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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代学者张载的“横渠四句”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仁者气象”和“天地情怀”。在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世界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和协调自然。人类大规模征服自然，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出现的。
      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而迅速的变化。同时，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严重地困扰着人类。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严重危机之一。就我国而言，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上千年之后，没能独身于此“世界大潮”，破坏自然的现象令人吃惊。如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能源、资源将难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我们将难以向人民交代、难以向子孙交代、难以向历史交代。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曾在《国家的穷与富》一书中断言：“如果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举足轻重的因素。”从工业污染、资源瓶颈、能源危机到疯牛病、禽流感，当貌似强大无敌的当代经济一再被这些问题击中“阿喀琉斯之踵”，人类的反思不能不从发展战略、经济模式上溯到一个本源性的文化问题：人与自然。
       天人调谐，作为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模式，一方面强调天、地、人相统一，另一方面强调人的特殊性，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一种积极的调谐关系上，不主张片面征服自然。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兼有刚柔两重禀性。阳刚之性要求人“自强不息”，即发挥主动的创造精神；阴柔之性则要求人“厚德载物”，即以宽大的胸怀接纳万物。在对自然的实践中，“自强不息”就是要积极地参加自然的演进；而“厚德载物”则是要求在人类活动不超出自然的限度，如此，才能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