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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应事件】三年大饥荒，“鱼米之乡”江苏宝应发生严重饿死人事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回忆：“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2 %。绝大多数是因为缺粮而饿死的。宝应的惨剧，是由于大跃进中那套左的错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惨痛而又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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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qiongao 于 2011-10-30 10:1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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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斌新编《毛主席的炼狱》一书中收录了一张“父食子”的照片，父亲刘家远双手被铁铐紧铐，站在墙边，身边是一具被他解肢剖肉的他儿子的头和骨架，还有一铁锅胡萝卜炖“人肉”。刘被枪毙前，执法者给他和儿子的遗骸拍照存档，成为大饥荒年代人食人的罕见历史见证。这大概也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父子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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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已公开的资料看，在1958年初至8月，毛似乎并不知道饥饿已经开始。因为当年夏天他确实有著名的一问：粮食多了怎么办？1958年8月4 日，毛公开指示说：“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8）接着，他去了河北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报告说，今年全县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毛泽东高兴地睁大眼睛：“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他把这一“幸福的梦呓”投射到全国。于是，高征收、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一系列稀奇古怪之物，纷纷出笼。


但是，这种县委书记的拍马浮夸带来的泡沫式亢奋没有持续多久，毛的情报系统很快发挥了作用，饥饿的端倪已经开始显露出来，而毛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省向毛报告省里因肿病儿大批死人。肿病就是吃不饱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级做替罪羊：“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9) 毛已经意识到大的荒谬政策的后果了——饥饿乃至死亡。三天之后，他谈到了“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10)


话虽这样说，毛毕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些心虚了，因而准备在庐山会议上不着痕迹地“纠偏”、反左，从而把经济政策悄悄地扳回正常轨道。然而，彭德怀出现了。彭的《意见书》虽然委婉却认真指出了大跃进的问题。1959年7月16日毛泽东印发《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给会议。当时在庐山的中共高干，.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的占多数。这就极深地刺激并惹怒了毛。在他看来，这是对其权威的挑战，也就是对其权力的威胁。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突然袭击，发动猛烈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在他的帝王式的要挟下，庐山会议就此转向反右，而彭德怀的《意见书》则是其“导火索”。毛坚持要清洗彭德怀，是要表明他对“ 正确性”的垄断权，任何人不容置喙。为了自己的权威与权力，他坚持恢复祸国殃民的政策，哪管饥民相食，饿殍遍野。


据毛当时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一九五九年十月，各地饿死人的絶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一九六０年二月，国务院中共中央派到河南信阳的调查组就已发现，该地饿死的人高达百万。


对大量饿死人现象，毛泽东的反应是硬着头皮顶住，然后指鹿为马，竟敢于谎称饥荒的原因是：“从县到基层都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是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11)


毛在1960年3月，中国饿死人最严重的时刻，他在杭州会议上还要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在那怨声载道的岁月，毛对自己的名声极其敏感，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发军队的一份档中亲笔写道：＂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毛也将外国左派歌颂他的资料批转给中央和省级负责干部阅读。他采取进攻姿态，大讲阶级斗争，居然正式把饿死大批同胞的大饥荒最后正式归结为子虚乌有的“地主阶级复辟”，(12) 而广大的地主们，此时正奄奄一息坐以待毙呢。很显然，在毛泽东明明清楚已经饿死人的情势下，他的“硬着头皮顶住”和“指鹿为马”，就是故意制造死亡。


同时，正如贝克先生在其《饿鬼》一书中指出的：就是在饥饿高峰的“一九六０年，中国当局相继邀请一些国际“友好人士”访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中国政府精心照顾下周游全国。他们访华后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发生饥荒，没有人饿死．．．．．．。” 贝克说：“中国政府严峻而轻蔑地拒絶了一切援助，甚至也拒絶了一些中立的国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中国红十字会致电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称：．．．．．．‘在我国没有发生饥荒。’这正是毛的旨意。在一九六一年饿殍遍野之际，毛竟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中国人不缺粮食，吃得好”（这篇谈话已经解密）(13)。毛竟然如此封锁信息以谎言杜绝国外以粮食援助濒临绝境的饥民，无以名之，我们只能如实地称之为是不折不扣的 “故意制造死亡”。


因此，就连马思乐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毛个人的政治考虑，最终证明要比农民的生命具有压倒性。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持要清洗彭德怀，而且，仿佛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他坚持恢复被彭所批评的激进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经批判过的‘共产风’，重新高涨，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人类惨剧，毛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14)


尤为触目惊心的，是毛及其政治体系对那些奄奄一息的农民的残忍。历史上，有让人饿死的，但还没听说过不准逃荒逃难逃死的。然而毛及其手下就做出来了。毛泽东当年的公社干部，实际上是他的狱卒，他们遵循毛的政策，把农民死死封锁在他们的村子里。中国传统上老百姓遇到天灾人祸还可以有“逃荒”一条生路，毛政权把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严禁，有农民这样痛诉：“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一九六0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饿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 (15) 这种残酷，难道不能与卡廷事件中斯大林杀波兰军人相媲美？


斯大林杀人也不过如此。他杀死了大批白俄以及苏联的高级军官和干部，毛泽东同样杀死了大量国民党军人和共产党干部。这两种屠杀之罪无分轩轾。而最为世人切齿痛恨斯大林杀害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与毛泽东明知饿殍盈野，仍铁石心肠坚持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暴政，坚不开仓济民，坚不允许逃荒要饭之赐死，二者的残忍也是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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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年3月25日上海锦江饭店绝密会议记录，毛泽东下令征购粮食总量的三分之一，创记录高。毛说：粮食收购不超过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能吃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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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例如，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9]，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又如，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1962 年，给柬埔寨援建川龙造纸厂，周恩来专门问起造纸厂的废水处理并要求改进，增加污水处理设备[10]。1962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援助更加有增无减，例如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曾经增加援助数额，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更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总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同样也描述了对外援助金额“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除了对外援助，困难时期的粮食出口情况也逐渐被披露。例如据《人民日报》后来的披露[11]，1963年5月1日，跃进号万吨轮从青岛启航前往日本途中触礁沉没，船上装载着玉米近万吨，以及矿产品和其他杂货等。而青岛港离东营、滨州等山东粮荒重灾区仅有二百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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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并直接导致四川省经济衰退，退出比较发达省份的序列，成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样的中下等经济省份。 [19][20]，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21]。根据《张恺帆回忆录》，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约500万人。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万人。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2.5。[22]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23]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皆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因为缺粮断粮饿死和浮肿无救而丧命的，最少已接近百万。其中通渭县，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多，全县人口总数到1980年还没有恢复到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24]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25][26]

阿马蒂亚·库马尔·森等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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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60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情况（单位：万吨）^[3][4]

年份	出口	进口	净进出口
1950	122.58	6.69	+115.89
1951	197.11		+197.11
1952	152.88	0.01	+152.87
1953	182.62	1.46	+181.16
1954	171.10	3.00	+168.10
1955	223.34	18.22	+205.12
1956	265.12	14.92	+250.20
1957	209.26	16.68	+192.58
1958	288.34	22.35	+265.99
1959	415.75	0.20	+415.55
1960	272.04	6.63	+265.41
合计	2500.14	90.16	+24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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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年困难时期是否有非正常死亡、死亡人口数量等方面，都存在着广泛争议。既有认为完全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观点，也有认为死亡人数逾4000万的观点。中国政府方面，截至2011年，未直接公布非正常死亡人数。学术界对中国当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都以中国政府官方发布的调查和统计数据为基础。在支持存在大规模非正常死亡观点的学界中，即便是最保守的说法，也超过了1000万^[36]。

19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经常性人口统计制度。每一年，户籍管理部门都对人口总数、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项目作出统计，并且层层上报汇总。大跃进期间，一些地方官员要求低报死亡人数，致使人口统计制度受到干扰，但它并未中断。县、市、省至全国各级，都对死亡人数做了统计。

今天，在中国出版的各省人口资料和各地县志中，大多都可找到当年统计的死亡人数和其他人口数据^[37]。官方数据表明，1959－1961年的全国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例如此前的1956－1958年和此后的1962－1964年)多出1500万人左右。

北大学者孙尚拱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38]：1961-1962年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4400万人。

中国大陆官方生死统计数据 (单位：万)^[39]

时期	出生人数合计	死亡人数合计
1956－58年	6048	2124
1959－61年	4225	3602
1962－64年	8143	2152

这样的经常性人口统计，以户口登记为基础，有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当一个孩子出生后，假如他还没有登记户口就死去，那么，这个孩子的出生和死亡，通常就很难计入官方的生死统计中。除此以外，由于大跃进时期对人口统计特别是死亡统计的政治干扰，人口生死统计与人口总数出现了严重的不一致。一些人口专家相信，中国官方统计的死亡人口，低于实际的死亡人数。

为了研究实际死亡人数，专家们利用了中国政府发布的其他调查数据。这包括1953年和1964年进行的两次人口普查。此外还包括1982年的全国妇女生育率回顾调查，该调查从每千个育龄妇女中抽一个出来，问她自1949年以来，哪一年生了孩子，包括生下来后还没来得及上户口就死去的。由此可以得到从1949年以来每一年，育龄妇女平均生几个孩子的数据。专家们普遍相信，这些数据准确性相对较高。一些专家利用这些数据，结合1953年普查得到的妇女年龄结构，计算出大饥荒之前和大饥荒期间总共出生了多少人，再由此推算出其中有多少人死于大饥荒。

科尔等人的研究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40][41][42][43]}，蒋为代表的其它研究人员则估算非正常死亡在1800-2400万人之间^[44][45][46]，金等人则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4000万以上^[47][48][8]。 2004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饥荒导致了多达2000万人死亡。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里面列举了各方观点，结论是从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144万，如果从1958年算起，那总数接近3000万^[49]。

作为一个例子，下表来自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42],

曹树基的统计数据（单位：万）

省名	全部府数	灾区府数	全部县数	灾区县数	灾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	排序
安徽	13.0	13.0	74.6	73.6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26.0	23.0	201.0	188.0	7191.5	940.2	13.07	2
贵州	16.0	15.0	81.0	74.0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17.0	17.0	96.0	91.0	3651.9	248.6	6.81	4
甘肃	13.0	12.0	108.0	87.3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13.0	13.0	128.7	106.7	4805.8	293.9	6.12	6
广西	12.0	12.0	75.0	72.7	2009.9	93.1	4.63	7
云南	22.0	22.0	132.0	112.0	1918.3	80.4	4.19	8
山东	12.0	12.0	140.0	126.0	5343.5	180.6	3.38	9
江苏	12.0	11.0	84.0	63.0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11.0	11.0	79.8	72.6	3074.9	67.5	2.20	11
福建	11.0	11.0	70.0	56.0	1547.9	31.3	2.02	12
辽宁					1931.0	33.0	1.71	13
广东	15.0	12.0	110.0	72.0	3839.3	65.7	1.71	14
黑龙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18.0	17.0	183.0	135.0	5544.6	61.0	1.10	16
江西	14.0	13.0	89.0	51.0	1713.6	18.1	1.06	17
陕西	12.0	4.0	101.0	30.3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11.0	10.0	91.0	51.4	2570.3	14.1	0.55	2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计	248.0	228.0	1844.1	1462.6	63474.9	3245.8	5.11

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冯客，在2010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指出，他用了4年遍阅全国解封档案，认为大跃进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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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苏联决定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事宜与中方协商。毛主席知道后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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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朝鲜前国际书记黄长烨回忆：他在1958年访问中国，在东北丹东看到许多玉米和高粱都烂在地里。感到很奇怪，就问陪同的中国官员为什么会这样。这位官员回答：明年中国会研制出一公顷生产500-600吨玉米的方法，这些玉米农民不要了。话音落地，紧接着是被后来的教书称为自然灾害的三年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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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时，许多农民意欲逃荒寻活路，各地政府公然禁止，甚至枪决农民，使无数人饿死家中。此行为有中央文件为据，1959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不许农民离乡，安徽凤阳考城大队有农民控诉：“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1960年我们哪都不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