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经在乡政府工作的高中同学介绍知道了这个网站，至今潜水时间已经不短了。既然经常在这里浏览，那么回馈一下也是理所应当。这篇帖子的内容仅仅描述了我自己了解的一些事情的片段，希望能对各位的理解有所裨益。
（1）对内宣传中的“专家观点”
在“七 五”事件发生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的所长曾经携带他们现场调查的照片前来北京召开专门的座谈会，其中与会者还包括军方媒体。这种交流会的一贯特点都是“内部交流”，对这一点一位军方媒体的编辑感叹的最贴切，那就是：知道的不能瞎说，不知道的可以瞎着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三点：
首先在我国，接触第一手真实材料的最好方法就是替政府做项目，而参加这种项目都是必须签署保密协议的；因此，掌握着信息的人往往不能发表意见，而敢于发表意见的往往是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人，但是同时他们也就缺少了发表意见的基础。
其次，做为媒体无论是《环球时报》还是《南方周末》，断章取义都是它们的家长便饭，而且这些报纸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相比更是缺乏作评论版的经验和传统；因此，学界和媒体之间的交流是相当稀少且不甚愉快的。
最后，就是新闻检查制度了，这一点就不用多言了，很多学者在媒体上所说的话都是有所保留的，在最好的程度上他们说的是事实但是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最坏的情况就是说一些违心的话。
以上就是一些导致“砖家”遍地现象的一些特殊的原因；当然，无论何时，都有愿意沽名钓誉的浅薄之人，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避免的，这或许可以称之为普遍原因。
（2）言论控制与尺度
党负责言论控制的部门，首先是一个官僚机构和部门，这是一切分析的出发点；而一切官僚的最根本的动力是升迁，而非为了维护党的存续。这就是一方面，会感觉到控制越来越严格，而另一方面控制人心的能力却越来越下降的原因。
以茅于轼为例，他在社会科学院时曾经因为发表大尺度言论而被党委开会谴责，但是却没有人愿意执行这一谴责；最后只好派了一位与其交情不错的同事去不咸不淡的打了一声招呼。中共对警惕的是有组织的活动、动员与宣传，因此对于个人性质的言论控制力非常薄弱。很少有部门会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获得升迁的机会，因此动力不强。
而另外一方面，又会做出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控制举动。比如中宣部就毙了北大出版社想要出版的西藏唐卡艺术书籍数次，原因只是因为和西藏有关的书籍今年出版的比例已经达到了。换言之，在很大程度上检查这一行为这已经包括一种例行公事，一种缺乏目的的恶。
最后，相当有趣的事，与一些人的印象可能相反。中央党校其实是一个相当分化的地方，基本上体制内关于政府改革最大胆的言论都来自于此。
不得不说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言论控制的要点并不在于检查，而在于无知。
尽管国内墙了很多网站，但是无论是wikipedia还是facebook，对于了解有价值的信息来说都是无伤大雅的网站。在中国，无论是访问英美报纸，还是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会的网站都是畅通无阻的。换句话说，只要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和渠道，信息的封锁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同理，任何一本严肃的西方著作，在中国都是能够买到的。真正了解世界，是不可能靠互动式网站来完成的。
（3）外交部软弱
其实在使用“软”—“硬”这种词汇的时候，往往没有定义什么叫“软”，而什么叫“硬”。而中国外交的一大悖论就是，在中国人普遍认为外交很软的情况下世界却觉得中国的外交极其生硬。
在所有政府部门中，外交部是最为刻板的，而关键就是一句话“外交无小事”。
首先中国的外交部是没有外交决策权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执行机构。决策的是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也就是中央外办及分管外交政策的国务委员。因此，无论外交政策如何，实际上与外交部是关系不大的。尤其是在中朝关系方面，那是中联部的职权范围。
其次，作为一个执行机构，外交部是非常循规蹈矩的，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任何主动性，按规定方针办。有问题先请示，在没有收到指示的情况下就不予以响应。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在表态时是最不怕强硬的了，这是因为强硬不会犯错误，而灵活就可能犯错误。
这种激励机制的结果就是，我国驻外的使领馆甚至不能完成收集当地公开信息这样一个基本任务，更不用说维护海外公民的利益。曾经一位师兄在尼日利亚为企业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使馆甚至需要通过中国企业来联系尼日利亚内政部的官员。外交部驻外人员宁可在使馆内呆着，也不愿意出行接触外国公众。
最后，外交部海外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接待，而且接待的任务还很重。
因此，从这些角度来看，中国外交部不仅仅是强硬，而且是僵硬。
（4）中国中心主义
这里的中国中心主义是指往往中国把自己相像的过于重要。
在1947年时，美国参联会和国务院就把对中国援助的优先度放在西欧、日本、希腊、土耳其之后而与韩国并列；1949年“失去中国”也并没有被看做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缺乏资源，第二是因为中国并非工业中心。事实上，苏联之所以被遏制，就是因为其掌握了欧亚大陆上的广阔资源，而且其共产主义的软实力可能控制德国和日本这两大工业中心。换句话说，至今为止，无论是在软实力还是硬实力上，中国都还没有达到被“遏制”的门槛。
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一直都认为日本比中国重要，而这一观点直到其前几年去世也没有改变。换言之，就和朝鲜战争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首先是往西欧增派了部队。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面对中国的始终只是其一部分，甚至有时是一小部分。
以上就是几点自己近几年的感想，总的来说，相对于中国的其他政策，外交政策并没有显得有何突出的不足。记得听过院长转述的李慎之先生的话，邓小平曾经说过，外交政策的根本点就是这样一个事实：跟着美国跑的国家都富了，跟着苏联跑的国家都穷了。但是这样一种相对明智的政策是否能维持下去却是仍充满疑问的，这是因为优秀的领导人总是依靠内政方面的得分来推行一套不太受欢迎的外交政策，而拙劣的领导人则喜欢用对外的所谓“收获”来弥补内政的失策。
凯南曾经这样论证过无需对苏联占领东欧担心：共产主义是一种僵化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扩展与其说是成果不如说是包袱，它所获得的每一点收获都需要加倍的成本来维持；而美国人的战略就是一直基于“利用”而非“占有”，维持着一个弹性的同盟而非控制体系。正所谓殷鉴不远，夏后之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