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最基本的问题越是使人犯糊涂，譬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当代中国人都受过的教育是“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这就奇怪了，我来人世一遭原来就是为了别人啊！那别人的人生意义也在于服务包括我在内的“别人”了。你奉献给我，我奉献给你，那还不如谁也不奉献给别人，而将自己打理好来得便捷？
因此我总怀疑这“奉献”论的发明和倡导者其实是别有用心的，这些人一定是有资格享受人家“奉献”的，享受之余赐给人家这么一段名言供其心理自慰。倘若这些高高在上的人们都奉献出他家的豪宅名车，奉献出他所有的特权与专供，损有余以利不足，那才真正有说服力。否则，普通百姓奉献完了，总不免有上当受骗的感觉，最后一个个虚与委蛇，既不相信自己的人生意义在于奉献，也不相信领导正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同样的道理，在我看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警世名言时，也开始警觉：这口号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显而易见，这口号的着力点并不在“兴”而在“亡”。兴，匹夫要山呼万岁；亡，自然就该我等匹夫承受呵斥和进行自我问责。
我只是不明白，我等匹夫的责任到底在哪里呢？同样是做事吃饭，你等大人老爷闹出乱子来了，怎么就该小老百姓来挨屁股板子？如此一来就将真正该承受罪责的大罪人湮没于“匹夫”们的罪责之中了。譬如二战中的德国，近些年就有论调说其实在整体的德国民众都疯狂的年代，希特勒的“错误”在所难免。“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领袖”，甚至于开始讨论希特勒功过几几开的问题。更有狂热分子热捧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人们如何扬眉吐气不用看谁的眼色行事也没有贪污腐化社会不公，简直就是人间天堂。而我“中华上国”近现代史以来的战争失利、割土赔钱、民不聊生、官场贪腐、社会动乱、大饥荒饿死人等等，肯定也是“匹夫有责”。
一方面说我等“匹夫有责”，另一方面又说是“人民万岁”，小老百姓的人生意义难免就要被各种宏大的主题所绑架。对个体而言，也就越加不明不白了。在红色年代，曾经大力宣传“我是革命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往哪里拧”的精神，可人终究不是流水线上下来的螺丝钉，人有自我的特点与价值选择，不能任由他人来拧。
毕淑敏在一次演讲中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她接着又说“但是我们要赋予它以意义”。这就有些周星驰电影的无厘头味道了。好在中国的不少作家说话作文向来就有这样的习惯，将话说得云里雾里才像作家，尤其才像“著名作家”。不过也有余华这样直白型的作家，照他说来，“活着的意义就在于活着本身”，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他的小说《活着》塑造了一个逆来顺受永无怨言的“福贵”老汉，在他看来，这老汉就是我们人生意义的范本。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基础，所以余华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哦，对不起，正式的说法是“演讲”）时就大力宣扬中国作家所享受的充分的自由。
在我看来，人生肯定是有意义的，不需要谁去赋予不赋予；人生的意义也肯定不是“活着本身”，还应该有它超越“活着”这一生理层面的价值；人生的意义肯定不是庸常所说的金钱美女吃喝玩乐，也肯定不是在一大堆人中迈出整齐划一的步伐，操演秩序井然的方阵；人生的意义更肯定不是得到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的赞许和嘉奖。
人之为人，是一件非常偶然也非常幸运的事情。所谓的意义事实上就是如何将这一生过得有意思、有意味、有价值。因此，这意义首先是也主要是自我层面的。每个人对自我的定位与期许是千差万别的，但归结起来，无不包含着对快乐的本质要求。简单说起来，“过得快活”就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过得快活，而又不损害他人，这样的人生观、价值观本身不仅包含着对生命的尊重，也包含着对人性向善、向上动力的肯定。可惜更多的情况下，我们都是为物所役。譬如中国体育，运动会上拿再多的金牌，国人却未必享受到了运动本身的快乐。也正因此，“神奇教练”米卢来中国后对症下药，提倡“快乐足球”理念，也就是说运动员的人生意义并不在足球本身，而在于从中获得快乐和享受。一个不懂得享受快乐的民族，或者只懂得享受声色犬马、肚腹之欲这类低端快乐的民族，很难称得上是健康的、健全的民族。体育如此，其他亦如是。
——魏剑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