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

“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反动口号

 

“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党魁的封口令。也就是说：党魁没说的你就别说，你得看党魁的脸色说话，不能与党魁的调子不一致，不能乱说乱动。因此，当局打压了非典、毒奶、毒胶囊的爆料人。这严重地强奸了中国宪法的“言论自由”条款，毒害了中国人的身体。

 

在大陆中国，统一思想已简化为一个公式：“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谁代表党中央就同谁保持一致。今天的胡锦涛又搬出了这一法宝。“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一个统一思想、控制国人思想、扼杀基本人权的奴隶制口号，它违反普世价值——自由原则。中共可以要求共产党员在政治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可以要求共产党员在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强求思想上的一致，就是在行动一致之外不许发表不同意见、不许保留不同意见，违背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言论自由的精神。这就破坏党内不同派系的政见竞争。

中共要求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更是无理，这等于是否定了“人民为大”的“人民主权原则”。毛泽东说过：“我们必须相信党”，也就是说不能怀疑党（魁），更不能反党！这就神化了党魁。毛又说：“党是领导一切的”；莫非连人民对它的批评监督也要受其领导吗？“你们可以批评我，但必须根据我的指示来批评；你们可以撤换我，但必须经过我的批准”。这说得通的吗？现代政治的精髓就是不同见解的争辩，要争辩就必须有对立的另一方。一个政党若是独揽一切权力，只跟自己对话，这个政党就一定是霸权主义的，也就是专制主义的政党。1982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有的党派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或工具！公仆服从主人是普世公理；所以，党应服从人民，而不是相反。党要忠于人民，而不是人民忠于党；党要接受人民的监督，而不是人民受党的监督；党要与人民保持一致，而不是人民与党保持一致。

曹思源说：要求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反动的！我雇一个佣人，难道我天天要与佣人保持一致吗？哪有主人服从仆人、与仆人保持一致的道理？可在文革中，有一句响彻云霄的口号：“一切学习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最后是“一切为了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就颠倒了主仆关系。毛主席应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如果亿万人民一切都为了毛，毛主席不就成了主人了吗？人民反倒成了仆人了？这样一条颠倒主仆关系的反动口号在中国居然流行十多年之久！

李洪林说过，“不是人民应该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应该忠于人民。不是领袖缔造了党，而是党产生了领袖，领袖是可以批评的，批评领袖不是反党。”当领导者要求被领导者效忠，国家就已不再是共和；当国民效忠领袖，就失去了自由表达的权力！一个要人民效忠的领袖，绝对不是为人民服务的领袖！他已经成了人民的奴隶主。

[ 本帖最后由 自幼 于 2012-4-25 07:5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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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废除“全党服从中央”，而将其名正言顺地颠倒为“中央服从全党”
众所周知：地方各级党委必须服从中央。显然，地方各级党委必须受到各自的上级直至中央的领导和节制。但是中央之上再没有了上级，如果我们在这一条里再重复规定“全党服从中央”，这就必然使中央缺少了必要的、强有力的节制，也就是监督。从而形成了没有监督没有制约的特权，这就是“四个服从”所体现的“民主集中制”最大的弊端，也就是权力必然“过份集中”，导致领袖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专制独裁的逻辑的必然。所以，在今天必须提出：中央必须服从全党（党代会），让中央受到全党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
这里的关键是：党的中央委员会首先必须摆正自己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位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党行使全党的最高权力，党的中央委员会只是它在闭幕期间的执行机构，是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的公仆。也就是说他们的执行权完全是由党代会代表全体党员授予的，他们的产生、存在、任职、升降、交替都完全取决于党代会所代表的全党的意志。所以中央及其所有组成人员包括最高领导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全党之上，都必须兢兢业业地无条件服从、执行、落实党代会的一切决议，而无权随意更改党代会的决议。这就要求我们的党代会必须充分代表全体党员的意志，认真讨论这一时期的重大议题，并就这些议题作出切实可行即可操作性强的决议，尽可能减少空洞的、过份宏观的、可以随意解释的条条。当然，这些决议也必须给中央预留下在下一次党代会前可以适度调整的执行空间。
可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一个多么错误的有害的口号。它完全颠倒了中央与全党的关系，是多年来党的“民主集中制”始终不能推进党内“民主”的症结所在。
至于向全国人民即党外群众发出“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号召，更是多么强人所难、荒堂可笑！这是一个完全颠倒了民主制度下主仆关系的错误口号！
回顾党的历史，从党的一大到六大，党代会的确曾经起过这样的作用，而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党代会逐步沦为一种形式，所谓“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其象征性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其实质性的意义，党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不是在党代会的桌面上讨论决定的，而是在会前会后由少数人幕后暗箱操作决定的，全体党员不得不被动接受少数人的决定，从而彻底剥夺了党员的主体性和主观意志，也剥夺了党代会代表的实际上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完全违背了公开透明的原则；由此，党代会成了欢呼领袖的大会。这样一来，全体党员的意志根本无从表达，体现全党意志的真正“大局”无法形成，所谓“识大体顾大局”就成了党魁操控、强奸党代表意志的借口，“中央服从全党”就无从谈起。
党内实行民主，必须确保符合人类公义的党法党规成为党的行为规范，党内民主在这些规范的轨道上运行才能正常地体现全党意志。这些规范约束党内掌权者不能滥施权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共掌权者的党法观念一向极其淡薄，惯于“无法无天”，因此，下列荒唐事件屡见不鲜：八届十一中全会由于他的指使，党的4名副主席无形中取消，没有经过讨论，没有付诸表决，更没有人质疑，所有党代表都默认它的正常性。这就是毛拥有的特权。八届十二中全会有40名中央委员出席，不足半数，于是授予74名非中央委员的党干部以表决权，滥竽充数。这种非法手段使那次全会通过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在理论上无效的，但事实上是有效的，所以，需要后来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由邓小平授意，停止中央委员、候补中委25人与会资格，全会增选9人为中央委员，开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被任意剥夺参与中央议事的权利和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央委员的奇特先例。这些举措同样是非法的。邓时代，废黜胡耀邦总书记职务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秘密决定的，然后通过所谓“生活会”施压，迫使胡自己辞职。这就是邓、陈、李拥有的特权。这种特权自上而下形成各层权力系统的既得利益，他们构成既得利益集团。实行党内民主必然要求削弱这种特权，既得利益集团怎么肯选择让出部分权力以实行党内民主呢？他们是“民主改革”的抵制者。
对此，必须进行如下改革： 一、党代会是党的权力机构，党委或中央委员会只是执行机构。全国党代会实行任期制和代表任期制。每五年一届，每年开一次大会；中央全会每半年开一次，一次在党代会之后召开，贯彻落实党代会形成的决议。从而避免执行机构凌驾于权力机构之上。
二、每次党代会的议题和议程提前半年向全党予以公布，各级组织必须认真进行辩论和协商。党代会换届选举时应通过充分辩论和竞选，尽可能把各种不同意见表达出来。
民主的核心就是民主竞选，政治文明要求党的领导人必须通过竞选上台。党代表、总书记人选和党的重大决策，应在竞选中由全体党员投票产生，象国民党竞选党主席一样；而不能由少数领导人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党代会，把党代会变成橡皮图章或表决机器。
党内实行民主，必须确保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由党员或党员代表选举产生，这是权力委托制的必然形式。党的领导机构或它的一把手由上级党组织任命的方式必须取缔，使权力的获得取决于党员选择而不是上级赐予。这样才能引导掌权者明白手中权力的来源，促使他们依照选举者意志施政以免被淘汰出局。同时，选举必须具备充分选择性，使选举者可以比较候选人的资质和政见，择优而投。为此，必须使候选人有充分机会展示自己政见，候选人之间有充分机会相互辩论，以吸引选举者注意而争取选票。这些都是民主政党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年来，中共在各级党委中，也建立了选举制度，但由于选举采取的是上级推荐，等额选举的方式，导致选举中出现一系列问题，如贿选等。要使党内选举合乎民主的要求，必须建立竞争性选举制度，这既是党内民主的应有内容，也是对党员权利的一种保障。竞选制度包括党内候选人的提名、选举差额的确定，选举过程中的竞争方式，以及民主罢免等一整套程序，因而，需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严格的规定，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坚持差额选举，反对一切“以组织名义”限制党员或党员代表推荐候选人，损害其提名权的行为。
各级党代会对领导机构的选举必须实行差额选举，党代会应该是各级领导成员公开竞选即竞争上岗的唯一合法选场。
党章在名义上规定了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在具体实行中又被剥夺了这种权利。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差额和竞争性的选举所致。中共党章第27条规定：“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报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第30条：“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选出的书记、副书记，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这里所说的批准制，已使选举制大打折扣。第13条：“在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只要上级认为“有必要”，就可以随时实行任命制。这样一来，“一切职务经过选举”的民主制就被强奸了；“党员的选举权变成了表决形式，代表大会成了‘一致通过’的‘歌颂’仪式”。
中共党章规定人人平等，但实际上并非人人都有平等地参与最终决策地权利和机会。一个人能否进入领导层，有时并不取决于广大党员地意志，而是取决于有提拔权的人的个人好恶，以及组织部门所保存的文字档案。这种状况使党内的裙带风、宗派风愈演愈烈，而且每一次最高权力的更替往往都伴随着各级领导层的巨大变动。
贯彻上级和党代会的精神的会议应是党代会之后的工作会议、干部会议的内容。
    三、把党报办成党员公开发表自己政见的论坛，党代会期间和党代会前后要让党代会代表和全体党员甚至也欢迎党外人士充分参与讨论。这既是党员自己学习的最好阵地，也是党的各级领导广泛倾听不同意见的重要渠道，更是党组织向全党全国人民宣传自己的主张、申述自己的意见、阐述自己的理论的最好的方式。这是使党务公开，让权力和观念都在阳光下运行和传播的重要途径，与我们党倡导的信息公开、新闻自由，保证全党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也是完全一致的。这必须成为党的一个重要制度，为了保证这个制度的执行不打折扣，党报负责人与纪委负责人与党的书记都应该由党代会选举产生，他们都分别向党代会负责、述职并服从党代会的评议审查和必要的组织调整，党代会赋予其与党委负责人平行(不一定平级，党内级别应该尽可能淡化)的权力。这也许是党内分权制衡的一个重要尝试。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随后也相应指出了选举工作的巨大意义：“选好十八大代表，是开好十八大的重要基础，是充分发挥党代会代表作用的重要保证，……关系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关系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关系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的确，“选好十八大代表，是开好十八大的重要基础，是充分发挥党代会代表作用的重要保证”，十八大能否开成一个开启我党的根本转型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首先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够选好十八大代表！从现在开始，我们全党就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为选好十八大代表作出多方面的实际努力。我们有的同志总以为我们党是否能够实现根本转型，那是十八大会上与会后的事，目前只是抱着观望和等待的消极态度。实际上，选对选好了十八大代表，十八大就已经成功了一半；如果选错选坏了，十八大还没有开就可以判断已经失败了！党内“民主”就依然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目标，十八大就只能按照例行公事开成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目前，在选举没有进入实际进程之前，最重要的就是对党代会代表的选举，包括代表资格、名额分配和选举理念、选举方法、选举程序以及选举技术细节作出必要的起码的调整和改革。为此，我建议中央和各级党委成立专门的选举机构，主动征求全体党员实质性的广泛参与。因此，不仅“党代会代表的选举”也应该改革，而且必须首先改革。我们可以说，十八大的伟大征程和创举，将自十八大代表的选举始！全党同志，努力吧！现在正是大家付诸行动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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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党魁的封口令。也就是说：党魁没说的你就别说，你得看党魁的脸色说话，不能与党魁的调子不一致，不能乱说乱动。

因此，当局打压了非典、毒奶、毒胶囊的爆料人。这严重地强奸了中国宪法的“言论自由”条款，毒害了中国人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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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官府压制毒明胶举报长达三年。
   
官方对今年最早曝明胶内幕的央视主持人赵普进行封杀，让其11天未出镜。网民惊呼：中南海如果对毒胶囊举报者不但不奖励，反而暗中报复，这个腐败党就真是疯狂了——上帝让谁灭亡必先让谁疯狂！
针对封杀赵普一事，南都报昨日发表了题为《赵普本无须担忧“五毒教”子民》时评，其中披露： “2009年，南都发表过调查新闻，皮革废料是怎么摇身变成食用明胶的。石灰浸泡、清洗搅拌、盐酸浸泡、熬煮融胶、冷却漂白、晾晒粉碎，就这样简单直接，从惨不忍睹的垃圾变成看了就想啃一口的明胶，像变戏法一样。短短几天内，用皮革废料做成的有毒胶囊已经被曝光，但其余制成品公司还坚决不认账。”
网民痛斥：这就证明，胡温官府早就知道了毒明胶和毒胶囊在全国泛滥成灾，但是却装聋作哑，置之不理。如若三年前就开始查处“皮革废料摇身变成食用明胶”——今天就不至于全国儿童哭唱新儿歌：“两只皮鞋，两只破鞋，一只变成老酸奶，一只变成毒胶囊，真奇怪！真奇怪！”让亿万人中毒！胡温官府今日一面严惩曝明胶内幕的举报者，一面假惺惺象征性让工商公安抓几个制毒企业，这种瞒天过海的伎俩三年前就用过。从三年前胡温官府对待毒明胶的敷衍塞责，可知此次必然又是真惩举报者，假打制毒者。因为今日胡温官府，可以没有举报者，却须臾不能离开各类制毒企业——形形色色的制毒企业是已中共维稳费用的主要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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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割喉小史
共产党实行的是比公开的帝制还专制独裁千万倍、还黑暗千万倍的党天下帝制！中共就是黑社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打砸抢杀，鱼肉百姓。早在延安整风时的“野百合花事件”就是在告诉人们：一切都必须要以中共的意志为转移，否则的话，你就会如同王实味一样，枪毙你还嫌浪费子弹呢，从后心一刀然后填入枯井了事。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实际上就是在告诉大家：凡是敢给共产党提意见的人，没一个会有好下场的，哪怕你是真心为共产党好，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竟然胆敢给永远“正确”的共产党提意见！这本身就是犯罪，罪不可赦。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即便是中共元老的彭德怀，即便是他讲的话非常委婉，在假话里头加了一点真话，那也不行，也都是反党集团的头子，必须打倒而后快。及至“文化大革命”象张志新这样的因为说了真话而被轮奸、割喉、枪杀的事情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曹刚山1948年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学生运动，1949年劝说当国民党乡长的父亲归顺共产党，1950年镇压反革命时亲手执行了枪毙父亲的死刑。文革期间被判8年，关押中攻击文化大革命，加判20年，不服管教，攻击毛泽东，判死刑，枪毙前，狂呼“打倒暴政！打倒毛泽东！”被狱卒、狱医用医疗器械撑开牙齿，连根割断舌头。1970年10月，广州军区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朋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主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临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比1975年4月枪毙张志新前割断其喉管稍为文明一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官员们总以为只要让普通民众都吃饱了，就一切矛盾都解决了，官员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就可以割掉说话的舌头了。1995年山西省岚县裴家庄，村民每人出资45元集资了5万元，加上拔款，开始扩建村小学。在施工过程中，款子去向不明，建了半截子的新校无人过问。20岁的农民李绿松为了这座未建起的学校不断上访，1999年他在县政府墙上写了“清除腐败，清除贪官”的字，1999年12月11日被县公安局杨旺元等人关进牢里。在牢中13天，他被伤的伤口30余处，口腔满是脓血，舌头被割断了一截，鼻子被割了一刀。进牢前体重75公斤，出事后只50来公斤。李绿松自述如下：到了公安局，好几个人一边审问一边打，用木棍、电棒、脚、手打我的头、背、脸和全身，打昏过去几次，用水浇过来。晚上又打，一直绑得紧紧的……同时我还在骂这些人，唾他们。他们把我第6次打昏过去……我醒来后，我嘴痛得无法忍受，不能说话，舌头被割掉了半截，鼻子还割了一刀，鲜血直流。夜里又送到一个地方……他们把我绑在门板上的轮胎上，戴着手铐和脚镣，大小便也不让我拉。为了给李绿松治病，2000年4月30日，爷爷背着家人把土房给卖了，卖价18000元。据父亲李存德介绍，李绿松每天光吃药就要花掉40多元钱，李存德还有两个孩子和一个妹妹读书要花钱，一家人吃饭要花钱，而他作为一家的主要劳动力一年来的主要劳动就是照顾李绿松以及为他申诉和上访。到了5月26日，李存德作主卖掉了全家最后的那套砖房，11500元。2001年2月5日，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就山西“割舌事件”，出具了一份司法鉴定书。该鉴定书指出：舌体右前端可见一35×4平方毫米的光滑断面，原有乳头和黏膜结构缺失；上下边缘整齐，可见两条平行的创面自然愈合后形成的线性疤痕，长35MM。该鉴定书的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李绿松舌部创伤的成因为锐器切割所致，其受伤程度为轻伤。被鉴定人李绿松目前精神状态处于反应性精神障碍——抑郁状态。
酷吏猛如虎，割舌公安简直比猛虎还残暴。割舌目的在于打击言论自由的实践者，相当于对张志新的割吼（或网上屏蔽）。可见，扼杀言论自由不但对自由造成了危害，而且是对人的生命权和尊严权直接践踏。面对国际社会的指责，当局说生存权是第一人权。有哪国政府公然在国际上叫嚣人权就是生存权的？一国的政府把人的尊严降到畜生的地步，何来文明？政府强调的生存权是指有饭吃、能活命，这比毛时期有进步。但剥夺了思想、言论自由，否定了人人平等，这样的生存仍是牛马的生存、奴隶的生存，必然导致孙志刚式的悲剧。
伊索寓言说：一只白胖白胖的狗套着颈圈，狼见到后，便问他：“你被谁拴住了，养得你这么肥胖？”狗说：“是猎人。但愿你不要受我这样的罪，套着沉重的颈圈比挨饿难受得多。”这故事说明，对于失去自由的人来说，即使最好的美食也都索然无味。古希腊哲人德谟克里特说：“在民主国家里受穷，胜于在专制国家里享福，正如自由胜于受奴役一样”。连几千年前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如今的许多中国人竟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