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欲惜春

在北京到哥本哈根的长途飞机上，我再展读此行唯一一本随身带的书《鲁迅杂文全集》，翻到《坟》的《娜拉走后怎样？》

这篇评论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大作《傀儡之家》的文章我已看过几次，但这次读，似乎才真的看明白了。为人妻的娜拉一天突然觉醒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儿子又是自己的傀儡，她不能接受这个可怕的事实，离家追求自由去了。但1923年的鲁迅就说：

娜拉走后怎样？……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所以鲁迅问，除了一颗觉醒的心之外，她还要带些什么去？答案是“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又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鲁迅的反思是相当深刻的，其后我跟几个读过《傀儡之家》原著的挪威人谈起鲁迅这篇文章，他们都听得入神。

两地民智相差甚远

易卜生在1879年就写出如此颠覆女权的话剧，那真是了不起的，无怪今天挪威已是全球女权最高的地方了。挪威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易卜生的书，就如丹麦人书架上总有安徒生的书一样。除《傀儡之家》外，易卜生还写出了暴露社会贤达借大话连篇来保住个人名声的《社会栋梁》（Pillars of society），写出一士谔谔口吐真言而不见容于中国人的《人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和中国正人君子无法了解的人生悲喜剧《培尔金特》（Peer Gynt）等等，这些作品，中国人若能真读懂，是很难不深有体会的。

正如在病榻上也坚持把《培尔金特》翻译成中文的萧乾，在其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中说，“我是在1944年于伦敦看过演出并立即爱上这个戏的。文革期间，当是非整个颠倒，人们争先恐后为自己按个尾巴好加入妖精一伙时，我就常想到这个戏。……我是对原著怀着无限共鸣来译它的。”

我看鲁迅当年再四推介易卜生给中国读者，也是因为深有共鸣吧。

但易卜生与鲁迅下场的巨大分别，说明了两个民族的民智相差多远。易卜生由于才气纵横，见人所未见，最初也备受争议，但到他死时已成为深受挪威人爱戴的大文豪，今天更是挪威人的国家英雄，他当时所倡议的进步社会观念，大都已在挪威得到实践。

相反在中国，鲁迅思想之进步，绝对不在易卜生之下，但他不是被人抵制，就是被人利用为政治图腾。尽管中国领导及民众时时声称推崇鲁迅或易卜生之类进步份子的思想，但从他们的实际表现来看，却是与这些进步思想南辕北辙的，可见也只是口头上奉承，或者根本就读不懂。鲁迅当年所痛诋的独裁政治和病态社会，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不知严重了多少倍。人们甚至普遍为鲁迅死的早庆幸，否则真不知他会有什么下场。

长期荒年影响深远

这不得不令人想起二十世纪的人文地理学大师杭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1876～1947）1924年发表的巨著《种族的性格》，出身探险家的杭廷顿走遍世界，觉得中国人和北欧人最让他著迷，他发现在中国和北欧历史上发生的自然淘汰性质截然不同，因而造成了独步天下的北欧人，和自私自利的中国人，以致华南比华北进步的反常现象。

杭廷顿独具慧眼，一眼就看到中国荒年特多对民族性的残害，“在这种形式之下，死亡的究竟是怎样一种人？是不是死亡的人的品质和不死的人的品质有些不同？”“一个人要是没有这种畸形的自私心，也就抵挡不了那种残酷的荒年……”“凡是能够解衣推食助人的人，在荒年的时候已经死绝了。”

读之能不心惊肉跳，能不拜服？但这种卓见，由于太不可思议，不明中国情况的局外人是不敢相信的。

鲁迅曾说，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1927年《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民族优秀征服逆境

杭廷顿见识过中国之后，却对北欧人之优秀赞叹不已。他说，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处于如此高纬度的地方，有如此高度文明，反而地理上看似较优胜的中国却日渐衰败。

信奉自然淘汰的杭廷顿认为，北欧人如此优秀，是因为他们很晚才经过千山万水，经过最严酷的自然淘汰才落籍北欧一带，整个民族依然充满年轻人一样的朝气，因此勇于吸收新事物新思想。由于北欧人要好好规划，才能挨过每天只有四五个小时的冬季，因此培养了他们未雨绸缪的态度。尽管基督信仰最初是由维京人的皇帝在丹麦挪威等地强制人们马上接受，但从中可见北欧人的精明与果断。

杭廷顿在1924年出版的第三版《文明与气候》里说，就文明发展方面，

信奉新教的地方要不是先进就是非常先进……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地方则从极先进到极落后俱有；而希腊基督教则发展高低不等；同样，信奉佛教的地方其发展可高至日本，低至西藏；回教国家的发展从来不达中度之上，甚而更低。

这个模式看来，今天仍大致适用。如果说基督信仰或者说新教也是北欧达致国富民强的重要药方之一。而五千年的中华帝国，就是经过天主教教士、新教教士使尽浑身解数，游说了几百年，还是无动于衷，因为这是“有违祖训”的。正如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在其自传《我的前半生》里说，他的师傅陈宝琛阻扰他安装电话，说“听说皇上要安装电话，这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

黑死病造福欧洲

但我会在此加个注脚，就是于14世纪至18世纪令欧洲人口减少几成的黑死病，也令包括北欧人的欧洲人体质方面日趋优良，免于人口压力，甚至面临人口不足，也让侥幸者摊分死者的财富，以及令欧洲人继续保持宗教热情。这些都为工业革命提供良好的条件。

欧洲黑死病和中国荒年造成的淘汰效果，看来大不一样。虽然有人为黑死病没有蔓延至中国而庆幸不已，但从整体发展和长远而言，如果黑死病也会蹂躏中国几个世纪，中国今天的发展可能也大不一样了。

年年欲惜春

幼时由于家庭环境影响，曾对掌相风水命理颇有兴趣，也略有涉猎，几乎觉得命运是理所当然的。渐长，民智渐开，学会了“宿命”“创造命运”一类的词汇，时时思考掌相风水命理是什么一回事，但问题太玄，人人都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甚至更玄的“信则有，不信则无”，连许多饱学之士也言之凿凿。我却想从这个起码发酵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大酱缸中突围而出，相当吃力，浪费了不少时间。

未能以命理学避过灾劫

直到有一天，在思考了这问题约20年后，我突然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既然中国人搞掌相风水命理最大的目的是趋吉避凶，洪福齐天，而且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更迷信掌相风水命理，那么，按理中国应当已进化为人间乐园了才是，却为什么中国反而在这两千多年来反复沉沦为人间炼狱呢？

但我读到鲁迅说的，“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我就想，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应用他们精湛的阴阳五行之术，避过这些灾劫呢？

自此，我不再相信命理之术，我认为这种活动，主要是中国人生活艰难下、加上道德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不择手段谋生术而已。当然我也并不是说，也没有能力进一步证明，命理之术是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没有帮助。但我认为，即使有一小撮中国人真的借命理之术趋吉避凶，扭转乾坤，呼风唤雨，做人上之人，做全国十大富豪，惟鉴于绝大部分中国人仍然相当悲惨，我就觉得，这种方术即使真有其事，也是极其自私，决非正道，也就不屑一顾了。

有人或安慰我说，中国可能会有璀璨的未来呢。但我认为，中国人，特别是妇女，已经受大苦大难两千多年，而且今天还看不见苦难的尽头，命理之术对中国人的胡搞，应到此为止了。

我也毫不怀疑，有其人必有其神，以中国人的贪婪本性，按理是主宰中国人命数的神灵或邪灵，也是可以巴结贿赂的，就如非常灵验的算命先生都是有钱人才看得起，中国内地一些据说灵验的寺庙也是“无钱莫进”，连撞钟也要收费那样。这一来，岂不是又是一小撮富人的玩意？正如前说，这也决非中国人的出路。

命理预言自我灵验

有曰：“此言虽荒唐然极准确，每见生女者，不发财；生男者，必发财，不解何故。”

基本上，但命理之术发展到相当规模，民众痴迷到相当程度，就会真的像这句话说的：尽管“不解何故”，却又“虽荒唐然极准确”的。那为什么“每见生女者，不发财；生男者，必发财”？诚然，男子力气较大，在实际生产和械斗活动上较有利。但洋人的男女不也有体力上的差别吗？关键是，中国人用以加强妇女从属地位的缠足国粹把起码半数妇女变成残废人士，而且中国社会开化较迟，依然较重强权和械斗而非讲道理。

当人人都贱视女性，都笃信妇女要绝对服从男性，以种种卡压使其较难得到经济独立，加上只有男丁才享有产业继承权和祖先祭祀权，女儿很自然变成蚀本货。而且中国统治者一向对民众生计特别是退休后生活任其自生自灭，并配合男丁专用的产业继承权和祖先祭祀权，父母都只会养儿防老而不是养女防老。

在整个社会已合力预设了所有机关以确保“女不如男”之后，人们自然视女儿为瘟疫，甚至是天谴，生女难免会导致整个家族情绪低落，愁眉不展，完全不顾家庭的负荷能力，又或因为正室屡生女儿而纳妾，徒增家庭开支，也益令家无宁日。

当众人认定妇女先天就是此等的，都是“无才便是德”，从一开始就剥夺其发展机会，那么妇女结果也几乎必然如众人预期那样，个个都是蠢物。这个道理，洋人学者早在70多年前就发现，并名之为“self-fulfilling prophecy”（自我灵验的预言），就是“期望塑造现实”。总的来说，中国妇女的“命理”就是这么一回事。

推而广之，洋人社会对那些残障或外表有缺陷的人都是无限同情，并设法助其过有尊严的生活，简直是令这些残障或外表有缺陷的洋人比中国的正常人活得更快乐和有尊严。这又是有缺陷的洋人，跟有缺陷的中国人不同的“命理”。

机会均等可左右“命理”

隔了多年之后，特别是在接触到越来越多不同阶层的洋人之后，我发现许多洋人从中国的面相手相而言，按理都是命运堪虞的，但他们都活得远比中国人幸福。

年前，我在挪威探望一位年近八旬颇受敬重的前政要，发现他的手掌几乎比泥工的手掌还粗硬，严重违反了中国福相的一大要求：“掌软如绵”，我当下就想，若在中国人的社会，这样的人大抵是不会有人给他机会的。为此，我沉思不已，自然追寻到祸源：孔圣人说的“君子劳心，小人劳力”。

后来我陆续发现类似严重违反中国相学原理的情况在洋人当中相当普遍，我从而断定，中国命理相学整体而言，有相当程度都是“自我灵验”作怪。

发扬中国人自私本性

命理、风水之术的另一个害处是，它是极度自私的产物，所有极易吸引“各家自扫门前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中国人。

正如前说，所谓“命理”，跟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分不开，个人命运其实往往就是有政府政策决定的。譬如一个清洁工若生活在中国或香港这种“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华人社会，他的“命理”自然是很差；但要是他居于讲求人人平等的挪威，他的“命理”就会比中国或香港的不少中产阶级还要好。所以，命理风水之术很容易令人误以为个人的命运是可以独立于政治和社会制度，甚至可以独立于个人所处的时代洪流。

所以，笃信命理的人大都对政治社会改革不感兴趣，因为他会相信只要自己的命好、祖先的风水好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迷信风水的人都喜欢为死去的家人在苍翠的山头修建巨墓，他们只会想到自己的风水，不会想到巨墓对生态、景色的破坏和对土地的浪费。

过去，中国人更因沉迷于谶纬之学而奉行厚葬，却不理会这对树木和其他资源的惊人糟蹋。这些对修墓人自己或其家人也许是好风水，但对整个社会就是资源破坏。又如中国人只会想到自己必要有男丁送终，否则就不吉利，因而拼命繁殖，甚至为了壮阳强化生殖能力而祸连犀牛，但中国其实已经人口爆炸，而且是有量无质。

命理风水之术由于中国人的自私自利而得以大行其道，同时也令中国人的自私心更加发达。

沉溺命理只能畸形崛起

传统中国人花了人生许多宝贵时光为相学命理之术著书立说，将人的命运用一条条定理写出来，甚至谱成可以琅琅上口的口诀，深入民心。譬如著名的《面相醒世歌》，里面所载的都是很典型的中国命数“定理”。对于其中的一些“败相”，传统中国社会怎会给予机会，肯予栽培呢？有着“败相”特征的中国人不仅会因被冷落而怀才不遇，长此以往，在不受宠爱，事事不如意，失魂落魄，两餐不继的艰难生活下，再加上这些预言的心理阴影，很难不早生华发，寿命比常人短，那样就连相士誇下海口说的“主凶亡”“少年亡”“买定棺箱”等都“不解何故”一一灵验了。

中国人一向人认为极善于用人的曾国藩就曾留下一本《冰鉴》，讲述他用于识人用人的相人之术。任何不合曾国藩心目中的好相，会获得他的青睐吗？这个与中国共产党以个人的阶级成分将人分类、为他人制造宿命互相辉映。

又如那部更加露骨的《择交心法》，公然鼓吹排斥有某些生理特征的人士，简直直接给他人制造噩运了。

当人们都相信这些自然生理现象都是命运的指标，就会对不公义的社会制度和悲惨的个人命运不敢苛求。

中科院2005年公布的《中国科普现状调查》发现，在中国，两人中有一人迷信求签，四人中有一人迷信星座，五人中有一人迷信周公解梦。中国人若不能明白命理就是这么一回事，恐怕还是很难正常崛起的。

年年欲惜春

2009年6月29日 星期一

陈振聪桉的深刻意义

钟祖康

我在《来生不做中国人》一书中深刻分析了中国的掌相命理风水的问题，并指出这是一个民族大错特错的歪路。但也许由于中国人在这方面中毒太深，有些读者似乎未能全面掌握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晰的论点。

在风水师陈振聪（1959-）引发的龚如心千亿(港元)遗产争夺桉一桉上，我也曾写道：「看在我的眼裡﹐这不过是『中国人生活艰难下、加上道德水平较低的情况的不择手段谋生术而已』。」

在对方律师盘问中，陈振聪承认，明知不可能寻回龚如心的丈夫王德辉，但为了「做成（风水）生意」，才敷衍出可用「天图布局」改善龚运气的故事来。

当时陈振聪正失业多时，庇护于妻子的公屋单位，也没有钱给家用。

陈振聪称，有发展商当年计划在某乡村地方兴建骨灰龛，但遭村民反对，发展商安排他们乘旅游巴到场支持。完全不懂使用（传统）罗庚的陈振聪说：「我用电子罗庚，佢哋（其他学员）用（传统）罗庚，我都要扮嘢识罗庚，喺我条颈挂咗电子罗庚，（持罗庚喺村民面前）睇嚟专业啲。」 为甚麽要这样弄虚作假呢？陈坦承：「我哋当时好想做呢个项目，因为当时好穷，冇钱！」

所以，我经过几十年的观察后曾说，中国的掌相风水命理生意特盛，主要是因为中国穷人实在活得太苦，太无尊严，太受白眼，加上中国文化糟蹋了宗教和伦理道德发展，一味搞形式主义，所以穷人为了生活而不择手段，陈振聪就是一个极好的个桉。陈振聪这桉件由于上了法院而迫使黑箱操作的中国掌相风水命理局部公诸于世，令全世界看到中国掌相风水命理之胡溷与欺诈，看到这些风水先生最关心的是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而不是顾客的命运。

这种为求生活而不择手段的无赖行径在一般没有那样贫富悬殊、统治者较爱民如子的欧美国家，虽然也有，但绝没有中国人社会那样普遍，因为，在这些远为人道的欧美国家，穷人绝不会像中国穷人那样的悲惨和受奚落，即使像陈振聪那样失业也会受到政府的照顾，不会感到走投无路，更罕会自杀，而且欧美地方民众的道德伦理较高，较重荣誉感。

所以，当中国人不断拥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打不成器、「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思想，不断歌颂 「大市场小政府」的森林定律，不断嘲讽一些人对待宗教灵性生活的严肃时，从没有想到这会迫使大量穷人做出大量大伤国家民族元气的极度自私反社会行为，这样的代价必由全民族来承受，令国家永难走上真正文明之路。

年年欲惜春

延伸阅读

  中国人的食粪症

◎ 锺祖康

● 中国养殖业大量用人粪、畜粪及家禽粪便作饲料，虽然大发其财，但却造成严重的生态和食物污染，危害人类健康。

　　中国出口的受污染食品日见严重，美国人员也奇怪何以中国进口的虾会有高达百分之十含有沙门氏菌，直到去年年中才找到污染的一大可疑源头，就是他们发现中国的水产养殖商以鸡粪为饲料，有的直接在养殖海鲜的池子上面搭建巨型养鸡圈，让鸡粪直接掉到水裡喂鱼喂虾。此发现让许多外国人大倒胃口。为了安抚民众恐慌，美国联邦政府下令禁止进口五种屡次违反食物安全标准的中国养殖海产：虾、鳗鱼、鲮鱼、鲶鱼、和巴沙鱼，而中国养殖商就把大量滞销的鱼虾向尚未下禁令的地方贱价倾销。

中国以粪为畜粮历史悠久

　　以粪便为粮的做法，在中国已几乎应用到所有畜养的产肉动物上面。这是中国食品界的一个黑洞。虽然中药裡面也有使用人和其他动物的粪便，如人中黄（人粪便）、粪清（人粪汁，详见《本草纲目．人部．人屎》）、鸡屎白、夜明砂（蝙蝠屎）、望月砂（兔屎）等等，现在一些财迷心窍的中国人也会使用人粪作为速製臭豆腐的添加剂，但这一类中药可以不用，臭豆腐也可以不吃，但除非是戒杀生的，否则鱼、虾、猪、鸡等等总难通通不沾。

　　中国人使用粪便喂养产肉动物，已有悠久历史。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萧璠的考证，中国人把猪圈跟人用厕所搭建在一起，即所谓的「带厕猪圈」或「连茅圈」，让猪可以直接吃掉人拉出来的粪便的做法，早于春秋时左丘明撰的《国语》裡面就有记载。这种以人粪喂猪的「连茅圈」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在北方盛行了很长时间，现在已较少。猪什么都吃，极其符合中国人天生天养（即自生自灭）的哲学，加上牠们这样长出来的肉中国人也吃得津津有味，相信这是中国人那样爱养猪和吃猪肉的一大原因。按此线索，中国人爱吃狗肉，也很可能与狗较杂食并喜欢吃屎、容易饲养有关。

　　至于用粪便养海产的历史，据萧璠的考证，「可以确定最迟在北宋中晚期时，至少在某些地区人们已经有意识地利用人畜粪便来作鱼塘裡的肥料了。」今天，中国南方一带不少鱼塘上面依然搭有茅厕，给海鲜提供新鲜人粪尿。人粪尿在养殖业中依然地位崇高。据中国出版的《新编实用养鱼手册》：「粪肥是池塘成鱼养殖的主要肥料，常用的粪肥以人粪尿肥水效果为最好，其次是家禽粪便，再次是家畜粪便。家畜粪便中，猪粪好于牛粪。」无怪在香港市场上来自中国大陆的鱼、虾，往往渗出一阵阵的粪便气味，怎样用水清洗都没有用。幸而这些海产煮熟后，特别在一些薑葱的配料下，粪便的味道并不明显。

以粪为畜粮有助歼灭竞争对手

　　人粪尿之外，中国养殖者对以粪便为鱼、畜粮的应用组合十分丰富，当中对鸡粪的应用尤为广泛，其次是猪粪。市面上专以鸡粪喂产肉动物为题的书就有好几本，如《鸡粪饲料生产利用技术》、《鸡粪再生饲料》等。鸡粪可以喂鱼、虾、猪、鸭，甚至草食性的兔、牛、羊。动物又可以互吃对方的粪便，如猪粪喂鸡，鸡粪也可喂猪；鸡粪喂牛，牛粪也可喂鸡；猪粪喂牛，牛粪也可喂猪；鸡粪喂兔，兔粪也可喂鸡；甚至让动物吃回自己的粪便，如猪粪喂猪，鸡粪喂鸡，兔粪喂兔。而吃粪最多样化的要算是鱼了，中国养殖者除了较常喂以人粪、鸡粪、鸭粪、猪粪和牛粪之外，鹅粪、羊粪、狗粪等等什么都掉到鱼塘裡。

　　因此，中国养殖者往往同时养殖或畜牧几种产肉动物，或再辅以种植，务求「物尽其用」，省回大笔饲料费，并称此为「生态养殖」或「立体循环养殖」。他们把这些动物粪便叫做「非粮饲料」，并设法以这些贱价的「非粮饲料」尽量取代昂贵的正常饲料。这种暴利经营已经造就了好多暴发户。央视国际曾介绍过千岛湖的养殖明星徐廷忠。

　　二○○四年徐在当地一小型水库，投放鲢、鲤、鲫等种苗八万条，但一天就吃掉几千元的鱼粮，非常肉痛，于是在水库上游搭建鸭棚，天天把鸭子赶到水裡拉屎。但「鱼总是不大」，徐请教农业局谘询专家，原来八千隻鸭子的粪便不够吃﹗于是他增加到一万八千隻，鸭粪够吃，鱼就「长得很快，大起来了」。在中国靠这种「生态养殖」发大财起家的，最着名是身家过两百亿人民币的希望集团刘家兄弟刘永好和刘永行，他们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粪养鹌鹑，把鹌鹑蛋的成本降低到和鸡蛋差不多，并曾拥有一千万隻鹌鹑，获誉为「鹌鹑大王」，最后把一千元的本金变成了一千万元。

　　所以中国海产或肉类特平，不仅是因为中国没有人权，可以依法压榨劳工，也是因为整个生产过程可以无法无天，如此黑心经营法，其他文明国家即使知道，但限于良心或法律也不能奉陪。但同时，许多国家由于中国这样不择手段的崛起而变得越来越穷，而不得不购买这样廉价而危险的中国食品。中国每被揭发贩卖这些粗劣毒货时，总会抵赖，并作报复。中国财大气粗，没有任何道德牵挂，并由党中央统一全国口径对抗外力，民主国家最终多会让步。所以，贸易全球化，中国必定是无坚不摧的。美国和澳洲的养殖业者已经处于等死状态。早前美国股神巴菲特沉痛表示：美元贬值并没有带来贸易平衡。美元再贬值，无法无天的中国商人还是有办法图利的。显然，中国已成为食粪症(Coprophagia) 的最大得益者 。

一亿五千万中国人染寄生虫

　　中国虽然大量以粪代粮，大大降低成本而歼灭竞争对手，但也带来灾难后果。人畜粪便虽然有一定的营养成分，但也含有多种有害物质，如呵跺、胺类、尿酸、尿素、亚硝酸盐、多种细菌、病毒、寄生虫及其虫卵、药物或农药残馀等等，这不单严重污染水质、地下水和周围环境，也极易造成畜禽或人畜间的交叉感染，着名生物学教授Jon Fjeldsa甚至认为国外一些地方输入中国这些用鸡粪製造的鱼粮，成为禽流感扩散的一大漏洞。

　　据中国卫生部在二○○五年发表的《全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报告》，推算出以下惊人数字：全国感染土源性线虫人数为一亿二千九百万人；全国感染带绛虫人数为五十五万人；全国流行区感染中华分支睾吸虫（又称肝吸虫）人数为一千二百四十九万人。

　　该报告指：「应禁止将厕所建在鱼塘上或鱼塘边，粪便要无害化处理后再施用，不要用新鲜人粪或猪粪作为鱼的饲料......将新鲜粪便直接投入鱼塘中作为鱼的饲料等，可使肝吸虫虫卵进入水中，通过中间宿主螺蛳发育后而感染鱼体。将洗鱼的水喂猪，用生鱼、虾喂猫狗，均可引起这些动物的感染。」从一九九○年至二○○四年，广东肝吸虫感染率上升了百分之一百八十二，目前预计感染总人数超过五百万。

　　本身为肝吸虫专家的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张立伐主任说，「广东的澹水鱼虾感染肝吸虫比例超过百分之九十......肝吸虫虫卵通过人畜粪便排出体外，而吃了被肝吸虫感染的食物就会感染此病。」由于香港的澹水鱼虾海产绝大部份来自中国，当地也约有十万人感染肝吸虫，但碍于中国是主子，而只能任由中国的毒鱼毒虾毒肉横行。

[ 本帖最后由 年年欲惜春 于 2010-1-17 13:30 编辑 ]

年年欲惜春

台湾始终是常在我心的地方，已经有三年多没有去了，终于在复活节前后和太太去了一趟。

也是入住台北火车站附近的南国大饭店（现改为新驿旅店），这家有点破落的饭店于我是有特别感觉的。三年前我就和当时另一位我很喜欢的女子在这里呆过，那种狂喜的感觉梦梦幻幻的犹在眼前。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人不习惯失去，活不下去的。

痛苦的失败经验告诉我，不能掌握现在的人每多下场可悲，于是我紧紧握住内子小小的手，在台北的街头，倾情感受这个我觉得最有生气最有希望而又最被华人污蔑的华人城市。

迈向闲适社会

台北的茶馆特别是咖啡店很明显比三年前多了，而且又添妩媚。内子是欧洲人，嗜旅游，连台湾在内去过四十多个国家，她对台北的茶馆和咖啡店之多感到震惊，说这是她去过那么多地方所没有见过的。

而更重要的是，她和我都很感受到茶馆和咖啡店里的闲适，里面的人多是在看书而马经或垃圾漫画，我觉得这种混合了知识的闲适是高度文明的一种标记。从这一点看，台湾已把香港远远抛离，头也不回的绝尘而去了。在那边我和内子几乎天天都去Starbucks喝咖啡，去享受那里的闲适和服务人员自然流露的和颜悦色，这些我们在香港的Starbucks是感受不到的，自然也没有兴致去了。橘逾淮为枳，果然。

书市繁荣令人失控

内子一再警告，不可再多买书，否则后果自负。我也自以为已练就坐拥书城而不乱的境界，谁知到了那边还是失控，买了几十本书，苦了自己，也苦了她，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她不懂的中文书，那简直就是哑苦了。

期间，我为了追寻孔尚任的《小忽雷》，踏破铁鞋，谁知十问九不知有《小忽雷》此书。干嘛我对《小忽雷》有那么大的兴趣呢？皆因我看《桃花扇》时读过梁启超的评论：

依我个人的评判，《小忽雷》词曲之美，实比《桃花扇》还胜一筹，他的好处在不事雕琢，纯任自然，无一饾饤之句，无一强压之韵……令人色授魂与。

最诱人的是他引了《小忽雷》三十二出秋宫拨怨一段：

引用:

……你看，玉墀下多陨叶；长门内少明月，苔茵上没些热，罗蔑裡湿半截，长夜滴漏不竭，冷萤火明复灭，吓得我发凛凛似鬼拽，心翟翟像虫嚙，一阵阵暗风螫，一点点细雨撇，那奸官正饶舌，怕君王没分别，俺生死关节，只争今夜。这便是做官人服侍君王的活罪业。

（[年年欲惜春]按：这段引文中部分生僻字俺实在打不出来，贵国假装勃大茎深的高雅文化真是令我等文盲“发凛凛似鬼拽”啊！ ）

不坏吧。虽然我对中国并无好感，但中国书，特别是中国古书是不可不读的，否则你不知道他们有多荒唐，和不能用最传神的中国话来形容他们的荒唐。反抗英国人的美国人也不会那么笨，不读英文书的。

我跑遍了台北的书店，才得知明文书局曾印行这书，但都绝版了。我打电话去明文书局，原来这书他们只剩下一本作存档用，职员说要请示老板，岂料老板愿意割爱，那老板是位80多岁的老人家，出过许多冷门的古书。一如其他台湾人，书店的人都很热情，我带着他们的好书和好意满载而归。

水南洞别有洞天

在《远见》杂志记者小马的盛情邀请下，我们去了她妹妹和妹夫开在台北县东北角水南洞的小鱼咖啡。这个曾经台湾盛产金铜煤的繁华地，单是采矿工人也曾有几千的瑞芳小镇如今只剩下两百居民左右，有一股萧瑟之气。

但那么少人也挡不住台湾人的咖啡痴情，室雅何须大，小鱼咖啡就这样靠山临河的旁若无人，完全自我。原来他们两口子以前是在城市里做白领的，后来看到厌倦就谢绝尘嚣，到这个小镇开咖啡店，粗茶淡饭度日。他们看上去才三十多岁，若已感到“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是很有福气的。

到黄昏我们走上当地台北县瑞芳镇濂洞国民小学。以香港的标准而言，这小学算是很大的了，但小马说这小学的规模在那里普通而已。走到小学东面角落的崖角，居高临下，放目几乎180度全视野的太平洋，我梦想有天可以寄居于此。

内子先回香港，我一人多留几天，去找民进党一些人聊聊，席间谈到为什么台湾每次举行选举，香港的民主党例必列队而往观战，却在香港搞得越来越窝囊，到底香港民主党去台湾观选战有什么得益？有什么意义？我们忍不住相顾失笑。

台南满城鬼气

我去台南，参观了城隍庙、东岳殿、孔子庙。

我觉得整个台南弥漫着一片阴阳鬼气，幸好还有孔子庙，才感觉到还有一些不问鬼神的力量与之抗衡，尽管我对过分世俗也沉迷于秩序的孔子并无好感。

（旅游笔记，无思想性内容，略）


在此香港的发展自回归后日走下坡之际，台湾的发展是不断向上的。只要你到过台湾、中国大陆和香港三地，只要你是没有严重精神毛病，你比会同意台湾的发展是最健全、最可贵，最需要受到保护的濒临绝种华人社区。

年年欲惜春

钟祖康对台湾太客气了，台湾人肯定面红耳赤了。这2300万深受中国食人文化浸淫的台支，能比大陆的支猪好到哪里去？充其量就是看上去更表面礼貌一些。

他们在老美的强力下、在蒋经国无适当继承人的窘境下，被迫实行的民主如今被吹得神乎其神，这种温室实验伴随台支的各种深入骨髓的劣质德行，早已腾笑全球。

钟祖康高度赞美台湾，实在让人费解。

年年欲惜春

从中国几百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到，要帮助中国是极其困难的，但要残害中国却是非常容易，因为中国人看来有一种极其顽强的民族性，就是凡事具有惊人的“化神奇为腐朽”、披金拣沙、点金成铁、入宝山捡破烂的本事。

譬如说，你叫中国人保护自然环境、尊重人权、贯彻宗教自由、推行民主政治、讲公德、诚实等等美德，真是比登天还难，而且倡议者还随时会有杀身之祸，尽管这些美德足以把中国变成人间天堂；但相反，你要是叫中国人滥伐树木、污染河流、贩卖假货、弄虚作假、言不由衷、贪赃枉法、寡廉鲜耻、奴役人民……真是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尽管这些恶行足以把中国变成人间地狱。

虽然中国人已经倾力对外人隐瞒，但其厌恶美德、沉迷恶习的民族性，还是引起洋人的关注。几百年来无数洋传教士不惜苦学异常困难而且在当时国际间毫无用处的汉语、甚至刻意下苦功夫专研决非传教士份内事的自然科学，以投其所好，令目中无人但又肤浅和讲求实利的中国人因称奇道妙而进窥西方文化之伟大。

著名的十九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就是无数苦心孤诣、一心将沉沦的中国人挽回正道的洋人之一。花之安独特之处是，他不但比绝大部分中国人更加了解中国，而且多以文言汉语写作，写了多本中文书，实行“文字传教”，以优秀的中文向中国人讲解基督大义，和对比西方基督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之一优一劣。

其中，于1884年出版的《自西徂东》一书，就是一本比较中国文明和基督文明的经典巨著。此书当时甚受关注，从1888年到1911年间多次再版，共发行54，000册，是上海广学会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

花之安在书中情词恳切，苦谏中国人改邪归正，摆脱儒家文明对中国之祸害，迎接基督新教，字字振聋发聩，正如作者开宗明义说：“多直言不讳”“绝无浮谈”，以“警醒中国之人”。在此谨略举其对中国之论数端，以见洋人对中国了解之深，关爱之切。中国人在这等聪慧洋人眼中，是完全无所遁形的。

中国人好奢好假致穷

中国刑罚惨难言状

中国人“视物为重，视人为轻”

中国人学西法走邪学歪

（以上有大段大段的文字，由钟祖康引自《自西徂东》，并略作点评，太多了，打不完，钟祖康极力推崇这本书，不如大家买本《自西徂东》慢慢看吧。）



花之安叹息：

引用:

中国人亦有明白而警悟……勤勉而学西国之学者，但学问失其要，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学亦无甚益耳……此无根本之学，亦犹寄生之树之暂时好看，日久必害其树……中国欲求西国之美好者，须知从其根本而出，其理于何而得乎，非从耶稣道理，何以至此乎？

按此，从晚清的“西学为用”到中共的“科技兴国”，西学之皮毛而已。

年年欲惜春

《自西徂东》是19世纪末德国传教士、汉学家花之安最著名的著作。主要通过中西方文明的对比，指出中国社会、道德、文化的现状与西方相比落后的地方，并提出改良方法。《自西徂东》分仁、义、礼、智、信五集。每集所述内容与中国道德信条“三纲五常”中的“五常”的涵盖面紧密联系，共分为72个问题，每个问题先讨论其重要性，其次列数中国在该问题上的弊端和不是，再次介绍西方在该问题上的优越之处，最后从基督教教义的立场提出改良方法。作者在中国多年，对中国社会了解颇深入，所以《自西徂东》是对当时中国影响较大的一《自西徂东》。


目录

自序

凡例一

卷一 仁集

第一章 周济穷民
第二章 善治疾病
第三章 赡养老人
第四章 抚教孤子
第五章 优待癫狂
第六章 无忘宾旅
第七章 省刑罚
第八章 体恤狱囚
第九章 解息战争
第十章 论家主财东法则
第十一章 怀柔远人
第十二章 爱怜仇敌
第十三章 仁及禽兽

卷二 义集

第十四章 慎理国财
第十五章 保护善良
第十六章 论绥靖地方
第十七章 论修治道途
第十八章 论整饬关税
第十九章 论利贵相通
第二十章 惩戒奢侈
第二十一章 劝禁赌博
第二十二章 清除鸦片流弊总论
第二十三章 严禁买卖奴婢
第二十四章 论民盛则国强
第二十五章 禁溺女儿
第二十六章 广行恕道
第二十七章 明正道权
第二十八章 臣道总论
第二十九章 万国公法本旨

卷三 礼集

第三十章 吉礼归真
第三十一章 凶礼贵中
第三十二章 嘉礼求正
第三十三章 宾礼主敬
第三十四章 军礼示权
第三十五章 以乐济礼论
第三十六章 假礼指谬
第三十七章 贵保原质论
第三十八章 辨论风水
第三十九章 齐家在修身
第四十章 孝本爱敬
第四十一章 劝戒轻生
第四十二章 谨慎言语
第四十三章 心防诈伪
第四十四章 清洁内外论

卷四 智集

第四十五章 学贵精通
第四十六章 经学体要
第四十七章 史学琐谈
第四十八章 子学探原
第四十九章 同文要学
第五十章 教化要言
第五十一章 博学有方
第五十二章 新闻纸论
第五十三章 农政善法
第五十四章 机器利用
第五十五章 辨明技艺工作
第五十六章 开矿富国
第五十七章 上艺之华美
第五十八章 国贵通商
第五十九章 武备发明
第六十章 精究医术
第六十一章 格物功用

卷五 信集

第六十二章 正教会发明
第六十三章 传道会
第六十四章 圣经会
第六十五章 善书会
第六十六章 归道会
第六十七章 劝守安息会
第六十八章 戒酒会
第六十九章 西家准绳
第七十章 少壮会
第七十一章 女红倡善会
第七十二章 合众善会
末章 西法何能行于中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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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自西徂东》之书何为而作也？欲有以警醒中国之人也。噫！中国之大势，已有累卵之危矣。在今日熙熙攘攘，似太平景象，然亦思强邻环列，果能怀柔否乎？夫当今之时势，外邦多日．益富强，然中国能改弦易辙，不拘于成迹，发奋为雄，亦无不可共臻强盛，措天下于磐石之安，顾亦思所行者为何如耳。今中国与外邦通商已久；不特列邦之人到中国者势不能免，。即中国人之到外国者亦实繁有徒。然第一要着，贵有以使列邦和平，不至有龃龉不合，而又须辨别列邦之人物，不至混而不分，则同归交接之中，庶有以知列邦之好尚，而声名民物政教有可得而考察焉。乃今中国人混而不分，统以外夷视之，岂待友邦之法乎？虽然，勿谓中国无人也，中国人亦有明白而警悟、谨慎而有为、勤勉而学西国之学者，但学问失其要，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学亦无甚益耳。况中国人所学，徒欲精技艺以益已，而不能充所学以益人，安得仁爱之大道而致天下一家，远人悦服耶？
昔有中国官员曾到外邦游历，亦知西国立法之善，欲回中国行之而终不果，甚可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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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古今一利害之局也，天下一势利之场也，而利物足以和义，则利亦非圣贤所讳言，惟能以美利利天下，斯为利甚普，而人皆受其益。故取利贵乎公平，布利期于广远，即与人酬酢，亦可不专利于一，而能以利均于人矣。盖凡天下之物皆有利之所在，而即有义以存乎其中。世人当明其利之源，而善为推及，则利己利人，便为合义。且言利者，不独钱财一端而已也。今世人多不明其利之源，止知利己，曾亦思利字之义，利己利人，方得为利，若利己而损于人，一有利即一有不利，安得为利？然则狭隘者非利，而广大者乃可言利也。曷言乎利之源也？无论屋宇、田园、货物、钱财，皆有各沾其利之处。屋宇所以居人，当思其何以成此屋宇，田园所以养人，当思其何以获此田园，则掌屋宇、田园者固有利，而租屋宇、田园亦无不利。推而至于货物、钱财，当思其何以得此货物、钱财，则卖货物者固有利，而买货物亦无不利，放钱财者固有利，而借钱财亦无不利。譬如或雇船艇而往他方，或搭渡船而归乡井，我不藉他，不能行动。知乎此，则船艇实所以利人，我既雇他，断不可刻减其工钱。何也？盖船艇固需本银方能建造，况必借其人力而后可无远弗届，安可刻减其工钱耶？由是以推，则租屋宇、田园，及买货借银者，断不可止知利己而刻减人之利，此皆两利之事也。且知利之源，则以义为衡，充类至尽，诚有无穷之利矣。盖天下大利，必以众人之利为利，其利始广，未有一己徒拥其利而能广大者也。盖一已拥数万之资财，藏而不用，亦止此数万而已。惟能放与亲友以经营，虽取息甚微，我既得利，而亲友亦获利，其利岂不日广？

年年欲惜春

过去20年间，我每次搬房子最烦恼的事就是堆积如山的藏书，每次都要劳师动众，祸连朋友，而且也要费时重新整理，当然更要在寸金尺土的斗室中继续为这些藏书像神主牌一样的辟室供奉。

幸而我比许多人都更早觉醒到，无止境的买书和藏书只可能是富贵人家的嗜好，并认识到这会严重危害到个人的财政、居住环境以至于行动自由，是快乐人生中的极大负担。

于是我于1997年又一次搬房时，痛下决心戒除买书瘾和藏书瘾，极其沉痛地从数千本藏书中挑出最重要的两三百本，其他的都放弃了。但是，书瘾果然像毒瘾一样，不出两三年，我的藏书又填满斗室了。

终于，2003年，我要移居挪威了，我觉得书本给我的负累就要到此为止了。我再一次从数千本藏书中挑出最重要的两三百本左右随身。这两年来，在挪威我买的书不超过50本，当中几乎一半是关于学习挪威语的，其他也绝大部分是极其廉价的旧书。虽然这两年来我身边的藏书是过去20年来最少的，好友也为我在异乡的精神生活担心，但其实这些日子我在精神上毫无匮乏之苦，恰恰相反，由于越来越多新书或旧书可以在网上浏览，这两年来我所能阅读到的书籍和资讯却是平生以来最多的。

百万图书全日侍候

我的电子藏书

我孤陋寡闻﹐还没有遇到一个比我对资讯更疯狂的人。要是我发现有任何一个网站我被禁止访问的﹐或任何一本书我被禁止看的﹐我不但会气死﹐对自己的奴隶身份悲哀垂泪﹐而且一定就要找来看﹐而且一有机会﹐必对任何有助推翻此暴政的事业推波助澜。所以中国人的统治确是不适合我的。互联网天天风起云涌﹐正合我意。让我点算一下我目前的主要电子藏书：

(1) Google Book Search 170万本(全文) 430万本(有限度预览 limited preview)

(2) www.archive.org 约100万本(全文)

(3) www.gale.cengage.comDigitalCollectionsproductsecco 15万本(全文)

(4) wwwlib.umi.comeebo 12万本(全文)

(5) www.questia.com 7万本(全文)

(6) www.netlibrary.com 6万本(全文)

(7) www.ebrary.com 4万本(全文)

(8) httpproquest.safaribooksonline.com 2500本(全文)

(9) www.amazon.com 70万本(有限度预览)

以上的电子藏书加起来﹐全文的约有330万本﹐减除了其中可能重複的﹐估计有230万本。有限度预览的约有500万本﹐减除了其中可能重複的﹐估计起码450万本。

以上的只是英文电子藏书部份﹐中文电子藏书还没有时间统计﹐印象中是比英语的少。这些电子藏书对我的写作非常重要。由于我对许多事物(尤其是中国的)的看法与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看法有严重冲突﹐为了论证一个在他们看来极荒谬但我却深信不疑的说法﹐我往往需要把我过去近30年读过的﹐或听人讲过的书的有关内容搬出来﹐但单凭记忆是没有可能记得原文的﹐通常我只会记得作者、书名或若干关键词﹐我就凭这些依稀记忆中的资料加上锻鍊多年的搜寻技巧﹐把所需的原书中的有关段落寻出﹐作为引文。这些从茫茫书海中寻找失落章句的行动﹐成功率极高﹐通常达95%。我的《来生不做中国人》和《中国比小说更离奇》﹐以及我这近10年的文章﹐就是在这大量电子藏书的协助下写成的。现在我随身的只有几百本书﹐而且不能作全文搜寻﹐以我「唯陈言之务去」和儘量「言必有据」的写作风格﹐绝不够用。

所以﹐在这个互联网年代下﹐最重要的是见解和意念﹐而不是死记书本原文﹐书本原文按一下键盘就有了。所以﹐互联网带来的方便﹐进一步挑战中国人传统的死记背诵强调所谓倒背如流的读书方法。过百万本书一次过的全文搜寻﹐令许多传统的读书和治学方法变得落伍。十年前或更久以前﹐要写一篇需引用大量资料的文章﹐不知要花上多少时间四处搜罗有关读物﹐写作时也要把所有读物铺满书桌﹐极不方便。要是写作人是四海为家的﹐更不可能带着最基本的几千本书到处跑。

这种网上阅读和搜寻的方法﹐对于我这类非小说写作的人尤为重要﹐但据我观察﹐虽然网上书库的技术已相当成熟﹐我说的这约200万本电子书（以英语佔绝大多数）﹐当中大部份也是普通人可以接触得到﹐但一般写作人似乎未能善用﹐在他们的文字中﹐我看不到其内容跟十年前没有互联网时的跑图书馆年代有甚麽明显分别﹐令人失望。

我经测试发现﹐由于各国版权法不同﹐而美国的版权有效期相对较短﹐Google Book Search上面的 170万本全文电子书﹐在美国以外的大部份甚至所有地区﹐只能看到当中的40-50万本。这种出于尊重各国版权法差异而导致的网上资讯阻隔﹐长远下去﹐令即使资讯自由的国家所能存取的电子资讯也大有差别。

真的是华洋有别吗？

由于我是有资料狂的人﹐在互联网兴起前﹐对图书馆非常重视。早年在中文大学求学﹐那裡图书馆的藏书本已不多﹐更坏的﹐是这些数目不多的藏书还要分藏于大学本部的大学图书馆以及其他几家书院各有一家的图书馆。就像一个穷鬼只有10元﹐却再把这10元分别放到10个不同地方﹐那样﹐钱已经极少了﹐要动用时更非常麻烦﹐唯一好处是多做一点运动（假如是走路的话）。而且﹐一些书是永远借不到的﹐因为教员借书期限特长﹐达几个月。但香港的大学教员薪酬全球最高﹐那他们不是应该多买书﹐让学生多借书吗？但大学领导却把逻辑颠倒过来。

后来我在研究院时﹐可以使用香港大学的图书馆﹐我看到那裡的图书不但多﹐而且新书购置得很快（记忆中是连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也是先在香港大学图书馆借到）﹐加上图书都集中到一座大图书馆中﹐由此确认了自己一直以来对母校图书馆的批评：跟香港大学图书馆相比﹐中文大学的图书馆服务确不如人。从我在新界的住处去香港大学极不方便﹐但我也儘量常去。

由于看到母校图书馆服务跟香港大学的图书馆服务相差太远﹐当时我去找中大图书馆馆长陈情﹐希望他能认真改善服务﹐并建议他应摒除万难﹐把各书院的藏书跟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集中放在同一个地方。

后来﹐似也不见中大图书馆服务有何改善﹐而我也离开中大了。

直到互联网兴起﹐香港各大专院校纷纷电子化﹐订用大量网上学术资料库﹐因而让我有机会再看看我的母校是否依然故我的不长进。我于2003年花了几个月时间﹐写了一本书﹐叫《网上搜证宝典—附全球二十六名校网上资料库效能测试报告》﹐介绍当时的主要网上学术资料库﹐并把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包括在内的全球26家重点大学所订购的网上学术资料库作一比较。我非常遗憾地发现﹐母校的网上学术资源同样被香港大学远远抛离﹐但我相信这两家大学的学生甚至老师都不知道他们之间有这一条数码鸿沟(Digital Divide)。

《网上搜证宝典》一出版﹐我就收到香港大学图书馆一职员来电邮问﹐哪裡可以买到这书﹐他说是因为图书馆第一时间把该书头几页製成图象电邮给所有图书馆职员﹐却没有交代哪裡可以买到。香港大学图书馆之进取﹐令我惊叹。相反﹐当时有售卖此书的中文大学书店则对我说﹐有大学图书馆的高层到他们书店大吵大闹﹐说他们不该卖我这书﹐我估计原因当然是因为我在书裡严辞批评了他们图书馆的服务。但该书大概由于内容过于敏感﹐得罪了城中权贵﹐各方在权贵警告下马上停售﹐拙作就此长埋于天地。

图书馆是大学的灵魂。对于中大图书馆服务远逊于香港大学图书馆服务这事﹐我一直耿耿于怀。原因何在呢？我知道香港大学的洋人较中文大学多﹐而当时港大图书馆馆长也是洋人﹐而中大图书馆馆长当时是华人﹐不知道这是否就如华人特首竟不如洋人港督那样﹐真的是华洋有别呢？

（以上取自钟祖康博客，与此文大同小异，相信不需钟先生多言，网上浏览电子书，特别是禁书，早已成了我们的良好习惯吧。）

……英语世界的互联网在雄心万丈的美国人的推动下，天天风起云涌，长期躲进小楼的欧洲文化守护者所知道的似乎就只有Google，但是已经仓皇失措；在中国大陆，政府则死力封锁互联网上有关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的自由人权言论思想。欧洲继续因自负而付出代价，和中国继续因禁绝言论自由而糟蹋了纸张、印刷术到互联网等用以提升文明的工具，竟自作孽，可以怨谁？

年年欲惜春

刚过去的圣诞节，我取道丹麦，去内子的来源地-挪威-游玩了一个多月，和她的家人过白色圣诞，也顺便研究一下传诵天下的北欧模式。

北欧国家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冰岛，跟香港是两个南辕北辙的世界。北欧的政府都是超级大政府，公共开支占GDP可高达55%左右；而香港的公共开支仅占GDP于2002年时约为23%，到2007年再降至以20%为上限，是超级小政府，即使加上原应要负担的约占几个百分点的国防军费支出，依然是低得惊人。

北欧国家的每周工时是全球最短，平均约为37-38小时，超时工作一律有超时补薪；而香港则是全球工时最长的地方之一，每周开工五六十个小时是极等闲事，多至七八十个小时亦非罕见，也绝大多数没有超时补薪，但是北欧国家的国民年平均所得却远比香港高得多。

虽然香港约近20万港元的国民年平均所得听起来也很可观，但对许多香港人都没有多大意义，原因是香港是发达地区之中贫富最为悬殊者，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高达0.55左右，相反，北欧则是全球国家中财富分配最平均的地方，基尼系数约只有0.25左右。

归根结底，北欧人不会饱死，也不会饿死；香港人则固然有人饱死，假若有天当局好像“不准行乞”那样，下令“不准从垃圾桶觅食充饥”，剥夺市民到街边垃圾桶找垃圾吃的权利的话，还准会有人饿死的。

丹麦的薪俸税为五个北欧国家中最高，个人薪俸税，当中包括所有社会保障供款，最高近70%，一位丹麦朋友对我说，这个制度所以仍能运作，逃税并未严重到政府要改弦易辙，相信是因为国民大都有“强者应当扶助弱者”的人道信念。

平等意识高涨

的确，北欧人的平等意识是要大书一笔的。看看他们多喜欢领养亚洲黄种人就可知一二，后来我更发现，原来他们许多都对黑人有相当好感，而且并非属于口惠的层次，除了偶有出现的通婚之外，更常见的是领养黑人儿童，尽管黑人儿童一般并不容易领养得到。

这些在一般白人社会当中已是少见，在汉人社会更是不可思议。尽管中国人不停吹嘘中华文化如何伟大，如何憧憬天下大同，但真相是，许多都是些弄虚作假的圆机活法。大家可以想象，不要说跟黑人结婚，就算是领养个黑人孩子，你的父母亲戚会有什么反应。

高位者无高薪厚禄

北欧国家之所以能够支撑如此庞大的福利开支，不单是因为直接税率高，也是因为居高位者愿意不拿高薪厚禄，这点在公务员架构中最为明显。

譬如在挪威，其公务员之首即总理，月薪大概只有6万多克朗，而且没有房屋津贴，缴税后更少至4万克朗左右，而最低薪的公务员月薪有15，000克朗左右，缴税后就约有11，000克朗，最高与最低职位的税后收入相距仅4倍左右。

在北欧国家，从没人像香港人或新加坡华人提出什么“高薪养廉”的高论，也没有人扬言公务员队伍会因薪酬不够高而人才流失。

若以除税后的工资比较，那里领导人的薪金约是年薪340万香港特首董建华的六分之一，是年薪900万金融局长任志刚的十六分之一。

政务司长曾荫权，现在年薪是410万，另加他因董建华推行“高官问责制”而得以提前每月领取的7万长奉，另加免费入住白加道15号占地面积逾32，000平方尺、月租起码30万的“政务司长公馆”，另加获免费提供的公馆每月逾万电费，再另加公馆内免费供应的8个工人！

但在北欧这边，自1996年上任以来表现出色的瑞典总理佩尔松，每天早上还会亲手熨好当天要穿的衣服，他说：“我每天都会熨一件自己洗好的衬衫，这些事我都是自己做，没什么好奇怪的。”我跟挪威人论及此事，他们的回应是“very normal”（很正常）。这就是北欧社会典型的平等精神。你若去问曾荫权那样家仆成群会否汗颜？他准会插科打诨说，这会有助于减轻香港的失业率。尽管工资是由香港人支付的。

北欧国家的公务员没有因为年薪没有百万就敷衍塞责，仍然可以把他们的地方建设成全球最出色的。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北欧5国多年来一直高踞头几名，目前挪威更是名列榜首，而香港却屈居头20名之外。

放眼全球，香港特首与高官人工之高，仅次于另一个独裁国家新加坡。看来正是因为政府无需向民众负责，政府才可以这样无法无天，比殖民地时代搜刮得更猖狂。

香港公务员架构的问题绝不是冗员太多，而是人工太高，特别是高层的。香港的问题不是政府开支占GDP太大，而是政府开支中竟有7成用于公务员薪酬。有时薪酬过高反而会降低员工表现，因为他们太怕失去工作，以致为保权位，不择手段，荒废正事。

确保人人有尊严生活

北欧人不喜欢挥霍性浪费。月薪缴税后若还有3万克朗，已经可以过很好的生活，而税后1万克朗在那里算是较低的人工，但同样可以过很有尊严的生活，因为在那里，有全民医疗保险，有全民老年退休保险，有远高于糊口式接济的失业援助，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一律不收学费。

在挪威，失业人士可以领到相当于其在职时收入6成的失业救济；一旦有了孩子，母亲起码有10个月的全薪产假，或12个月的8折支薪产假。另外每个孩子每月有3000克朗的补贴；一对夫妇退休后若同时领养老金，每人每年起码有8万克朗。跟许多中国人政府恰恰相反，北欧政府实在对国民是体贴入微，他们才是中国统治者最爱讲的“爱民如子”。尽管他们绝对没有中国人那么多的口号和道德训诲。

若你去问那些北欧人是否真的接受那样高的税率，很典型的答复是：“政府真的很照顾我们，税是没有白缴的。”

一个介绍北欧模式的瑞典网站这样说，“北欧国家的发展经验显示，民众大都没有因为50%的税率而打击工作意愿……人还是渴求工作的……生产力仍较许多地方高，社会保障并没有降低生产力……在高税制下，北欧几乎没有美国贫民区那样的贫穷或温饱问题，没有无家可归的问题，只有较低的犯罪率……”

我身在北欧，没有办法不把那里的超级大政府跟香港的超级小政府比较，为什么超级大政府带来了如此人间乐土，而超级小政府却送来了投机倒把、自私自利和满城愁云惨雾？

我想到多年来香港官员,商界，甚至传媒全力以赴推崇小政府，一面倒的诋毁大政府，甚至有人说贫穷是推动个人努力必不可少的元素。每念及此，大呕不止。

原载于2002年4月5日香港《资本杂志》

年年欲惜春

1.钟祖康的内子是挪威白人，他们已有两个孩子。

2.PDF文件，我一直不会做啊。本想请人扫描，又担心此书过于敏感，节外生枝。像这样慢慢打出来，反而比较安全，只是费点时间，但我也可以顺便加深记忆啊。

3.“这本书变相的为中共独裁辩护”？我只能说，这种读者真会假装独立思考。建议多找些钟祖康的文章看看。
随便举几段钟祖康的原话：

引用:

中国特色的共产党控制下的教育重点只是洗脑，而不是培养国民独立思考或监督政府施政。目的主要是方便让民众接收政府的命令，认同当政者的意识形态，纵容或原谅当政者的恶行，概言之，都是为培养奴才而设的「教育」。

如果一个政治制度只是待民众如牛马，视民命如草芥、以剥削奴役草菅人命为己任，担心监狱而不是民房的稳固，那么也休想这些牛马不如的奴才会有公德精神，毕竟，奴才的天职只是依法舐痈吮痔、蝇营狗苟，救国救民的大任，叫奴才太沉重了。

我从没有做过大中国主义者，从没有膜拜过毛泽东，更没有追随过四人帮，没有拥护过中共收回香港，不需要等到八九年六四屠杀才明白到中共的残暴，和第一时间认同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和第一时间响应台湾的政治自决立国进程。

说中国人「重和谐」是非常误导的﹐因为中国人一直追求的只是「表面和谐」（superficial harmony）﹐而不是文明社会所重视的实质和谐。

为甚麽面对俄罗斯时﹐神圣领土却是「可以分割」的呢？是中国领导收了俄罗斯政府甚麽好处费吗？中国统治者敢说「宁愿台湾不长草，也要解放台湾岛」﹐何以不敢说要解放海参崴或库页岛呢？

当一个政府的施政可以完全不理民众的反应，可以草菅人命而绝无被弹劾或下台的後顾之忧，再加上执政者毫无宗教伦理道德之制约，就很难期望这个政府会老老实实的关怀民众的福祉，会提升他们等同於奴隶地位的消费力，和设法满足他们作为人的基本需要。

不仅是被统治的没有兴趣当家作主，中国统治当局也不想民众当家作主，对一切倡议人民当家作主的言丶行赶尽杀绝。

年年欲惜春

我发表《长期统一导致今世落后》一文后，在网上引起颇大回想，许多有大陆背景的读者怒不可遏，并提出不少质询。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大陆政府历来向民众灌输的思想是：中国越统一，中国就越强大，人民就越幸福，跟我在文章的观点几乎完全相反；干嘛人生最高价值所在--国家统一--突然变成中国落后的罪魁呢？

本来，“领土越统一国家必越强大民众必越幸福”这种废话之荒唐，是不辩自明的，就如说两个地方、两家公司或两个人结为一体，充其量只可以说可能会更加幸福，却万不可说必然会更加幸福。反而因结合而带来痛苦的例子倒铺天盖地，蔚然成灾。要是欧盟成员国只许加入不许退出，你看会有多少国家会感兴趣？现代文明社会要是没有离婚的自由，你说有多少人会愿意结婚？至于“指腹成婚”“抢婚”“逼婚”“先奸后婚”等封建陋习，即使在中国大陆也已在法律严禁之列。但这些封建陋习的幽灵却仍然主宰着21世纪的中国政治。

国家前途不宜孤注一掷

不少读者问，若说中国的领土和政治大一统令郑和的航海事业无疾而终，拱手予哥伦布，从而令中国16世纪后的发展被殖民大国急速抛离，那么美国既大一统又强大的现象如何解释呢？这问题的答案有几个方面。

一是戴蒙德教授只是尝试解释中国在16世纪后落后于欧洲的特有原因，他发现中国过于统一，一再妨碍中国的发展，但他并没有将这种解释引申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大一统本身肯定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而中国在这样的豪赌中输得屁滚尿流。中国人素来口头上视赌博为恶习之一，却对自秦以来的领土统一和自汉以来的思想统一这样的惊世豪赌没有感觉。

其次，不要忘记，美国其实是欧洲人成就的延续，美国的扩张，当然是意味着欧洲价值、利益的扩张。美国的成功，是一群现代欧洲人在祖先的文明基础上，走捷径成功的故事。美国社会在这种源于欧洲文明传统的理性和自由平等精神的调和下，减低了大一统的风险。但这也不是理所当然的。设若“南北战争”是主张蓄奴的南部胜出，美国文明就会遇上难以预计的逆流。至于统一的程度，美国也远不及中国，美国总统的权力虽大，但与中国的皇帝主席总理相比，还是万不及一的。

有读者说，戴蒙德教授和笔者将领土统一和政治制度混淆了，即是说问题的关键应是一个地方是否独裁还是自由，而不是统一还是分裂。此论貌似有理，但有其严重盲点。那就是，哥伦布当年身处的欧洲，还是专制君主的天下，没有一个民主国家，专制国家林立，但由于诸国互不隶属，各有不同的利益盘算，互相竞争，因而令不同构思或发明有发展空间，不容许一个胡闹的政策垂之永世，也不容许真知灼见永沉海底。

要是中国身处欧洲，恐怕两千多年来就不会将孔夫子的臭脚抱得那么紧，也不会将妇女的香足捆扎一千年那么长。中国也不至于成为闹剧大国。而且诸国林立，异见人士必要时也有路可逃。这跟中国先秦时代列国纷立，百家争鸣空前绝后的景象何其相似。

又有读者将欧盟之形成说明中国应该统一。我只需指出三点，就足以说明这是谬见：一是，欧盟主要是经济而不是政治联盟；二是，欧盟成员国可以自由退出；三是，欧盟成立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把普世的民主人权自由价值观推及所有会员国。

欧洲分裂有助启蒙运动

欧洲的分裂不仅造就了哥伦布，也对其后令欧洲文明擢升的法国启蒙运动功不可没。当年法国启蒙运动主将伏尔泰和狄德罗得以完成伟业，亦蒙益于欧洲的分裂。

伏尔泰被法国政府追捕时，就跑到柏林给腓特烈大帝润饰其法语诗篇，再浪迹布鲁塞尔、萨克森-哥达公国（Saxe-Gotha）、日内瓦及法德边界的Colmar，瑞士和法国边界的Ferney，以便随时逃亡。另外，本身热爱文学的俄国女王凯瑟琳大帝，一直与伏尔泰和狄德罗保持紧密连络，当她得悉狄德罗在法国出版有困难时，即邀请他可以随时到俄国完成并出版大作。

一个中国已经太多

我虽然对戴蒙德教授的观察力相当拜服，但对其立论也不是照单全收的。按我对中国人的深刻理解，即使中国于16世纪的航海事业没有中断，成就了一个中国的哥伦布，我相信这或会令西方的势力扩张减速，却不容易将中国的命运扭转。

这个判断，主要是基于中国两千多年来从一个小国扩张成超级大国后的业绩。从历史看，中国政府的管治能力奇差，弄虚作假，草菅人命，暴殄天物，胡天胡地是其专长。再看日人管治台湾和东三省、洋人管治租借、英人管治香港、葡人管治澳门的成绩均无一例外凌驾中国人统治，全部成为中国本土难民天堂，中国管治之劣，铁证如山。

所以，我很怀疑，即便中国五百年前出了哥伦布，也只会令美洲变成另一个鬼哭神嚎的人间地狱，密西西比、田纳西河的河患从“百年不遇”增至“千年不遇”，希特勒会好像毛泽东那样因杀人过多而获封神。这是损人不利己的大罪孽。

中国出不了哥伦布，阿弥陀佛，真是全人类的福气，也可能是中国人几百年来对世人的最大贡献。但这样的观点，只有中国人自己才容易领略，也只有中国人（而且是自由地方的中国人）才可以比较安全的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