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02

[  斯文汉 ]
  


人，就是构成人类群体的个体分子。如不承认人类个体分子的存在及其价值，如同否认是树木形成了森林，或称森林里无一树一木似的荒谬，而就“人权”在政治学、社会学层面，还宣称什么“集体人权”，那无非是心里有鬼，恰如民间所讥刺的是“吃错了药――胡说乱讲”。

人类是产生于地球的一种同类高级生命群体，近缘于灵长类有脊椎动物，但又非同于那些与自身有进化论历史的动物，关键就在“人性”。

只要是人，性别就分男女而不叫雌雄，说公母是用在家畜家禽，或戏言男女罢了。不仅如此，人与他或她的同类，很早就有“人”专属的生理特征了，以此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独特生命存在根据。

人类学又揭示人及其人类，自脱离蒙昧时代的重要标志，其两性关系是肇始于对偶婚、告别父母子女和以后扩及兄弟姐妹之间的交媾关系遂形成“乱伦”禁忌，有不少学派还据此确定是人类族群的文明发端。

固然，人除非生下来为连体的、在其同类之中皆是独立的生命个体，有着独立的心理思维系统，更有自己的社会属性或称人格，但是，他或她自本身生命有孕及其以降，即从生到死的过程，始终是遵循生命的生理逻辑运行，不能够秉血肉之身而过鬼神生活，并由社会各种医学的延续与存世而得以佐证。因而，既使为现代人也脱不了人的生物属性。

只是通常的男女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于一体，实为世上不可或缺的人间要素，以至先进的社会已经专门赋予了“人权”的待遇。

“人权”是尊重人性的思想，亦是此种先进文化甚得人类不少分子热爱与发育、拓展的人心、社会基础。

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不少逆人性、反人权的意识形态及其社会表现遭遇了和还将走向沦丧，盖因它们的不人道而必受遗弃的本原，准确地说就是被多数人或社会群体抛弃了以及还会接受类似结局。

“人道”是社会为人服务的意识、观念，当然人道主义就是充溢了人性的保护意识与人权的至尊观念的文明形态。如果发生了缺乏对人性的尊重或有失人权的基本因素的行为，那么人们可能批评其现象就斥之曰：“不人道”！

当今世界，人类已逾60亿之众，形成了宠大的社会群落，分为国家或地区而各行以治，其彼此联系、交往又可以借助现代化工具、手段的便捷，就整体所处空间而言，渐有“地球村”说法。如此国际社会，如此世界人类，所谓文明层次就诚如中国人瑞学者周有光教授提出的是应时之“全球化时代”的文明阶段。

在21世纪初期，回眸几千年以来的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不难发现“民主制度”的来龙去脉，亦容易判断“民主政治”并非是人类社会形成就有的伴生物，然而较为公认的是人类的社会制度存有“民主制度”与“非民主制度”的区别，相应有着“民主政治”与“非民主政治”的治理之道。

还可以明确的是，“非民主制度”可以划为“专制制度”一类，而说在“专制制度”社会里的治理活动，多搞独裁统治，推行专政的政治并由特定的统治集团采用压迫、暴力手段建立、巩固其政权，形成社会成员的人格不平等、利益分配迥异，是一点也不冤枉此类“非民主制度”的。至于人权学说的发明权，学术上不会馈赠于“非民主政治”的，当然人权事业应推“民主制度”的社会为发达。

的确，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什么样的社会政治，而人权状况正好可以衡量“民主制度”与“非民主制度”的优劣，所以我们不妨适当审视可以考查的人类史，探询民主的原始踪迹，满足我们关于“民主制度”何以降临人类社会一隅而趋于在世界上滥觞的态势之好奇心。

“民主”是出自人性依归的一种文化元素和议事措施。

仅以古希腊诞生的“共和”政治及其体制为例，它是东西方讲授世界史均回避不了的古代“民主制度〔的表现形式。

解读“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何以在“人类社会首创”，应全面看待它产生前后的世界政治史，联系非洲等地区尚存、古代印第安部族社会和古中国周朝的“诸候会盟”、成吉思汗联络各部落结成蒙古之类议事形式，不可以简单地归为“专制政治”的使然，或者称为“协商制”较妥当，并且与它有雷同之处，就是治事并非直接仰仗“神权”、“君权”而号以君王之令辄行即可。此类举措如说是“民主”议事，倒不如说是“共利协商”议事。

怎么看待“共利协商”议事？

此种议事就与人性攸关：人性的社会认可欲求即利益，一旦得到社会地位相当或厉害关系联系的若干人物所推崇，由社会化而臻于政治，既使在极端专制政权的统治下，也会有容纳力的，所以“共和”的基石是当时的民主文化奠定的，也是所谓奴隶主贵族利益趋向的政治发展；

显然由掌握生产资料并主导生产成果分配的贵族群体在生产力水平相当、同一文化影响下政治“均权”的必然；

又分析它走向凯撒独裁直至“古希腊民主制度”衰朽，是利益均势由“共和”执政掌握公共资源以后在非民主制度匹配的途径运行，也就是权力私化而不得遏制，最终以社会强势力包括暴力所摧毁，但并非改变了贵族的利益需求，他们的物质、精神和人的欲求依然可以自由地在“独裁”执政时期的社会里实现，而贵族成员的变化则是另一个社会学项目课题，甚至贵族的来源及其与政权关系的变化，可以通过非血亲为政治基础的“世袭制”而变动，从而对贵族集团内外皆有社会影响力，在人类社会史上有局部不失进步的意义。

不仅古希腊存有“民主”议事，古代中国最以“朝会”制度为长久与规制严密，但后者是“朕即天下”的独裁政治的行政形式，为那种专制制度的治术而已，自然也不可与前者同列“民主制度”的范畴。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国专制社会并不泯灭皇室及贵族集团的人性的，反而不乏过度达到如皇帝家族“父子兄弟相残”以及禁锢社会底层人性的各种超级压迫式统治的极端程度例子。

“民主思想”符合“人权”较为均衡或差异不殊的社会群落，其制度化亦发育而蓄积了社会推行的价值。

我据多年的对世界史的了解，不看好数千年的祖国传统文化存有“民主”的思想，而以宋教仁、孙文、黄兴等人在海内外奔走政治活动为突出的历史特征，封闭的社会才被引进了近现代欧美日的民主思想并为知识分子们所青睐，由此不妨认为“民主思想”是19、20世纪西化在中国的成功。

欧洲肯定是当今人类“民主思想”的故乡，而本人又以为“西方七国俱乐部”是当代世界“民主思想”发展与运用最为显著的社会空间。

社会发达是发达国家的专长、同好，根由就是人权事业发达，人权得到了法治的保障和促进，人的自由度空前和以群体表现为普遍化，可见“民主思想”造就社会的民主运动，催生国家形态的民主制度化，社会使自由与法治并存并相得益彰，人的不断解放及其全面化发展，有效捍卫了“民主政治”的运行与完善。

我认可如此观点，民主有了思想并制度化，产生民主的政权而导致民主国家的诞生，其过程蕴含的秘密惟有一个，那就是民主的政治是为人服务的！

由上述之故，人类社会涌现“民主政治”，实在是人及人类自身运动、演化的逻辑结果，因为它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制度、政权、精神诸种的社会条件。在“民主政治”的旗帜下，人权有了自己事业的总根据：人的自由迈进了国际化阶段，又有当代宇航业承载现实的人类自由理想。



        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不断启迪人们，一个健康、有序运行的社会才是良好的健康社会，而健康社会是肯定离不了公权力必须建立在民选、民享、民信、民守的前提条件，其自由、人权与法治一定为全社会广大成员的共同价值基础，并且国家的、政府的能量与其他强势的力量一律不得侵犯民权、民利，它们均不僭越职责而各行其是，若干为民所用的非政府组织就依存于民间又自有调节机能，民主因素融于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之中，等等。我们可以领略举世不少民主、法治的国家或地区，它们良好社会的健康常态之所以经常被乐以称道，盖因其社会已然是公民的社会了。

公民社会凸显了公民的主体地位，凡与广大民众的利益、意志相悖的大大小小事情，皆难以普世和社会化，诸如违反民主、忤逆人权之类行径，要么就胎死腹中而不能殆害社会以致酿成大祸，要么就算一时得逞也必定被公权机关所有效处治而不易日渐成患并发“改朝换代”动乱，如此社会就妙在根本不容易因小恶积成大恶而臻于人间付出“天翻地覆”的浩大代价，或累累危及尘世的和平安宁而人神共愤。

进而观之，我们不难发现：公民的权利乃公民社会之根本，也即社会健康的客观所在，亦为国家一切公权力的始源。

  然而，令人寒颜的是，我们的社会状况与公民社会的距离尚远，而诸种社会问题俱在，又时时难以肇祸伊始就使用民主的、法治的手段去迎刃化解，所以不少隐性的、个别的、偶然的因素就酿成了社会突发事件的导火索，其根缘又几乎殊途同归地指向了公信力之严重崩塌的实质，怎么不让但凡有责任心的人士怀忧问事以图得到善治呢？

  试剖析最近这三起事件的诱因，无不是操控公权力的一方畸强超大，且又长期处在对付弱小的老百姓一方的传统位置上，往往或明或暗地欺民、扰民、愚民、损民，还存在着事发前“见惯不怪”的侥幸心理，当事的一些公权人物已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弃如敝屐，哪里持有“老百姓是衣食父母”、“民贵官轻”和“群众利益无小事”的一星半点觉悟？是故，他们时而滥用公权、蝇营狗苟，时而惟权是举、拜物不己，在为非作歹后被暴露的各种行政、司法的个事个案中，还会有什么“执法公正”、“为人民服务”的动机与效果相统一论者的影子呢？因而，人民群众的怨气、恨意渐以生发又不得自行纾解。

  既然社会突发事件的病灶是老百姓不能有效遏制公权力的恣意作为，那么我们何不就对症下药而施予根治之术呢？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一再说明，公权力必须在阳光、民意、监督之下运作，法制才能产生效果，道德才能发挥作用，而如何驯服好“公权撒野”的现象，就必然是抑制并消除“乱民群聚”、“暴民袭政”行为的正道。

因此，在当前以及今后的不长时期以内，我们应当抓紧作为的，至少有此项事业：即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创制“国家的公权经由民选、社会普遍以人权为尊”的新机制，形成人民群众皆人人得到充分享受自己的公民各项权益的良好社会态势。

我们痛定思痛之余，不可以再瞻前顾后了，谋划那些长治久安策略的关键就在于行动，也就需要毫不犹豫地摒弃掉那些非民主、非法治的陈芝麻烂谷子治理歪经了，抱着对十三亿同胞负责的必要态度，认真地施治我们这个被专制、独裁肄虐达两千余年而又多灾多难的祖国吧，则当务之急就应该从落实我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入手，励精图治地医治好这个老百姓权利普遍贫困的老毛病，如是社会就不难呈现“河清海晏”的正常形势，而“政通人和”就自然不再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宿愿，也不会局限在溜须拍马者们的口头笔下了，如此之国家当然就会发育成为强国，那么，如此之社会又岂非良好的健康社会耶？