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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讲政治”可以随意杀人

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打AB团时，就依靠政治保卫局这个机构来消灭其对立面。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评论道：中央是党员选举出来的，若由中央设置保卫局监视党员，那不是中央专制党员了吗？党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结合，合则留，不合则去，哪里有什么叛党之说？只有黑社会，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才怕其成员揭露。而且党章规定：对党员的最高制裁就是开除党籍，无权剥夺他人自由和生命。若剥夺他人自由和生命，说明党已经变质。

张国焘说：顾顺章叛变、向忠发被捕等严重事件后；中共中央要求我们要严防敌人的渗透。1931年6月，匪党中央指示：“苏区内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变成经常性的系统工作，必须立即在各苏区成立起‘政治保卫处’的专门组织”。1931年11月，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以铲除特务、搜集情报、肃清匪患、保卫首长等特殊工作为己任，即在苏维埃境内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秘密工作是保卫局工作的主要原则”，“在侦察和监视反革命派别活动或嫌疑分子时，则是绝对秘密的”。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规定，地方省县两级设分局，县以下设特派员；军队方面在中央军事委员会、苏区军事委员会及军团、军两级也设立分局，军以下设特派员。分局长、特派员的任免处分权，统归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并实行垂直领导，各分局和特派员在政治上受当地各级政府或红军中政委指导，工作则隶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地方政府或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或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

在军队内，政治保卫局是个独立系统，政保局长与政治部主任是一样的待遇。中共军史内著名的罗瑞卿，在1932年就已经担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长。红军时期，中共除了以党委（政委有监督、撤换同级军官的特权，军官的命令没有政委的副署没有效力，政委通过政治部）领导军队外，还通过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在军队建立了直属中央的监军系统，暗中派有政治保卫局的人员，名义上属于各级政治部，实际上受中央政治保卫局直接指挥；而且军队长官的警卫员也属于中央政治保卫局派遣，平时保卫长官的安全，附带监督长官的言行。当军队中的指挥员发生重大政治立场问题时，政保人员可以在战场前线执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将有叛变迹象的指挥员当场击毙。原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就是在被怀疑企图率兵逃走时，被身边的警卫员枪杀。红军时期的邱会作因为掌握的党的秘密太多，也差点被负责政治保卫局工作的邓发枪毙，是因为周恩来的及时阻拦才留下一条命。红军将领龚楚在计划逃亡时，最担心的也是身边的警卫员。陕北红军时期的刘志丹、解放后文革期间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文革后期的公安部长李震，都是由军内政保系统秘密处决的。1960年代康生迫害其警卫员，指控其警卫员是周恩来李克农派来的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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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六四前夕的中办主任温家宝，陪同赵紫阳前往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起到的就是共党的政治保卫角色。温家宝的政治保卫角色是秘密的，属于秘之又密，这种政治保卫角色一旦为被保卫人所知，关键时刻就无法发挥作用，因为被保卫对象会高度警觉，且有所防备。fficeffice" />

ffice:smarttags" />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在邓小平家里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明确表示反对派军队进城戒严镇压。当时的赵紫阳还是合法的总书记、军委副主席，如果赵紫阳在广场会见学生时，表明自己坚决反对派军队进城戒严，并号召在场的学生起来反对戒严镇压，再如果赵紫阳从此加入广场上几十万人的游行队伍，摆脱中央对他的控制，到已进城的戒严部队前要求一线官兵放下武器，或是调转枪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就会在一夜之间彻底垮台。事后证明，前苏联的叶利钦正是在关键时刻，走到街头，跳上坦克振臂高呼，苏联共产集权由此彻底垮台。邓小平将这一关系到中共专制集权生死存亡的政治保卫任务秘密交给了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一是阻止赵紫阳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二是在5月19日凌晨，陪同赵紫阳前往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时候，监控赵紫阳，保证赵看望完广场的学生安全回到自己的住所。如果赵紫阳到了广场，认为自己自由了，可以摆脱中央的控制，想加入学生的队伍，反对派军队进城戒严，温家宝必须代表军委政治保卫部门当场将赵紫阳击毙。

1989年5月19日温家宝“陪同”赵紫阳前往广场看望学生，仔细研究照片人物的面目表情与肢体语言，就会发现，学生们深感委屈，赵紫阳特别的无奈，学生们的目光都停留在总书记赵紫阳身上，惟有温家宝例外，肌肉紧绷，目光僵直，他的神色意念即未放在学生身上，也未放在赵紫阳身上，而是全神贯注于内心的秘密使命上，防止现场人们的言行对内心任务的干扰，不为任何情感所动，这活脱脱就是一个政治保卫干部的神情。

5月17日后，赵紫阳因反对戒严被封锁消息，并逐渐失去自由。5月21日上午，赵紫阳对阎明复说，学潮旷日持久，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李鹏回忆说：21日下午，当时赵已请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并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鹏商量，赵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万里提前回国。胡启立问赵，可不可以说已经你同意，赵紫阳说可以。随后赵紫阳又给吴学谦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万里在加拿大同时收到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两份不同内容的电报，人大常委会叫他回来，中央叫他继续去美国访问。万里在这一关键时刻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听了中央的，继续由加拿大赴美国访问。在这一事件中，温家宝同志拒绝发送赵紫阳批准的电报，做得是对的。

5月21日，赵紫阳对他的秘书李勇同志说，我想还是应该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要鲍彤为他起草一个讲话稿。5月22日，赵紫阳找到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要求中办发通知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解决党内出现的非正常组织活动。召开政治局会议，赵紫阳可以动员政治局委员否决元老们擅自决定调军队进城戒严镇压的计划，若如此，党内元老们的罪过就太大了，到时候就不是赵紫阳反党了，而是元老们反党了。当时温家宝说，中办实质上已被撇在一边了，现在所有这些部署都没有通过中办，一切活动都是李鹏、杨尚昆另外安排的，并不通过中办。温家宝在说谎话。5月22日要求各省市头头脑脑进京开会，通报对赵紫阳等人作出决定的通知，就是由中办拍发的。同一天，邓小平发给万里的要他提前回国先到上海的特急电报，也是通过中办拍发的。随后，中共召开的处理赵紫阳问题的中央全会的材料的正是温家宝搞的。赵紫阳在回忆录里说：温家宝还说，如果赵一定要开会，中办也可以发通知，但温感到后果会很不好，希望赵慎重考虑。后来赵紫阳就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尽管如此，后来在赵紫阳的罪名中，还是有一条“分裂党”。温家宝不去阻止李鹏、姚依林等的非法分裂活动，偏偏阻止赵紫阳的合法活动，停止了赵紫阳作为总书记的合法权力。

64后，在清算赵紫阳时，有人提出：5月19日凌晨温家宝陪同赵紫阳去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时候，两人很贴心，不宜再担任中办主任了。邓小平立即表态说：“温家宝政治觉悟强，与“中央”高度保持一致，在关键时刻完成了组织上交予的重大政治保卫使命，在赵紫阳问题上温家宝同志不仅没过，反而是有功的”。温家宝立的这个功，就是成功阻止了赵紫阳出逃和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念头，避免了元老们违反党章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尴尬。

在重大政治考验关头，温家宝深通党内生存与升官的不二法门——“害别人，保自己”“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正是温家宝卖主求荣，出卖自己的灵魂，背叛苦心栽培他信任他的老领导赵紫阳。其实人这一生没有十全十美的，都可能撒过谎，说过违心话，做过违心事。但问题是，说过做过之后要有内疚之心。在89年胡耀邦的追悼会上，胡启立泪痕满面，举步蹒跚，踉踉跄跄扑到玻璃棺的胡耀邦遗体前，呜呜大哭。尽管有乔石在旁边试图安慰，但胡启立却全然不顾，仍然双手掩面，浑身颤抖地哇哇痛哭。为什么？这是因为1987年1 月初，在党内元老组织批判胡耀邦的民主生活会上，胡启立对于信任自己培养自己的老领导胡耀邦，也进行揭发批判，以此来划清界限，试图自保。但事后启立同志一直为此事内疚，终于在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上一发而不可收拾。这最终导致，在1989年5月17日在邓小平家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中，赵和胡启立反对“戒严”。胡启立因内疚而痛哭失态，但在历史关键大是大非时刻，他选择放弃个人官场仕途，选择站在人民与历史的一边。

2005年胡锦涛将纪念胡耀邦的活动的方案提交政治局常委讨论时，九位常委中有四个人表示反对，他们是黄菊、李长春、罗干和温家宝。2007年，胡德平和胡耀邦的一些部旧通过百般努力，编好一本《胡耀邦纪念文集》打算出版。报送到中央，胡锦涛同意出版，而温家宝偏偏不同意，导致文集胎死腹中。国务院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告诉知情人，温之所以不同意出版，是因为他在政治改革、普世价值方面讲了很多，已经树立了一定的民主改革派形象，而《胡耀邦纪念文集》中有大量的文字记述了胡耀邦的政治改革思想，如果一旦出版，温自己再说什么，都可能无法超越胡耀邦过去的言论，更别说实际行动了，这很有可能会淡化甚至伤害温在政治改革方面树立的形象，于是不同意文集的出版。

众所周知，总理记者会外记的所有提问，必须提前交给外交部新闻司和全国人大新闻中心获得双重审查批准。2007年总理记者会，法国年轻记者布鲁诺.菲利普提了一个没有经过审查的有关《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在香港出版的问题，打了温家宝一个措手不及。菲利普会后也成为记者追逐的对象，但从此被列入“黑名单”。2012年储百亮的提问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据说储百亮有关王立军的问题是通过正式途径审查获得通过的。温家宝的回答是照着底稿念的，是有备而来的，对薄熙来的严厉批评，属于温家宝记者会一定要讲的内容。

独立作家余杰只不过说了一句温家宝影帝，温办的人就一触即跳，北京国保的人将余杰暴打、酷刑折磨、威胁活埋。这是发生在温家宝眼皮底下的事，温一定会说他自己不知情，是底下人搞的。但问题是，事发后温家宝找余杰先生到道过歉吗？没有，这余杰才选择去国。为什么温家宝与胡锦涛能看见千里之外的重庆黑打刑讯审问，而看不到发生在天子脚下、自己身边的黑打刑讯审问？归根结底，还是选择性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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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对党内有威望、有实权的人是十分猜忌的。在1931年11月1-5日赣南会议上当面严词斥责毛泽东的顾作霖，虽在1934年1月中央六届五中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当选4个月后的5月28日便神秘地病死，成为中共历史谜案之一。此谜案在党史上被埋葬，至今无人敢于问津。

在遵义会议上，毛的红一方面军原定北上与张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的，但毛怕会师后，张国焘因资历老会理所当然地当上党领袖。为了躲避跟张国焘会师，毛带上中央红军绕了一个大圈，多走了4个月，把红军从突破湘江时的4万红军拖到8千人。1932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退到川北，与数倍于己的川军交手几乎未尝过败绩，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队伍由1万余人发展到10万之众，建立起一个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中央红军与川军的交手记录则大为不同。遵义会议后掌握了军队指挥权的毛泽东，在贵州土城第一次和刘湘的川军交手便吃了败仗。吃了这次亏以后，红军在黔北的周旋作战中一直避免与刘湘的川军交战。第二次与川军交手是在会理。当时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急需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补充给养，以必得之势围攻小小的会理城，数次挖地道炸城墙。据守围城的川军刘元瑭旅拼死抵抗，红军围攻7天7夜终未得手，为此还引发了一次毛泽东的领导危机。毛泽东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躲。毛泽东打不赢川军，只好北逃。而大渡河、泸定桥的的胜利实际上得益于川军刘文辉部虚以应对。
1935年6月13日，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7月18日，匪党在芦花(今黑水县城)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作出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负责为张国焘，在中革军委下增设总司令，由朱德兼任，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接周恩来），并为中革军委之总负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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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匪区大肃反
毛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差点失手，所以，对陕北这块共匪根据地，毛必须先下手为强。
刘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在陕西西北部群山怀抱的保安县(后为纪念刘志丹，改称志丹县)，爷爷是清朝的拔贡，以教书为业，父亲是个秀才，开一家小小的柴草店，因为是八月出生，爷爷为他取学名“景桂”，字“子丹”(后来他自己改名为“志丹”)。在榆林中学期间，刘志丹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共进社”，并加入了共党。1925年五卅运动后，刘志丹和几个同学一切取道山西、北京、上海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是黄埔第四期学生。1926年7月，刘志丹带病参加北伐战争，随东路军出发，在江西吉安前线受命调到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工作，先后担任过国民联军驻陕总部组织科长、宁夏的四路军政治处长（该军司令马鸿逵）。1927年“4.12”后，形势剧变。冯玉祥以“集训”名义，把全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共党）解除武装，监押在开封宫驿街三道胡同第二中学，一个个审查。出名的32个共党则另行看管，刘志丹也是其中之一。十多天后，他们被押上一截铁闷子车驱逐出境。在武胜关脱逃到武汉后，才看见陕西、河南的报纸上都登着冯玉祥捉拿32人的通缉令。
刘志丹等人到汉口找到中共中央，被派回原部队即东路军组织武装起义，配合南昌行动，他辗转到了皖南，刚一动手就被发觉。兵败后逃往上海，又被派回西北。他回到西安任中共陕甘区委军委负责人，领导了1928年的渭华暴乱。失败后刘志丹被派往陕北担任特委的军委书记。刘志丹回到陕北后，千方百计地抓武装，拉队伍，几经挫折，屡仆屡起。1932年2月，他的南梁游击队和西渡黄河的晋西游击队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12月红26军正式成立，1934年红27军成立，并先后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和神府根据地、陕北根据地。国民党到处贴告示：活捉刘志丹赏一万大洋。当时的官方报纸说：“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己占领6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5万多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20余万人”。当时陕北的民歌的唱法是：“刘志丹练兵石峁湾，要把世事颠倒颠”，“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高岗生于1905年，1926年加入中共。1933年，28岁的高岗，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42师政治委员。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高岗为委员，同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935年2月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26、27军粉碎了国民党5、6万人的围剿，成立了陕甘苏维埃政府，控制着陕甘边境22个县。蒋介石不得不派张学良率领大军来对付他们。
1935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特使”“空降”陕北，并交给特使一封长达3.5万字的指示信，其中强调“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所以，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整肃”。1935年7月15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永坪镇召开。会议首先传达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的5封指示信。其中1935年5月10日的信提出“积极争取苏区的领土不使一寸为敌人所蹂躏”。7月17日，刘志丹率部取得绥德老君殿战役的胜利，而矛头直指他的扩大会议却开得正欢。8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发布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议案》，其中第3条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肃反”的要求，并且指名道姓要反“AB团”。
1935年8月27日召开的文安驿会议上，刘志丹反对一些领导人首先攻取瓦窑堡的主张。9月1日，毛泽东控制的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的特使聂洪钧到了陕北，马上坐上了西北军委副主席的位置，也要求红军主力直攻瓦窑堡。果如刘志丹所料，国民党军在瓦窑堡布置了大量的防御工事，难以攻克。最后大家商量决定避实就虚，奔袭横山县城。9月11日，刘志丹部攻横山县城不克，激战多时，主动撤出战场。这给“肃反”领导人提供了口实。刘志丹被认为战斗没有打好，里面有“鬼”。但这时尚无足够的力量组织“肃反”。
陕北根据地创始者刘志丹为了挽救濒临死亡边缘的中央红军，派一个得力干部往西南找红军并建议到陕北去。狡猾的毛泽东自己没有冒然去陕北，而是派了先头部队。毛泽东朝刘志丹的根据地出发时，1935年9月12日，对高层说，刘在“领导上不一定正确”。
1935年徐海东、程子华的红25军在陕南作战时，把杨虎城派去联络的张汉民团消灭了，团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声称自己认识刘志丹，也给杀了。徐海东说，白军认识红军里的人，那红军里那些人也一定是反革命，还带了一个活口，到陕北来指认。1935年9月15日，自鄂豫皖苏区出发红25军抵达永坪镇。9月16日，红25军与26军、27军举行了盛大会师。不久，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众多领导人就受到排挤和限制，原来在西北工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崔田夫、高岗、张秀山、惠子俊、习仲勋都被排除在外。西北军委也被改组，由聂洪钧取代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这些安排实质上是对刘志丹等人整肃的先声。
开展“肃反”往往通过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局是效法苏共建立的红色专政机关，有临机处置之权，可以不通过法庭审讯，不必事前向上级苏维埃政府汇报。表面上虽然规定政治保卫局接受同级苏维埃政府指导，但实际上它只服从少数最高领导人。“肃反专家”、曾任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审讯科科长的戴季英兼任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
陕北“肃反”的帷幕是1935年9月下旬拉开的。10月1日这一天，首先秘密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5人，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戴季英不但动用了酷刑，而且亲自动手。同时，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先后被诱捕。
1935年10月5日是陕北“肃反”悲壮的一天。是日清晨，刘志丹接到：“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的指示。刘志丹马不停蹄地返回瓦窑堡，傍晚时分突然遇见送信的通讯兵，亲眼目睹了“已确定刘、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的逮捕令（1955年4月上中旬，程子华说：是朱理治、戴季英、程子华决定逮捕刘志丹和高岗的）。刘志丹满可以先把那些人抓起来，也可以调兵自卫；红25军人数3400，不如刘志丹的武装力量强，但刘没有反抗。刘志丹看毕非常平静地把信交给通讯兵，告诉他一定要保证安全送抵前方，然后继续赶路，自投罗网。10月6日凌晨，刘志丹抵达瓦窑堡，很快被“请”到了政治保卫局。刘志丹对戴季英说：“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戴季英作为老牌的“肃反专家”，也对刘志丹竟然主动“归案”感到奇怪。
这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为什么没人起来反抗？如果是一个暴君，像几十年以后的毛泽东，他掌握政权以后，没人敢反抗，还可以解释一下，当时被杀的那些红军将领，本人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狂魔，他们当时对国家极其不服从，才去造反的。结果面临自己人的屠刀的时候，就好像完全被抑制住了。他们的那些造反精神在自己人的屠刀面前，连影子都不见，甚至连求生的欲望都没有。答案是：当他宣誓加入中共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党了，就等于是交给魔鬼了，他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生命了。共产党，实际上是崇拜魔鬼的组织，简称魔教。“我是党的一块砖，一颗螺丝钉，党要咋办就咋办，党要我的命，我就心甘情愿把头献！”当这个魔党要杀他的时候，他只能任其宰割。
随着刘志丹、高岗的先后被捕，“肃反”大网向习仲勋、杨森、黄罗斌、刘景范、马文瑞等人扑来。他们毕竟在西北根据地民望较高，所以对他们也采取了诱捕的方式。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年仅5岁的儿子刘力贞也被株连入狱。中共大员谴责刘志丹“一贯右倾”，说他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他服从党的行为不但不被赞赏为对党忠诚，反而被歪曲来作罪证，说他明知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使党对其信任”。监狱里，刘志丹戴着沉重的脚镣，后来长期走路都成问题。
凡被捕人员一律遭致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10月的西北已是秋冬之际，夜晚的寒冷不言而喻，可是被捕人员一律不准盖被子，手脚捆着睡觉，绑人的绳子上面长满了虱子。半夜翻身都要喊报告，动辄就要受到皮鞭、刀背的殴打。至于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更是重点逼供的对象，昼夜不停地殴打，被打后接连吐血，情况非常危急。习仲勋等人要求救治刘景范，戴季英根本不予理睬。关押在王家坪的习仲勋、刘景范等人备受煎熬，红26军领导人杨森、黄罗斌遭到诱捕后也被押到王家坪保卫局驻地，习仲勋仅仅是冲着杨、黄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立刻遭到保卫局看管人员的毒打。酷刑是家常便饭，烧红的铁丝曾捅进他一个战友的大腿直到骨头上。高岗被用了火刑，大腿上的骨头都被烧出来了。在狱中，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咬死不承认刘志丹以及陕甘边的战友们有什么“右倾取消主义错误”，戴季英说他是“粪坑里的石头”。再度提审张秀山，张几度昏死后仍旧激愤地说：“我死，没有问题！26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张秀山的哭声远达内外，连看押他的西北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震动不已。曾被刘志丹招抚成为红军猛将的郭宝珊在酷刑下不肯承认刘志丹是右派，反而说：“如果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
“肃反”运动迅速蔓延陕甘边、关中等根据地，匪区内人人自危。因为红军忙于内讧、“肃反”，大片根据地沦丧，人心、军心空前动荡，几个县先后“反水”。红15军团第81师师长贺晋年后来就对杨尚昆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因陕北肃反引发的仇怨进而导致党内斗争激化的事例不知凡几，“肃反后遗症”直到1990年代还纠缠不清。
大屠杀开始了，许多人被活埋。幸存者习仲勋后来说，他被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监狱里，“埋人的土坑已经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从1935年10月1日到10月8日，原红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领导人60多人几乎悉数遭清洗。甚至连张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亲也被株连杀害，其中王兆相的兄长王兆卿是著名的“无定河畔六烈士”之一，这种革命到底的红色家庭也没有躲过“肃反”的屠刀（朱元石《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这次肃反，杀了6、700人（一说几千人），把知识分子几乎杀光了。
这个时候毛泽东来了，逃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只剩下近4000人，毛扮演一个英明的仲裁者角色。毛传令停止捕人杀人。11月5日，王首道等抵达瓦窑堡。王首道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局长由常委亲自兼任），又带有中央的特殊使命，戴季英当然不敢对抗，乖乖交出了“肃反”案卷。他还专门叮嘱王首道，这些人包括刘志丹在内都是“右派反革命”。
11月7日，中央党务委员会宣布释放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18人。张庆孚受苦最深，除了戴上脚镣，还外加一副手铐，因为血肉凝结在一起，砸开镣铐居然用了三四个小时（张庆孚《在陕甘的一段回忆》，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
这时还在前线指挥军事斗争的毛泽东在11月18日会同周恩来、彭德怀专门致电张闻天、博古，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这说明是毛泽东是这出“肃反”大戏的总导演，一切活动都在他的掌握中。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刘志丹当众讲话：“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对聂洪钧、戴季英的处分决定。毛泽东成了救命恩人，这使他接管陕北根据地时，换来了当地人的忠诚。高岗和其他一些人对毛感恩戴德，但刘志丹却识破了毛泽东的真面目。随后，盲目的高岗高升了，感恩的习仲勋保住了命，而明眼的刘志丹却被“会转弯的子弹”打死了。后来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因为在书中披露了这个阴谋，被以“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打入了死牢，习仲勋也因此书而遭贬落难。都说曹操是奸雄，但他的奸诈残毒哪能比得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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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暗杀刘志丹
事实上刘志丹等人纵然幸免一死，全部获释，也“仍留有右倾错误的尾巴”，“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刘志丹作为根据地的创始人，只分给很低级的职务。刘志丹没有怨言，他公开表态支持毛的权威，还要受害的战友们也都听中央的。刘志丹以下杨森、杨琪、刘景范、张达志、高岗等等原西北红军将领，也无一例外，纷纷调离原职，一概降级使用。例如张秀山被下放到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习仲勋担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
毛不想把刘志丹作为敌人消灭，毛也不想留着刘志丹。刘是本地领袖。毛知道中共迟早要从本地人身上挤榨粮食、金钱、士兵和劳工，这类政策必将引起本地人的反抗，土生土长的干部因为与当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容易成为这些反抗的带头人。毛要除掉刘志丹，不过办法跟解决过去根据地里的当地领导人不同，采用的是借刀杀人之计！
那时毛提出一个战略来，就是要脱离陕北，占领太行山，抢劫山西的财富，然后向绥远内蒙发展，好依靠苏联。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强调渡过黄河东征的意义。在组建东征的队伍时，中央再次想起了刘志丹。张闻天、李维汉找刘志丹谈话，让刘志丹出任一帮新兵组成的红28军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以监控刘。1945年末，林彪秘密告诉郑介民：“当毛派某人去前线，他一定要派另一个人在后面监视他。”毛泽东对内宣传说：“实现（中共）中央扩军计划，即1936年8月前，至少还要扩充2.2万正规军和4千游击队”并“在山西创造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唯一的任务是扩大红军”，“创造大规模根据地”。大家都不赞成他这个意见，怕脱离根据地。
毛依然于1936年2月20日发动“东征”山西的战役，刘志丹奉命率军东征。中共宣传说东征是去打日本。其实一个日本人也没打，连日本人的边也没沾。蒋介石的宗派观念里即有嫡系与杂牌之分，毛泽东的头脑里也有中央红军与地方红军的派系观点。明显的是，在刘志丹渡黄河打阎锡山的同一年里(1936年)，毛泽东谎称打通国际路线，下令张国涛的西路军东渡黄河，借西北马家军之手，2万多人几乎全部被消灭于河西走廊。这个时机命令刘志丹部去打山西，可以说师出无名，如果是战略上扩大根据地至晋西北，为什么不动用贺龙、林彪的中央红军？为什么只派遣刘志丹孤军深入？当时对外宣传说，刘志丹开赴前线，原是为了借道山西到华北去打日本，不幸遭到阎锡山的阻击。“卖国贼阎锡山勾结日帝……鉴于日帝之迈进华北之急，将遣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抵抗暴日，阎竟……拦阻红军……”这个宣传原是为了给中共涂上抗日先锋的色彩，同时也是给假手消灭陕北地方红军的一种掩饰。
1936年3月下旬，红28军进入神木、府谷，刘志丹在这里见到了老战友张秀山，并与他彻夜长谈。他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可是后方的“肃反领导人”还在继续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让刘志丹、张秀山非常愤怒。1936年4月13日那天，是毛亲自下令刘志丹去山西兴县的黄河渡口三交镇与阎锡山部队作战的，第2天，从后面飞来一个子弹把刘打死了，年仅32岁。事实上，牺牲时刘志丹头上还顶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据张秀山回忆，马文瑞亲眼目睹了刘志丹牺牲后，干部登记表上仍旧写着“曾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
中共说一挺敌人的机关枪，在扫射进攻的红军时，打中了他的心脏。但刘志丹并没有在进攻的红军行列里，也没有在两军的交叉火力线上，他在两百公尺外的一座小山上用望远镜观战。如果打死他的真是一挺机关枪，那挺机关枪也太神奇了：它本来在朝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射击，突然一下子转了个大弯，就那么一颗子弹，从两百公尺外准准地射在刘志丹的心脏上，精确度真能使神枪狙击手汗颜。事实是：刘志丹中弹时，有两个人在身旁，一个是政治保卫局的特派员，姓裴；另一个是刘的警卫员。根据裴的描述，刘志丹中弹后，他叫警卫员去找医生，“当医生来到时，刘已完全停止了呼吸”。也就是说，刘志丹死时，身边只有裴一个人。这使人怀疑刘志丹是被暗杀的。暗杀是中共政治保卫局工作的重要部分，给“不可靠”的“首长”派的警卫员通常也是政保部门的人。李生有回忆《刘志丹牺牲的经过》（见1982年《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22辑》第26-28页）说，刘志丹是在三交镇战斗即将胜利结束，“天也麻麻黑了”，“谁也没有意识到需要隐蔽”之时，“突然，一般（发）罪恶的子弹打中了刘志丹”：“子弹是从臀部左侧穿入，从小腹出来，伤势十分严重”。但也并未立即夺走刘志丹的生命。他是第二天上午于行军途中死在担架上的。李生有还特别提到，是刘志丹中弹后“栽倒在地”了，大家才“吃了一惊，急忙去搀扶他”；又是到了医生给刘志丹包扎伤口时，“借着手电筒的亮光，这才发现子弹是从臀部左侧穿入，从小腹出来”的。这不在暗示有人开黑枪么？刘的追悼会上许多人失声痛哭，哭倒在地者无数。李建彤在写到刘志丹牺牲在民间所激起的强烈反应时，曾借书中一个群众人物、一个老农民之口，哭诉道：“我们的老刘呀！你为啥去得这么早？老刘呀，老刘，我们陕北人的老刘！是哪个杂种打了你的黑枪？我们要和他拼！”还“边哭边用斧头在树上乱砍”（见李建彤：《刘志丹》第三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593页）！毛泽东说：“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
党史上把刘志丹写成烈士、英雄，而且毛泽东将陕北的保安县改名志丹县以志永久纪念。刘志丹死于政治谋杀，只是谋杀的嫌犯竭力弄虚做假。不可思议的是，连将保安县改称志丹县，也属于掩饰其罪行的狡猾。这次短短两个多月时间的东征，有刘志丹左右手之称的杨森、杨琪，竟在刘志丹牺牲前后不久分别战死沙场。杨琪曾是西北红军第27军第84师师长，时任红28军第3团团长；红军东征时奉命率部挺进绥德，在绥德遭遇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队堵截，3月9日，即刘志丹牺牲前一个月，在一次战斗中同28军特派员裴周玉一起指挥作战，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杨森曾是西北红军第26军第42师师长，时任红30军参谋长；1936年5月初，刘志丹牺牲后不到一个月，东征主力红军回师陕北途中，红30军担任后卫，杨森率两个连在三交镇完成阻击任务后被敌包围，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在黄河岸边。

自幼

谢子长将军是陕西安定（今子长）县人，是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1897年出生，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毛泽东曾两次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写了碑文。1935年2月21日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时年38岁。
一次搭乘出租车，在和司机的闲聊中开车的司机问我：“你知道谢子长是怎么死的吗？是渴死的！我爷爷当时是谢子长的护卫，当时谢子长身边的人都被软禁在一个院子里了，断粮断水，那时就想了个办法，挖地道，等地道终于给挖好了，谢子长已经渴死了！活着的人就顺着地道逃生了……”惊闻这段真实的历史不禁叫人心痛……
1930年代共党在各地的革命都失败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一次毛泽东在一个小报上看到了个报导说陕北还有块红色的地方，就拉着他那伙流寇开始了“长征”投靠陕北红军，当时，陕北红军有两个特别著名的爱国将领：刘子丹（后改为志丹），谢子长。投奔前来的毛泽东等人自封自己是党中央，来领导所有的人。想想，如果毛领导的党中央真是那么英明伟大受百姓爱戴根植百姓的话怎么会被国民党打的落花流水要投奔到延安去呢？
《东方红》是每个中国人都熟知的歌颂毛泽东歌曲。其实，陕北人用《东方红》的调调唱的“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原来东方红是来歌唱刘志丹的！在党中央面临覆灭时，在危难时拯救了他们，改变了他们命运的恩人：刘志丹和谢子长却死的不明不白。
很多延安人都说刘志丹将军在毛要定江山过黄河的时候被“野子”给打死了，“野子”就是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子弹，有的人疑问不可能有子弹从黄河那边过来啊（黄河把日本人都挡住了呢）……多么荒唐的“野子”啊！那么多人都没有死，怎么偏偏就刘志丹死了呢？很多人都直指是共产党的暗杀。别人在你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了收留你了，然后，你把别人的地盘霸占了，然后，再把他给暗杀掉，让他的子孙认你作亲人，这是什么人才会做的事情？

自幼

毛1947年离开陕北后，就再也没有到过陕西。
被真相蒙蔽的老区人民对主席同志的爱是无比的深厚，对延安是“红区”“圣地”无比的自豪，可是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敬爱的毛主席在延安生活了13年，过了黄河，到了北京后就再也没有回延安看上一眼呢？这可是一个人生活了13年，战斗了13年的地方啊！一般人就是上过学的地方都要称之“母校”回来看看，工作过的地方也会回来看看，部分延安人猜测老毛一定是这13年做了很多对不起延安人的事情，事实不像吹的那么好！他没脸回来见延安人！
被真相蒙蔽的善良、纯朴、憨厚的圣地人，老区人，陕北人，延安人，你们知道吗？你们的亲人刘志丹、谢子长是被共产党暗杀的！然后再扮成你亲人的样子，就像那个童话里的“狼外婆”一样。
陕西一些老干部议论说：毛暗杀过刘志丹，后来利用高岗反刘少奇，反对不成又打倒了高岗。他害怕到了西安又发生一次“西安事变”。毛对陕西和西安有心病，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出《刘志丹》小说，毛才那样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