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2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北京的食品特供
何亮亮：1958年冬各地都开始发生了大饥荒，民众特别是农村，饿死人的现象已经很严重了，首都北京也出现了商品匮乏，食物短缺、市场紧张，中央命令全国各地以“政治大局”为重，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要支援北京。但是1959年以后，北京调入的物资也越来越少，一度出现了库存用粮，不够维持6天需求的紧急状态。当时北京全市人口不足400万，这是享受商品粮待遇的“非农业人口”，于是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居民的口粮低标准供应，把自1954年“统购统销”后开始实行的居民“凭证”改为“凭票”供应。
凡是在北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发放粮票，粮票又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等等，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的6斤，儿童8斤，到成人的21斤等等。此外还依身份的不同，指标是各异的。如在校的大中学生、机关干部、特殊工种都略有所增加。但是北京也有它的特殊情况，作为首都，北京集中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共军、公安等啊，首脑机关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了保障这一特殊族群的日常消费，坚持“为党中央服务”的主旨，北京在物资和商品供应中也出现了“特需”。
“特需”又称为“特供”，机构的正式名称是“北京市食品供应站”，坐落在东安门大街34号，对外统称就是34号，从不叫它的全名，它的前身就是原公安部八局五处的“食品保卫处”。早在中共建政之初，为了保卫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和健康，公安部曾设立食品专供站，也就是中南海特需供应站。这个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起初是一个处级单位，下设四科一室，管辖了几个专用生产基地，基地建有专门的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的设施。
这些设施当时都是最先进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都是聘请苏联专家设计和建筑的，享有“特需”待遇的干部特供的标准，是依照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而不同。人大的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简称“四副两高”。中央明确规定，除按照北京市的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应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