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悉尼先驅晨報

江澤民&曾慶紅
著有《中國太子黨》一書的作者JohnGarnaut寫道,中國的商業運作與“太子黨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似乎執政的共產黨也無力阻止他們。
當在中國政壇握有大權的曾慶紅提出想看看澳大利亞的精髓後,他的外交招待員們首先在布裡斯班(Brisbane)的BreakfastCreek大酒店給他送上了幾壺啤酒及大號的菲力牛排。他的下一站是悉尼,在那裡他參觀了魯珀特·默多克(RupertMurdoch)的福克斯(Fox)新聞工作室。一位陪同他的消息人士說,“他笑得合不攏嘴。”
隨後,曾慶紅被帶到PointPiper的Wolseley路上的拉克蘭·默多克(LachlanMurdoch)和薩拉·奧黑爾(SarahO'Hare)的豪宅,享受了一頓悠閑的晚餐。陪同魯珀特·默多克的是他的新婚妻子鄧文迪。鄧文迪為曾慶紅作向導和翻譯,她的表現率先說服了曾慶紅為什麼星空衛視新聞集團(NewsCorporation'sStarTV)應該進入中國。悉尼一家最好的餐廳也對外歇業一天,以便讓它的大廚們能為曾慶紅准備海鮮盛會:品嘗巨大的綠唇鮑魚,邊吃邊欣賞日落之中悉尼歌劇院和海港大橋的美景。
曾慶紅明顯在享受著這一切,他脫下領帶,卷起袖子,在Brekky溪與船夫們說說笑笑,但他對默多克迷人的海港景色印像更為深刻。2008年,就在曾慶紅剛達成交易-讓習近平出任下一位國家主席及中共總書記後不久,他的兒子曾偉就支付了3200萬美元,在幾乎是同一海港的馬路斜對面購置了一處帶有九輛車庫的豪宅。
這座百年豪宅,原來的主人是澳大利亞最著名的內部交易商ReneRivkin。這筆交易一直沒有引起外界注意,直到2010年,當時曾偉向沃拉拉理事會(WoollahraCouncil)申請批准,想要拆掉該豪宅,重建一個更大的。曾偉最終贏得了這場爭議的勝利,來拆建的工人不久就將進場。但曾偉鮮少在這裡居住,因為在中國他還有太多的錢要賺。
“他們不在當地,”幫助曾偉打理其悉尼這棟房子的發言人GavanSlaughter說。他說,曾偉不大可能會回答記者的問題,但他會把記者的提問轉給曾偉。曾家絕大多數時間不在澳大利亞,他們在北京有一棟別墅。
隨著市場的誘惑變得越來越大,共產黨拒絕讓其巨大的行政權力或其本身受到任何法律的約束,雄心勃勃的官員們和企業家們發現,如果不迎合太子黨們或與黨國有鐵杆關系的人的口味,很難積累財富,也不可能守住這些財富。他們討好這些“太子黨”-如曾慶紅,及他們的子女-如曾偉,他們知道這樣能為自己打開大門,那些官員或競爭對手就不敢動到他們的利益。
在曾偉購得該所豪宅四年後,中國的領導人們再次面臨困境,他們不能或是不願控制他們親屬們的特權。現在,外媒記者在曝露被整肅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家族的金融交易。
雖然曾在恢復毛主義的薄熙來,其官方的薪水大約是每個月1600美元(約1萬元人民幣),他的兒子(薄瓜瓜)在牛津大學時租住的是總統式的套間,在美國開的是保時捷車。薄熙來的哥哥通過別名,在香港一家國有銀行的上市子公司,控制著價值1000萬美元(6300萬元人民幣)的股份。據彭博社的調查發現,薄熙來妻子的兩個姐姐手中控制的商業利益,價值1.26億美元(約8億元人民幣)。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目前正被指控在出現金錢糾紛後,謀殺了英國朋友尼爾·海伍德。
曾慶紅和薄熙來都是生於中國的“紅色貴族”家庭,他們對積累個人權力、捍衛共產黨政權的興趣遠遠大於不斷獲取個人財富。在當今的中國,即使是簡單生活、明顯屬於理想型的領導人們,他們發現很難讓自己的家屬不涉及特權和“自然”流向他們的慷慨(進貢)。
在政治局九位常委中,至少有六人,其子女已從其家族的地位獲取了豐厚的利益。自1989年的天安門慘劇後,中共領導人們沒能找到一個辦法限制彼此家族的特權。這個政權正變得越來越脆弱。
歷史
自1986年以來,共產黨就沒有認真解決過其太子黨子女中的腐敗問題。改革派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他曾為限制領導人子女的特權而戰,他甚至賦予安全機構權力,逮捕了涉及貪污及傳播色情錄像的政治局委員胡喬木的兒子(據說他向其在共军中的諸多性伴侶傳播色情錄像)。很多黨內的老人們對胡耀邦的大膽行動感到不安,因為他們也有子女在趟這些混水生意。胡耀邦的一名子女說,胡耀邦試圖限制太子黨們的腐敗成為他1987年被罷黜的因素之一。
任人唯親、貪污腐敗,尤其是太子黨子女們的暴富引發了中國民眾的公憤,進而在胡耀邦逝世後,出現了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的(民主)抗議。胡耀邦的改革派繼承者趙紫陽,他回應抗議者們的要求,提出讓自己的家庭資產接受調查,但他也遭到罷黜並被軟禁家中。
當江澤民接過趙紫陽的位置,他從上海飛進北京中央,把這個四分五裂的黨又拼接起來。他帶來了曾慶紅做大管家。
江的使命不再是去限制太子黨們分得大杯羹,而是去控制他們的自負、野心和嫉妒,以便從這個小圈子裡獲得最大的政治支持。曾慶紅成為“大紅人”,需要特權、職位和建議,都得去找他。
家族
1993年,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曾慶紅,曾要一位曾家的朋友安排他的兒子曾偉進入(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讀書,因為曾偉無法在中國競爭激烈的機制中占有一席之地。據一位熟悉該談話的消息人士稱,身為父親的曾慶紅說:“讓他出去,到那裡工作,打餐館,別讓他依靠其他人。”曾家的這位朋友在華人社區找到了一位金融贊助商,安排了曾偉的大學錄取及住宿事宜。
但25歲的曾偉從未出現過。曾慶紅又向這位朋友自豪地解釋說,他兒子已經決定與其做一名普通的商人,不如銷售人們真正需要的商品,他還給曾慶紅運來了一卡車的西瓜以示證明。不論是當父親的曾慶紅還是這位朋友,他們都不知道曾偉沒有出現在墨爾本的這一年中,他如何從賣西瓜變為能出手數百萬美元贊助活動。該名朋友回憶說,1994年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觀看北京隊與AC米蘭的足球表演賽時,他看到曾偉在一個企業的包廂內。他想向中信的老板王軍(WangJun音譯)介紹曾偉,令他尷尬的是,“王軍說,‘我跟他很熟,這場球賽就是曾偉贊助的,是他邀請的AC米蘭”。那位朋友回憶說,“他從要留學、到賣西瓜、到做這個。”
1999年,在曾慶紅計劃他的悉尼之行前,他的兒子已經成為了富豪。在中國上下,那些野心勃勃的商人們,包括許多太子黨的孩子們,都在盡力巴結曾偉。
默多克此前就在快速地抓住中國市場的潛力,他的財富將依賴於這些政客。當他聽說曾慶紅要訪問澳大利亞後,他的人就給澳大利亞的外交官員們打電話,直到挖到曾慶紅在悉尼行程的一大塊時間段。
在PointPiper的豪宅內,默多克帶來原住民吉他歌手JimmyLittle做表演,並讓藝術顧問JeanBattersby在牆上掛上其最好的澳大利亞作品,由鄧文迪任曾慶紅的向導和翻譯,說服曾慶紅星空電視新聞集團將給共產黨帶來好處。次年,曾慶紅則在北京的中國歌劇熱情款待了默多克和鄧文迪夫婦。
默多克不遺余力地努力以自己的方式進入中國市場。他贊助了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寫的一本關於鄧小平的書。鄧榕的丈夫是中國一家主要軍火交易集團的頭。以默多克新聞集團為首的一個財團,還讓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Sachs)給江綿恆的一家電信企業注資3.25億美元(20.5億元人民幣)。在江綿恆的父親、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讓中國占主導地位的電信公司1/3的資產轉入這家公司後,默多克他們這項投資獲得了極度豐厚的回報。默多克還與一名前共军電台主持人一起創立了鳳凰衛視。
2002年,曾慶紅被提升為政治局常委,進而成了國家副主席,而他的保護人江澤民則退居了二線。雄心勃勃的政客、官員和商人繼續竭盡所能的與曾慶紅建立關系,並受到他的蔭庇。曾慶紅在香港(曾慶紅在香港有一系列的職責範圍)的兄弟則大舉在商界謀取機會,並幫助香港的商人在大陸擺平關系,疏通關節。
而曾偉,做的是更大的事。
根據曾家的一個朋友和曾偉的商業伙伴,在1990年代,曾偉成為了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王毅(WangYi音譯)的親密朋友。證監會發現了自己可以獲得希望在中國的新生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國企公司的有價值的信息時,這段友誼更是大大的加深了。證監會也有權批准私營企業的上市申請。
當王毅涉嫌證券市場違規行為而被當的調查人員關押時,這段友誼變得不利了,後來王毅被以不相關的腐敗指控而入獄。
2007年,“財經”雜志的調查記者發現,賬面淨資產740億元(120億美元)的發電公司魯能的92%的股份被以37億元轉給了兩家不知名的私人公司。當中共領導人了解到涉及此事的太子黨的身份後,後續雜志一送到報攤,便被回收,編輯們也被施加了巨大的壓力。與曾家關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和了解調查情況的人士揭示,在這一秘密轉移數十億美元國有資產事件中,具有最敏感身份的人,就是曾偉。
曾偉也聯手山西省煤炭大亨。根據商界消息,今年3月,他的一個搭檔在海邊度假勝地為自己的女兒舉辦了婚禮,據報,僅嫁妝就裝了6輛法拉利。
曾偉與香港房地產開發商“人和商業”關系密切,人和商業通過搞定軍方審批程序,在中國南方,將地下防空洞改裝成商場賺錢。公司總裁戴勇革(DaiYong'ge音譯)在澳洲和曾偉及曾偉妻子蔣梅一起開了家公司,隨後不久,曾偉買下了PointPiper的豪宅,人和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
這意味著什麼
1980年代的國家利益和私人利益模糊不清與現在的政治和商業完全合並相比,真是微不足道。
一些中國最受尊敬的公共知識分子警告,權貴們對財富最大化的要求正在將整個社會和經濟作為人質綁架。
這些警告在商業界也在秘密的流傳,雖然商人們被短期利潤迷住了眼睛,但他們越來越對他們個人或財務的安全感到不確定。
黨的太子黨的私人財富通常都被隱藏的很好,包括使用多個身份。但是,他們起到了政治和市場的橋梁作用。他們中的很多加入或成立了投資公司,把自己作為代理人,夾在了私營部門財富流動的大動脈裡,或潤滑或阻塞資金的流動。當家庭政治資本轉換成金錢時,股票交易翻倍,然後,金錢還可以再轉換成政治權力。國有企業可以把大量的合同給他們青睞的商人,而商人與他們分取利潤,來換取法規上的保護。
在投資銀行和私人投資圈子裡,最有名的太子黨有主管宣傳的頭子的女兒李彤(LiTong音譯),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女婿WilsonFeng。據與之有接觸的中國商界人士們說,其他九常委的孩子都在積極的尋求(商業)機會。
他們包括賈建國(JiaJianguo音譯),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頭子的兒子;賀金濤(HeJintao音譯),黨的反貪頭子、前組織部長的兒子;周斌,石油沙皇和安全頭子周永康的兒子。
所有六個太子黨的商業運作與他們父親(或岳父,如吳邦國)的職權範圍息息相關。
當局的審查大軍和宣傳機構確保了太子黨們的這些私下交易從來不會出現在中國的主流媒體上。不過,即使是中國的官方媒體也承認公眾日益增長的不滿,就像薄熙來被整肅後他們報道的那樣,新華社4月14日的報道中說:“一些干部的配偶和子女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無視法律,從而引起了公眾嘩然。”
黨的領導人們利用著社會主義的理想,來作為他們自己的獨裁統治的合法性,而讓自己的孩子們賺取巨額收入。這不僅僅把他們自己與普通民眾疏離,也讓太子黨自己從內部分裂。很多革命領導人的後代拒絕“太子黨”這樣的名稱,因為它所代表的貴族內涵,他們把自己與上述提到的那些“純官僚”的孩子們區分開來。
政治分析家們認為曾慶紅家和他的保護人--前主席江澤民,開啟了現代太子黨大規模從商的先河。
這兩個人也是魯珀特·默多克(RupertMurdoch)花了最多力氣的人,默多克試圖建立一個全球衛星電視帝國。默多克巨大的游說努力最終失敗,他退出了(中國)市場。
曾慶紅訪問默多克的PointPiper大廈似乎讓曾偉下決心到澳大利亞從商。曾偉希望他的兩個孩子在澳大利亞受教育,像他的父親曾慶紅希望的那樣,遠離中國政治和商業白熱化的風險。監管審查也讓曾家想到海外找到一個避難所,以備不時之需,但中共在過去的25年的所作所為已經證明了,它還沒有膽量動太子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