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边的老狼

我从来都对百家讲坛没有好感，但鲍鹏山新说《水浒》却令人耳目一新，感觉与易中天、于丹、王立群、阎崇年等辈的风格不同。易中天、于丹、王立群、阎崇年显然都是些体制内教授，学术水平不敢恭维，没有新意，关键是丝毫没有触及社会黑暗面。鲍鹏山却与众不同，他只是个副教授，并且是电视大学而非正规大学，有点不登不雅之堂，像是个体制外学者和边缘知识分子。从鲍鹏山对《水浒传》的精彩解读来看，鲍鹏山应该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学者。虽然鲍鹏山不会武功，但他说自己要靠文字靠言论行侠仗义。“有一次我在外地作演讲，批评了一些不良社会现场。演讲结束后，一位观众特意找我交流，他建议我还是不要在这样的场合下公开批评。”这让鲍鹏山十分不解。

 “《水浒》里的英雄好汉们是用兵器行侠仗义，我就要靠文字行侠仗义；鲁智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要是路见不平，就要提笔相助。这就是今天的江湖。”鲍鹏山说，一个人要有正义感，有正义感就有侠义感。观众从他的解读中，读出了他对社会阴暗面的冷静判读，以及对社会腐败现象之所以发生的深刻解析。鲍鹏山的判读和解析不是那种激扬慷慨式的批判，而是一副淡淡的笑靥，话语平和，却字字见血，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信手拈来，却也入木三分。辛辣中含哲理，精彩里有经典。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不能不肃然起敬！

以下是鲍鹏山精彩语录：

只要朝庭中有许多流氓、地痞、恶棍，下面才会有土匪强盗

老百姓恨小人，小官小商怕小人，只有上层社会的人才喜欢小人。

乱相在上。

道德、法律遇到权力显得苍白无力。

只有下流的人才会想出下流的办法。

只有下流的官员才会喜欢下流的部下。

狗腿子比主人更可恶。

中国文化中有很不好的一面，如认为只有体制内才是正统的。即使自己如何英雄好汉，在官府面前多少有点自惭形秽式的自卑。

好面子可能是缺点，但往往包含正面的东西。武松就好面子。得勉为其难地做了。逼着自己去做难事，成功了就好了。所以，好面子也有用处。没退路，只得逼自己，才能逼出潜能，否则哪里知道自己能做多少事？

对他人进行道德批判，让自己站在高处，容易激扬，难让人心服口服。谁也没有资格站在道德高处，对他人进行道德宣判。当他进行道德宣判时，她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一点重要。实际上，她一定非常清醒地知道事实，社会现实只能剥夺她的幸福，这种道德体系既把她陷入痛苦，现在又阻止她逃离，她必然只能背叛道德而去。……他用道德与力量砸碎了小女人的顾虑与顾惜，武松是失败者。

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爱情不能接受，但是，没有什么爱情不能理解；总会有一些爱情我们不能报以爱情，但是没有什么爱情我们不能够报以温情；总会有一些爱情我们必须拒绝，但是没有任何爱情我们可以嘲弄。

许多问题，官府的不作为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社会问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或者无力自己解决问题的，只好成了无依无靠的顺民，但是能够自己解决问题的人，往往成为了无法无天的暴民。现代社会只要公民，不要顺民与暴民。

培根论复仇时说，从对法律的破坏的程度的角度来看，对犯罪的报复或者对犯罪的复仇要胜过犯罪本身。

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两种现象；我们的文化是肯定复仇的；我们的文学是歌颂复仇的。古代复仇的发生总能赢得喝彩，复仇会得到同情甚至歌颂。文学违背法律是古代文学的普遍现象。《水浒传》中正是如此。当法律不能主持公道的时候，作为代表社会良心的文学它必然会鄙视法律，必然会抛弃法律，必然会歌颂个人的复仇。问题仍不是出在文学上而是出现在制度上。

人都是追求快乐幸福，如果一个社会使大多数人不快乐了，甚至使社会的精英不快乐了，那么这个制度肯定有问题，必然要灭亡！前段时间中国出了一本书《中国不高兴》，但书中根本就没有关注中国民众的关切和揭示痛苦根源，只是愤青们对西方的仇恨，书中宣泄民族主义情绪和空洞的爱国热情，是对西方的不高兴。而我们的不快乐不是由遥远的西方所造成而恰恰相反，西方一直是我们向往的乐土。我们的不快乐是由专制制度所造成，是没有人权所致，而西方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为我们争取人权！如果没有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我国人权“指手划脚的批评”，我们的人权状况还要糟糕！

[ 本帖最后由 天边的老狼 于 2010-4-13 20:43 编辑 ]

wangzhen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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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鹏山新说水浒之武松（三）叔嫂变脸

天边的老狼

鲍鹏山语录——李逵篇
革命者与一般的反叛者的一个大区别在于：一般的反叛者，其反叛，可能出于自然的欲望，出于某种现实中的不得已。革命者的革命，其要革命，则是出于社会的理想，出于一种理想上的追求。而李逵，显然，自然的生理上的追求享乐的欲望，才是他行为的动力。

古代中国的民间，实际上出于长期的压抑状态，人人内心都积压着太多的怨气。我把这种生存状态称之为“带气生存”，在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都是“带气生存”的情况下，全社会都充斥着一股可怕的暴戾之气。所以，《水浒》中一再出现的吃人肉情节，是作者内心压抑的表现，更是全社会压抑心理的非理性释放。专制使人变态，《水浒》的这种描写，是《水浒》作者以及更为广泛的读者集体变态心理的表现。

在封建社会，只有两种人：良民（顺民）和暴民。在武松家里，武大是良民，武松是暴民。在李逵家里，李逵是暴民，李逵母亲和大哥李达是良民。问题在于，良民在这个社会里，得到了什么？武大被害了。李逵母亲穷愁潦倒，眼睛哭瞎了，最后还被老虎吃了。李达呢？帮人打长工，受尽欺压。暴民乃是良民变的，是什么力量让良民变成了暴民？这是我们今天读《水浒传》需要思考的。

假如一个社会，总是出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总是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总是强者暴弱，众者欺寡，总是强者制定规则，弱者被动接受，强者通吃，弱者无告，那么，弱者在无法反抗的情况下，也就只能压抑着怒火，带着满腔的怒气，很压抑地生存。这就是我说的“带气生存”。问题是，一个社会，“带气生存”的人多了，“带气生存”的时间长了，这个社会就危险了。因为，这么多压抑的气，总有爆发的一天。《水浒传》所反映的，就是这样的社会。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生而为人类，衣食住行老病死，处处得求人，时时在受气。堂堂大宋，堂堂华夏，皇帝欺压我们。贪官污吏欺压我们。流氓地痞欺压我们。甚至，身边的人，枕边人，也欺压我们！而我们，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又不能气得一头撞死，只能百般忍耐，带着满腔的怨，满腔的恨，满腔的气，满腔的愤，满腔的不平，满腔的无奈，隐忍生存，带气生存。有了这么多的气积压在心头，年长日久，越积越多，我们的心理健康也就自然受到严重影响。以至于全社会都充满火气，充满一股可怕的暴戾之气。而这样的暴戾之气，是需要释放、需要发泄的。有镇关西，我们就盼着有鲁提辖；有镇关西的欺男霸女，我们就会盼望鲁提辖的三拳头。有西门庆与潘金莲之杀武大郎，我们就会快意于武二郎杀嫂杀西门庆；有毛太公父子的陷害，我们就会盼望着顾大嫂夫妻的搭救。有牛二的欺人太甚，我们就心里急吼吼地盼着杨志抽刀宰了他。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全都赞成以暴制暴，全都倾向于暴力解决问题。《水浒传》作者，如此成功地使我们全都成了暴力崇尚者。

李逵有时候、能说出特别针砭时弊的话，而且一针见血，特别深刻，而专家学者则往往欠缺这样深刻明晰的认识。不是李逵聪明，而是专家学者太迂腐：他们往往在所谓“学术”的圈子里绕来绕去，最后把自己绕糊涂了，绕成了上海话说的“戆大”。其实，很多判断不需要太多的学问，而仅仅需要一些尽人皆知的常识。李逵不是有什么过人之处，他只不过做到了两点：第一，不回避现实；第二，有真实感受，并敢于说出真话。而这两点，恰恰是很多人，尤其是学者专家往往欠缺的。

条例为什么依不得了？因为条例之上有权力。只要权力大于条例，条例等等，就永远是一纸空文。而条例依不得了，社会也就失序了，天下也就乱了。所以，是什么乱了天下？是权力。权力是一切动乱的根源。

在《水浒传》中，讲到林冲，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一个人，为什么如此懦弱？是什么让人如此惧怕以至于交出尊严？而讲李逵，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一个人，为什么如此暴力？是什么让人如此残暴以至于兽性发作？实际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水浒传》中。需要我们做的，就是把它找出来。比如，李逵为什么如此崇尚暴力？李逵自己就告诉了我们：那就是因为对条例的失望。作为一个底层的民众，他从来没有感受到国家法律、条例对他的保护，他看到的就是谁有权力，谁就可以胡作非为。而没有权力的人，只能任人宰割。所以，像李逵这样的人，是不道德的，但是，他的出现，却偏偏有着十分道德的起因。因为他是对国家暴力的反抗。

对李逵的评价非常矛盾：有人说他好。有人说他坏。我说，李逵确实坏。从道德角度看，他是一个草菅人命的恶人。从法律角度看，他是一个践踏法律的罪人。从个人品性上说，他毫无怜悯心，是个极端残忍的人物。从社会秩序上说，他目无法纪，是个极端危险的人物。但是，这种人，是在什么样的土壤中成长出来的？为什么他又让几百年来的读者喜欢？因为，他是一种恶，但是，他是作为另外一种更大的恶的对立面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更大的恶，就是封建专制制度及其塑造的权力社会。简单地说，就是权力。

平时仗势欺人，语言蛮横，和柴进说话，何等张狂，似乎天地都比他小。而在李逵的拳脚面前，竟然死得连一声呻吟都没有。甚至，我怀疑，他至死都没有看清是谁在打他。这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人，只认得拳头。这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人，只要李逵这样一个粗人的拳头，就可以称出他的斤两。就这样一副经不起三拳两脚的臭皮囊，一旦背靠权力，竟然可以不可一世，欺压天下人。反过来，就这样不可一世的癫狂小儿，要打出他的原形，让我们看出他不过就是一堆烂肉，需要的，不过就是李逵的三拳两脚！不受约束的权力，最后招来的，一定是暴力。
368、为什么我们喜欢李逵？就是因为这世界上太多殷天锡这样的人，太多完全不可理喻、只可拳打脚踢的人。他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横行霸道，靠的是强权，是暴力，所以，他们也只认识强权和暴力，只服从强权和暴力。我们说，世上的事物，往往是成对出现的：有殷天锡，就一定有李逵。有殷天锡，就必须有李逵。我们为什么喜欢李逵？因为这个世界常有殷天锡。

无论是佛家的忍、道家的柔，还是儒家的让，碰到殷天锡，碰到有权力的殷天锡，全都干瞪眼！全都抓了瞎！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侠！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代的老百姓，有信佛的，有崇道的，有尊儒的，但是，大家又都向往侠！喜爱侠！在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盼望侠！
370、正如李逵说的，活佛也有忍不得的时候，活佛忍不得的时候，就成了侠。大家熟悉的，中国老百姓特别喜欢的一个活佛，就是济公，济公就是佛侠。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不畏死的时候，老子也就是侠，老子是道侠。儒家的圣人孔子也有忍不得的时候，孔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当孔子不忍的时候，他也就是侠，孔子是儒侠。孟子说：“予不得己也！”孟子不得已的时候，他也就是一个侠，儒侠。老子、孔子、孟子不仅是侠，而且是侠之大者，他们为人民向为非作歹的统治者讨还公道。如此说来，济公也好，老子也好，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们的心中，不都有一个李逵？我们喜欢《水浒传》，是因为，我们心中，都有侠。我们喜欢李逵，是因为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李逵。

李逵的可爱可敬之处，恰恰在于，他自己并不妄自菲薄，他并不把自己摆在奴仆的位置上。有一个现象我们需要指出，《水浒传》中的众多英雄，在没上梁山之前，都是活色生香，生龙活虎，个性鲜明，栩栩如生。但是，一上梁山，加入梁山大集体，马上就淹没在集体之中，不再有突出的个性和个人表现。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思考：这些极具反抗性的人物，为什么在新的组织里，就不再反抗，恰恰相反，表示出的，是极端的服从？这些在原来的生活里，不受一点欺压和委屈的人，为什么在梁山，个个都委曲求全，唯命是从？事实上，当一个集体声称是道德的化身，是我们自己的集体，代表我们的利益，保护我们的利益，尤其是声称保护我们最终的长远的利益时，我们就会对这样的集体失去警惕，我们在得到集体给我们安全与保护的同时，也放弃了我们的权利，取消了我们的个性，用服从换来接纳。

一个人有无道德感，如何检验？我提出一个方法：就是看他会不会生气。面对黑暗、邪恶，一句话，面对社会上的一切不平和不公，你还生不生气？生气，并且很生气，道德感就强。不很生气，甚至不生气，那就后果很严重，因为，几乎可以断定：你的道德感已经麻木了，甚至同流合污了。一个民族有无生气，如何判断？我也提出一个方法：就看这个民族还有多少人在生气。对邪恶不公还有很多生气的人，这个民族就还有生气。生气的人少了，民族的生气也就少了。所以，能生气的人，是有生气的人。能生气的民族，是有生气的民族。反过来，要戕害一个民族的生气，最阴险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去迫害那些还能生气的人。生气的人多了，社会就有救了。

黑总统

好久都没有看百家讲坛了，
俺以前可是在开播的时候最早的观众。
还在念高中的时候，那时还有物理呀什么，金融呀什么的，
到了现在就只有历史和文学类。

很怀念那段时光，中午吃饭的时候就看看。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嗷嗷鹿鸣，悠悠我心。

zcyhq111

今天中午看了他讲的宋江,觉得还不错

天边的老狼

我也是看了鲍朋山，才觉得这个节目有意思的。这么长时间，一直奇怪鲍某人为什么没有被和谐。细看之下，他绝对是个聪明人

zooyo

鲍朋山说的那些我看了，瞎扯淡，钻牛角尖。

守夜的狗

照此说，我得听听鲍鹏山的演讲！

邪恶的卫道士

确实
老鲍讲的挺精彩

ken999liumhnet

易中天开讲时，还挺感兴趣。后来于丹开讲了，恶心的吐了。
既然老鲍讲的挺精彩，切去洗耳恭听。

天边的老狼

《鲍鹏山新说<水浒>》武松

 

 

好面子是可爱的，好面子是可贵的。好面子源于一种骄傲的个性。骄傲的个性，相比较卑贱的个性，是高贵的、可贵的、珍贵的。至今，好面子的人，不会太下流。好面子，就是有耻。而有耻，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基本要求。孔子讲，一个得到很好治理的国家，一个有着精神文明的国家，其人民一定是“有耻且格”——有羞耻心且行为举止体面。而一个有着自我品格的人，也要“行己有耻”——自己的品行和行为，都要有羞耻心。所以，有羞耻心，对于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

犯罪原因不能成为犯罪理由，犯罪不能因为有了原因就可以被豁免。这一点，当代那些为潘金莲翻案的人可能没有很好地加以区别。

事实上，一般的情况下，人们对利害的考虑总是压过对是非的考虑，这是一般人性。但是，假如他们得不到保护，独自主持是非的成本太高，高到他们无法承受，他们只能选择沉默，并且，在沉默中成为罪行和恶人的同谋。

 

我们知道，在非公民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芸芸众生既不具备保护自己的能力，更不具备保护他人、维护正义的能力。在看到邪恶肆虐时，普通人就是鲁迅先生所沉痛揭示的两种人：一、遭到蹂贱伤害的示众材料；二、沉默不语的旁观者、看客。

什么是英雄？英雄就是在他人都沉默时候，他爆发出来。什么是英雄？英雄就是大家都不敢出来时，他站出来。这话反过来说，就是：英雄爆发的时候，正是大多数人沉默的时候。英雄挺身而出的时候，正是大众不敢出头的时候。因此，有梁山英雄的地方，一定不是一个好时代；孽生英雄侠客的世道，也一定不是一个好世道。因为，有一个英雄，必有一群懦夫。但愿我们的生活中，永远无需英雄侠客。我们自己是自己的英雄。我们自己建立一种制度，用制度保护我们自己。

官腔的可怕处，在于它句句在理，你无法反驳。两种最有代表性的官腔：政治官腔和专业官腔。政治官腔使用者一般为有一定权力和地位的官僚。其用途在于确立自己的政治优势，显示自己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者便有了政治优势，你再纠缠就属于闹事了。官腔的第二种是专业官腔。使用者一般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御用学者和专家。其用途在于确立自己的专业优势。既然你摸不着头脑，也就无法反驳他，他马上就占有了有利的专业优势。他既然有了专业的优势，你再纠缠就属于不懂事了。

对付官腔的最好武器，就是良知和常识。不跟着官腔绕弯弯，跟着官腔绕，会把你绕得一点儿道理都没有，一点儿脾气都没有，一点儿头脑都没有。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随你说千道万，我就坚持一点：良知和常识。最简单的思路，有时恰恰是最正确的死路。

 

协商不能解决的，用法。法度不能解决的，用刀。可见，官府不作为，会造成极大地社会问题：自己无力解决问题的，成了无依无靠的顺民。自己有力解决问题的，成了无法无天的暴民。暴民不是国家的力量，而是国家的祸害。顺民呢？同样糟糕：顺民不是国家的财富，而是国家的累赘。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民族，既不要暴民，也不要顺民，要的是公民。

培根认为，就对法律的破坏程度而言，对犯罪的报复，胜过犯罪本身，因为“犯罪是破坏法律，复仇是对法律取而代之”。非常可惜的是，这种清晰而理性的认识，在中国古代法律理论中，很是缺乏。恰恰相反，我们的传统文化倾向于肯定复仇。复仇事件时时发生，总能赢得喝彩，到处传扬。复仇人物常常出现，总能得到同情，甚至歌颂。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文化肯定复仇，文学歌颂复仇。《水浒》就是歌颂复仇之作。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大量的对复仇事件津津乐道的描写，对复仇人物热烈的情感倾注，其中隐藏着一个极深刻的社会心理：那就是，全社会对封建法律的无信任，并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文学违背法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普遍现象。当法律不能主持正义时，代表着社会良心的文学必然表现出对法律的失望和鄙视。

当法律不能及时有效地制止或惩罚这种对法律的破坏时，结果只有两个：第一，人们不再寄希望于法律，不再肯定法律，从而也就不会遵守和自觉维护法律。第二，个别的强梁会自行解决问题，用个人复仇来讨得被侵犯的公道。此时，正如培根所说，法律就已经被彻底取而代之。这是对法律的更大的破坏。而且，这样的破坏，还获得了道德的赞许。

胸中一团杀气，脸上却一团和气，满腹杀机却毫不露声色，武松做得出，鲁达、李逵做不出，林冲也做不出。与鲁智深、李逵相比，武松是最有心数的，做事时心中是最有规划的。像鲁智深、李逵，往往都是率性而动，事前并不谋划，临事全凭感觉，结果也往往没有预料。这样的人，可爱，但没有什么准头。而武松，在不动声色中，心中早已盘算好了一切，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目标，每一个方式方法，每一个结果，都了然于心。看他做事，当时不一定明白，但事后一看，环环相扣，丝丝入扣，天衣无缝，一切都在计划之中。这样的人，令人佩服！有时也让人害怕！

我们常常说人要懂事，但含义不一样：小时候，父母和老师让我们懂事，是让我们做一个好孩子，将来做一个好人。但是，待到我们长大了，常常被人告诫要懂事，那意思是什么呢？是让我们懂得一些潜规则，按潜规则办事。不懂潜规则，不按潜规则办事，那就叫不懂事。问题是，真正的好人、正人君子、质朴厚道之人，往往是对潜规则缺少悟性并不会按照潜规则办事的人，这样的人，就被大家认为是不懂事了！就要处处碰壁了！最后，在这个世界上，春风得意的，一定是“懂事”——懂得并且奉行潜规则——的机灵人。

在专制时代，好人，是黑暗亡国的一线光明，是被侮辱、被伤害人们的一线生机。多一个好人，这世界就多一条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