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恥下流

來源：蘋果日報

       溫家寶公開警示文革重演及在高層會議中提出重新評價「六四」後，內地網絡的一些動態可圈可點，包括百度放寬了一些搜尋敏感詞的屏蔽，趙紫陽的網上紀念館被解封等。但是，以中共的政治現實來看，當局要全面否定文革、要著手平反六四，恐怕要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代領導核心達成共識才行得通。

　　智囊舊文章被指挺改革

　　江、胡、習自然不會急於公開表態，其智囊的態度就成為各界追蹤的熱點。近日流傳最廣的文章，當數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文革」反思與政治體制改革》一文，其論點與溫家寶在記者會上宣示的一模一樣：中國只有推行政治改革，實現高度民主，文革的悲劇才不會重演。由於王滬寧曾為江澤民、胡錦濤智囊，現職又屬黨和國家領導人，不少人以為這是中共高層支持溫家寶的表現，自由派高聲喝采，左派「烏有之鄉」則怒斥為「亂國之筆」。

　　其實，王滬寧的這篇文章是他擔任復旦大學教授時的舊作，發表於 1986年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多數網站轉載時不提背景，又以此去揣測江澤民、胡錦濤對溫家寶的支持度，結果難免與事實大相逕庭。據說，江、胡對十八大的人事安排仍鬥得難分難解，他們根本不願此時有人在黨內外挑起政治路線的紛爭。甚至有傳聞指，胡錦濤因此批評了溫家寶。

　　溫提平反六四爭取支持

　　溫家寶挑起平反六四之議，無疑搶佔了道德高地，有助他爭取民間及海外輿論支持，有助他在權鬥中爭奪發言權。但是，江、胡都是鄧小平指定的接班人，也可以說是六四的政治受益者，要他們主動平反六四，無異於與虎謀皮。問題在於，習近平持甚麼態度?

　　習近平因父親習仲勛在文革前已被打倒，文革時被剝奪了擔任紅衞兵的政治權利，迄今未見他對文革、六四公開表態。但儲君身份決定了他必然會隱藏自己的真實想法。不過接掌大權後，他最有動機去平反六四，因有助他建立聲望及擺脫前輩的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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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多維

編者按：薄熙來下台後，針對“中南海槍聲”等傳言，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發表社評，呼吁社會大眾應有所警覺，不可對謠言的傳播聽之任之，中國不應是“謠言共和國”。社評原題為《堅守社會對謠言的抵御防線》。

最近一段時間，一些謠言在互聯網內外擴散，活躍度相當罕見。一些謠言甚至糾纏上了長安街和中南海，非常離奇、荒唐，形成了對輿論的紛擾。中國社會應對此有所警覺，不可對謠言的傳播聽之任之。

誠然，中國官方的正面信息有時跟不上社會的需求，使得謠言出籠更容易找到機會。從傳播學的角度看，謠言有多少、多強，大約相當於事件的重要性乘以事件的“模糊性”，官方信息越多越明確，越能針對公眾的關切，謠言傳播的機會就越少。

但最近一段時間的謠言，有些是自然發生的，有些則得到了不正常的強化。除了官方透明度對謠言的對衝外，社會還應對謠言有理性及道德層面的抵御防線。但現在有一些人在鼓吹拆掉這些防線，公開吹捧謠言的“正義性”，宣稱“謠言倒逼真相”，“謠言倒逼改革”。他們似乎有意讓謠言成為脫離現行體制控制的“新政治軸心”。

中國官方信息的發布體系的確需不斷改進，但這種改進不可能是推倒式的。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謹慎常常很重要。快速發布信息的風險，有時的確大於搞清楚後集中發布的風險。這些風險由很多因素共同促成，包括社會有可能誤讀階段性信息等，它們都是真實的。

對於一些關系特別重大的事，認識事件、營造共識都需要時間。正確、到位地處理好問題，往往同時具有引導中國社會的意義。一些時候信息不得不發布得稍慢一點，這是中國當前的真實國情，不正視它不是實事求是的理性態度。

回頭看這些年，中國官方在信息披露方面一直在向前走，整個中國社會的透明度呈明顯不斷增加趨勢。客觀而言，這是中國改革最復雜的領域之一。推動透明度繼續不斷增加，和給中國的核心領域留出必要寬松度，這兩者之間的協調和統一，對中國的前進至關重要。

“謠言合理論”無視中國各種現實，是激進主義經過草根打扮的表演。它實際要的是在現行政治框架外營造一個公眾認知的另一個世界，不斷腐蝕現行體制內的權威認同。“謠言合理”了，讓這個國家在思想和政治上散架就有了相當廉價的工具。

實際上，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的進步是靠謠言“倒逼”出來的。謠言在各國歷史上的總體負面作用都是壓倒性的。它們總是使真相更加撲朔迷離，敗壞世風。

應把抵制謠言看成中國社會當前人人都可踐行的公益活動。中國在“有缺陷地”快速發展，但如果把當前各種謠言彙成一句話，它就是“中國糟糕到了極點”。這些謠言的流行在悄悄損害社會的內力，給社會的理性系統植入有迷惑力的病毒。

清除這些病毒需要更加強大的理性編程，既需要點對點地對付它們，也需要系統整體的不斷強化和升級。很多人曾不經意與病毒有過交道，吃過它的虧。在“殺毒”和“病毒”之間，我們絕大多數人無疑是前者的同盟軍。

讓我們一起維護中國的進步和團結。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利鞭策這個國家，同時我們每個人又是中國凝聚力的一個因子。我們就生活在這個國家裡，最清楚這個國家改革的必要，也最了解這個國家特有的艱難。但毫無疑問，中國不應是“謠言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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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央社
記者：邱國強

    與前中共市委書記薄熙來家庭關係密切的英國商人赫伍德去年離奇死亡，英國政府為此要求調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今天面對媒體詢問僅表示，「我沒有這方面的消息向你提供」。
   
    中國大陸外交部下午舉行例行記者會，洪磊在回答外籍媒體詢問大陸政府針對此事有何看法時，作上述表示。
   
    在記者會上，一連有2名外籍記者向洪磊詢問此事，但洪磊向第1名外籍記者回答：「我沒有這方面的消息向你提供」；當第2名外籍記者一問完，洪磊就說，剛才已經回答，「在這方面我沒有訊息提供」。
   
    這名外籍記者持續追問，大陸政府究竟有沒有收到英國政府希望調查此案的請求時，洪磊則回答，「我將進行了解」。
   
    英國廣播公司（BBC）及華爾街日報均報導，英國政府已要求大陸，調查去年11月在重慶死亡的英國籍商人赫伍德（Neil Heywood）的死因；報導並提到，赫伍德與薄熙來家庭有密切往來，而官方陳述其死因是「飲酒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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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樵夫 @qiaofu88 未經核實

     重慶消息靈通人士透露，薄熙來為宣揚自己唱紅打黑的政績，不惜巨資與女色拉攏社會知名人士來吹捧。其目前已被雙規的核心親信已交代，多數著名左派文人，都曾接受薄非正常財務渠道的巨資酬勞和女色；他清楚記得的有：司馬南；孔慶東；吳法天；方X興；鞏X田；孫錫X；譚偉X；範X剛；張頤X；梅寧X；王兆X；萬X生；崔之X；宋曉X；王X光；王文（環球時報）等極活躍人物。
   
     這位薄熙來的核心親信還表示，此外還有大批人，約二百余人，其中不乏一些專家學者。只是他已經無法全部記得清。

     現在孔慶東已經公開承認接受薄熙來巨資（一百萬人民幣，並聲稱因此受到國安調查，已將款項退回），司馬南則竭力否認，卻又拿不出證據證明自己的兒子留學美國、家人移民美國的資金來自何方，還對要他解釋這一問題的媒體人士大發雷霆；方X興則一直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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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參與
作者：信息自由觀察

一本名為《薄王敗局與十八大：核心文件、爭議性文獻匯編》的新書本月底起在香港推出，該書由信息自由觀察工作室編纂、溯源書社出版、田園書屋（http://www.greenfieldbookstore.com.hk/）發行。與坊間流行的關於薄熙來、王立軍事件的故事書、演義書、傳說書不同，本書是薄、王事件前後及事件引爆以來最重要的原始文件、文獻的匯編精選，揭示薄、王事變起因、過程和發展，以及對正在演化中的中共“十八大”變局的影響評估；其中客觀地呈現了謎團似的官方說法，更展示了一些民間獨立身份的中外專家原汁原味、鞭辟入裏的獨到解析。這些直接切入薄、王事件核心的關鍵文件、文獻及相關報導、評析，為歷史留下“證據”和見證，容不得遮蔽和篡改。
   
    該書的讀者可能震驚於這些信息關涉中國政局正在發生的莫測變化，尤其直接關涉決定下一個五到十年中國“飄忽”走向的中共“十八大”——正在發生的高層大裂變。 相信讀者從這些第一手材料，從書中不同立場、觀點的比拼中，可以瞭解和洞察薄、王事件產生的複雜背景、駭人內幕——關於“重慶模式”的爭議引發的“中國道路”之爭、“中國道路”之戰——及其事件尚在惡性發展的謎團後面的真相，並作出自己的理性前瞻和獨立判斷。
   
    該書內容編次為：
【卷首】未被公開的官方文件；
【第1編】官方說法：真相，還是謎團？
【第2編】專家評述：投向“十八大”的深水炸彈；
【第3編】言論自由：為薄熙來辯護；
【第4編】“重慶模式”攻防戰——正方 Vs 反方；
【第5編】外媒觀察：全球直播的中共秘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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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链接：http://youtu.be/UQ75beTP1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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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2月15日，大陸某網站及多個論壇爆出重慶市渝北區公安局局長王鵬飛因涉王立軍事件被有關部門雙規的消息，引起重慶當局強烈反應。當日，重慶市渝北區區長黃玉林通過媒體向外界辟謠，稱王鵬飛被調查的消息不實。黃玉林向財新記者表示，關於渝北區副區長、公安分局局長王鵬飛，因重慶市副市長、前公安局局長王立軍事件被調查的信息，為不實消息。黃玉林稱“今天（2月15日）王鵬飛還參加了區裡的會議，他的工作生活目前都很正常。”

    正如財新記者介紹，王鵬飛上世紀80年代末畢業於中國刑事警察學院，曾長期在遼寧省鐵嶺市公安系統任職。先後擔任過鐵嶺縣公安局局長、鐵嶺市公安局副局長、盤錦市公安局副局長，跟王立軍在鐵嶺多年共事。王立軍調任重慶後，王鵬飛於2010年末重慶打黑進入收尾階段時，調重慶市公安局任職。2011年2月27日，王鵬飛由重慶市公安局調任渝北區公安分局局長；2011年8月25日，兼渝北區副區長。
     王立軍事件後，有關王鵬飛接受有關部門調查的消息不脛而走，原因眾說紛紜。 真實的情況是：王立軍出走美國駐成都領事館的第二天，作為王立軍得力助手也是親密戰友的王鵬飛，其行蹤立即被薄熙來秘密控制，薄熙來為了不給外界造成他肆意抓捕的口實，還是給王鵬飛在可控範圍內的相對自由。然而，2月15日上午，就在薄熙來決定對王鵬飛采取進一步措施的時候，消息被有關人士披露網上，引起社會各界包括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於是，薄熙來一邊命令渝北區區長黃玉林公開出來辟謠，稱王鵬飛上午還出席了渝北區的區長辦公會，一邊於當天晚上對王鵬飛采取了秘密綁架行動，將王鵬飛先是軟禁在重慶一處部隊招待所，之後又轉移到距重慶幾百公裡外的另一座省會城市。 (博訊 boxun.com)
    一位在北京公安系統工作的王鵬飛在中國刑警學院的同學告訴博迅記者，王鵬飛被薄熙來綁架後，為了不引起王鵬飛家人、同志、同學、朋友及媒體記者的關注，薄熙來特意指示看守人員對王鵬飛實行有限自由，可以在適當時候與直系親屬電話聯系，報告平安，偶爾也可以接聽親戚朋友或同志同學的電話，但憑借經驗和電話內容即可判斷電話另一端的王鵬飛是被實時監控的，這種綁架方式被薄熙來創新為除“休假式治療”外的“保護性調查”。
   
    薄熙來為什麼綁架王鵬飛？這是所有讀者關注的焦點。
   
    據來自山城重慶的深喉介紹，薄熙來綁架王鵬飛的真實原因，是懷疑王鵬飛親自參與並共同策劃實施了王立軍夜闖領事館的行動，薄熙來及其同黨認定王鵬飛在王立軍面對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是王身邊這位多年與其共事、出生入死、血性忠勇的兄弟戰友為其提供了汽車和臨時通訊設備。這裡必須要交代的是，王鵬飛在重慶市公安局另一重要的身份：重慶市公安局技偵總隊總隊長（這一職務在王立軍出事的次日即被薄熙來指示秘密解除）。王立軍給薄熙來制造了天大的麻煩，對於王立軍比較了解的薄熙來認定，當時處於驚弓之鳥神經高度緊張狀態的王立軍，在出走的細節上一定得到了技偵專家王鵬飛的幫助，因為王鵬飛不僅是當年中國刑警學院的高材生，而且在鐵嶺市公安局任職期間，就有過技偵支隊長的工作經歷。於是，疑心重重並自以為聰明絕頂的薄熙來立即命令手下對王鵬飛采取了綁架行動。
   
    薄熙來綁架王鵬飛後，想盡一切辦法、軟硬兼施讓王鵬飛交代是否參與了王立軍事件，並交代王立軍出走的具體細節；薄熙來尤其需要得到的准確消息是，王立軍究竟交給美國領事館哪些不利於自己政治生命的材料，這些材料除了王立軍以外，還有哪些人有備份；另外，薄熙來還想通過王鵬飛了解，王立軍通過王鵬飛的技偵總隊，還掌握哪些能致薄熙來於死地的絕密材料。面對薄熙來同黨，刑警和技偵出身的王鵬飛，對薄熙來想要的東西只字沒有，令薄熙來暴跳如雷，有時更如熱鍋之蟻。由於當時中央對王立軍的態度薄熙來根本無從得知，國際社會及全世界的媒體也對王立軍事件密切關注，令薄熙來無法對王鵬飛下狠手，以便逼供出自己想要的東西。這樣的調查直至薄熙來去北京參加兩會。
   
    3月15日，兩會結束次日，北京宣布薄熙來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後，王鵬飛的境遇得到轉機，由原來的秘密地點被轉移回重慶，所謂調查也按照中共黨內相關程序進行，交由重慶市紀委。
   
    消息人士稱，由於王鵬飛沒有涉及重慶打黑的實質過程，不存在外界猜測的參與刑訊逼供，更沒有貪污受賄等重大違法犯罪行為；王鵬飛的職務按照組織程序安排，不屬於違反原則的破格提拔；出身科班畢業於中國刑警學院的王鵬飛在鐵嶺、盤錦、重慶任職期間，同事口碑良好，工作能力水平得到公認；王鵬飛調任重慶任職的重要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他與老上級王立軍的私交，也是由於他的能力得到王立軍及其他同行領導的欣賞並認可，也是技偵刑偵專家。鑒於此，已經完全不受薄熙來控制的重慶當局有關領導，很可能考慮從大局出發，為了重慶警界的團結和穩定，在近期恢復王鵬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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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蘋果日報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在重慶死亡的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Neil Heywood）生前有時向英國一間戰略情報公司提供諮詢服務。

     昨天英國戰略情報公司Hakluyt發言人對西方媒體證實，海伍德先生直到他在重慶神秘死亡前，一直都在定期為該公司工作。而就在前一日，英國外交部對媒體表示，它已要求中共就海沃德先生的死亡展開詳細調查。

     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於去年11月，神秘猝死在重慶酒店房間內。海伍德死前一直為英國戰略情報公司（Hakluyt & Co）提供定期諮詢服務。據知情人披露，重慶地方當局迅速宣布他因「過度飲酒」導致死亡，並未經驗屍，即被重慶市原副市長、前公安局長王立軍強行火化。海伍德友人曾向英國大使館提出疑點，指海伍德滴酒不沾。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調查，海伍德的朋友描述，海伍德曾向友人表示，他和薄家關系很緊密，可以幫助引薦給薄，並安排生意，有指海伍德是通過他的中國大連籍的妻子，結識薄熙來和他的妻子。報道又指王立軍相信，海伍德先生是被毒死，他和薄熙來討論之後吵翻。
   
    有分析認為，海伍德也許通過與薄熙來兒子薄瓜瓜的交往，有目的地走近薄家的內部圈子，發現了薄熙來許多不能為外界所知秘密，最終讓薄熙來發現，而遭滅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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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金融家

   “地方政府競爭曾經被視為中國經濟奇跡背後的力量，但福兮禍所依，這一獨特機制很可能也是當今中國最大的經濟與社會風險來源。”國際對衝基金經理、廣晟財富投資管理中心投資總監劉海影在《誰來約束地方政府？－－重慶模式的經濟批判》一文中如是開頭。“重慶模式是財政軟約束下的以土地、金融杠杆化為特點的政府拉動型經濟。”他在接受《投資者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地方政府現在要擔憂的不是他們在經濟發展中起的作用不夠大，而是起的作用太大了。”


    其實，對重慶經濟模式的爭議由來已久，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天則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劉業進告訴《投資者報》記者，在天則經濟研究所於2011年舉辦的一個關於“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比較的研討會上，他就試圖論證“重慶的經濟發展模式不能持久”。
   
    　　政府主導下的經濟增長
   
    劉海影認為，如果非得給重慶經濟發展定義一個模式的話，那就是財政軟約束下的以土地、金融杠杆化為特點的政府拉動型經濟。這種模式在短時間來看效果是很好，長期來看則未必美妙，因為"借錢是要還錢的"。
   
    　　事實上，在1997年成為直轄市以來的十幾年歷史裡，重慶的經濟發展從來沒有像最近幾年這樣異軍突起、引人注目。這一切都離不開被外界稱為"重慶的CEO"的黃奇帆市長的積極運作。在重慶市政府的主導下，一系列經濟建設大手筆給外界印像最深。
   
    　　2002年重慶市八個城建融資平台創立，即重慶城投公司、高發公司、高投公司、地產集團、建投公司、開投公司、水務控股和水投公司("八大投")，均由重慶政府擁有、授權經營。在"十一五"期間，"八大投"充當了全市高速公路、高等級公路、城市建設、水利設施、軌道交通、旅游投資等各方面的主體。
   
    　　重慶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自2003、2004年開始推進國資改革，重慶國有資產從1700億元發展到如今1.46萬億元的規模，其資產分布方式發生巨大變化。在原來的重慶國資中，有80％是工商企業，現在變成了40％是基礎設施、公共設施、投資集團，30％是金融企業，30％是工商企業，這使得重慶的國有企業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帶動力極大增強。
   
    　　這些大手筆確實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十一五"期間，重慶市全市生產總值在5年中翻了一番。2011年，重慶更是憑借以地方債務平台為核心的城市經濟運作模式，在各省市GDP競賽中以16.7％的增速榮登榜首。
   
    　　不過，在這些成績面前，劉海影的看法始終比較謹慎。他認為，歷史經驗表明，政府主導的經濟項目不太具有經濟合理性，長期如此，政府借的錢可能還不了，到時候會出問題。
   
    　　劉海影在上述文章中曾指出，僅在2011年，重慶即完成固定資產投資7600億元，占當年重慶GDP比例高達76％。毫不誇張地說，投資的超高速增長構成了重慶經濟快速擴張的主要動力。"政府不應該是經濟直接參與者、操盤手的角色，尤其不應該靠打壓私營部門的經濟活力來搞純粹建立在投資拉動上的經濟。"劉海影對記者如是說。
   
    　　劉業進則進一步指出，"重慶模式"體現的是一種發展經濟的社會工程師"工程技術思維"，不太嚴格地說，可以稱為小計劃經濟。在經濟和社會事務上面，以工程技術思維來處理必敗無疑，這是以20世紀計劃經濟導致數千萬人蒸發換來的經驗教訓。
   
    　　高赤字和高負債並存
   
    　　政府主導經濟和投資驅動的結果是，重慶政府面臨高赤字和高負債隱患。
   
    　　來自重慶市財政局的一組數據顯示，2011年，重慶全市地方財政收入超過2900億元，地方財政支出超過3900億元，收支增幅雙雙超過40％。同時，2011年，重慶財政赤字規模超過1000億元，占整個GDP比重達10.52％，遠超3％的國際警戒線水平。
   
    　　實際上，重慶市如此巨大的赤字規模還是發生財政豐收的情況之下，"政府有多少錢也不夠花"這一點在重慶市得到印證。公開資料顯示：最近三年，重慶市實際財政收入分別為2009年1165.7億元，增長21％；2010年1990億元，增長70.8％；2011年2908.8億元，增長46.1％。支出方面，2009年實際完成1806億元，增長24.7％；2010年實際完成2749.5億元，增長48.4％；2011年實際完成3961.7億元，增長44.2％。
   
    　　劉海影在分析文章中指出，2011年重慶GDP合計約為1萬億元，而財政收入高達2908億元，占GDP比例接近29％。財政收入占比如此之高折射出政府對社會資源的強力抽取。而力度如此之強的資源占用依然不能滿足政府開支需求：2011年重慶財政開支高達3961億元，接近GDP四成，而全國該比例僅為23％。
   
    　　仔細研究還會發現，在重慶市財政支出中，中央補助部分占比很大。重慶市2011年獲中央補助、上年結轉等共計1843.4億元，而與重慶財政收入規模相同的另一直轄市天津，獲中央稅收返還、轉移支付補助等資金332.9億元、上年結余166.8億元。重慶此項可用資金是天津3倍還多，這體現了中央對於重慶這一西部唯一直轄市的重視，而重慶如果對此過度依賴，長期而言令人擔憂。
   
    　　而2008年金融危機，以中央政府推出激進刺激計劃為契機，各地政府同時發現了一個更加有效的刺激本地經濟發展的秘訣：以地方債務平台為核心的城市經濟運作模式。
   
    　　事實上，與財政赤字同樣引人關注的是重慶的"八大投"負債。對於精通資本運作的重慶市政府來說，"八大投"融資平台的負債規模一直是個謎。"從地方債務角度分析，2011年8月份披露的重慶市地方債務數據顯示，不包括市一級債務、僅統計區縣政府債務，總額約為2159億元。考慮到該數據未包含市一級政府債務(全國平均而言市一級政府債務是區縣一級政府債務的1.6倍)，總債務規模約5000億元，再考慮到重慶預算內收入僅1488億元，債務的可持續性顯然值得擔憂。"劉海影對記者表示。
   
    　　千億投資換來公租房建設
   
    　　如此高的財政赤字和地方債務是如何產生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頗具重慶特色的各種民生建設工程。重慶最典型的民生工程有以公租房建設為重點的"民生十條"和"五個重慶"建設。
   
    　　2010年重慶"兩會"期間，黃奇帆市長提出，重慶市將從2010年起在全國率先建設大批公租房，計劃10年建設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其中，前三年新建2000萬平方米公租房。到了2010年6月，這一計劃增至前三年在主城區建設3000萬平方米公租房。
   
    　　重慶市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年底，累計開建公租房2871萬平方米，配租11萬套，規模、進度和配套水平全國領先。
   
    　　不過，知名經濟學家茅於軾在接受《投資者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公租房建設其實就是政府討好老百姓，政府的錢從哪裡來？還不是納稅人的錢。"茅於軾認為，政府建設公租房會有尋租和後期運營維護的問題，相比於市場建設商品房出租沒有經濟效率。
   
    　　媒體公開報道顯示，重慶公租房建設總共需約1000億元的投資。其中，政府將投入30％的資本金，由土地出讓金收入、對高價房的稅收、土地儲備收入等來負擔，此外70％要依靠市場融資。
   
    　　而按照《中國改革》雜志2010年采訪黃奇帆時所作的保守測算，三年的3000萬平方米公租房建設的總投資規模超過700億元。如果考慮到政府劃撥3萬畝土地投入建設，由此損失的土地收益大體也將達500億元，這將占去重慶市2009年至2011三年財政收入(約6000億元)的1/5，這還沒有包括政府在後續維護、更新改造以及管理、服務方面需要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
   
    　　此外，2010年6月重慶市委三屆七次全委會審議通過《中共重慶市委關於做好當前民生工作的決定》，決定本屆市委任期內，用兩年半時間，在解決全市群眾最關心的十大民生問題上取得重大突破。這個"民生十條"還包括農民萬元增收、森林綠化、農民養老保險等各個方面。據重慶當地媒體報道，為實現此次全委會提出的"重慶民生十條"，兩年半時間內，重慶市政府的總投入將高達3400多億元。
   
    　　對於如此大規模的民生投入，茅於軾不無擔憂。他認為，應該由政府實施住房救濟的只是最低收入的少數人，而且應該通過貨幣補貼的方式讓他們到市場上租商品房。
   
    　　而劉業進則對記者表示，"住房問題的根本是政府通過壟斷土地使用扭曲了住房供應市場，解決住房問題的根本辦法是承認農民的土地所有產權，允許建設小產權房入市交易。"他認為公租房可能導致分配不公，另外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富裕、公租房需求降低，可能面臨巨大的浪費。
   
    　　福利主義道路是條死胡同
   
    　　重慶大規模投資公租房建設和所謂的民生工程也引發"福利主義"的擔憂，尤其是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大背景下，這種對於大政府主導下的福利主義的擔憂更是揮之不去。
   
    　　在2011年7月30日天則經濟研究所法律與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辦的"地方治理與國家轉型研討會"上，關於如何看"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的問題就產生過激烈爭論。"民間確實有主張大政府搞二次分配的福利主義土壤，一些學者也支持這樣的觀點。"天則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劉業進告訴記者。
   
    　　在那次研討會上，以獨立學者秋風為代表的一方認為，當下中國存在著嚴重的分配不公，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民眾要求進行再分配是完全正常的。"如果經濟學家根本不能說服政府降低民眾稅收負擔，那麼，要求政府在給定的財政收入中，拿出更大比例用於改善中低收入民眾的生活，就是完全正當的。"
   
    　　但是，劉業進認為，秋風發現了問題，卻給出了錯誤的藥方。他告訴記者，面對分配不公重要的是找出形成收入差距的原因，而不能簡單地通過稅收、通過行政的方法來抹平差距。"當前形成收入差距的機制是兩個方面：權利歧視、政府壟斷和政府管制。如果我們視而不見，或者轉移了關注的重心，去關注收入本身的分配問題，這其實掩蓋了真正的問題而不是解決了問題。"
   
    　　劉業進認為，針對當前宏觀稅負高的問題，對策是呼吁減稅，控制政府擴張傾向，而不是承認既成事實，然後去"分配錯誤的收入"。搞民生工程，恰恰為高稅負提供了口實和短時期的合法性，也為前述壟斷收益提供了道義支持。
   
    　　據記者了解，目前我國稅收水平已經遠超GDP增長速度，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財政收入10.37萬億元，同比增長24.8％；而個人所得稅在起征點從2000元提高到3500元的情況下規模仍達6054億元，同比增長25.2％。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遠超GDP和居民收入增長的幅度。如果國家擴大福利政策，勢必要征收更多的稅，個人與企業將難以負擔。"沒有財富的生產，哪來財富的分配，重慶是不是比其他地方有更高效的財富生產呢？"茅於軾認為，"重慶大力發展國有企業，國進民退，恰好是降低生產效率的一種方式。在這種情況下你哪來那麼多錢搞民生給大家做好事呢，很可能是靠向銀行舉債。"
   
    　　很明顯，政府福利不是免費午餐。劉業進從三個方面向記者講述福利主義為何行不通："首先政府有一只手為你提供免費或相對廉價的公共物品，就一定有另一只手從你的口袋裡攫取稅收，羊毛出在羊身上；其次，我們應該看到福利國家的危機愈演愈烈，歐洲福利國家幾十年的實驗告訴我們，高福利打擊工作創造的積極性，鼓勵了懶惰，從而使得國家經濟不可持續；第三，我們要從捍衛任何一個人合法私有財產的角度，去防止通過福利主義合法地剝奪公民財產。"
   
    　　劉業進主張，以"普遍富裕"替代傳統"共同富裕"的說法。因為"共同富裕"暗示了一種不切實際的平等訴求，"普遍富裕"是在追求富裕的過程中承認人與人之間合理的差距。
   
    　　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普遍富裕"的根本出路在於保護產權和鼓勵私人領域的創新，而絕不是均富式的"福利主義"和政府主導經濟發展。

無恥下流

來源：明報

          《紐約時報》引述一名在重慶打黑時被逼供後逃亡美國的地產商稱，重慶當局曾以「涉黑」為名對他嚴刑逼供，並把他綁在「老虎凳」上長達40小時。警方並要他偽造證據，指證現任二炮政委張海陽的政敵貪污，而張海陽又是薄熙來的親信。

     　　報道指出，在薄熙來入主重慶翌年(2008年)，地產商李俊的一間分公司從張海陽一個部下中標建造管道，工程價值5000萬美元（3.88億港元）。2009年，李俊被以涉嫌組織賣淫、行賄等罪名被拘。在老虎凳上被打時，李俊稱當時只想死。過程中，一名軍人拿出一份疑似張海陽政敵的20人名單，指李俊賄賂了其中兩人，才得以中標，「看到嗎？薄熙來與張政委是從小玩到大的朋友。你被整了。」

            拒絕認罪後，李俊於2010年獲釋，但付了600萬美元罰款。其後他聽聞自己會再被捕，決定丟下價值7億美元的公司逃亡。但其親戚和同事共計31人被關。其妻子因協助他逃亡，也被判監1年。他把公司所有權交給哥哥和外甥，兩人分別被判18年和13年。「就像文革一樣，重慶打擊地主，重新分配土地，然後給你安上一頂壞的名分，『黑社會』，你這輩子都逃不掉這個名字了。」

無恥下流

來源：VOA
美國之音記者： 齊之豐
   
     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解職的事件在國際媒體和中國相對自由的互聯網空間已經進入生活模仿藝術或藝術模仿生活的肥皂劇狀態。肥皂劇所需的金錢、權力、性誘惑和神秘莫測等必要戲分，已經一應俱全。 .

   
    *《華爾街日報》再報料*
   
    星期一在國際媒體當中一馬當先詳細報道跟薄熙來家有關系的英國人尼爾·海伍德去年在重慶神秘死亡的美國《華爾街日報》，星期二再發表頭版報道報猛料。
   
    通常是嚴肅無比、一本正經的商業報紙《華爾街日報》的編輯們顯然也難以抵御讀者對肥皂劇的閱讀預期，於是給記者裴傑（Jeremy Page）這篇內容扎實的長篇政治新聞報道取了一個富有肥皂劇味道的題目：“英國人在中國死亡的疑案加深。”
   
    裴傑的報道說，牽涉中國當前最大的政治醜聞的那個在重慶神秘死亡的英國人在過去的20年裡，時常為英國一家由前間諜創辦的戰略情報公司提供咨詢。
   
    所謂的那個神秘死亡的英國人就是指尼爾·海伍德。他去年11月被發現死於一家重慶旅館房間內。重慶當局在沒有進行屍檢的情況下就宣布他死於酒精攝入過量，並匆匆將他火化。而海伍德的朋友說，他是一個幾乎滴酒不沾的人。據信，原重慶市公安局局長、薄熙來多年的心腹王立軍就是因為調查海伍德之死而得罪了薄熙來。
   
    中國執政黨共產黨中央辦公廳的一份外泄的文件說，“在薄熙來同志家人和身邊工作人員的壓力下，有關方面以各種名義違規審查王立軍身邊工作人員及有關重要案件的辦案人員。”王立軍由此感到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於是在2月6日到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試圖尋求庇護，從而揭開了薄熙來解職劇的序幕。
   
    *醜聞平添一重詭異*
   
    《華爾街日報》記者裴傑星期二發表的長篇報道中畫龍點睛或提綱攜領的一段是：
   
    “（海伍德曾經在前間諜創辦的英國戰略情報公司擔任咨詢）這一消息披露使薄熙來下台的醜聞平添了一重詭異。這一醜聞越來越像是國際外交和公司情報刺探跟中國諱莫如深的國內保安機構和不透明的政治的混合。”
   
    這裡所說的英國戰略情報公司所搜集的戰略情報，顯然不是軍事戰略情報，而是公司發展戰略情報。裴傑在下文進行了解釋：
   
    “收集商業情報，調查中國公司如今在中國是一門正在茁壯發展的行業。因此，從事這一行業的人難免常常涉入貪污腐敗、裙帶關系以及政府既得利益等問題。”
   
    “目前依然在發展的薄熙來解職劇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海伍德在死亡的時候正在重慶干什麼，在最近的過去，他在重慶究竟有些什麼商業項目。他的好幾個朋友和熟人，以及以前的同事說，這些事情他們一概不知。”
   
    英國政府星期一已經正式向國際媒體證實向中國方面提出了調查海伍德死亡的要求。與此同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則在北京對國際媒體表示，他對英國的要求不知情。
   
    英國《金融時報》駐北京記者吉密歐(Jamil Anderlini）對海伍德之死的看法和說法，跟裴傑如出一轍。吉密歐在報道中寫道，熟人都說他不喝酒的海伍德在重慶死於‘酒精攝入過量’，“這一案件給中國幾十年來最為驚心動魄的政治戲劇添加了一個新的劇情轉折。”
   
    *薄瓜瓜與美女*
   
    美國的《華爾街日報》、英國的《金融時報》是所謂的大報，專長報道的是所謂的硬新聞。
   
    相對而言，英國大銷量的中檔報紙（即介於專報硬新聞的大報和專報八卦新聞的小報之間的報紙）《每日郵報》星期二有關英國人在重慶神秘死亡的同一事件的報道，硬新聞就要少得多，但配有多幅大幅的照片，其中包括兩幅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跟白人美女搭肩勾背的照片。
   
    這篇署名駐北京記者彼德·辛普森的報道有一個副標題說，海伍德據信為薄熙來兒子爭取到了英國著名私立學校哈羅公學和牛津大學的學生身份。但在報道正文中卻說，“有人說，海伍德幫助薄熙來夫婦把兒子送進哈羅公學和牛津大學，但這一說法不能得到證實。”
   
    *薄瓜瓜學費說法的漏洞*
   
    薄熙來兒子薄瓜瓜上名貴的英國私立學校哈羅公學，然後再上英國的牛津大學、美國的哈佛大學，其學費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個問題讓千百萬身受上學難之苦的中國人感到好奇，中國社會上有關這個問題的議論也顯然讓薄熙來感到惱火。3月9日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會上，在沒有記者提出有關問題的情況下，薄熙來自己主動說起這個問題，而且說得很動情。他堅決否認兒子開超豪華跑車法拉利，並說兒子在外面留學都是全額獎學金，不存在學費來源不正的問題。，
   
    加拿大溫哥華《太陽報》星期二發表記者喬納森·曼瑟普有關薄熙來解職據最新劇情發展的報道，其中包括他對薄瓜瓜學費問題的挖掘。
   
    非常有趣的是，曼瑟普將薄熙來在重慶推行的反貪“打黑”運動跟薄瓜瓜和薄瓜瓜學費問題巧妙地串聯起來：
   
    “薄熙來的反貪打黑運動不可避免地使人注意到他自己的明顯財富，尤其是注意到他兒子薄瓜瓜的古怪行徑。現年25歲的薄瓜瓜目前在上哈佛。先前，他上的是英國的牛津大學。再以前上的是英國最高檔、最昂貴的私立學校之一哈羅公學。
   
    “於是，人們就開始提出一系列問題：薄熙來作為一個執政黨市委干部，工資相對微薄，怎麼能支付得起他兒子的昂貴學費？薄熙來驕傲地反駁說，他兒子上哈羅、牛津和哈佛，靠的是他獲得的‘全額獎學金。’
   
    “然而，這種說法跟這些學校的記錄不符，也跟薄瓜瓜的奢侈生活方式不符。他的奢侈生活方式包括為朋友購買成箱成箱的香檳酒，用飛機運送少林寺的和尚到牛津大學的一次派對上表演武術，安排電影明星成龍舉辦一次講演。”
   
    *故事遠遠沒有完結*
   
    美國《時代》周刊駐北京記者王霜舟（Austin Ramzy）星期一就薄熙來解職劇新發展發表博文說：
   
    “這個故事遠遠沒有完結。中國共產黨希望對世人展示今年的領導班子換屆是平穩有序的，但這一過程很可能充滿意外事件和詭計。”
   
    在講述了自今年2月上旬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尋求庇護以來中國政壇發生的一系列戲劇性的事件，以及隨著這些謎團重重的事件而出現的種種謠傳、包括上個星期北京出現政變的傳聞之後，王霜舟接著寫道：
   
    “這類傳聞肯定會繼續發生。官方有關薄熙來命運的信息是有限的，而官方先前的說法，如重慶市最初說王立軍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療’，或薄熙來自己說自己沒有受到調查，到後來都被證明所言不實。”


[ 本帖最后由 無恥下流 于 2012-3-28 08:46 编辑 ]

無恥下流

來源：新世紀

　　繼王立軍2月6日夜闖美國駐成都領事館被北京高層帶走、薄熙來3月15日被免職以後，重慶市渝北-區原副區長、公安分局局長王鵬飛，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一月有余，引出薄熙來和周永康指使手下竊聽高層機密，欲利用政法委這個“最大特務機構”圖謀政變的消息。

　　王鵬飛被視為是王立軍的馬前卒，除王立軍去成都美領館的汽車是他提供外，他是王立軍對到重慶視察的中南海高層進行竊聽的具體執行者。

　　遼寧鐵嶺公安系統干警介紹，在王立軍鐵嶺公安局長任內，王鵬飛被提拔為鐵嶺公安局副局長，主管技術偵察和刑偵工作。王立軍2003年調往錦州市後，王鵬飛調盤錦-市擔任公安局副局長。2010年末，王鵬飛又追隨王立軍調往重慶市公安局任職。

　　王鵬飛被認為是王立軍最重要的助手，長期負責刑偵和技偵，根據相關知情媒體人透露的消息，王立軍被查出重慶期間，對前往重慶考察的中央領導進行監聽，而王鵬飛則-是監聽監控方面的主要執行人。

　　據《亞洲周刊》第13期報導，令中南海高層最為震怒的，是重慶當局監聽竊聽中央領導人的行蹤和私下談話。

　　習近平、賀國強、李源潮、吳邦國等在重慶考察或調研期間，王立軍都部署監聽竊聽，並將多次竊聽的重要內容，向薄熙來報告。

　　最令當局震驚的是，王還與中央警衛局攀上關系，私底下獲知中央主要領導人的行蹤和私密。

　　分析人士認為，王立軍只是跟隨薄熙來的打手，恐怕還沒有那個能力自己背著薄熙來和中央警衛局攀上關系，那些做法顯然是薄熙來和周永康指使的，尤其是和中央警衛局-攀上關系，必定是周永康從中安排的。

　　據資深記者姜維平透露，1999年8月，江澤民去大連訪問時，亦被竊聽談話。“為了知道江澤民與人接觸時的講話，薄熙來鬥膽讓大連國安局啟用了從西德進口的一種-監聽設備，由國安特工車克民駕車與使用，這個東西在距 離上述住宅百米之內，可以聽到他們所有的談話。在那段時間，薄用這個儀器把江澤民玩於股掌之上，而他們毫不察覺，還以為薄熙來是忠臣。”

　　按照薄熙來的做法，既然可以監聽江澤民，一定也可以監聽胡錦濤等九個常委的動向，並在他們身邊密布眼線。這種安排本身，即會被高層視同“謀反”。

　　實際上，此前，美國媒體引美國官員的話說，王立軍曾揭發，薄熙來和周永康密謀“整垮習近平”。

　　目前，除軍隊之外，政法委是最大的國家機器，具有“維護社會穩定”的莫大權力。中共政法委對公安、檢察院、法院、司 法、國安、武警等具有管轄權，既是政法部門，又是黨委重要職能部門，可動用所有國家資源“維穩”。

　　王立軍出走美國領館事件爆出，若在十八大失去對政法委控制權，薄周二人將發動政變奪權。這給胡溫下決心整肅政法委帶來契機。

無恥下流

來源：德國之聲

　　外界無人知道，王立軍"叛國"投敵的真實原委，按常識推斷，他一定是跟上級薄熙來"鬧翻了"。現在，一個舊的人命案被再度激活，讓本來就撲朔迷離的王立軍事件更增添了戲劇般的色彩。

　　英國商人赫伊烏德（Heil Heywood）去年11月在重慶他居住的酒店客房猝死。警方出具的死因是酒精中毒。死者家屬以及英國使館當時都接受了這一調查結果。屍體不久後即被火化。但一些生活在中國的英國公民覺得事件蹊蹺，便向英國駐華使館彙報了。英方於今年早些時候請求中國警方復查赫伊烏德的死亡案。

　　人們對這個案子的疑問不僅出現在中文微博上，國際許多著名媒體如英國《衛報》、《每日電訊》、《華爾街日報》、BBC等也都先後報道了這個疑團。這個疑團的核心即死者曾是薄熙來家的熟人。

　　BBC的報道證實赫伊烏德同薄家關系友好，但除此外，二者間沒有生意往來。《華爾街日報》批露了更多細節。該報訪問了一些對該案知情的人。他們說，王立軍之所以被降職，因為他跟薄熙來談到，赫伊烏德不是酒精中毒而是被毒死的。接受訪問的一人還說，薄熙來的夫人谷開來曾介入死者生前的生意。

　　《華爾街日報》還認為，"酒精中毒"死亡之說不可信，因為據死者的朋友介紹，赫伊烏德是一名滴酒不沾的人。但BBC駐北京記者Michael Bristow的報道則稱，根據對死者熟人的詢問，赫伊烏德有時喝酒，隨機而定。

　　BBC還否定了一些媒體稱赫伊烏德是薄熙來之子薄瓜瓜保姆的報道。BBC稱，幾年來他們是朋友，而且定期見面。

　　媒體報道的細節上有很多不一致，但死者曾是薄家朋友應是各方媒體能夠達成的共識。美聯社援引《華爾街日報》的報道稱，赫伊烏德同薄家的關系可以上溯到薄熙來在大連任市長的年月。後來在薄熙來任中國商務部長、重慶市委書記期間，他們之間的關系沒有中斷。赫伊烏德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他的夫人是大連人。

　　重慶市公安局、中國外交部等機構都說對此案不知情，英國駐華使館一名官員說，他們要求中方繼續調查赫伊烏德一案，但內部討論的細節不能對外公布。

無恥下流

中共目前面臨諸多挑戰，而眼下正值黨內為十年一度的換屆做准備，中國經濟也面臨從投資導向轉向消費導向的一代人一遇的大轉型。薄熙來最大的過錯就在於，在中共面臨如此重大的挑戰之際，戳穿了它團結的假像。

中國最後一位皇帝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最重要的功績之一就是，讓整個國家體制不再圍繞一個權傾一世、讓人們狂熱崇拜的政治強人而運轉。1976年，毛澤東時代終結，中國政治體制從此發生了根本變化——盡管在名義上，這一體制過去和現在都信奉共產主義。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當然也握有很大權力，但他不像毛澤東，後者對權力寄予了一種堂吉訶德式的幻想。鄧小平對個人崇拜非常警惕，他嚴令禁止各地為自己樹立雕像或張貼畫像。上世紀90年代初繼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權力比鄧小平更弱。而缺乏個性、有些刻板的中國現任領導人胡錦濤，比前幾任的權力都更小。個人崇拜被徹底清除。至少直到薄熙來進入公眾視線之前都是如此。

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建立了一種集體領導制，上層精英們通過尋求共識來執政。這一體制的頂層是由9人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次一層是由25人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薄熙來目前仍是政治局委員）。除最高層之外，參與決策的還有其他中共組織、中國人民共军(PLA)及各個政府機構。

中國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已有讓公眾表達意見的場所。中共領導人對針對腐敗、污染、官員不稱職和社會不公之類問題的批評非常敏感——如今這些批評之聲還主要集中在網絡上。中共有時會選擇壓制異見，尤其是當批評聲音對中共自身的合法性提出質疑時。但對公眾圍繞其它問題——比如大連興建石化廠或溫州高鐵事故——發出的不滿聲音，中共卻可能表現出令人吃驚的包容。

在某些方面，中國現代政府仍帶有基於科舉制度的封建官僚體制的影子。在現代中國，中共干部要花上多年，甚至幾十年時間，在最具挑戰的行政和政治職位歷練，才能一步步爬上最高層。出身食品加工廠的汪洋，即是這樣進入中共共青團，然後進入在權力圈裡不那麼刺激的安徽省體委，之後在安徽省委站穩腳跟。在再度經歷數次高難度工作的考驗後，如今，他已經是廣東省委書記，距離握有大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僅有一步之遙。

這樣一種嚴格制度可以選拔出非常有能力的領導人。在過去30年間，即便他們有缺陷，但正是這些人引領中國經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增長。然而，由共識驅動的技術官僚體制如今出現了問題。挑戰既來自黨內，又來自黨外。

黨內挑戰最戲劇化的體現，就是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職務。跟汪洋一樣，薄熙來也是從中共基層做起，盡管他是中共八大元老之一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在大連市、遼寧省和重慶市步步攀升，而他的目標是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薄熙來的主要過錯（除去打黑的嚴酷和腐敗等問題）在於，他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中共賦予的，而是來自他的個人聲望。唱紅歌、喊口號，薄熙來的做法太像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了。這種做法讓人聯想到“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此話出自中國總理溫家寶本月14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而這段講話宣告了薄熙來政治生命的終結。這一事件迫使中共揭開了“天鵝絨幕布”（前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語），把掩蓋在中共團結一致外表之下的內部鬥爭暴露在世人面前。

中共內部還有一些其它因素也在對共識形成挑戰。中國共產黨太大、太復雜，很難始終保持統一口徑。比如，在2010年，中國體制內的一些力量（包括一些前軍隊將領）在南中國海問題上表現出了更強硬立場，危及到中國多年“微笑外交”的成果——即讓亞洲鄰國相信，中國崛起不會對它們構成威脅。去年的大部分時間，中國都在試圖彌補這一損失。

對共識的挑戰也來自中共黨外。隨著中國城市中產階級生活水平的提高，這部分人群開始積極以行動問責一些社會問題，從核電站選址，到一些地方官員的不稱職。甚至在農村，人們也開始更多地反抗黨內腐敗，最知名的就是廣東省烏坎村。

這只是中共面臨的諸多挑戰中的幾個，而眼下正值黨內為十年一度的換屆做准備，中國經濟也面臨從投資導向轉向消費導向的一代人一遇的大轉型。薄熙來最大的過錯就在於，在中共面臨如此重大的挑戰之際，戳穿了它團結的假像。

最有可能接替胡錦濤擔任中國下一任國家主席的習近平不久前在一次講話中提到，中共有必要收緊對黨內的控制。習近平雖然並未點名批評薄熙來，但他告誡中共領導干部不要 “嘩眾取寵”，也不要“追逐個人功利”，而應該“依靠集體智慧和嚴格程序來決定”各項政策。他暗示，不這樣做，就會出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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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2010年8月18日，時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身著交巡警服， 在早高峰時間段上街指揮交通。圖/CFP

　核心提示：王立軍事件一個多月來，重慶警方在媒體面前非常低調，常規的工作亦鮮有報道。一位曾接近過王立軍的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王有一個習慣，所有講話均有專人記錄，出事後，重慶公安局的內網上開始刪除王立軍的講話稿。曾被王立軍引以為豪的警察沙龍在王出事後雖照常開放，但在一些公安分局的警察沙龍裡，王立軍的照片已被取下。

　　從副市長出走到主要領導換帥，公眾對重慶的關注如同這座城市的火鍋一樣熱度不減。

　　3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答記者問時表示，現任重慶市委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在所有人看來，總理的表態既坦誠又出人意料。

　　總理講話的第二天，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便空降重慶。當天，中共重慶市委召開全市領導干部大會，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紀南在會上宣布：張德江同志兼任重慶市委委員、常委、書記，薄熙來同志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提名何挺同志為重慶市副市長人選，免去王立軍的重慶市副市長職務。

　　主要領導人的變動迅速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人們關心：重慶“紅與黑”的鮮亮標簽是否褪色，新書記上任是否會為這座城市帶來新的生機。

　　管窺幾天來的細節，無論是重視衛視的廣告還是人民廣場的告示，細心的人們發現，敏感與巧合往往被過度解讀。至少，如今重慶依然平靜。

　　過度解讀的“告示”

　　3月16日，一張據稱是攝於重慶人民廣場的圖片在微博上流傳。在一棵樹上掛著一塊綠色的《告示》：近段時間，周邊居民多次向我處投訴，反映人民廣場白天唱歌以及夜間群眾舞會聲音過大，嚴重影響南邊群眾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休息，強烈要求我處遵照《重慶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加強重慶市人民大禮堂和重慶人民廣場管理的通告》(渝辦發(2009)152號)規定，對人民廣場影響周邊居民以及他人休閑、旅游觀光等行為加強管理，請廣大市民積極配合，共同打造人民廣場良好、有序的休閑、游覽環境。落款單位為重慶市人民大禮堂管理處，發布時間是3月15日。

　　重慶人民廣場是重慶大型慶典和集會的場所，其符號意義不言而喻，特別是這裡曾舉行萬人高唱紅歌的歌詠會，而平時群眾也在此唱歌娛樂。除此之外，《告示》的頒布時間也頗令人玩味，當天上午重慶市召開干部大會，宣布重慶市委主要領導進行了調整。

　　《告示》很快被解讀為一種信號。一時間，重慶禁唱紅歌的傳言四起。

　　廣場的管理方、重慶市人民大禮堂管理處副處長黃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居民投訴由來已久，附近居民對此意見極大，多次向市長信箱投訴。早在2009 年，重慶市就出台相關規定，禁止在廣場使用鑼鼓、自帶錄音機、音響等設備。然而，在多次整治過程中，安保人員在勸告中與群眾發生衝突。這次整治並發布通告仍是因為居民再次向政府投拆。“正好趕上主要領導調整，這只能說是一個巧合，我們並沒有想那麼多。”黃敏解釋說，通告上也只是寫的“唱歌”，並沒有指是 “紅歌”。

　　在此之前，唱紅歌似乎成為這座城市的標志。2008年，重慶市主要領導發出要在中小學校大力普及紅色經典歌曲的號召，全市迅速開展“唱讀講傳”活動。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大中小學均舉行唱紅歌比賽，首屆中華紅歌會亦在重慶唱響。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2月底，重慶市共開展 “唱紅歌”活動25萬多場。

　　頻繁的紅歌演出讓演出行業紅火起來。一些演出公司專門承接各種紅歌活動，提供舞台、音響、燈光等設備。一位業內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們公司一年能承接上百場紅歌演出，僅配合《紅梅贊》的LED視頻動畫就根據不同單位的要求做了50多遍。精明的商人嗅到了商機，都想在紅歌上分得一杯羹，有的演出公司加入重慶紅歌研究會，成為會員，有的還打出定制紅歌演出服裝的廣告。

　　專門從事商業演出的老板張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曾想與一區政府合作搞搖滾音樂節，而政府的答復是，不是紅色歌曲很難合作，“要往‘紅’上靠”，多次接觸讓他感受到政府對於其他藝術形式的排斥。據他所知，在唱紅最“狠”的時候，一個廣場的演出就要花幾十萬元，當然也只有與政府關系好的演出公司才能接到單。

　　人事調整之後，靠承接紅歌演出的公司開始擔心，如果不再唱紅歌，他們的生意會受到一定影響。張明說，“我從不反對紅歌，只是希望演出市場恢復到競爭中來，讓市場來選擇。”

　　3月15日，張明發了一條微博：讓音樂節早些到來吧!

　紅歌退潮?

　　因“唱紅”而走紅的合唱隊指揮王宗瓊也感覺到了細微的變化，3月16日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她已經把“紅歌”這個稱謂，換成了“我們喜歡的歌曲”。“他們不提(紅歌)了，我們也就不提了。”

　　“我們喜歡的歌曲”還在唱。3月16日下午，王宗瓊還在給一家合唱隊排練。她現在是四家合唱隊的指揮。

　　在重慶，無論官方合唱團還是民間紅歌隊，王宗瓊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人”。

　　1998年，喜歡唱歌的王宗瓊召集了20多個人成立“金雲雀合唱團”。10年後，“唱讀講傳”在重慶鋪開後，“金雲雀合唱團”屢屢獲獎，王宗瓊本人的名聲也在圈內逐漸走高，一些單位開始向其拋出橄欖枝。“她現在指導一個隊的價格是500元-1000元。”王宗瓊的朋友王涵說。

　　盛名之下，重慶市委宣傳部組織的幾乎每一場大型的演出，都會邀請王宗瓊參與。王宗瓊做過的一件事，讓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王合清印像深刻。2010 年，為了唱好《保衛黃河》，王宗瓊把合唱團拉到壺口瀑布，在瀑布下面大合唱。“新聞播了以後，我都熱血沸騰，非常佩服。”王合清說。

　　2011年6月，重慶組織“唱讀講傳”赴北京巡演，王宗瓊和“金雲雀”也被邀參加。

　　同樣在重慶當地一家合唱團當領唱的王涵認為，對紅歌真正歡欣鼓舞的，是那些曾從紅色歲月走來、有紅色記憶的人。“我沒覺得是故意要唱，甚至不認為那是紅歌，因為現在的歌我們都不會唱，只會唱我們年輕時愛聽的歌。”

　　來自基層的王涵說，她無法說出重慶“唱紅”未來會怎樣，但唱紅的確曾讓她生活簡單而充實。

　　電視台改版?

　　在“告示”之前，禁播廣告一年的重慶衛視也似乎有“解凍”的跡像——出現了一條酒類廣告。

　　3月15日晚上，因為剛剛宣布主要領導的任免，人們將更多的目光投向了當晚的《重慶新聞聯播》，節目之後，一條酒類冠名的廣告映入眼簾。這立刻成為網絡熱點，被認為是一種微妙的“變化”——電視台改回去了?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重慶電視台台長劉光全否認了這一說法：“目前(電視台)沒有任何變化，如果有變化那也太快了吧。”他解釋說，因為這個酒廠支持“五個重慶”拍攝，給一些冠名費，所謂的廣告也只是一句話：××提醒您收看“五個重慶”，“這哪裡是廣告了，今年1月就有了，為什麼媒體之前不說，非要這個時候說?”

　　對於重慶電視台已開始招聘廣告人才的傳聞，劉光全也予以否認：“這也是瞎扯。”

　　敏感時期如此關注電視台“事出有因”。2011年1月、3月，重慶衛視進了兩次改版，實施“一不二減三增”方針，即，不再播出帶有商業性質的廣告;電視劇播出總量減少並且不在黃金時段播出，外購外包節目的播出量減少;增加新聞類節目、自辦專題和文化類節目。

　　這在中國的電視領域極為罕見。不僅一年3億的廣告化為烏有，重慶衛視的收視率排名也從2007年最高的第4位跌落至23位。

　　已在重慶電視台工作10多年的王兵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沒了廣告，收入大受影響，而《天天紅歌會》等紅色節目讓電視台變得單一。在他看來，電視工作者原本是一個發揮自身特長，有著充足創作空間的工作，單調的節目容易讓電視制作失去動力。“大家都只圖播出安全。”王兵說。

　　王兵對於“紅色電視台”也頗有微詞：“有的紅歌本來很好聽，可每天剪輯的都是紅歌，再好聽也會煩。”王兵說，他更懷念之前的時光。1990年代，他進入重慶電視台時，工資就是三四千元，當時最好的房子也就三千左右，同事們也都有干勁，而《霧都夜話》《拍案說法》等節目也都好評如潮。可去年改版之後， 讓他再也找不到原來的感覺，工資仍是十年前的三四千塊，去外省開會出差遇到同行，都不好意思說自己的單位。

　　對於BBC等國外電視台播放公益節目而沒有商業廣告說法，王兵不以為然。在他看來，所謂公益應該是多樣而包容的，發出的僅僅是一種聲音怎麼能叫公益呢?

　　外界炒得沸騰，重慶台內部卻一如往常的平靜。王兵說，至少從電視台內部還沒有感受到變化。

　糾結的廣告商

　　關注重慶衛視“變化”的傳聞的不止是媒體。3月15日這天，李永接到幾個廣告同行的電話和短信，討論的話題只有一個：重慶廣告的春天是不是要到了?對於重慶的廣告公司而言，他們更願意看到“牽一發而動全身”，讓這個行業盡快走出低谷。

　　李永是重慶某廣告公司的老板，進入廣告行業已有15年。重慶衛視曾是各家廣告公司的大客戶，禁播廣告自然對廣告公司造成影響，但對重慶廣告業最大衝擊的是兩年前重慶戶外廣告整治活動。

　　2010年3月28日，大規模的戶外廣告整治在重慶啟動，全城開始集中拆除戶外廣告。李永的公司原來有150多個廣告位，共十幾萬平方米，最後拆得只剩下三四個廣告位，“沒有一分錢賠償，政府沒有這方面的預算。”李永說。

　　而這次整治的原因是，市領導要求提升城市品位。為此，多家廣告公司曾數次與分管副市長開協調會溝通，希望政府能考慮廣告業的發展前景，而副市長也表示已努力把意見帶上去了，但最終未被采納。

　　數據顯示：從2010年3月28日到4月23日，二十多天之中，重慶主城拆除戶外廣告牌2.38萬塊，總面積達55.8萬平方米，占到整個重慶戶外廣告的75%。

　　李永公司一年的營業額有七八千萬，拆過之後只有原來的10%，更為糟糕的是，一百多名員工，有七成辭職，客戶上門追要違約款。當時情況下，李永的公司還是幸運的，很多廣告公司甚至關門或者轉行。

　　李永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政府要求拆除的理由之一就是廣告牌影響景觀，但一年之後他發現，自己被拆除的廣告位上又建起新的廣告，只是內容換成了“五個重慶” “縮差共富”等公益廣告。

　　“某種角度上說，這個行業沒有得到相應的保護和尊重。”李永說，但因為高層領導的調整就嗅到所謂行業的春天或許過於敏感和樂觀。

　　在他看來，政府花大力氣的整治確實讓重慶的市容市貌煥然一新，但若政策變化，廣告公司再以雨後春筍般出現對於這座城市也是不負責任的。

　　“應該依法依規，有序地推進。”李永建議。

　　警界的松與緊

　　最敏感的莫過於警方。王立軍事件一個多月來，重慶警方在媒體面前非常低調，常規的工作亦鮮有報道。

　　王立軍事件發生後，坊間便傳出重慶市江津區委書記關海祥將調往重慶市公安局任職。有消息人士透露，2月11日，加拿大總理哈珀在訪問重慶期間，身著黑色風衣的關海祥亦在現場指揮布置安保工作。

　　2月17日，重慶市公安局召開2012專項打擊整治行動春季攻勢動員部署電視電話會議，關海祥首次以重慶市公安局黨委書記的身份公開出席會議。自此之後，關海祥再也沒有出現在新聞報道中。

　　除公安高層外，普通警察亦極為謹慎。3月19日，一位交巡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公安系統並非外界想像那樣，其實並沒有太大變化，工作壓力仍然很大。

　　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如今，重慶的交巡警平台達到500個，交巡警1.4萬余名。因為大規模擴招，不少交巡警至今沒有編制。王立軍事件後，很多沒有編制的交巡警擔心下崗，壓力陡增。

　　一位曾接近過王立軍的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王有一個習慣，所有講話均有專人記錄，出事後，重慶公安局的內網上開始刪除王立軍的講話稿。原來警察上班要求穿警服或西服，如今也可以著休閑的正裝。

　　此外，曾被王立軍引以為豪的警察沙龍在王出事後雖照常開放，但在一些公安分局的警察沙龍裡，王立軍的照片已被取下。

　　雖然表面平靜，公安系統的各項工作都被嚴格要求。3月16日下午，重慶市公安局召開全市公安機關領導干部大會，市局黨委要求，“全市公安機關、全體公安民警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要深刻領會中央精神，統一思想，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以堅定的立場、堅決的態度擁護中央和市委決策，在重大問題、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頭腦。”

　　這幾天，重慶大蔥價格猛漲、房價小幅下跌、綦江55年一遇旱災致11萬人飲水困難。一位重慶當地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不論時局敏感與否，但重慶人火鍋照吃，龍門陣照擺，生活還要繼續。

無恥下流

作者：高應樸原同事
   
     高應樸，1963年生，1983年武漢大學新聞系畢業。原《亞太經濟時報》（原屬廣東省社科院屬下）編輯部主任，後任《華商時報》（原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屬下）總編室主任，80年代末曾采訪過兩任國家最高領導人。2009年底僅僅因在自己QQ空間寫過幾篇日記，對重慶打黑問題提出批評，結果被判刑3年，如今已服刑1年半。

   
    本來，高應樸先生自身就曾是媒體人，可是當其“因言獲罪”後，居然無法通過媒體為自己喊冤叫屈，真是天大的諷刺。好在天理昭昭、善惡有報，僥幸得是，廟堂之上還有火眼金睛存在，使重慶問題終於有了一點眉目。作為高應樸先生原來的同事，我真誠地希望重慶能夠重新審理高應樸案件，使得高先生能夠得以平反昭雪，並為其恢復名譽。懇望全社會輿論的關注。
   
     “高應樸案”是一起不折不扣的天大冤案。與眾所周知的“李莊案”不同，“李莊案”畢竟是公開審判的，並且重慶方面無論如何還算給了李莊先生“申辯”的機會，而“高應樸案”的罪名卻是一個莫須有的“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行，一點申辯的機會都沒有，刀俎之魚，任人宰割。大家不妨仔細想想：高應樸僅僅在自己的QQ空間寫了幾篇“日志”而已（除此之外，再無其他言論與行動），也僅僅是對“唱紅打黑”提出點個人不同意見。高應樸先生既無*****主義言論，更無*****主義行動。竟然獲如此重罪，是不是非常荒唐可笑？
   
    高應樸先生案件的所有審判過程，都是在秘密中進行的，當高先生被重慶秘密判決有期徒刑3年後，不許其上訴、不許其喊冤。而高應樸先生本人也表示“服從判決”，為此，還向重慶當局書面保證“永不翻案”。高應樸妻子（重慶某重點中學英語教師）還按照重慶有關領導的要求，也特地寫了書面《保證書》，保證不將此案透露給任何人。
   
    於是，一個頗有黑色幽默味道、更為荒誕的、被人曲扭過的現實居然以一種令人啼笑皆非、唏噓不已的方式這樣呈現在世人面前：
   
     第一，在高應樸被捕、判刑到今天，在將近2年的時間內，高應樸的母親（居住在四川成都）居然都不知道自己兒子坐牢的消息，而高的妻子只告訴高的母親（不知是否有人命令高妻這樣講）：高應樸“在伊拉克做生意”。而高應樸年邁的老母親也確信自己的兒子在伊拉克做生意、干大事，還為此感到很驕傲，並經常帶著得意的神情講給自己的街坊鄰居們聽呢。
   
     第二，在高應樸被捕、判刑到今天，將近2年的時間內，高應樸妻子（重慶某重點中學英語教師）所在學校的領導、教師和學生，誰也不知道這件事情。他們只知道他們的同事、老師有個“在伊拉克做生意”的丈夫。尤其令人感到頗具“喜劇”色彩的是：即便與高應樸同住一個小區、甚至一棟樓裡的鄰居們居然也不知道高應樸被捕判刑的消息。每逢鄰居、好友們問起，高的妻子也只能這樣回答說：“我家老高在伊拉克做生意，現在的伊拉克能賺大錢呢”。
     第三，2009年夏末秋初的一天，高應樸在被重慶警方從家中帶走後的幾小時內，被嚇得目瞪口呆的高應樸的妻子在驚慌失措中曾經給我與高的其他幾個好友打過電話，希望我們幾個好友能夠通過自己的關系，在北京為高應樸聘請知名律師為其辯護。我們也為此奔走努力了幾天。但沒過一星期，高妻便給我們打來電話千叮嚀、萬囑咐地說：“你們什麼人也不要找了，千萬千萬不要再找律師了。”，此外，高妻還特別囑托、反復叮嚀我說：“老高這件事，你們千萬不能讓媒體知道，更不能透露給境外媒體。否則，一旦老高有個三長兩短，我也不活了……”聽罷高妻的囑托，我們幾個朋友，立即停止一切行動，只好沉默以待。
     ……
     一轉眼，接近2年的時間過去了。俗話說得好：皇上不急太監急，我們這些高應樸昔日的同事和朋友們，卻是如坐針氈、度日如年啊。我常常這樣聯想：高應樸就像一只當著我們的面被宰殺的猴子，而我們這些同事與好友無疑就是一群被嚇得魂飛魄散的雞鴨，一天到晚大氣不敢喘、惶惶不可終日。這是一種怎樣的無奈與悲涼啊。

     據高妻說：老高服刑後身體狀況比原來似乎好了一些，體重也減輕了不少。在監獄裡可以閱覽《人民日報》、可以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還可以閱讀一些政治、哲學、歷史、小說等方面的書籍。你看老高這小子，在監獄裡活得多“滋潤”啊——莫不是這家伙是“故意躲起來修身養性”不成？誠如斯，實乃人生之“大智慧”矣，令我輩愧而望塵、實不及也！
   
     高應樸妻子電話：15086856737；其QQ號碼為：26199498，736298435
     如您願意為其提供法律幫助，請與其聯系，謝謝！

無恥下流

原本憑借打黑唱紅聲名煊赫的薄熙來最終因王立軍事件而滾落馬下，其子薄瓜瓜也因之銷聲匿跡。3月27日中國前外長喬冠華繼女洪晃刊文，以自己當年留學美國時因父母政治問題牽連，被迫回國親眼目睹喬冠華與母親章含之被揪鬥的經歷做比，對身處不明境地的薄瓜瓜寄予同情，忖度其父薄熙來是否在落馬之前也曾為薄瓜瓜“打預防針”，行文之間對“大人打了噴嚏，孩子就感冒了”的中國政治生態流露出頗多感喟。

文章追憶1976年10月，文革後喬冠華預感即將轉向的政治命運，在最後一次參加聯合國大會回京前特意將洪晃叫到房間，告誡她：“我和你媽媽可能會有點問題。我給你打個預防針，你得有點思想准備。”此後喬冠華因與“四人幫”過從甚密而遭到免職和隔離審查，洪晃及其他同樣以高干子弟小留學生的身份派往美國學習的“孩子們”接到聯合國中國代表團通知，並被接送回國。

洪晃稱自己當時才15歲，只是感覺不能“叛國”，因此必須回國。如果喬冠華和章含之除了是“四人幫爪牙”還有個“叛國”的後代，“就再也什麼都說不清楚了。”

作者還追憶喬冠華曾試圖用碎鏡片割手腕自殺，之後洪晃又親眼目睹工體外交部的“喬章批鬥會”，喬冠華和章含之像狗熊一樣被帶進場，全場立刻高呼口號：“打倒四人幫爪牙喬冠華！打倒章含之！”洪晃說，見此情境“我傻了，我對眼前發生的事情，就是再打一百次預防針，我也不會對這個場面有合適的思想准備。”

洪晃由此聯想到目前銷聲匿跡的薄熙來之子薄瓜瓜。她在文中追問，“他爸爸（薄熙來）會給他打預防針嗎？他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嗎？他身邊的美國人會勸他留在美國嗎？他會留下嗎？那些勢利眼的美國大學還會繼續給他全額獎學金嗎？”最後感嘆到，至少現在薄熙來不會遭受到批鬥大會也算一種進步吧。

如今薄熙來遭遇變故，而早就被視為不學無術、奢侈浮誇的薄瓜瓜在薄熙來被免後，便再沒出現在美國哈佛大學甘乃迪學院的課堂。有傳言稱其亦回國接受調查，但至今未有任何證據可以證實。

無恥下流

來源：多維

重慶“打黑”中被判監的律師李莊繼2月8日在微博上表示願為“正接受休假式治療”的重慶市前副市長王立軍辯護後，3月27日，他再次通過媒體表示，真心願為其辯護。李莊並稱，一旦獲准，將投入全部精力，“使出渾身解數”。

重慶官方2月8日上午宣布王立軍“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療”後，李莊通過其經認證的新浪微博帳號發布消息稱：“我願意，為休假式治療中的一切‘病人’，提供免費法律咨詢，如果真有那一天，我願意只身前往重慶出庭，為‘病人’免費辯護。在此，提醒審訊者，要依法審訊，千萬不可對‘病人’刑訊逼供。否則，我會當庭申請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依法維護我的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2月8日之後的一個多月，王立軍事件引發了中國政壇地震，其中包括重慶最高領導人的更換。但官方至今仍未公布王立軍案件調查結果。3月27日，李莊通過香港《明報》透露，他真心願為王立軍辯護，一旦獲准，將投入全部精力，“使出渾身解數”，目的就是“讓他親身感受體會辯護的重要性和律師制度的重要性”。

李莊曾與王立軍有過面對面交流，他評價王立軍給人陰冷的感覺，並“暗藏殺機”：“他表面動作並不誇張，但眼睛陰冷”。李莊不否認王立軍能力很強，但“思想意識錯，能力愈強犯錯就會愈大”。

李莊還表示，他不願猜測重慶“打黑”中制造了多少冤假錯案，但稱最近連續多日，他都接到來自重慶控訴電話，都是聲稱打黑中被冤枉的。李莊直言擁護“打黑”，“但要在法律框架下，以犧牲法制底線為代價的執法比其它犯罪對社會造成的傷害更大”。他說重慶“打黑”共抓了數萬人，最終判監者不足一半，“但另外多半人均遭受不白之冤……他們最終也未得到任何賠償。”

2010年，李莊因替黑社會集團主犯龔剛模辯護時，被重慶法院以“涉嫌偽造證據、妨害作證”判監1年6個月，2011年6月才獲釋，成為引起外界高度的“李莊案”。已被吊銷律師牌的李莊2012年3月初向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遞交申訴材料，但至今未收到答復。李莊稱，其申訴顧問團已成立，由著名法學家江平任團長，團中包括法學、經濟學等各領域著名專家、學者共103人，並且人數還在增加。

無恥下流

來源：德國之聲

3月24日，北大教授孔慶東微博自曝，他日前被國安限制自由5天時間，其原因是因他曾接受薄熙來資助100萬元，用於宣傳"重慶模式"，公眾也質疑曾頌揚"重慶模式"的其他人接受薄的資助。

(德國之聲中文網)德國之聲早前曾報道，薄熙來免職後，孔慶東仍然在"第一視頻"節目中高聲力挺薄熙來和"重慶模式"，認為免薄熙來的職相當於"發動反革命政變。"

其後該視頻遭刪除，孔慶東也銷聲匿跡，3月24日，微博網友忽然發現孔慶東發出博文，稱薄熙來事件後，他被國家安全部門限制自由5天時間及問訊。因他接受薄熙來資助的100萬元用於宣傳 "重慶模式"而被調查。孔慶東也在微博中稱已經退回該筆資助費，目前"很平靜很坦蕩"，該微博被網友大量轉載後，後又被刪除。

當日中國另一挺薄的左派人士司馬南在微博也透露："孔慶東進國安絕非因出賣國家機密，只待了五天，現在平安了。"司馬南在近期接受媒體訪談時力證自己並未如傳言所說，因事涉薄熙來事件"出關被阻"和"離婚轉移財產等"，但語義中暗指遭兩名國家部門人員約談。但公眾質疑其力挺薄熙來背後牽涉利益輸送。

"花錢買歌頌"

《蘋果日報》指薄熙來為推銷"重慶模式"，曾下令重慶當局斥巨資宣傳，包括出書、拍電視片及出錢雇請孔慶東等有影響的左派學者，為重慶頌揚。重慶衛視於去年3月1日改為"紅色頻道"，黃金時段播出"紅色影視劇"等，並且不允許插播任何廣告，為此重慶政府每年給重慶衛視補貼1.5億元人民幣；

孔慶東此番自曝收取薄熙來的宣傳費，不免讓人憶及他昔日挺薄和"重慶模式"言論和文章，他曾寫下《"警界鐵腕"王立軍被北郵聘為教授當之無愧》，《王立軍有一顆心一個膽》，《漢奸媒體反對"重慶模式"其目的很明顯》，《重慶警察值得表揚》，《自有天龍滅妖孽》等文章。

2011年6月28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第三次到訪重慶並贊揚薄熙來是中國的一位傳奇式人物。私下裡，他還親身參與了紅歌會並高度評價"唱紅打黑。" 基辛格此次訪問重慶是非官方的私人訪問。香港《開放》雜志總編金鐘當時發表評論文章："基辛格已和中共建立了利益共同體。基辛格的顧問公司業務是數十家大公司的中國生意。相信很少有政客像 基辛格這樣將從政資源最大化變為商業利益。他在商界已贏得'跨國掮客"的稱號。"

而另一位中國左派學者，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主任、教授的王紹光，曾在2011年寫下"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3.0：重慶經驗"，也曾被公眾質疑和重慶政府間達成利益輸送關系並助依附權力。3月23日，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表示"王立軍事件"後依然肯定"重慶模式。"

"防火牆之父"方濱興聞"重慶"色變？

早在兩會期間， 北京郵電大學校長在以安徽省人大代表身份參加兩會時，有記者問他是否會解聘幾個月前從他手中接過"北郵教授"聘書的王立軍，方濱興聞"軍"色變，拔腿跑人。

另據博訊網的報道，方濱興也曾接受薄熙來巨款，以為薄熙來提供網路監聽、竊取政要網路電話、電郵等機密資訊的服務。

"一些知識分子與官商的利益交換是普遍現像"

金鐘向德國之聲表示，近年中國大陸在"官商勾結"之外，又出現官商將一些知識分子拉入"共同利益"團體中，為其政策、商業形像等著書立說；特別是一些知識分子，以成為"政府智囊"而自抬身價。學術界甚至彌漫"人人都有一個帝師夢"的氣氛，其間部分知識分子為追逐名利風骨盡失： "按照我們對大陸的了解，不排除司馬南和政商團體之間有利益交換，目前這種利益輸送是非常普遍的現像。政黨也許、大財團也好，都要利用他們。"

金鐘也認為公共知識分子為政府或企業代言，將會給社會帶來很多負面影響。公共知識分子的公信力也在不斷被透支。

無恥下流

來源：人民網

核心提示：3月27日，共军報刊登文章《高度自覺地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文中強調，軍隊講政治是根本，是顧大局、守紀律的基礎和前提。如果不緊繃講政治這根弦，就可能在錯綜復雜的政治鬥爭面前迷失方向。

高度自覺地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

總政治部組織部 國防大學軍隊黨史黨建研究中心

去年以來，胡主席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紀委七次全會上，反復強調黨員干部要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共军代表團全體會議上，胡主席指出，要扎實開展“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學習教育活動，嚴肅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確保政令軍令暢通。胡主席的重要指示，體現了對事關黨、國家和軍隊建設全局重大問題的深邃思考，體現了對迎接黨的十八大召開、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的特殊政治要求，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長遠指導意義。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要認真學習領會，以強烈的政治責任感抓好落實。

一、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是我黨我軍在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特有優勢，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維護黨的高度集中統一的內在要求，是增強軍隊凝聚力戰鬥力、有效履行職能使命的重要保證。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看，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都具有極端重要性。

這是我黨我軍性質宗旨的本質體現。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人民共军是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人民軍隊，是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和軍隊的唯一宗旨。這樣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是我黨我軍的本質要求。我黨自誕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視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建黨建軍，通過強有力的政治工作把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的要求貫注於黨和軍隊建設之中，引導黨員干部樹立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樹立為人民利益犧牲奉獻的大局觀念，樹立始終聽黨的話、跟黨走的紀律意識。正因為如此，我們黨才能夠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艱難險阻，成為帶領億萬人民闊步前進的堅強領導核心；我軍才能夠由小到大、由弱到強，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成為一支忠誠於黨、戰無不勝的偉大軍隊。實踐證明，一個永葆馬克思主義先進性的政黨，必然是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高度集中統一、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黨；一支有強大戰鬥力的人民軍隊，必然是政治上忠誠可靠、組織上純潔鞏固、紀律上十分嚴明的軍隊。不管時代如何發展、形勢如何變化，我們都要始終把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作為我軍思想政治建設的重要任務來抓，確保我軍始終是黨絕對領導下的、具有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忠實履行職能使命的人民軍隊。

這是新形勢新任務的緊迫要求。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四個考驗”“四個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我國正處在深化改革開放的攻堅期和社會矛盾凸顯期，維護國家發展利益和社會大局穩定的任務十分艱巨。我軍建設站在新的起點上，貫徹國防和軍隊建設主題主線，加快推進軍隊現代化建設，拓展和深化軍事鬥爭准備，任務非常繁重。特別是今年，我們黨將召開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歷史經驗表明，每逢我們黨的代表大會召開，社會噪音雜音會明顯增多，各種敵對勢力對我國思想文化滲透會進一步加劇，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也會更加尖銳復雜。新的形勢任務，要求我們進一步強化政治意識、政權意識、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更加堅定自覺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更加堅定自覺地服從服務於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更加堅定自覺地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確保部隊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指揮。

這是黨員干部必備的政治品格。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黨的干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干，必須具有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定信念，有強烈的革命事業心和政治責任感，正確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黨的紀律是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共產黨員必須自覺接受黨的紀律的約束。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體現了黨章對黨員的基本要求，是黨員必須具備的政治品格和道德品質。每個黨員只有真正具備了強烈的政治意識，才能增強辨別是非的能力，時時處處從政治上觀察分析和處理問題；只有真正具備了強烈的大局意識，才能以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為重，正確處理當前與長遠、局部與全局、個人與組織的關系；只有真正具備了強烈的紀律意識，才能高度自覺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嚴格遵守黨和軍隊的各項制度規定，堅決執行上級的決議和命令指示，成為名副其實的合格黨員。

二、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是辯證統一的有機整體

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內涵極為豐富，涉及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設各個方面，抓住了黨員干部思想作風建設的關鍵和要害。三者相互聯系、相輔相成，是一個有機整體，統一於堅持我黨我軍的性質、宗旨和本色，統一於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統一於貫徹國防和軍隊建設主題主線的偉大實踐，我們要深刻領會、准確把握、全面落實。

講政治是根本，是顧大局、守紀律的基礎和前提。講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政治紀律、政治鑒別力和政治敏銳性。這是我們黨保持純潔鞏固和推進各項事業的根本保證，是我軍優良傳統的精髓和軍隊建設的靈魂。我們強調講政治，講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是實現、維護和發展人民群眾利益的政治。有了這樣的高度政治自覺，部隊各項建設和一切工作才會有正確方向，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才會始終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思考問題、才會有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嚴格組織紀律性。如果不緊繃講政治這根弦，就可能在錯綜復雜的政治鬥爭面前迷失方向，就可能在個人進退去留面前患得患失，就可能在各種利益誘惑下漠視黨紀軍紀。可以說，講政治是“綱”是“魂”，對顧大局、守紀律起著決定性作用。

顧大局是關鍵，是講政治、守紀律的具體體現。顧大局，從一般意義上講，是指個體服從整體、局部服從全局。我們共產黨人顧大局，主要強調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對軍隊黨員干部來講，顧大局就是自覺服從服務於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服從服務於軍隊建設全局。這個大局，本身就涵蓋著政治和紀律的要求。大局裡面有政治、有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保持一致是大局，國家戰略是大局，履行使命是大局，安全穩定是大局，團結和諧是大局，犧牲奉獻也是大局。邱少雲在執行戰鬥潛伏任務中，為了整個戰鬥的勝利，在烈火燒身時忍受劇痛紋絲不動，直至光榮犧牲；我軍歷史上幾次進行體制編制重大調整改革，不少部隊被撤編，黨員干部聽從黨的召喚、服從組織安排，不計較個人得失。這些都是黨性觀念、大局觀念和組織紀律觀念的具體體現。可見，顧大局是共產黨人的政治覺悟，是革命軍人的優良品質，我們必須始終堅守，永遠做黨和人民利益的忠實捍衛者。

守紀律是保證，是講政治、顧大局必守的底線。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是軍隊的命脈。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黨的紀律是全黨意志的體現，是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遵守的行為准則。嚴守黨的紀律是對每個黨員的政治要求，最重要的是嚴守政治紀律；嚴守黨的紀律關乎黨的集中統一，關乎黨的事業全局。嚴肅認真、不折不扣地遵守黨的紀律，是講政治、顧大局的內在要求，是對黨員干部政治品行、道德操守的規範和約束。對軍隊來講，嚴明的紀律始終是政令軍令暢通、鞏固和提高部隊戰鬥力的重要保證。如果沒有鐵的紀律，軍隊就會一盤散沙，就不可能成為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的人民軍隊。我們一定要從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認識加強紀律建設的極端重要性，不斷強化號令意識和服從意識，確保部隊令行禁止、步調一致，保持高度穩定和集中統一。

三、切實把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要求落到實處

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關鍵是要付諸實踐、見諸行動，必須貫徹到部隊全面建設和完成各項工作任務中。

不斷深化黨的創新理論武裝。理論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堅定的基礎，思想上的統一是步調一致的重要保證。黨員干部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必須抓好理論武裝這個根本，不斷提高理論素養，加強思想改造，提升精神境界，堅定理想信念。要按照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要求，深入學習和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重點學習胡主席關於新形勢下國防和軍隊建設重要論述，掌握蘊含其中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增強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增強抵制各種錯誤政治觀點和腐朽思想文化侵蝕影響的能力，切實打牢高舉旗幟、聽黨指揮、履行使命的思想政治基礎。

緊密聯系實際解決問題。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是具體的，必須觸及思想、解決問題。要結合正在開展的“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學習教育活動，緊密聯系黨委班子、黨員干部的思想和工作實際，聯系黨性黨風黨紀建設的實際，聯系軍隊深化改革的實際，聯系部隊存在的矛盾問題和發生的事故案件，有針對性地搞好教育引導，統一思想認識，反思存在問題，切實改進工作。要嚴格黨的組織生活，通過落實黨委民主生活會、支部組織生活會、黨員彙報、民主評議黨員等制度，組織黨員干部圍繞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的要求進行分析檢查，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自覺改造思想、加強黨性鍛煉。要把鞏固思想作風教育整頓活動成果作為重要內容，對尚未解決的問題要一抓到底，跟蹤搞好整改落實；對容易出現反復的問題要始終盯住不放，防止“反彈”。

突出抓好黨委班子和領導干部這個重點。各級黨委是部隊統一領導和團結的核心，領導干部是部隊建設的中堅和骨干，一言一行對部隊具有重要的示範和導向作用，必須在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上堅持更高的標准和要求。各級黨委班子和領導干部要認真貫徹胡主席“三個作好表率”的要求，堅持從我做起，以身作則，率先垂範。帶頭堅定政治信念，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帶頭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個人利益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帶頭嚴守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和廉潔自律各項規定，堅決聽招呼、守規矩，鞏固團結統一；帶頭端正工作指導思想，堅持求真務實、真抓實干，以過硬作風和良好形像影響帶動部隊。要進一步從嚴教育、管理和監督高中級干部，特別是黨委書記、副書記既要自覺接受黨組織的教育、管理和監督，又要履行好抓班子、帶隊伍的職責。

著力推動各項建設和工作。要准確把握中央關於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深入貫徹國防和軍隊建設主題主線，把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的要求體現到推進部隊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建設上，體現到拓展和深化軍事鬥爭准備、提高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能力上，體現到高標准完成深化軍隊改革任務上，體現到扎實做好抓基層打基礎保穩定的各項工作上，真正把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轉化為推動部隊建設科學發展、有效履行使命任務的強大力量。

無恥下流

來源：澳洲新聞網

《崢嶸歲月.盛世放歌》大型主題文藝晚會，2010年7月，重慶市人民大禮堂　重慶薄熙來書記入場，宋祖英高歌唱響演唱會，全國巡演。



宋祖英山城與趙本山唱"二人轉" 薄熙來觀看

　  自薄熙來的事情發生至今，雖然媒體報道、專家評論、微博傳言每天還在巨量產生，其實整個事件發展的輪廓和路線已經基本清晰了。這場由“突發事件”引爆的黨內鬥爭，已經無可挽回的發展成為“胡溫”和“江系”雙方的生死PK。

　　但在生死PK時，雙方卻保持了驚人的默契，那就是“封鎖信息”控制事態發展。“江系”封鎖信息可以理解，無非想先平息事態積蓄力量，然後再伺機反撲，為達此目的他們甚至會做出大幅讓步的動作。

　　所以胡溫表面攻勢凌厲，其實後院已經起火，隨著薄熙來被罷黜，一向擁胡的毛左派現在已倒戈相向，毛左派頭號筆杆黎陽，已經對胡、溫黨中央發出“革命”的宣言。

　　一旦胡溫忌憚共產黨整體翻船，不能一鼓作氣拿下對手剪除所有遺患，在此只想提醒胡溫兩位一句話：“您兩位要不要退休啦”?一旦失去現在的權力資源，看看都啥等著你們?!

無恥下流

來源：每日電訊報

　　英國的《每日電訊報》今日對尼爾‧海伍德在英國的親屬進行采訪，希望了解尼爾‧海伍德死因的真相，出人意料的是尼爾‧海伍德住在倫敦南部的斯特裡漢姆(Streatham)的母親及住在英國圖廳(Tooting)的妹妹萊奧妮(Leonie)都表示他是死於心髒病。

　　其母說：我兒子死於心髒病。我知道為什麼有這些謠言。但是我不想說什麼。其妹說，我兄弟4月前去世，死於心髒病，我沒有任何評論。

　　如果海伍德真是死於心髒病，那是誰放風?希望達到什麼目的那?阿波羅網網友“在水一方”評論說，“首先我不相信王立軍會為一條人命和薄熙來鬧翻。王立軍參與器官實驗的證據很明顯，說明這個人天良喪盡。把薄熙來下台歸咎於海伍德命案，處理到此打住，可以保護與薄熙來合謀造反的周永康。這是通過大陸網絡和西方主要媒體放風，掩護解脫周永康。這樣一來，薄熙來就只有包庇罪等，沒有謀反罪了，就大事化小了。什麼權鬥，什麼薄周勾結陰謀阻止習近平接班都沒有了。周永康也就安全了。所以放風說海伍德真命案是薄熙來被免職的導火索的最大受益者是周永康。”“如果海伍德真被謀殺，也是薄熙來罪行的一部分。對於中南海來說，最大的罪行的計劃政變，謀反篡位。這是放風者希望掩蓋的”。

無恥下流

來源：財經網博客
作者：葉檀

　   重慶經濟發展模式要經受檢驗，重新檢視重慶發展模式絕非可有可無之舉，而是未來經濟穩定穩健發展的必要之舉。

　　赤字只是紙面游戲

　　圍繞重慶有沒有財政赤字，出現了兩種聲音：

　　第一種認為，有。財政2011年，重慶市地方財政收入完成1508億元，增長51%，支出完成1641億元，增長45.7%。

　　第一種認為，沒有。3月24號，重慶本地華龍網報道，有網民在分析《關於重慶市2011年財政預算執行情況和2012年財政預算草案的報告》時，將2011年財政收支差額理解為赤字。對此，記者電話采訪了重慶市財政局相關人士。

　　該人士表示，《預算法》第28條明確規定，地方各級預算按照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編制，不列赤字。我市十年來無論是年初預算編列，還是年末預算執行結果，均未出現過赤字。

　　產生誤解的原因主要是簡單將當年收支相抵。該人士指出，地方財政支出的來源主要有三塊，除當年收入外，還有上年結轉資金和中央財政補助資金。以2011年為例，地方財政收入2908.8億元，加上中央補助1157.3億元、上年結轉636.1億元、財政部代理發行地方政府債券收入50億元，減上解中央21.5億元後，總財力為4730.7億元，而實際支出為3961.7億元，收支相減後尚余769億元，結轉2012年使用。這些在公開的預算報告上均可查到，而地方財政的收支執行情況每年都將依法接受專項審計。中央財政補助在支出中的占比是逐年降低的，且在西部省市中所占比例是最低的。

　　真相到底如何?黃奇帆先生曾經表示，重慶一度財政問題很嚴重：“2002年，重慶預算內財政收入157億元，而當年政府財政負債余額450億元。按照國際慣例，這是一個要破產的政府。”

　　所謂十年無赤字，是個忽略隱性負債文字游戲。從理論上說，我國地方政府不允許列赤字，因此，即便入不敷出，也不會體現在地方財務的報表上，而是體現為隱性債務。

　　隱性負債風險不可小視

　　重慶大規模基建主要靠的是政府主導的“八大投”與作為金融控制平台的渝富公司。

　　一系列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重慶的地方基建“75%”是由“八大投”完成的，形成了強勢的政府主導格局。

　　所謂“八大投”，是指重慶水務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重慶城市建設投資公司、重慶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重慶市地產集團、重慶市開發投資有限公司、重慶市水利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重慶市交通旅游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渝富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八大投”平台在2002年末開始啟動。

　　八大投的資產在政府的隱性支持下急升。根據《世界銀行》研究報告稱，2003年，“八大投”的資產只有300億-400億元，到2006年底，資產猛增到1901億元。單是重慶高發司，資產總額就高達809億元。2010年6月，重慶財政局局長劉偉表示，重慶“八大投”總資產已達4139億元，8年累計投入2413億元，年均投資300億元以上。2000公裡高速路，5000公裡高等級公路，20多座橫跨長江、嘉陵江的城區大橋以及150公裡的城市地鐵、輕軌等等項目順利開工建設。按照當地所說的60%的負債比例，負債大約在2500億元人民幣。根據重慶所公布的更為激進的十二五規劃投資數據，這樣的負債比例不敷所需。

　　“八大投”的資產幾何級數上升，辦法是先注資、再融資，有點類似於資金釣魚。

　　據《時代周報》2010年報道，政府對“八大投”有“五大注資”，一是國債注入。中央政府定期發行基礎設施建設國債，重慶市政府將每年獲得40億-50億元人民幣的這類國債,作為資本或股本配給投資集團;二是規費注入。將路橋費、養路費、部分城維費等作為財政專項分別歸口注入各集團公司;三是土地儲備收益權注入。賦予部分投資集團土地儲備職能，將土地增值部分作為對投資集團的資本金注入;四是存量資產注入。將過去幾十年形成的上百億元存量資產比如路橋、隧道、水廠等，劃撥給各有關投資集團，成為其固定資產。五是稅收返還。通過對基礎設施、公共設施投資實施施工營業稅等方面的優惠或稅收，作為資本金返還給投資集團。黃奇帆稱，政府通過以上5種注資，在8年時間差不多為“八大投”注入了1500億元資本金。

　　政府注資做大，然後再通過向國家開發銀行、商業銀行、債券、股市、信托等5種融資方法，為重大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設籌資。

　　政府資金實在可憐，按照重慶發改委副主任黃朝勇先生今年3月所說，今年2011年重慶爭取國家發改委統籌資金到位127億元，已經是歷年爭取中央預算內資金最高，企業債獲批發行129億元。今年，將繼續做好專項資金申請和債券發行，爭取中央預算內投資高於2011年水平，爭取三峽後續規劃專項補助資金100億。其他包括推進10戶以上企業發行債券，協助企業開展資產證券化、信托計劃等，支持企業上市融資。百億級別的資金，與重慶每年動輒數千億的投資規模，完全不匹配。

　　融資渠道收窄

　　支撐重慶國有資產經營的，一是土地財政，二是金融運作，三是項目經營收益。一旦這三條路受堵，多米諾骨牌就會倒塌。

　　從金融運作來看，證券市場等陷入低谷，信托成本過高，被人嘆為觀止的“八大投”金融運作手段在去杠杆化過程中將成為無源之水。

　　項目經營收益，以劉偉先生所說的國有資本經營收益來看，每年150億元，高峰期支撐了平均每年500多億元的公益設施、基礎設施投資，這一收益顯然無法匹配如此大規模的建設，風險較大。

　　在經濟發展高峰期行之有效的辦法，無法適應於經濟下行周期，信貸來源收窄。2009年8月《經濟觀察報》報道，人民銀行重慶營管部數據顯示，6月末，重慶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余額8268.9億元，同比增長46.9%。重慶連續第五個月成為全國信貸增速第一。從貸款結構看，中長期貸款大幅增長，主要投向政府主導的重大建設項目和重點企業集團。1～6月，新增基本建設貸款663.6億元，占新增中長期貸款的45.8%。承接這些貸款的主要是政府的投融資平台。

　　現在，中長期貸款已顯頹勢。據重慶營管部統計，2012年2月末，重慶市人民幣中長期貸款余額10186.04億元，同比增長12.53%，較1月下降0.66個百分點。其中，個人中長期消費貸款余額2697.05億元，當月增加5.73億元，同比少增44.43億元。單位固定資產貸款余額5416.60億元，當月增加76.12億元，占當月中長期貸款增量的93.17%。全市單位中長期經營貸款余額1300.94億元，當月減少10.19億元。這樣的數據無法支撐平台運作。

　　今年3月6號，重慶市出台2012年市級重點項目名單。重慶市發改委副主任黃朝勇表示，年內將實施重點項目300個，涉及總投資1.35萬億元，年度計劃投資為2600億元。重慶准備向誰大規模融資?2009年的房地產牛市與大投資救了很多人，現在，還能等到大投資時代或者大牛市嗎?

　　土地收入下降可能難以支撐現金流

　　重慶模式的關鍵點，除了金融運作之外，就是土地。

　　重慶平台貸的鑰匙是資產注入尤其是土地資產注入，如果土地資產大規模貶值則風險大增。黃奇帆曾經坦承，“八大投”很重要的資金來源跟土地財政有關。“土地及其增值潛力,是地方政府和融資平台手中最重要的籌碼”。2010年，“八大投”被賦予土地儲備功能，家家都有至少數萬畝的土地儲備，目前總量已超過40萬畝—或是政府以土地注資，或是以土地抵押貸款，且以未來土地出讓收益償還。

　　黃奇帆不諱言土地的重要意義。黃奇帆在多個場合闡釋“土地儲備功能在投資集團內部有兩個循環”，第一個循環是從儲備到融資到搞項目的循環：比如城投公司有一萬畝地，規劃上讓城投公司儲備了，它拿出部分資金，完成規劃紅線內的土地征地動遷、產權過戶，從而成為信用資產，可以在銀行抵押貸款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第二個循環：土地儲備後，要投入、開發，七通一平，然後通過市場轉讓給房地產商。“這是一個土地升值的過程，也許你50萬元一畝的地，轉讓時200萬元一畝，就有一個額外的收入，部分出讓金要轉交區縣政府和市政府，部分則用來抵扣基礎設施中的各種投資—很多基礎設施是政府的公共支出，它已由投資集團在銀行融資後先期投入了，最終要還銀行。”

　　在兩個循環中，土地有兩個升值過程：從農民手中進入市場是一個過程，在市場生地變熟地進行商業開發是又一個過程。農民與購房者分別承擔兩輪成本。

　　正因為土地如此重要，重慶必須大力推進土地儲備，同時維持高投資和經濟熱度，以維持土地市場的增值。一旦土地價格下降或者投資熱度下降，都會對當地經濟造成致命傷害。這就是只能快不能慢的獨輪車經濟，也是土地經濟的最大軟肋。

　　按照重慶市發改委副主任黃朝勇所說，重慶一是在重慶的經濟增長中，投資的貢獻一直在70%左右，2011年全國投資增長23.8%，中、西部地區投資分別增長28.8%和29.2%，重慶投資增長31.5%。保證投資資金來源已經成為重慶的首要問題。

　　以重慶水投為例，無力提供配套資金的區縣政府往往“以地換庫”。近兩年，水投與重慶26個區縣簽訂了土地儲備協議，涉及32個重點水利工程項目，把近6萬畝儲備土地的未來收益權以53.8億元計入無形總資產。

　　重慶經濟最重要的抵押品土地的價格，正在經歷嚴峻考驗。根據中國指數研究院的數據，經過前幾年的高增長，2011年土地出讓金下降。2007年為314億元，2008年受調控影響大幅下降至117億元，2009年，重慶土地出讓金收入448.47億元，同比上升276%;2010年，重慶土地出讓金為712.1億元;2011年重慶土地出讓金為784.4億元，同比上升10.1%。隨著房地產降溫，重慶土地降溫，所謂“重慶模式”最重要的引擎也將熄火。10%左右的土地出讓金增幅，無法背負30%以上的投資增速。

　　重慶模式是東部地區此前土地發展模式，以及用稅收等優惠模式吸引外資總部經濟的翻版，是黃奇帆先生引東入西，不算太新。與其他地區不同的是，重慶的運作格局更大，重慶的土地資源更多，一度所追捧的程度更甚，因此在短期內的爆發力看上去似乎更強。

　　去年8月9號，重慶市財政局表示，“十二五”期間重慶市財政在基本公共服務投入的資金總量是3028億元，這個資金量是經過充分論證的，主要用於改善城鄉居民的教育、衛生、社保、住房和出行等方面的條件，讓市民共享公共財政的陽光。加大民生投入非常好，問題是資金從何而來?

　　從貸款或者土地而來，不過是寅吃卯糧，或者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按照重慶市教委所說，主要是城市建設配套費部分用於教育、征收城市教育費附加;按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的2%開征地方教育附加等，是增加了投資成本，與重慶所說的低成本引資背道而馳，上述費用與城建、土地仍然密不可分。加上目前增值稅增速下行，投資需要資金，企業稅收下降，怎一個急字了得？

無恥下流

日本媒體3月28日稱，已被解職的中國重慶市市委書記薄熙來目前面臨著貪污和瀆職等罪名的指控，目前薄熙來正在接受中共紀檢部門的調查，不過結論還沒有出來。但是，薄熙來的妻子及其親信已經相繼以各種罪名被中共關押起來，中共中央似乎為了徹底消除薄熙來勢力開始了一些列“肅反”行動，肅反的高潮將會出現在今年5月份的重慶市黨代會上。

據《產經新聞》3月28日報道，來自中共內部的消息人士稱，經營律師事務所的原中共重慶市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與薄氏在同一時期被中共中央紀檢部“雙規”。如果對薄熙來的指控成立的話，那麼薄熙來的政治局常委資格可能在今年秋季十八大召開之前的第7次中央會議上被剝奪。

王立軍事件、特別是薄熙來被免職以來，重慶的領導班子已有多次調整。先是中共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張德江空降重慶接替了薄熙來，又有甘肅常委、公安廳長何挺接替王立軍。

而親近薄熙來的重慶市人大主任、市委常委、組織部長陳存根26日被中共中央解除了該市黨委會常務委員資格，相信不久就會被解除重慶市黨組織部長一職。由於陳存根擔任重慶市人事權的一把手，他的解職標志著薄氏一派失去了對重慶人事部門的的控制權。而接替陳存根的則是跟重慶一點關系都沒有的來自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官員。

產經稱，自薄熙來被解職之後，重慶市黨委會副秘書長吳文康也隨即在該市所有的重要會議上消失，因此可以判斷吳文康早已被政政府當局關押。

另外，執行薄熙來打黑除惡行動的重慶市渝北區原副區長、公安分局局長王鵬飛和南岸區黨委書記夏澤良也相繼被紀檢部門以貪污罪名逮捕。

消息人士透露，重慶市將於5月召開決定該市主要人事的黨代會。親近薄熙來的干部將會在這次會議上被全數更替。而與薄熙來關系良好而又在事件後積極效忠中共中央，協助收拾薄氏派系的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其個人未來的命運備受矚目。

無恥下流

自3月15日薄熙來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後，一直為薄熙來和重慶模式擔任輿論陣地的“烏有之鄉”曾被短暫封鎖5天。後來雖被解禁，網站內容相較於之前已經收斂很多，將討論和注意力更多的轉向對國有經濟和民生政策方面的討論，不過在其中，仍然偶爾夾雜為薄熙來鳴冤的文章，如《決戰：挫一挫薄熙來的銳氣也好》等。還有文章以《青山依舊在》等隱晦題目為薄背書。更有討論重慶模式的文章劍走偏鋒，稱中央今天對重慶的所作所為是在“折騰重慶經驗”。雖然被外界認為是左派在政治上的代言人薄熙來已經“失勢”，但是關於重慶模式和中國左右轉向的討論才剛剛開始。

左派網站稱“青山依舊在” 當局力壓

烏有之鄉是中國大陸一個帶有政治左翼與毛澤東思想色彩的中國政經評論網站，於2003年由北京烏有之鄉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開設。該網站在公共政策上懷疑鄧小平及其後續者主張的市場經濟為導向經濟政策，多項改革的弊端都來源於自由化。 執行它們的一大批現任官員是“買辦”性質的，出賣中國利益，並認為經濟上的自由化給人民生活帶來了諸多苦難。在歷史評價上烏有之鄉認為毛澤東時代社會正義、社會平等，生活福利遠好於改革開放後, 社會中的新問題來自無產階級專政的減弱。在自我評價上烏有之鄉將自身看作愛國者和毛主義擁護者，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

在內容來源上烏有之鄉允許一般網民注冊，不過文章和文章評論都需經過審核，烏有之鄉的首頁為人工編輯。因此，雖然部分稿件該網站標明是“網友投稿”，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該網站的政治取向。

對此有分析人士指出，決定中國下一代領導集體的中共十八大即將在今年召開，而薄熙來被免職給中共黨內和社會都帶來巨大衝擊。雖然目前看來左派不再高調，但是也為可能即將到來的左右大討論埋下了伏筆。按照中共一貫對外打造的黨內民主、團結的形像考慮，必須要對這些極左和極右言論都采取控制措施。以防讓這些目前看來規模不大、主要在網絡上進行的極左和極右之爭，演變成大規模的、蔓延到傳統媒體的政治爭論。因此，對一向以左派媒體之首的烏有之鄉進行干預，也屬情理之中。

左右局勢做新解讀為時尚早 更應超越

事實上，在近年來隨著社會矛盾的日益凸顯，群體性事件頻發，底層抗爭在規模、頻率和激烈程度上迅速發展的情況下，中國大陸知識層在政治態度和思想取向上也更加激進，左派要求社會公平，徹底走回毛時代，右派極端者也要求社會民主，進行徹底而激進的政治變革。這些觀點在部分官民對抗等重大議題上激烈對撞、沸反盈天。隨著被左派普遍認為是自己政治領袖的薄熙來的下馬，局勢的發展正在走向一個不明朗的方向。

對此，前新聞出版總署署長、《炎黃春秋》雜志社社長杜導正認為，薄熙來剛剛去職，目前關於事件的信息仍相當有限，對中國左右之爭的局勢作新解讀為時尚早。

而一直在民間語境中極為活躍的人大教授張鳴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被左派極為推崇的重慶模式仍有民意基礎，老百姓從政策中得到實惠。他進一步表示，薄熙來下台不能解讀為“左派失勢”，因為在當權者中並無純粹意義上的左派，只是事件讓當權者明白，向左改革的路子不通，必然會尋找其他途徑，例如向右改革。

事實上有關左右之爭的話題近幾十年來一直是大陸的社會熱點。早在1998年，曾經任職《人民日報》的馬立誠就出版過《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披露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始在上層與下層之間的左右思想辯論及其對於中國道路的影響，引發社會討論狂潮。只是未曾料到的是經歷10多年之後，左右之爭既未見消停，亦未見結論，反而有更加熾熱之勢。

不過與以往不同，此番的關於“中國往何處去”的爭論，大陸中央媒體並沒作壁上觀，包括《中國青年報》、《環球時報》等黨媒都曾紛紛發表文章，提出觀點，認為中國應該超越左右，不分左右。作為中共第一喉舌的《人民日報》更是2012年開年即發表《寧要微詞 不要危機》的倡議改革文章，引發大陸學界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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