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谏诤：“治大国如烹小鲜”老话新解
年大六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老话是在其位的政治家们，可能人人都知道，但不一定人人都懂，更不一定人人都会得心应手运用的治国之道。
这句话原文为“治大国，若烹小鲜”，是老子的话，出自《道德经》第六十章。
对这句话，有一种解释说，“小鲜”当然很娇嫩，如果老是翻过来、翻过去，就很容易弄碎；因此治理大国决不能来回折腾，比如文革中人们常说的政治“翻烧饼”。
这种解释还是切题的，但没有点到问题的核心。掌过勺、炒过菜，懂一点中国菜肴烹饪之道的人都知道，烹饪的关键问题就是掌握火候的艺术。
对烹调娇嫩的小鲜而言，能否掌握火候当然决定一切。即使你前面的事情做得都很到位、很精益求精，火候没掌握好，炒糊了或者夹生了，那么这道菜就肯定不行了。
这意思是说，治国之道的最高艺术境界，就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掌握“火候”——也就是机会。那么，是什么意义上的机会呢？这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我的看法，文革以后我们的社会政治总的境况的特征是大病不死（比如像红色高棉那样一朝覆亡），康复伊始。
开始阶段难免病灶仍在，观念和思想、方针政策等治国思路和方法层面的左倾甚至极左顽症以及相应的习惯势力乃至既得利益权势团团伙伙（文革得势团伙或者当时说的“某人帮的残渣余孽”）一类的问题仍然存在，而且不无重新发作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火候的把握真是急不得也慢不得，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就是需要炉火纯青的政治智慧和技巧。
把握火候的关键在于对大病初愈的政治“机体”康复过程“形势”的把握和判断，也就是准确的病理分析和诊断。应当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成就首先表现在这个方面。
一方面，如果坚持“两个凡是”的思路，当然意味着讳疾忌医，意味着听任1957年反右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路线及其造成大批冤假错案等历史性后果存续；
另一方面，如果设想对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整个推倒重来，则意味着另一个极端意义上的“天下大乱”（如休克疗法）。
全会没有把社会推进这样两种极端政治的陷阱，而是及时地、果断地选择了所谓工作重心转移，从当时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深度果断终结毛泽东晚年所谓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同时自上而下有序解决“治疗”左倾甚至极左顽症以及相应的习惯势力乃至对有关既得利益权势团团伙伙组织人事上“动手术”一类的政治博弈问题。
其中胡耀邦义无反顾、“一马当先”担当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规模和效率的平反冤假错案这样决定性的步骤，无疑起了关键作用。整个政局走向所依托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因此根本改观。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胡赵担纲”的十来年间，社会的发展仍然具有康复性或者恢复性，旧病复发的可能依然存在，左倾甚至极左顽症以及相应的习惯势力不时顽强地表现自己，企图按照自己的选择左右改革开放的前途。
但是，毋庸置疑，计划经济旧体制既得利益权势力量不断发生分化，尽管直到现在，“左”仍然是主要危险，但是极左复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其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的提出及其体制建构的种种尝试和探索、加入世贸组织等牵扯社会转型全局全过程的重大决策，无疑对杜绝极左复辟的可能起了根本性作用。
我看现在的问题在于对我们社会的病理分析和诊断亟待深入到所谓“立国之基”、“立党宗旨”这样的“终极立场”层面。
必须看到，不是什么姓社姓资问题，而是民主宪政还是极权专政的国体和政体根本抉择问题，才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层关键历史性的问题。
就“思想路线”而言，不仅真理标准，而且价值标准意义上终极立场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其理论深度和深远历史意义远远超过当年文化和哲学局限性颇大的真理标准讨论，实际上关系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西方说的“民主左翼”）运动复兴和转型（核心价值和理论范式“升级换代”）的前途和命运。
就政治路线而言，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只应深化而不能停顿；政治体制改革体制内动力不足甚至惰性势力乃至反对民主化方向的种种特殊利益集团控制、左右这方面理论话语乃至“战略部署”的情况决不能继续下去。
解决政治体制改革动力不足的关键在“求诸野”，也就是老话说的“相信群众相信党”，而不是只相信少数人甚至只相信自己身边甚至有时自我封闭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自说自话”的小圈子。说实话，极权官僚恶习在社会沟通问题上表现特别顽固，比如习惯于训话，不愿或者不会对话。
我一再强调不懂资本就不懂当今全球化，不懂总体资本就不懂中国社会转型目前阶段的根本问题。
社会转型的根本是社会结构性系统或者力量互动格局及其制度化形式的转型。
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作为“本能”地带有总体权力化倾向的社会力量的“时空延伸水平”不断跨文化扩展过程。
资本当然是全球性的力量，而非仅仅是地方力量。
能否通过国际社会民主化驯服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无限扩张的野性力量，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命运和前途。
而在中国大陆，集中体现全球资本野性的社会结构性力量就是总体化国家垄断资本权势力量，其中有的以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有制形态，有的以文化和政治权力资本（吉登斯说的社会的“权威性资源”）转换而成掠夺性致富的暴发私有制的形态左右和控制正在发育的大陆经济社会的市场机制运作。
其实这两种总体化资本的社会结构性特征并无实质性的不同，无论前者标榜自己的“纯粹社会主义”，还是后者标榜“纯粹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意义上的“自由主义”），都不能掩盖其总体资本性质这样的核心问题。
所谓总体资本就是老话说的“官僚资本”。
共产党对官僚资本的纲领性原则，只能是取缔、没收，并在政治上镇压其反抗。
至于采取暴力剥夺还是和平赎买，或者二者的具体比例如何，那是具体政策设计的问题，不是纲领层面的问题。
反腐败的实质就是反特权资本或者反官僚资本，不是反一切资本，如果是后者，那还搞什么市场经济！
反特权资本或者反官僚资本实质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权力博弈问题。首先是解决决策层可能存在的特权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政治代言人和代理人的问题。
解决的办法从话语政治、人事政治层面到采取法律手段甚至必要的军事手段层面，而且这样的问题需要全局性的配套措施，不可能仅仅靠说服教育或者单纯的行政措施解决。
我个人认为这些年反腐的最大问题在于对腐败问题不做社会结构层面的分析判断（比如真正科学的阶级分析），而是就事论事地看成纪律检查、监察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办案问题。
其实把陈良宇一类人物的问题仅仅看成与其个人品质相联系的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问题的荒谬绝伦也在于，这种就事论事的反腐败实际上遮蔽了人们对腐败问题的社会结构性根源的清醒认知及其相应对策。因为不能“对症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次次反腐“大动作”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
其实。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垮台与官僚资本的关系明摆在那里，陈伯达说的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问题是国民党政权任何“打老虎”一类的反腐行动不可能解决的制度性、根本性腐败问题，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和一个党”的极权专政体制，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本来重庆谈判带来过解决问题的历史机遇，但是失之交臂，于是反宪政民主改革的国民党政权，不可能不被民主革命“革”掉！
所以，今天讲“治大国如烹小鲜”治国艺术把握政治火候，就政治博弈的关键而言就是把握解决前面说的官僚资本问题的火候；就制度转型的关键而言就是把握终结极权专政、开启民主宪政的时机的火候。
所谓时不我待，机不可失是从宏观历史过程角度讲的，具体政治问题的具体解决还是在其位者谋其政范畴的事，笔者作为公民，作为关注历史进退的知识分子，种种主客观条件所限，还是坚守“不治而议论”本分的。
当然应当、也确实可能参与解决的具体政治问题，尤其是话语政治问题，本人身为国民和公民当然责无旁贷。
快中午了，就说到这里吧。这么大的问题不大好很短篇幅说清楚，布衣野老放言无忌，还请当政者及其身边人海涵，如有赐教，无论匿名与否，一律热烈欢迎，肯对话总是好事，自说自话的“宣传”癖“灌输”狂已经到了不治不行、不改不行的时候了。
一些官媒（尤其是动辄训人、自以为当然“教师爷”的臭架子很大的《求是》杂志）那些洋洋洒洒空洞、空谈、空想三空主义包装的“两极”文章在读者中激起的越来越强烈的逆反心理，到了不能不解决问题的时候了。闹到说话没人理睬的地步可是大问题，更不要说老百姓私下对极权话语说的那些更激烈的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