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中国，和以“反腐”的名义拼得分赃中国的权力，其本质是相同的：一党专制之下的寡头统治和利益分配。
没有人否认，人类本身都有与生俱来的“贪婪”原罪，关键是社会和政府是如何制约这种个人私欲的。与胡海峰获得合约类似，英国政坛传奇盲人政客、前劳动福利大臣戴维．布伦凯特（David Blunkett），因拥有私人公司股份并竞标官方合同丑闻，导致其第二次辞职。
曾任教育大臣和内务大臣的戴维，因为情妇报销了一张一七九英镑纳税人付款的火车票，并涉嫌利用内务大臣身份妨碍行政公正，加快其情妇奶妈的工作签证，于二○○四年十二月被迫辞去内务大臣；二○○五年英国大选，工党再次获胜，戴维被任命为劳动福利大臣，其后媒体曝光他在辞职期间，曾购买私人公司股份并短期（二周）担任董事，且该公司还曾向戴维出任劳动福利大臣的下属机构竞标官方合同但未遂。在媒体和国会的强大压力之下，戴维最终不得不第二次辞去其内阁大臣的职务。
民主宪政国家，在三权分立和媒体强势监督之下，政客们不得不视个人操守为政治生命。而中共当政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代政治寡头们，通过分享政治权力而分赃中国；而第二代、第三代，则既分享政治权力，又分享国有资产。当年“社会主义改造”对个人资产掠夺而形成的庞大国有资产，加上通过卖学校、卖医院等阉割民族未来形成的新国有资本，被透过所谓的“市场经济改革”，以权力寻租的方式，成为权贵们血腥的赃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