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丹增嘉措，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在位 1950年11月17日—今
加冕 1950年11月17日
全名 吉尊降白阿旺洛桑益喜丹增嘉措
师松旺觉聪巴密白德青布
出生 1935年7月6日 (1935-07-06) （74岁）
中华民国青海省[1]
前任 土登嘉措
王室 达赖喇嘛
父亲 祁却才仁
母亲 德吉才仁
丹增嘉措（藏文：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ཚོ་；威利：Bstan-'dzin Rgya-mtsho；藏语拼音：Dainzin Gyaco，1935年7月6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1959年后离开西藏，长期流亡海外，并于1989年由于他为西藏自由作出的努力和他对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早年生涯
丹增嘉措出生地祁家川红崖村1935年7月6日，藏传佛教格鲁派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出生在（西藏安多）青海（成立于1936年）东北部祁家川，原名拉莫顿珠（Lhamo Thondup）[2]，藏名当采，位于今青海省湟中县南四十里）属于藏族聚居的安多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名祁却才仁（Choekyong），母亲名德吉才仁（Dekyi Tsering）。在村子大约20个农民家庭中，他们属于中等富裕。他们和一些汉族人种植一些大麦、荞麦、马铃薯等农作物，生活不稳定。丹增嘉措是十六个孩子中的第五个，最大的孩子是他的姐姐泽仁多玛（Tsering Dolma），比丹增嘉措大18岁。[3] 他最大的哥哥名土登居美诺布（Thupten Jigme Norbu），已被认定为高级喇嘛塔泽仁波切（Takser Rinpoche，是赋予精神领袖的头衔），他其他的兄长包括二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三哥罗桑三旦（Gyalo Thondup and Lobsang Samten），均为“活佛”。
儿童时期的丹增嘉措丹增嘉措大约3岁的时候，政府出动搜索寻找新的丹增嘉措的转世灵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他涂了香料的遗蜕，趺坐接受瞻仰期间，发现他的头从朝南转向朝东北。紧接着，一位高级喇嘛看到一幅观境。他在藏南圣湖拉嫫拉措湖，清楚地看到水里三个藏文字母：Ah、Ka及Ma，浮现眼际。接着出现下列影象：一幢三层楼寺庙，有绿蓝色与金色屋顶，以及一条到山上的小径。最后，他看到一件有怪异造型导水糟的小房子。所以寻访团在安多发现了一个类似的房子后，广泛搜寻目标，他们找到这个孩子，寻访团携来许多前世达赖喇嘛的个人用品，混杂了一些他没有用过的相似物件，小孩总是正确无误地认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用品，并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4]
在付给时任中华民国青海省主席的马步芳大批的赎金后，达赖喇嘛寻访团带着拉莫顿珠于1939年夏天启程前往西藏拉萨，几个月后，拉莫顿珠到达拉萨。冬季，拉莫顿珠进入布达拉宫，被确认为达赖喇嘛，但并未立即登基，并改名为吉尊降白阿旺洛桑益喜丹增嘉措师松旺觉聪巴密白德青布（Jetsun Jamphel Ngawang Lobsang Yeshe Tenzin Gyatso），简称丹增嘉措（通常称他为藏传佛教Yeshe Norbu——充满希望的宝石，或Kundun——神灵）。稍候，在拉萨大昭寺举行剃度仪式成为沙弥。[5]
达赖喇嘛生涯
达赖喇嘛旧寝室
1950年前
1941年，塔汤仁波切成为幼小的达赖喇嘛的摄政。同时，达赖喇嘛也开始要接收僧侣的教育。其所学课程繁杂，包括五大科（逻辑学、西藏艺术及文化、梵文、医药及佛学）及五小科（诗歌、音乐与戏剧，占星术、修辞、同义字研究），其中佛学又细分为五类——般若波罗蜜多（大智慧）、中观、律仪、阿毗达摩（玄学）和逻辑及认识论。[2]
1947年，前摄政瑞廷仁波切发动武装政变，但最终事败。丹增嘉措当时由两位称厦训练辩论。[5]
正式继位
1950年8月15日藏剧节前夕，西藏察隅发生8.5级大地震。不久后的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宣布要“和平解放西藏”。共军在昌都轻易打败西藏军队。面对共军的军事力量，在西藏众多僧侣的要求下，丹增嘉措提前于10月17日正式继位亲政，处理政教事务。随后丹增嘉措被迫离开拉萨，暂居西藏南部的错模。[5]
1954年毛泽东（中）与丹增嘉措（右）以及第十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左）达赖喇嘛派前昌都省长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谈判，在强大军事压力下，1951年5月23日代表团不得不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字。[6][7]7月，张经武将军抵达错模会见丹增嘉措，打算让达赖喇嘛与共军军队一同进入拉萨。但丹增嘉措坚持自己先回拉萨，8月，流亡在外大半年的达赖喇嘛回到拉萨。10月，共军进入拉萨。10月24日丹增嘉措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后又派出以噶伦柳霞·土登塔巴为首的致敬团到北京向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致敬，受到毛泽东等的接见和慰勉。
1953年，达赖喇嘛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4年，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达赖喇嘛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还会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8]会议结束后，丹增嘉措参观了中国大陆的工业建设。
1956年11月，丹增嘉措接受印度政府的邀请，和班禅喇嘛一起前往印度参加佛陀两千五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期间丹增嘉措曾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求助，寻求可能的政治庇护。但是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尼赫鲁的建议返回西藏。[9]1957年丹增嘉措返回西藏时，西藏的骚乱已成不可控制之势。[10]
1958年，丹增嘉措迁入罗布林卡新宫居住，以迎接大考。1959年初，24岁的达赖喇嘛迁往大昭寺参加祈愿大法会和最终的大考，以优异的成绩获颁（拉仁巴）格西头衔（相当于佛教哲学博士学位）。[2]
流亡印度
1959年，张经武邀请刚得到学位的达赖喇嘛一同欣赏歌舞，中央官员的多番催促确定表演时间，丹增嘉措最终选定3月10日。藏族群众里拥护达赖喇嘛的人担心达赖喇嘛遭中共绑架，遂于3月10日包围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劝阻他赴约，并在大街上张贴海报、呼口号，要求中共离开西藏。武装冲突开始后，3月17日共军开始炮击藏族反抗武装占据的罗布林卡，当天深夜达赖喇嘛离开拉萨，飞往印度实际控制的达旺地区，开始了他长年的流亡生涯。[11][12][13]后来，流亡藏人将3月10日视为正式起义反抗中共的纪念日——西藏人民起义日。
1959年丹增嘉措逃离西藏后，在西藏设立的政府要员也流亡印度达兰萨拉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达兰萨拉因此被称为“小拉萨”。
1993年，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达兰萨拉流亡政府成立后，丹增嘉措安置随同他流亡国外的近80,000名西藏难民从事农业生产。他创立了西藏教育体系，让西藏儿童学习他们的语言、历史、宗教和文化。藏族表演艺术学会成立于1959年，藏学中央高等学院成为在印度的西藏人大学。（在2008年8月3日刊载的《多维月刊》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接收采访时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并没有自己的大学[5]）他支持重建200所藏传佛教寺院，以维护教义和藏族生活方式。
丹增嘉措呼吁联合国正视西藏问题，促使大会于1959年、1961年和1965年通过的三项决议。这些提案要求中国尊重西藏人权与西藏人民族自决的愿望。[14]
1963年，他颁布一份基于《世界人权宣言》的民主化宪法草案（名为“流亡藏人宪章”），宪法西藏流亡议会——就是流亡印度的难民选出来的，并由西藏国会选出西藏流亡政府。宪章还规定了其人民拥有言论、信仰、以及集会自由。
对外联系
1987年9月21日，丹增嘉措在华盛顿国会人权问题核心小组会议上，就西藏未来地位问题提出了五点和平计划。该计划的部分内容包括把整个受西藏文化影响地区（大藏区），包括东部的康省（昌都地区）和东北部的安多省，变成一个阿希萨姆（和平区）(包括西藏自治区，四川西部，云南北部一小部分，青海省全省和甘肃南部与中部小部分）。停止中国的人口迁移政策并迁出所有中国（非藏族）在大藏区内的定居者。他还要求尊重基本人权、民主和自由并结束中国利用西藏生产、测试和处理核武器，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最后他敦促“认真谈判，竭诚磋商”有关西藏的前途问题。[15]
1988年6月15日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大厦一个会议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并且提出了类似的计划，即“七条建议”。其内容包括为：西藏是一个民主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一种联盟关系。中国政府负责西藏外交事务，但西藏政府在国外也可以设立外交办事处。西藏政府加入世界人权宣言。西藏政府自行投票选举执行首脑，西藏政府所在地是拉萨。西藏的社会经济体制应由西藏人民自行决定。西藏政府禁止核武器的制造、试验、储存。通过地区和平会议来使西藏地区成为非军事化地区。
1991年10月他表示愿意回到西藏，试图与中国地方政府形成相互评估情况。此时，他担心会发生暴力起义，并希望避免。[来源请求]
1996年5月，丹增嘉措颁布禁令禁止格鲁派信众继续崇拜多杰雄登，他认为，一、雄天信仰被历代修行者及十三世达赖所反对，修持雄天法会造成许多负面的影响；二、雄天信仰者反对宁玛派的教典，违反不分教派的尊重精神；三、藏传佛教应该要皈依三宝，依止那烂陀寺的传承论典，而不是西藏传统祭祀天神的风俗习惯。他并且警告，依止“雄天”的话，将会损害师徒的关系，使上师的寿命缩短。[16]，雄登的信徒被拒绝参与格鲁派的法会与灌顶，除非他们表示放弃雄登信仰。
流亡社区的藏人被要求签名表示不崇拜多杰雄登，拒绝签名的信众和僧侣遭到了迫害和攻击。 这导致了，1996年10月，雄天宗的僧侣在达兰萨拉举行史无前例的游行要求信仰自由。 这一争执至今仍未解决[17]。1997年，达赖的好友洛桑嘉措（Lobsang Gyatso）由于公开反对雄天，在达兰萨拉遭到谋杀。同时学院中的三位僧侣，也在达赖喇嘛办公室的附近，遭到袭击，身中十六刀而死亡。印度警方相信这是由雄天宗所发动的暗杀行动，这也造成了双方立场的进一步激化。
2005年7月5日，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第二天，丹增嘉措呼吁为世界各地的数百万饥民缓解困境，在会见摇滚歌星安妮·蓝妮克丝（Annie Lennox），他说这次会议作用“有正面的深远意义”[18]。
2005年7月6日周三丹增嘉措庆祝他70岁生日。大约一万名西藏流亡难民、僧侣和外国游客聚集在他的家。俄国东正教会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Patriarch Alexius II）说“我高度珍视东正教和藏传佛教及其信徒们良好的关系，并且住祝愿藏传佛教在未来取得进一步发展”[19]。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晚上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出席了庆祝丹增嘉措的生日并题字“与爱和智同行70年”（Traveling with Love and Wisdom for 70 Years）。丹增嘉措两次访问台湾是在1997年和2001年，2009年8月30日第三度来台湾。
丹增嘉措试图返回西藏，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先决条件才会返回。但是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拒绝[20]。2005年7月5日中国拒绝了他在他的生日时返回西藏的要求。尽管有人担心，如果他在流亡中去世，可能在当地政府对西藏和周边地区引发暴动[21]。
社会和政治态度
冷战时期
1951年和中国签订西藏和平解放17点协议以后，丹增嘉措被认为曾经支持建立了名为西藏抵抗运动的组织。他的兄弟逃亡到印度的卡林彭，为取得印度和美国政府的帮助，组织了针对中共政府的宣传并向西藏走私武器。1956年武装抗争在安多及甘孜爆发并蔓延到西藏中部地区。运动失败后丹增嘉措被迫流亡印度。
1998年10月，达赖喇嘛政府承认，在1960年代他们每年透过中央情报局从美国政府获取170万美元的资助，并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训练游击队员，但是否认了达赖喇嘛从中央情报局得到每年得到18万美元的个人开支。[22][23]
大藏区自治
1970年代初美国和中共关系正常化以后，丹增嘉措开始改变策略转而寻求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实现他提出的“大藏区真正的自治”，以及保护西藏的“人权、民主和传统文化”的主张。
需要指出的是，丹增嘉措提出的大藏区，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全部地区，新疆的五分之一地区，甘肃的三分之二地区，四川的三分之二地区，云南的一半，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6]
西藏流亡政府已经和中国政府进行了数次磋商[24]，但是中共视达赖提出的“大藏区真正的自治”的主张为追求实质性藏独[25]，不接受他的主张，故而磋商无实质进展。
在1987年9月21日，丹增嘉措在华盛顿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时提出“西藏和平五点方案”[26][2]：
将整个西藏转变成一个和平区。
中国应停止其移民政策，此一政策正直接威胁到西藏做为一个民族的生存。
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及民主自由。
恢复及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国应停止以西藏做为核子武器的生产基地以及核废弃物的堆积场。
中国及西藏应着手就西藏未来地位以及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积极的磋商。
1988年6月5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丹增嘉措提出了更加细化的“七点新建议”[27]。
在近来的公开场合，丹增嘉措则主张将西藏的外交和国防交给中国中央政府，并否认有将汉人从藏区迁徙出去的计划。[28]
全球的政治态度
丹增嘉措反对使用和贮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支持裁军及非军事化。1998年丹增嘉措表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案，禁止任何形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9]丹增嘉措反对包括伊拉克战争在内的所有战争。他谴责发动战争争夺世界强权并且认为这是过时的老办法。[30]
全球的社会态度
达赖喇嘛支持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从而为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和道德力量做贡献。[31]他还持有现代科技优于古老宗教的观点。[32]
性
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观点认为，口交、手交、肛交在佛教教义中和对于佛教徒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社会应该对同性恋持宽容态度[33]， 他还曾经谈论过关于同性恋的话题：“如果两个人都对自己的贞洁负责，并且没有人在其中受到伤害，为什么不能接受呢？”[34]但是根据传统，他坚持强调同性恋和计划生育政策是错误的，但是也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要拘泥于佛教或其他哲学或宗教的教条。
堕胎
丹增嘉措反对堕胎[35]，但他并非强烈反对的人士，他曾向《纽约时报》解释道[36]：
当然，堕胎——从一个佛教徒的观点来看，总的来说是一种谋杀和消极的行为。但它还是依情况而定的，假如这个小生命会给其父母带来严重的问题，这就有例外了。我认为应该立法规定在具体的情况下是否允许堕胎。
环境保护
他同样十分关注环境问题：
“ 在全球范围内，生态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我听说一些国家很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这很好。这蓝色的星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如果我们这一代做了什么错事，那么下一代就必须面对很多问题了，而那些问题不是人类能力可控制的；因此，情况十分危机。生态学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
—达赖喇嘛，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校区，2006年9月19日
近年来，他还积极参与国际野生物种保护运动，包括利用宗教号召人们拒绝虎皮、豹皮的衣服。[37][38]
武器管制
2001年，他谈到武器管制和自卫的问题[39]：
“ 一个小女孩想知道面对一个持枪指向她同学的匪徒应如何反应，达赖喇嘛会说暴力行为也应被祈祷致意，也应宽恕那个行凶者；但如果有人持枪威吓着要杀了你，那么你用枪反击射向他是理所当然的；但不要射他的头，那是毁灭性的伤害。最好射他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脚。 ”
—西雅图时报，波特兰，2001年5月15日
经济
丹增嘉措十分赞同卡尔·马克思反对剥削、关心贫穷的无产者的理念。他表示：“马克思在经济学上不仅仅追求利润，也关心怎样将利润平均地分配给大家，让所有人享受这些利益。在实践中，从哲学的角度、世界观的角度，马克思强调世界上没有救世主，这和佛教的理念一样……如果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去作比较，我是支持社会主义的。”他认为前苏联、中国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并非真正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苏联的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极权主义的失败。他称自己为“半个马克思主义者，半个佛教徒”。在欧洲，许多社会党人听了他的演说之后都争相上前与其握手，并称他为“同志”。 [40][41]
国际影响
丹增嘉措精通英语，成功地赢得了世界对西藏前途自决的同情，包括许多好莱坞名人和全球众多知名艺术家的声援，其中最著名的是演员理察·基尔、沙朗·斯通和史蒂芬·席格，其中史蒂芬·席格多次担任丹增嘉措出访时的保镳，也获得多个主要国家立法议员的支持。
从1967年起，丹增嘉措开始了一连串对46个国家的访问。1973年在梵蒂冈他会见了教皇保罗六世。他表示愿意与梵蒂冈元首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会晤。教宗同意并在1980年与他会面，并于1982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2003年会面。他还会见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伦西博士和伦敦其他圣公会领袖。他也会见了犹太教和天主教的高级官员。1987年2月他接见了日本的麻原彰晃，其后又曾数次会面，并帮助奥姆真理教获得免税待遇。[42]丹增嘉措还与两位前纳粹成员[43]布鲁诺·贝尔格和海因里希·哈勒保持经常性的接触和友好关系。目前他已同俄国东正教会建立关系。
立陶宛总统维陶塔斯·兰茨贝尔吉斯邀请他在立陶宛国会讲演，他是第一位被邀请的外国领袖。他与印度的关系素来密切，并与联合国和美国建立了关系。2001年，丹增嘉措非同寻常地在北京幕后施压后被拒绝访问韩国[44]。
2001年5月23日，在白宫与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交谈在国际社会的敦促下，中国从2002年9月以来与丹增嘉措特使就西藏问题进行了六次不公开的谈判。[45]
丹增嘉措常被中国政府谴责是西藏独立的支持者，但他的立场历时演变为他支持西藏在中国范围实现内自治，他认为把西藏留在中国，有利于西藏经济的发展。而西藏的内政、文化需由藏人来处理。他否认有将藏区汉人迁徙出藏区的计划，但不同意汉人大量移居藏区成为当地的大多数。[46]
2005年4月18日，时代杂志将丹增嘉措列为世界100位最有影响的人之一。
2007年10月，在国际顾问公司Creators Synectics的“在世天才百强榜”排名第26位。[47]
获奖纪录（节录）
2006年获得美国国会金质奖章被授予的荣誉：
西蒙弗雷泽大学特别荣誉学位，2004年4月20日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2004年4月19日
国际人权联盟奖 2003年9月19日.
布兰迪斯大学荣誉学位，1998年5月8日
艾文理大学荣誉学位，1998年5月11日
国立中山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1997年3月23日
墨尔本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92年5月5日
由洛杉矶市长汤姆·布拉德利（Tom Bradley）授予的洛杉矶城市钥匙，1979年9月
由旧金山市长黛安·费因斯坦（Dianne Feinstein）授予的旧金山城市钥匙，1979年9月27日
由中华民国台北市市长马英九代表市民赠送市钥，并表示台北市永远对达赖喇嘛开放，永远欢迎他的到来，2001年4月1日[48]
加拿大荣誉公民，加拿大议会，2006年9月10日[49]
美国国会金质奖章，美国国会众议院，2007年10月17日 [50]
巴黎市荣誉市民，巴黎市政府，2008年4月21日[51]
罗马、威尼斯荣誉市民，2009年2月[52]
波兰华沙荣誉市民，华沙议会，2009年5月28日[53]
完整纪录。
]诺贝尔和平奖
1989年，丹增嘉措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委员会的主席表示“这同时也是对甘地的贡献的缅怀。”他被正式的授予奖章因为委员会希望承认他为西藏自由作出的努力和他对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他在获奖演说中批评中国对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学生使用武力镇压。他强调学生们的努力并不是徒然的。他演说的重点是继续使用非暴力手段和他与中国政府对话解决当前状况的愿望[54]。
个人著作
《转化心境》：2001年，都会脉动，ISBN 9573096129，EAN 9789573096122
《达赖喇嘛谈心经》（Essence of the Heart Sutra）2004年，圆神出版社，ISBN 9861330070，EAN 9789861330075
《新觉醒》：2004年，春天出版社，ISBN 9867494148
《108问，与达赖喇嘛对话》（Mitgefuhl und Weisheit. Ein Gesprach mit Felizitas von Schonborn）：2006年，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ISBN 9867574672，EAN 9789867574671
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因政治因素，丹增嘉措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相当多的批评。据中国政府官方称，丹增嘉措先被西藏上层叛乱分子劫持到印度，后来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宗教领袖”沦为“国际反华势力操纵的叛国者”，他的活动损害了国家利益，通常向与北京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施压，要求拒绝达赖喇嘛入境，并且强烈反对丹增嘉措同任何外国官方接触。这些施压往往是象征性的。例如，美国多位总统曾经会见丹增嘉措，美国国会也多次邀请丹增嘉措访问。
中国政府在2008年西藏拉萨骚乱事件发生后指十四世达赖是一个彻底的民族分裂分子，并称达赖标榜的“和平”、“非暴力”完全是欺骗世人的谎言，并且表示拉萨314事件乃是达赖集团精心策划的，但同时中国政府又表示愿意和十四世达赖进行和谈并且已经同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过会谈，但是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政府对达赖的要求是：“达赖要是真的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民族、为西藏人民的福祉做有益的事，就应公开、明确承诺并以实际行动不支持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不支持策划煽动暴力犯罪活动，不支持并切实约束‘藏青会’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支持一切谋求‘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主张和活动。”
文艺相关
记录影片
《西藏之梦》（Dreaming of Tibet）
《西藏谍影》（The Shadow Circus : The CIA in Tibet）
《旅行者与魔术师》（Travelers and Magicians）
《真师之言》（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西藏瑜伽士》（The Yogis of Tibet）
《愤怒的僧侣》（Angry Monk）
《达赖喇嘛》（中国中央电视台，1997年）
Experiencing the Soul - Before Birth During Life After Death (2005)
What Remains of Us (2004)
What Remains of Us (Ce qu'il reste de nous) (2004)
Ethic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1999)
In Search of Kundun with Martin Scorsese (1999)
The Good Heart (1998)
Realizing Oneness in All Humanity -达赖喇嘛
Dalai Lama Renaissance（达赖喇嘛文化复兴），2008年[55]
[编辑] 电影
《达赖的一生》（Kundun）：1997年，马丁·斯科塞斯
《火线大逃亡》（Seven Years In Tibet）：1997年，尚杰克·安诺（Jean-Jacques Annaud）
[编辑] 书籍
《西藏七年与少年达赖》：1997年，海因利希·哈勒（Heinrich Harre），大块文化，ISBN 9578468091，EAN 9789578468092
《最后的达赖喇嘛》：2000年，林照真，时报文化，ISBN 9571332631，EAN 9789571332635
《快乐：达赖喇嘛的人生智慧》, coauthored with Howard C. Cutler, M.D. ISBN 0965668290
《工作更快乐：达赖喇嘛的人生智慧3》, coauthored with Howard C. Cutler, M.D. ISBN 1594480540
Ethic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ISBN 1573228834
A Simple Path ISBN 0007138873
How to Practice: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effrey Hopkins, Ph.D. ISBN 0743453360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Lond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90 ISBN 034910462X
An Open Heart, edited by Nicholas Vreeland. ISBN 0316989797
The Gelug/Kagyü Tradition of Mahamudra, coauthored with Alexander Berzin. Ithaca, NY: Snow Lion Publications, 1997, ISBN 1559390727
The Wisdom of Forgiveness: Intimate Conversations and Journeys, coauthored with Victor Chan, Riverbed Books, 2004, ISBN 1573222771
Tibetan Portrait: The Power of Compassion photographs by Phil Borges with sayings by Tenzin Gyatso. ISBN 0847819574
The Heart of Compassion: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a Meaningful Life, Twin Lakes, Wisconsin: Lotus Press, ISBN 0940985365
My Tibet, coauthoured with Galen Rowell, ISBN 0520089480
-----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9%E5%A2%9E%E5%98%89%E6%8E%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