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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文新品》朱大可:五四的天真叙事和政治美德

其实大可不必苛责前人,正如鲁迅说过的:“既便是个天才,呱呱坠地的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也绝不会是一首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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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nkpoper 于 2012-5-8 10:57 发表
五四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是,有些人会把好坏搞反。

五四苛责政府,甚至打人放火,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首先北洋政府让人不顺眼的地方太多,被随便找个茬儿问罪,那也怨不得别人;打人放火本身固然不好, ...

五四标志着中国民主力量的觉醒,中共意识到了这一点,将其引导到了极端的左倾主义轨道上,这就是教训。迄今为止,中国的最大威胁依然是极左,然后是极右,极右将是在极左彻底破产之后中共极有可能实施的下一步棋,极左的破产标志就是彻底否定老毛和共产主义,极右的威胁就是继续坚持一党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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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nkpoper 于 2012-5-8 14:56 发表
我认为,从名词意义上讲,独裁既不等于极左,也不等于极右。无论极左极右,都是有朝气,敢折腾的政府。当今中国政府奉行稳定压倒一切,是暮气沉沉的政府,既不可能极左也可能极右。

无论极左极右,都是有朝气,敢折腾的政府
孙子·军争》:“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
所谓朝气就是敢折腾,无论极左极右都敢折腾,但问题是保持不住。希特勒是极右,斯大林是极左,保持不住,终于暮气归,呜呼哀哉。因为敢瞎鸡巴折腾,所以死得快,任何独裁者,极左也好,极右也罢,终究不得人心,所以维稳是他们的共同宿命。
因为暮气归,就说明他们不是极左极右了?很可笑。

民主政府木有朝气?世界上最富朝气,不断进取的恰恰是民主政府,四年一换马,是保持朝气的秘诀。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摆脱极左的挣扎过程中,尚未取得决定性成功,而转向极右的威胁也切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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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nkpoper 于 2012-5-8 14:56 发表
我认为,从名词意义上讲,独裁既不等于极左,也不等于极右。无论极左极右,都是有朝气,敢折腾的政府。当今中国政府奉行稳定压倒一切,是暮气沉沉的政府,既不可能极左也可能极右。

从名词意义上讲,独裁既不等于极左,也不等于极右。

俺说过,极左就是打倒私有制的极权独裁体制,例如苏联中国;极右就是承认私有制的极权独裁体制,例如希特勒德国和日本军阀;共同点就是极权独裁,践踏人权,不同点就是所有制。

个人认为,极左比极右更坏。因为极右尚且容忍私有制,容忍信仰,极左政府则彻底破坏私有制,铲除一切信仰,是世界上最坏的极权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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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nkpoper 于 2012-5-8 15:30 发表
问题是:你相信中共还敢折腾?
反正我不信。

你看不懂?暮气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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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了,啥叫敢折腾?折腾老百姓算不算折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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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反共,不重要,只要承认私有制,并且继续实行极权独裁统治,极右就成立。而且,事实上只要承认了私有制,也就彻底否定了共产主义。
中国是否可能承认私有制?是否可能否定共产主义?我看是可能的,这个党是充满了变化的妖怪党,唯一不变的就是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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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右政府都是民族主义和反共为号召的】

反不反共,并不重要,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则是极右的招牌菜。共匪早就已经是轻车熟路了,从极左摇身极右,共匪可以毫无困难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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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关于极权专制独裁主义的20个特征:

1. 把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 
2. 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 
3. 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4. 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 
5. 神化“领袖”,把领袖当作一般信仰的中心。 
6. 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和欺骗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7. 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8. 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9. 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 
10. 使人民陷入文化和信息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11. 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 
12. 破坏政治信义,使用虚伪和伪善的手段蒙蔽人民。 
13. 政府有计划地实施罪恶行为。 
14. 鼓励人民陷害和虐待所谓的“人民公敌”。 
15. 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法对待所谓的“人民公敌”。 
16. 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17. 不择手段地鼓励人口增加。 
18. 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到处滥用。 
19. 禁止工人的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20. 工农商各行各业皆受执政党领袖统制。

---以上言论是1941年7月,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表《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英文演说。他在演说中概括了美国政治家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对极权主义二十个特征,并认为不管哪个政权只要具备这二十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特征,便具有二十分之一的极权主义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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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独裁体制是怎样建立巩固的?  

2010-10-12 22:26:48|  分类: 民主与法制 |  标签: |字号 订阅


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萨达姆等民贼独夫建立的极权独裁体制虽然已经消亡,但这种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反文明体制并没有成为历史。它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只有一步之遥。


通向极权独裁体制的道路虽然五花八门,但建立巩固独裁体制的手段却有很多共同之处。

 

【转】极权独裁体制是怎样建立巩固的? - 冰块 - 历史不忍细看

 

一、暴力维权。

所有的极权独裁体制都是垄断权力。独裁者的夺权途径也许是和平的,如希特勒就是通过选举走上权力巅峰;但独裁者长期独占权力的主要手段则是通过暴力打击排斥异己,抗拒民主法治精神,防堵体制外的政治挑战力量,无一例外。


二、谎言教育。

独裁者为了强调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先进性,都刻意把自己美化成伟大正确能力杰出的超人,人民的大救星和守护神。他所建立的政权是世界上最先进美好且长命百岁的。为了让多数国民接受他们的伟光正形象,独裁者就要制造一个巨大的谎言工程来讴歌美化自己的“光辉历程”,宣称他的政权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科学进步典范,只有他们才能代表国家人民走上富强光明之路;同时极力丑化那些文明进步的现代化强国。为了让谎言深入人心,独裁者把精心编织的谎言课程渗入中小学教科书,让国民从摇篮到坟墓都接受谎言的强制性洗脑,让多数国民成为唯命是从的奴才和缺乏最基本逻辑思维能力的脑残者。


三、制造一个贱民阶层。

当独裁集团垄断权力高高在上为所欲为时,被排斥在权力之外自身权利每天都在受到侵害的多数国民自然有时会感觉很不爽。为了平衡人们的不满情绪,独裁集团就要刻意制造一个“贱命阶层”供多数人侮辱虐待。这些“制度贱民”并非像印度种姓制度下的“首驼罗”那样处于社会底层的成员,侮辱欺凌一个乞丐或一无所有者是不可能让人们找到优越感的;而是昔日那些财产、知识或技能曾经高于普通平民的“上等人”。如希特勒政府的贱民阶层犹太人就拥有高于普通德国民众的财产知识;毛中国的贱民阶级“五类分子”也曾拥有高于普通工农兵群体的社会地位。让普通平民大众去欺负凌辱这些昔日的“体面人”,能部分补偿他们在权利面前的失落感和挫败感,同时让自身的卑劣品性得到释放。


四、群体性口号。

几乎所有的极权独裁政权都倾向于扼杀民众的独立思维能力,喊口号则是消灭理性声音的最有效方式。所以独裁政权都热衷于用口号来煽动民众的盲从与武断。在群体性口号声中,所有理性的声音都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和一个正在高呼口号的个体或群体讲道理,效果等于是去和墙壁顽石论是非,就算是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的常识也不会得到对方的认同。


五、垄断话语权。

独裁政权既然靠谎言支撑,掩盖真相就成为第一要务,可单靠谎言教育并不能完全做到掩盖真相。掩盖真相的第一要件就是垄断话语权,也就是民众只能听到独裁集团编织的“一面之辞”,而绝对听不到与“一面这辞”不一致的任何言论。如毛中国向“人民”宣传的美国面貌是“美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们一定要解放他们!”美国的真实面貌自然与宣传的大相径庭,但毛集团垄断了话语权,所有关于美国真相的消息全部被封杀,人民只能听得见他们的一面之辞。一面之辞重复三次就是真理,于是最荒谬的谎言也有广阔的市场。


六、秘密警察。

就算独裁者用谎言教育、群体性口号和一面之辞欺骗愚弄民众,但在一个庞大群体中总还是有那么几个喜欢思考的智慧人士不容易被愚弄。当这些智慧人士对国家民族有强烈责任心又不肯牺牲良知时,就会不甘心独裁集团毁灭掉自己挚爱的国家民族,于是就会勇敢站出来向民众揭示真相,成为独裁者档案中的“异见人士”。在此情况下独裁者就会给异见人士栽赃莫须有的罪名,同时煽动被洗脑的群体对其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当群体运动的打击效果不能令独裁者满意时,就会动用秘密警察绕过任何司法程序,对异见人士进行秘密逮捕、审迅、监禁甚至肉体消灭,让其莫明其妙地失踪。秘密警察除了用于对付异见人士外,还用于对付体制内部残酷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将曾经是独裁集团内部的大红人秘密处死然后再开追悼会,自然会省去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解释,同时又能避免民众知晓体制内部的残酷斗争黑幕,对外保持专制集团精诚团结高度一致的假像。


七、毁灭智慧良知。

极权独裁者都希望民众紧跟他们走,和他们的思想言行保持高度一致,就算明摆着是在从事伤天害理的罪行民众也会惟命是从。要做到这点,就得尽可能毁灭民众的智慧和良知,否则就难以让民众成为无条件跟着他们指挥棒转的冷酷行动机器。当希特勒把屠刀对准了犹太妇女儿童时;当四个壮汉受命去割断张志新女士喉管时;当医务工作者被命令对钟海源女士实施活体取肾时;当刽子手奉命枪杀北大才女林昭又上门向其父母索要五分钱子弹费时……稍微有点智慧良知的人都知道那是禽兽不如的暴行。就算犹太人真个是“贱民”也不能连无辜的妇女儿童都不放过?就算张志新、钟海源、林昭真个是现行反革命也不能在临刑前对几个弱女子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否则执行命令者自己和禽兽又有什么分别?如果不系统消灭民众的智慧和良知,独裁集团的很多伤天害理暴行就根本无法执行。


八、选择劣等参照系。

为了在民众面前展示自己的无可比拟成就,独裁者多选择那些政治野蛮文明落后的国家作为自己的盟友,乐意充当蛮族老大哥。当民众看到同一个战壕里的友邦们都不如自己时,当他们还能在这些国家看到更为黑暗的景象时,夜郎自大的优越感就会油然而生,并因此对压迫愚弄他们的独裁政权充满敬仰之情。


…………

当极权独裁者开始实施伤害国家民众的专制工程时,无一例外都会贴上“国家”和“人民”的标签。民众的第一印象不是他们来掠夺自己;而是来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感受独裁者完全是站在他们那一边,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和守护神。越是言不由衷的谎言越是美妙动听,那些落入流氓混混手中的花季少女对此感受深刻。现代文明教育的第一功能就是擦亮国民的眼睛,培养国民独立思维能力是擦亮眼睛的最有效途径。


对于政治强人来说极权独裁是一个难以抗拒的权力诱惑;但几乎所有的极权独裁人物包括他们的家族最终都难逃天谴!所以拥有智慧远见和家国责任心的政治强人都会选择在极权独裁门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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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nkpoper 于 2012-5-8 16:46 发表

连菲佣都不敢打,连少数民族都要“二少一宽”。共匪轻车熟路的,是卖国吧?

现在还是极左呢,你急啥?撅起了,才能极右,现在木有资格极右,穷光蛋基本上都是极左,先杀富豪。
两少一宽,仅仅是胡耀邦的政策,不代表极左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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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少一宽比两多一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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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nkpoper 于 2012-5-8 17:14 发表
严厉打击少数民族,可以算极右。二少一宽,是典型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思路,源于马克思的少数民族血统。

极权政府不分民族一律镇压,你的逻辑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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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迫害犹太人和共匪迫害地主资产阶级的性质完全一样,就是制造恐怖,就是极权,木有本质区别。
说过了,极左极右的重要区别就是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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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少一宽就比两多一严强,有神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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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nkpoper 于 2012-5-8 17:37 发表
二少一宽就比没有二少一宽差。二少一宽就是犹太思路。

胡耀邦的二少一宽政策比没有二少一宽之前的政策差?何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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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nkpoper 于 2012-5-8 17:47 发表
就不该有这个政策,这有什么可证明的?
这怎么证明?
社会发生了那么大变化,又没有“没有这个政策,但是其它方面类似的国家”作参照。怎么能证明这个政策的效果好坏?

所以,不需要证明你就断定胡耀邦的两少一宽政策还不如以前没有两少一宽时期的政策。
所谓对比,就是和中国政府之前的政策比,一个政府的政策是否进步,当然是和自己之前的政策对比,和其他国家有神马关系?难道你和美国比?

例如,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比老毛的闭关锁国政策进步,为什么无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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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简单。

“两少一宽”,即1984年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

你认为不对?应该怎么搞?是不是应该“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多捕多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严”?

俺理解,“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
就是能够不抓捕的就不要抓捕,要少捕人;能够不杀的就不杀,要少杀人;处理的时候能够从宽的就从宽,尽量不要从严处理。很人性化的政策,符合世界潮流。世界潮流现在干脆已经趋于免除死刑了,无论你犯神马罪。

两少一宽,就是反对两多一严,就是否定以前的政策,就是不让你继续多捕人、多杀人,不让你处理从严,为什么不对?

对于共匪来说,尤其应该如此,共匪就是经常滥捕滥杀,动辄从重从严从快。对于少数民族更加残忍,一有反抗就以暴乱的名义当做恐怖分子论处。

当然,两少一宽不是让你对于违法犯罪放手不管,是要你坚持依法办事,坚持程序正义的前提下搞两少一宽,就是告诉你不能以恐怖对付恐怖。

美国的辛普森案件就是范例,宁可错放,绝不错杀。对于少数民族也是如此,宁可错放一千,不可错杀一人,非常正确,你居然反对?

绝不能把共匪失败的民族政策归罪于两少一宽,共匪的民族政策问题就是失信于少数民族,法律已经明确自治,为什么依然是党治?不乱才见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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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权状况是非常差的,少数民族也一样深受其害,就是滥捕滥杀,经常搞神马从重从快从严之类的运动,搞扩大化,搞红色恐怖,对于民众实施高压政策成为常态,配合以神马扫黄打非之类的经常性活动,还有神马劳动改造,还有神马上访民众的扣押,整个社会处于监狱人满为患的状态。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胡耀邦提出两少一宽,要求少捕少杀从宽处理,非常正确,别说是少抓了,就是把已经抓的统统都放了也不过分。过去皇上经常大赦天下,共匪上台从来木有大赦过老百姓,就大赦过一次日本甲级战犯。现在搞一下两少一宽你就不干了,神马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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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少一宽就是犹太思路?
大赦天下泥?神马思路?
两多一严泥,神马思路?

少抓几个老百姓,少杀几个老百姓,从宽处理老百姓,怎么就不可以泥?
皇上都可以大赦天下嘛,日本甲级战犯都可以无罪释放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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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从快”:1983
年“严打”的悖论(组图)




(2008-11-6 16:35:09)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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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判大会、挂牌游街、警笛长鸣,一夜之间,罪犯纷纷落网,如同一场战役;而一些太早尝试前卫生活方式的人,也在风暴中付出沉重代价



  1985年,广州火车站广场的公审公判大会,会后将死刑犯游街示众押赴刑场。这次“严打”没有1983年那么大规模,但延续了“从重从快”的风格。


  1983年,曾任某法制报纸记者的李勇当时还是湖南邵阳某乡镇的一名中学生。一天,父亲回到家,神色凝重,把李勇兄弟几个集中起来,严肃地告诫孩子们:好好呆着,不要乱说乱动,因为“一场新的‘运动’又要来了,叫做‘严打’”。


  那一年,人们看到公安部门如同戏剧和电影中一样,在全国城乡各处张贴悬赏缉凶的布告:提供线索就可以奖励1000元,查实的奖励2000元。


  


  严打1983年8月25日,中央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严打”拉开序幕。9月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前者规定对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后者则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犯罪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


  从1983年8月至1987年初,全国开展了持续三年、分三个战役的统一行动、集中打击。从1983年开始,中央发动的严打进行了3次———分别启动于1983、1996、2001年。1983年严打的模式,对后两次产生深远影响。


  这一次“严打”,政治和军事色彩浓厚。这一年,数十万共军内卫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匆匆进行特种训练。运动强调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党、政、军等有关部门齐动手,把判处死刑的权限交到县区一级的法院,同级的党委领导可以直接决定判处死刑。


  法学学者汪明亮认为,我党长期以来依靠政策治理国家的经验,是发动“严打”的组织条件。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在1979年制定刑法典之前的30
年,控制犯罪,按毛泽东的话来说,“主要靠决议、开会……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而依靠群众运动也是其主要做法,如1950年3月至1953年上半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会定政策、定处死比例,用军事化、全民皆兵的组织手法,都影响了后来数次、尤其是1983年的严打。


  从那年开始,“严打”事实上延续了二十年。1979年《刑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制定”,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立法化。但在其后的二十多年,“从重从快”的“严打”,却成为刑事政策的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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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的一个邻居,中学生,因为调皮,在夜里躲在暗处拉了一根铁丝将一位骑车的女工绊倒就立即判了死刑,立即执行,老妈哭的死去活来。还有一位男生在电影院和女孩接吻被判流氓罪入狱,都是俺亲历之事,至今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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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7# 黄河水 的帖子

二少一宽就比没有二少一宽差。二少一宽就是犹太思路。




二少一宽就比没有二少一宽差。二少一宽就是犹太思路。
俺只能说你是缺心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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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明星迟志强,是严打的受害者之一。1982年在南京拍戏期间,他与一帮人跳“贴面舞”,看小电影,发生自愿的“一夜情”
关系。“严打”展开后,被邻居举报。他的事件中没有受害者,
被判刑4年,他的事业在如日中天之际陨落。



  迟志强在看守所遇见两个“难友”,一个偷看女厕所,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强行搂抱了一个女青年,猥亵罪,判了4年。



贩售邓丽君磁带的周世凤夫妇不仅被拘留半个月,还被检察院起诉,以“翻录、贩卖淫秽黄色磁带”的罪名,分别被判徒刑七年,并被处罚金一百元。仅几个月之后,《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记者对邓丽君的越洋电话采访———这表明官方对邓的态度,已经发生改变。



西安的马燕秦是家庭舞会的组织者,作风开放。1983年“严打”开始,公安部门不仅将马燕秦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300多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陕西日报》以整版的显要位置多次报道案情。最后,枪毙了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个人,而另外几名被指控而不承认与她有性关系的人,以及晚会的乐队指挥,则被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涉案者被判有期徒刑的则数不胜数。而在今天看来,这些被惩处的人犯下的“罪行”,都没有受害者。



1983年“严打”,讲究以运动方式施行专政、加以重典。这里“政”“法”一体,“政”甚至大于“法
”,政策处置多于依法治理。法学家指出,1983年“严打”的另一个遗产,就是重刑的过度使用,容易导致罪刑失衡、司法不公,成为酿成错案的重要根源,“
严打”有损法治的进步,难以形成良性的内在机制。



这些就是胡耀邦提出两少一宽政策的中国社会背景。两少一宽就是少抓捕,少杀人,从宽处理,非常正确,和犹太人思维有神马关系?







2001年,沈阳严打公捕大会,这是自1983年“严打”以来该市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开逮捕行动


  

告别运动式治理


  


  正如经历过1983年“严打”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曲新久所描述的,当年的“严打”,有着它特有的“艺术表现”:公判大会,挂牌游街、群众检举、群众扭送、几十辆警车一起出动,警笛长鸣,一夜之间,罪犯纷纷落网,确实如同一场战役。



  形式化执法的影响,今天仍然不绝如缕。直到21世纪,“严打”仍然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汪明亮在2002年做的问卷调查表明,尽管公众已经了解“严打”中出现不少有重大影响的冤案,绝大多数人仍然一边倒地支持“严打”刑事政策。



  然而,“严打”并非如人们感性认识中那般有效。统计数据表明,在1983年到1987年第一次“严打”期间,刑事犯罪确实得到了抑制,但是,在
“严打”后的1988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一下子由1987年的57万件上升到83万多件———三年的“严打”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长效目标。与第一次“严打
”斗争如出一辙,第二次“严打”时期的1997年,刑事立案数基本与1996年持平。但是,1998年即增至198万起,1999年为224万起,2000年为363万起,2001年为445万多起,犯罪呈迅速上升趋势。2001年到2002年第三次“严打”后的2003年至200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刑事案件数量约为2063780件,这三年的平均数约为687927件,远远高于1998年至2002年的平均数566000件;并且从
2003年到2005年增长速度有加快的趋势。最初“严打”时,打的是流氓犯罪集团,多是一帮年轻人无是生非,侮辱妇女,聚众斗殴;而20年后,恶性、有组织犯罪不断增加。在预防犯罪,铲除犯罪的社会基础方面,“严打”的效果是不理想的。



  


连“两少一宽”这样最起码的反思政策都遭受诟病,可见中国走向“以法治国”的法治社会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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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严打”,以运动方式施行专政、加以重典。这里“政”“法”一体,“政”甚至大于“法”,政策处置多于依法治理。法学家指出,1983年“严打”的另一个遗产,就是重刑的过度使用,容易导致罪刑失衡、司法不公,成为酿成错案的重要根源,“ 

严打”有损法治的进步,难以形成良性的内在机制。

再看今天薄熙来的”打黑“运动,和当年的严打如出一辙。

胡耀邦显然是反对严打的,所以针锋相对提出两少一宽。

对于反对严打的胡耀邦,NK 的评价是胡乱邦,攻击” 二少一宽就比没有二少一宽差。二少一宽就是犹太思路。“

对于薄熙来的“打黑”,NK的评价极高:”治安好转,人民高兴。“

所以俺深度质疑你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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