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科学成就的荣誉归功于科学
（第一部分）
作者：张功耀
作者按：自从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以来，国内宣传机器再次表现出了它对科
学极端蔑视的一面。9月15日，我就开始起草这篇文章。因为种种原因，我只能
断断续续地写。至今也未能完成。但是，国内舆情似乎容不得我继续拖延。一些
读者来信催促说，他们急切地希望阅读我的这篇文章。有鉴于此，我只好把第一
部分先拿出来，以便于让读者率先了解青蒿素与中医药之间最真实的关系。
今年的9月12日，美国的阿尔伯特与玛丽·拉斯克基金会（Albert and Mary
Lasker Foundation）宣布，将今年的临床医学奖授给中国药物学家屠呦呦女士，
将基础医学研究奖分别授给德国普朗克研究所的生物学家哈特尔（Franz-Ulrich
Hartl）和美国耶鲁大学的生物学家霍维奇（Arthur Horwich）先生。前者因发
明青蒿素，后者因阐明细胞内的蛋白质折叠机理。
拉斯克奖具有崇高的科学奖励信誉。据阿尔伯特与玛丽·拉斯克基金会介绍，
自从1942年设立这个奖项以来，已经有80位率先获得拉斯克奖的人士，继后获得
了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在最近20年里，率先获得拉斯克奖获，继后获得诺贝
尔奖的人，有28位之多。中国人能够获得这样的奖项，实在是了不起的。
这是一项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成果。有人却将这种荣誉无端归功于“我国长
达5000年的优秀中医药传统文化”。此种说辞，在肆意拔高“中医药文化”的同
时，极大地矮化了这项成就的科学价值和拉斯克奖的奖励荣誉。其中不乏醉翁之
意不在酒的蕴意。善良的人们应当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为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这项成果的意义，本文谈三个问题。
一、青蒿素的发明与中医药之间的关系
屠呦呦是这项成就的主角。她在获得这项荣誉之后，将这项成就的荣誉归于
中医中药给她的启发。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也不可能是真实的。
爱因斯坦曾经说，我们判断一个物理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不要看物理学家说
了些什么，而应该看他做了些什么。对于屠呦呦的这些说辞，我们要从我国长时
间的愚民教育、以霸道成就王道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习惯，以及当前我国的政治现
实的大背景下去理解，不要停留在“屠呦呦说了些什么”的表面，而要深入到
“屠呦呦只能说些什么”，以及“中医药究竟给屠呦呦提供了什么”的层面去分
析。
为帮助读者做出正确的判断，以下扼要地就中医药究竟能不能为屠呦呦提供
有价值的启示，做如下七个方面的阐述，而把屠呦呦为什么“必须讲假话”留待
读者去做进一步的分析。
1、从天然植物、矿物、动物身体部分提取有效成分，用于人类医学目的，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不能算是“用中药”。
“中药”这个概念原本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概念。捕风捉影地说，几乎所有人
类开发出来的产品都可以追溯到“中药”。比如说，生产计算机的原材料来自含
铁、硅、铜、铝之类的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全都可以在“中药”当中找到。信手
拈来的例子有，中医用来治疗风湿痛和男子肾虚的玄石（磁石）含铁，治疗臃疮
肿毒的砭石（微晶灰岩）含硅，中医认为可以明目消翳，而实际上最容易残害人
们的眼睛的绿盐（赤铜矿）含铜，如此等等。如果有人依据在计算机制造中用了
这些“中药”，就武断地认为：“计算机都是中药做的”，我想，它一定会闹出
世界性的笑话来。
同样道理，没有任何一种药物的基本原材料不是从自然界来的。缓解发烧症
状的阿司匹林，其基本原材料来自柳树皮；治疗糖尿病的二甲双胍，源自法国丁
香；治疗癌肿的长春新碱，是从南美洲的长春花当中萃取出来的；在青蒿素发明
之前，并且现在仍在广泛用于疟疾治疗的奎宁，是从秘鲁的金鸡纳树皮中提炼出
来的。有人把这些外国的传统草药叫做“洋中药”，它在构词上就显得十分滑稽，
更不用说它在思想境界上贪得无厌，每每摆出“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
蛮横与霸道的那一面了。
熟悉世界医学史的读者知道，这些“洋中药”的发明都具有充分的传统草药
背景。它们具有有据可查，步步深入、清晰可辨的历史依据。与之不同的是，青
蒿素治疗疟疾的“实践经验”却只留给现代人一些捕风捉影、胡思乱想的空泛之
谈。所以，我们不能凭借青蒿素是从黄花蒿当中萃取出来的，就捕风捉影地做出
判断说，青蒿素的发明得益于“中医药文化”。
2、中医没有屠呦呦所面对的“疟疾”概念。
在我国古代医学文献中，“疟疾”是一个类概念，不是一个种概念。《黄帝
内经·至真要大论》云：“少阳司天，火淫所胜，民病头痛、发热、恶寒而疟”。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把所有具备头痛、发热、恶寒症状的疾病，都叫做“疟疾”。
显然，这个“疟疾”不能翻译成malaria。西方人所理解的malaria，我国民间俗
称“打摆子”，在儒医著作中完全没有这样的疾病名称。
熟悉中国医学史的读者也许记得，在西方的科学医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医一
直自诩为儒医。儒医生如同儒学门徒一样，喜欢故作儒雅。即使他们被差遣去当
一回奴才或者走狗，也要努力装出一副儒雅的酸像来。中国有一句歇后语专门讽
刺这样的儒雅：“孔夫子放屁，——文气冲天”。连放屁都要文气冲天，可见那
些饱读诗书的儒学之士文绉绉、酸溜溜到了何等地步。是故，“打摆子”这种在
儒医们看来俗不可耐的疾病名称，是不配写入他们的医学著作之中的。所以，没
有任何一部儒医著作记载了“打摆子”。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疟疾”作为一个类概念，其内涵相当混乱。单是《黄
帝内经》就有“伤风”、“伤寒”、“伤热”、“寒热凝结”四种不同病因引起
的“疟疾”。先伤寒，后伤风，为“寒疟”；先伤热，后伤风，为“温疟”；手
足热，欲呕，但热不寒者，为“瘅疟”（也称“风疟”）。此外，还有痔疮也被
解释成了一种“疟”，即所谓：“太阳之胜，凝慄且至，为痔疟”。到了14世纪，
“金元四大家”更是各显神通，莫名其妙地增加了更多的“疟”，如“五脏疟”
和“六经疟”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自命不凡的中医著作家，虽然标榜出“五脏
疟”，实际却列出了六种不同的“疟”，即所谓“肝疟”“胃疟”“心疟”“脾
疟”“肺疟”和“肾疟”。值得顺便说明的是，这样的荒谬，是原始文献的错，
不是后人添的乱。对应“五脏疟”，刘完素别出心裁，再列出了“六经疟”。于
是又有“足太阴疟”“足少阳疟”“足阳明疟”“足太阴疟”“足少阴疟”“足
厥阴疟”。到了元朝，朱震亨著《格致余论》，去掉全部“足”字，别成六经疟。
到了明朝，“疟疾”再次多了起来。有所谓食疟、暑疟、暴疟、邪疟、间日疟、
三日疟、虚疟、痰疟、瘴疟、似疟非疟，等等等等，目不暇接，不一而足。值得
特别指出的是，在所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疟疾”中，唯独没有屠呦呦所面临
的因蚊虫叮咬感染疟原虫而发生的“打摆子”，即，可以与malaria相对应的
“疟疾”。于是，捕风捉影的看，中国确有关于“疟疾”的论述，但透彻一点的
分析却不难发现，它们又都是与malaria完全不着边际的胡话。
3、因为中医典籍是从类概念的角度来使用“疟疾”的，所以，中国古代对
“疟疾”没有明确的诊断标准，也没有确定的病因解释。
自从法国医生冉瓦让在1882年通过显微镜观察血涂片检出疟原虫之后，显微
镜观察血涂片就成了诊断疟疾最强有力的方法。至于疟疾患者可能出现的症状
（发烧、头痛、畏寒，部分急性患者可能出现昏迷），则只能作为提示性诊断的
参考。
由于中医是在类概念意义上使用“疟疾”这个术语的。所以，中医对疟疾的
诊断相当盲目，根本不可能正确诊断出可以与malaria对应的“疟疾”。依据中
医“阴阳”“五行”之类装腔作势的胡诌传统，明朝李梃曾经在《医学入门》中
将“疟疾”的诊断原则归纳为“分阴阳”“辨寒热”“明六经”“感异气”。这
对于中医信徒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玉良言。但是，它通篇却没有一
句有用的实在话。比如说，疟疾到底是表现为“寒”还是表现为“热”？《素问》
有这样的解释：“夫疟气者，并于阳者阳胜，并于阴则阴胜。阴胜则寒，阳胜则
热。”于是，表现为寒是疟，表现为热也是疟。由此可见，“辨寒热”可以辨出
两种相反的“疟”。再有，罹患疟疾的人到底是口渴还是不口渴？《素问》解释
说：“疟者阴阳更胜也，或胜或不胜，故或渴或不渴”。于是，渴也是疟，不渴
也是疟。你看，通过“分阴阳”又分出两种相反的“疟”。将这两种“疟”两两
组合，还可以得出四种“疟”。以这四种疟为基础，再依据“明六气”“感异气”
的法则去辨证论治，究竟能够再辨别出多少“疟”，就神仙也弄不清楚了。用
“恒河沙数”去形容也是并不夸张的。
对疟疾没有任何诊断标准的中医学，说它认识了“疟疾”，这样的自吹自擂，
除了自欺欺人之外，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4、正统中医不用青蒿，更不用黄花蒿，治疗“疟疾”。
中医治疗“疟疾”用得最多的是柴胡、常山、半夏、瓜蒌、黄芩、黄柏、黄
连、橘红、麻黄、紫苏、桔梗、陈皮、羌活、白芷、芍药、生姜、木香、大黄、
栀子、金银花。如果“久疟不愈”，大胆的中医生会用一些毒药，如巴豆、砒霜、
轻粉、草乌、川乌、雄黄。此外，还有用动物粪便治疗“疟疾”的。《古今图书
集成》就收录了这样的偏方：用雄狐狸屎和蝙蝠屎各等分，为丸如芡实大，待瘴
疟发作的时候，令患者依照男左女右的法则，手持药丸久嗅之。此外，我国民间
还有人推荐用白狗屎烧灰，调冷水服，治疗久治不愈的劳疟和瘴疟。这个方剂曾
经被收录到了宋朝最权威的《圣惠方》。除以上载入中医重要典籍者外，我们还
可以读到一些治疗疟疾的民间偏方。比如，将鞋底泥，去两头，取中间，焙干为
末，兑酒喝；将活蜘蛛捣烂，同饭为丸服下；取蝙蝠屎五十粒，朱砂半两、麝香
一钱，煮糯饭，白开水送服。诸如此类的“治疟偏方”，在中医文献中，虽然谈
不上汗牛充栋，也实在不是短篇幅的文章可以罗列得齐全的。有趣的是，在正统
中医文献的治疟配方中，最难得一见的治疟药草，恰恰就是被某些现代媒体吹捧
为“中国神草”的青蒿。至于黄花蒿，我没有看到有谁记载了它可以用来治疗疟
疾。
5、此青蒿非彼青蒿。
中国地大物博，国民科学素质不高，各地对生物品种的命名莫衷一是。大致
说来，中国有50来个不同名称和品种的青蒿。在我的家乡湖南郴州，房前屋后和
田间地头，经常可以看到许多青蒿。每到暑季来临，家乡人常用它捣汁兑水喂鸡
鸭。据说，这样可以避免鸡鸭发瘟。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我开始阅读中医药著
作，始从当时流行的《常用中草药手册》当中了解到，这些青蒿就是山道年
（Artemisia cina Millkomm），其萃取物可以用来驱蛔虫。起初，我以为屠呦
呦所说的青蒿就是这种山道年。最近，我查阅了与青蒿素相关的文献才知道，屠
呦呦所用的不是山道年，而是黄花蒿，按照双名法分类，它是Artemisia annua
L.。
我国古代使用青蒿治疗“疟疾”的记载总共可以查到四个文献。最早的文献
见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牝痔之入窍中寸，状类牛虮，三××
然，后而溃出血，不后上向者方：取溺五斗，以煮青蒿大把二，鲋鱼如手者七，
冶桂六寸，干姜二颗，十沸，抒置翁中，埋席下，为窍，以熏痔，药寒而休。”
这明显不是治疗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疟疾，而是痔疮。其次是《肘后备急方》的记
载，它建议单用青蒿，水二升，捣汁服。另外两个的原始出处不详，但可以在
《古今图书集成》当中看到。其中之一是，端午节采取青蒿阴干，与桂心等分为
末，寒疟用热酒，热疟用冷酒，送服；另一是，遇温疟，用青蒿二两，浸童便七
日，然后取出焙干，与黄丹半两，共为末，白汤调下，每服两钱。其中，《肘后
备急方》的记载被李时珍列在了《本草纲目》的《青蒿》目下。其余两个方剂被
李时珍忽略了。值得重视的是，《本草纲目》还在《青蒿》之外另记了《黄花
蒿》。可见，至少在李时珍看来，《肘后备急方》里边的青蒿不是黄花蒿。然而，
屠呦呦萃取青蒿素的植物，恰恰就是这个被李时珍忽略了的黄花蒿。另据屠呦呦
的化学分析报告称，被李时珍记载并推崇用来治疗“疟疾”的青蒿，不含青蒿素。
可见，《肘后备急方》和《本草纲目》记载的青蒿治疗“疟疾”并不可靠。
由于我国民间对“青蒿”的理解各不相同，可能有一些未被儒医重视的山野
村夫不自觉地将黄花蒿用作青蒿，治疗过“打摆子”病，并取得了某些“疗效”。
但是，这些山野村夫的成功尝试，并不见于我国汗牛充栋的古代医学文献之中。
6、我国没有征服过“打摆子”的病案记录。
我国古代讲的“打摆子”，在欧洲古代叫做“罗马热”或“坏气病”。英文
的malaria，其原始含义就是“坏气”的意思。因为这种疾病足以使一个民族衰
落，所以，古代欧洲人曾经对这种疾病心怀恐惧。1679年，一个叫塔尔博尔
（Talbor）的医生，用金鸡纳树皮粉末治愈了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儿子的疟疾。
为此，路易十四国王给了塔尔博尔3000个金币和每年发给退休金的奖赏。可见，
在17世纪的法国，治疗疟疾还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功勋。相反，在我国古代则没
有人成就过这样的勋业。为此，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来加以印证。
第一个例子：康熙皇帝打摆子，宫廷御医束手无策。
康熙皇帝有一个文学顾问叫查慎行，比康熙大两岁，他在《入海记》中记载
了康熙皇帝在清康熙32年（1693年）得过一次“打摆子”病。中国皇帝与法国王
子相比，自然是中国皇帝重要得多。然而，就在康熙皇帝得了疟疾之后，中国政
府豢养的所有宫廷御医都束手无策，最后是法国传教士刘应用金鸡纳霜治好了康
熙皇帝的打摆子病。
第二个例子：民间没有流传出治疗打摆子的祖传秘方或偏方。
中国古代“打摆子”流行最严重的，首数我的家乡湖南郴州。“马到郴州死，
船到郴州止，人到郴州打摆子”的说法，一直流行到改革开放前夕。郴州原为湘
粤交界的蛮荒之地。这里道路崎岖，所以“马到郴州死”。这里河流狭窄，激流
险滩很多，无法行船，所以“船到郴州止”。这里交通不便，人民长期不开化，
医疗卫生条件极差，蚊蝇肆虐，所以“人到郴州打摆子”。在“打摆子”病如此
高发的地区，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从古到今都没有流传出可以治疗这种疾病的
特效药。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以祖先崇拜为基本宗教特征的国家。炫耀祖宗，
努力托庇祖宗阴福，是中国人的基本国民性之一。如果有征服打摆子的特效药流
行，无论如何都会有人以“祖传秘方”或“民间偏方”的名义加以炫耀的。可是，
至今没有人做出这样的炫耀，因而也没有任何人托庇到了这样的“祖宗阴福”。
7、青蒿素的用法可以反证中国古代用青蒿治疟无效。
时下使用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成年剂量是10到20毫克/公斤/日，即每日一克左
右。黄花蒿干叶萃取青蒿素的萃取率一般在0.5％到0.7％之间。换句话说，萃取
一个成年一天剂量的青蒿素，需要晒干的黄花蒿叶0.14公斤。由此可以推论，一
握新鲜的黄花蒿被捣汁以后，大约只能提供这个剂量的二十分之一。这样小剂量
的青蒿素不大可能杀灭疟原虫。此外，单纯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治疗疟疾，容易
使疟原虫产生耐药性。这一点，自青蒿素用于临床就已经暴露出来了。有鉴于此，
世界卫生组织推出了基于青蒿素的联合用药疗法，即ACT疗法。中国古代明显没
有这样的疗法。由上可见，葛洪的青蒿方不可能真正地对疟疾患者产生疗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