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玉猪龙 高16厘米
为什么红山文化会出现这么多各种各样造型的猪形玉器，这个现象能不能揭示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生活呢?
玉猪龙背部对钻的圆孔，似可系绳（见图1）。据出土时位于死者胸前的情况看，用作佩饰的可能性极大。但高度达十几厘米以上的大型玉猪龙，就其重量来说已不适合佩带。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玉猪龙不仅仅是一种饰物，而应是一种神器。牛梁河遗址发掘中，发现了女神庙和祭坛，其布局和无人居住的痕迹，显示出这里是“神居之所”。考古学家进而推断积石冢下掩埋的遗骨，是神的使者—祭司的遗骨。经过反复考证，有的专家认定摆放在祭司胸前或握在手中的玉猪龙、玉龟，是祭司举行祭祀时用来与神沟通的道具，也就是所谓的“神器”。
牛河梁出土的玉猪龙，与辽宁、内蒙古等地出土的20余件玉猪龙的造型、工艺手法基本一致。在一个分布广阔的区域内，玉礼器的高度规范化，表明部落文化和观念受到严格规则的制约，由此说明，这片土地曾存在过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信奉共同的神灵。站在牛梁河遗址上，向南眺望，可以看见约10公里的远处有一座似猪首又似熊首的山，当地人称“猪山”。女神庙、祭台、埋有玉猪龙的积石冢、猪山，由北向南连成一条线。这一布局说明，建庙时祭司们有意设计得彼此呼应，借助自然形态，增加祭神的氛围。虽然我们不能肯定玉猪龙的造型脱胎于猪山，可是二者的逼肖，必然存在一定的关联。 与玉猪龙一同出土的勾云形玉器，实际上是饕餮纹的祖形。猪龙、龙、勾云形器是祭司的幻想杰作，这些超纪间的神秘动物形象，表示刚进入父系社会的初生阶级对自身统治地位的肯定和幻想。
有学者认为，同任何一种“神圣之物”一样，龙的形象来源于先民对于“图腾”的崇拜。“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图腾，猪是龙的早期形象，远古中国人以猪为祭物，祈求农业的丰收，而后猪被神话为龙，龙又演化为华夏的象征、帝王的化身。
有人认为，玉猪龙既是通神之器，本身又是一种红山先民所崇拜的代表其祖先神灵的图腾物，是一个新神。考古发现玉猪龙是挂在墓主人的胸前之物，象征着主人的某种权利。这样的墓主人很可能是部落的酋长兼巫师，他们执行着沟通天地、沟通人与神之间关系的职能，而玉猪龙就是主人的通灵之物，死后也伴随着主人长眠于积石冢内。古代人多把对自然界的畏惧和对美好生活的希冀用一种徽号或保护神来代表，黄帝的后裔就用龙作为标记，称自己是“龙的传人”。东山嘴出土的龙首玉璜、三星他拉出土的大型玉龙以及一些书籍中收录的玉龙，造型趋于类型化，对称、静态，显见是摹拟幻想中的神灵。有人曾将玉猪龙的制玉理念与汉代随葬的“握猪”归为一类，即“以猪为财产”。他们认为，长城以北的辽河流域和内蒙古草原，是一个宜农宜牧的交错地带，从发掘的彩陶、窑址来看，红山文化地区的先民不再是一个为追赶猎物而冒险的民族，他们已熟练地掌握了种植养殖业，红山文化时期“以猪为财产”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然而更多的人认为这是一个世俗的观点。从宗教角度看，对女神和龙的双重崇拜，表明当时的社会形态正处于由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转入父系社会的初期阶段。从出土的女神塑像可以看出，那些夸大的、象征大地之母，象征丰收、繁殖的女人的特性，已经被修正，说明宗教信仰从自然中挣脱，进入到对先祖和神灵的崇拜。
笔者认为，艺术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红山文化出现的许多猪形玉器，只能说明猪与红山文化先民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我们知道，在东北地区的一些文化遗址中，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考古发掘都发现了猪的骸骨，有的还排列整齐，其中既有野猪也有家猪。显然，猪是史前时代东北地区重要的随葬品。这种丧葬仪式，只有在社会已经把猪作为财富的象征时才能出现。在从狩猎野猪到豢养家猪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人类对猪的认识必然有一个渐进直至飞跃的发展过程。限于原始社会的科学水平，这种认识不可能真实地反映他们所生活的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狩猎对象和豢养对象，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它地本质属性。人类开始在捕捉猪的过程中，一定受过猪的伤害，他们因此惊畏猪的凶猛和暴烈。出于崇敬野猪的心理以及希望获得野猪强健的体魄和凶猛的力量，人类出现了猪的崇拜，开始雕塑野猪的形象。继而人类又产生了祈求野猪保护的心理，于是就开始把猪的形象理想化，各类钩形猪的躯体开始拉长，向龙的形象演变，逐渐成为部落的标志，成为沟通部落内部联系和增强内部凝聚力的纽带。
无论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有一点是无疑的：龙的形象，由红山的玉猪龙、玉龙而定型、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