誘陷阱，向台灣洩露共军主力戰機的部署機密，2004年被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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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DW

喜歡效仿毛澤東話語的薄熙來是倒台了，但是借毛澤東發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70周年，中國正掀起一場大紅潮，一百名作家搞手抄成為網絡譴責的大醜聞。
   
    2012年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本報評論部”文章《寧要微詞，不要危機》。文章寫道：“自1978年至今，中國的改革已如舟至中流，有了更開闊的行進空間，也面臨著‘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挑戰。”“在一些人那裡，改革的‘漸進’逐漸退化為‘不進’，‘積極穩妥’往往變成了‘穩妥’有余而‘積極’不足。這些年來，一些地方改革久議不決，一些部門改革決而難行，一些領域改革行而難破，莫不與此有關。”“如果怕這怕那、趑趄不前，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極態度，甚至將問題矛盾擊鼓傳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時輕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問題拖延成歷史問題，讓危機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終引發更多矛盾、釀成更大危機，甚至落入所謂‘轉型期陷阱’。”“面對全新的改革歷史方位，當以‘不畏浮雲遮望眼’的寬廣視野，以無私無畏的責任擔當，按照胡錦濤總書記所要求的，‘不失時機地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創新’。”
   
    3月14日，溫家寶在記者會上說：“建國以來……我們也走過彎路，有過教訓”，“‘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我可以對大家講，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奮鬥一天。”
   
    上述的文章和講話，代表了中共高層的一種聲音，即絕不允許“文革”的悲劇重演，以“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的態度，“不失時機”地“繼續推進”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事業”。但是，最近我們也聽到了中共高層的另一種聲音。
   
    5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任仲平的文章《文化“為人民”的歷史跨越——從延安文藝座談會到十七屆六中全會》。文章說：“從延安文藝座談會到十七屆六中全會，從民族危亡背景下的文化思考到改革發展時代的文化繁榮，我們黨始終將文化發展擺在重要位置，精心領導，並伴隨時代發展不斷提出新的戰略思想，做出新的決策部署。以延安文藝座談會為起點，70年風雷激蕩的歷程中，共產黨人探索出一條‘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發展道路。”“70年前，延安文藝座談會滋潤的雨水，讓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抽芽、成長，彙聚成喚醒工農戰勝強敵的時代洪流。70年後，十七屆六中全會澆灌的甘霖，必將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伸展出造福的樹枝，開花、結果，凝聚成13億人民走向民族復興的偉大力量。”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不但摘要介紹了此文，而且還頭條配發了相關新聞。連續幾天，全國各地的電視節目中盡是唱“紅歌”的。
   
    在一片“唱紅”聲中，最讓人惡心的是作家出版社借機推出《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珍藏紀念冊》一書。在“百位文學藝術家”中，既有曾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耄耋老人，如賀敬之、瑪拉沁夫、王昆、周巍峙等；也有“文革”後才得以脫穎而出的中年作家，如鐵凝、莫言、二月河、唐浩明等。據參與其事的葉兆言、周國平等作家自我揭發，他們是因為“作家出版社寄了一千塊現金，要沒頭沒腦抄一段”，才做了這件“丟人”的事。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毛澤東創造的思想改造的綱領，做完這個講話，毛澤東就親自領導了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延安整風，全面清除五四自由民主思想對延安的影響。延安整風也是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濫觴。歷史學家高華先生不朽之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揭示了這段歷史的真實。
   
    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1966年7月2日中國報刊全文發表毛澤東的這個《講話》，次年5月23日再次全文發表。《講話》也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綱領之一。在“文革”時期，幾乎年年都要紀念。用當時的話來說，從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1966年“五一六通知”，構成了毛澤東“文化革命”的一條紅線。正是在這條“紅線”的指引下，中國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越來越“左”，一步步走向極權專制，走向物質匱乏與精神猥瑣。中國人在受盡十年“文革”之苦後，毅然決然地告別“紅線”，解放思想，開啟“改革開放事業”。如果從1942到2012的70年可以構成一條“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道路”，那麼1978年還有什麼歷史地位？還有什麼必要為“改革開放事業”而“奮鬥”？
   
    喜歡效仿毛澤東話語的薄熙來是倒台了，但是中共高層還有不少薄熙來式的“小毛澤東”。他們還在留戀文革符號、文革話語、文革路線。如果對於薄熙來的清算僅僅停留在“刑事犯罪”上，那麼，“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路線”隨時可能卷土重來。
   
    （作者簡介：陳子明，1952年生人，畢業於北京化工學院和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中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民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曾任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民辦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經濟學周報》總經理。多次因參與民主運動系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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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穷途末路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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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博訊

博訊義工拍攝報道：支聯會在5月27日發起“六四”二十三周年愛國民主大游行，游行於15：00在維園集合，經銅鑼灣，灣仔最後到達金鐘的政府總部，很多人手持支聯會發放寫有“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追究屠城責任”等口號的牌子完成游行。在政府總部門前，支聯會向政府遞交訴求，要求政府支持平反六四的動議。大會宣布有2100人參加游行。
   
    晚些時候，有媒體報道在討論游行路線時警方曾向支聯會經詳細調查一些個別政黨和團體的參與情況，疑似是前段時間報道的社運黑名單。

“六四”二十三周年愛國民主大游行宣言：

   
    各位同胞、各位市民：
   
    今年已是「六四」二十三周年了！廿三年來，無論風雨陰晴，支聯會都會與大家一起，在民運的道路上走下去。我們的堅持，為的是爭取平反「六四」，追究屠殺責任，還八九民運參與者一個公道。我們的堅持，也是為了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讓中國人民的人權自由得到更大的保障！
   
    廿三年來，支聯會每年除了舉辦一連串活動，如清明節獻花、復活傳訊、民主風箏行動、愛國民主大游行，以至「六四」維園燭光悼念集會外，更會舉辦公眾論壇及講座，探討中國的人權和政治發展；並且向中聯辦抗議打壓維權人士及箝制網絡及言論自由。
   
    最近，山東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憑其機智及勇氣，突破中共的重重包圍，避進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最後聯同家人出走美國進修及休養身體，獲得喘息的機會和自由的空間。在慶幸陳光誠一家重獲自由之余，我們更為中國公民不能在自己國家享有人身自由，言論和結社自由而悲哀！
   
    「六四」受難者家屬蔣培坤先生曾說：「當我們面對眼前的暴行時，萬萬不要把眼睛閉上；當我們回首昔日的暴行時，萬萬不要把暴行從記憶中抹去。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罪惡一旦被遺忘，就會重演。」我們要以史為鑒，提高警惕！
   
    為了薪火相傳，讓真理及真相延續，支聯會除了將八九民運的第一手數據和紀錄整理及儲存之外，今年，我們亦在深水埗汝州街設立臨時的「六四紀念館」，為市民、學生及國內同胞提供一個認識八九民運歷史，探討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平台。支聯會最終希望能籌募基金，設立永久的「六四紀念館」，讓這段歷史不會被遺忘，讓民主的訊息能傳揚下去。
   
    「六四」廿三周年對港人而言，我們更要關注香港言論空間的收窄，傳媒的自我審查，版權條例（修訂）法案，所謂「網絡二十三條」的通過，以及對政治創作空間的箝制，梁振英政府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態度，以至警方加強檢控游行集會人士的做法。而支聯會過去幾年的經歷，如民主女神像被搶，常委被檢控，游行及「六四」集會遭阻礙等等，都顯示政府對民運可能增加打壓。
   
    各位市民，民主不是賜予的，而是由下而上，透過不斷抗爭而得來的。讓我們團結一致，為推動中國和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抗爭到底！
   
    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
    人權萬歲！自由萬歲！民主萬歲！法治萬歲！
    毋忘六四傳真相！民主潮流不可擋！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無恥下流

來源：RFA

山東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一家5月19號來到美國紐約，5月25號晚間，陳光誠在其住所接受了自由亞洲電台中文部記者張敏的視頻專訪。這也是陳光誠在抵達美國之後，首次接受華文媒體的專訪。

    陳光誠一家來到美國紐約轉眼已經一周，各界關心他的朋友都非常希望了解他的情況。 5月25號，美國國會眾議員克裡斯•史密斯（Congressman Chris Smith）親自到陳光誠的住所看望他，並邀請他參加自己在華府舉辦的聽證會。陳光誠欣然接受。當天晚些時候，本台記者張敏采訪了陳光誠，請他談談在紐約居住的近況。

    以下是采訪內容：
   
    陳光誠：“說實話我也考慮了很多，最後我想還是必須接受采訪，然後參加這樣的活動。既然他們承諾保障我的公民權利、自由和安全，那麼我現在就要去用它。如果他們保證了我還不用，我做自我審查的話，可能就根本沒有什麼區別。但是我也知道，這確實是一種實驗，也可以說是一種冒險，各種可能都有。我覺得我最後的做法還是對的。當時我接受采訪，然後可以拓展我的空間，如果那個時候我保持沉默的話，我出來可能每說一句話他都會覺得你多說話。
   
    我知道很多朋友們都很關心我，可能覺得時間很長，但對我來講，星期六來到這裡的時候已經是很晚了，然後到我們真正睡覺已經半夜了，從星期天到現在充其量也不過是四、五天的時間。再加上這一段時間我們始終並長期在這種折騰的狀態中，剛過來不急，各個方面好像都覺得需要時間。朋友們可能是太關心我了，才覺得時間長吧。反正我自己覺得時間很短，星期六我跟大家做了個簡短的交流，然後就在這裡做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說治療，今天下午兩個醫生剛剛在這裡給我做了一個多小時，差不多一個半小時關於我腳上的一些檢查。”
     
    談到中國的法制倒退
     
    陳光誠：“後來慢慢的就肆無忌憚了，可以大聲疾呼我們就是不用管法律！我們就是不用任何法律手續！想怎麼辦就怎麼辦。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整個這樣一個行政系統把所有的國家機關全都給你報廢掉了，綁架掉了，一點用都不能起。你知道我去年傳出來的一個視頻，我在視頻裡也僅僅是大體地勾畫了一下，我說：‘現在我們的國家被共產黨的頑固勢力給綁架了，政府完全處於它們的挾持之中不能發揮它正常的社會作用，這是根源所在’。這個時候，這一系列的現像從另一個角度考慮也恰恰是一種好現像，為什麼這麼說呢？社會發展到這個狀態，最好的事情和最壞的事情會交織出現；最善的人和最惡的人都會登台上演。對於所有的人，我覺得我們都應該去很好地善待，只論事而不論情。不要覺得以前怎麼樣，現在怎麼樣，只要他做出正確的事情我們就肯定他。只要做出錯誤的事情我們就否定他，不管他官有多大。在這個時候我覺得還想和以前一樣關起門來做壞事的那個時代可能已經過去了。”
   
    記者：“你從監獄出來的時候想到過就有可能出來以後仍然不能自由嗎？”
   
    陳光誠：“想到，完全想到。”
   
    記者：“到這種程度想到了嗎？”
   
    陳光誠：“到這種程度沒有想到，這麼黑，可能全世界的人都沒想到。因為我還沒有講出來。”
   
    記者：“那你有什麼現在可以講，願意講的嗎？”
   
    陳光誠：“我現在還不想講。等到我講的時候我想可能所有的哪怕是僅僅殘存有良知的人他都會為之動容。”
   
    記者：“你覺得要使這種現狀不在重演或者是根絕這些東西，最要害的你現在覺得是什麼？”
   
    陳光誠：“人性。人善的本性，只要你去發揮自己善的本性，這種現像就會越來越少。”
   
    記者：“那靠什麼東西能夠使這個善能夠發揮呢？”
   
    陳光誠：“靠每個人的一點一滴流露自己的善。”
   
    記者：“你對制約機制現在有沒有特別的想說的？”
   
    陳光誠：“制約機制也是以善為基礎的，它沒有善，制約機制也是一紙空文。因為所有的事情在中國體現得非常清楚啊。公檢法本來是互相監督的，但是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確是在聯手作案。”
   
    記者：“你的家人目前最新的情況怎樣？”
   
    陳光誠：“我的侄子仍然不能會見到律師。從事情的一開始到現在這種狀況就說中國的法律可能是已經完全地被踐踏了。你想想大批人半夜三更帶著武器闖進你家裡去毆打他的父母，然後回頭再來毆打他，在自己被打得受不了的情況下，然後去反抗，自己就有罪。打人的就沒罪，入室搶劫的沒罪。如果這樣的事情都不能被認定為是正當防衛的話，中國就沒有正當防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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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明報

     今日是藏歷四月初七的佛誕日，大批西藏民眾聚集慶祝長達1個月的「薩嘎達瓦」節。但拉薩著名藏傳佛教寺院大昭寺昨日下午有兩名藏族人自焚，火勢不大，很快被駐寺官方人員撲滅，並封鎖現場，大昭寺周邊手機信號也一度遭屏蔽。此外，當局禁止黨員干部參加「薩嘎達瓦」宗教活動，違者一律免職。
   
     本報記者聯絡一名在拉薩經營客棧的漢人，他雖然當時就在大昭寺，知道事件，但以「不清楚」為由拒絕進一步透露情�āＳ性诂F場的游客隨後在微博透露，有兩名藏族人自焚，火勢不大，很快被駐寺官方人員撲滅，並封鎖現場，周邊可見大批武警戒備。
   
     有消息指一名自焚者名為才旦，22歲，在安多縣任職服務員，被警方帶走，訴求及傷勢不明。
   
     有微博網友稱，當局事後一度屏蔽大昭寺周邊手機信號，連西藏大學也暫時關閉校門禁止學生出入。微博有人以「大昭寺發生火警」「人為小火」等隱語指代事件，至夜間遭到刪除。
   
     大昭寺是藏傳佛教的核心寺廟，始建於公元7世紀，見證唐代文成公主與吐蕃王松贊干布和親，活佛轉世的「金瓶掣籤」儀式也通常在大昭寺進行。但寺中僧侶曾參加2008年「3．14」打砸搶燒，一度暫停對外開放。今年以來在四川阿壩、甘孜的藏族自治州發生連串自焚事件，西藏自治區原本相對穩定，不料竟在「薩嘎達瓦」期間出事。
   
     《西藏日報》21日發表西藏自治區紀委監察廳的通知，「薩嘎達瓦」宗教活動規模大、時間長、人數多，維穩工作任務較重，要確保在此期間「大事不出、中事不出、力爭小事也不出，為迎接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通知強調，黨員、國家公職人員、學生不得「以任何形式」參加「薩嘎達瓦」等宗教活動，一經發現，無論功勞多大，一律免職，再移交紀律部門，並在全區通報、在主要新聞媒體上公開曝光。此外，黨員和干部還要「教育引導」家屬和周圍人員不參加「薩嘎達瓦」。
   
     　自由亞洲電台引述流亡印度的海外西藏人民議會議員格桑堅參指出，在薩嘎達瓦節，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藏民參加轉經，「中共就非常的害怕，因為這樣些大的佛教節日的背景裡，他們擔心會出現所謂的鬧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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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蘋果日報

　「他夢見孩子就說不想活了，活得太累了！」六四屠城23周年前夕，死難者父親軋偉林（73歲）被發現自縊身亡，遺孀稱他留遺書以死抗議政府至今迴避六四問題：「他就說沒甚麼好怕了，我要以死抗爭！」軋的遺體已由當局迅速安排在昨日火化。香港支聯會昨游行起步前為這位天安門父親默哀一分鐘，並呼吁立刻平反六四，這些父母已經不能再等。

　　軋偉林是原核工業部二院食品部退休職工，其次子軋愛國於89年6月3日晚在北京公主墳一帶被戒嚴部隊子彈擊中頭部死亡，當時才22歲。

　　軋偉林在本月24日離家出走，一天後被家人發現在工作單位一新建地下車庫上吊身亡，警方封鎖現場並帶走遺體。

　　軋偉林遺體昨日上午已在北京門頭溝火葬場火化。患嚴重類風濕臥病在床的張振霞昨日對《蘋果》記者說：「我沒去，家裡怕我受不了。」

　　張說，丈夫日前連續兩天夢見死去的兒子，痛苦不已，並寫下了遺書，遺書大意是：「我的兒子被打死，到現在二十多年了，中國政府也不聞不問。我以死抗爭。」

　　天安門母親昨日發表的訃告稱，長期的悲痛和壓抑，終於導致軋偉林的絕望，他「以死來抗爭政府當局的殘忍與無道，真是舊怨未了又添新孽」。

　　張振霞回憶起丈夫在事發當日上午10時離家時依依不捨的說：「他說，『振霞，我不能伺候你了。』走到門口又回來，來回了十多次。他又說：『我捨不得你啊！』這一走，第二天下午發現時人已經死了。他們都瞞我，老家的親戚都到了才告訴我。」

　　張振霞說，次子軋愛國死後丈夫軋偉林變得沉默寡言：「他內向，郁結在心裡，這也終於解脫了。但扔下我怎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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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蘋果日報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中共領導人一直把毛澤東的這一訓示奉為行動圭臬，哪怕被蒙蔽、哪怕是做騷，也時常要到基層視察、調查，以取得在高層會議的發言權。但官方透露，自2010年起，領導人的調研活動開始減少，而溫家寶每年夏天針對中期經濟形勢的調研、座談，也從去年的四場減少到今年的一場。

　　有雜志引述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的統計稱，自2007年10月至2011年8月約四年時間裡，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在國內考察、調研共有386次，人均43次，其中，溫家寶的調研活動多達84次，平均不到16天就外出調查一次。

　　官方並未披露領導人近年減少調研的詳情，而新華網的領導人「活動報道集」顯示，胡錦濤今年未下過基層，溫家寶只到過河南、湖北，近日又去了湖南。背後原因自然引起猜測，是領導人察覺這些調研騷沒有實際價值，還是高層的權鬥已令他們無暇分身或無意離開北京權力中樞？

　　其實，頻密的調研行程，最大的功用是塑造領導人親民形像，而不是掌握真正的民情民意。最新曝光的「中央領導人某地調研活動接待方案」顯示，領導人的行程安排精確到以分鐘計，領導人到訪的村莊、接觸的農戶、談話內容和方向，事先都已安排妥當。名為安排縝密、安保嚴謹，實際上方便地方官欺瞞領導人。前總理朱镕基曾多次被騙，包括山西集市貿易、安徽糧倉等問題，溫家寶也曾在北京大學抱怨校方「把學生關在樓裡不讓出來」。

　　聚焦在十八大權力分配

　　國內外投資界關注的是，溫家寶今年的中期經濟形勢調查，比往年大大簡化，而且，在貨幣政策放寬問題上，國務院隨後舉行的常務會議並未呼應溫家寶在調研時的講話，顯示最高決策層並未達成一致意見。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高層權鬥的結果，中共領導人將聚焦十八大的權力分配，相信要到北戴河會議結束後，他們才會再分頭下基層，為十八大造勢。

無恥下流

來源：蘋果日報

　　內地官場荒淫無恥，醜聞不絕，不但基層如此，高層亦不例外。剛落馬的中共前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揭發原來在大連等地有眾多情人，包括電視台著名女主播等。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外表衣冠楚楚，其實與多名女子有婚外情，甚至有女人多次為他墮胎。

　　廣東省前政協主席陳紹基，平時一副雅士樣，卻包養電視台女主播為情人，甚至連廣東粵劇著名花旦也被他包下。全國人大前副委員長成克傑在廣西任主席時，荒淫到連前任領導的兒媳婦也不放過，甚至稱「共產黨恩重如山，情婦情深似海」。江蘇省建設廳原廳長徐其耀，包養140多個情婦，其中一名情婦，更是母女雙雙成為其情人。

　　湖北天門原市委書記張二江不但長期包養情婦，更嫖娼成性，連出差在外都不忘召妓，他記錄有染的女人多達107個。

　　重慶市原廣電局局長張小川，風流成性，有「采花大盜」之稱，重慶廣電系統美女主播、美女記者，不少都要先經他「審閱」後才能上崗，其情人多達7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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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明鏡

　  中共認為，民族區域自治是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的正確結合，是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的正確結合，不僅使聚居的民族能夠享受到自治權利，而且使雜居的民族也能夠享受到自治權利。從人口多的民族到人口少的民族，從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族，幾乎都成立了相當的自治單位，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權利。

　　然而，列寧提出的民族自治，不但沒有在中共手中“發揚光大”，相反卻毀於中共手中。中共目前在憲法中規定的有關少數民族自治權利的內容是有的，但遺憾的是，到了真正執行這些規定時，中共找出各種藉口，使其落實不到實處。

　　在拉薩“7·5事件”後，有專家指出，中共的民族政策雖然被迫進行重大調整，卻不可能指向正確方向。也有消息說，在新疆，中共有可能放棄自欺欺人的“民族自治”，用大量金錢搞“民族融合”，也就是加速對維族的漢化。這當然不可能成功，而很可能同時招致漢族和維族的不滿。

　　總之，由於胡錦濤沒有能力和政治實力進行真正的變革，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的騷亂有可能進一步促使他集中權力，把更多資源用於維持自己任期內的穩定，使得中國的“維穩成本”，繼續急劇增加。這必然會進一步加大中共政權未來的政治風險，為中共十八大及未來中國的政局增添更多的變數。

　　說民族自治毀於中共的近因，就是胡錦濤親自掌控西藏、新疆和內蒙古三個自治區，致使三大區根本沒有自治可言。為了加強對三大區的控制，胡錦濤調派嫡系人馬為自己“看門護院”。從新疆自治區前黨委書記王樂泉，到西藏自治區前黨委書記張慶黎，再到現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胡春華，胡錦濤任期的民族自治，其實就是“胡氏自治”——派自己的人馬親自治理。

　　北京政治觀察家指出，胡錦濤執政以來在政治上無所作為，在民族自治上更無法作為，任由王樂泉、張慶黎等嫡系人馬“胡作非為”。西藏出事，胡錦濤就給張慶黎更大的權力，更多的利益，讓張慶黎變成執行其強硬路線的急先鋒，所以張才敢喊出“黨是活菩薩，達賴是惡魔”這樣的文革口號。看到張慶黎在西藏實在不得人心後，才調派毫無政績可言但卻是李克強親信的陳全國接任。

　　還有2010年初才被調離的王樂泉，天下人都知道他必須要為烏魯木齊“7·5事件”負責，甚至連《紐約時報》都質問胡錦濤的親信王樂泉何時下台，但直到近一年後，胡才不得不調派“懷柔”的張春賢，接替強硬無比的“新疆王”。

　　在新疆，維吾爾人不喜歡王樂泉，漢人也很討厭這位封疆大吏。王在新疆執政15年，早已把那裡變成了山東人的殖民地，大搞“魯疆合作”，頻有腐敗傳聞。新疆人形容說，王樂泉最大的“政績”就是把新疆發生的一切都上昇到恐怖活動。

　　此外，胡錦濤還對王樂泉言聽計從，王提出的以剛制剛的治疆政策，一度變成胡錦濤采納的主要政策。知情人士指出，胡錦濤曾打算調派孟建柱接任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但孟以身體為由推脫了，其原因之一就是孟並不認可剛性治疆。在孟建柱拒絕赴疆後，習近平才提出了張春賢，因此新疆才出現了懷柔新政。

　　然而，王樂泉所留下的遺禍不可能一日清除，於是便在7月份出現了數起恐怖襲擊事件，破壞了張春賢的懷柔新政。因此，習近平和李克強正忙著幫張春賢挑選人事班子。但中共政壇哪有幾個真正有能力、有想法的人！

　　北京知情人士還指出，最有趣的是，中共讓各省入疆各管一塊，說白了就是瓜分新疆。“你不是要搞分裂麼，我先把你分裂了！”知情者說。

　　國人受三國、水滸影響太深，裝義氣、耍計謀， 一點小事，也會引發大亂。

　　西方各國，政客無聊，政府無能，但出了大事也毀不了國家，法英近年也出現暴亂，但沒人認為這些國家會完蛋，沒幾天就會過去。

　　但中國則是小事引大亂，大亂不止，當權者和民眾均無信心，亂不壓下去中共就完蛋了。中共完蛋本沒什麼，西方政黨常常完蛋，但中共恐懼完蛋，因為他削平、鏟除任何潛在的挑戰勢力，讓中國只剩下他這個唯一的“蛋”。

　　這樣的惡性邏輯，加上惡性積累，全國如此，衹是維吾爾族、藏族和蒙族的血是熱的。

　　其實，新疆、西藏和內蒙古連續出事，不衹是民族問題，而是後共時代矛盾的必然反映，或曰：垮台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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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明鏡

　熟悉中南海的消息人士向《薄熙來事件謎局》一書作者董裴東透露，最近幾個月，江澤民並沒有住在上海，而是一直住在北京西山。最近，還在其住處會見了到中國訪問的星巴克咖啡連鎖集團執行長舒爾茲。

　　美國彭博通訊社曾引述一名美國商人的微博報導稱，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4月17日在北京會晤了來華訪問的星巴克咖啡連鎖集團的執行長舒爾茲。這位美國商人是居住在北京的Marketwatch.com創始人、自稱是“在北京的美籍純種老外”的Bill Bishop（利明彰）。他在自己的微博中透露，一名知情人士告訴他，85歲的江澤民在北京會晤了舒爾茲，但由於他未獲授權，因此，不能透露兩人見面的詳情。舒爾茲訪華的行程，還包括上海。

　　利明璋寫道，他認為江澤民又再用“出口轉內銷”的方式，通過接見外賓，來向國內傳遞資訊，除對十八大之外，還對薄熙來事件的後續處理繼續發揮影響力。

　　據瞭解，江澤民與舒爾茲見面的時間，是在薄熙來被正式解除政治局委員以及重慶市委書記職務的一個月後。彭博社引述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史宗瀚的評論指出，“江澤民要向外界宣示他仍然健康良好，能夠視事，勢必對中共十八大的人事安排帶來不明朗因素。”

　　史宗瀚表示，江澤民的目的是要告訴全世界，他有健康和能力，十八大的安排，仍然有他置啄的余地，“這樣一來，任何一方如想主宰一切將更為吃力”。

　　香港評論員林和立分析說，江澤民選在十八大之前現身，顯然是要表示他的能耐，“江澤民是要告訴胡錦濤和其他派系，他對十八大的人事安排，仍然有影響”。

　　不過，來自北京政界的消息人士告訴《薄熙來事件謎局》，“胡錦濤曾就如何處理薄熙來，到北京西山拜見了江澤民，徵求江的意見。當時，江澤民表示，對薄熙來事件一定要依法辦事，處理他要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考驗，要辦就把它辦成一個鐵案。”

　　“江澤民還告訴胡錦濤，要把政治放在一邊，先查清薄的法律問題、刑事問題。在談到薄熙來的問題時，江澤民強調說，‘薄的問題已突破了人類文明的底線’。”這位消息人士引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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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明鏡

　　哈佛和中國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因此，當前重慶的黨委書記薄熙來的醜聞爆發的時候，哈佛也難免受到震動。兩者之間的聯系是薄瓜瓜。他是這位倒台的中共官員的兒子。小薄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研究生。四月，他沒再聽課，有人看到他在保安的護送下離開了校外公寓。（譯注：根據《華爾街日報》的最新消息，他參加了哈佛的畢業典禮，正式獲得了哈佛的碩士學位。）

　　薄瓜瓜即將獲得哈佛學位，這引起了人們對於所謂的"太子黨"在美國精英學校求學這一話題的興趣。這實不鮮見。中國的副主席，預計在今年秋季會成為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的女兒也在哈佛讀本科。兩名中國近期的高層領導人——趙紫陽和江澤民都有孫子輩子女在哈佛讀書。中國高層領導之一賈慶林的一個孫女在斯坦福。事實上，根據 Andrew Higgins 和 Maureen Fan 的報道，九名政治局常委中至少有五名成員的兒孫在美國學習。

　　不過，比紅二代們更重要的人物也在哈佛和其他美國常春藤學校求學，中共領導人自己。

　　10多年前，中共開始了一項雄心勃勃的努力，為官員們提供培訓，讓他們獲得能在越來越復雜的環境下進行治理所需的技能和專長，這種治理對於一個威權政體來說對其彈性的考驗。被精心挑選的官員們，也是被選拔出來的"明日之星"，被送到國外位列世界上最好的幾所大學中學習經過了特別設計的課程。第一批就被送往了哈佛。今天，中國當局已經將這一項目擴展到了斯坦福、牛津、劍橋和東京大學等。一年之前，我遇到了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秘書長盧邁，他在管理著這個項目。他告訴我說："這是個重大的決定，我們已經派遣了超過4,000名官員。我不知道其他國家還有哪個的派遣規模有這麼大。"

　　這個經過了特殊設計的哈佛項目的課程類似於在職高管培訓。在肯尼迪學院的阿什中心，哈佛的老師們教這些中國官員的包括領導學、戰略和公共管理。（薄瓜瓜上的也是這個學院。）一些課程由著名的哈佛教授授課，包括羅傑·波特（Roger Porter 譯注：著名的政府與企業關系學教授）和約瑟夫·奈（Joseph Nye 譯注："軟實力"概念的提出人。）雖然課堂只限於中共官員，這些共產黨員卻有充分的機會跟學校教職工和普通學生打交道。

　　借用了商學院的個案研究方法，這些課程包括特別題目比如美國政策和政府，媒體如何運作，策略談判，甚至是社交媒體。課堂補充內容還包括訪問麻州州議會、波士頓重建局，更大的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和聯合國。除了主要的為期八周的領袖項目，哈佛還有更多針對性課程。

　　其中一個題目是危機管理。另外一個項目則完全是為上海市政府設計的。一個新的能源項目將彙聚中國南方電網電力公司的高管。"目標是幫助中國政府在全球化的環境裡工作。"盧說，"為了追趕（世界）。"

　　哈佛可能是一個有競爭性的學校，但是和中組部比起來就不算什麼了。中組部是一個高度秘密機構，負責任命全國所有共產黨官員，並每年選擇一批官員到國外學習。中組部的工作幾乎都是秘密進行的。它位於天安門廣場附近一棟沒有掛牌的建築內。來自中組部的電話在你的座機上顯示的是一連串零。

　　被選中的官員身份不一：他們包括市政府官員，市長，省長，一直到中央政府副部長。要知道，在人口密集的中國，即使一個低級官員都可能影響數百萬人。盧邁驕傲地說，超過一半的赴哈佛進修的官員在歸國不久都獲得提升。盡管他承認："我們不知道他們被提升是因為培訓還是因為他們本來就不錯。但是我們想說是因為培訓。"

　　哈佛的培訓項目已經持續了足夠長的時間讓它在其校友名單上列出一系列知名人物。李劍閣現在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中融類似於中國的第一家投資銀行。趙正永是陝西省省長，陳德銘是商務部長。不過，其中官階最高的是李源潮。

　　李源朝是政治局當中第一個在哈佛受訓過的成員。今天，他領導著中組部。今年稍晚的十八大上，李源潮預計將進入政治局常委，成為中國最有權力的幾人之一

　　一些人會覺得，哈佛教授中國領導人如何治理國家的竅門，這其中頗有凶險。他們說得有理。因為，不管你怎麼辯白，哈佛在幫助一個前所未有大規模侵犯人權的專制政權磨刀，拋光並加強它的專業化。哈佛沒有教任何人如何審訊人權活動家，中國當局無需在這方面再接受培訓，但是他們是在幫助一個為了能不惜一切掌握統治權可以毫無保留地殘酷對待其人民的政黨保持領導力，這一點是值得商榷的。盡管如此，鼓勵改革和政治開放有不止一種方式。如果哈佛的課堂能打開中國官僚的眼睛看到另一種治理的方式，那麼與其拒之門外，不如開門迎之。

　　國際交換通常是值得贊賞的。如果我們對此事有不同想法，那是因為我們不肯定這些中國學生從課堂上到底學到了什麼。阿什中心的執行董事朱利安·張說，"我們希望這些項目能幫助學員更好的理解全球治理。"

　　更重要的是這些項目對中國是怎麼說的。在威權政府中，中國在借用外國的治理手段為其所用方面是最開放的。最近幾年，它已經試驗了選舉、公開聽證、民意調查、實時的市政府會議，以及一系列典型的民主機制來提升其治理。你可見不到利比亞的卡扎菲和津巴布韋的穆加貝到西方頂尖大學來學習。如果獨裁者們真的在西方設立教育項目的話，通常也是軍對軍的交換項目的一部分，比如印尼在蘇哈托治理時期，或者是埃及在穆巴拉克統治的時期，和美國軍隊進行的交換項目。

　　中國的官員們參加的課程包括環境政策和可持續性。應該承認，這些對於讓黨保持統治來說是好事，但這畢竟是好的治理。

　　我遇到盧邁的前幾天，我和一名中國官員、黨員談了談。他是俞可平，也是鼓勵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可以進行更大膽的民主試驗的領軍人物。他也在哈佛學習。談到"阿拉伯之春"，那時還是在事情發生了短短數周之後，俞說："我們可以從中東國家的混亂中學到教訓，公眾服務和人們的參與的必要性——透明度、問責制和社會公正。"他可能不是從哈佛學到了這些，不過他要是真的是從這兒學到的，那可不錯。

無恥下流

　　在4月10日薄熙來正式下台後，有報導稱仍然鼎力支持薄熙來的太子黨有上將劉源，還有一個人就是陳元。據報導，薄熙來與軍方關系密切密謀政變，劉源和張海陽兩位上將都遭到調查。而陳元與薄熙來的關系，則是為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公開注入資金。

　　國家開發銀行（下稱，國開行）董事長陳元是知名的革命後代，其父陳雲與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戰爭年代便是親密戰友。陳雲的孫女、陳元的女兒陳曉丹曾經與薄瓜瓜是戀人。

　　查找國開行年報，可以看到幾項與重慶基礎設施相關的貸款投放。

　　2010年，支持重慶“二環八射”項目建設的貸款余額為人民幣337.39億元人民幣，對項目的累計承諾貸款達506 .83億元；

　　2009年，為支持重慶輕軌項目3、6號線項目承諾的貸款為人民幣111.9億元。

　　而重慶商業銀行的報表，也令國開行在重慶地方融資平台中的貸款浮出水面。多位重慶商行的大股東，包括號稱“重慶淡馬錫”的渝富資產、重慶市地產集團、重慶市水利投資公司等與政府融資平台有關的國字號公司，都將各自所持重慶商行股份中的大部份抵押給了國開行，總計質押股份達71,523 萬股。

　　有專家認為，“重慶從國開行獲得的支持力度，是其他省級政府都不可能獲得的。”也有分析認為，薄熙來讓兒子與陳曉丹“拍拖”，也是為了能更“正大光明”地從陳元那裡“借錢”。

無恥下流

來源：笑蜀

此岸向彼岸擴張的欲望愈強烈，政治的彼岸意義所引致的不自信心理愈強烈，對於知識和知識分子也就愈恐懼，對於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敵意也就愈深刻。知識分子必然要被當作政治上的異己力量。簡而言之，靈與物的衝突，彼岸與此岸的衝突，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與現實衝突的本質。以“暴露派”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的集體抗議運動，則是這一系列衝突的開端，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悲劇的開端。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性命運，建國前就已揭開序幕。

無庸諱言，中共始終對知識分子問題予以高度關注。五十多年前，毛澤東起草了一個決定，劈頭就說：“沒有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據以要求全黨全軍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毛澤東嚴辭批評“許多軍隊中的干部，還沒有注意到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還存在著恐懼知識分子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心理。”最後強調：“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時期，許多地方許多軍隊對於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度，今後決不應重復。”

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策切實貫徹了。一批又一批作家、詩人、青年學生從國統區走出，走向延安，走向太行山……。但等待著這些“新知識分子”的不都是鮮花。土地革命時期即已流行的“對於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度”，盡管毛澤東諄諄告誡“決不應重復”，實際上並未得到有效遏制。文盲半文盲出身的工農老干部，一直在黨內軍內占主導地位，他們天然地具有反智情結，如毛澤東所說：“還沒有注意到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還存在著恐懼知識分子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心理。”正是這種強烈的反智情結派生了“對於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度”，派生了土地革命時期黨內軍內知識分子的不幸遭際。抗戰初期全黨全軍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一方面為中共輸入了新的血液，另一方面也在客觀上對工農老干部的主導地位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對黨內軍內固有的權力結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工農老干部對黨內軍內新知識分子隊伍的集結和成長不免憂心忡忡，終於導致反智情結的再次大爆發，即1942年的“搶救運動”。如一份官方文件所承認的，“此次搶救運動中，在審查新知識分子工作上面，產生了最普遍和最突出的偏向。”這種偏向的後果，“是在知識分子黨員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濃厚的陰影，是相當沉重地打擊了黨內相當廣大的新知識分子黨員的革命熱情……。雖然是經過甄別工作，時局又處在很有利的革命形勢下，情況沒有也不致發展到最嚴重的程度，但這次留在他們精神上的創痕確實劃得相當深。”就連主持其事的康生事後也不能不這樣說：“在坦白運動中，又增長著不信任新知識分子的情緒，或懷疑其中很多人是特務，甚至有的工農老干部有報復主義的宗派思想，這也是錯誤，不相信新知識分子，對他們歧視，或對他們報復的宗派思想，要徹底克服。”那麼何以致此呢？當事人蔣南翔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中，有如下分析：
知識分子審查工作所以產生偏差的主要原因，我以為是由於在兩個基本問題上，我們有了錯誤。

第一個問題，是政治認識和政治估計上的不足。

不管自覺不自覺，不管承認不承認，在搶救運動中，是暴露了我們在政治認識上的模糊，暴露了我們對於馬列主義是指導中國革命的唯一真理這一點，還缺乏深刻和堅定的信心！

雖然我們平時也都抽像地承認馬列主義是有史以來全人類最優秀的思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中，馬列主義能夠戰勝任何黨派的思想，取得大多數革命知識分子的擁護，但在此次審查干部中，差不多就由我們自己完全推翻了這種情況。對於一般革命的知識分子來說，我們竟不相信馬列主義比三民主義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甚至許多知識分子已在黨內受了好幾年的教育，做了好幾年的工作，我們仍還相信他們是堅決擁護三民主義的可能性更大些。只有一些沒有接觸過其他別的思想學說的工農同志，才是保險和可靠的同志。這裡，馬列主義的思想，事實上就完全被看作為一種軟弱不堪，破爛不堪，絲毫經不起任何戰鬥的一堆廢物；而三民主義倒被看作是最能獲得廣大知識分子信仰的思想了。此種觀點出之於我們共產黨，說來是非常奇怪的，但事實確然是如此。例如隴東的搶救運動，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代表。那裡在搶救運動中，正式肯定了這樣的觀點：國民黨於1935年起就在全國實行黨化教育，所有那時以後來到邊區的知識分子，無例外地都有問題（聽說這種說法是西北局已故的李景波同志在群眾大會上公開提出來的）！因此，隴東的外來知識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點幾是被“搶”了（全隴東只有兩個外來新知識分子未被搶）。搶得所有的外來知識分子叫苦連天，怨聲載道（這是我親歷的見聞）。

第二個問題，是組織上的干部政策問題。

在搶救運動中，新知識分子同志大多被搶或被懷疑，並且大多是工農老干部負責審查他們的工作。但知識分子和工農同志是走著很不相同的道路來到革命陣營裡的，他們在生活習慣、社會經歷、思想作風等等方面，都會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因此從工農同志的眼內看來，知識分子的歷史就有許多不能解釋，並且他們又把這些不能解釋的肯定下來，認為是有了“問題”，而被審查者這時差不多是沒有自己的發言權，並不是絕對不讓他們說，而說了也根本聽不進。這樣客觀就使知識分子干部的政治生命，處在一種缺乏比較公平合理的條件保證下，受著片面審判了！這樣，主觀上雖然不犯或者少犯錯誤，也是不可能了……。

蔣南翔的這些剖析，已經接近問題的實質——包括搶救運動在內的對黨內軍內知識分子的歷次清洗，不單是緣於“有報復主義的宗派思想”的一般工農干部在基層的興風作浪，而有其更深層的思想淵源，即對馬列主義的強烈的不自信——“馬列主義的思想，事實上就完全被看作為一種軟弱不堪，破爛不堪，絲毫經不起任何戰鬥的一堆廢物；而三民主義倒被看作是最能獲得廣大知識分子信仰的思想了。”這種強烈的不自信，必然導致對思想交鋒、文化交鋒的強烈恐懼，進而導致對思想本身、文化本身的強烈恐懼。正是這樣的恐懼，產生了對“一窮二白”的偏愛——一窮二白，才好描最新最美的圖畫，這既是就物質意義而言，也是就精神意義而言。思想上文化上“一窮二白”的工農老干部，才會毫不懷疑、毫無選擇地全盤接受馬列主義“灌輸”。知識分子不然。知識分子的思想素養和文化素養所積澱的自我意識，使知識分子不可能像工農老干部那樣天然地處在無我忘我的境界之中，馬列主義“灌輸”之於知識分子，也就不可能像“灌輸”工農老工農那樣，在一馬平川上長驅直入，而必然遭遇自我意識的審視甚或是排拒。知識分子的思想素養和文化素養因此非但無益，反而是馬列主義“灌輸”的消解劑，是革命陣營政治整合和思想整合的解構力量。

“輕率地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廣大知識分子和馬列主義結合的可能性，輕率地剝奪對於知識分子黨員的信任”；這種“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也就必然得勢。

如果說，在新知識分子大量湧入之前，以知識分子為政治整合和思想整合的解構力量，還只是一種直覺；那麼在新知識分子大量湧入之後，這種直覺便似乎得到了現實的印證。四十年代初，在新知識分子最集中的延安，出現了以丁玲、蕭軍、羅烽、艾青、王實味等新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暴露派”。他們在奔赴延安之前，多已成就斐然，自視為文壇驍將，年輕氣盛，鋒芒畢露；而且他們覺得到延安就是到了家，在自己家裡當然可以暢所欲言。於是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不可避免地與急待政治整合和思想整合的新的政治文化生態發生劇烈摩擦。“暴露派”認為，革命陣營並非純潔無瑕，舊中國是一個包膿裹血的、充滿著肮髒與陰暗的社會，革命陣營存在於舊中國，何能幸免！何況當前的革命性質，決定革命陣營不僅要與農民及城市小生產者聯盟，“更必須攜帶其他更落後的階級階層一路走，並在一定程度內向他們讓步”；這就使革命陣營沾染上更多的肮髒和黑暗。肮髒和黑暗存在於革命陣營既是客觀事實，就不能諱疾忌醫。王實味說：“大膽地但適當地揭破一切肮髒和黑暗，清洗他們，這與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和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極的，因為黑暗消滅，光明自然增長。”“有人以為光明藝術家只應‘槍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點，便予敵人以攻擊的間隙——這是短視的見解。我們底陣營今天已經壯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點，但它還不夠堅強鞏固，正確地使用自我批評，正是使它堅強鞏固的必要手段。”艾青說：“希望作家能把癬疥寫成花朵，把膿包寫成蓓蕾的，是最沒出息的人——因為他連看見自己醜陋的勇氣都沒有，更何況要他改呢？”羅烽則感慨魯迅那“劃破黑暗，指示一路去的短劍已經埋在地下了，鏽了，現在能啟用這種武器的，實在不多。”大聲疾呼：“如今還是雜文的時代。”於是，他們效法魯迅，用一篇篇短劍似的雜文，解剖陰暗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連人對人的同情心也沒有”的冷漠症，“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男女事實上的不平等……，革命陣營的種種“肮髒和黑暗”被他們揭示出來，無情地鞭撻著。延安文壇卷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抨擊時弊的“龍卷風”。

真正的批判精神必然源自獨立人格。“暴露派”既是革命陣營中最放言無忌的一群，也是革命陣營中最孤傲不羈的一群。“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在他們是人生第一信條。在國統區，他們卻倍受專制之苦，對自由的向往因之愈加強烈。他們是為了掙脫枷鎖到延安的，艾青說得很明白：“作家除了自由寫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權。他們用生命擁護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因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們的藝術創作的獨立的精神。”對民主政治條件下寫作的不自由他們是絕對無法理解更無法苟合的；而他們覺得，他們用生命去擁護民主政治並未得到應有的回報，在延安，政治與藝術，政治家與藝術家的關系依舊是主屬關系，“藝術創作的獨立的精神”依舊沒有保障，自由寫作之夢遙不可及。

一種不可抑制的失落和反感便迅速積聚起來，爆發出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的吶喊便和“暴露黑暗”的“龍卷風”同時撼動了延安文壇。艾青抗議說：“作家並不是百靈鳥，也不是專門唱歌娛樂人的歌妓。他的竭盡心血的作品，是通過他的心的搏動而完成的。他不能欺騙他的感情去寫一篇東西，他只知道根據自己的世界觀去看事物，去描寫事物，去批判事物。在他創作的時候，就只求忠實於他的情感，因為不這樣，他的作品就成了虛偽的，沒有生命的。”艾青相信，作家之所以被看輕，創作自由之所以實際上被否定，主要原因，在於人的精神需求沒有得到正視，藝術的天職沒有得到確認，藝術的神性的光輝被掩沒於塵世之中。“文藝有什麼用呢？”政治家這種純功利、純世俗角度的質疑，既是對藝術的鄙薄，更表現出對藝術的無知。痛感於這種鄙薄和無知，艾青答稱：

文藝的確是沒有什麼看得見的用處的。它不能當板凳坐，當床睡，當燈點，當臉盆洗臉……它也不能當飯吃，當衣服穿，當藥治病，當六O六治梅毒。

所以反功利主義的唯美論者，戈諦耶會滿懷憤慨地說：“……我們不能從物喻得到一只帽子，或者像穿拖鞋般穿比喻；我們不能把對偶法當雨傘用；我們不能，不幸，把音韻當背心穿。”

但是人類還會思索，還有感覺，還知道恥辱和光榮，還能嫉妒和同情，還懂得愛和恨，還常常心裡感到空漠因而悲哀，還要在最孤獨的時候很深沉地發問：“活著究竟為什麼？”
這些事，都並不是凳子，床，燈，臉盆，飯，衣服，藥，六O六這些東西完全可以解決的。因為這些事，同樣可以發生在沒有物質憂慮的人們之間。

就連最原始的人類，也有他們的心理活動；就連最不開化的民族，也有他們自己的詩歌。
在艾青的視野裡，有一片廣袤的聖潔的疆域，那是牧歌之鄉。它遠離了塵世，它俯瞰著塵世。只有純粹的歌者，才是那一片牧歌之鄉的主人。正是清純的歌者所展現的神性的光輝，普照了塵世，賦予芸芸眾生以人的使命和尊嚴，而不致在滾滾利祿中沉淪。所以，作為牧歌之鄉的主人的純粹的歌者，與塵世的主宰即政治家有著同樣重要的位置，甚至更重要。艾青並且以史為例——

當法國資產階級的大詩人伐萊裡的《水仙辭》出版的時候，一個同階級的批評家曾以這樣的話頌揚他的作品：“近年來我國發生了一件比歐戰更重大的事件，即伐萊裡出版了他的《水仙辭》。”

這原因就在於《水仙辭》為爛熟了的法國資產階級——也可以說全世界的資產階級提出許多使內心顫栗不安的問題。他的詩，通過他自己的深沉的審視，從哲學上引起了對生命實體懷疑的問題。

好像有一個美國人曾說：“寧可失去一個印度，卻不願失去一個莎士比亞。”

這原因就在於莎士比亞是英國商業資本主義抬頭時代的代言人，是英帝國主義向世界擴張其勢的鼓吹者，是大英帝國直到現在還用以驕傲於世的偉大詩人。他的作品可以支持一個民族的自尊心理，從而換到不止一個的印度。

貝多芬、蕭伯納公開嘲諷王族和巨商，李白要高力士當眾為之脫靴，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知識分子向來以牧歌之鄉的主人而自傲；對塵世的主宰——不論是政治權力還是金錢——都不屑一顧。

“暴露派”頗具此類氣質。開天辟地第一遭的世界大戰，其重要性竟在伐萊裡的一部詩集之下；用多少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印度，其價值竟遠遠不及一個莎士比亞！物與靈判然分野，並將靈凌駕於物，作為塵世主宰的政治家，其權力觸角向牧歌之鄉的擴張因而於理相悖，藝術對政治的從屬關系，因而也是於理相悖的。

這一點，講得最直率的仍然是王實味。他對政治家藝術家的相互關系作了全方位的探討。他把政治家定義為“革命底物質力量底指揮者”，其任務“偏重於改造社會制度”，而把藝術家定義為“革命底精神力量底激發者”，其任務“偏重於改造人底靈魂”。他斷言，政治家固然有其長：“怎樣團結、組織、推動和領導革命力量，怎樣進行實際的鬥爭——政治家在這裡比藝術家優越。”但政治家並非全智全能，“藝術家也有他底優越性，就是：自由地走入人的靈魂深處，改造它——改造自己以加強自己，改造敵人以瓦解敵人。”而這恰恰是政治家無法企及的。藝術家固然有其人格上的弱點，如偏狹、傲慢、孤僻等等。但政治家在人格上也不是十全十美——“為著勝利地攻擊敵人、聯合友軍、壯大自己，政治家必然熟諳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縱橫捭闔。弱點也就從這些優點產生：在為革命事業而使用它們的時候，它們織成最美麗絢爛的‘革命的藝術’，但除非真正偉大的政治家，總不免多少要為自己底名譽、地位、利益也使用它們，使革命受到損害。”換言之，政治家就其本能來而言，其於革命事業有如雙刃劍；因而在發揮政治家之長、利用政治家於革命事業有益的一面的同時，還必須對政治家抱有高度警惕。王實味毫不避諱地呼吁政治家：“貓底利爪只用以捕耗子，不用來攫雞雛。”同時告誡戰友們：“對於那種無能捕耗子擅長攫雞雛的貓，我們更須嚴防。”

這裡，或許王實味本人並沒有意識到，盡管他主觀上將革命陣營的“肮髒和黑暗”完全歸結為舊社會的遺傳，但在客觀上，通過對政治家本能的理性解剖，他已經把革命陣營的“肮髒和黑暗”與權力的本質、與人的弱點聯系起來了。革命陣營的“肮髒和黑暗”的持久性、普遍性因之被揭示了出來，而這才是本質意義上的揭示。這樣本質意義上的揭示，為牧歌之鄉遠離塵世權力、為牧歌之鄉看守塵世權力，亦即為“藝術創作的獨立的精神”和藝術家固持的政治批評立場，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王實味本來是想通過對政治家和藝術家各自特性的比較，來說明政治家和藝術家各有所司，各有所長，相輔相成，因而必須彼此尊重，平等對待；卻無意中說破了政治家自身的“肮髒和黑暗”，給了革命青春期冉冉上升的偶像崇拜當頭一盆冷水。在這點上，王實味是比艾青進了一步。

根據辯證法原理，世間萬事萬物都處在對立統一的關系之中。行動家與批評家，便是諸多對立統一關系中的一種。有作家、詩人便有文學批評家，有政治家當然會有政治批評家。而其中最復雜最莫測的關系，應是政治家與政治批評家的相互關系。行動家就其本性來說是討嫌批評家的——誰願意自己的瘡疥被別人當眾指出呢？但一般的行動家雖然討嫌批評家，卻也對之莫可奈何，甚至有時還不能不故作姿態地歡迎批評家的批評，原因很簡單，作家、詩人手中有一支筆，文學批評家手中也有一支筆；畫家手中有一支筆，美術批評家手中也有一支筆……，他們並沒有超出於對方的特權，並不能借助於外在力量來壓倒對方，而只能在純學理層次上與對方平等對話。 

政治家則不同，政治家所有的是權力；而在並不存在分權制衡的社會中，權力是無遠弗屆的；這就使政治批評家的生殺予奪，往往取決於政治家的喜怒哀樂！這種情況下的政治批評和社會批評，因而是所有批評中最艱難、最冒險的批評！

“暴露派”所進行的，恰恰就是這樣的批評。他們自命為“社會良心”，自命為革命的清道夫。殊不知，他們的自命並不為政治家所認可。在政治家眼裡，他們的批判精神，他們的獨立人格，只能是離經叛道、桀驁不馴的同義語。而這就注定了“暴露派”所代表的新知識分子的悲劇性命運。“暴露派”固曾風雲一時，但那不過是要借他們的吶喊壯大整風運動的聲威，以擊敗當時黨內主要的反對派領袖王明。一旦王明土崩瓦解，“暴露派”在政治上的實用價值不復存在，他們對革命陣營的“肮髒和黑暗”的“揭破和清洗”、他們對自由寫作的強烈呼吁，就再也無法容忍了，“暴露派”也就不能不填補王明留下的空白，成為延安整風運動的主要目標。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的著名演說中，專就“所謂‘知識分子’的問題”發了一席宏論。他仍然承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文化不發達的中國，知識分子特別寶貴；仍然承認“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緊接著就是一個“但”書。“但”書後有如下一段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堪稱刻骨銘心的警句：

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

這裡“所謂知識分子”，固然包括留蘇歸來的王明等“馬列主義理論權威”，但同時也包括主要來自國統區的以“暴露派”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對新知識分子的清洗由此發軔。三個月後問世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其矛頭更直接的和全部的指向“暴露派”及其所代表的新知識分子。毛澤東花費很大篇幅駁斥“暴露派”的主張，如“人性論”、“人類之愛”等等。對“暴露派”的核心觀點，毛澤東尤為深惡痛絕，以異常嚴厲的口氣逐次點評：“從來的文藝作品都是光明和黑暗並重，一半對一半。”毛澤東的答復是：“這裡包含著許多糊塗觀念。”“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於暴露”，毛澤東的答復是：“這種講法和前一種一樣，都是缺乏歷史科學知識的見解。”“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對此毛澤東倒是沒有一概否定，但毛澤東強大指出，魯迅筆法之不能廢除，是因為中國的反動派還存在，需要用匕首和投槍與中國的反動派作戰。“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陝甘寧邊區和敵後的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的一樣。”換句話說，魯迅筆法並非沒有時空限制，魯迅筆法只能用於對敵。如果反動派不存在，比如在根據地，比如在全國勝利之後，魯迅筆伐是否還適用，這就不言而喻。

這實際上是說，魯迅之所以成其為魯迅，是因為魯迅在國統區，是因為魯迅面對的是國民黨當局。在根據地，在全國勝利之後，誰也不要想再當魯迅。毛澤東最嚴厲的點評是如下一段：

“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頌資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資產階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畫無產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這難道不是文藝史上的事實嗎？對於人民，這個人類世界歷史的創造者，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無產階級，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也有這樣一種人，他們對於人民的革命事業並無熱情，對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戰鬥和勝利，抱著冷眼旁觀的態度，他們所感到興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頌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經營的小集團裡的幾個角色。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當然不願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鬥爭勇氣和勝利信心。這樣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歌者”。

至此，毛澤東已經交代得很清楚了：誰要固守其政治批判和社會批判的立場，沿用魯迅筆法，揭破和清洗自己陣營中的“一切肮髒和黑暗”，誰就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也就不可能為革命隊伍所容。現實只容許接受，不容許批判，這是“革命知識分子”必須遵循的鐵的定律。

否定批判精神，必然同時否定獨立人格。毛澤東一一針見血地指出：許多知識分子“不大能區別革命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區，並由此弄出許多錯誤。”他提醒那些新知識分子同志——

同志們很多是從上海亭子間來的；從亭子間到革命根據地，不但是經歷了兩種地區，而且是經歷了兩個歷史時代。一個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一個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到了革命根據地，就是到了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空前未有的人民大眾當權的時代。我們周圍的任務，我們宣傳的對像，完全不同了。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到了哪山唱哪山的歌。知識分子必須隨著時空的轉換而脫胎換骨。在國民黨統治區，他們固守精神世界的獨立性，堅決抵抗世俗權力向精神世界的擴張；並且以精神世界的主宰自傲，以世俗權力的看守者即道義制約的主體力量自命，對世俗權力即國民黨當局的專橫、腐敗予以無情的揭露和抨擊，這於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是有利的，所以共產黨是大力推崇、大力支持的，所以才尊此前的魯迅，此後的李公僕、聞一多為民族英雄。但處在新的時空，即在革命根據地，領導黨不僅掌握了世俗權力，而且掌握了世間一切真理、美德和良知；領導黨因此不僅是“革命底物質力量底指揮者”，還是“革命底精神力量底激發者”；不僅是世俗生活的天然主宰，還是精神世界的天然主宰。換言之，在革命根據地，物與靈並沒有判然分野，物與靈都在領導黨的管轄範疇之內。這才是根據地與國民黨統治區的“真正區別”、上海亭子間與延安的“真正區別”。這個“真正區別”注定新知識分子必須實現由獨立人格向他律人格的轉換——既然領導黨全智全能、至善至美，個人的自主判斷、自主選擇也就喪失了合法性，新知識分子也就必須徹底犧牲其證偽本能，批判本能，徹底舍棄自我，無條件地服從領導黨。

政治與文藝，政治家與文藝家的關系，因此只能是主屬關系而不可能是平起平坐的雙駕馬車的關系。毛澤東堅定地宣稱：

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

人類生活的兩岸，即此岸和彼岸，也是諸多對立統一關系中的一種，彼岸必須與此岸分離，並高於此岸，才能夠具有對於此岸的強大的制約力量和導向力量。通常說中國人有強烈的入世精神，這句話其實意味著，中國人的彼岸意識本來就很薄弱，彼岸與此岸的動態平衡因此在中國從來都不曾實現。沒有彼岸的強大制約和導向，此岸的良性運行也就成為不可能，中國社會因此總是走不出治亂相循的泥沼。中國的世俗性宗教極不發達，如果說中國人還有一點微弱的彼岸意識的話，那麼這點微弱的彼岸意識則主要寄寓於文學藝術中。所以和世俗性宗教的極不發達相映照，中國的文學藝術一直蓬蓬勃勃，中華民族和法蘭西民族一樣以擅長文學藝術而著稱於世。在這種情況下，文學藝術對於此岸的超然性就顯得尤為重要。以“暴露派”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所追求所呼吁的正是這樣一種超然性。

對這種超然性的最大威脅，來自現實政治。政治本來只是政治而不可能是別的什麼；它所追逐的實質上永遠只是權力，而無論它出於一種什麼樣的精神理由。它永遠只是此岸之物。但是，權力都有無限擴張的本能衝動，假若不是遇到另一種同樣強大的力量的阻遏，那麼它的擴張就會無休無止，就會遠遠超乎此岸而侵入彼岸，政治就既是此岸又以彼岸自居，實則是此岸吞沒了彼岸。彼岸一旦被吞沒，對此岸的道義制約就從根本上消除了，政治批判和社會批判不復有生存空間。同時，作為一種虛擬的彼岸，政治暫時取得了神性，從此它不僅可憑借其強力迫使臣民順從，而且可憑借其神性令臣民頂禮膜拜。反抗不僅是不法，而且是不義。權力對人的全面征服因而也就是不可阻擋的。不能說以“暴露派”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對這一前景已洞若觀火，但出於知識分子的敏感，他們確實對政治權力向彼岸的咄咄進逼之勢有所察覺並且深懷憂懼。他們並不是不明白毛澤東所說的上海亭子間與延安的“真正區別”，只不過是不能接受那樣一種“真正區別”。他們堅持物與靈的二元化，堅持將靈凌駕於物，實則是以彼岸的衛護者自命，抵御政治權力向彼岸進逼，從而不可避免地要與政治權力發生劇烈衝突。以“暴露派”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的集體抗議運動，最重要的起因即在於此。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便是對此次集體抗議運動的直接回應。講話不單是否定了知識分子所特具的批判精神和獨立人格，而且完全排除了知識分子賴以安身立命的彼岸在現代社會獨立存在的可能性。一切文學藝術都屬於一定的階級、一定的政治路線，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抑或互相獨立的藝術據說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只是革命機器中的一個構件——齒輪和螺絲釘。這再也清楚不過地表達了此岸吞沒彼岸的勃勃雄心。毛澤東並且警告：“黨的文藝工作者，在黨的整個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是擺好了的；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反對這種擺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論或多元論，而其實質就像托洛茨基那樣：‘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藝術——資產階級的’。”

物與靈的二元化已被確認為托洛茨基余毒，誰若繼續堅持彼岸的獨立存在，繼續反抗此岸向彼岸的進逼，其政治前程之慘淡自不難想見。

文學藝術只是政治鬥爭的工具，文學藝術只有政治功利價值。正是基於這樣的邏輯思維，毛澤東建構了政治標准第一、藝術標准第二的文藝批評模式。用這樣的文藝批評模式主導文藝，才能保證政治決定文藝，政治家決定文藝家。換句話說，這樣的文藝批評模式是以此岸涵蓋彼岸，以此岸同化彼岸，從而最終消溶彼岸的不二法門。以“暴露派”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當然難以接受，艾青就曾援引反功利主義的唯美論者戈諦耶的名言，批評革命根據地文學藝術完全功利化、此岸化的趨向，強調文學藝術的彼岸意義。對此毛澤東直言不諱地回答說：

唯物主義者並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但是反對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反對那種口頭上反對功利主義、實際上抱著最自私、最短視的功利主義的偽善者。世界上沒有什麼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裡，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

彼岸被涵蓋、被同化、被消溶，政治便取代了真實的彼岸，而構成虛擬的彼岸。即便是純粹此岸性質的功利主義，一旦歸屬於“無產階級的”，便也具有了似乎無可爭辯的神性。一方面政治的彼岸意義不過是純粹虛擬的；另一方面政治又竭力以真實的彼岸自居，絕對不肯舍棄它已經取得的靈的光環。這個巨大的矛盾，是政治缺乏自信力的終極因素。正因為缺乏自信力，政治的彼岸意義的虛擬性便成了不可言說的秘密。“暴露派”正是在這點上犯了大忌。他們對革命陣營的“肮髒和黑暗”的揭破和清洗，他們對政治家本能的理性解剖，至少在客觀上構成了對政治的彼岸意義的否定，有著把政治由彼岸拉回此岸的潛在危險。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了這種危險性，針鋒相對地指出——

我們所說的文藝服從於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論是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為。革命的思想鬥爭和藝術鬥爭，必須服從於政治的鬥爭，因為只有經過政治，階級和群眾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現出來。革命的政治家們，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學或政治藝術的政治專門家們，他們只是千千萬萬的群眾政治家的領袖，他們的任務在於把群眾政治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加以提煉，再使之回到群眾中去，為群眾所接受，所實踐，而不是閉門造車，自作聰明，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那種貴族式的所謂“政治家”，——這是無產階級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的原則區別。正因為這樣，我們的文學的政治性和真實性才能夠完全一致。不認識這一點，把無產階級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對的。

知識分子之所以是“灌輸”的消解劑，之所以是政治整合和思想整合的消解劑，歸根究底，無非兩個原因，一是知識分子對此岸吞噬彼岸的抵制，一是知識分子對政治的彼岸意義的虛擬性的無意識破譯。進而言之，在世俗性宗教不發達的中國，知識分子天然地構成真實彼岸的主體力量，因而天然地具有反抗此岸擴張、排拒虛擬彼岸的稟性。這樣，此岸向彼岸擴張的欲望愈強烈，政治的彼岸意義所引致的不自信心理愈強烈，對於知識和知識分子也就愈恐懼，對於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敵意也就愈深刻。知識分子必然要被當作政治上的異己力量。簡而言之，靈與物的衝突，彼岸與此岸的衝突，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與現實衝突的本質。以“暴露派”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的集體抗議運動，則是這一系列衝突的開端，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悲劇的開端。

無恥下流

來源：何清漣博客

    時下中國的怪事多，5月22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珍藏紀念冊》的出版發行，應該算得上一件。為什麼？因為這是部分文學藝術家向毛澤東親手制作的扼殺文藝自由的絞架頂禮。抄寫者當中，有些老人當年是歷次運動老將，有的在“文革”中曾被批鬥，一些年逾五、六十的中老年文人的成名，則是依靠80年代疏離毛的黨文化另樹一幟。如今，因向當局敬獻“投名狀”的政治需要，這些人終於走到一起來了，摹仿佛教徒手抄佛經的虔誠，將毛的這份講話抄寫了一遍。
   
    這是什麼精神？這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重症患者的精神；抄寫者在向當局展示他們的政治虔誠之時，更是讓世界看清他們盡管早已修煉成各種文化班頭、藝術教習，但終究不過是一群終身戴著鐐銬跳舞的宮廷舞者，朝廷有需要時得獻歌獻舞，恢復舞者本相。
   
    且說說這篇《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篇什麼物事。在上世紀80-90年代，一些曾親身經歷過“延安整風運動”的黨內老人如李銳先生等都曾回憶過這段令許多革命者喪失尊嚴的紅色恐怖時期。這場運動起始於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是運動開始的標志；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後，運動宣告結束。其中，毛澤東1942年5月2日至23日的兩次講話（即《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據稱對延安文藝界的整風運動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已故歷史學家高華曾對這段歷史有過獨具慧眼的深刻研究，他認為毛澤東召開文藝座談會的目的，是為了“最終確立自己作為文藝界大法師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因為“文化人不聽話，不尊重領導”。這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標志著毛氏‘黨文化’觀的正式形成”。“毛氏黨文化”觀包含五個層面：
   
    一、文藝是政治鬥 爭的工具，革命文藝的最高目標與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利用文藝的各種形式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 ‘創作自由’是資產階級的虛偽口號，革命的文藝家應心甘情願地做革命的‘齒輪和螺絲釘’。
    　　
    二、與工農兵相比，知識分子是最無知和最肮髒的，文藝家的主體意識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無稽之談，因此知識分子必須永遠接受“無產階級”對他們的改造。
    　　
    三、人道主義、人性論是資產階級文藝觀的集中體現，革命文藝家必須與之堅決鬥爭和徹底決裂。絕不允許描寫工農兵在反抗、鬥爭之外的任何屬於非階級意識的表現。
    　　
    四、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嚴禁暴露革命隊伍中的陰暗面。
    　　
    五、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遺留下的文藝表現形式上的歐化傾向，文藝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並不僅僅是文藝表現的個別問題，而是屬於政治立場和世界觀的重大問題。”
   
    在同類研究中，高華對這場運動的總結很到位。我無從猜想這百位抄寫者在謄抄這篇講話時懷抱一種怎樣的心情？他們難道真心承認自己比工農“肮髒”與“無知”？他們願意重溫當年“無產階級”對其曾施加過的半暴力“教育與改造”？他們難道聽不到今天中國的“工農兵（復員軍人）”正通過每年逾20萬起的群體性事件在發出反抗的怒吼？
   
    將中共比之為綁匪，可能會讓不少中國人覺得不舒服，但從中共挾持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所有社會資源並迫使中國人聽從其號令這點來看，其實與綁匪本質相同。在淪為人質的中國人當中，這百位文化名人在才賦上自有其傑出之處，那麼多人拼命往上爬，卻只有他們能爬上文藝界階梯的頂端，足以彰顯其才賦優越。但才賦的優越也無法掩蓋一個事實：他們已完全被中共黨文化馴服，其行為具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所有特征。且看：
    　　　　　
    “人質感到加害者威脅到自己的存活”——中共至今仍然掌管著他們的飯碗與福利，在“不服從者不得食”的鐵則下，他們還需要依靠體制的物質恩賜；
   
    “在遭挾持過程中，人質必須體會出加害者略施小惠的舉動”——與同類群體相比，他們感到黨賜予他們的待遇很不錯。除了見到級別更高者需要打躬作揖之外，在大多數人面前，已經很有上等人的感覺；
    　
    “除了綁匪的單一看法之外，人質必須與所有其他觀點隔離，通常得不到外部信息”——中共長期控制媒體，限制學術自由，而這些人由於自身的文化班頭、藝術教習地位，早已成為黨的宣傳工具，他們也不再傾聽官方媒體之外的聲音，部分人自覺地相信那是“腐朽的西方文化”，或是海內外敵對勢力在造謠。
    　
    “人質要相信，要脫逃是不可能的”——經歷過改革30余年，中國出現很多問題，朝野不少人虛構了一個平等、底層人人有工作與免費醫療的毛澤東時代並懷念之。於是這百位文化名人認為，要從毛的陰影下逃脫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就干脆做個在當局眼中表現優異的馴服者吧。
   
    知識群體的墮落，標志一個社會徹底的墮落。記得當年一位研究當代文化史的人士曾收集了許多文化名人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親筆寫下的認罪書、檢討書，准備結集發表。但這些文化名人當中的在世者與逝者家屬均表示強烈反對，聲稱一旦出版，將全力以赴訴諸公堂，並在經濟上徹底整垮這位研究者。不讓出版的理由中最強的一條是：當時政治壓力太大，誰也頂不住。但觀看今天的中國，我實在不知這百位文化班頭對自身向創作自由絞架頂禮的可恥行為有什麼說辭？是什麼力量驅使著他們寫，個別人即使像“吃蒼蠅”也還要寫？是不寫這份投名狀會被處死，還是沒有高干病房入住？是升遷道路受阻還是擔心進不了八寶山革命公墓？這些人當中的不少人其實墓木已拱，黨能夠賜給他們的現世利益不會更多了，寫下這投名狀，只能說他們對中共專制只剩下諂媚的“勇氣”，只會說“聖上英明，臣罪當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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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RFI

　　一年一度的戛納國際電影節已近尾聲, 雖然今年沒有任何一部華語影片入圍主競賽單元, 但中國網友和讀者還是能看到, 範冰冰、李冰冰和楊冪等女明星在戛納的紅毯上“花枝招展”地走秀, 這也被網友們質疑為“蹭紅毯”。

　　而楊冪在走紅毯時，還有“被保安驅趕”的傳聞，雖然事後她澄清不是被驅趕，而是被工作人員引導，但一時間各方對華語明星戛納紅毯秀也產生了不同看法。據《新京報》的報道，由於信息不對稱，可能有很多讀者都搞不明白，為何沒有任何影片在戛納電影節上展映和竟賽，還有如此之多的中國藝人跑到那裡去蹭紅毯“打醬油”呢？

　　實際上，想要在戛納走紅毯，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如果沒有入圍參賽影片，明星們仍然可以通過品牌贊助商的邀請、劇組主創親友等方式在戛納實現“紅毯秀”。已舉辦65屆的戛納電影節秉承歐洲人的優雅風格，在每日夜場（19點半之後）電影放映前都會有紅地毯儀式，電影節一共12天，每天大約有3場，也就是說，在活動期間至少要舉行40場左右的紅地毯儀式。那麼，所謂的紅毯指的是什麼呢？廣義上的走紅毯，是個人都可以走，因為戛納電影宮前面的紅毯白天是空閑的，每個記者進盧米埃爾廳看電影都會經過紅毯，路人經過電影宮也可以上前踩兩腳，叫上三五好友幫你拍張照，也算走紅毯了。

　　多次報道戛納電影節的資深媒體人董銘稱，狹義上的走紅毯，指的是要穿著正裝，手持首映式邀請函，通過組委會提供的汽車來到現場，並走過photocall區域（全世界攝影記者指定聚集地）。能完成這個過程的，一般只有劇組主創、贊助商邀請的藝人、劇組主創的親友，以及法國當地名流等。代表入圍電影節的影片走紅毯是最常規的方式，比如，今年華語片雖然沒有入圍主競賽單元的影片，但有婁燁的《浮城謎事》入圍了“一種關注”單元，在開幕式上，中國明星郝蕾、秦昊和齊溪就是代表《浮城謎事》劇組走的紅毯。

　　沒有參賽片，品牌邀請走

　　不過，範冰冰等中國女明星今年能夠走上戛納的紅毯，都是受到某品牌贊助商的邀請前來的。在這種情況下，有可能明星們身上的包包、禮服和珠寶都是那些商家的產品，因此，這些明星走紅毯在展示個人魅力的同時，也是在為這些品牌做宣傳。此外，如果一部影片有首映式紅地毯，所有進電影院（一般是盧米埃爾廳）觀看的明星、名流和觀眾，甚至在紅地毯上拍照的攝影、攝像記者，都需要正裝出席。穿成什麼樣才叫正裝呢？女性要穿禮服和高跟皮鞋，平底皮鞋則會被拒絕入場。男性則需要黑色西裝、皮鞋、白色襯衫和領結，請注意其他顏色的西裝和襯衫是不會讓你進去的，也別跟保安抱怨說只有領帶而沒有領結。

　　額外加分 被主持人念出名字

　　報道又說，對於華語明星近幾年熱衷於走紅毯，資深媒體人董銘的看法是：“還是那句話，弄一張紅毯邀請函很容易，比紅毯函難的是禮賓車。比禮賓車更難的則是現場CANAL+電視台主持人認識你，假如他能發音准確地喊出你的名字，那基本就算混到國際明星了”。 想當初，範冰冰隨《日照重慶》劇組去戛納時，還曾被主持人喊錯名字, 這幾年大家就很熟悉她了”。曾跟隨電影《武俠》參加去年戛納午夜場放映的陸先生告訴記者, 按照組委會要求, 每個劇組的主要演員和導演一人一張邀請函, 每個主創最多帶一名隨從。此外, 參加報道的記者每人每場也能領1到2張。

　　董銘介紹說，邀請函的顏色也有區別，棕色的邀請函可以暢通無阻，但是藍色的邀請函必須和記者證一起使用才有效。除了組委會外，評委、影評人、影片發行宣傳、公關公司和贊助商手裡都有棕色邀請函，想要走紅毯，但又沒有影片參展、參賽的，就可以通過這些渠道拿邀請函。拿到棕色邀請函只是有了觀看夜場電影的資格，並不代表你能或者敢於大搖大擺走過photocall區域，完成“走紅毯”。陸先生告訴記者，去年《武俠》劇組湯唯、金城武、甄子丹等走紅毯，都是坐著組委會安排的禮賓車到現場。車子的安排也有講究，陸先生說：“打比方說，你有40個人，組委會一般給你7輛車，每輛車4個人，最多28人可以走紅毯，其他人就只能從旁門進影廳了。”

　　業內看法：紅毯商業且娛樂，影片才重要

　　綜上所述，資深媒體人董銘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盡管“蹭紅毯”這種說法稍顯刻薄，但還是很形像的，它所折射出的正是現在華語明星去戛納的現狀。在董銘看來，紅毯只是首映的一部分，和電影沒啥關系，國外媒體對紅毯報道的比例並不高，主要還是在於電影本身。“這幾年華語影片也不爭氣，如果有哪部華語片在戛納頗受好評的話，網友們也不會只盯著哪些中國明星蹭紅毯了”。

　　另據網易娛樂5月24日的報道，導演陳凱歌（微博）奉勸中國女星，走紅地毯不能當職業。近年不少中國女星為求紅地毯搶鏡各出其謀，其中有些走紅地毯的女星根本沒有電影主演。陳凱歌昨日在戛納開腔指女星不能說走紅地毯是個職業，他暗諷說：“昨天我也走了（紅地毯），不過我是受到組委會的邀請才走的；娛樂圈本身就是名利場，不過我們要知道自己是什麼職業的，至少你不能說走紅地毯是個職業。”意思也暗示了女星別以為有機會走國際影展的紅地毯就是國際明星，演員應該做好本分，而非紙上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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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旺報

      薄熙來失勢後，許多醜聞被一一揭發。日前海外媒體披露，薄案除了貪腐外，薄熙來更把觸角伸向海內外媒體，並加以收購，而資金來源則指向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薄熙來與周永康關系密切，薄還被視為是周的接班人。

　　博訊網25日報導引述來自重慶的可靠消息稱，重慶市長黃奇帆為與薄熙來撇清關系，揭露了重慶曾巨資「統戰」海內外媒體，並曾邀請海內外作家、作者以及網站編輯到重慶開會。薄以廣告買通編輯等手段，自2009年起滲透並控制了一網(一個網站：多維)、一刊(一份香港刊物)、一台(一家在香港的電視台)。

　　多維以在香港的記者收買了3位媒體人並常駐美國，參與多維網挺薄熙來、反習近平的宣傳。薄案爆發後，多維挺薄勢力仍藉機抹黑習近平。

　　據「大紀元」網站報導，薄早就在收購海外媒體，每年巨資流向新加坡《聯合早報》，該報專設重慶頻道，為薄搖旗吶喊，批汪洋、譏胡錦濤、倒習進平，卻沒有北京或上海的頻道。

　　報導指出，今年4月初，多倫多《星島日報》突宣告裁員15人;美國加州《多維》雜志突然消失，北美親共媒體因資金困難而停刊或縮減規模，被解讀為在薄熙來倒台後，周永康在中共黨內鬥爭中完全失勢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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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簡直

5月28日新華網據浙江在線報稱《網曝浙江永康發生大規模嫖宿處女學生事件 警方調查》。無獨有偶，同日，新華網轉載了京華時報對26日河南官方122字公布官員強奸多名幼女案的評論。

微博網友莫名驚詫：“嫖宿幼女為何屢禁不絕？——繼貴州習水、浙江麗水之後，浙江永康又發生大規模嫖宿學生處女事件，涉及多名人大代表和企業家，此事在當地幾乎人盡皆知，官方至今未有任何說法。”

鳳凰網郎遙遠博客文章認為，“買處”，這充滿封建社會荒淫無道的詞彙，很多年來就已經成為暗地裡的富豪權貴新時尚。在一些權貴尤其是為富不仁的老板心中，崇尚“玩處女體現成功人士身份”，“玩處女見紅，可以化災避禍帶來好運”。 前幾年震驚全國的習水縣公職人員嫖宿幼女案，記憶猶新；“麗水多名女中學生遭強奸，涉及多名村委會主任”的駭人新聞，驚悚在耳；甘肅一黑老大（老板）涉嫌強奸多名女中學生，家長舉報驚動省長。百度一下“包養中學生”，居然可見中介聯絡熱線。而今，這些企業老板、人大代表們玩中學生處女，玩出了火，收不了場。這些傷天害理、違背人倫的惡行，必在接受法律嚴懲同時受到公眾強烈譴責，而身敗名裂。

文章說，有權有錢的大爺們“買處”，一部分是基於少女年幼無知、好奇、虛榮而直接誘奸，一部分是通過中介介紹實施犯罪，當然也有貧窮少女為了謀生、救急而誤入歧途。不管何種方式，都涉嫌刑法嚴懲的強奸幼女罪。權貴們一次次的獸欲發泄，崩塌了一個又一個成長少女的童話世界，嚴重傷害其身心健康，精神傷害亦將伴隨其很長時間，甚或因此自暴自棄，毀了美好未來。“包養中學生、玩處女見紅”，如此荒唐的邪教惡念，像一種讓人上癮的毒素在某些權貴圈子暗中蔓延，其犯罪動因，已不僅僅是“及時行樂的淫亂思想，極為低下的道德水平，淡薄的法制觀念，人格脆弱和主觀意志不堅定”等主觀原因所能囊括。“什麼都已經玩膩了，去玩學生處女。”這種無道德底線的權貴新時尚，才是讓我們驚懼和憂慮的社會現像。因此絕不容許存在用權錢去擺平犯罪、大事化小的司法空間，放縱一個禽獸，就是慫恿一千個禽獸。

（羊城晚報：中國企業家單身俱樂部在廣州花園酒店組織了一場企業家私人征婚活動，320名佳麗從2800名報名者中脫穎而出）

作者自稱，早在三年前，當“買處、嫖幼”犯罪態勢上升的時候，就寫過評論《“處女商品化”折射出中國式邪教惡行》。文中提到：“公務員嫖宿幼女案、傳銷式強奸幼女案成為典型案例。這些有權有錢的成功人士，已不再滿足於一般的玩樂享受和刺激，而要追求日日新鮮的性獵物，更千方百計奢貪牟取一種‘處女商品’。在沿海發達地區的燈紅酒綠場所，每年都有大批來自欠發達省份的少女，成為某些富豪和權貴們垂涎三尺的‘書包妹處女’，成為這些衣冠禽獸們日夜尋覓的‘熱銷商品’。從千元人民幣到數萬元人民幣，女學生的貞操、人格與尊嚴被標價出售，賤賣著、踐踏著、侮辱著。”

文章寫道，在近年發生“買處”事件中，引發憂思的，是企業老板群體的道德危機。當下中國相當一部分企業家，其產品生產極不道德，各種有毒的、有害的、造假的，層出不窮，賺錢昧了良心，無視法律；而賺錢以後呢？天價婚禮的老板、聚賭成癮的老板、鬥富鬥狠的老板、妻妾成群的老板、高利貸加黑社會的老板、淡漠慈善的老板、橫行霸道的老板、尋釁滋事的富二代、玩學生處女的老板，為數不少，生活方式毫無品質和精神境界可言，缺失道德和信仰，除了錢什麼都沒了，只剩下“食色，性也”的生理欲望。既然道德沒了，人欲就變成了洪水，任其泛濫，什麼都敢玩，越新鮮越刺激，就越趨之若鶩。

馬克思·韋伯在《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認為所謂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就是“克制消費欲望+全力積累資本”。西方企業家是將禁欲與謀利統一起來的獨特群體。

（羊城晚報：中國企業家單身俱樂部在廣州花園酒店組織了一場企業家私人征婚活動，320名佳麗從2800名報名者中脫穎而出）

與西方企業家相比，中國企業家從一開始似乎就存在兩個缺陷。第一個缺陷是，封建官本位流毒較深，官商常常形影不離，相當一部分企業家是權力資本化的受益者，把公共資產從計劃系統中引向了市場，將其轉化為自己的謀利性資產。第二個缺陷是，中國企業家沒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精神，似乎缺少新教“禁欲+謀利”的培育階段，一開始就本能地成了“謀利+縱欲”的混合體。同時在文革階級鬥爭運動中，傳統文化受到毀滅性摧殘，而沒有“教堂”的市場經濟是魔鬼樂園，沒有完善法治的市場經濟是潘多拉魔盒，官場腐敗風氣更加劇了企業家精神世界的墮落。

郎遙遠博文後的網友跟帖認為：中國這些年復古風盛行，熒屏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現實封建那一套隨處可見，有但沒有學到西方民主的真正東西，反而好像是退化到了一個半封建社會。

浙江永康大規模嫖宿學生處女

（羊城晚報：中國企業家單身俱樂部在廣州花園酒店組織了一場企業家私人征婚活動，320名佳麗從2800名報名者中脫穎而出）

27日下午14點16分，微博網友“奸商陶瓷”發出消息，稱浙江永康也發生了大規模嫖宿學生處女事件，而且有多名人大代表和企業家涉及其中。

永康究竟有沒有發生類似事件，記者向當地警方進行了咨詢。永康市公安局負責宣傳的一名陳姓主任告訴記者，對於此事的具體情況他不是很了解，不過確實有這麼個案件在調查中，目前不方便透露。

記者又從金華警方處證實，目前這起案件正在偵查，為了不影響案件偵破，不方便透露具體信息。

河南122字公布官員強奸多名幼女案

“河南永城市委常務副秘書長李新功奸淫幼女數十名被抓捕”的消息，連日來在各大網絡論壇不脛而走。內有受害者“我才13歲，叔叔別這樣呀！”的絕望哭喊，有受害者家屬的悲愴哭訴，有李新功作案的令人發指的具體細節，有公安機關在李新功辦公室及車中查到與案件相關的工具和信息。這一消息終於得到當地官方證實，然而全文卻只有122個字。

來自河南永城市政府網站的消息，只是確認了主要事實：原永城市委辦公室副主任李新功涉嫌強奸未成年女性十余名被刑事拘留。在這則官方消息中，網傳“常務副秘書長”沒有出現、“數十名”變成“十余名”。而在其他諸多關鍵信息上，同樣留下了巨大的公眾需求真空。顯然，100余字的消息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的信息渴求，微博對消息進行了大量轉發和評論，質疑和憤怒成為主要輿論情緒。

近年來，性侵幼女案並非孤例，此案涉及受害者之多則屬罕見。面對此類案件，各方關注的一個焦點就是適用罪名上。強奸幼女罪與嫖宿幼女罪，在作案的表現形式上有諸多相似，但量刑卻有很大差別，以致廢除嫖宿幼女罪、保護未成年人的呼聲十分強烈。因此，在此案的具體情節偵查和事實確認上，務必嚴細深實，嚴格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勿使“嫖宿幼女罪”成為一些犯罪分子輕易逃脫嚴厲懲罰的外衣。

陝西4名村鎮干部輪奸12歲少女

2011年12月1日新華網消息，華商報昨日報道了“略陽4男子涉嫌強奸12歲少女”一事，記者獲悉，該案已被略陽警方定性為“涉嫌嫖宿幼女罪”，目前已有7人被警方刑拘。令人震驚的是，這起嫖宿幼女案竟然是被害者同學充當了“中間人”。

“這名12歲的女生是和另外一名女生去‘做生意’的，在這個過程中，她是自願的，而且好像還收了人家的錢。”昨日下午，有知情人稱，這名12歲的女生其實是在他人的引見之下，和這些村鎮干部取得了聯系，才被人帶去開房的。

隨後，一名檢察機關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名12歲的初一女生是被本校一名初三的學生帶出去，介紹給了這幾名嫌疑人。而這名初三的學生也是為了撈取“中間費”才拉皮條的，而且這起嫖宿幼女案也早已在略陽警方的調查中。

昨日下午，略陽官方提供的材料上對此也作出了回應：程某伙同縣某中學兩名在校學生介紹兩名學生賣淫和魏某等6人嫖宿其中一名12周歲的幼女情況屬實。

9月18日，略陽縣郭鎮西溝村原村支書魏某在略陽城區一賓館內嫖宿12歲女生，10月11日晚，郭鎮兩名鎮干部在某酒店先後對同一幼女嫖宿，該幼女正是和魏某發生關系的12歲女生。

昨晚8時30分，略陽縣委召開常委會，決定對郭鎮黨委書記、鎮長、紀委書記等3名領導干部分別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略陽縣人勞社保局對涉嫌犯罪的郭鎮干部趙某、蔣某作出停職決定。

職校校長重金嫖宿多名未成年女學生

2009年7月10日新華網據中國青年報報道，福建省安溪縣華僑職業學校校長許新建身患直腸癌，不安心養病，卻通過社會上的賣淫組織，花重金嫖宿多名未滿14歲的女學生。

警方查明，去年10月至今年4月間，無業女青年楊相思、張寶英糾集黃愛玉、陳彩彬，以語言恐嚇、肢體威脅、物質誘惑等方式，組織、強迫安溪縣金火中學8名女學生(其中5人為未滿14周歲的幼女)和社會女青年兩人，通過林春來、張愛蘭等無業女青年介紹到安溪城區酒店，供許新建等人奸淫、嫖宿，從中牟取暴利。楊相思等11人分別涉嫌組織、強迫、介紹賣淫罪和強奸罪(共犯)，許新建等7人分別涉嫌強奸罪、嫖宿幼女罪，均已被依法逮捕。

據披露，當地有3名擔任領導職務的公職人員涉及這起嚴重侵害未成年學生的案件。除了嫖宿多名幼女的安溪縣華僑職業學校校長許新建外，還有一位正科級官員——安溪縣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委員會主任鄭文山也因參與嫖宿幼女而被捕。此外，安溪縣西坪鎮工商所所長謝志騰因嫖娼的對像已年滿14歲，未涉嫌犯罪，受到了收容教育6個月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