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农民夫妇“死谏”的启示
斯文汉
当下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怎样?
最近,一对农民夫妇发生的“死谏”现象,展示了民生甚为惨痛的原生态标本:
“9月4日《新京报》报道,安徽临泉县杨小街乡新集行政村村民白某夫妇,因承包地被侵占,两人近日相约上吊自杀,欲以死换取有关部门的重视。幸亏被及时发现,避免了一起惨剧”(引自9月5日《南方都市报》))。
而《南方都市报》在专门发表的《让人心痛的“以死换取有关部门的重视”》一文中透露:“‘因反映土地被侵占之事,白某夫妇遭人报复殴打后,到临泉县有关单位讨说法,被调查人员说了几句’。仅有的诉求通道堵住了,才不得不‘以死相逼’”。
乍闻此讯,我既震惊又为之悲愤,在仰天嗟叹之余,窃以为:
解决民生之本,还非得使百姓有着自己掌握的权力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可,然而反思以往的相关工作,仍存有必须矫正的燃眉之急,否则势将后患无穷,更辜负了被称为“主人翁”的广大人民群众!
“支配群众型”的传统执政理念明显过于陈旧老化,“折腾”老百姓的官僚体制又依然根深蒂固,很多困难人口的有限利益仍然被巧取豪夺并发官商勾结的“隐性掠夺”,而社会的公权力也在不时起着令人震撼的损民作用,如政府在昔日的税收就有一大笔来自卖地的不菲费用,但被征地的农民和拆迁户却被搞得更加穷困了。
经济改革的不彻底,沦绝对数为可观的城乡人口陷于弱势者队伍,究其原因是与国民经济分配与再分配的失误政策长期运行相关而纠偏效果又很难到位所致,至于现行的“扶贫”举措无异于杯水车薪又带有“施予”色彩,无法根本改变困难群众的困窘局面。
差遣群众不遗余力地干活却仅仅给予他们低下的生存条件,曾是“票证经济”和人民公社化体制积敛财富的秘密所在和真实写照,而今随着斗转星移呈现了按资本、知识、技术和劳动分配的社会经济新格局,可政治体制却依然故我,形成了令人愁肠百结的“群众权利贫困”现象,即老百姓因匮乏民主权力,就无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安徽临泉县一对农民夫妇就是在生存资料――签订了承包协议的土地被强占以后,“因反映土地被侵占之事”又“遭人报复殴打”,再到县有关单位讨说法未果,才在“仅有的诉求通道堵住”而求天不得、求地无门的绝景中,无可奈何地选择了“以死相逼”的抗争之法。
此“死谏”之举,强烈提示着我们,如不加重人民群众在民主政治发展中之自我掌控、行使的权力砝码,切实做到“由民作主”,还搞那些解决不了他们“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少利”的旁门左道,并非良治,切不可“出了问题才问究一下”了,必须通过民主主渠道力克民生困局,如此才会根绝民不聊生的悲情画卷,真正达到社会成员“各得其所、各有所享”的现代治理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