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市場引入社會主義中國的先驅者,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吳敬璉向韓國中央日報透露,習近平時代,中國將掀起市場化、法制化改革的風浪。
他說,“現在任何事情都還沒有確定下來,但中國應該進一步推動改革,而且也一定會如此。中國現在面臨領導人換屆,因此對於改革的討論也非常活躍,大的方向就是‘市場化’和‘法制化’。據悉,習近平副主席也對此非常關注。也就是說,改革一定會注入更大的活力。”
身為國務院御用專家智囊,吳敬璉對中國政府主導投資卻並不感冒,“中國投資三萬億人民幣建設時速超過300千米的高鐵,甚至有說法認為中國創造了‘速度奇跡’,但結果又怎樣呢?溫州高鐵追尾事故導致數百人死亡,這便是腐敗種下的惡果。就是國家自食其果。曾一度備受稱頌的‘重慶模式’也是如此,重慶國民生產總值(GDP)規模為1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財政收入為1500億元。但在去年一年內,重慶固定資產投資額高達7500億元,得益於此,重慶經濟增長率也達到了15%,這種情況又能持續到什麼時候呢?重慶模式以失敗告終,所以最近重慶陷入了混亂。”
吳敬璉曾經被誤指為美國間諜,泄露中國的重要經濟數據CPI。
中央日報說,在1982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找不到方向時,吳敬璉曾寫下《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屬性和商品經濟的屬性》一文,在論文中為市場經濟勾畫了草圖。此後,在保守勢力的不斷攻擊下,他仍堅守“市場”,看到國家過分介入市場,滋生腐敗和貧富差距的現實,他提出“國退民進”的主張。4月17日,中央日報記者在《韓中共同成長高層論壇》上,見到了吳敬璉。
吳敬璉認為,“中國現在到了放下增長速度,重視增長質量(Quality)的時期。韓國、日本和泰國也都經歷過高速增長的時期,但這些國家也都經歷了經濟危機。中國也不會有大的例外。每年超過10%的快速增長不會長久持續下去,是不可能的。正是因為如此,增長的質量才尤為重要。經濟增長應該擺脫依賴政府主導投資的情況,轉變為由市場效率主導經濟成長。即使速度有所放緩,也會提高效率。”
(搜狐網圖:吳敬璉擔憂中國陷日韓式危機 禱告上蒼保佑中國)
吳敬璉承認自己也擔心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會發生急劇的下降,“但情況並沒有外表看上去那麼嚴重。通貨膨脹和房地產泡沫是問題所在,這是因為之前放出了大量的資金,從而引發的現像。但最近兩年,中國政府頒布了一系列緊縮政策,現在已經開始見到成效。通貨膨脹正在逐漸穩定,房地產價格也在持續穩步下調,可以說是中國經濟正在軟著陸吧。”
吳敬璉認為鄧小平所說的“共同富裕”距離中國的社會現實還“很遙遠”。因為“市場體系還尚未在中國生根,法治也非常落後。中國的貧富差距是腐敗之風和國有企業的壟斷所滋生的弊病,因此,我們需要改變經濟增長的方式。過分依靠國家直接介入投資的經濟增長只會催生腐敗、拉大貧富差距,應該讓工資收入超過投資收益,成為主要的收入來源,經濟增長方式應該由投資主導向以消費為動力轉變,這是中國需要直面的課題。”
吳敬璉還透露,中國“彙率的市場化將會迅速進行。最近人民銀行(中央銀行)已將每天彙率變動的幅度從0.5%上調到了1%,從中便可看出。我認為,現在的彙率(一美元約合6.29元人民幣)已經到了平衡點。彙率市場化是改革開放過程中無法避免的情況,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便是合理的要求。美國的貿易赤字是由於本國人不重視儲蓄所導致的,為什麼要將罪名歸結為人民幣呢?正是這樣,美國人才時常被批傲慢。”
至於中國和朝鮮的關系,吳敬璉說,“事實上,中國對於朝鮮的影響力並沒有那麼絕對,中朝關系也不總是一團和氣。我曾8次來訪韓國,曾多次申請前往朝鮮,但都被拒。”
他並批評朝鮮“人民在忍飢挨餓,政府卻在搞導彈試驗,這讓人無法理解。我很想親自去朝鮮看一看,但對方不讓去……”
吳敬璉否認有什麼“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我知道強調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卻不知道什麼是‘北京共識’(笑)。沒有什麼中國模式,部分學者提出的所謂中國模式,只是中國從計劃·統制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一個現像而已,所以才出現了市場和計劃並存的情況。”
至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未來,他認為,“肯定不會馬上崩潰吧?但長期來看,前景並不樂觀。他們(西方人)過度消費,不知道儲蓄,而且在福利社會的名頭下,他們也不努力工作,甚至有說法稱‘在歐洲,只有德國人在工作’。民主主義的優點雖多,但卻要去乞求選票,這是一大問題。”
改革,就要有勇氣“革”自己的“命”
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68次提到“改革”。改革堪稱中國目前的共識,但具體怎麼改仍是眾說紛紜。據中國經濟周刊報道,3月17日,2012年中國高層發展論壇上,吳敬璉提出了“頂頂層”設計的概念。
吳敬璉認為,過去一年中國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各地沿用的政府主導的發展方式投入太多、成本太高,不可持續,主要原因是經濟體制障礙沒有得到消除,有利於創新和創業的體制沒有建立起來。
吳敬璉強調,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加強“頂頂層”設計,調整政府與市場間的關系。具體來說,目前大家都在熱烈討論各個部門的改革,比如金融頂層設計、財稅頂層設計。“但是,有一個問題首先要解決,就是這個‘頂頂層’的設計。”
何為“頂頂層”設計?吳敬璉解釋說,這是對兩個不同方向的選擇問題:是要一個能夠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場經濟?還是要一個由強勢政府控制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的國家資本主義,乃至權貴資本主義?“這是我們面臨的關鍵性問題,也是過去三四年裡面爭論很大的問題,我認為,現在應該是到了得出結論的時候。”
吳敬璉透露,自己的觀點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鶴一致,即中國經濟的成功並不能歸納成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模式的成功,而是要堅持30多年來的改革方向,堅持發展市場經濟。
吳敬璉還說,過去幾年中國一些地方用“大政府強國企”的方式實現了高速增長,但其掩蓋的問題正在逐漸暴露。
吳敬璉指出,改革的焦點是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核心的問題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這個改革確實最難。原因就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將會觸動政府和官員的權力及利益。換句話說,就是要有勇氣和決心“革”自己的“命”。改革要取得突破,需要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配合起來推進。只有這樣,才能從行政命令支配的經濟,政府機關和黨政官員的自由裁量權特別大的命令經濟,轉變為一個規則透明、法治的市場經濟。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30多年來的改革一直沒有一個清晰的目標和總體規劃,至今還在“摸著石頭過河”。
吳敬璉不以為然:“1994年外彙改革、財稅改革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摸著石頭過河”,是在改革初期既沒有傳統的理論可做依據,也沒有現成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的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或者叫做“次優選擇”。後來,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制度不斷完善,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還通過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這些規劃設計的執行,直接帶來了上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繁榮。
吳敬璉認為,這也可以用來反駁一些人認為過去改革沒有一個總體規劃,所以各種社會問題的解決要走向另一個方向,即增強政府力量,用政府力量大量動員資源、維持高增長。
曾被誤指為美國間諜
吳敬璉還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據百度百科介紹,吳敬璉曾經提出中國股市“賭場論”,主張維護市場規則,保護草根階層生計,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是媒體和公眾眼中的學術明星。在2007年3月參加政協會議期間,他發表了一系列言論,從反對春運鐵路票價不上浮到主張城市拆遷不應按市場價補償等等,他的評論引發了很大爭議。
曾經被指責為美國間諜,透露中國的重要經濟數據CPI,(西方國家每個季度的經濟數據包括消費者信心指數都在政府網站公布),後來該指責被澄清。
吳敬璉以“敢言”著稱,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泰鬥,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年逾八旬仍行走在鄉村之間,由他所帶頭成立的富民基金(樂平公益基金)為廣大農戶的生活帶來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